第三十二章　欧洲的仲裁者

1907年，欧洲列强分裂为两个阵营，这一最终形式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自由和组织都得到了发展，而且是在同等程度上有所发展。就自由而言，农奴制已经消失；议会制度被引入到以前不存在的地方，也比之前的模式变得更民主；工会已经合法化，在与雇主打交道时，给了工薪阶层一些平等谈判的途径；移民在任何地方都是政府允许的，并开始对南欧和东欧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在俄国帝国外，各地都形成了宗教宽容；刑法也不再那么残酷；新闻审查制度或被废除或变得缓和，政治上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接近言论自由。

组织的变化同样显著。铁路的发明使大型经济组织成为必要，而有限责任法使得大型经济组织成为可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资本的聚集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经济力量集中在少数巨头手中。1815年，政府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少，于是在许多新的方向上变得活跃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西方国家中有文化的民主的存在使国家合作的新强度成为可能，这种情形以前只存在于小型城邦国家。铁路、电报、电话使处于中心的人能够迅速向远方的人发出指令，从而增强了政府的有效权力。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印第安人曾狩猎的地方，非洲酋长曾带领他们的勇士去战斗的地方，现代城市和现代机制如今将人们带进证券交易所的轨道。

尽管世界自1814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有一个方面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如果说有的话，也是一种倒退性的变化。大国的对外关系，如同维也纳会议时期一样，仍然掌控在个别人的手中，其权力可能受到理论上的限制，但在实践中几乎是专制的。尽管在三个东方帝国中建立了议会，但他们的对外关系仍然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就像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时代一样。在英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传统使得对外关系脱离了议会的有效控制；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外交部都掌握在1830年就进入这个部门的辉格党家族成员手中。在法国，外交部长的绝对地位不如欧洲其他国家的；但常任官员和某些商业利益集团的联盟导致的结果，与独裁统治在其他地方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

虽然各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完全没有实现现代化，但它们的相互伤害的力量却大大增加了。科学和工业化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手段，并有可能将这些运用于战争中，同时武器生产也可以装备更多的人员，远远超过当年打败拿破仑的战役中的情形。更快的机动性和命令的传达使得入侵敌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因此，各国比以往更加相互畏惧。这种恐惧滋生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在边境地带制造了更多的恐惧，也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恐惧在灾难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互相强化，最终促进了准备战争的国家组织，特别是应对突发战争的组织，因为通过这样的组织能最快动员起来的大国可以确保军队在敌方领土上迎战。陆军、海军、外交各方必须紧密合作，等待着开战的最后信号，并始终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中。

在国际关系中，组织的缺乏与经济生活的某个方面，即新资本的投资缺乏组织性有关。我们已经看到，罗德斯和利奥波德国王从非洲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世界许多地方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在寻求类似的利润。有时，这些利润是通过征服得到的，有时是靠外交手段获得的。在领先的工业国家中，钢铁工业与军备工业密切相关，它们始终竭力向落后的国家出售武器。当沙皇的舰船被日本人击沉时，德国皇帝多次劝他向德国公司订购新船，但沙皇更信任其盟友法国。巴兹尔·查哈罗夫爵士想通过潜艇发财，但他一开始与所有大国打交道时，就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不过，最后他的希腊同胞买了1艘，这导致土耳其人订了2艘，另一个大国3艘，又一个要了4艘……以致卢西塔尼亚号(1)被击沉——这一事态的进展自始至终完全符合造船者的心意。通过这种方式，新资本的投向与外交博弈密不可分，而其利润往往取决于战争的危险。

在任何地方，外交事务都是一个谜，在世俗之人的面前暴露出来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历史学家而言，幸运的是，发生在这三个东方帝国的革命已使得这些国家的文件很早就公开了，如果这些国家仍由旧政府控制，就不会在那么早的时候允许这样公开。我们现在可以像100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在一战前的最后几年，这些超人会调动他们国家的巨大军力。

1814年时，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有沙皇、奥地利皇帝和后来成为德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但在这三个东方大国之间，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现在排在首位，奥地利最末；俄国虽然仍然非常突出，但已经输给了德国，失去了属于亚历山大一世的霸主地位。英国凭借其海军和帝国依然强大，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德国的威胁。英国的对外权力从1905年底开始绝对地掌控在爱德华·格雷爵士手中，几乎与德国的外交完全握在皇帝的手中一样。法国的政策变化不定，不过在最后占上风的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德尔卡斯和庞加莱。所有这些人不仅仅是非个人力量的体现，而且通过他们的个人特质影响事件进程。

1871年至1914年的整个时期，在欧洲的外交版图中，有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些则有所变化。最重要的不变因素是法国对德国的敌意。俾斯麦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接受了它，并且一方面与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鼓励英国、法国、意大利加入帝国主义的冒险，使他们相互间陷入冲突，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俾斯麦倒台后，法国逐步改善了外交处境，先是建立法俄联盟，然后与英国签订协约，最后通过巴尔干战争削弱德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此外，大家都知道，一旦战事爆发，美国的金融和工业资源将更倾向于法国和英国，而不是德国；特别是摩根公司几乎被视为协约国的合作伙伴。随着法国地位的提高，法国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心中重燃收复失去的省份——尤其是洛林的铁矿石——的希望。其他列强的愿望可能已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实现了，但阿尔萨斯-洛林的收复只有在欧洲通过一次全面的战争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一旦1904年的协约能确保英国的支持，法国的利益和政策要比其他任何大国的都更倾向于最高级别的冲突。

根据对事件的影响来判断，欧洲最重要的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他的年轻时代在祖父威廉一世和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阴影之下度过。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王储腓特烈的妻子。腓特烈等即位等到57岁，登上王位时已是一个垂死之人，在他统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无力在政府中起任何作用。威廉二世出生时左臂萎缩，因此从未得到母亲的爱，她告诉一位奥地利人（当然，这位奥地利人复述了她的话）说，比起自己那“粗俗蠢笨的儿子”，她是多么羡慕奥地利王储。她是一个野心勃勃、专横的女人，渴望继承王位，痛恨俾斯麦和德国，从不费心掩饰她觉得自己是英国人的那种感觉。老皇帝一直活着——直到90岁时才离世——她的希望渐渐破灭。她预见到自己的统治（她的丈夫对她唯命是从）将是短暂的，这使她更增添了对这位以前不喜欢的儿子的嫉恨，在丈夫临终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她还无可救药地跟儿子吵了一架。威廉对母亲的憎恨是其对英国的仇恨的根源。

然而，英国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个仇恨的对象，同样也是他钦佩的对象。在那个时代，一个国际性的王室要比红色或黑色的国际势力更有影响力。在北欧，只有一个王室，其不同的成员统治着不同的国家，而维多利亚女王是公认的首领。不仅德国皇帝是她的外孙，而且沙皇已经娶了她的孙女——尼古拉订婚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我叫她祖母。”自从凡尔赛宫被共和党人把持之后，再没有哪个皇家宫殿像温莎城堡那样宏伟。在“外祖母”生前，每当威廉二世被邀请留在那里时，他都会感到一种势利的满足感，并在回来后吹嘘它的华丽。他忍不住要讨好英国人，尽管他的努力是如此笨拙，以至大臣们不得不不断警告他不要过度表露情感。他对英国的仰慕之情与维多利亚女王有着密切关系，正如他的仇恨与自己母亲息息相关一样。

1904年，在基尔，当着爱德华国王的面，德皇为自己的海军政策进行了辩护，这从心理角度看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也许并不明智：“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被允许访问普利茅斯和朴茨茅斯，与和善的阿姨和友好的海军将领手牵手，那些停泊在这两个一流港口的骄傲的英国舰船真叫我羡慕。于是，我的内心燃起了有一天建造这些舰船的愿望，当我长大，拥有一支像英国人一样优秀的海军。”他的总理比洛试图阻止这篇讲话的发表，说如果舰队被“如此动情地描述，仅仅因为你的个人倾向和年少时的记忆”，国会可能会拒绝付钱。但是德皇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坚持要向“伯蒂叔叔”展示他的整个海军，尽管有人警告他，英王的印象越深，政治后果就越糟。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自己能像“外祖母”一样伟大。

德皇萎缩的手臂对他个性的影响，和他母亲和外祖母对他的影响一样严重。他内心躁动的虚荣心使他有必要炫耀自己，而作为霍亨索伦王室的首领使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名战士。但是，他在经历了巨大的困难、通过英勇的努力之后，才学会了骑马，而他的马总是保持安静。在某些关键场合，例如当他在丹吉尔登陆（这次登陆取悦了比洛，惹恼了法国和英国）时，如果他的坐骑过于狂躁，他就会焦躁不已。在访问丹吉尔很久之后，他写信给比洛抱怨道：“我在那里登陆是因为你要我为了祖国的利益，在那里骑上了一匹奇怪的马，尽管我残废的左臂成为我骑乘的障碍，这匹马也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可是你这场游戏中的赌注！”比洛评论说：“在皇帝的许多可爱的品质中，没有人比他忍受并克服左臂瘫痪的那种真正坚忍的态度更有魅力了。在没有任何掩饰生理缺陷的情况下，凭着钢铁般的决心成了一名勇敢的骑手、卓越的射手和娴熟的网球选手。”这是非常公正的，但这种努力使他的虚荣心以不幸的方式发展。

德皇表现出明显的好斗，随时准备挑战应战，他虚张声势的自夸，掩饰着他紧张的神经，因为他害怕自己被认为不够有男子气概。如果他生来只是一个拥有私人车站的富人，也许会愉快地成为艺术的赞助人：他会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画作或曲调得到赞美的画家和音乐家团团围住。他对掌声的渴望本来会得到满足，代价就是对那些业余艺术作品表现出一点不真诚的赞赏，而不是迫使自己选择一种导致欧洲毁灭的行动方针。他的天性只向他自己主动选择的朋友展示，其中菲利普·尤伦堡伯爵是其中最亲密的。尤伦堡是个柔弱、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的人，像大多数皇帝的宫内密友一样，是个同性恋。即使在军事界，那种反对旧普鲁士男子气概的倾向也已经开始了。军事内阁的首脑许森-哈塞勒伯爵曾在多个场合将自己打扮成一名芭蕾舞者，最后一次他是在德皇面前跳舞，舞毕倒地死去——成了皇帝陛下的一大丑闻。

与俾斯麦一样，威廉二世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主宰者，而是更像一个演员，担心不能出演最好的角色。他和老首相的相处并未因此变得容易，后者26年来一直是普鲁士的绝对主宰。对这位老人有利的是腓特烈皇后恨威廉，所以在新统治开始的头两年一直在任。但在1890年，不可避免的裂痕出现了，他被解职。

碰巧在这个非常时刻，一件对德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必须做决定，即与俄罗斯续签《再保险条约》。1879年终结的德奥同盟使得法俄有结盟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俾斯麦在1887年与俄国签订了3年的秘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两国同意不加入任何第三方对对方的攻击。奥地利和俄国一直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但俾斯麦决定与这两个国家都交好。除了1866年的少数几个星期之外，这三个东方大国自1813年以来一直是朋友，它们的友谊既维护了欧洲的和平，也阻止了法国寻找盟友。通过《再保险条约》（不过，这得瞒着奥地利），德国尽可能地维持着三位皇帝之间的和睦。

这一直是俾斯麦的政策，但他现在失宠；因此，这项政策肯定是不好的。在权力空白的混乱中，只有一个人理解德国外交的错综复杂，他就是外交部的常任大臣荷尔斯泰因男爵。他建议不续签该条约，因为除了俾斯麦之外，俄国政府对与任何人续约都表现出犹豫不决，但男爵又不希望俾斯麦重掌权力。于是该条约被批准失效，俄国转向了法国，双方1891年订立了协约，1894年缔结同盟。

荷尔斯泰因在这件事上第一次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可以说是个非常独特的人。当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个挤满绵羊的牲口棚起火，而父亲在试图救那些羊时被羊踩死了。这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这一生，一看到羊就紧张地倒地不起。然而，当他奉俾斯麦之命担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时，行为并没有那么古怪。他掌握了对自己的上级阿尼姆伯爵不利的证据，而俾斯麦早已决定毁掉阿尼姆，荷尔斯泰因也被迫作为证人出庭。阿尼姆在柏林社交界广受欢迎，荷尔斯泰因因为在此事中打着友谊的幌子扮演了间谍的角色而受到排斥。从那一刻起，他过起了隐居生活。即使德国皇帝几次三番邀请，也才见到他一次，荷尔斯泰因一般会以没有宫廷礼服为由拒绝面见。

德皇在下台后说，将俾斯麦解职就像移走了一块花岗岩，暴露了下面的害虫。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荷尔斯泰因，尽管在荷尔斯泰因掌权时，他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这个“好人”以运用不为人知的力量制造社会不幸来取悦自己。他与尤伦堡交上了朋友，同时收集证据，以便能随时随机地把“朋友”送进监狱。据说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名声不太好的啤酒屋躲雨，这家酒馆是同性恋聚会的地方。他看到（自己没有被发现）两个男人，穿着水手的衣服，明显是经过伪装的，相互称对方为“克劳斯”和“霍夫曼”。他认出“克劳斯”就是尤伦堡。几年后，在第一次与比洛见面时，他听出了对方声音，比洛就是那个“霍夫曼”。无疑，他知道的这件事（据说这件事只是个开始），使他能在日后控制这两位显赫的人物，因此也使他能影响他们的行事方向。不管他们身居何等高位，都不得不采纳他建议的政策，任命他想任命的人。从1890年俾斯麦倒台到1906年，德国的外交政策就是荷尔斯泰因的决定。他建议拒绝张伯伦关于结盟的提议；他引发了针对摩洛哥的政策，并让比洛迫使并不情愿的德皇接受。他并不看好克鲁格的电报线计划，这本是德皇自己的事，但在讨论时，他刻意地不加阻碍，因为他预见到这一责任将落在外交大臣马歇尔的头上，而他希望除去马歇尔以便给比洛腾出空间。几乎每个人都怕他，因为他知道一些不光彩的秘密，并善于阴谋诡计。他的倒台可以归结为一件完全不可预见的意外。1906年，比洛在国会大厦晕倒，他的所有文件临时由其下属契尔斯基负责。其中有一封荷尔斯泰因的辞职信，这是有意写的，就像先前写的10封辞呈一样，仅仅是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但契尔斯基与其他人不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立即将辞职信呈给德皇并得到了签名同意。荷尔斯泰因认为尤伦堡应该对此负责，于是把消息透露给德皇的亲信又传到激进派记者哈登的耳中，后者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此举不仅毁了他自己，也毁了一些知名人士。1909年，荷尔斯泰因又老又穷，几近失明，在柏林一个破落城区的小公寓去世，而柏林是他在手握大权的日子里一直生活的地方。《每日邮报》的讣告说他是“老派普鲁士官员的典型”。荷尔斯泰因有学问，工作时不知疲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爱国的。但他多疑的天性使他在所有重要时机给出了错误的建议，他扭曲的仇恨对战争气氛更是推波助澜。

德皇与尤伦堡以及其他朋友的相处显示出他个性的一面，而他在给俄国皇帝“最亲爱的尼基”的信中又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尼古拉二世于1894年登上王位，比他的表亲威廉年轻，也没那么聪明和强悍。因此，威廉似乎应该可以对他形成个人的支配性影响，从而使俄国的政策对德国有利。即使在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已经清晰地廓出相互敌对的集团时，德皇还是没有放弃这个希望。他也从没意识到，他对他亲爱的表亲所说的反对法国或英国的话，可能会传到英法两国。当俄法联盟刚刚议定，他告诉“尼基”“让那些该死的流氓（指法国人）遵守秩序，叫他们安静地坐好”。他为一个独裁者在对待共和党人时表现出尊敬而感到痛苦。大公们与共和国元首们的亲近，“使共和党人\[原文如此\](2)相信他们是非常诚实优秀的人，王公和他们交往就像与家人相伴”。另外，“别忘了饶勒斯(3)——不是他个人的错——坐在了法国国王和王后的宝座上。……尼基相信我的话，相信上帝的诅咒将永远折磨这些罪人！”

这些论点未能擦亮沙皇的眼睛，让他认清法国的邪恶。而当威廉写信提到“黄祸”，并鼓动沙皇出兵以十字架讨伐佛陀时，取得了更多的成功，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威廉为日俄战争的爆发而感到高兴，并充分保证给予俄国道义上的支持——只要俄国肯同意德国需要的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当沙皇拒绝在不了解法国态度的情况下达成任何政治协议时，威廉写信给比洛说：“我们现在必须培植日本，并给巴黎当头一棒。”

一提及英国人，德国皇帝就表现出对他们的仇恨，说英国“是个爱管闲事的国家”。尽管如此，当张伯伦建议结盟时，他立即写信给“最亲爱的尼基”，夸大这一提议，表面上是在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在暗示他无法拒绝，除非沙皇出于友谊而开出更好的条件。到1906年，他一直希望沙皇能诱使法国加入反对英国的欧洲大陆集团，并认为他和尼古拉两个人就能控制世界。1902年9月，他写道：“作为欧洲大陆两大联盟的两个主要国家的统治者，我们能够在任何涉及国家利益的一般问题上交换意见，一旦我们确定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可以让我们的盟国采取同样的观点。所以，如果这两大联盟——即五大国——决定维持《巴黎和约》，世界必定会处于和平之中，并将能享受到和约之福。”也就是说，他希望恢复神圣同盟的政策，在1815年到1830年期间，欧洲通过这种政策建立了一个反动性质的国际政府。这是一个在过去可以维护和平的政策，但在1902年已是不可能。拿破仑倒台后的法国走向反动，但并没有被分割。1871年以后，法国是自由主义者的天下，对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心存不甘。俄国和奥地利因为在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的利益分歧而疏远，这种情况又由于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增长而加剧。德国海军使英国充满敌意，并急于煽动法国对德国的怨恨。因此，由于这个时代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德国皇帝的策略——不幸的是，也许——变得不可能了。

在德皇看来，赢得尼古拉的最大希望在于他对自由主义和革命的恐惧。梅特涅曾成功地利用这一点使亚历山大一世转而反对希腊人；尼古拉一世在1830年之后便讨厌法国人，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他们作战。尼古拉二世的祖父被革命派暗杀，而革命派的有害学说被认为可能来自法国。从独裁者的立场来看，英国稍好一点。1905年，这些论点有段时间占了上风。沙皇在远东失利，在国内又要面对革命。他为英国人对多格滩事件的怨恨感到愤怒，在那次事件中，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向英国渔船开火，以为对方是日本的鱼雷艇。沙皇打电报给德皇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英国行为的愤慨。”威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与沙皇在波罗的海比约科的游艇上会面，在没有大臣在场的情况下让尼古拉签订一份条约。他对沙皇说，签署的这天“就是欧洲政治的基石，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给比洛发去了同样的胜利赞歌：“1905年7月的这个早晨，在比约科，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我亲爱的祖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宽慰，它最终将从法俄的联合扼杀中解脱出来。”

唉，比洛声称这份条约毫无价值，因为德皇在他的草案中加了两个词。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拒绝承认这份条约，理由是这不符合俄国对法国的义务。比洛威胁要辞职，但威廉给他发了一份长长的表示反对的电报，结尾处写着：“在我收到你辞呈的第二天，皇帝将不复存在！想想我可怜的妻子和孩子吧！”这种想法（或其他一些想法）使总理同意留任，但条约废弃。

尽管如此，威廉还是继续写信给尼基，好像他们的个人决定已经使它成了一份有效的文件。他坚持认为，新订立的英法协约有自由主义意图：“法国和英国的自由派媒体相当公开地联合起来谴责俄国的一切君主制行为和积极行动（他们称这些为‘萨杜姆’），而且还公开支持革命派，支持后者为扩大、维护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反对‘萨杜姆’‘帝国主义’及‘某些’落后国家而进行的革命。那是指向你和我的。而英国一直反复教导法国的口号是‘共同维护全世界自由主义的利益，并在其他国家进行传播’。这意味着要在欧洲各地，特别要在那些好在还未被可恶的议会完全控制的国家，培养和援助革命。”

在同一封信中，他忘记了法国的邪恶，敦促大家联合起来反对英国：“有美国在侧的‘大陆联盟’是阻止整个世界成为英国人个人财产的唯一有效方式。英国人无休止地利用谎言和诡计，混淆其余文明国家的视听，然后心满意足地盘剥全世界，满足其个人利益。我们现在在摩洛哥\[原文如此\]问题上也看到了这一险恶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同样竭尽全力让法国拼命与我们作对。”

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沙皇平息了它与英国的分歧，并且逐渐对威廉变得不那么友好。从君主阶级的利益来看，威廉似乎要比尼基更有理，也许用更机智的方法，他会更有说服力。

德国海军从1902年起就决定了英国的政策走向，这支军队是德国皇帝的个人创造。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如何宣称他对战舰的渴望是受到他小时候在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时那些友善的阿姨们展示给他的景象的启发。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动机。他嫉妒英国在遥远的地方的势力：当科威特有麻烦时，英国的船舰就在现场；萨摩亚发生争议时，国王的海军也插了一手；由于英国舰队司令的存在，克里特岛的炮火没有他所希望的那样猛烈。当他在地中海游弋时，情不自禁地佩服直布罗陀，或者说禁不住要让尼基知道他的热情：“直布罗陀简直势不可挡！这是我见过的最宏伟的事业。言语完全不足以让人对它有丝毫的了解，它的壮观浑然天成，蕴藏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储存在巨大的岩石之中以及周围。”他觉得，如果有足够的海军，他也可能拥有这样“巨大的岩石”。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沙皇，同样表达了对英国的羡慕：“平息英国的傲慢和专横的一次出色的远征，无异于在波斯-阿富汗边境上进行军事示威”，因为“我觉察到，也被告知，这是他们唯一害怕的事，他们害怕你从突厥斯坦进入印度、从波斯进入阿富汗，这是3周前直布罗陀和英国舰队的枪炮保持沉默的唯一的、真正的原因！”\[在多格滩事件之后。\]这一劝诱，亦即沙皇的黑海舰队应该突然强行驶入海峡，加入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去远东的建议，必须视为出自对英国的羡慕与嫉妒。但这种以友谊为幌子的劝告，显示出对沙皇的背信弃义，而沙皇遭遇的来自日本与革命的麻烦，很难通过与英国交战而有所减少。

在建设海军的问题上，威廉皇帝被其他大臣反对，但得到了提尔皮茨的支持，这个人是个诚实的技术狂热者，对外交从来一窍不通。先是比洛，然后是贝特曼-霍尔韦格，都对英国的敌意所导致的德国孤立而感到担忧，并意识到如果德国卷入了一场大战，英国肯定会站在对立面进行干预。他们希望签订一份海军协议，这是英国政府一贯建议的。起初，德皇怒气冲冲地回答说，英国官方提出的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意味着战争；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提尔皮茨的支持，不是因为德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而是因为两人都认为坚定的语气会把英国人吓走。英国海军上将费舍尔与提尔皮茨非常相似，且极为钦佩提尔皮茨，(4)他建议对德国海军采取“哥本哈根式打击”，即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将其击沉，就像一个世纪前我们击沉丹麦舰队的情形一样。英国海军大臣亚瑟·李（后来的费勒姆的李勋爵）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听众，如果发生战争，在德国得知宣战之前德国海军的舰船就会被击沉。但是，这些温和的提议并没有使随后的谈判变得容易。

虽然在1912年，提尔皮茨和威廉二世原则上并不完全反对海军协议，但他们仍然很不情愿，于是强加了一些不可能的条件，特别是承诺在其他列强可能介入的任何战争中保持中立，而这有违英国对法国和比利时的义务。因此，敌对情绪和海军竞争仍在继续，尽管德国政治家看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战争，而且必定是危险的，甚而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战争。德国皇帝支持提尔皮茨与他其他所有的顾问作对，因而海军政策由他一人独揽。他的信条是，几年后在人们所谈论的危险区，德国海军将强大到英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当英国宣布了他们两国的政策时，根据这一策略，他们总是建设足够强大的海军以防德国达到近乎相等的力量，提尔皮茨向威廉保证，对税收的担心很快会让英国止步的。然而他们俩都不明白，海上霸权是英国的一项固定政策，任何财政上的负担都不会被视为过度。于是他们又说，让我们再多和平几年吧，那时我们就可以对抗英国海军了。也许正如所料，在提尔皮茨所谓的“几年”结束前，战争就爆发了。

威廉的海军政策是不现实的。因为战舰不能秘密建造，所以他不能指望赶上英国。他促使英国加入了法国和俄国那边，从而让德国的敌人无处不在，他重新燃起了法国复仇的希望，激起了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强烈渴求，又使巴尔干准备重新无视奥地利的存在。1904年至1914年间的所有外交动荡，都源自英国对德国海军的焦虑。最终，到了舰船该派上用场的时候，威廉把它们当作自己儿时的玩具，让它们安全地留在港口。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他都太爱他的海军了。

同为帝国，俄国甚至比德国更为专制。尼古拉二世即位于1894年，事实上他是被迫于1905年批准宪法的；而英法两国（此前德国皇帝在沙皇面前提及这两国的自由主义倾向时，曾斥之为讨厌鬼）在他想解散杜马时，总是借钱给他，以帮助这位盟友让杜马看起来不那么无能。尽管最近颁布的宪法禁止未经杜马批准的贷款，但是他们依旧这样做。1907年到1914年，俄国政府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唯有通过暗杀才得以缓和。

尼古拉登基后不久就结婚了，随后完全处于妻子的影响之下。他的政策——也就是她的想法——是由某些固定的目标引导的。他想在君士坦丁堡竖起圣索菲亚教堂的那种十字架；他想维护专制；他想阻止任何方式的宗教宽容。当斯托雷平（他并不完全是一个激进分子）建议清除一些犹太残疾人时，沙皇回答说：

到目前为止，我的良知从未使我迷失方向，也没使我误入歧途。因此，我将再次听从它的命令。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相信沙皇的心在上帝的手中。那就让它保持下去吧。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对我所拥有的和行使的权力负有大得可怕的责任，但我总是准备向上帝做出交代。我只是遗憾你和你的同事在我绝对不会赞成或许可的一件事上浪费了太多时间。

尼古拉对老派信徒同样坚定不移，但必须承认他们是绝望的守护者：他们不同意政府关于“Jesus”的拼法，至于礼拜仪式的某个节点，他们认为应该唱诵《哈利路亚》两次而不是三次。

当一个男孩向海军上将开枪，使他受了轻伤时，这位海军上将以刺客少不经事为由替其求情，并极力建议减免其死刑。但沙皇拒绝了，他说：

我不是残忍之人，也不是为了报复。我写信给你，是要告诉你我的信仰和我根深蒂固的信念。尽管我们感到悲伤和羞愧，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不得不遗憾而艰难地指出，只有通过处决一些被误导的人，我们才能防止血流成河。祝你身体健康，心灵得到彻底的平静；我感谢你为俄国和为我所做的一切。

1895年，当一个运动要求参加政府的地方自治组织（类似于县议会）时，这个运动在当时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沙皇不顾大臣们的劝说，发表了一次措辞激烈、蛮横专断的讲话：

据我所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地方自治组织的一些集会上，听到了一些声音，那些人沉迷于毫无意义的梦想之中，要求地方自治机构参加我们国家的政府。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我将全力以赴地维护绝对专制的原则，一如我那令人感叹的父亲那般坚定有力。

尼古拉一直在讲话中延续这样的语气，直至他被废黜的那一刻。

然而，在这类事情上体现出的并不是沙皇真正的个性。政治使他感到厌烦，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喜欢沿着花园的小径来来回回地骑自行车，并且酷爱多米诺骨牌。当他亲爱的妻子阿利克斯脚痛时，他会很不安；但当他失去一个帝国时，他几乎没有注意到。1917年2月23日，他在总司令部最后一次试图躲避革命时，他为他的孩子们得了麻疹忧心忡忡。他打电报给皇后：“真讨厌！我希望他们能摆脱麻疹。向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睡个好觉。尼基。”同一天，他又写道：“我非常怀念每晚半小时的耐心游戏。我将在闲暇时间再玩会儿多米诺骨牌。”退位后的第二天，他打电报说：“衷心感谢你发来电报。母亲已经到达两天了，如此舒适和美好；我们在她的列车上一起进餐。又一场暴风雪要来了，在思念和祈祷中，我与你同在。尼基。”无论发生什么，他从不忘注意天气。

尼古拉是个深情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他性格的其余方面极少具有这种品质，而是一种残酷无情、背信弃义和虚弱自负的混合。

沙皇所缺乏的坚毅完全由皇后补足。她是个与麦克白夫人极其相似的女人，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她几乎重复了那个精力充沛的女人的每句话。“我确实害怕你的天性；它充满了恻隐之心；”麦克白夫人说；“原谅我，亲爱的，”皇后说，“但你知道，你过于善良和温和。”她接着说：“我的爱人，做事一定要更加果断，更加自信。你完全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当有分歧存在时，你要拿出自己的意见，让它与其他的想法一较高下。”信中谈及的具体问题是，1915年加利西亚战役的计划应当由军事当局决定，还是由收到上天对这个计划的启示的神父拉斯普廷决定。皇后对其他人都很飞扬跋扈，在“我们的朋友”面前则很谦卑，她相信这个人拥有确保她儿子健康的神奇力量。第二个月，俄国军队在加利西亚遭遇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灾难，而在此期间，沙皇从司令部发出电报：“刚刚安全到达。天气真好。树林很绿，气味怡人。我正出发去教堂。谢谢你的电报，温柔地拥抱你。尼基。”

皇后的控制欲遇到了似乎无法以人力克服的障碍——德国军队，俄国所有阶层对革命或改革的渴望，以及王子的血友病；所以她转而越来越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并且越来越狂热地相信她已经在“圣人”那里找到了这种力量。1916年底，她写信给沙皇：“我所有的信任都托付于我们的朋友，而他想的都是你，我亲爱的，还有俄国。在上帝的指引下，我们将度过这段艰难岁月。这将是艰苦的战斗，但一位上帝的使者将会为你的航船掌舵，让它安全地驶过暗礁。”几天后，在对一些大臣作出人事变动的问题上，她将之交由拉斯普廷处理，并用一种温和而真挚的语气恳求道：“哦，亲爱的，你可以信任我。也许我不够聪明——但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它经常比我的大脑更有用……拿走这些文件和名字去处理吧，亲爱的，我的宝贝，看在你妻子的分上。”

与此同时，拉斯普廷恣意妄为、酗酒闹事，还中饱私囊，他不过是一连串骗子——虚假的神秘主义者和招魂巫师——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坏的一个，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帝国的政策。江湖骗子的势力是沙皇不现实的立场的自然结果；在现代世界中，这只有通过一种相信荒谬的习惯才能证明。这对夫妇拒绝了所有的改革，只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以逃避自我谴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里，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人。假定他们的政策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大臣制定的，这是不对的。他们都挑选了按他们的指令行事的人，尽管有时他们可以被说服去走一条如果让他们自己走就不会走的路。例如，德国1905年和1906年的摩洛哥政策是比洛制定的，从没有让德皇感到高兴过。但大体上讲，德国和俄国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允许它们的外交、陆军和海军由这两个人指挥。

另外两位君主，即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爱德华七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弗朗茨·约瑟夫在1848年即位，当时正是多事之秋，他年纪已经很大，有过很多悲催经历，无论是国家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他都视为自己的命运。国家方面：他被普鲁士击败，失去了意大利的省份，被迫给予匈牙利完全平等的地位，并且完全无法调查在其领土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斯拉夫人的不满情绪正在危险地增长。个人方面：他的兄弟，不幸的墨西哥马西米连诺皇帝被造反的臣子处决；他的妻子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他的儿子死于非命，可能是自杀；他的侄子是他的继承人，但其婚姻属于贵贱通婚，所以子女无法继位，这位侄子的被杀又成了开战的信号。这位老人活得够久，看到了自己军队的无能；但还不够久，没有经历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以及帝国解体的痛苦。在1914年之前的最后几年里，他将事务主要交由侄子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处理，后者使军队疲于奔命，剥夺了皇帝过去在庄严的演习中体会到的乐趣。在一天的行军结束时，人们累得甚至无法敬礼，使这位可怜的绅士感叹现代生活的匆忙。与此同时，他的侄子已有了给予斯拉夫人自治权的方案，并将双重君主政体转变为三重君主政体。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担心这项政策会让南部斯拉夫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和解，而这导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实施了对他的刺杀。

爱德华七世的重要性在欧洲大陆被夸大了，在英国却被过分低估了。据甘贝塔说，他痛恨他外甥威廉二世，喜欢法国人的“快活和认真”。当然，法国人回报了他的情感。他相当机智，这一点在欧洲所有的宫廷中都非常出名。尽管他始终严格遵守宪法，但毫无疑问，在开始和法国更友好之后，他在推进政府政策方面做了比以前更多的工作。他有三个反德的理由，分别与他的母亲、妻子和姐姐相关。维多利亚女王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有强烈的偏爱；她对帕默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以牺牲奥地利为代价来支持意大利统一这件事极为愤怒，而在1870年，她希望我们和普鲁士结盟，说这代表了“文明、自由、秩序和团结”对拥护“专制、腐败、不道德和侵略”的法国的反抗。(5)王子，出于王位继承人的天性，倾向于不赞同其父母的意见，并由此养成了倾向于法国的偏见。普鲁士-奥地利在他与丹麦公主结婚一年后，对丹麦发起进攻，这是他讨厌普鲁士的一大动机，又因普鲁士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加深了这种厌恶。从这时开始，他对俾斯麦产生了最糟糕的看法，他姐姐王储妃（后来的腓特烈皇后）也讨厌俾斯麦，她甚至在给自己母亲的一封信中称俾斯麦为“恶人”。爱德华对他的姐姐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她和儿子争执时，总是站在她一边。当维多利亚女王在被德皇惹恼时，她就把他当作托儿所里的淘气男孩；而当他抱怨索尔兹伯里勋爵时，女王却回答说：“我怀疑是否有哪位君主曾经用这样的字眼写信给另一位君主，他自己的外祖母，伟大的英国君主，来谈论她的首相。我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从没有亲自攻击或抱怨过俾斯麦，虽然我深知他是英国的死敌，知道他对英国造成的一切伤害。”

即使是皇帝也不会对他的“外祖母”的这种语气感到不满，但是“伯蒂舅舅”(6)，虽然他可能深有同感，不得不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不像他的外甥那样克制不住，而是有一种冷静的优越感，皇帝对此很恼火。“我知道，”爱德华七世写信给诺利斯勋爵时说，“德国皇帝恨我，从不放过一个机会这样说我（在我背后），而我一直对他和蔼可亲。”虽然他已然如此“和蔼可亲”，当战争爆发时，德国皇帝还是感叹：“死去的爱德华比活着的我强大！”这句话中的真理成分多过英国人倾向于相信的东西，后者一直对自己的议会制定的宪法沾沾自喜。

虽然国王喜欢协约国的政策，并通过外交手段使之获得成功，但决定采纳协约国政策的是政府。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有理由担心欧洲大陆联合起来反对它们，而加入两个联盟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形成三国同盟和双边联盟，便是最好的防止措施。英国在非洲与法国发生了摩擦，在亚洲与俄国发生了摩擦；因此，起初更可行的办法似乎是与德国交好。1898年和1900年，约瑟夫·张伯伦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但德国对此置之不理。荷尔斯泰因认为，拖延是有利的，因为英国会发现不可能与法国和俄国达成协议，然后就会被迫接受德国人开出的任何条件，以换取与德国的结盟。此外，威廉二世刚刚开始打造他的海军，如果他想拥有英国的友谊，就得维持小规模的建制。比洛的回答闪烁其词，他发现协约国的形成并不像荷尔斯泰因认为的那样不可能，但为时已晚。

与法国的协约（1904年）是兰斯-多恩勋爵的成果；与俄国（1907年）的协约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手笔，但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由英国外交部的常务官员决定的，因为英国没有发生革命，故而我们对这些常务官员的了解不如对荷尔斯泰因的多。他们的秘密实力，特别是在格雷时代，几乎是无限的。

格雷是个高尚的人，真诚的爱国者，一个在与他认为平等的人打交道时表现出色的可敬的绅士，还是个飞钓的狂热爱好者。基于这些理由，英国人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都托付给了他，虽然他不懂外语，又几乎没有离开过英国，也懒得去证实他的官员告诉他的事情。此外，他对体面交易的信仰并没有扩散到下议院，因为他持有的贵族观念认为普通人无法理解外国政治。他允许将军们准备一个与法国人的联合作战计划，当法国海军集中在地中海时，他让海军将领们负责北海的防御。他告诉下议院这么做不代表什么，并一再宣称，我们在战争中没有向法国承诺什么。最终，在1914年8月3日，他才道出真相。那一刻，全国上下激动不已，为他的深谋远虑鼓掌欢呼；但在他任职的8年间，这项政策不会事先得到批准，因为它造成了如此危险的义务。事实上，从1906年到1914年，比起德国或俄国，英国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什么更受欢迎的控制措施。英国的外交政策由爱德华·格雷爵士决定，而他所决定的正是那些常务官员们秘密建议的。并不是说他们的建议不受欢迎：他憎恨德国人的粗鲁态度，反之，温文尔雅的俄国人尽管无情地消灭了波兰、芬兰、波斯甚至俄国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却保持着如此完美的礼节，以至于格雷从未注意到俄国人正在利用他的支持做些什么。

不要以为整个欧洲都默许了少数独裁者的统治。在俄国，1905年发生了真正的革命，随后几年里，又出现了一场近乎革命的运动。在奥匈帝国，斯拉夫人的不满使分裂近在眼前。在德国，社会党1912年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他们是彻底反帝国主义的，不久之后可能会控制国会并支配政策的制定。不幸的是，在三个东方帝国中，宗教和财产的保护与对独裁统治的维护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其结果是资本家乃至那些将在战争中遭殃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支持那些冒险外交的拥戴者，而诚挚的基督徒必须支持军国主义，以防止对传播基督教义者的妨碍。

在法国和英国，由于民主的缘故，军国主义者的手段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尽管大部队几乎与东欧一样。法国最近刚刚从德雷福斯事件中脱身，在这个事件中，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是犹太人，便被人以伪造的文件判了叛国罪，送往魔鬼岛服刑。在最后一丁点证据被粉碎之前，除了那些炮制假文件的人，所有善良的天主教徒都认为他有罪。当时，举国沸腾：教会、军队和富人都声讨德雷福斯，为他辩护的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和无产者。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派的胜利似乎是和平带来的胜利，所以这应该是英-法协约国的胜利，但此时，法国与德国在摩洛哥有矿业利益上的冲突，德尔卡塞则在英国的鼓励刺激下做出各种野蛮行径。支持和平的党派壮大到足以令德尔卡塞倒台，并确保阿尔赫西拉斯会议(7)的召开；但爱国者借助于比洛的疏忽创造了传奇，德尔卡塞被根本不在乎法国荣誉的胆小鬼们作为献给德国皇帝的祭品。借此，当时机来临时，德尔卡塞和庞加莱普就能为法国制定穷兵黩武的政策，而全然不顾社会主义者、法国总工会以及南方大部分地区极端的和平主义。确实，社会主义者和反教权人士的和平主义是牧师和财阀们好战倾向的主要原因。

在英国，反动派控制外交政策的技巧比其他地方的更为微妙。他们让和平之友们以为自己胜利在握，与此同时悄悄地为自由党中的几个朋友提供一些关键的职位——外交、军队和金融。进步人士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上，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在战争之前就意识到外交政策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不过，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对付。

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强大且迅速发展的力量，支持在国际关系中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再过几年，这将使俄国和德国发生转变，也会对其他地方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旧体系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没变，除了四国同盟的消失。在新的力量能掌控局势之前，旧体系给欧洲带去了灾难。

“战争罪”的概念在战争期间非常盛行，并被郑重地载入《凡尔赛条约》，但它完全不具有科学性。每个国家都允许自己的对外事务由少数人来指挥，而每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可以用更大的智慧在战争即将到来时加以阻止。也许拖延可以为制度的改变留出时间，因而也就阻止了战争的发生；但考虑到这个体系，或者说缺乏体系，一场大战迟早只能通过更大程度上的政治才干来避免，这将比任何理由都更让人期待。没有一个政府（可能除了法国）渴望战争，就像酒后驾车者不希望发生事故一样。但他们都渴望获得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超过了对和平的渴望。要问这该怪谁，就像在一个没有交通法规的国家，问谁该为车祸负责一样。在没有国际政府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理由做出最终裁决，时不时地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是必然的。每一个国家的无限主权都让君主的骄傲获得满足，也是信仰民族原则的自由主义者所偏爱的；然而这种国家自决的无政府状态的提升，逻辑上导致了1914年战争的爆发，而且必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战争，直到形成某种足够强大的必须予以服从的超国家权威。

* * *

(1)　隶属英国轮船公司，1915年被德国潜艇击沉，从而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译注

(2)　两位皇帝的通信用的是英文。

(3)　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译注

(4)　1916年，费舍尔写给提尔皮茨一封信，开头是“善良的老提尔皮茨”，结尾是“直至地狱封冻始终是你真挚的朋友”。

(5)　西德尼·李爵士：《国王爱德华七世》，第1版，第303页。

(6)　即爱德华七世。——译注

(7)　1906年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以调解法德因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而起的纷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