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欧文和早期英国社会主义
自由放任主义学说即使在其影响力极盛之时，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大多数工厂主将国家视为关税和枢密院(1)令的源头，在对不令人满意的工人进行惩罚时，工厂主试图减少国家的干预作用。在他们看来，组织是邪恶的，他们希望每个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由自己的力量来决定其沉浮。
然而，工厂蕴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方面，一家大型工厂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并从良好的管理中获得效率。其次，一个设备齐全的工厂的生产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不对产量进行管理，就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样雇主就会倒霉，工人就会失业。所以，工厂内部的情况表明了组织的效用，而无组织的状况会显示出无限制的生产的危险性。这样的思考导致罗伯特·欧文，一位经商多年的成功的工厂主，成了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在每一个重要的运动中，先行者和后来者在智识方面并不一样。但丁之前的意大利诗人、路德之前的新教改革者、詹姆斯·瓦特之前的蒸汽机发明家，等等，概莫例外。这些人在思想上是有独创性的，但在执行上却没有成功。这种说法对罗伯特·欧文同样适用。他不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全面，也不具有当代正统思想家那样的思考力，后者是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不过，正因为欧文的思想并不严格限制在一个体系内，所以他成为多种重要发展路线的发起者。在某些方面，他有着奇怪的现代意味。他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产业，却同时保留了大雇主的独断心态。由于这一特点，他让人想起了苏联：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会以极大的热情编制“五年计划”，并需要经历失败的痛楚才能了解农业。然而，如果强行类比的话，就会产生误导。欧文并不是一位完全的智者，却是一位十足的圣人，很少有人比他更受人们的全心爱戴。经历了功利主义干燥多尘的氛围之后，又处于他那个时代对工厂体系的恐惧之中，所以欧文热情而慷慨的个性就像夏雨一样令人耳目一新。
1771年，罗伯特·欧文出生在蒙哥马利郡的小镇纽敦，1858年在这里去世。(2)他那有着不可思议的活力的87年生命历程分为许多阶段，有些重要，有些不重要，但所有经历都非常有趣，都显示出鲜明特征。他的父亲是一位马具商，也是邮政局长，但这一职位的年薪实际上不超过10镑。欧文上学时大约4岁，7岁时就已学会读、写、算，并成了助理教员。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除了教学技能外，他在学校里几乎没学到什么。不过校外时光他收获颇多。“镇上的人都认识我，我也了解镇上的每个家庭。镇上有学问的人，比如牧师、医生和律师，都对我开放他们的藏书，我就像拥有图书馆一样，他们允许我按自己的喜好随意带回家阅读，我充分利用了他们给我的这种自由。”曾有三位未婚女士，她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试图让欧文皈依她们的信仰，但是“当我阅读各种宗教著作之后，感到很惊讶，首先是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之间的对立，然后是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中国教徒……之间存在的刻骨仇恨，他们称其他人为异教徒。研究这些相互对立的信仰以及他们对彼此的刻骨仇恨，开始引起我对这些分歧中任何一个真理的怀疑……通过阅读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著述，10岁的我强烈地感到，所有的宗教中一定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就像他们在那个时期被教导的那样”。
据他自己回忆，他的父母只惩罚过他一次：
我总是渴望满足父母的意愿，从不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有一天，我母亲含含糊糊地对我说了些什么，我猜想恰当的回答应该是“不”，于是就像往常一样说了“不”——以为会遂了她的心愿。但她并不理解，认为我拒绝了她的要求，立即十分严厉地对我说——她对我说话一贯是和善的——“什么！你不？”我想，既然已经说了“不”，如果改口说“是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吗，等于是在说谎，于是我又说了个“不”，但并没有违逆她的念头。如果她那时耐心而冷静地询问我的想法和感受，就会正确地理解我的话，一切都会如常。但我的母亲并不了解我的想法和感受，语气变得更严厉更愤怒——以前我从没有违逆过她，无疑，当我重复说“不”时，她极为惊讶和气恼。我的母亲从没有惩罚过我们这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这是我父亲的事，为了让我们循规蹈矩，我的兄弟姐妹们偶尔会挨鞭子，但我此前从没挨过。我的父亲被叫了进来，我表明了自己的拒绝态度，当我再次被问道是否愿意按母亲的要求去做时，我坚定地回答“不”。然后，每问我一次是否愿意服从要求，我就拒绝一次，也因此挨一下鞭子。每次问我我都说“不”，最后我平静而坚定地说“你可以杀了我，但我是不会去做的”，这下一锤定音了，后来他们没有再尝试纠正我。我清楚地记得孩提时的这段感受，这让我相信经常处罚不仅无用，而且非常有害，对惩罚者和被惩罚者都是伤害。
10岁时，欧文告诉父母他已经长大了，说服他们放他去闯世界。父亲给了他40先令，送他到伦敦，去跟他哥哥住，他哥哥在高霍尔本做马具生意。6周后，这个10岁男孩在林肯郡斯坦福德的一位店主——詹姆斯·麦克古福格先生那里得到一个职位。从那时起，他再也没花过父母一分钱。一切顺利，雇主喜欢他，他也喜欢他的雇主，他们唯一的分歧似乎就是宗教问题：
这是我最大的不情愿，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我不得不放弃对基督教的最初和刻骨铭心的喜爱。但我在迫使自己放弃对这一信仰的同时，也拒绝其他所有教派，因为我发现它们都基于同样荒谬的想象。“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品质——从而决定了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行动——并在面对上帝和他人时对这些品质负有责任。”但是，我的思考让我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理智告诉我，我无法生造出自己身上的某些品质——天性会强加给我一些，社会通过语言、宗教和习惯也会强加给我一些，我完全是天性和社会的产物。天性赋予人品质，社会来引导这些品质。既然我看到了宗教的根本错误，所以不得不放弃所有灌输给人们的宗教信仰。但是，我的宗教情感立即被一种普遍的仁爱精神所代替——这种仁爱不是为了某个教派或政党，也不是为了某个国家或种族，而是为了全人类，怀着一种真诚和炽热的愿望为他们谋福利。
然而，欧文的当务之急是换个新环境。他在弗林特先生和帕尔默先生位于伦敦桥的商店里找到了一个职位，这里年薪达25英镑，他认为自己俨然是个富人了。不过工作很繁重，他必须在8点赶到店里，穿戴齐备，“那时候穿衣打扮不是一件小事。我还是个小伙子，我不得不等着发型师给我搽粉和发油、卷头发，让我脑袋两边各有一个大波浪卷，脑后再拖一条僵直的辫子，直到这一切都精致而有条不紊地完成后，我才会出现在顾客面前”。商店打烊时，他的工作也未能完结，因而往往要到凌晨2点才能回去睡觉。他不喜欢没有闲暇时间自学，又担心长时间的工作可能会有损健康，所以他在曼彻斯特的萨特菲尔德先生那里又找了份新工作，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789年。那时他18岁，是个成年人了，于是决定自己创业。
当时，克朗普顿的纺纱机刚发明不久，还没有取得专利权。欧文便从他哥哥那里借了100镑，与一个名叫琼斯的人合伙开始制造走锭纺纱机。但在第二年，琼斯找到了一位资本更多的合作伙伴，他们买断欧文的股份，说好给他6台走锭纺纱机作为补偿，但实际上欧文只收到3台。靠着这3台纺纱机，欧文开办了工厂，并且第一年就盈利300英镑。
在这一年的年底，欧文听说了德林克沃特先生，这位富有的粗布制造商在找新的经理，他就申请了这份工作。当被问及想要多少薪水时，他说“一年300英镑”。德林克沃特先生大惊，这天上午他已经面试了很多人，这些人所要求的工资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但是欧文拒绝降低要求，并向对方证明他通过自己的工厂就赚了那么多。欧文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了实干型风格，让德林克沃特先生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得到了工作。他非常成功，很快就成了合伙人（那时他20岁）。然而此时工厂迎来了一个机遇，可以与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合并，其所有人欧德诺先生也想娶德林克沃特的女儿，他们问欧文要多少钱才愿意解除合伙关系。这伤害了欧文的感情，他撕毁合伙的契约并辞去了经理职位。但这一鲁莽行为并未有损于他，反而让他获得了美誉，没什么可以阻碍他的成功。很快欧文就与他人建立了合伙关系，与之前一样，一切都欣欣向荣。
欧文的下一步——决定了其以后的商业生涯——是迎娶富有的苏格兰制造商大卫·戴尔的女儿，并买下了他在新拉纳克的工厂，这年他28岁。大卫·戴尔非常虔诚，站在其宗教立场，有段时间反对欧文成为他的女婿。但是没有人能长久地抵抗欧文的性格魅力。当大卫先生出售自己的工厂时——作为一位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一个苏格兰人——他让欧文自己来定价。欧文说他对工厂的估价是6万英镑。“如果你这么认为，”戴尔先生答道，“我就接受你的报价，如果你的朋友们也赞同的话。”欧文的朋友们（他的合伙人）同意了，交割就此完成。不久，欧文和戴尔先生的女儿便在1799年9月结婚。她依旧虔诚，并在别人的说教下相信她的丈夫会下地狱。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生爱着他，而欧文只有在手上的项目让他有所喘息的当口才想起她，向她表达爱意。多年来，他们一直居住在新拉纳克。在合伙人允许的情况下，欧文按树立榜样的思路经营这个地方。从生意的角度看，这个地方一直是成功的，而它在其他方面的成功让它扬名全世界。
曼彻斯特的岁月让欧文有机会结交有识之士。1793年，他加入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后来又推荐道尔顿加入该学会，这位将原子理论引进化学的科学家那时已是欧文的密友。珀西瓦尔博士是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的创始人，他强烈支持工厂立法，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对欧文有所影响。不过这段时间后，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欧文从别人那里学到了什么。
罗伯特·欧文的生活可以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是斯迈尔斯《自助论》里的那种典型的英雄，凭借自己的努力迅速获得财富和影响力，这一时期以他收购新拉纳克的工厂收尾。第二个时期，他是仁慈而精明的雇主，他的工厂付给工人的薪水之高，使其他雇主认为这种慈善家的做法肯定会导致企业破产。这一时期，他仍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其成功的惊人之处在于将商业和美德结合起来。这个时期始于1815年，终于1828或1829年，尽管那时他仍与新拉纳克有联系，但由于开始实施社会改革，这种关联多少有些松懈。在他从事社会改革期间，尽管开创了社会主义、合作运动以及工人阶级的自由思想，但从任何直接意义上说不算成功。渐渐地，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工人运动领袖变得像一个小教派的大祭司。大约1835年以后，他不再具有公众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成了一位纯粹的空想家，并以精神主义思想为最终目的。他的早期成功以及随后的失败源于同一个原因：自信。如果他尝试的东西在根本上是可行的，那么自信是一种财富；但是后来当他试图在几年内实现至少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变化时，他的失败和他的自信之间便产生了冲突，从而使他远离现实世界——并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他自己过去的声音。在空想世界里，他的潜意识成为万能，并不知不觉地希望它在每个领域中发挥作用。也许要成为伟大的创新者，就应该像他那样超越理性所允许的范围去相信自己。最伟大的创新者都认为自己是神圣的或近乎如此；欧文亦有这个毛病，不过是以一种温和可亲的方式。其他的先知说的是神的语言，而欧文说的是理性的语言。令他惊愕的是，民众的理智可以如此盲目，但他们的心灵他始终认为是好的。
在新拉纳克，欧文的目标还算适度，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先是配备了最新的机器和高效的管理者，然后没动用任何法律制裁便根除了猖獗一时的盗窃行为。接着他又解决了酗酒问题：晚上派人在新拉纳克的街道上巡逻，一有人酗酒就会被举报并罚款。在短短几年里，部分是由于他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部分是由于其个人影响力，如果撇开元旦那天不算，他几乎成功地消除了所有酗酒现象。他还坚持要求街道保持清洁。另外，为了鼓励工厂里的勤劳之风，他想出了一个妙招。把一些小块木头四面分别涂成黑色、蓝色、黄色和白色，黑色表示不好，蓝色表示一般，黄色表示良好，白色表示优秀。每个工人旁边的显著位置都会放一个，显示出他的工作和行为应得的颜色。奇怪的是，这一方法非常有效；最后，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黄色或白色。(3)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思考欧文让工厂生机勃勃的做法。就这方面而言，他非常成功，在他管理的头10年中，除了5%的资本利得之外，还获得了6万英镑的利润。因此，他的合作伙伴有充分的理由对他感到满意。有了他们的认可，欧文可以自由地尝试更多的慈善措施。
在欧文接管新拉纳克时，那里的雇工数量在1800至2000人之间，其中500人是来自济贫院的儿童学徒。欧文立即决定不再接受贫困儿童，只接受10岁以上的孩子，这些孩子来自拉纳克邻近的城镇，并得到了他们父母的同意。他的合伙人坚决要求每天工作时间为14小时，用餐时间少于2小时。但1816年，欧文成功地缩减了工作时间。至于工资，1819年的平均工资为：男工每周9先令11便士，女工6先令；男孩4先令3便士，女孩3先令5便士。必须承认，这些数字并没有什么乌托邦意味。在这样的问题上，欧文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必须赚取红利，他的合伙人对他的慈善事业一直颇有怨言。在1809年和1813年，在新合伙人的协助下他买断了现有合伙人的股份，并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第二次买断时，杰里米·边沁和一位名叫威廉·艾伦的贵格会教徒提供了大量资金。后来在与艾伦的合作中也仍然遇到难题，但与他跟以前的合伙人遇到的难题是不同的，而且整体而言也不那么严重。
起初，欧文和他的工人之间有点问题，因为他是南方人，而且是外地人。但他渐渐地赢得了他们的心，其原因部分在于他的个性，更在于他在1806年的行为。当时美国对所有出口英国的商品实行禁运，从而切断了原棉的供应，这样工厂不得不关闭4个月之久，但欧文在此间一直向所有雇员支付全额工资。在此之后，他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欧文在管理方面最有趣的一个做法是建立了与工厂相关的学校。与那个时期的其他所有改革者一样，他认为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主张性格完全是——或者几乎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但与承认爱尔维修的权威的那些人不同，他是自己发现这个伟大真理的，（或者按他的说法）仿佛喝下一碗滚烫的“燕麦粥”，在消化各种思想之后得出的。无疑他比詹姆斯·密尔多一个优势：他爱孩子，也理解他们。有关教育问题他说的都很好，他懂得孩子的情感、身体以及智力。欧文完全按现代思路建起了一所幼儿园。在那里，孩子们穿上合适的服装跳舞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艾伦先生头疼，尤其是男孩不穿裤子而要穿上苏格兰短裙。艾伦让欧文承诺这类事情今后不再发生，但显然一切仍在继续。
新拉纳克闻名全世界，10年内有将近2万人来参观。其中有尼古拉大公（后来的沙皇），晚上他待在欧文的屋里，听其阐述观点听了2小时甚至更久。他提出让欧文派一个儿子去他那里效劳，甚至建议欧文带领200万过剩的人口及其家庭去俄罗斯。从尼古拉后来的政治生涯看，这件事颇为怪异。
1813年，欧文带着寻找新合伙人的想法造访伦敦，其间结识了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人——不仅包括所有的哲学激进主义者，还包括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其他许多名人。每个人都喜欢他，那时他还没提出任何明显具有颠覆性的学说。1814年，欧文发表了《新社会观》，书中提出了自己特别钟爱的学说，即环境可以塑造人的性格，并推断环境的巨大改善将很容易产生效果。这部著作几乎送达了每个有影响的人手里，甚至连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也拿到了。说来也怪，拿破仑不仅读了，还附上赞许的评价把书送了回来。从厄尔巴岛回来后，欧文认为应该允许他有机会把书中的理念付诸实践。然而，首相作为欧文的朋友，对此却不以为然。
1815年，欧文尝试提出了一个规范雇用童工的法案，由此他第一次接触现实的政治。他希望完全禁止10岁以下的儿童在纺织厂工作，并希望允许18岁以下的任何人一天工作不超过10个半小时。起初一切顺利。只要能获得议会的支持，他就有信心政府会批准。在议会中，他赢得很多人的支持。该法案由老罗伯特·皮尔爵士负责，1802年皮尔使唯一一部《工厂法》生效，该法案规范了棉纺厂对穷学徒的雇佣。但罗伯特·皮尔爵士自己也是工厂主，他坚持要与其他人商议，后者则开始组织反对行动。很显然，这项法案要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才能通过，而且还要做出很多让步。
在皮尔按照欧文的思路于1815年提出法案后，他允许该法案延期。1816年，皮尔按自己的意愿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面前，雇主们提供证据证明长时间工作将对孩子的道德品质产生有益影响。一天在工厂待14个小时会使他们顺从、勤奋、守时，因此为了孩子们好，不应缩短工作时间。此外，如果立法机关介入，就不可能面对外国的竞争，这样工厂主将会破产，而每个人都将失业。但是，与这些证据针锋相对的是医学界人士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长时间工作对健康有害。而雇主中唯有欧文和皮尔提出证据支持该法案。
1817年一无所成，因为皮尔病了。不过1818年，他又重提这一法案，并做了少许修改，以减轻雇主们的反对。法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但在上议院遭到否决。那些议员大人成功地找到了一些医务人员，后者发誓说，在工厂一天工作15小时对孩子的健康再好不过了。“一位著名的医生甚至拒绝承认，如果一个孩子一天站23小时会有害健康。”(4)
最终，两院于1819年通过了该法案。但这个版本在许多方面不如1815年的版本令人满意，它只适用于棉纺业，而非所有纺织业；它把童工的年龄限制定在9岁而不是10岁；它允许一天实际工作12小时，而在厂里要待到13个半小时，包括吃饭的时间；它不再任命专门的检查员，而将检查任务交给了地方法官和牧师。1802年的法案的经历已经表明，地方法官和牧师会玩忽职守，是靠不住的。而新法案，正如他们所愿，结果证明完全无效。
与此同时，欧文已经着手实施他改造世界的第一个伟大计划。考虑到社会主义萌芽于其中，对于欧文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大人物的支持，着实令人感到惊奇。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肯特公爵，生前（他死于1820年）一直是欧文的朋友。约克公爵、坎特伯雷大主教、其他主教以及许多与他们地位同等的人，都带着尊敬听他讲话，不仅因为他的话委婉而有说服力，也因为他在新拉纳克的成功实践。当他的诚实变得越来越老练圆滑，他的这些好友渐渐离他而去，但起初整个世界都是对他有利的。
欧文最初的提案是1817年向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是对《济贫法》的质询。和平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正如欧文所说：“和平条约签署之日，就是生产商的大客户死亡之时。”但这只是暂时的原因，实际上机器正日益取代人类的劳动。有一种乐观的理论认为，廉价的机器制品会刺激对新的劳动力的需求，会有与手工业时代一样多的劳动力得到雇佣。这一理论至今仍有其正确性，不过它仰赖不断扩张的海外市场。但在1816年和1817年，海外市场并没有扩大：欧洲大陆正在征收关税，而南美洲市场也只是非常有限地局部开放。正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无论如何海外市场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欧文是第一个完全意识到机器的生产力所带来的问题的人。他说，和平
使大不列颠在不断的行动中拥有一种新的力量，也许我们可以放心地说，它远远大于1亿个最勤劳的人全力以赴所产生的力量。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力量，比如将英国一个大型企业的机器开动起来，再配备不超过2500人，其产量与50年前常规做法下苏格兰现有人口所能生产的一样多！而大不列颠拥有好几个这样的企业……所以我国在战争结束时拥有的生产力，将相当于实际人口增加15或20倍所达到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主要是25年里形成的。(5)
他接着说：
战争对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已经结束，同时也不可能为他们找到新的市场。这个世界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如此巨大的力量所生产的商品，随之会出现需求萎缩，所以有必要收缩供应来源。机器动力的价格远低于人类的劳动力，这点很快就得到证实。其结果是前者仍在工作，后者已被取代。而且现在人类劳动的价格可能远远达不到将个人生存维持在一般舒适度的绝对必要的水准。(6)
“工人阶级，”他总结道，“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手段与机器竞争了。”因为机器不能停止运转，所以要么让数百万人挨饿，要么“为穷人和失业的工人阶级找到他们能占优势的职业。对这些人而言，必须使机器服从于人，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以机器来取代人类劳动”。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觉察到我们现代所面临的问题。抱怨机器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留给旧的经济力量去自由发挥，就会产生一个让劳工贫困并被奴役的机械化的世界。能预防这种罪恶发生的只有深思熟虑的规划，而不是自由放任的政策。所以欧文主张，经济的大形势与我们自身所面临的小情形是一个道理。然而，先是海外贸易的增长，然后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兴起，遮蔽了欧文学说的真理性达100年。最后时间证明是他觉察到了工业发展的重要规律，而这一规律完全被他那个时代的正统经济学家所忽视。在激进主义者中，普莱斯以人口论在辩论中击败了欧文，事实上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较好的案例，但从长远看，还是证明欧文的论断是正确有效的。
欧文的解决方案不如他对邪恶的分析那么敏锐。首先，因为他向一个调查《济贫法》的机构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主要是关于解决贫困的方法。欧文的方案是将失业者集中到村庄，在那里他们合作耕种土地和从事工业生产，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还是农业方面的。大家生活在一个大的建筑群里，有公共阅览室和公共厨房，进餐也在一起。所有3岁以上的孩子都居住在另设的寄宿公寓，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合适的教育。所有的人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并共同劳动。化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会被用于促进农业生产的科学化，但是像后来的克鲁泡特金一样，欧文相信集约化耕作。尽管理由相当不充分，但他还是更喜欢用犁耕田。他的工厂是最先进的，施肥也讲究科学，但耕地方式上仍采用原始做法。
欧文的计划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和好笑。皮科克在介绍时称他为“图古德先生(7)，一位合作论者，既不斗争，也不祈祷。他想把世界分割成棋盘一样的方格，每个方格就是一个社区，它们互相提供产品，为每个人提供一切所需，一台大型蒸汽机为他们服务，它既是裁缝又是针织品制造者，既是厨房又是厨师。当每个人都在推进一项改造世界的方案时，图古德先生说‘建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作公社，中间放一台蒸汽机承担女仆的所有工作’”。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被大家当作笑柄，除了极少数人，没人当真。事实上，抛开其他所有困难不说，财务困难是难以克服的。他预计要建立一个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1200人的基地，初始成本在9.6万英镑。的确，一旦启动，就可以自给自足，也可以向投入的资本付息。但是，谁会以人均80英镑的代价去改造人类？这种事或可在小范围内进行实验，但要以此革除国家的弊病，显然是不可能的。
欧文并没有因为缺乏适当的宣传技巧而失败。欧文成立了一个囊括大多数要人的委员会，也得到了政府的鼓励，还诱导《泰晤士报》和其他一流的报纸撰文赞美他，甚至把自己写的文章夹在其中。一旦报纸这样做了，他就买下3万份到处分发——这可能以于他有利的方式对他人产生了影响。
欧文并没有声称自己的计划具有原创性。他认为，这是一个名叫约翰·贝勒斯的作家最先提出的，贝勒斯在1696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关于创办一所有用的贸易和畜牧业学院的建议》。欧文也可能将这一创意部分归功于宾夕法尼亚一个拉普派信徒（Rappites）的社区。而欧文的敌人说，他的思想和托马斯·斯宾塞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斯宾塞认为土地属于人民，且不该为私人所有。无论托马斯·斯宾塞的思想是否影响了欧文，他确实值得人们铭记。他出生于1750年，1814年去世。从1775年起，并且在反雅各宾派的反应最糟糕的整个时期，无论是在纽卡斯尔，还是后来在尚书巷（Chancery Lane）做书商，他始终主张土地国有化。使他产生这一思想的是1775年发生在纽卡斯尔的一件事。当时，一家公司被圈进了摩尔镇，一位自由民为主张租金而起诉并胜诉。斯宾塞出了一本书，书名非常引人注目，叫《猪肉或对猪一般的人的教训》。他的第一篇文章，在纽卡斯尔哲学学会作了宣读，题为《论以分割租金的方式将国家土地作为狭隘的合伙关系中的一种股份制财产的管理模式》。他经常被关进监狱，其追随者也是如此，后者自称为“斯宾塞式的慈善家”。政府指责他们实施阴谋，并中止了他们的人身保护权。如此追溯欧文的思想脉络并不是为了安抚大主教，但是斯宾塞不会因为欧文最终失去高层的支持而感到烦忧。
1817年8月14日，欧文在一次公开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完全相信这一计划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采纳。他有很多支持者，但也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包括科贝特在内的激进主义者认为它“简直无异于一种修道生活”。马尔萨斯从人口论出发反对他的计划，而李嘉图总体上是支持的，诗人骚塞发现欧文改造世界的方法中宗教的不足。对于后一种指控，欧文认为保持沉默是不坦诚的，于是在8月21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精心准备的演讲。讲演中，他竭力强调不仅他自己不是基督徒，甚而认为宗教是人类弊病的主要根源：
我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迄今为止你们甚至已经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了，仅仅是由于错误——严重的错误——与迄今为止教给人类的每一种宗教的基本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人们极其矛盾和悲惨地活着。由于这些体系的错误，他造就了软弱低能的动物、愤怒的偏执者和狂热的迷信者，以及悲惨的伪君子；而这些品质不仅被带到了实施计划的村庄，还进入了乐土，由此我们再也找不到什么乐土了！……
此后，欧文当然就被大主教和主教、公爵和内阁部长以及《泰晤士报》和《早报》抛弃了。在大人物中，只有肯特公爵支持他，苏塞克斯公爵对他的支持已大不如前。议会中反对工厂立法的人发现他们反对怜悯儿童的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主张仁慈的欧文其实不信任何宗教。欧文并不气馁，继续走自己的路，仿佛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开始努力筹集至少可以启动一个合作村所需的资本。然而，当时他的努力毫无结果。
接下来的一年，欧文立足欧洲大陆，他向亚琛会议提交了一份呈文，并在亚琛与亚历山大大帝有过一次（不太幸运的）会面：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欧文的客人尼古拉大公的哥哥）正要离开酒店，欧文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呈上两份材料。当时沙皇没有那么大的衣袋来装这些文件，所以拒绝接受，而让欧文当晚去见他。沙皇粗鲁的语气令欧文不悦，所以他没有去。不过，他将文件委托卡斯尔雷勋爵呈交大会，卡斯尔雷是参加亚琛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后来欧文从各种渠道得知，它们被认为是大会提交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欧文本该知道，一个穿着考究的人，不管怎样都是不愿意在衣袋里塞满文件而弄坏自己着装的。
欧文逐渐意识到政府不会接受他的计划，但他仍然寄希望于地方当局。1820年，他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给拉纳克郡，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他的想法。这份报告中最重要的新意在于建议以劳动券取代货币。当时，政府正要恢复因为战争而在1797年中止的黄金支付，货币问题因此成了当务之急。按欧文的建议，所有的价格都按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加以固化，支付则以劳动为单位。他说：“价值的自然单位，原则上是人的劳动，或者人的体力和脑力结合起来而起的作用。”他认为采纳这一体系会产生近乎奇迹的力量。1817年以后，欧文一如既往地期望过高，几乎没有意识到障碍的存在。随着年纪渐长，他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而他性格中应变所谓世界末日的因素更加突出。
然而，在给拉纳克郡的报告中也有大量正确而重要的内容。报告首先指出，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来源，(8)并认为要生产足够的产品并不难，唯一的困难是找到市场。而市场是由工人阶级的需求创造出来的，他们的需求则取决于工资。因此，要改善市场，只需提高工资。“但社会的现有安排并不根据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来付给报酬，因而所有的市场都失败了。”在阐述他的劳动券及其村庄之后，他继续表示反对过度的劳动分工。孩子应受到全面的培训，成人应该将农业劳动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教育一如既往地被欧文视为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但这样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遥不可及。所有人都富足，不会再有什么战争、犯罪、监狱，相反，到处都洋溢着幸福。
1824至1828年的4年间，欧文的大部分时间按平行四边形合作村的思路开展社区实验。乔治·拉普是德国宗教改革家，曾经组织了一些热心的拉普派信徒来到美国，建立了一个名为哈莫尼的聚集地，先是在宾夕法尼亚，后迁往印第安纳。这些人放弃婚姻、戒绝烟草，结果变得富裕而幸福。1824年，他们决定再次搬迁，次年便将在印第安纳的所有财产卖给了欧文。欧文称之为新哈莫尼，在游说了美国总统和国会后继续经营，并组建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社区。但如同在实验中发生的那样，一切都错了。欧文因此损失了4万英镑，变成了穷人。而跟他一起来到新哈莫尼的儿子们保留了一些土地，并最终成为成功的美国公民。
说来也怪，新哈莫尼在一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当时欧文从欧洲引进了一些科学人才，其中很多人的工作富有价值。他的儿子就成了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负责人，该局总部1856年前一直设在新哈莫尼。波德莫尔在1906年这样写道：
因此，尽管欧文的伟大实验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不止一代人的时间里，新哈莫尼仍是西方主要的科学和教育中心。从新哈莫尼辐射出来的力量，在许多方面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即使在今天，罗伯特·欧文的印记依然清楚地烙在他所创建的城镇上。新哈莫尼与西部的其他城镇不一样，它有年头了，在那些破碎的希望和理想的尘埃中形成了我们当下生活所根植的土壤。镇上的几位著名公民作为欧文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后裔，依然继承着他的名字。令小镇感到自豪的是它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管理员本人就是第一批移民的孙子——馆内约有15000册藏书，其中许多是珍本和孤本。
欧文在短暂投身工会运动之后（于1834年退出，对此将在下一章中探讨），就不再与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有任何密切联系。他成了一小撮自由思想家的领袖，在那些体面阶层的眼中他也不再是“仁者欧文先生”，而是一个危险人物，煽动民众信仰无神论和参与革命活动。1835年，因为在一系列演讲中对于婚姻问题宣扬了非正统观点，并以《关于旧的不道德世界中的教士婚姻的演讲》为题公开发表，他更加不受欢迎了。这一标题具有误导性，其实他的意思是教士所赞扬的婚姻。欧文此时已经完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反对婚姻与私人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和习俗，也反对婚姻涉及类似私人财产的东西。他不仅以非常激烈的语言谴责这样的婚姻，而且谴责孩子们身处的家庭环境。尽管婚姻是自由的，但他似乎仍然希望大家携手终老。
我不知道，这些观点是不是柏拉图式共产主义的理论成果，或者受到他个人生活的状态的启发。欧文夫人1831年去世，尽管欧文常常长时间离家，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她已无感情。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在给欧文的信中写道：
哦，我亲爱的丈夫，有段时间我非常急切地期盼你能给我些建议……我希望你会记得下周四，我们结为一体的日子——那是31年前的事了。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我认为我们还像31年前一样彼此真诚相爱，而且比31年前更加了解彼此。我真诚地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消融我们的这份感情。
尽管他的敌人公开指责他的学说，但对他的私生活无话可说。平行四边形、幼儿园、消灭私有财产、废除形式主义的婚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逻辑上一致的学说体系，因而没有理由去寻找欧文道德观念的其他来源。
在那些阴郁的岁月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对欧文的离经叛道感到震惊，一个是墨尔本勋爵，另一个是——维多利亚女王。尽管发生了多切斯特劳工事件，欧文与墨尔本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后者1839年将欧文引荐给了女王。欧文见人总要带去一些文件，这次他给他的君主带去的是“在理性宗教徒的一般社区协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恳请政府指定各方对大会提出的改善协会状况的措施进行调查”。至于如此诱人的标题，是否引得女王陛下优雅而愉快地阅读了，并无历史记载。
从没有人对墨尔本兴师问罪，但将一个臭名昭著的不信教者引荐给女王为他招来了严厉的痛斥。埃克塞特的主教提交了一份伯明翰的著名人士反对社会主义的请愿书，指出欧文的组织是非法的，可以甚至应该将他关进监狱。
他补充说，欧文还有其他亵渎上帝的和不道德的可怕行为，这种自弹自唱并不会搅扰那些大人的视听。主教的手头一直有欧文的一本书——无疑是有关“教士婚姻”那本——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一直萦绕在主教的眼前，但主教从未允许自己的心灵被这些文字污染，也不允许自己引用那些最亵渎上帝的和淫荡的词语，更不可能以此来说服高贵的侯爵（诺曼比）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他不可能也不会这样去做。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在昆伍德（一个欧文主义者的社区）竟然有人在安息日演乐、跳舞、唱歌！而这就是首相认为可以引荐给年轻而天真无邪的君主的那个人！
全国各地的小人物对主教的演说进行了积极的跟进，结果一些人以基督徒的慈悲为名，围攻了欧文主义者。但是并没有非常极端的事发生，而这帮欧文主义者也渐渐淹没在茫茫人海。1846年，一位牧师在议院调查委员会面前就铁路建设问题作证，他的回答表明，在那些富有阶层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和自由性爱是那么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关于受雇干粗活的那些工人的道德问题，这位牧师被问到：
“你说到了不信宗教者的看法，你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的，”他回答，“虽然他们看起来有妻子，但很少人是结了婚的。”
这一回答所显示出的维多利亚式的巧妙值得赞赏，但是在任何其他意义上，都没有把握说这些干粗活的工人就是社会主义者。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人数极少，他们热忱而有才智，工人不属于这类人。
要对欧文的所作所为和影响力形成正确的判断绝非易事。直至1815年，欧文看起来就像一个完全务实的人，从事的所有事业都取得了成功，改革者的冲劲并没有让他踏足那些不可能的事业。此后，欧文的视野打开了，但日常的睿智却减少了。他改造世界的努力失败了是因为缺乏耐心，因为没有对财务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也因为他相信通过那些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真理便可轻而易举地迅速说服每个人。他在新拉纳克的成功误导了他，正如开始时这些成功也误导了其他人一样。欧文了解机器，也知道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这些品质在新拉纳克足够了，但对他以后的冒险事业而言则远远不够，欧文缺乏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或成功的组织者的品质。
然而，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欧文理应得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他强调了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时间已经证明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尽管在欧文活跃的时期之后不久，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暂时被铁路的发展所掩盖。欧文察觉到除非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来扩大市场，否则机器带来的产量增加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或就业不足。他还察觉到，这样的工资增长不可能由自由竞争所主导的经济力量来引发。他推断，如果工业化要带来普遍的繁荣，那就必须有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19世纪，由于不断地找到可以开拓的新市场和新国家，人们成功地避开了生产过剩的逻辑，但在我们的时代，欧文分析论断的千真万确开始变得显而易见。
在欧文一生中，对其计划最为激烈反对的是人口理论和促进工业发展的竞争规律。马尔萨斯称欧文是“真正仁慈的人”，并同意他所提出的《工厂法》及教育措施，但对这两者都提出了改进意见。马尔萨斯说，所有的平等体制都缺乏“可以独自克服人类天生惰性的刺激因素”，人口的增长完全取决于私有财产，而平等体制移除了对人口的审慎抑制。“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或者处在类似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承担更多的克制义务——他（欧文）绝对无法提出一个达成（限制人口的）目标的模式，无论古代抑或现代的其他任何人试图做到这一点或者有类似的想法，最后都无能为力。从一定高度讲，限制人口不是不合情理的，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残忍的。这些似乎表明，基于人口理论的反对平等体制的论点是不认可这一貌似有理的结论的，即使理论上承认也不可能。
有两种有效的反对意见，其中之一是出生率的下降，它是对人口论论据的反驳。具有奇怪的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意见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激进派，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最终学会了生育控制，这对社会主义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此怀有敌意或持冷漠态度。另一种意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形势已经没那么严峻了。当工作时间一般在12至15个小时时，对贫穷的恐惧无疑成了激励工人工作的必然因素。但是，管理得当的话，采用现代方式，工人每天工作很少的时间就足够了，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不难执行的纪律来得以保证。
欧文的村庄，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当然显得有点荒谬。共产主义制度不可能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充分试验，就算不在全世界也必须至少在一个国家内试验。那些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的村庄，几乎每个都在食物问题上接近自给自足。这样的方案在1815年工业化的北方似乎是很自然的，那里的工厂单独建在农村地区，各自通过水力发电运作。但在现代世界，工业区是不可能自己生产食物的。现在，即使一个小社区，也不可能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除非人们准备接受一个非常低的生活标准。
至于其他方面，对于欧文的平行四边形合作村设想，我们仍有许多要叙述的。欧文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不是从赢利和亏损两个方面来思考生活的。他还记得美，记得感受力和理解力的培养，最重要的是他还记得儿童。在他所规划的公共生活中，就可能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美好教育氛围；也有可能拥有供儿童学习和游戏的自由空间，那些美好的公共房间。而这些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家庭个人主义（family individualism）所不可能提供的。只有通过联合，那些比他人穷的人才可能脱离肮脏之地，享受宽敞的建筑带来的愉悦，享受充分的空气和阳光。对于儿童来说，充斥着现代城市的世界是一座监狱，除非穷孩子可以在街上玩耍，但即使这样也是不健康的、危险的。欧文提供了在个人主义和竞争世界中被忽视的重要需求。欧文认为，向新社会转变不仅可能，而且更容易和更快。尽管他设想的东西那么美好，但几乎所有改革者都忽视了。比如他认为，只要做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发展机器生产的可行性就会增加而不是减少。鉴于上述原因，尽管欧文有他的局限性，但他仍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仍能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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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是英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机构，继承了中世纪以来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特点，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是王权的附庸，而是相对独立的有自主决策能力的政府机构，能影响议会内阁的产生和组织形式。枢密院制度产生于宗教改革直接推动的政府改革，是英国政府近代化的开始。——译注
(2) 以下传记材料主要来自波德莫尔1906年出版的《罗伯特·欧文传》，另外科尔的《欧文传》也有所助益。
(3) 目前苏联仍然存在类似的习惯，集体农场里颁发代表不同功绩的徽章，例如飞机表示最好，爬行的螃蟹表示最差。
(4) 哈蒙德：《城镇劳动力》，第167页。
(5) 科尔：《欧文传》，第177页。
(6) 科尔：《欧文传》，第179页。
(7) 英格兰姓氏，意为“太好了”（Toogood）。——译注
(8) 当然，这只是部分正确，正如我们在涉及李嘉图时所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