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帝国主义
（一）非洲的分割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只存在于英格兰北部和克莱德地区的新型经济组织，正如我们所见，遍及整个西欧和北美，在德国和美国两个国家达到了比在英国更先进的发展阶段。它的扩张力量并不局限于世界上的白人聚居区域，还迅速扩大到整个亚洲和非洲。与欠发达社会的接触，多少改变了它的性质。一方面，在征服是资本主义的必要开端的地方，需要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的有色人种，会遭受比在单一白人人口的国家的政治上可能出现的最恶劣情形更为残酷的剥削。现代经济技术赋予帝国主义以新的特征，反过来，帝国主义也给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政治面貌。
当工业时代开始时，帝国主义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抛开古代的情形不论，其近代起源可以追溯至哥伦布和达伽马，他们分别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力量引向了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对冒险的热爱和对黄金的渴望，吸引探险家和恶棍来到印加王国及莫卧儿帝国的宫廷。但是，教皇将新土地的垄断权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得到英国、荷兰、法国的尊重，他们全都获得了广阔的帝国疆土。经过多次战争，英国人在东方取得了霸权地位，而美洲大陆在1824年之后不再是帝国主义的战场。从那时起到1880年左右，英国是唯一拥有一个辽阔而遥远的帝国的国家。但在自由贸易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对殖民地的获取变得漠不关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边沁认为这是一笔无谓的花销，他的观点及时地变成了政府的观点。1850年，当奥兰治河(1)流域被吞并时，枢密院敦促不要再在“非洲大陆现有的属于陛下的领地上增加永久性的或是临时性的领土，无论其面积有多小”。在1886年前，英国政府的总体政策是反对帝国扩张的，但内阁一再在此事上为形势所迫。
第一个变化的迹象出现在1874年至1880年迪斯雷利执政期间。迪斯雷利热爱东方，享受着印度帝国的荣华富贵；维多利亚女王也饶有兴致地从他那里接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近东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周边地区）一直令迪斯雷利着迷：1878年，他在柏林会议上支持土耳其人，并且很高兴在埃及事务中获得发言权。他在使金融与政治相吻合方面也表现出了相当的技巧。由于土耳其无力支付英国股东的利息，他从波特租下塞浦路斯作为一年一度的贡品，但贡品是代表苏丹直接交给那个当权者的英国债主的。当埃及总督由于挥霍无度而被迫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份时，迪斯雷利代表英国政府买了下来。格莱斯顿怀着强烈的道德感，怒斥他支持“罄竹难书的土耳其人”，后者的暴行震惊了那一代人，超过了他们让我们震惊的程度，而我们已然“充满了恐怖”。然而，当格莱斯顿在1880年成为首相时，他发现自己不得不继承和发展他前任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在埃及问题上。
有两个动机促使格莱斯顿政府在1882年占领埃及：苏伊士运河以及债券持有人。这两方面在那一年都受到了民族主义者叛乱的威胁，英国为了埃及总督的利益而出兵镇压。这些利益——如他们所想——迫使英国人留在这个国家，并告诉总督如何治理；没有人能否认，在英国的影响下，政府比以前好了。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1830年）和突尼斯（1881年）也是如此。在这些例子中，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最好的：它的效果总体上是好的，尽管它的动机令人怀疑。
从1884年起，西方列强开始了所谓的瓜分非洲。外交博弈的公认原则是，只要两个国家是竞争对手，一方获得的任何领土都会跟另一方的同等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结果到1912年，整个非洲被西方列强瓜分，除了黑人国家利比里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王国——前者是因为面积较小，且那里有美国的利益；后者因为它让意大利人遭遇血腥的惨败。非洲的分割是通过外交手段实现的，但并非没有造成苦难，而这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刚果
奴隶贸易被废除，奴隶获得解放，剥削黑人劳动力的最简单办法便是占领黑人居住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正好拥有各种有价值的原材料。贪婪只是在非洲实行帝国主义的动机之一，虽然它是最重要的动机，但是对刚果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而言，贪婪似乎一直是唯一的动机。一些哲学激进分子认为，金钱上的自利原则，如果正确理解的话，应该是有用行动的充分动机。刚果的例子将使我们能够检验这一理论。
刚果河是一条辽阔的河流，流域面积约为不把俄国算在内的欧洲那么大，它流经黑暗的森林，穿过几乎完全由野蛮人居住的领土。尽管河口很久以前就为人知晓，但上游地区直到1871年才被善良的利文斯通博士首次发现，他将对探险的热爱与让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的愿望结合了起来。在坦噶尼喀湖(2)的乌吉吉找到了利文斯通的斯坦利，对福音的兴趣不及对基督教文明的其他方面。斯坦利的首次旅程是代表《纽约先驱报》进行的，后来的旅程（建立了刚果河及几条支流的整个路线）是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为代价并为了这位国王的利益进行的。斯坦利一向给予这位国王最高的评价。
利奥波德国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的儿子，在她统治早期，很重视这位舅舅的建议。此外，正如H.H.约翰斯顿爵士所说，他还是“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奥地利女大公的丈夫，罗马教会的忠实拥护者，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他还推动科学研究，特别是非洲的，并且是传教士事业的赞助人。1884年，为瓜分非洲而召开的柏林会议决定，这位高贵的君主应该被亲自托付给一个领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里、包括刚果盆地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他受到了外交官们的尊敬、旅行者们的赞颂，人们普遍认为他对黑人的态度是慈善的典范。1906年，他提供12000英镑用于预防昏睡病的科学研究，他在一份宣言中声称：
如果上帝满足于我（战胜昏睡病），我将能够在他的审判席前展现自己，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本世纪最伟大的一次行动，一大群获救的人将向我祈求他的恩典。”(3)
当利奥波德国王接管刚果时，宣布自己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慈善。斯坦利在英格兰为他做宣传，解释说他是多么爱那里的黑人，并担心英国人不能“正确地欣赏这种不安的、炽热的、鲜活的、博大的情感，因为它没有附带任何好处，这种情感试图在愁苦的非洲黑暗地带扩大文明的影响”。早在1876年，利奥波德国王曾请求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七世）帮助召集一次会议，讨论“欧洲人在未开发的非洲土地上定居，并鼓励探险活动以传播文明”，当威尔士亲王确信唯一的动机是慈善时，心中起了疑惑，于是写信给巴特尔·弗里尔爵士：
问题是，代表金钱的公众是否会像他一样感兴趣。慈善固然很好，但除非它是切实可行的，并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否则将不会在英国公众眼中得到他们所应得的青睐。(4)
然而，利奥波德对慈善的强调达到了他的目的，其他列强对一项被认为只有支出而没有金钱回报希望的事业几乎没有热情。当他提出自己承担所有开支时，他们允许他承担（他们认为的）责任，条件是他要维护宗教自由、贸易自由和新闻自由等。
通过镇压阿拉伯奴隶掠夺者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之后，这位皇家慈善家开始致力于将井然有序的政府引入他的领地。他建立了一套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史以来最新，也是最彻底的。他似乎同意许多现代化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有关于民主的无稽之谈。他颁布法令，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橡胶和所有的象牙都归国家所有——而国家就是他本人。当地人将橡胶或象牙出售给欧洲人，欧洲人向当地人购买橡胶或象牙，都是违法的。接着，他给官员们发了一份秘密通知，解释说他们“绝不能忽视开发森林产品的任何手段”，说他们将从所有橡胶和象牙上获得奖金，如果收集的成本很低，奖金就很高；如果收集的成本很高，奖金就很低。比方说，如果采集成本为每公斤30生丁或更低时，官员每公斤可得15生丁；如果成本超过每公斤70生丁，官员只能得4生丁。财务上的结果是我们所能期待的。刚果的有些地区直接为国王劳作，有些地区则为国王作为大股东的公司工作。例如，安维尔索斯托拉斯就开发了刚果河以北的一个地区。该公司的实收资本中，国家占一半，达到1万英镑，6年的净利润有37万英镑。另一家公司在4年内，以40200英镑的实收资本盈利731680英镑。股份——国王占一半——的原始价值虽然只有250法郎，但在1906年，其价值涨到了16000法郎。更难搞清楚的是，作为国王私人领地而保留的大片地区的利润到底有多少，据卡蒂埃教授估计，每年达30万英镑。(5)
积累这些巨额利润的方法非常简单。当局下令每个村庄采集并交来一定数量的橡胶——这是一个男子放下为维持生计要做的全部工作所能采集并交纳的数量。如果他们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量，家里的女性将被带走，作为人质关押在政府雇员的院子或房中。如果这一方法还不能奏效，当地的军队，其中很多人属于食人族，将会被派到村里散布恐怖气氛，如果有必要还会杀死一些男人。但为免浪费子弹，当地军队受命每用掉一个子弹就要交上一只右手。如果他们没有命中目标，或者在大规模行动中使用弹药筒，甚至会砍下活人的手来补足所需的数目。其结果是，据H.H.约翰斯顿爵士估计，而且这一估计得到所有其他公正渠道的证实，在15年里，当地人口从约2000万减少到900万。(6)确实，昏睡病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利奥波德国王将人质从他的领地的一处转移到另一处的做法，使得这种疾病的死亡蔓延速度大大加快。
为了掩盖这样大规模系统性的谋杀，人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皇室资本家却从谋杀中获利。官员和法庭都是从他那里支薪，听他摆布的，个体商人被排除在外，天主教传教士因为他的虔诚而缄口不言。比利时也是系统性地腐败，比利时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是他的帮凶。那些威胁要揭露真相的人会被收买，或者如果不能被收买，就会神秘失踪。刚果没能沉默的只有新教传教士，他们中的大多数理所当然地认为国王对以他名义所做的事全然不知。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联盟的约瑟夫·克拉克在1896年3月25日写下的话：
这种橡胶交易沾满了鲜血，如果当地人奋起反抗，将刚果河上游的每个白人都清除出去，仍然存在对黑人的惊人欠亏。有没有可能让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去面见比利时国王，让他知道以他的名义都干了些什么？湖是留给国王的——不允许商人——为国王采集橡胶，数百名男女和儿童已被枪杀。(7)
但人们很容易以为传教士在夸大其辞，或者说这些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他们是因为热病和孤独才变得残忍。整个体系是国王为了金钱利益而刻意推行的，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要不是有一个叫莫雷尔的人，真相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为人知。H.H.约翰斯顿爵士是一个没有被反常习气污染的帝国建设者，他对非洲非常熟悉，原先对利奥波德国王信赖有加。在描述了自己在压制弥漫整个文明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批评中施加的影响之后，他说：
很少有故事比大卫如何战胜歌利亚的故事更浪漫，对后人而言也更不可思议，一个利物浦航运公司的穷船务员，成了利奥波德国王的伙伴之一。
这位名叫E. D.莫雷尔的船务员，因为会讲法语，通常被派往安特卫普和比利时，因此与刚果国家官员一起安排所有的轮船票价和旅客舱位，决定货物的装运和产品的尺寸大小等细节。在工作过程中，他了解到有关刚果政府腐败的一些可怕事实。他提请其雇主注意这些事件并核实其真实性，结果被解雇了。
他几乎身无分文，于是拿起纸笔，通过英国媒体和英国出版商让全世界了解刚果的现状。(8)
从那天到他死去的那一刻，莫雷尔投入了无止境的战斗——先是反对刚果的非人道行径，然后矛头直指摩洛哥的秘密外交，再是驳斥关于战争起源的片面观点，最后是指责《凡尔赛条约》的不公。他的第一次战斗，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取得了成功，并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他为德国伸张正义的第二次更大的战斗却给他带来了诽谤、牢狱之灾、疾病与死亡，除了那些因他的热情无私而爱他的人的鼓励，没有取得任何胜利。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在追求和宣扬政治真理方面，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具有英雄本色。
莫雷尔在刚果改革运动中遇到的困难是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难以克服的。利奥波德获得的巨大利润，法国看在眼中，于是在法属刚果建立了一套非常相似的体系，并在那里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因此，他们绝不急于让全世界都知晓国王这些经济手段的必然后果。英国外交部——出于高层政治的原因需要与法国和比利时保持友好关系——非常不愿意被说服，起初还为了确证莫雷尔和传教士的指控而压制了领事的报告。根据莫雷尔的说法，按梵蒂冈的命令行事的罗马天主教表示，整个改革运动是新教传教士对罗马天主教的变相攻击。但后来当证据被证明无可抵赖时，这一辩护就被摈弃了。当然，利奥波德国王及其代理毫无顾忌地进行了诋毁，并且指责可耻的动机。
然而，莫雷尔和刚果改革协会还是成功地唤醒了公众舆论，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整个文明世界。英国政府被迫承认这些指控已被我们的领事，特别是凯斯门特（在战争期间被绞死）证实。继续假装这些暴行的发生有违其意愿的国王，被迫任命了一个由3名公正的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调查这项指控，尽管他只发表了他们报告的一部分，但是被允许展示的内容表明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最后，在1908年，欧洲利用柏林会议授予的权力，剥夺了国王对刚果的权力，并将其交给比利时议会，条件是国王的剥削制度应该终止。此时，利奥波德国王在其君主兄弟们的庇护下逃脱了罪责，因为他对黑人的残暴，也因为他对芭蕾舞女孩的仁慈。
反对利奥波德国王，人类的良知是有可能获胜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小君主。而鼓动对抗法国却被证明是无济于事的。除了不太容易防止游客到来的沿海地区，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暴行，而且可能仍在发生。“刚果中部和北部的森林依然笼罩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使人们无法看清楚它。”(9)
（三）德国人的西南非洲
德国政府参与瓜分非洲的行动是姗姗来迟且不太情愿的。俾斯麦的兴趣在欧洲，不想去遥远的地方冒险，他跟腓特烈大帝一样相信“所有遥远的财产都是国家的负担，边境上一个村庄比250英里之外的一个公国值钱”。他的保守主义态度使他迟迟没有意识到新运动的重要性，也没有理解其必要性。他以一个持特殊主义论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的狭隘眼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因而不得不根据轻重缓急来考虑普鲁士的问题——首先是德国的其他地方，然后是工业化，再后是殖民地。他的政治生活被两个愿望支配：一个是普鲁士应是个伟大的国家；另一个是普鲁士应该有容克贵族、农民、田地和树木。后来，他被迫为成全第一个愿望而一步一步地牺牲了第二个愿望。
从40年代起，德国就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以殖民地为主张的党派，当格雷维尔听到德国人谈论需要殖民地和海军时感到很惊讶。在商人和传教士以及李斯特和随后的特赖奇克的支持下，该党派不断展开宣传。但俾斯麦全神贯注于德国在欧洲的巩固和扩张，他在这项自命的任务中获得的成功，极大地促使其他大国到更远的地方寻找领土和威望，对此俾斯麦并没有感到困扰。其他国家的殖民冒险让他很高兴，因为他们使他在欧洲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而且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国际摩擦的源泉。不过，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列强间的政治游戏可以在比欧洲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工业时代的腓特烈格言不再有效。
1879年，一位名叫恩斯特·冯·韦伯的旅行家发表了一篇文章，敦促德国从葡萄牙那里获得德拉瓜湾，让德国人进驻德兰士瓦共和国，并逐渐建立一个延伸到赞比西河的德-非帝国。尽管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但这些计划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在之前一年，特赖奇克写道：
“在非洲南部，情形显然对我们有利。英国的殖民政策在其他地方都很成功，但在开普敦却没有。那里存在的文明是日耳曼文明，荷兰文明。如果我们的帝国有勇气坚定地奉行独立的殖民政策，我们和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10)
因为俾斯麦不愿与英国对抗，这些宏大规划没有取得成果。但是，在达马拉兰和纳马夸兰定居的德国传教士及商人遇到了困难，他们发现自己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于是请求英国保护。1881年，传教士向英国请求派一艘炮艇，但遭到拒绝。英国当时已经吞并了该地区唯一的良港沃菲西湾，但拒绝承担任何更多的领土责任。最后，在1883年，一位名叫吕德里茨的不来梅商人问德国政府：如果他在安格拉-佩克纳湾（后称吕德里茨湾）升起德国国旗，是否会得到支持。俾斯麦礼貌地询问英国是否声称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或保护国，并表示如果没有，他打算为德国主张主权。英国外交部表示，在答复前有必要询问一下开普敦政府。开普敦政府以费用为由拒绝承担任何义务。格兰维尔勋爵随后告诉俾斯麦（后者等了9个月才等到一个纯粹正式调查的答复），尽管他的政府没有声称对安格拉-佩克纳拥有主权，但会将任何其他大国的这种要求视为对英国合法权利的侵犯。俾斯麦要求对方证明这些“合法权益”的存在，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又等了4个月，然后在1884年4月24日宣布在奥兰治河和安格拉-佩克纳湾之间的整个海岸建立保护国。英国人对此很恼火，但为时已晚；5月，开普敦政府宣布打算接管从奥兰治河到沃菲西湾的整个海岸，其中包括德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然而到了6月，英国政府屈服了，并且跟其他列强一样承认这一吞并，此次行动形成了德国在西南非洲规模可观的殖民地。
在财政上，这个新殖民地并不成功。赫雷罗人是一个精力充沛且好战的种族，他们突然之间被剥夺了土地和牲畜，发现自己面临着要么挨饿、要么成为半奴隶性质的劳工的选择，于是揭竿而起。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接踵而至，双方展开激烈斗争。H. H.约翰斯顿爵士在1913年写的文章中，总结了他对这场德国人最终获胜的战争的描述。他是这样反思的：
据说，现在只有约2万赫雷罗人生活在达马拉兰。如果这个聪明、强壮的班图族黑人种族消失了，那将是极为遗憾的……漫长的战争在沙漠和满是裸露岩石的山间展开，德国人为此付出了超过5000名士兵和定居者的生命，并花费了1500万英镑！这样一来，在殖民地历史开始之初，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并且仍然将西南非洲一半以上的地区留给白人来支配，成本会更低。
战争期间，人们习惯于将赫雷罗战役作为德国殖民政策残酷性的证明。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德国的总体政策与英国在马塔贝莱兰的总体政策完全一样。诚然，冯·特罗塔将军过于残忍，但他并没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后来不得不辞职。在一战爆发前，政府当局对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予以了肯定。H. H.约翰斯顿爵士在1913年时说：“他们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同时快速地加以改正。在商业方面如此，在政府治理方面也是如此，他们观察、学习并掌握最好的原则。政治家们非常短视，低估了德国人的伟大品格，或者认为德国在陌生的土地上的建立疆土的梦想会走向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失去了在非洲的全部领地，总计超过100万平方英里。
（四）英帝国主义的发展
大英帝国几乎在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政府政策和帝国主义教条的帮助下成长了起来。格莱斯顿作为科布登的信徒，不喜欢占有新领土，但随着1886年保守党的胜利，一个新时代到来了。从那一年到那个世纪末，人们对于帝国的热情不断增长，采取的形式有时是罪恶的，很多时候是荒唐可笑的，并且一向令人厌恶。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有很多原因。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工业化的发展使人们不再为成为世界工厂而感到一种科布登主义式的骄傲；自夸的需要，要求一种不一样的哲学信条，而这可以使我们能够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欢呼雀跃。当英国发现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希求拥有海外属地时，他们对海外属地的评价也高了起来。格莱斯顿平和地接受了成为布尔人(11)和马赫迪(12)手下败将的事实，但普通英国人却为马尤巴战役(13)和戈登(14)之死感到耻辱。《爱尔兰自治法案》是格莱斯顿政治逻辑的产物，并不受大多数人欢迎，对自治的抵制培养了英国人的统治欲。维多利亚女王在1887年、1897年的登基周年庆典，便是旨在用来增加这种情绪的展览。
帝国主义除了这些政治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有些是经济的，有些是理想主义的。传教士们被要求考虑一个问题，即基督教势力对异教徒的征服是为了进一步传播真正的宗教。在1900年福音传播协会的年会上，首相之子、我们这个时代最虔诚的人之一休·塞西尔勋爵，提出了这样的论点：
很多人都急于全身心投入到今天所谓的帝国运动中去，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一种良心上的不安，那就是不确定这种运动是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没有受到世俗考虑的影响。他认为，通过使传教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头脑中彰显，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使帝国主义的精神神圣化。
罗伯特·西利的《英格兰的扩张》在美国被称为“天命论”，对受过较好教育的阶层产生了极大影响。社会主义者、道德领袖、进步青年偶像拉斯金在牛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以最极端的方式阐释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信条：
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可能的天命，这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天命，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我们的种族依然没有退化，融合了最好的北方血脉。我们还没有放荡的习气，但仍有坚定的统治和优雅的服从……你们英格兰的年轻人会为你们再创造一个国王宝座；创造一个权杖般的岛屿，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光明的源泉、和平的中心；创造一个手握学问和艺术的女主人，在喜爱的实验和放荡的欲望的诱惑下，忠实地守护着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并在各国的残酷和喧嚣的嫉恨中，在她奇异的勇气中，在她对人类的善意中被崇拜？英格兰必须这样做，否则就要走向灭亡，她必须尽快找到殖民地，建立得越多越好，让最具活力、最有价值的臣民定居；必须夺取她能踏上的每一片肥沃的荒地，在那里教导殖民地开拓者，他们最重要的美德是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陆上和海上提升英格兰的力量；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但不必像英国舰队的水手们一样，因为漂浮在遥远的海上而认为自己会因此被剥夺了祖国的公民权……如果我们以很少的报酬就能让人们出于对英格兰的热爱而去面对炮口，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那些能为她耕耘、播种的人，那些为她做出公正、正直之举的人，那些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去爱她的人，那些在她的荣光中感到比在热带天空所有的光芒下还要喜乐的人。
这次演讲对塞西尔·罗德斯的启发意义尤为重大，他在演讲结束后不久来到牛津大学，并认为这篇演讲表达了他人生的指导原则。
90年代以来，对帝国主义的文学上的影响主要在于鲁德亚德·吉卜林。从英裔印度人的生活故事开始，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英国人来到印度只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为忠于职守而忍受了无数的苦难。但很快他的兴趣转移到帝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非。他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卓越美德与阳刚之气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并代表英格兰对大不列颠的城市，包括加尔各答和香港这些经过英国种族纯化的中心城市说：
你们真是从这血中来的……只要它能持久，
我要知道你们的好就是我的好，你们要知道我的力量也是你们的，
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在万军之战的最后一战中，
我们的大厦连在一起，支柱不倒。
他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列颠部族的主要神祇，
可以确信在我们这边
海洋之争会恒久持续。
他以一首《英国人之歌》喊道：
公平是我们的本分——美好是我们的遗产！
（谦卑的你们，我的人民，在喜乐中仍心怀惧怕！）
至高的主啊，我们的上帝
他已让深渊干涸，
他为我们开辟了通向天涯海角之路！
在1897年的登基庆典上，帝国的情怀在吉卜林的《退场赞美诗》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述：
我们历代祖先的上帝，自古为人所知，
我们辽阔战线上的主，
在那令人敬畏的手下
我们掌控着棕榈与松树。
千军万马之神啊，与我们同在，
唯恐我们忘怀，唯恐我们忘怀！
。 。 。 。
如果，我们因权威的显赫而陶醉，吐出
不敬畏你的舌头，
像异教徒那般夸耀，
像目无法纪的劣等民族——
万军之神啊，请与我们同在，
唯恐我们忘怀，唯恐我们忘怀！
然而，这种崇高的情怀只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尽管它包含了一些真正的理想主义，但在日常生活中，帝国主义通常是一种更为平凡的事，带着直截了当的经济动机。在那些移居海外的和仅仅投资的人身上，情况有所不同。出于各种原因，上流社会和职业阶层都支持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能力的年轻人，在优越的社会习惯中长大，发现国内的社会正在走向民主，所以很高兴有机会在“劣等”民族聚居的地方谋生和发号施令。过度拥挤、工业化以及法制化使英国人在冒险的倾向上显得沉闷乏味，对那些喜欢孤独和优美环境的人而言显得很可恨。有相当一部分人到殖民地去，只是为了逃避现代英国人生活中的丑陋和局促，结果发现自己无意间成了帝国的建设者。他们的愿望和成就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吉卜林在其一首诗歌佳作《移民先锋》中进行了描述：
海鸥的尖叫惊醒了他，平静的水面被子弹打破，
他应该实现上帝的至高旨意，不去想自己的愿望。
他将看到古老的行星正在变化，陌生的新星正在上升，
大风刮向新天空下他那破损的船帆，
强烈的欲望推动他向前，饥饿举起了他的双手，
从粗野的沙漠中取得食物，在沙土之间获得微薄的报酬。
邻居的炊烟扰乱了他的视线，他们的声音打断了他的休憩，
他向前行进直至不辨南北，郁闷而无依无靠。
他渴望孤独，他的愿望将迎来，
艰难的路途，紧跟着万千车轮，一个民族和一个国王。
他应该回到自己的轨道，在那异常冷清的营地，
将会看到喧嚣的街道，竖立的井架和各色标志：
他手握短斧和火炬照亮国家的前程，
直到帝国的前哨获取最后一片荒野！
然而，“万千车轮”是由不同的动机推动的。除大不列颠之外的世界各地关税的增长令贸易者们印象深刻，他们急于保住市场，不想被外国政府排斥在外。实业家们欢迎在热带地区的并购，认为那里是宝贵的原材料和食品的来源。但比市场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投资的开放。(15)修筑公路和铁路，开发种植园和矿山，修建大坝，以及发展中的地区迄今未受文明影响的所有繁杂工作，为资本敞开了欢迎的大门，而这些资本如果投资于国内产业，已经不再能取得工厂新建或铁路刚进入英国时那样的利润。此外，旧资本和新资本都导致了帝国主义的冒险。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持有土耳其和埃及债券的人是如何保护自己利益的。这显示出陆军和海军在可用的地方所具有的优势：当德鲁先生欺骗伊利铁路的英国投资者时，他们没有获得任何补偿，而那些借钱给埃及总督的人可以使用皇家武装部队（他们自己没有花费）来收债，甚至可以因为他们渴望英国占领埃及而赢得爱国者的赞美。
就现在我们必须注意的南非而言，那里有一种比其他地方都要多的力量在历史的大幕开启之初就促使英国进行对外征服，那就是黄金和宝石的诱惑。
（五）英国的南非
好望角是1488年葡萄牙人发现的，但定居点并不是他们建造的。在非洲的大英帝国已经从好望角向北逐渐延伸，直至与从埃及向南延伸的部分汇合。荷兰人在1652年创建了开普敦，他们将周边国家作为其殖民地，并在南特敕令废除后，给大量法国胡格诺派人士以庇护。开普殖民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被英国吞并，以惩罚被迫站在法国人一边的荷兰人；它在1802年被归还给荷兰，1815再次被英国征服并重新占领。很多荷兰人非常讨厌英国的统治，于是在1836年长途跋涉北上荒原，开始建立奥兰治自由邦，接着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的地位有些不太确定：我们声称是宗主国，但他们不愿意承认。1877年，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宣布吞并德兰士瓦，但经过三年的摩擦，后者奋起反抗，此时接替了迪斯雷利的格莱斯顿让德兰士瓦获得独立，从而使宗主权的问题再次变得模糊。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南非的历史就是塞西尔·罗德斯的历史。
塞西尔·罗德斯出生于1853年，是一位乡村牧师之子。他是第三个儿子，虽然他的大哥被送到温彻斯特公学，二哥去了伊顿公学，但轮到他时，家里钱用完了，于是他被送到当地的一所日校。父亲希望每个儿子轮流上学，他接受了这一安排，但其他人拒绝了。4个孩子当了兵，2个成了帝国的建设者。后来塞西尔得了肺病，在17岁那年被送去纳塔尔，与他的大哥一起做了农民。他们在棉花种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都被一个新的钻石田所吸引。塞西尔1871年10月从他的农场出发，带着“一些挖掘工具、几本经典著作和一本希腊语词典”，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达了钻石田。
那时，第一块钻石的发现才刚刚4年，此地也由此成为历史上已知的钻石最多的产区。1867年，一个名叫斯凯尔克·范尼凯克的荷兰农民去看一位朋友，他见到朋友的孩子用捡来的石头玩弹子游戏。其中一块石头似乎闪闪发光，所以他问是否可以拿给专家看看。结果这块石头以500英镑卖给了总督。此后两年内，没有发现大的钻石。后来，当地的一位巫医将自己拿来施法（这可能是最初找寻这些钻石的用途）的一块石头给范尼凯克看，后者用500只羊、10头牛和1匹马买下了它。然后，一个商人又以1000英镑的价格从范尼凯克手中买下，并以25000英镑的价格转卖给达德利勋爵，它获得了一个专门称呼非同凡响的石头的名字——“南非之星”。
发现钻石的地方位于奥兰治河以北，在奥兰治自由邦的领土上，但是英国利用一些不清不楚的头衔，成功地将其据为己有。为了良心上的安慰，英国支付了9万英镑作为补偿，从而获得了一个价值数亿英镑的钻石田。
当罗德斯来到这个后来属于金伯利公司的地方时，那里正处于一个新的采矿定居点典型的混乱无序的状态。他很快就开始赚钱，并在他的方法得到许可后，尽快买下了开矿权。令人好奇的是，1873年，在事业蒸蒸日上时，他离开南非来到了牛津大学。不过，那里的气候再次让他发病，他不得不中断大学学业，返回南非。学术上，他并不出众，但在不得不过的乡村生活中，他成了百万富翁和成功的政治家。所以，最后一学期的他，这个28岁的人一定是个相当古怪的大学生。不过总体而言，他在牛津大学的时间达到了目的，因为这有助于他在各种关键时刻争取到英国统治阶级的支持。
不要以为罗德斯仅仅是个唯利是图的人，相反，他对人类命运这类深刻问题有过很多的思考。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确定上帝的存在与不存在有着同样的可能；他预见到威廉·詹姆斯在《信仰的意志》一书中的观点，感到在这样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是行不通的，并决心在行动中接受上帝存在的假设。下一步就是确定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关于此点，罗德斯发现难度较小。“显然，上帝是要创造出一种最适合给世界带来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人类，并让这种人类占主导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一个种族，即他所属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接近上帝的理想类型。上帝的意图是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占优势，而帮助上帝创造奇迹和生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他在这个世界上占优势，使正义、自由与和平的统治离目标更近。”(16)
通过马塔贝列战争(17)、詹姆森突袭(18)、布尔战争(19)，先让北方黑人，然后让布尔人臣服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又通过在英格兰和南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腐败体系，罗德斯才算帮助上帝实现了和平、自由和正义的意图。自始至终，他非常真诚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理人。
罗德斯在整个职业生涯取得成功的基础，在于他对金伯利钻石的控制。1888年之后，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他是该公司主要合伙人）拥有当时所知的所有南非钻石矿区，占全球总供应量的90%。在德兰士瓦金矿开采中，罗德斯是个重要人物，但不是垄断者。他的公司——南非联合金矿公司，支付的股息从1892年的10%迅速上升到1894年—1895年的50%，每年给他带来三四十万英镑的收入。然而，他对黄金的兴趣从未达到像钻石那样的强烈程度。
与此同时，罗德斯决定，为帝国主义考虑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大英帝国必须向北扩张到后来被命名为罗得西亚的地区。这个国家的南面由青草茂盛的高地组成，居住着好战的马塔贝列牧民，由一个名叫洛本古拉的杰出当权者统治。他身材魁梧，挺拔威严，“他全身赤裸地裹在一块极长的深蓝色布里，长布被卷得很小缠在身上，但并没有遮住身体”。在这样一个好战的部落中，他具有控制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在他的经验范围内，他是明智的有政治头脑的，但在战争看来不可避免时，他又是个精力充沛的战士。正如威廉·普卢默在他那本得到赞扬的罗德斯小传中所说，洛本古拉的“每个细胞都展现出王者风范”。
不幸的是，他自己和他的臣民都不能阅读，但他可以喝香槟。他不喜欢得到特许的狩猎者，说这些人“未经我的允许，像狼一样来了，还把路修进了我的国家”。但只要他们以适当的方式征求他的许可，洛本古拉就是和蔼的，不难对付。当他的国家蕴藏着大量黄金的事实为人所知时，罗德斯在1888年派他的三个朋友去找他，以确保得到他的支持，其中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他们大获成功，以每月100英镑、1000支步枪、10万发子弹和一艘在赞比西河上的武装汽船换得了他领地内的所有采矿权。这项协议被称为“拉德租约”。(20)
罗德斯的下一步是成立一家特许经营的公司，其权力类似于早年的东印度公司。这需要英国政府发挥作用，且通过高层的支持来确保这一点。在申请并获得这种许可证的人中，有法伊夫公爵（爱德华七世的女婿）、阿伯康公爵、艾尔伯特·格雷（后来的格雷伯爵和加拿大总督）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法伊夫公爵对他特别有帮助，因为通过他，王室与罗德斯的所作所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1889年获批的许可证，保障了土著人的权利、宗教自由和贸易自由，授予许可的理由之一是“居住在上述领土上的土著居民的状况将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其文明将得到发展”。顺便说一句，《拉德租约》得到承认后，这家公司成了辽阔的北方地区的政府，除了那些被欧洲其他列强占据的地方外。
与此同时，洛本古拉发现他所标记的那份文件产生的实际效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他口述了一封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提到了一些事，其中有段话说：
不久前，一帮人来到我的国家，为首的似乎是一个叫拉德的人。他们向我要一块地方挖金子，并说要给我一些东西交换我的授权。我告诉他们把要给的东西带来，然后我会告诉他们我将给些什么。一份准备好的文件放在我面前让我签字，我问上面写了些什么，说是我说的话和那些人说的话，于是我在上面摁了手印。大约3个月后，我从其他渠道听说，我在那份文件上把我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的权利都授予了他们。我召集我的管事和白人开会，并要求得到文件的副本。文件证明，我已经把整个国家的采矿权签给了拉德和他的朋友。因此我又和管事们开了个会，他们不认可这份文件，因为它既不包含我的话，也没有包含那些得到它的人的话……我写信给你，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几个月后，他又发了一封信，信中抱怨说“白人在金子问题上给我添了很多麻烦，如果女王听说我已经把整个国家都拱手让人了，那可不是事实”。
女王通过她的殖民大臣回复这位君主兄弟说，他不可能排斥白人，而且在询问了有关人员之后，她很满意他们“是可以信任的，在酋长的国家里从事挖掘黄金的工作时，并没有骚扰他的人民，或以任何方式惊扰他们的部落、花园或牛群”。偶尔会有一些与偷牛有关的麻烦，但几年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妨碍。特许公司关注的是进一步向南发展，以及英格兰的金融运作。它的资本是100万英镑，每股为1英镑，这使得那些远远算不上富有的人也可能成为股东，所以即使在工薪阶层中也能找到罗德斯的支持者。戴比尔斯公司持有20万股，发起人得9万股，而罗德斯个人拿了很大一部分；此外，他在联合特许公司很重要，而公司将拥有未来利润的一半。当全世界都习惯了这些安排时，便不希望再受到批评。
1893年7月，特许公司的经理詹姆森博士认定是时候收拾马塔贝列人了，并呼吁志愿者帮助他“碾碎洛本古拉”。他向每个志愿兵提供3000摩根（近9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20金币；还进一步规定“战利品将进行分割，一半给B. S. A公司，剩余的军官和士兵平分”。据估计，这些不同项目加起来，每名士兵至少可以得到1万英镑。这样的价码，不难找到愿意帮助上帝实现“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人。到了10月，准备工作完成。仍然希望和平的洛本古拉派了3名使者来谈判。英国人给了安全方面的保证，但在使者抵达营地的当天，其中两人“意外”死亡。这是战争的开端，它持续了3个月，实现了白人的所有愿望。洛本古拉失踪，他的手下或逃亡或被杀，他曾经的王国同意给予900个农场、1万金币，大约10万头牛成了战利品，使得当地幸存者失去了谋生手段。
在“教化”非洲的过程中，总是有必要剥夺当地人的土地、牲畜以及其他传统的食物来源，以便迫使他们为白人工作。然而在马塔贝莱兰，这些方法过于缓慢，因而引入了强迫劳动。1896年，在詹姆森被布尔人俘虏后，马塔贝列人铤而走险企图通过叛乱重获自由，当然结果他们被打败了，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给自己惹出过任何麻烦。当地人每人每年都要交纳2英镑的税，所以不得不为挣工资而工作。如此，收入和工资这两大问题一并解决了。然而，据一位著名传教士卡耐基先生所言，马塔贝列人并不感激，而是说：
我们的国家没了，我们的牛群没了，我们的人民四处离散，我们没有东西赖以生存，我们的女人抛弃了我们；白人为所欲为；我们是白人的奴隶，我们无足轻重，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法律。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苦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达到了有益的目的；把一些黄灿灿的金属碎片从地下某处转移到其他地方，即大银行的金库。
马塔贝列战争的英雄詹姆森是罗德斯的副手和最亲密的朋友。罗德斯的下一个事业不太成功，但更重要。
金矿之外的德兰士瓦仍然居住着开普荷兰人的后裔，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令人无法忍受。在与世隔绝的农场，他们仍保留着17世纪朴素的虔诚，以恐惧的眼光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当兰德发现黄金之时，他们意识到这将给在其土地上发现金子的农民带来从天而降的财富，但除了收取租金和苛捐杂税之外，他们拒绝与成群结队来到迄今仍宁静的乡村的国际冒险家有任何关系。尽管来的外邦佬（对外国人的称呼）的人数跟他们的相比达到了5比1，但布尔人还是拒绝让他们参加投票，并长时间阻止修建与开普相连的铁路。此外，他们还制定了高关税，导致每样东西都价格昂贵，而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佬们不得不进口的，如此几乎破坏了与开普殖民地的贸易。外邦佬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非常有钱，他们所在的地区生产了全世界大多数的黄金供应。这使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感到愤愤不平。
罗德斯和英国政府都希望外邦佬会重弹当年的老调——“无代表，不纳税”，反抗克鲁格总统，这在英国人（此刻）听来会觉得不错。1895年，军事当局通过开普而不是苏伊士运河把军队从印度调来调去，这样一旦发生麻烦，随时可用。此时，罗德斯不仅控制着特许公司，而且是开普殖民地的首相。利用这两种权威，他给了詹姆森一支武装部队，开到离约翰内斯堡最近的德兰士瓦边境上，名义上是为了保护一条正在修建的铁路。他试图通过詹姆森的军队支持在兰德谋划的叛乱。在最后一刻，他未能与“改革者”达成一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要独立，而他坚持要英国吞并之。如果是这样，他将放弃企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但是詹姆森头脑发热，于1895年12月29日引爆了整个事件；1月2日，他和他的部队屈辱地成了克鲁格的人民的俘虏。
这一事件的后果出乎意料地影响深远。罗德斯的荷兰朋友们自然转而反对他，他不得不退出开普的政治，虽然没有丧失对罗得西亚的控制。英国政府或者至少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本应受到牵连，尽管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但无疑他存在重大过失。德国皇帝发电报向克鲁格总统表示祝贺，这在英国引起了极大愤慨，以至于大多数人忘了指责袭击者。詹姆森及其部下被移送英国接受惩罚，而当他们到达伦敦时，整个社交界都设宴招待他们。詹姆森被判处短期监禁，但几乎立刻以“健康原因”为由得到释放。而英德关系也再没有变得亲密过。后来，英国政府拾起外邦佬的事业，无情地敦促它在布尔战争中取得成果。从袭击发生之时起，南非事务就对世界历史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开普殖民地，罗德斯的影响已经终结，但在其他地方他仍然具有重要性。他想建一条从开普到开罗的电报线；罗得西亚与坦噶尼喀湖相接，但从那里到乌干达，必须通过刚果或德国占领的东非。1899年，他拜访了相关的两位君主，想看看哪一方会给他最好的条件，允许他在他们的领土上搭建线路。他讨厌利奥波德国王：“当他走出房间时，他抓住了碰巧路过的我们的武官，压低嗓门在他耳边说：‘我告诉你，这个人是撒旦，撒旦。’”(21)相反，他与德国皇帝相处得很好。开始时，他对发给克鲁格的电报调侃了几句：“你看，我是个淘气的孩子，你想抽我几鞭子。现在我的人民因为我是个淘气的孩子准备抽我鞭子，但一旦你直接动手，他们会说：‘不，如果说这是谁都想做的，那也得我们来！’结果，陛下让自己为英国人讨厌，而一鞭子也没挨过。”
德皇被逗乐了，答应了罗德斯的请求。
从1896年起，约瑟夫·张伯伦接替罗德斯处理德兰士瓦事务。张伯伦以激进开场，后来变成了像罗德斯一样的帝国主义者，他选择了殖民部，以便使自己的政策拥有发挥的空间。“塑造了我们的目标的上帝意志（他说）是要我们成为一种伟大的统治力量——征服，是的，征服，但征服只是为了教化、管理和发展世界上的广大种族，首先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1898年，由于基奇纳(22)对苏丹的征服以及法国迫使英国放弃法绍达的耻辱，英国的帝国主义情绪大大强化。1899年对张伯伦而言，是时候占领开普到开罗这一帝国的另一端，一劳永逸地收拾布尔人了。当然，这是一场“争取民主的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说：“我们不谋求金矿，我们不谋求领土。”但持怀疑态度的外国人注意到，我们既得到了金矿，也得到了领土。
布尔战争对英国而言是双重耻辱，因为我们动机不纯，我们的军队开始时并没有获胜。欧洲大陆在情感上是强烈反英的，我们败于布尔人之手使我们被认为已经衰落。有人说，法俄德三国曾联合起来迫使英国与德兰士瓦和好。自从拿破仑垮台后，英国第一次意识到在欧洲大陆建立同盟对他们有利；张伯伦提议与德国结盟，但遭到拒绝。在布尔战争的整个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英国舆论是反战的。劳合·乔治在张伯伦所在的伯明翰不得不躲避伪装成警察的暴徒，但在威尔士他从未失去在民众中的声望。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就提到了与焚烧农场和妇女儿童集中营有关的“野蛮行径”。布尔战争一结束，英国就转而反对导致战争的政党以及激发战争的整个帝国主义哲学。
有两个原因促成了这种反应。一个是张伯伦发起了一场对食品征税的运动，以此作为巩固帝国的唯一途径，但对40年代的饥饿的记忆使工薪阶层认为帝国的关税同盟会导致商品过于昂贵。另一个更直接地与南非战争有关。当初是以矿主的名义开战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工人被告知，最终兰德的大门会向他们开启，但是他们的工资对约翰内斯堡的产业巨头而言太高了。考虑到黑人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于是决定在半奴役条件下引入中国苦力。工会的情绪和反奴隶制人士的情绪都感到愤怒。约翰内斯堡的教区长指出，将这些可怜的异教徒带到一个基督教国家是多么仁慈的事，但不知何故，这种理由归于失败。反政府的道德家们指出，让1万个男人接触不到任何女人是有道德上的危险的；政府宣布已经接来了一些苦力的妻子，坎特伯雷大主教说，这样的话道德便有了保障。但是，当得知仅接来了两个女人时，怀疑论者不禁摇头。
尽管坎贝尔-班纳曼谈到了“野蛮行径”，但最后这个国家还是以创纪录的多数票支持了他。朴素的民众以为帝国主义和战争已被否决了，新政府将走一条和平之路。不幸的是，自由党中有一小部分人自始至终支持帝国主义，而其中就有成为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当这个国家满腔热忱地为和平投票时，他甚至瞒着内阁批准了与法国的军事对话。如果说这些对话没有使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如果战争来临，英国将介入其中。
因此，尽管罗德斯在战争结束前去世，张伯伦在两年之后也撒手人寰，尽管议会对他们那个时代所做的坏事感到后悔，但仍有一些人暗中以秘密方式将英国的政策捆绑在旧的坏路线上，将他们的国家蒙着眼睛推上了走向世界灾难的道路。
（六）亚洲
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成就不如在非洲的，并且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亚洲的俄国必须被视为一个殖民地，而不是被征服的帝国；当地人口稀少，对俄国移民的反对也不如美国土著对白人的抵制那么多。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早在1815年就已经确立，在我们这一时期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然而，与西方政治思想的逐渐接触，导致了在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产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就令英裔印度人印象深刻。
为帝国主义的竞争敞开大门的地区有土耳其帝国、波斯和远东。自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就君士坦丁堡、叙利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西亚问题讨价还价以来，土耳其的衰落激起了列强的贪念，但是相互之间的嫉妒阻止了对其进行分割，而这种分割在非洲成功实现。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近东有兴趣，但德国取代英国渐渐成了苏丹的朋友。于是，小亚细亚成了德国资本的战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规划使得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兴奋不已，就像当年开普至开罗的计划让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兴奋一样。（似乎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受到同样的鼓动。）英国和俄国都反对柏林与波斯湾之间的铁路计划，但在战争爆发时，达成了一个有利于德国的折中方案。
波斯，伊斯兰世界最有智慧和艺术化的国家，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弊政后，采纳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建立了议会。但这并不切合英国或俄罗斯的利益。由于1907年的协约，英国占领了南部的一个地区，那里有对海军部来说极具价值的油田，而他们刚刚决定在海军中以石油替代煤。俄国占领了北方一个面积更大的地区，以沙皇政权惯常的残暴手段镇压立宪派。只有中间一块领土才拥有名义上的独立，其面积不到整个国家的四分之一。(23)
比近东的这些事件更重要的是，白人入侵中国和日本所造成的后果。16、17世纪，葡萄牙人从澳门，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向这两个国家输送了传教士和枪炮。日本人在学会制造枪炮之后，扫除了基督教皈依者，并对欧洲人关上了国门，除了每年一艘荷兰船只造访之外。中国人尽管对基督教持伏尔泰式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耶稣会士们在预测日月食方面的能力超过他们，并以此为由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容忍他们。他们也不认为白人能在战争中打败他们。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分别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启示。因为中国当局反对进口鸦片，英国人在1840年与中国开战。由此产生的条约奠定了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战后的体制的基础，并且许多方面在战后仍然有效。中国海关由一个只对其上级负责的职员管理，只要英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这个职员就由英国人担任。进口关税不得高于5%的从价税，即使酒精和鸦片（很长一段时间）等商品也是如此。“条约口岸”越来越多，其中许多都在离海数百英里的地方，被外国列强集体声称拥有主权，除了形式之外，它们不再受中国主权管辖。在中国的外国人服从他们自己的法律，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国民审判。但是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帝国的骄傲，认为外国人只是一种麻烦而不是威胁。
在日本，事情的发展过程大不相同。1853年，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他的中队到达日本，要求开放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这使日本人意识到，自17世纪初与基督教文明最后一次接触以来，武器装备已经有了进步。这时，他们向佩里做出了让步，也向接踵而至的英国做出了让步。他们达成了一系列商业协议，开放通商口岸；没有西方人怀疑整个过程将按计划进行。计划的确在进行——但不是白人的计划，而是日本人的。日本人迅速吸取欧洲文明中有助于提高军事和海军效率的内容；最终收复了通商口岸，外国人也要服从日本的法律和法院。贸易尽管仍在继续，但以平等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只对白人有利。
1894年，日本和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都声称自己拥有主张。中国被如此迅速而彻底地击败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结果造成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法国声称在南方有势力范围，英国声称在长江流域有势力范围。俄国人占领了东三省，并兴奋地认为他们终于可以在亚瑟港(24)自由进入温暖的水域了。1897年，好运降临到德国人头上，两个传教士在山东遇害。他们勒索以胶州湾和腹地地区有价值的铁路权作为赔偿。最终，无知的中国反动派义和团在皇太后的鼓励下，见了“洋鬼子”就袭击，尤其是对北京的使团和使馆人员。1900年，一支国际远征军被派往中国施行惩罚。北京遭到洗劫，被迫缴纳巨额赔款。从此，使馆区有权驻扎外国军队，而中国人被禁止在其围墙四周建造房屋。当时人们都认为，中国被吓到了——因为欧洲在中国的获利。
四年后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一切。自与中国开战以来，日本人认为自己在朝鲜的权利得到了确认。俄国大公在中国有木材特许经营权，这对于完成在满洲取得更多领地的目标似乎是必要的。而新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使俄国军事当局认为在远东地区发动一场战争是可行的。然而，事实证明日本人更强大。在海上，他们摧毁了俄国海军；在陆上，他们征服了亚瑟港和直到奉天(25)的南满洲里。这是自土耳其人的伟大时代以来，欧洲人第一次被非欧洲人打败。从那时起，日本成为在中国的唯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欧洲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之后，只能勉强度日。(26)
日俄战争的后果对俄国与对中国同样重要。它首先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包括制定了一部宪法、开启了议会制政府的大幕。接着，俄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彻底变化。远东冒险已经不再可能了。英日同盟使法国无法求助于俄国的帮助。出于同样的原因，以及1904年的英法协约，在对日开战的那一年，法国也不可能帮助俄国对抗英国。这使得在亚洲不可能有一个向前推进的政策，英国和俄国之间敌意的原因也就此消除，而这种敌意自从俄国在中亚地区扩张并使我们对我们印度帝国的安危感到紧张以来就一直存在。结果，俄国的野心直指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在那里他们与土耳其、奥匈帝国发生冲突，也与德国起了争端。这一政策没有触犯英国的利益，恰恰相反，使其与英国的友谊不仅可能，而且可取。1907年的英俄协约由此产生，一个持续到大战前的大国集团就此形成。
日本在远东地区的霸权地位的上升，终结了欧洲列强在中国的野心，从而把他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未被分配的重要区域从相互谈判的范围中剔除。自此之后，全球局势描绘完毕，一个国家的利益只能以牺牲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这加剧了竞争，使互相之间的调整变得更加困难。在帝国主义中找到了出路的扩张势力被迫行动起来，不再是在遥远的欠发达地区，而是在离本国较近的地方，与邻国展开直接竞争。尽管政治家们预见到了这一结果，但他们缺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意志和智慧。虽然不是随波逐流，却也无能为力地滑向了灾难。
* * *
(1) 位于纳米比亚与南非的国界线上。——译注
(2) 位于坦桑尼亚。——译注
(3) E.D.莫雷尔：《血橡胶》（Red Rubber），第151页。
(4) 西德尼·李：《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第一版，第629页。
(5) 前引莫雷尔的著作，第145页。
(6) H.H.约翰斯顿爵士：《非洲的殖民统治》（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剑桥史系列），第352页。
(7) 前引莫雷尔的著作，第54页。
(8) H. H.约翰斯顿爵士：《非洲的殖民统治》（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剑桥史系列），第355页。
(9) E. D.莫雷尔：《黑人的负担》（The Black Man's Burden）（1920），第147页。
(10) 道森：《德意志帝国》（The German Empire），第2卷，第178页。
(11) 居住于南非的白人移民后裔，曾与英国人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交战。——译注
(12) 苏丹民族英雄，领导了反抗英埃统治的斗争。——译注
(13) 此战中布尔人以弱胜强，击溃了英国士兵。——译注
(14)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兵上将，在殖民时代异常活跃。——译注
(15) J. A.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第60页。
(16) 巴兹尔·威廉姆斯：《塞西尔·罗德斯传》（Life of Cecil Rhodes），第50页。
(17) 英国在南非开展的殖民战争。——译注
(18) 针对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一次突袭。——译注
(19) 1899年至1902年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战争。——译注
(20) 关于罗德斯与洛本古拉交往的最佳描述见莫雷尔的《黑人的负担》一书的第四章。
(21) 巴兹尔·威廉姆斯：《塞西尔·罗德斯传》，第50页。
(22) 英国陆军元帅，1898年镇压苏丹军，成为该国总督，阻止了法国在苏丹的扩张。——译注
(23) 在我的论文《协约国的政策：1904—1915》中，我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英俄对波斯的分割，该论文收录在《战时的正义》（Justice in War-Time），第171—192页。
(24) 中国旅顺的旧称。——译注
(25) 沈阳的旧称。——译注
(26) 在我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比较充分地讨论了在中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