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林肯与国家统一

西北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区，在某些方面也是最具活力的地区，它具有非常明确的经济利益，这点在很大程度上与联邦的其他地区不同。南北战争之前，对欧洲的小麦出口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当时，在公共土地的处置、一系列宅地法和铁路等方面，西部地区都依赖于联邦政府或东部资本。在新土地上为白人劳力寻找一块地的愿望，引发了与将奴隶制扩展到堪萨斯以及和西北接壤的其他地区的企图的冲突。

历史以及当前的状况，在西部产生了一种与过去的北方或者南方非常不同的感情，即更忠于联邦而不是自己的州。历史更久的一些州先于联邦政府存在，而西部各州是联邦政府创建的。那里的移民有些来自北方，有些来自南方，很多都是新近从欧洲来的，到这片蕴含着希望的土地上寻求自由和成功，但对地区纷争不感兴趣。此外，西部不面海，也无法从海路到达欧洲，与美国公路或河流相隔数百英里。它期待联邦政府鼓励道路建设，帮助他们免遭印第安人的攻击，同时保持水路航线的开放。可见，西北地区尤为依赖国家的统一。公路以及随后的铁路，五大湖和伊利运河的水运系统，横贯东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则贯穿南北。除了交通工具外，南方的西班牙人、北方的英国人以及在哪里都不想见到的印第安人都在提醒西部，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这些情况下，在西部产生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要远远超过东部地区产生的，而后者仍各自忠诚于自己的州，也就不足为奇了。

亚伯拉罕·林肯在青年时代像伊利诺伊州大多数公民一样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林肯，西北地区(1)第一次有效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诉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出生在肯塔基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7岁时全家搬到了印第安纳，“肯塔基的社会状况，”尼古拉和海伊说，“自早年的拓荒时代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已经更为安定有序，早期的那种野蛮的平等已经消失，阶级差异开始出现。拥有奴隶的人比没有奴隶的人具有明显的社会优越感。托马斯·林肯得出结论，肯塔基不适合穷人，于是决定到印第安纳碰碰运气。”但那里也没有财富等待他，1830年，亚伯拉罕成年了，他的父亲决定再次向西迁移，这次来到了伊利诺伊。

林肯的早年生活铸就了他的个性。童年时，“他在树林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孤单寂寞地玩着小游戏，然后回到无趣的家。他从未向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谈起这段日子……现在每个家庭提供给孩子的用以培养心智的东西，比如书籍、玩具、有趣的游戏以及父母日常的关爱，对此他一无所知。”艰难的工作，印第安人的传统，孤独和寂静的森林构成了他的生活环境。他热爱人类，也许部分原因在于森林中人烟稀少。

在伊利诺伊，林肯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不是凭借显著的成绩，而是靠辛勤的工作以及个性和性情，他因此颇受欢迎。1831年，林肯成了店员和店主助手，将货物经河运送到新奥尔良。1832年他参加了黑鹰战争，这使他有机会在以后的日子里（1848年）取笑那些把军事荣耀当作政治资本的人，比如当卡斯将军因为他在1812年战争中的一些不清不楚的事迹而被赞扬时，林肯这样说道：

“议长先生，”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位战斗英雄吗？在黑鹰战争中，我作战，负伤流血，然后才离开火线。斯蒂尔曼的那场败仗我不在场，但我离那里很近，一如卡斯将军离赫尔投降的地点很近；像他一样，我很快就看到了那个地方。非常肯定的是，我的剑没有折断，因为我没有剑，但我的步枪在那次弯得非常严重。如果卡斯将军在采摘越橘时领先于我，那么我想在采摘野洋葱时我会超过他。如果他看到过活生生的打仗的印第安人，那他比我强，但我和蚊子之间也展开过多次血战，虽然我从没因为失血而晕倒，但我肯定我经常感觉很饿。如果我们的民主党朋友猜测我的帽子上带有黑色的联邦帽徽，而我最后只有脱下这顶帽子，他们才把我当作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我抗议他们不该试图把我描绘成一个战斗英雄，然后取笑我，就像他们取笑卡斯将军那样。”

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时，林肯是伊利诺伊州议会的候选人。他站在辉格党人立场上，是亨利·克莱的支持者。他说：“我支持国家银行，赞同内部改良和保护性高关税。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和政治原则。”在任何时候，林肯都没有试图通过模棱两可的意见表述来赢得选票。伊利诺伊州是支持杰克逊的，而林肯反对杰克逊，在这种情况下林肯败北。

政治上失意后，他想做铁匠，但或多或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得了一家杂货店的股份。然而结局很惨，让他负债累累。有段时间他担任邮政局长，然后是土地测量员。据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有时候其中原因出人意料，比如“他是县里赛马比赛的最佳裁判”，“他可以从地上举起一桶威士忌，就着桶口喝酒”。无论是否因为这些或者其他的优点，后来他在1834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林肯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但并不引人注目，除了1837年他对的斯通议员的抗议。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奴隶制的个人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睁只眼闭只眼之后，伊利诺伊在1832年举行公众投票，最终在该州排除废了奴隶制。尽管投了票，但仍然对废奴主义者存在强烈的仇恨，并将其扩展到所有新英格兰人身上。公开承认自己反对奴隶制是危险的，而且严酷的法律阻止自由的黑人进入伊利诺伊。我们已经看到，在伊利诺伊的奥尔顿，1837年，一群暴徒杀害了以利亚·P.洛夫乔伊牧师，因为他主张废奴，也就在这一年林肯和斯通提出了抗议。他们抗议在州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支持南方关于奴隶制的看法，当时它在参议院一致通过，在众议院只有5人反对。他们的抗议表明了他们的信仰，即“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之上的，而传播废奴主张往往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奴隶制的罪恶”。他们继续指出，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干涉各州的奴隶制。这表明，在1837年，人们的意见变化之快，即使是一个温和的抗议也需要极大的勇气。林肯在这一时期已经表明了一种兼而有之的观点，以后也一直坚持这一立场：他厌恶奴隶制，同时也尊重宪法。

1841年，他开始进行法律实践，多年来他一直抽出时间研究法律。作为一名律师，他是成功的、受人欢迎的，虽然收入始终不多。“他收到的最大一笔费用是来自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的5000美元，还是他提起诉讼迫使他们支付的。”(2)1846年，他进入国会，是伊利诺伊唯一一位成功当选的辉格党人。他认为墨西哥战争毫无道理，但又主张，一旦战争打响，就应该支持它并促成胜利。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因为总统的反对而认为开战是不必要的和违宪的行为，那么辉格党会一致反对这场战争……但是如果战争已经开始，并成为国家行为，为支持战争你们和我们都付出了金钱和热血，那么此时还反对战争就是不正确的。”他的立场始终是：除了在辩论中，一个公民不应反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他是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坚定的民主信徒之一。他不仅像杰斐逊一样相信政府是民治的，而且相信人民的政府；他从未忽视对权威的需要和对法律的服从。

在国会任职期间，他对政治的兴趣并没有增加，1849年他返回伊利诺伊，继续从事律师工作。“从1849年到1854年，包括开始和结束的两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勤奋地投入法律工作，”他说，“当我一再想起《密苏里协议》的废止，我对政治渐渐失去了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在退隐的那几年里，他潜心学习，包括逻辑和欧几里德的前六本书。在他的一些演讲中可能会察觉到学习带来的影响，例如：“人们会极有把握地说，他可以说服任何心智健全的孩子相信欧氏几何的简单命题是真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完全无法说服一个拒绝定义和公理的人。杰斐逊的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毫无疑问，杰斐逊自己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在政治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欧几里德的影响。归纳法取代演绎法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知识的发展中有时包含着政治上的倒退。也许我们应该高兴地看到，尽管林肯密切接触人类经验，但在某些方面还是进行思想演绎，因为通过这样他获得了确定性和说服力。

林肯对奴隶制的憎恨，深深地受制并服从于他对宪法的尊重。当他看到奴隶制似乎有蔓延之虞时，他重返政治。以《内布拉斯加法案》废除《密苏里协议》的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道格拉斯。1854年10月，在斯普林菲尔德举办的州农业博览会上，道格拉斯和林肯首次在公开辩论中谈及了道格拉斯的行为所引起的尖锐问题。道格拉斯为自己的人民主权理论辩护，他说自己对新划入的领土在奴隶制问题上是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这一点并不关心，情愿把这个问题留给定居者们自己去决定。林肯在一次4小时的演讲中，详尽阐述了指导其日后行为的一系列思想：

我不得不这样想，这表明了一种冷漠但暗藏着对奴隶制蔓延的热切之情，对此除了痛恨我无话可说。我憎恶它，因为奴隶制本身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我憎恶它，因为它使我们丧失了作为共和国的榜样对世界公正产生影响的机会；使自由制度的敌人嘲笑我们是伪善之徒；让真正的自由之友怀疑我们的诚意；尤其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当中很多真正的好人为了公民自由这一基本原则而介入公然的战争，还抨击《独立宣言》并固执地认为除了自利，没有什么对的行动准则。

自治原则是对的——绝对且永远是对的——但它并没有像这里所尝试的那样被公正地运用。或许我应该说，这一原则是否得到公正地运用取决于是否将黑人当作人。如果不把黑人当作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当作人的那些人就可以按照自治原则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但如果把黑人当作人，到时候再说他们也不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不是完全破坏了自治吗？白人管理自己，那是自治；但当他管理自己的同时，也统治着其他人，那就不仅仅是自治了——那是专制。

有段话特别能代表林肯后来的演说所蕴含的东西：

我们一步一步地不断走向毁灭，为了新的信仰，我们放弃了旧的。近80年前我们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但现在我们从那里开始走下坡路，并做了另一个声明，即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神圣的自治权利”。这两个原则不能站在一起，它们就像上帝和财神一样是对立的。

林肯对道格拉斯的批评在伊利诺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民主党人加入“反内布拉斯加”阵营，反对奴隶制的扩展。道格拉斯对公众舆论的动向很敏感，对南方朋友的热情开始有所降温。1858年，他和林肯为竞选参议员而展开竞争，林肯迫使他作出进一步的让步，这样在1860年道格拉斯失去了蓄奴州的支持，从而导致民主党的分裂，林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南方是在北方选票的帮助下才取得统治地位的，正是林肯对道格拉斯的责难使这一过程不可能再延续。

林肯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早意识到在奴隶制问题上暴力冲突已不可避免。他不希望发生冲突，他愿意让南方不受干扰地继续拥有奴隶，但是又感到不可能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结果。1855年他写信给朋友说：“我想经验已经证明，在我们未来的道路上不可能和平地消灭奴隶制。”他接着说：“就和平、自愿的解放而言，在美国，黑人奴隶的状况——对于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没那么可怕——现在就像那些失去灵魂最终不知悔改的人一样，已经定型了，没有好转的希望。即使让所有俄国独裁者放弃王位、宣布其臣民为自由的共和国公民，也比让我们的美国主人自愿放弃他们的奴隶来得快。

“我们现在的政治问题是，‘我们的国家能否继续长期地——永远——保持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大了。愿上帝仁慈地指引我们的解决之道。”(3)

这是他在1858年与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时，首次公开提出阐述这一思想。谈到内布拉斯加的政策，他就接受提名一事说道：

我们的政策已经实施到第五个年头了，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公开的，并且有信心承诺结束对奴隶制的煽动。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煽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不断加剧。在我看来，在危机得到解决前，它不会停止。“一个家庭如果内部四分五裂是长不了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忍受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我不希望联邦分崩离析——我不希望这个家庭破碎——但我确实希望它停止分裂。它要么统一为这种状态，要么统一为另一种状态。要么反对奴隶制的人阻止它进一步蔓延，把它放到公众认为这一制度正走向灭亡的地方；要么拥护奴隶制的人继续推动奴隶制，直到它在所有州合法化，无论是旧州还是新州，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

当时，这一思想似乎令人震惊，并且毫无根据。这场竞选最有趣的部分是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辩论，而道格拉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攻击林肯的最有效的论据。他以为，林肯不仅丧失了他那奇怪的、不近人情的睿智，去感知未来必将发生什么，而且还把暴力冲突作为一种可取的手段。他指责林肯挑起内战，一场南北之战，一场灭国之战，直至其中一方被制服。人们普遍认为道格拉斯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东部的共和党人也对他遭到的反对感到遗憾。在某种程度上，道格拉斯已经在事后改变了立场，比如堪萨斯的事态。由此人们认为他理应得到支持。

道格拉斯尽管是个聪明的辩论家，但处境非常艰难。如果他令南方满意，就会失去伊利诺伊州，如果他不能让南方满意，他就没指望在1861年当上总统。在弗里波特那场辩论中，林肯迫使道格拉斯对他想回避的一个问题做出明确表态。至于其他问题，林肯问：“在国家宪法形成之前，生活在美国领土上的人是否可以违背任何美国公民的意愿，将奴隶制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道格拉斯回答说，尽管有德瑞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他们还是可以这样做，他们可以通过“不友好的立法”这样做，因为“如果没有当地治安法规的支持，奴隶制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存在一天或一小时”。这一想法让伊利诺伊满意，使道格拉斯在参议员竞选中获胜。但他得罪了南方，也分裂了民主党。

1860年林肯被共和党提名时，有些议题与奴隶制并没有直接关系。有改善河流和港口的议题，有关税方面的问题，林肯一直赞成高关税，当时仍然如此。另一个会影响选票的问题是免费宅基地的问题。林肯的支持者在游行时提出“为所有真正的移民提供宅基地”“支持林肯和免费宅基地”“通过宅基地法案，这将解决奴隶制问题”“我们必须拥有160英亩土地”“美国足够富裕，可以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农场”(4)。解放奴隶不是1860年时林肯计划的一部分。他了解西部人和俄亥俄山谷的人的感受；他知道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甚至肯塔基和东田纳西的人们会为维护联邦而战，但不会为废除奴隶制而战。(5)甚至到了1864年，据估计“在北方10人中没有一人在乎一个黑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6)。

反对奴隶制的蔓延不能与反对奴隶制相混淆，但这种混淆一直存在。在西北部，只要气候适于白人劳动，他们很自然地就会反对黑人劳动力与之竞争，无论这些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就一部分小农场主而言，他们也不希望被拥有数百名奴隶的富裕种植园主比下去，后者还会吞并原本可作为宅基地的土地。如果没有反对奴隶制的道德情感，也许这个国家本可以根据《密苏里协议》和平地维持下去。但是，对废奴主义的恐惧以及对自己被认为是邪恶势力的怨恨促使南方更具进攻性，而这反过来又使北方保卫它所认为的自由领土。甚至在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如果南方愿意回到1850年以前的状况，妥协是有可能的。但南方有着长期掌权所滋生的傲慢，它被废奴主义者激怒，并错误地认为林肯就是其中之一。南方脱离联邦，在萨姆特堡开了第一枪，而林肯作为总统肩负保卫联邦的职责。奴隶制导致了冲突，但奴隶制不是争议所在；问题在于脱离联邦的合法性。

作为一个公民，林肯不喜欢奴隶制，但作为公众人物，他一贯拥护宪法。1858年，他在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说，根据宪法，南方拥有逃亡奴隶法赋予的权力，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又重复了这个观点，他还说：“对于那些蓄奴州，我无意干涉其奴隶制，直接或间接的都没有。”

指挥这样一场大战，历经多年艰难险阻，最后坚定地走向胜利，其间始终保持意在和解、镇静和开阔的胸襟，这是林肯所取得的成就，据我所知，这是其他历史人物所没有的。尽管国家分裂了，但如果南方不攻击他，他也不会攻击南方。

“赋予我的权力，”他说，“是让我用来持有、占有和支配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地方，并征缴国税和关税的。除非为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否则不应入侵，也不应在任何地方对与此相关的人使用武力。有些内陆地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敌意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有资格的居民不能担任联邦政府职务，当然也不打算让那些他们讨厌的陌生人担任。”

林肯继续说道，他不反对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州的内部制度。唯一拒绝南方的事就是扩大蓄奴范围，这件事南方很难通过脱离联邦而得到保障。回头看，分裂似乎是不合逻辑的，除非这是对拉丁美洲进行海外征服的一步。然而，林肯这番安抚的话没有产生效果，内战还是爆发了。

虽然林肯这么做是为了联邦，而不是为了奴隶制，但战争形势和军事行动的势头还是使奴隶制最终被废。他相信“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解放，对各方都更好”(7)，并且愿意采取措施，包括赔偿奴隶主，其中一些条款与杰斐逊逐步消除奴隶制的提议非常类似。林肯提出这些措施，先在特拉华州实行，然后推广到所有忠于联邦的蓄奴州。他指出，不到半天的战争开销，就可以赎买特拉华州所有奴隶的奴隶；而赎买南北交界处所有州的奴隶的费用，不会超过87天的打仗开销。但是，交界各州拒绝了他的提议，它们宁要奴隶制而不是钱。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政府没有遇到阻碍，奴隶于1862年初获得了解放和补偿。

众所周知，林肯于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1863年1月1日所有叛乱诸州的奴隶从此以后永远是自由人。他将向那些忠于联邦并同意解放奴隶的州提供补偿，即使是反叛各州的公民只要忠于联邦也会在战争结束后得到补偿。作为北方军总司令，他发布这一公告是出于军事原因。他刚刚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告诉格里利，他将以任何有利于维护联邦的方式处理奴隶制问题，“在这场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维护或摧毁奴隶制”。根据宪法，《解放奴隶宣言》是正当的，这只是作为一项军事举措，针对的是联邦政府的敌人。毫无疑问，林肯希望奴隶获得自由，并准备为此采取任何合理的措施。但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违反宪法，也不愿意让奴隶制问题凌驾于维护联邦的问题之上。当他第一次向内阁提出《解放奴隶宣言》时，西沃德明智地建议等打完一场胜仗再说，林肯默认了。在安提塔姆之战后，他告诉内阁，时机已经到来。他早已下了决心，“如果上帝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赐予我们胜利，他将认为这是上帝意志的象征，他有责任将解放奴隶的事业向前推进……上帝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奴隶的决定。”(8)

战争期间，反奴隶制的情绪大大增强，甚至交界诸州也以多数票赞同废奴。1865年1月，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第二次提交众议院，它获得了特拉华州1名议员、马里兰州4名议员、西弗吉尼亚州3名议员、肯塔基州4名议员以及密苏里州7名议员的支持。(9)修正案的批准需要27个州投票同意，在林肯遇刺8个月后，即1865年12月18日，它获得通过。

有了林肯，再加上消灭了奴隶制，美国的政治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从那时起，最重要的发展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体现在《独立宣言》中的民主，是他的指导原则，最终证明它有足够的力量解放黑人。尽管林肯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原则和杰斐逊的原则之间的分歧，但事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联邦政府对几个州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宪法通过时的预期。其部分原因在于现实的紧迫性，杰斐逊本人虽然是各州权利的热心支持者，却不得不将宪法的适用算到买下路易斯安那之后。还有部分原因是联邦党人马歇尔，他在最高法院站稳了脚跟，即使在普通选民忘记其政党的存在很久之后，他还是能够使其观点发挥效应。当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西部扩张强化了中央政府。在一个新的州，当地的爱国主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长起来，而铁路的延伸使人们自由流动，并对整个国家有了更多的认识。杰斐逊也许会把南方脱离联邦的权利主张与美国脱离大英帝国的主张放在同一水平上。但林肯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对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而言，美国是一个国家，他们准备为它的统一而战。

亚伯拉罕·林肯是西部情怀、西部利益和西部希望的化身。他的官方身份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就像大自然的力量。正是从这种品质中，他获得了非凡的力量。作为个人，他憎恨奴隶制，但在官方行为中，他反对奴隶制只是因为它是造成分裂的原因。甚至在他得出联邦不可能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这一结论之后，仍然倾向于温和而渐进的解放方式，用补偿和时间来加以调整。但他反对分裂，绝不妥协。当南方脱离联邦时，北方有一股强大的舆论支持和平地默默接受，但林肯毫不犹豫地认为有必要维护联邦的权威。像朱塞佩·马志尼和俾斯麦一样，他主张国家统一；也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一样，认为国家与道德观念的结合是正当的。但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为这种关联提供了正当理由。美国一直“致力于所有人生而平等”，而奴隶制使它看上去像是一种嘲弄，在南北战争中，这种主张再次成为一种创造性的信念，让现实更接近于理想，并使美国恢复了它的自尊和对其他国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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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肯时代的西北部是现在被称为中西部的东部。

(2)　前引尼古拉和海伊的著作，第1版，第308页。

(3)　前引尼古拉和海伊的著作，第1版，第391—392页。

(4)　前引麦克马斯特的著作，第8版，第460页。

(5)　参见前引钱宁的著作，第6版，第388页。

(6)　同上书，第586页。

(7)　前引尼古拉和海伊的著作，第5版，第209页。

(8)　前引尼古拉和海伊的著作，第6版，第160页。林肯从来没有承认国会在奴隶制问题上具有立法权。参照他对《韦德-戴维斯法案》所采取的行动，出处同上，第9版，第120页。

(9)　同上书，第10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