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俾斯麦和德国的统一

自由主义与民族原则在1848年双双遭到挫败，但很快就重新振作了。在意大利，1859年和1860年它们联手在几乎整个国家的统一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同时在维克托·艾曼努尔(1)的宪政统治下建立了议会政府。（取得同样的胜利威尼斯是在1866年，罗马是在1870年。）

可以预期，类似的自由民族主义将在德国得到发展，1848年之后反动势力的胜利似乎不可能在那里永久存在。但是，德国发生的事并非按照预想的模式进行。正统原则，作为维也纳会议遗留下来的一个障碍，被普鲁士的保守派政府所抛弃；政府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感到满意，只对自由主义作了一些让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分离，保守主义与正统原则分离，是一大重要成就，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这主要归结为俾斯麦的个人影响，他也因此必须被视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俾斯麦是个乡绅，一生都带有乡下人的做派。他的祖先是勃兰登堡的贵族地主，在那里生活了500年甚至更久——他在某个场合说比霍亨索伦王室(2)时间还长。他们一直高傲倔强。他的祖父是卢梭的信徒，曾使腓特烈大帝十分不满。他的父亲脾气较好，缺乏野心，青年时期只是军队里的一名军官；但早早退居自己的庄园，没有参加1806年或1813年的战役。他祖上好几代人都是精力充沛、身强力壮，饮食无度，平时耕耕田、打打猎，生儿育女，然后长大、变老、死去，像四季更替一样保持着不变的节奏。顺从的农奴几百年来的稳定存在，形成了俾斯麦的思想和感情的潜在基础，保守主义占据了他的内心，没什么可以动摇。他说：“我爱大树，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当一个客人正要戴上礼帽开车穿过森林时，他惊呼：“放过我的树吧，别毁了我的林子！”一想到自己将来要被埋在地底下的棺材里他就不高兴，他指着两棵高大的松树说：“在那两棵树之间，在森林的自由空气中，才是我想要的安息之地，那里可以享受到阳光和清风。”

他的才智和不安分来自他的母亲而不是父亲。他母亲的娘家麦肯斯家族并非贵族，都是些教授和公务员。她父亲曾是腓特烈大帝的大臣，被皇帝的继承人当作雅各宾党人解雇，后来又被腓特烈·威廉三世召回，成为施泰因的盟友。她本人也是知识分子，雄心勃勃，是都市中的时尚人士。她对丈夫并不满意，因为他对成功漠不关心。他们一家冬天生活在柏林，到了夏天，他宁愿住到自己的庄园，她会生些小病，并坚持要住在一个时尚的滨水地带，这个习惯剥夺了儿子们在乡下消夏的机会。她的不满、聪明、世俗让每个人都不舒服，同时她自己也无法忍受5个世纪以来让俾斯麦家族感到满意的生活方式。

小奥托出生于1815年，他热爱自己的父亲和家乡，讨厌柏林和他的母亲。童年时，他在他父亲位于波美拉尼亚克的尼普霍夫庄园过得很幸福，与牧童和猎场看守交朋友，与马和狗一起玩耍。当父亲带他到村里时，会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然而，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他那新潮的母亲选择了一个教育机构，该学校自称是按照佩斯特拉齐的理论来实施教学的。在那里，他受够了糟糕的食物和严苛的纪律，对此他多年后还在抱怨，说他以前在早晨总是被噪音吵醒。青春期的他，被学校在报告中指责“自命不凡的傲慢”，“没有想到要给予老师适当的尊重”。然而尊重从来不是俾斯麦的强项。

17岁的俾斯麦充满了拜伦式的浪漫，相信自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成了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在那里，只要别人接受他的挑战，他就极端乐意去决斗，并以这样的状态和胜利很快赢得了同学的好感。他与历史学家莫特利交上了朋友，当时莫特利也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他说他俩单独在一起时谁都不讲道理。剩下的时间，他大都花在了喝酒和打架上。“一个天生的英雄正在这里成长。”当时莫特利评论道。不出所料，俾斯麦欠了债，他写信给自己的兄弟说，“我和老头子（他父亲）之间闹得很不愉快，他拒绝帮我还债……不过这不打紧，因为我有足够的信用，所以我可以彻底地放荡不羁。结果，我看起来脸色苍白，像是生病了。当我圣诞节回家时，老头子自然认为我缺乏食物给养。然后我会强硬地说，我宁愿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也不愿意继续挨饿，最后就可以遂我所愿了”。他告诉兄弟：“在尼普霍夫的院子里更容易学到外交上的狡诈和欺骗而不是恃强凌弱。”

21岁时，他获得了亚琛的外交工作职位，但这在他看来似乎并不值得去做。于是他去欧洲旅行，追求一个他想娶的英国女孩。自然，回国时必须提交辞呈。后来他又得到了一次机会，但仍不能安心于按部就班的官员生活。因为财务原因——包括债务——家人决定他应该待在尼普霍夫并管理庄园。俾斯麦内心对此并不反对，在给表兄弟的信中解释了其中原因：

我对事务性工作和公务完全提不起兴致来；我也不认为自己成为官员甚至大臣是幸事；在我看来，种玉米与写文件一样值得尊敬，在某些情况下前者或许更为有用；我更倾向于指挥而不是服从。这些都是事实，我没有理由委屈自己的喜好……普鲁士官员就像管弦乐队中的演奏者。不管他是第一小提琴手或是三人组合……都必须按照合拍的要求来弹奏乐器……但对我而言，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否则不如不演奏。

对一些著名政治家而言，尤其是在拥有绝对宪法权力的国家的那些人物，爱国主义一直是驱使他们为公众服务的动机。更多时候，野心往往是主要动力，想发号施令，想受人仰慕，想扬名立万。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没有摆脱这种激情。许多杰出人物，比如战时的军人或者按照自由宪法行事的政治家，还有皮尔、奥康奈尔(3)、米拉波等人——那些在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的人——会对我产生了吸引力，让我抛开所有的考虑，如火焰吸引飞蛾一样吸引着我。

通过考核、影响、钻研文件、年资以及上司青睐，沿着前人走过的路迈向成功，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有些时候，对于错失做公务员可以带给我虚荣心的一切满足，我不能说没有遗憾。官方认可我的价值并迅速提拔我让我产生的满足感……被认为是一个有能力和有用的人带给我的愉悦；萦绕在我和我家人周围的诱惑力——在我喝下一瓶酒时，所有这些想法都让我目眩。我需要仔细而冷静的思考，才能使我自己相信这些不过是愚蠢的虚荣心编织的蜘蛛网，与花花公子对自己衣服的裁剪感到骄傲，与银行家对自己拥有的金钱感到喜悦，其实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说，从别人的想法中寻求自己的幸福是不明智的和无用的。一个理智的人必须按照他自己认为正确和真实的东西生活，不能为了他人的印象或别人在他生前和死后会说什么而活。

总而言之，我并非没有野心，尽管我认为野心与其他的激情一样糟糕，甚至更愚蠢。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受野心的支配，那么这种野心会要求我牺牲所有的精力和独立性，而即使在最幸运的时候，也不能保证给予我任何永久的满足……即使我非常成功，在我40岁左右被提拔为首相之前，我的收入也不足以满足我的需要，让我在城里安家。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变成一个枯燥无趣的人，应该已经得了忧郁症，久坐不动的生活也应该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此时我只需要一个可以作为看护的妻子。

这些适度的好处，听到自己被称为“首相先生”时的心花怒放，意识到我花国家的钱那么多对国家的贡献却甚少，意识到工作中偶尔对别人的阻碍和伤害——并不能诱惑我。因此，我决心保持我的独立性，只要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些人非常优秀）认为这些奖赏似乎可遇不可求，就不去牺牲我宝贵的精力，让他们欢天喜地地填补我留给他们的空缺吧。

1839年到1847年，俾斯麦过着年轻乡绅的生活。他打猎，喝酒（通常是香槟和波特酒的混合酒）。他还有无数的风流韵事，以鲁莽闻名，所以母亲们都让自己的女儿远离他。但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农业进行了认真研究，广泛阅读了诗歌、历史书，法语、英语、德语都有。27岁那年，他去英国旅行并喜欢上了英国，因为那里的人都很有礼貌，因为贵族们骑马从上议院回来，因为轻骑兵的军马居然有1蒲式耳燕麦和12磅干草的口粮，因为餐馆允许他切开大块肉，并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当他旅行归来时，乡村生活似乎不再令其满足。

早上我心情不好；晚餐后我才感觉到一切亲切起来。我与狗、马和一些乡绅为伴。在乡绅中我有一定的威望，因为我可以轻松地阅读，总穿戴得人模人样，能像屠夫一样准确地切肉，驾轻就熟地骑马，抽味道很冲的雪茄，能将我的客人都喝到桌肚底下——不幸的是，我再也喝不醉了，虽然我的记忆告诉我那是一种极其快乐的状态。因此，我就像时钟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希望或恐惧，过着一种非常和谐但极其乏味的生活。

在这种心态下，他遇到了一位年轻迷人的虔敬派教徒，玛丽·冯·塞登女士，已与他的朋友莫里茨·冯·布兰肯伯格订婚。她开始设法让俾斯麦皈依宗教：她和布兰肯伯格告诉他，有个身患肺病且生命垂危的女孩爱着他，如果知道他皈依了宗教，就会幸福地死去。她临终前，他们告诉俾斯麦，她“内心得到了保证，你的灵魂不会迷失……哦，如果你知道这位女孩是如何为你祈祷的就好了！”。他感动地泪流满面，但还是没有皈依。然而在玛丽和布兰肯伯格婚后，他在他们家见到了玛丽的朋友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她对他的拯救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他看到了光明，并娶了她。他是个模范丈夫，深情、温柔、老练，几乎像女性那样关注细节，对孩子充满热情，即使他们生了一点点小病他也会深感不安。

他的皈依也许并没有未婚妻猜测的如此彻底。俾斯麦写信给他的兄弟说：

在信仰问题上，我们有些不同，这点对她造成的痛苦要多于我。不过，差异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因为里里外外许多事已经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所以现在（你知道，这对我而言是一桩新事物）我觉得有理由将自己归入信奉基督教的人之中。虽然就有些教义而言，也许基督徒们通常认为是最重要的，而我对自己的观点很清楚，绝不会完全赞同基督教的观点。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仿佛自己和乔安娜之间签订了一份《帕绍条约》(4)。另外，我喜欢女性的虔诚态度，讨厌女性中那些炫耀启蒙的人。

他一向迷信，但并不信教。当宗教能提供政治便利时，他几乎不自觉地加以利用。有一次他说：“如果我们取消国家的宗教基础，那么国家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权利集合，一种抵御全民对全民的战争的堡垒……我不清楚，在这样一个国家，共产党人关于财产之不道德的理想是如何受到争议的。”这种争论让他觉得宗教是有用的。但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如果说他有的话，是一种与大树和国家有关的模糊的泛神论。

1847年，俾斯麦订婚并结婚。此时，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他找回了雄心壮志。他成了州议员，并在整个革命时期坚持着一种特殊主义者和普鲁士容克应有的极端保守的观点，甚至他否认1813年爱国的普鲁士人有任何将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想法。

从1851年到1862年，他得到了许多官场经验；1851年到1858年，他是普鲁士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特使；1859年到1862年，他是驻圣彼得堡大使；1862年，他做了几个月驻巴黎大使，然后在同年成为普鲁士首相。从那天起到1890年，普鲁士的政策皆出自俾斯麦之口。

1862年的局势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激烈冲突。根据1851年的宪法（一直维持到一战），普鲁士议会的权力平衡掌控在中间阶层手中。选民分为三部分，富人、中间阶层和穷人，每部分的人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相等。每部分各自选出同等数量的选举人，而选举人一起选出议会。因此，中间阶层可以联合穷人压倒富人，又可以联合富人压倒穷人。60年代初，中间阶层受亲英的自由主义影响，而拉萨尔或马克思都还没有煽动工人阶级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在议会中占压倒性多数。它掌控着钱袋，但政府各部只对国王负责。自由党领袖们在研究过英国宪法史之后，相信通过财权可以获得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俾斯麦的任务就是要击败他们的这一企图。

这种冲突是由军队引起的。应该承认，军队是国王的事，但投票拨款给军队就是议会的事了。威廉国王想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议会只同意部分扩军，而不是全部，作为回报自由派希望所有税收通过年度预算来投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国王选择一个得到议会大多数支持的部门。在解散过一次之后，自由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国王害怕了，非常倾向于屈服。如果他屈服了，普鲁士将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世界历史也将与过去大不相同。但保守党说服国王在让步前再尝试一个权宜之计：也许俾斯麦能找到击败自由党的办法，他这个大胆而坚决的反动派，曾在1848年建议采取严厉措施。他从阿维尼翁被召回，与国王威廉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当他建议抵制议会时，威廉表示担心自己会像查理一世一样被砍头。俾斯麦回答说，他本人不怕落得斯特拉福德(5)那样的命运，并希望国王拿出普鲁士人的勇气。国王被说服了一半，给了俾斯麦一个试探性的许可，看看他能做些什么。事实证明，议会的自由党中没有克伦威尔那样的人，国王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

俾斯麦一开始就告诉议会，他将通过法令延长以前税收的收缴期限，相信未来会有一个补偿法案。他在议会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带上了在阿维尼翁便准备好的橄榄枝，但发现拿给反对派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他说：

德国应该关注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自身的力量……普鲁士必须为未来的有利时机储备力量，这样的时机已经错过不止一次。今日之重大问题不是由多数派的发言和决议决定的（那是1848年、1849年的失策），而是由武器与鲜血决定的。

这是一种议会不习惯的语言。“多数派的发言和决议”还是做出了回应，但普鲁士人继续缴纳非法征收的税款，国王引入了军队改革，议会也被证明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俾斯麦决定找点别的事情让这个国家转移注意力。

极为巧合的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这两个公国自1460年起一直属于丹麦国王，但并不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它们受不同的继承法管辖。荷尔斯泰因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感情上属于德国；而石勒苏益格，至少其北部地区，在感情上倾向于丹麦。由于继承法的不同，这两个公国的合法继承人不是丹麦国王，而是丹麦奥古斯丁堡公爵。公爵的父亲早已因为钱而放弃了这一权利，但他们也许会重新要回这个权利。复杂的情况层出不穷：帕默斯顿说，只有三个人了解过这一问题——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夫阿尔伯特亲王，但他死了；一位德国教授，现在在疯人院；还有他自己——但他已经忘记了。尽管纷乱不清，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普鲁士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没有权利。不过俾斯麦认为普鲁士应该拥有它们，通过两场战争，普鲁士得手了。1863年，当俾斯麦第一次提出吞并时，国王说，“对这两个公国我没有权利。”俾斯麦回答：“大选帝侯(6)有权，腓特烈国王对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没有更多的权利吗？所有霍亨索伦王室的成员都是扩张者。”国王像往常一样对俾斯麦感到震惊；但这位首相最终如愿了。

第一步是与奥地利结盟，表面上，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大国是为了奥古斯丁堡公爵的利益，同意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1864年，与丹麦的短暂战争使它们拿下了公国，奥地利暂时占领荷尔斯泰因，普鲁士暂时占领石勒苏益格，双方现在都确认奥古斯丁堡公爵的主张无效。其他列强，尤其是英国，愤怒却无能为力。

下一步是对付奥地利，此时俾斯麦不得不克服泛德意志的情感，这种情感将与奥地利的战争视为“自相残杀”。那些寻求德国统一的人分为两派，一派希望建立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一派想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但是，把奥地利包括进来的德国统一是一项不切实际的政策，因为它属于非德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自1815年以来，奥地利一直是统一的主要障碍，所以把奥地利逐出德意志邦联(7)是一个必要的初步措施。俾斯麦看到了这一点，但许多德国爱国者没有看到。因此，在1866年与奥地利开战时，他必须确认一切可以得到的支持。

1866年4月8日，俾斯麦与意大利缔结同盟，意大利承诺，如果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在未来三个月内的任何时候，意大利也将对奥地利宣战；他们将共同缔造和平，届时威尼斯归意大利，普鲁士将从奥地利得到同等利益。第二天，俾斯麦在邦联议会上提出一项决议，据此，由全德国（含蓄地将奥地利排除在外）成年男子选举产生的议会将与各邦国君主磋商制定德意志宪法。奥地利当然拒绝了这项提案，其目的只是要在民主基础上调和统一的观点。普鲁士军队奉命进入荷尔斯泰因，奥地利人不战而退。由于这一步骤并没有挑起战争，俾斯麦又向邦联议会提交一份新的提案，明确地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奥地利宣布普鲁士违反了邦联宪法，并要求动员德意志邦联的所有成员反对普鲁士。普鲁士以最后通牒回应，战争爆发。

像往常一样，国王必须出面处置。为了他的利益，俾斯麦始终保持一种他认为行之有效的虔诚的语言风格。在危机中，他写道：

陛下放心，我甚至可以拿我的信仰保证，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试图以任何强求的方式影响您崇高和有着无上权力的决定，是违背我的想法的。我愿意把它交给万能的上帝，让它为了祖国的福祉指引陛下的心，我更倾向于祈祷而不是劝告。但我无法掩藏我的信念，如果我们现在维持和平，那么战争的危险会再次出现，也许再过几个月，我们将处于不太有利的境地。只有当双方都想要和平时，和平才能持久……作为陛下最忠实的仆人，16年来我一直非常熟悉奥地利的政策，毫不怀疑在维也纳对普鲁士的敌意已成为主流，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唯一动机。一旦维也纳内阁发现情况比目前有利，这一动机就会积极发挥作用。奥地利的第一个努力将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复制这些情势，这将使它们变得更加有利。

皇太子妃（后来的腓特烈皇后）写信给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称俾斯麦为“恶人”，并表达了德国自由党的普遍情绪。但是俾斯麦明白胜利会让他得到宽恕，他的幕僚长莫尔特克向他保证胜利是肯定的。此外，当他翻阅《圣经》寻找神谕时——所以他写信给自己的妻子——他看到了一段经文：“当我的敌人退后时，必将在你面前仆倒灭亡。因你已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然而，即使是这样也令人怀疑：“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他写道，“但我们不要忘记，全能的上帝是非常反复无常的。”

战争是短暂的，普鲁士取得了完胜。俾斯麦知道日后他需要一个友善的奥地利，所以他在自己目标实现的第一时间就坚持和平。国王和将军们希望凯旋地开进维也纳，但俾斯麦流着泪恳求，最终得偿所愿。意大利得到了威尼斯，普鲁士获得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拿骚、法兰克福、黑塞-卡塞尔、黑塞-达姆施塔特北部。奥地利主导的旧德意志邦联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北德意志邦联，其议会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普鲁士国王将担任主席。从这一点到德国统一的完成只有一步之差。在财政上，除了汉萨同盟诸城，德国已经通过关税同盟实现了统一，但是战后在关税同盟（德国南部大多站在奥地利一边）的革新问题上，需要一项新的条约，而只有结成军事同盟并且普鲁士在其中占优势的情况下，俾斯麦才会同意新条约。尽管有些勉强，德国南部还是接受了他的条件，关税同盟更名为“海关议会”，后者将代表整个国家。

1866年战争期间，普鲁士选出了一个新议会。此时恰逢普鲁士获胜，俾斯麦成了民族英雄。现在该是他伸出从阿维尼翁带来的橄榄枝的时候了：新议会赔偿了政府自1862年以来不按宪法征税的损失，还轻而易举地创建了军队，带来了诱人的胜利。自由党分裂成了两个派别，其中较大的一派自称“国家自由党”，成为俾斯麦最忠诚的支持者。奇怪的是，在与保守党的关系上他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保守党对他与意大利人联手攻打奥地利的德国人感到愤怒。他与保守党的外交分歧始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时他更看重与俄国的友谊，而不是与奥地利的。从他1851年去法兰克福起，他就觉得普鲁士必须拥有自己的主张，以抵制奥地利的传统傲慢。在法兰克福的代表会议上，一向只有奥地利人吸烟，但俾斯麦大胆地点燃了雪茄。当奥地利特使穿着短袖接待他时，俾斯麦说：“是的，天气好热。”随即脱下了自己的外套。这些行为是一种先兆。

俾斯麦并不尊重正统原则。他只是站在维护普鲁士利益的立场上，非常愿意与拿破仑三世交好，虽然保守党称此人为“罪人”，但只要这个人能帮助普鲁士变得强大就行。1857年，在写给他的保守党老友、前赞助人友格拉赫的信中，他说：

在当今政治世界，还有多少人的根没有深植于革命土壤里？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所有的美洲共和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希腊、瑞典，还有英格兰，后者现在甚至有意识地扎根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即使是这片领土——即今天的德意志各邦国君主从皇帝和帝国那里获得了一部分，从贵族那里获得了一部分，还有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也无法出示占领它的完全合法的证明，而在我们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借助革命的支持。

早在1848年，俾斯麦就曾惊呼：“我是见了鬼了才会去关心这些小国？我唯一关心的是保卫和加强普鲁士的力量。”事实上，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观点，唯有找到一种可以把德国统一与普鲁士权力的增长结合起来的办法时，他才支持德国统一。与正统原则的拥护者不同，俾斯麦没有什么国际性原则。法国人如何选择统治方式不是他所关心的；是波旁王朝、波拿巴，还是共和国，他们的统治是好是坏，人民到底幸不幸福，在他看来，都不是一个普鲁士爱国者所关切的，除非为了使坏而干预法国的权力。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但他教世界采纳他的原则。遵照他的准则，沙皇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怕与无神论的法兰西共和政府结盟。

在德国实现统一之前，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在一场对法国的战争中把南北联合起来，这场战争必须看起来像是法国的嚣张气焰强加给德国的。俾斯麦确信，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一种普鲁士霸权联盟所必需的感觉。为了与法国开战，地面上必须做一些精心准备。军事准备可以放心地交付给毛奇(8)；虽然他们俩经常争吵，但俾斯麦关注的是他的外交政策所导致的战争必须是毛奇有信心获胜的战争。在与德意志南部各国的军事联盟的帮助下，在经历了两次战争之后，如果允许毛奇做两三年的准备，他承诺可以取胜。其他的问题是外交上的，必须确保其他大国的中立。俄国得到了支持其修订1856年关闭海峡的条约的承诺。英国可能会同情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盟友，但拿破仑中了俾斯麦的诡计，以书面形式表达了想要吞并比利时的愿望，这份文件在关键时刻发表，有效地阻止了英国对法国的援助。奥地利和意大利一直到最后都拿不定主意，等到拿破仑军事上遭遇厄运时才投身德国的事业。如果法国皇帝同意维克托·艾曼努尔(9)占领罗马，意大利会站在法国一边；但他拒绝了，因为受了狂热信奉教皇至上主义的欧仁妮皇后(10)的影响。这样一来，它就被留给路德在色当的同胞去终结教皇暂时的统治。

俾斯麦以高超的技巧在最终导致了与法国决裂的阶段。他和拿破仑都是流氓，但一个聪明，一个愚蠢，聪明的流氓让另一个流氓的欺诈行为在全欧洲显露无遗，同时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无赖行径。在最后一刻，他几乎被威廉国王朴素的诚实打败了，但他通过对特快专递电报的“编辑”，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成功地发动了他所期望的战争。

众所周知，这场战争使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形成了德意志帝国；而法国付出了巨额赔款，建立了第三共和国，还有巴黎公社——以不可思议的野蛮方式被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政府消灭。

德意志帝国包括除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之外的整个德国，它的联邦宪法与1867年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的宪法非常相似。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皇帝，普鲁士首相是帝国首相，他和其他大臣只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帝国国民议会负责。同时设立了联邦议会，由几个邦国任命的代表组成；帝国国民议会由成年男性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国民议会控制财政，法律需经其批准，但立法提议权属于联邦议会。俾斯麦担任首相直至1890年，在实际事务中宪法几乎不能限制其权力。中间阶层已被驯服，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像1862年那样的麻烦。法国阴沉的敌意正好合他的意，因为这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存在提供了明显的理由。不过他没有机会发动进一步的战争，因为全世界已经得出结论，与俾斯麦开战不是一个好主意。

俾斯麦在1862年至1871年取得的成就也许算得上是政治家生涯中最非凡的才能。他不得不摆布国王，因为国王的妻子、儿子和儿媳都痛恨他。他不得不让这个国家转换观念，因为大家起初都讨厌他和他的政策。他不得不让民族主义走向保守而不是自由化，选择军国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选择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他不得不确保普鲁士人战胜丹麦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尽管其他列强都不希望这样。他不能让国王明白他的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个诚实的老兵会赞同的。他不能让全世界理解他的策略，因为一旦这样，他就会被打败。他时时刻刻都可能遭受巨大灾难。对他而言幸运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家能像他那样理解外交游戏，就连随后上台的迪斯雷利也被他玩弄于股掌。在关键的几年里，奥地利、法国、英国和俄国都跟着他的曲调起舞。他到处激起强烈的怨恨，但是除了法国，这些怨恨后来都平息了。最后，德国已然如此强大，怨恨也是徒劳。

俾斯麦的所作所为打上他个性的烙印，一种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复杂而分裂的个格。在向妻子求爱时，参照一首以前向她引述过的诗写道：“于我而言最惬意的是，希望在这样的夜里，共享欢乐，成为夜晚暴风雨的一部分；骑上脱缰的马，沿着山岩飞奔而下，冲入莱茵河的轰鸣之中。”他年轻时喜欢拜伦甚于其他所有诗人，尽管自称在婚后抛弃了拜伦，但在给妻子的信中显露出他性格的那一面依然存在。他告诉妻子：“落在世间的东西如同坠落的天使；美丽，却缺乏平和；强加于世人的计划虽然伟大并尽了很大的努力，却从未成功；强加于世人的东西是高傲和忧郁的。”他是野蛮与温柔的混合体，对那些绝不违逆他意志的，包括妻子、孩子、马和狗，都很温柔；对所有反对他的人则很残酷。在与法国交战期间，他对法国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铁石心肠。“每个出现背叛行为的村庄都应被夷为平地，所有男性居民都应被绞死。”在科梅尔西，一个法国女人来为她被捕的丈夫求情。“大臣（俾斯麦）非常和蔼可亲地听她诉说，当她讲完后，他以尽可能亲切的口吻答道：‘嗯，我好心的女士，你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你的丈夫（他用手指在脖子上画了一条线）现在会被绞死。’”(11)当有传闻说加里波第和13000名志愿兵被囚禁时，他问：“为什么他们还没有被枪毙？”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如果抓住了加里波第，“我们将让他示众，在他脖子上挂个标牌，写上‘忘恩负义’，然后收费。”他坚持不关押黑人俘虏，但对法国人的不幸无动于衷，并嘲笑他们。当儒勒·法夫尔(12)一脸病容时，他认为这是装出来博取同情的。但他对自己儿子的命运表现出了最严重的焦虑。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后，他骑马在遍地尸体之间穿行，说：“当我想到赫伯特可能某一天也像这样躺着时，心里感到难受。”他的情感很原始，将人严格地分为朋友和他人；对他人他没有同情，无论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以自己的情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里分为值得珍爱的德国和其他可以加以利用或征服的地区。他是一个严苛、焦躁和具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试图以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不幸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 * *

(1)　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译注

(2)　普鲁士王室。——译注

(3)　爱尔兰人，19世纪前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英国下院天主教解放运动的领袖。——译注

(4)　查理五世委派的代表与莫里斯等人签订的条约，它确立了新教的地位。——译注

(5)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亲信，曾建议将爱尔兰军队调到英国来镇压革命，这是其重要罪证之一，以致他后来被判死刑。——译注

(6)　即腓特烈·威廉。——译注

(7)　1815年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盟，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译注

(8)　德国军事家，策划和指挥丹麦战争和普奥战争。——译注

(9)　撒丁国王，1861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后，成为统一后的首位意大利国王。——译注

(10)　拿破仑三世的妻子。——译注

(11)　布希：《俾斯麦》，第305页。

(12)　法国外交部长，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条约》的谈判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