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西部的开拓

19世纪乐观主义是由物质生活的迅速发展引起的，而物质生活又相应地可以归结为两个相关因素：工业方面不断占领新市场，农业方面不断征服未开垦的土地。地球是有尽头的，扩张的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是美国西部、大英帝国的自治领以及南美洲的南部国家为扩张提供了如此广阔的空间，似乎没必要为遥远的将来，为所有这些空荡荡的地方有朝一日将被占据而烦恼。

在美国，对西部的征服是由那些信仰杰斐逊式民主的人来完成的，当荒无人烟的地方吸纳了足够的居民之后，他们就在那里建起了民主政府。美国农业人口的增长，在许多方面与人类历史上任何已知情形完全不同。在欧洲，封建领主和农奴的划分随处可见，在俄国、波兰、奥匈帝国和部分德国地区也仍然存在。农业工人即使不再是农奴，实际上也还是被束缚在特定的土地之上，或者至少被束缚在某个居住区，无论是在专业分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什么主动性。即便在法国，农业工人通过革命拥有了土地之后，还是会在教会的影响下陷入保守主义。在美国，西部的农业人口属于移民，他们具有冒险精神，注重生产方法的技术革新，从自治和艰苦生活中产生的自尊和自信，使他们不会将其他人视为比自己优越的社会阶层。在整个西部，一种民主的、高奏凯歌的进取精神时刻准备挑战这个世界，西部在物质方面的惊人成功使它日复一日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征服阿勒格尼之外的土地的第一阶段是战争和外交问题。1756年，法国人拥有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而西班牙人拥有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西部偏远地区。1763年，英国人占领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谷的东半边，后者在1783年割让给了美国。1803年，杰斐逊从拿破仑手中买下了密西西比河谷的西半边；1821年又从西班牙那里购得了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在短暂的独立之后，于1845年自愿并入美国。1848年征服墨西哥，使美国的领土向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大范围的占领有时比合法拥有要晚得多，但是跨大陆的扩张是从联邦成立到19世纪末一直持续的运动。即使在殖民时期，英国人也无法压制美国人背着他们探索和利用未开垦之地的愿望。而当他们摆脱了乔治三世的控制后，沿海各州的人对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欣喜若狂，并且一定程度上受自身困境的驱使，大举翻越山脉向密西西比河谷迁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长的移民队伍在行进，富裕的家庭坐着马车，后面跟着他们的牛羊，贫困的家庭则步行，家当就在包袱里或者手推车上，沿着西部公路一路找寻新成立的州。肯塔基州1792年加入联邦，田纳西州是1796年加入，俄亥俄州1803年加入。在西北部，一开始进展缓慢，因为英国人仍怀有敌意，并以各种借口阻拦移民，直到1794年英美签署《杰伊条约》。1783年，各军事要塞同意投降，而印第安人却站在英国人一边，使移民们感到这个国家并不安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12年的战争之后。从1815年开始，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虽然仍有许多印第安人，但很快也接受了移民，并分别于1816年和1818年成为美国的两个州。而更西北的地区，必须联合灌溉，所以直到很久之后才有人定居。例如，南达科他、北达科他直到1889年才被纳入联邦。但到1820年，阿勒格尼西部的定居者总数超过225万，到1840年有近700万。

西进运动在好年景时规模缩减，在坏年景时则高歌猛进，因为此时穷人想逃避失业、低工资和高税收。但是许多非经济的动机也在促进西进运动，所以移民从未完全停止。喜欢冒险，热爱自由，再加上一个近乎浪漫的愿望——想成为文明进步大军的先锋队，从而使得一些人抛弃舒适，去忍受拓荒生活的风险和艰辛。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我乐于承认美国没有诗人，但我不承认他们没有诗意的想法。在欧洲，人们大谈美国的荒蛮之地，但美国人自己从不去想。美国人对那些无生命的自然奇观熟视无睹，可以说，他们在斧头落下之前不会觉察到自己周围的浩瀚森林。他们的眼睛盯着另一种景象，盯着美国人穿越荒野的行进路线——干涸的沼泽，改变走向的河流，人迹罕至之地和被征服的大自然。他们自己的这番壮观形象并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映入美国人的眼帘，可以说，这一形象在每个美国人最微不足道和最重要的行动中都萦绕着他们，而且总是在他们脑海中飞舞。没有什么比美国人的生活更琐碎，更乏味，更充斥着微不足道的兴趣，一句话就是如此无诗意。但在它所暗示的思想中，总有一种充满诗意的思想，那就是他们蕴含的精神，能为整个人注入活力。(1)

美国西部开始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典范，世界也这样认为。然而，当时的美国有三种其独有的重要情况，它们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和社会生活，使这两者与无论哪个政府治理下的欧洲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三种情况就是：自由土地，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制。最后一个我将留待以后的章节阐述。如果我们想了解美国民主的特点，其他两个在这一点上都是有说头的。我先从印第安人说起。

从一开始，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就给美国人带来一定的刺激性和社会凝聚力，这在不那么危险的环境中是不可预料的。印第安人有许多优良品质，但他们非常残忍。那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始终面临被剥去头皮或被战斧劈死的危险的男人，很难以兄弟般的态度对待他们。而印第安人也没法不憎恨白人的无法无天和野蛮侵略。詹姆士·特拉斯洛·亚当斯在描述1637年的佩科特战争时说：(2)

这是一个关于白人侵略和种族仇恨的故事，两个半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边界地带不幸地反复上演。第一次新英格兰战争中的主要事件是清教徒在约翰·梅森上尉的领导下，突袭了野蛮人的主要村庄。一个刮着大风的黑夜，通往围栏的两个入口都被人把守，以防任何人逃脱，随后点燃了火把，500个印第安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烧死。而清教徒的领袖竟然说上帝保佑，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待在家里的人比平时多了150人。

在这之后，当我们得知这些殖民者是如何以宗教为由对待贵格会教徒时，已经不感到惊讶了：他们绞死了三男一女，其他人则被囚禁、殴打和折磨，孩子们在西印度群岛被卖作奴隶。(3)即使到了19世纪，边界地区仍有热衷迫害的因素。除了针对摩门教徒之外，它不再进行宗教迫害，但政治迫害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奴隶制问题上。

在西北地区通常发生这样的事，最先到来的是探险家，不久之后是皮货商人，经过十几年乃至两个世纪的岁月洗礼，商人们的报告诱使法国、英国或美国政府在荒野中建立军事据点。（其动机通常是想确保本国皮毛贸易的安全。）在白人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印第安人会被煽动去屠杀那些偏远地区的驻军，这导致了报复：印第安人将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被打败，被诱导签订条约，据此“出卖”自己的土地，并迁往更远的西部某个新的保留地。在战争中，边远地区的定居者被印第安人屠杀，印第安人也被定居者杀害。边疆地区的每个白人都被要求随时响应号召，自愿上阵抗击印第安人。尽管印第安人最终总被打败，但他们获胜的次数并不比失败的次数少，而且当双方人数相等时，印第安人几乎总是胜方。(4)

早年，对印第安人的恐惧一直笼罩着边境。尼古拉和海伊在描述亚伯拉罕·林肯的祖父（也叫亚伯拉罕）的生活时说：

直到1795年《格林维尔条约》签订，印第安战争漫长而血腥的历史才告结束。没有哪一天，拓荒者可以安心离开他的小屋，相信自己回来时它不会化为灰烬，他的小羊群在家门口被杀害，或者被困住，情形比被杀还糟。每当夜幕降临，离家的男人对妻儿的担心非常普遍，其情其景甚为悲惨。

拓荒者亚伯拉罕·林肯的生活很快就以灾难性的结局结束了。他定居于杰斐逊县，住在从政府那里购买的土地上，并在森林中辟出了一个小农场。1784年的一个早晨，他带着三个儿子莫迪盖、约西亚和托马斯到空地边开始一天的工作。灌木丛中射出的一枪杀死了父亲，长子莫迪盖本能地跑向房子，约西亚则跑向邻近的要塞求救，而最小的托马斯只有6岁，被留在了父亲的尸体旁。莫迪盖到了小屋，拿起来复枪，透过枪眼看见一个身上有战争图案的印第安人，正要弯腰拉起地上的孩子。莫迪盖小心地瞄准了这个野蛮人胸前的白色饰物，将他射倒，小男孩托马斯这才得以逃脱，跑向小屋。这时莫迪盖从阁楼再次向野蛮人开火，野蛮人也从灌木丛中现身，直到约西亚从要塞带着援军赶到，袭击者才逃跑。这一悲剧在莫迪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无论是出于为被杀的父亲复仇的心理，还是因为成功射击带来的运动员般的乐趣，都使莫迪盖成了一名坚定的印第安人追捕者，而他很少停下来探究进入自己步枪射程中的那个印第安人是友是敌。

在1832年的黑鹰战争中，林肯本人也曾与印第安人作战。哈里森荣升总统是因为在蒂珀卡努打败了印第安人。而杰克逊总统尽管主要是靠打败威灵顿的姐夫而声名鹊起，也因为在与塞米诺尔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获胜而声名远扬。

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最戏剧性的一幕是1812年在芝加哥的迪尔伯恩要塞的大部分驻军被屠杀，是一场针对英国人的战争。那时的芝加哥，几乎只有一个军事据点，还有一个名叫金西的商人。负责指挥的上尉希尔德奉命撤离要塞。在距离要塞2英里的地方，他的小股部队遭到袭击，据他自己所说当时有38名男子、2名妇女和12名儿童被打死。幸存下来的少数人有过奇怪的冒险经历。(5)比如，西蒙斯太太和她6个月大的女儿。西蒙斯太太在屠杀中失去了丈夫和2岁的儿子，她被印第安人囚禁了6个月，其中大多数时间是抱着婴儿行军。她忍受着印第安妇女棍棒的“夹道欢迎”，还要设法保护自己的孩子。最后，她被带到底特律，落在了英国人手中，至此她的苦难才算结束。大屠杀过去8个月后，她到达她父母避难的木屋。即使在那里，在她到达后不久，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印第安人杀死。此后，她和女儿的生活才归于平静。后来女儿结婚了，并不断向西迁居，先后在俄亥俄、艾奥瓦和加利福尼亚生活，1900年西蒙斯太太在加利福尼亚去世。(6)

贸易商金西被印第安人视为中立者，所以在大屠杀中毫发无损。然而，他和他的儿子、女儿以及儿子们离异的妻子在随后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每个条约中都遭受了损失，当然也得到了补偿。

1812年战争期间，在酋长特库姆塞和他的兄弟发起了一场空前团结的行动。他的兄弟被称为先知，从大灵(7)那里得到启示。有一次，大灵对先知说：

我是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父。我创造了第一个人，他是所有人包括你的父亲。我将他从长眠之中唤醒，并通过他，现在向你宣示：我没有创造美国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而是邪魔的子孙。他们在大水的浮沫中生长，这水被恶灵搅扰，强劲的东风将浮沫吹进了树林。他们人很多，但我讨厌他们。(8)

如果大灵特别喜欢印第安人，那他有理由讨厌美国人。然而，从文明人的角度来看，很难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正义和人性。我们不能为美国领土上居住着文明人感到遗憾，而如果文明人居住在那里，印第安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苦难。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北美土著人的命运，他们的灾难似乎都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他们继续处于野蛮状态，就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他们试图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文明化，去接触文明社会，就会遭受压迫和贫困。如果他们继续从这片荒地游荡到那片荒地，就会走向消亡；如果他们试图定居下来，还是必然面临消亡。欧洲人的帮助指导对他们而言是必要的，但欧洲人的做法具有破坏性，迫使他们进入野蛮生活。只要那些人迹罕至的土地仍然属于他们，印第安人就拒绝改变自己的习惯，而当他们被迫屈服时，改变他们为时已晚。

西班牙人带着寻血猎犬(9)，像捕猎野兽一样追逐印第安人，他们像风暴一样洗劫这个新世界，没有太多的耐性或同情心。但是破坏必须终止，疯狂必须停止。逃过屠杀的印第安人融入了征服者之中，最终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及礼仪。另一方面，美国人对待土著人的行为特点是对法律形式的单一依附。如果印第安人维持他们的野蛮状态，美国人就不参与他们的事务，视之为独立民族；没有买卖协议，就不能拥有印第安人的狩猎场。如果这样的印第安人民族碰巧被侵犯，以致无法在其领地上维持生计，美国人会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将他们送到离祖辈的土地足够远的地方。

西班牙人的空前暴行，使印第安人蒙受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却无法消灭他们的种族，甚至没能成功地完全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但是美国人通过自己独特的恰当措施，平静、合法、仁慈、兵不血刃地实现了双重目的，在世人眼中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对人性法则多一分尊重，是不可能毁灭他人的。(10)

在印第安人自成一体的情况下，拓荒者的生活异常艰辛。早期，他们靠自由和希望支撑着——而希望往往被证明并不是一种虚妄。北方的生活比南方艰难，一则由于严寒的冬天，二则因为缺乏奴隶的劳作。然而，对于那些穷得买不起奴隶的人而言，北方更宜居，因为在南方他们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奴隶主。当肯塔基州不再属于边地，林肯的父亲于1816年移居印第安纳，为此他造了个筏子，带上了全部家当，包括成套的工具和400加仑威士忌。后来筏子翻了，好在他找回了大部分东西。他从最后的定居者的房子出发，披荆斩棘地穿过森林，来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地方，把威士忌和工具存放在那里，并依靠少量的卧具和一些锅碗瓢盆同妻子及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整整一年，他们住在一处只有三面遮挡的地方，另一面却暴露在风雨之中。在这段时间里，他清理了一些土地以备耕作，建造了一个合适的木屋，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安装门窗和地板。尼古拉和海伊说：“他的小屋与其他拓荒者的一样，几个三条腿的凳子，一个用木棍做成的床架固定在原木之间，屋子外角用插入地面的分叉的木桩支撑；桌子，是一块劈开的巨大原木，装上四条腿；一只陶罐、一个水壶和一口平底锅，再加上几个铁罐和锡盘就构成了全部的家具。男孩亚伯拉罕晚上要从一个用木钉固定在小屋原木上的梯子，爬到阁楼上树叶铺成的床上。”在那里，亚伯拉罕的母亲与这一地区的许多其他移民都死于热病。

疟疾和其他热病在整个西部非常普遍，尼古拉和海伊将林肯的忧郁个性归结于此，他们说：

“这种本质上的哀伤并不是林肯所独有的，可以说是早期西部移民所特有的一种地方病。其部分源于他们当时生活的状况，他们在那里大部分时候处于严重和凄凉的孤独之中，为生存而挣扎……除了这种普遍的忧郁倾向之外，很多拓荒者在早期都得过疟疾，随后的日子也一直受其影响……许多人死了，活下来的很多人长大后虽然不再有疟疾的直接症状，但在各种神经紊乱中仍保留着折磨他们童年的疾病的痛苦痕迹。”(11)

在南方，拓荒生活相对容易。没人相信安德鲁·杰克逊有商业头脑，但他很快从一个穷困潦倒的状态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地产和许多奴隶的人，这是他通过从事法律工作得来的，(12)其职业资质不包括学习和对土地投资。他1788年来到田纳西，一位身无分文的21岁青年“在到那里8年后，成了这一地区的富人”(13)。南方的主要困难在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热病。但它不像北方，不要求一个人具有独立的身体耐力。

边地的生活必然造成拓荒者及其子女在文化上的暂时退化。没有学校，没有教堂，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竭力与荒野抗争，书少，威士忌多，这一切使人们忘记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更不能将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对巫术和预兆的信仰死灰复燃，比如栅栏必须在有月亮时搭建，土豆必须在没有月亮时种下。(14)拓荒者，尤其是妇女，大部分是笃信宗教的，他们因为没有教堂而苦恼。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巡回布道者通过信徒的营地集会不时地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人们从50英里外的地方赶来，在华丽的演讲辞以及对孤独的慰藉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出最显著的歇斯底里的症状，在地上打滚，发出奇怪的哭喊声，整个人陷入精神恍惚。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与世隔绝的农业人口的特点，它曾存在于16世纪的德国和17世纪的英国，还有20世纪拉斯普京的西伯利亚。但这使特罗洛普夫人很吃惊，她对此作了生动而有趣的描述。(15)

在美国，妇女的影响力比其他国家的都要大，在边地社会其影响力在于文明化方面。部分原因是她们不喝威士忌，还有追求社会声望的愿望，具有母性；而且比她们的丈夫较少沾染上那些粗野的冒险家所具有的摆脱文明社会的欲望。当然，边地的女性比男性少，这也有助于她们赢得尊重。尽管信徒的营地集会是草率粗放，但宗教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惩戒性的力量，而且妇女通常比男性更虔诚。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女性依然保持着对秩序的渴望，即使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文明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林肯的继母得到证明，父亲娶她进门时，林肯才10岁。我们记得，他家的木屋是没有门窗的，这一点立即得到补救。她给孩子们带来了床和衣服，她丈夫也加入了浸礼会。林肯开始上学，费用不贵，因为熊来这个社区比教师勤。在林肯的一生中，他只受过一年的学校教育。在他长到一定年龄后，父亲就送他到农场当帮手。晚上，他会读他仅有的几本书：《圣经》《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天路历程》《华盛顿传》和《印第安纳州修正法案》。至于其他，林肯全靠自己的努力，他将自己的起步归功于继母，因为他当时年纪尚小，没法自力更生。

有趣的是，他在1836年一封写给报社作为竞选演说的信中说：“我将承认所有白人都有纳税或携带武器的权利（绝不将女性排除在外）。”100年前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

支持妇女权利的运动首先在美国西部进入政治现实。1846年，威斯康星州提出的一项宪法中包含了已婚妇女拥有财产权的内容，虽然当时被否决，但同年在得克萨斯和1849年在加利福尼亚同样的权利内容获得通过。(16)第一个允许妇女投票的是1890年的怀俄明州。在东方和欧洲，妇女仅仅因为一战才有了选举权。

法律和政治是推动西部拓荒者与东部知识分子联结的强大力量。1787年的《宪法》和《西北条例》展示了关于未来美国各州和领土的伟大预见。有了这样的法律，基于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任何地方只要有足够的人口就可以自治。自治为大家提供了政治方面的训练，而联邦层面的竞选又让人们了解了更多的拓荒地区对于全国性重要问题的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诉讼可能会提交给最高法院。无论如何，许多这类案件都会涉及重要的权利，并且需要相当的法律技巧才能妥善处理。边地各州的大多数杰出人士都是律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最先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建立基业的受过教育的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法律在西部城镇的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通常是拓荒先驱们以粗略而现成的方式执法。庭审往往是在小木屋，陪审团会到附近的林间空地考虑他们的裁决。人们普遍具有参与管理地方事务的愿望，这也是他们获取知识的主要动因。

学校和大学的重要性在美国很早就被意识到了。1780年，当独立战争处于困境中时，弗吉尼亚州议会还捐助了肯塔基州一所大学。“这是联邦的利益所在，总是鼓励和促进每一种可能会改善思想和传播有用知识的设计，即使对偏远地区的公民亦是如此。否则，后者在野蛮的社区并以原始的方式交往，这种情况可能会使他们对科学不友好。”(17)这是杰斐逊派的语气，尽管提及了“有用的知识”，却不如后来的教育宣传更有实效。但是，同样的政策基本上任何地方都在奉行，最终美国所有的州都建立了州立大学体系。

学校教育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仅因为人口稀少，还因为有外国移民。1850年，美国的白人文盲几乎是1840年的2倍。1840年的总人口中，每31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1850年是每24个人中就有一个。(18)有趣的是，此时最积极提倡普及教育的人中就有欧文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19)北方的学校比南方的好，甚至北方那些不怎么稳定的地区也是。“密歇根州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典型的西北边地之州……但在1850年，它的图书馆、报纸、期刊、公立学校比阿肯色州或密苏里州多，白人文盲则比它们少。”(20)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学校，但教师收入都很低：男教师每月15美元，女教师每周1.25美元。学校只是些小木屋，但无论如何已足以教所有的孩子读书写字。

然而，如同文化中断时经常发生的那样，那里的文化质量也有一些永久性的损失。革命对法国的文化造成了打击，此后从未完全恢复，在俄国也可能产生了同样的后果。美国的缔造人们自然而自觉地对心灵的东西持开明态度，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在巴黎最具智慧的社交圈内受到了尊敬。在拓荒阶段过去之后的西部出现的文明更具有自我意识——没有足够的传统根源，都是机器制造出来的——和实用主义，因为它必须证明自己适合有点粗鲁的民主。教育，比如可以通过文凭或学位来证明的教育，是人们热切希望的，但教授不像在欧洲那样受尊重：在州立大学，他们要忍受纳税人的偏见，在其他大学又要服从由商人组成的董事会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是，教授们不能以百分百的诚实对待前者的神学和后者的经济学。类似的弊端在其他国家也确实存在，但在美国不应该存在，因为这有悖于杰斐逊派的传统，如果杰斐逊主义者对学术自由的信仰还在，就不会有它们的容身之地。

拓荒时期的另一个结果是文化的非功利性部分，几乎被认为是只有女性才关注的东西。因为大多数妇女不会从专业角度探究绘画、文学或哲学，而只是有琢磨的兴趣，所以她们对这些学科的探求是肤浅的，这些学科从早期开始便以讲座来满足她们。东部几乎与西部一样，将文化留给了女性，因为东部男性的注意力都在生意上。生意之所以吸引男性，很大的原因在于西部的开发。麦克马斯特(21)引用了《费城纪事》上登载的1842年里的3天费城上演的以下知识性娱乐节目：

摩门教长老的布道；莱尔的地质学讲座；关于求爱和婚姻的讲座，地点为威尔伯·菲斯克文学研究所；关于胡格诺派，地点在威廉·韦斯特学会；关于社会主义，地点在人类进步联谊大厅；论异象的存在，地点在南方会堂；论动物的魅力，地点在杰斐逊图书馆和文学学会门前；关于拿破仑，地点在里士满学会；在卡罗尔学会讨论的问题是“应该废除死刑吗？”。

直到今天，美国在文化方面仍然主要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欣赏者的国家，而在实用方面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在医学、法律、建筑和机械发明方面都很擅长，但在诸如数学和理论物理等研究领域，几乎所有的进步都是欧洲人取得的，与此同时艺术领域则出现了世界性的衰退。一位英国作家在1821年描述了美国人对未来的期望，他说：

其他国家都吹嘘他们现在或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美国公民在思考自己国家未来将变得多么伟大时才会骄傲地鼻孔朝天。其他国家因为一大批祖先所做的事而要求得到尊重和荣誉，美国人的荣耀则系于一个遥远的后代所取得的成就。其他国家诉诸历史；美国人则寄希望于预言，他们一手马尔萨斯理论，一手穷乡僻壤的地图，放肆地讥笑我们与未来的美国不堪一比，并且为地图上的未来疆域将传颂着美国故事而开心不已。放眼未来是他们永远不变的源泉。如果一个英国旅行者抱怨美国的旅馆，并表示他不喜欢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他首先会被指责为诽谤，然后会被告知等100年再来看看美国旅馆将如何胜过英国的。如果提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和牛顿，他会再次被告知“等我们清理了我们的土地，才有空去处理其他的事；等到1900年，你再看我们的诗人多么高贵，天文学家多么知识渊博，望远镜多么长，胜过你们那个破半球所能产生的一切”。

关于旅馆和望远镜的预言是正确的，现在美国的这些东西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但莎士比亚、弥尔顿和牛顿这个预言就不是这样了。现代世界没有类似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人物，最接近牛顿的还是欧洲人。

对西部无主之地的占领直到大约1890年才算完成——不包括俄克拉何马州，长期以来那里是印第安人的领地。铁路通车之后，边地生活的艰辛大大缓解，但拓荒者们又不得不面对新问题。大体上，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是南北流向，因此只要运输主要靠水路，接通西部地区的最重要地点便在其南方。然而在铁路建成之后，交通路线为东西走向。甚至随着1825年伊利运河的开通，这一情况更早便开始了。不过即使到了铁路时代，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然主要依赖于密西西比河。

早年，跨越山脉和平原的举动具有一种盲目的本能性质，就像古代日耳曼人迁徙时的那种情况。此举遭到了乔治三世的反对，起初也为东部各州所不喜，因为这造成当地人口外流。早期的移民没有什么贸易活动，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作为食品的作物，缝制衣服的鹿皮和建造房屋的原木。他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只希望不受侵扰。但是当边地从森林变为草原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种植粮食，并让铁路将其送到东部或欧洲的饥民之中，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及日渐增多的奢侈品，这件事对他们变得有利可图。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拓荒者在性格、经验或政治哲学方面的不适应而出现了经济问题。通过铁路，拓荒者被动地依赖于东部的资本主义，于是往日的自由烟消云散。因为尽管他们仍然可以凭自己的高兴种植小麦，但只能借助铁路将小麦运出去。有组织的经济的巨大力量困扰着他们。甚至在铁路之前，银行也使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杰克逊对美国银行的抨击，到布赖恩的“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西部通过个人主义的民主模式以盲目而无效的方式努力掌控大生意。

征服西部的人具有勇气、坚韧、希望、自立以及向往文明社会的基本天性。要了解他们的成就，就应该将其与发生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形加以比较，在那里一股白人种族的细流消失在印第安人和黑人中间，留下大部分未开发的原始丛林，而政府还像过去一样采取暴政和放任的混合策略。美国的西部移民具有一定的集体意识，这无需多言，因为这出自他们的本能，也是所有人共有的。他们首先希望征服土地（这也是最重要的），完成之后，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在必须按规则行事的情况下服从大多数人制定的规则，但尽可能免受政府的干预。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大地，成功地保住了政治自由，却失去了经济自由，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们干得很出色，但他们赖以成功的哲学理念是一片空白，也不能解决更喧嚣的世界的那些问题。

* * *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2卷，第67页（朗文，格林及其公司，1875年）。

(2)　《民主的进程》（The March of Democracy），第1版，第25页。

(3)　《民主的进程》，第26页。

(4)　参见M.M.奎夫的《芝加哥和旧西北》（M. M. Quaife，Chicago and the Old Northwest）。

(5)　参见M. M.奎夫的《芝加哥和旧西北》。

(6)　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似乎有着非凡的生命力。其中的一位名叫肯尼森，他声称自己生于1736年，并参加过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之后，他献身于追求和平的事业，但他发现和平时期比战时更为危险：一棵倒下的树砸伤了他的颅骨、颈骨和两根肋骨，阅兵场上他的两条腿又受了枪伤。然而，他结婚了4次，并有22个孩子。109岁时，移居芝加哥，在那里依靠军人退休金直到1852年。他的最后一年在博物馆里度过，而且获得了公葬的待遇。

(7)　Great Spirit，北美许多印第安部族所崇拜的对象。——译注

(8)　M. M.奎夫：《芝加哥和旧西北》，第186页。

(9)　世界上品种最老、血统最纯正、体型最大的嗅觉猎犬之一。——译注

(10)　托克维尔“没有流血”的说法是不对的。

(11)　《亚伯拉罕·林肯：一段历史》（Abraham Lincoln: A History），第1版，第189页。

(12)　他的传记作家说：“他无疑对法律知之甚少。”参见巴塞特的《安德鲁·杰克逊传》（Life of Andrew Jackson），第14页（纽约麦克米伦，1916年）。

(13)　同上书，第17页。

(14)　前引尼古拉和海伊的著作，第1版，第41—42页。

(15)　特罗洛普夫人：《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Domestic，Manners of the Americans），第15章。

(16)　麦克马斯特：《美国人民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第7版，第271页。

(17)　前引尼古拉和海伊的著作，第1版，第15—16页。

(18)　爱德华·钱宁：《美国简史》（A Sho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5章，第271页。

(19)　同上书，第250页。

(20)　前引麦克马斯特的著作，第7版，第199页。

(21)　前引麦克马斯特的著作，第7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