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民族原则
……你知道那些长官大人
和我们的王子亲自来了，
请求，命令，威胁，敦促，
肩负民众和宗教的所有责任，
承受着如此重压，
多么可敬，多么荣耀，
让我们共同的敌人跌入陷阱，
他们祸害了我们的国家，
而牧师们并没有甘居其后。
——————————
不远处有一座山，
恐怖的山顶喷出火焰和滚滚浓烟；
山体满是闪光的碎片，
无疑在那里孕育着金属矿藏和喷涌的硫磺。
无数的队伍像插上翅膀，
飞快地赶往那里；
开拓者带着铲子和铁镐，
胜过皇家的御营军，
他们挖着战壕或铸建堡垒。
财神带领他们前行，
财神的精神已经从天堂跌落，
即使在天堂，他的形容和思想总是下倾，
赞赏那些踩着金砖的天堂富人，
甚于其他神圣或圣洁的极乐境界。
——弥尔顿
第二十八章 民族原则
（一）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
1815年至1848年间，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进步力量：美国的农业民主主义者，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还有自由主义者。在欧洲大陆，后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因为他们都是进步性质的，所以感到应该合作，但其实他们在深层观念方面存在分歧，合作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最终变得不可能。
哲学激进主义者的观点主要源自18世纪的法国，他们相信人类先天都是一样的，并将成人之间的差异完全归结为教育和环境。至于宗教方面，他们是怀疑论者；在道德方面，他们将幸福视为唯一终极的善。他们认为自身利益是行动的主要动力，理性是辨别自身利益的手段，政府则要想方设法协调不同个体的利益。他们既是世界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而且相当民主。繁荣和启蒙在他们看来是政府的正确目标；在实际事务中，他们首先强调的是经济学。
哲学激进主义者通过科布登在英格兰占了主导地位，通过英格兰，又在一段时间内对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从欧文时代起，他们的理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雇主的，另一种是工薪劳动者的。他们几乎所有具有鲜明特征的学说都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存活了下来：相信所有人天生具有相似性，相信理性和世界主义，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以及对物质繁荣的重视。国际社会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都从他们的教义中产生；而哲学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被证明是更持久的。科布登的时代已经过去，列宁的时代却没有结束。
拿破仑倒台后的自由主义者与边沁主义者有很大不同。的确，他们与18世纪的法国有内在联系，但那是与卢梭而不是与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的联系。他们是感性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人：指望用感情来弥补弱者和被压迫者的痛苦。他们张口便是古代的一些夸夸其谈的话，比如暴君、奴隶、自由。在没有感受特定的情绪时，他们似乎对这些词闻所未闻。确实，没有人总能认出谁是暴君，谁不是。在英格兰，拿破仑被称为暴君，华兹华斯在讲到自由时说：“来了个暴君，你要带着神圣的快乐与之作战。”但在意大利，拿破仑被尊为救星，曼佐尼在其关于拿破仑之死的著名颂歌中就是这么说的。在德国，自由主义的观点出现分歧。海涅写了《思绪：勒·格朗集》歌颂拿破仑，而1813年的爱国者却憎恶他；至于歌德，在成为圣贤之后，保持了超然的中立。
在天主教国家，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教权的。他们到处支持宗教宽容，而宗教宽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仍不存在。很多人认为，上帝直接向人们的内心彰显自己，特别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内心，而神学是神父们为奴役人类精神而创造的愚蠢之举；这导致他们像卢梭那样陷入了一种含糊的非教条的宗教。其他自由主义者则是泛神论者，尤其是那些与共济会有关的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开始了自由主义的事业。
典型的大陆派自由主义者是共和党，这仅仅是因为雅典和罗马在其辉煌时期是共和政体。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打算容忍国王的存在，只要他们能够批准宪法，解放奴隶，允许宗教和新闻自由。有些人反对贵族制，也有许多人不反对，他们像塔西佗一样认为罗马的自由正是在元老院的寡头统治下而不是皇帝的个人统治下实现的。在卢梭的影响下，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主张财富有腐蚀作用，并相信穷人的简朴美德。
从实用政治的角度看，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最好由他们的爱与恨来界定。他们讨厌神圣同盟，视梅特涅为邪恶的典型。他们之所以喜欢法国，是因为它的革命以及《哲学》中的自由思想。他们恨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因为它们象征了反动派的胜利；恨压迫希腊的土耳其人，因而直到1848年他们都不怎么痛恨沙皇。他们诅咒卡斯尔雷和皮特，但钦佩坎宁，对他的赞赏也许超过了他应得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崇拜拜伦。
欧洲大陆对拜伦的推崇，一直令拜伦的同胞费解。英国激进主义者偏爱雪莱，他的革命诗歌在宪章派会议上被诵读，并且是由信奉欧文主义的工人来读。但在海外，拜伦被认为是（可能除歌德之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拜伦的一切都符合浪漫的气质：他是勋爵，却又是个流浪者，他富有，却维护被压迫者，愤世嫉俗的外表下（非常徒劳地）暗藏着一颗流血的心。希腊是那个时代的最浪漫的原由，拜伦为希腊而死。他颂扬锡雍的囚徒(1)，这些人因16世纪的共和主义而蒙难。至于华盛顿这位获得成功的英国敌人，他写道：
疲惫的双眼该在哪里休息，
何时凝视这位巨人，
哪里既没有闪烁罪恶之光，
也没有卑劣的情形？
是的——这是一个——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最好的—个——
西方的辛辛纳特斯(2)，
我们羡慕他却不敢恨他，
把这个名字留给华盛顿，
让人脸红的只有一个。
这是一个风行厌世的时代，受一种神秘的哀伤困扰，它鄙视尘世，在孤独中寻找着自由。他的《海盗》和《异教徒》煽动贵族的叛乱情绪；给那些热爱人类但讨厌个人的人提供了方案。朱塞佩·马志尼无法原谅英国人对拜伦的忽视，并拒绝相信拜伦没有善待自己的妻子。俾斯麦年轻时总是读他的作品：“有时他会坐平底船去打鸭子，酒瓶总不离手，在喝酒和打鸭子的间隙会读拜伦的书。”(3)订婚后，他送给未婚妻几本拜伦的诗集，但评价它们是“一派胡言”——可能是怕吓到她的敬神之心。他甚至考虑过以恰尔德·哈罗德(4)的方式周游世界。
拜伦的诗为普及民族原则作出了很多贡献。当他写到“希腊诸岛上，热情似火的萨福(5)在那里生活和歌唱”时，他提出甚而可能相信，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是新的萨福，那他们会在那里生活和唱歌。当梅特涅劝说亚历山大延长希腊的奴隶制时，拜伦写道：
在法艾尔的山崖上，自由之神！
你陪伴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部下，
能否预见到凄惨的现在，
那典雅美丽的绿色原野会变得这般暗淡？
不仅三十暴君在蹂躏它，
而且任何人都在支配这片土地；
但他的子孙并不奋起，只是徒劳地抱怨，
他们在土耳其的祸害下颤抖，
从生到死都被奴役；言语和行动均丧失了气概。
除了孤寂，一切均已改变！
但每一个眼神中依然闪烁火焰，
确信他们的胸中之火会重新燃烧，
失去的自由是不灭的光芒！
许多人还沉睡在梦中，
但光复祖先遗产的时刻就要来到，
他们深盼着外国的武器和援助，
不敢独自抗击敌人的暴行，
或者将打上奴隶烙印的哀伤一页撕碎。
世世代代的奴隶！你是否知道
要获得自由必须挺身而出？
用自己锻造的武器战胜敌人？
高卢人或莫斯科人会拯救你们？不！
确实，他们可能会把那傲慢的掠夺者拉下马，
但不是为了你的自由圣坛上燃起火焰。
希洛人的灵魂！战胜你的敌人，
希腊！改换你的君主，而国家依旧。
光荣的岁月已经消逝，耻辱的日子却在继续。
出现在拜伦的诗作和自由主义者的抱负中的自由，与哲学激进主义者的自由截然不同。边沁及其追随者是功利主义者，不相信绝对的“人的权利”，尽管在实践中，他们认为通常最好在一定范围内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重视见解的自由，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拥有最佳意见者将征服公众舆论。他们看重自由贸易，因为它增加了劳动的总产出。他们对政府有着普遍的偏见，因为政府是由贵族组成的，贵族们能引述贺拉斯的话，但对贸易一无所知。边沁他们想要的自由是个体从事现代经济活动的自由，荷马和弗吉尔对此从未提起。
根据自由主义者的构想，自由要比用曼彻斯特的棉制品交换波兰的玉米的权利更浪漫，要比用地雷和冒烟的烟囱让山谷变得丑陋不堪的权利更有情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是关乎人类尊严的权利：他和新教徒都认为，灵魂和上帝之间不应有任何中介，任何外部权威都不能指导一个人履行职责。如果一个意大利人觉得自己有义务为祖国（而不是为某片小领土上偶然出现的统治者）效力，他就应该做个爱国者，即使这样做可能意味着要拒斥那不勒斯国王的神圣权利或者教皇的神学主张。因此，国家像每个个体一样，拥有“自由”的权利，即不受外国人、神父或君主制的支配。在实践中，国家应是自由的这一信念，是自由主义信条中最重要的内容。它发展成民族原则或者自决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1848年至1919年的欧洲事务。
民族原则很难准确地表述。大致说来，它声称，地理意义上的任何群体若希望组成一个政府，便有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然而在实践中是有其局限性的。1917年时，位于彼得格勒的一栋房子根据该原则宣称自己是一个国家，并将为其自由而斗争，此事被认为走得太远了，甚至威尔逊总统也不予支持。爱尔兰有权援引该原则反抗英格兰，阿尔斯特(6)的东北地区也有权以此原则对抗爱尔兰的其他地区，但弗马纳郡和蒂龙郡不被允许以此来对抗阿尔斯特的东北地区。民族原则的一个限定条件是，相关地区的面积不能太小。另一个条件是该地区不能位于亚洲或非洲，在日本人打败俄国人之后，所有思想健全的人才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个条件是，该地区绝不能像苏伊士或者巴拿马那样在国际上具有特殊意义。
对于1871年之前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限制并不明显，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家是种神秘的东西，几乎像人类中的个体一样有自己的灵魂。强迫人们生活在一个他们不觉得是自己祖国的政府统治下，就像强迫一个女人嫁给她讨厌的男人。对家乡和家庭的爱都基于一种本能，它们共同构成了爱国情怀的基础。正是这种情感的存在促成了民族原则的正当性。
国家不像阶级，并非是从经济上来定义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地理意义上的群体具有一种团结精神。而在心理上，它类似于一群海豚、一群乌鸦或一大群牛。团结精神可能来自共同的语言、假设具有的共同血统、共同的文化或者共同的利益及共同的危险。一般来说，所有这些都在产生民族情感方面起着作用，但这种情感无论如何产生，都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唯一必要条件。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一个民族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对此观点的相信程度远远超过了事实所能提供的证明。莎士比亚说英国人“是幸福的种族”，后来的民族主义者也纷纷这么说。既然民族被认为是种族，那民族之间的差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先天的。因此，自由主义者不同于哲学激进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强调人与人以及种族之间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性归结为教育和环境之外的原因。这种观点受到了达尔文主义的极大鼓舞——当然，达尔文主义不是以科学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政治家认为有用的形式出现的。
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发端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亨利八世在宗教上援引了民族主义，伊丽莎白在商业方面援引了民族主义。它被新教神圣化，因无敌舰队的战败而获得荣光，因海外贸易和西班牙大帆船的战利品而获利。这三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在与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暂时彼此分离，1688年之后又重新结合在一起，并在马尔伯勒(7)、老皮特和纳尔逊的领导下取得胜利。滑铁卢战役之后，英国人开始心安理得地认为他们在德行、智力、军事实力和商业头脑上优于其他所有民族。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正如弥尔顿所说（名义上是在说犹太人），理解了“公民政府的可靠规则”。他们的自满首次亮相是在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这两者他们以鲁德亚德·吉卜林(8)和塞西尔·罗德斯(9)式的歇斯底里的帝国主义做出了回应。
法国大革命之前，英国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支持议会政府，反对西班牙和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从1793年到卡斯尔雷去世，英国因为容不下革命思想而走向反动。但是从坎宁时代到格莱斯顿1886年倒台，外交政策（除了在几个很短的时期内）始终是自由主义的。
法国的民族主义是从保卫反对国王联盟的革命开始的，它的情绪在《马赛曲》中得到了表达。法国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领导了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即使在1870年拿破仑三世倒台后，加里波第(10)和巴枯宁这样的人也觉得为保卫法国而奔走是值得的。法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对那些非法国人来说，似乎不单单是一种民族主义，而是为革命理想的普遍胜利而进行的神圣事业。在法国，最自由主义的就是最爱国主义的，而复辟的国王最愿意服从外国的命令。
德国的民族主义是拿破仑开创的。它始于耶拿战役之后，在1813年的解放战争中得到有力的表现。像所有的民族主义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理想：其目的是把世界从法国的“不道德”中解放出来，恢复一个更健康的时代的简单的责任理想。被神父、波旁王朝、哈布斯堡家族压迫和分裂的意大利人，期盼他们能够获得自由，像从圣弗朗西斯到米开朗基罗那段时间一样重新领导这个世界的人文主义和精神生活。斯拉夫人的各种民族主义在1848年首次出现，他们自称拥有神秘的上帝意识，从黑暗的森林深处汲取力量，并赋予他们超越其他不太具有神秘意识的种族的智慧。
真正的完美的自由主义相信所有这些不同民族的优越之处，并认为各民族在自由和尊重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应发展各自的特殊优势，共同创造出美妙的和谐之音。
不幸的是，现实中的结局截然相反。
（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
意大利人的民族生活在16世纪被暴力消灭，所以他们将拿破仑视为同胞和解放者，欢迎其到来。整个意大利大陆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只有西西里岛还在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11)的控制下，依然忠于保守和野蛮。意大利的法国政权伴随着自由主义改革以及缪拉特(12)对意大利统一的宣扬鼓舞，尽管在这方面仍然有些模糊。
维也纳会议终结了意大利政府的自由主义，恢复了教会的权力和贵族制。但是，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的地方，共和政体在革命时代到来前就已经存在了1000年，原来的状态并未完全恢复。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塔列朗考虑了热那亚人的要求。他们越是希望维护其古老的独立，在与会者看来，就越要通过他们的例子表明部分人口的愿望对于领土的分割的影响是多么小。尽管威廉·本廷克勋爵(13)做出了明确承诺，热那亚人还是被交由萨伏依王朝绝对统治。
恰好从热那亚走出了一个最能激发意大利爱国主义和团结愿望的人物——朱塞佩·马志尼。他生于1805年，其父对法国的共和主义持欢迎态度，在书后藏了一些老吉伦特派的报纸，一旦被发现，警察就会找上门。在学校里，对罗马史的学习立刻激发了马志尼的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他崇拜小加图(14)以及老布鲁图斯和小布鲁图斯——确实非常欣赏，因为受他们影响，他一生钟爱阴谋。1830年的法国革命在意大利引起了反响；卷入其中的马志尼成了流亡者，余生基本上在英国度过。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意大利革命的领导者和激励者。
“马志尼是个天才，但受上帝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抽象观念的影响太大了。”本杰明·乔伊特(15)牧师如是说。对他而言，这两个都是抽象概念，都显得不太重要。然而对马志尼来说，它们是密切相关的：他的民族原则并非仅仅指向意大利人，他的上帝也不只是部落的神。
马志尼说：“民族性对我而言是神圣的，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为所有人的福祉和进步所做的努力的影响。”“人类是一支伟大的军队，为征服未知的土地而前进，对抗强大而狡猾的敌人。人民就是战士，每个人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而共同的胜利取决于他们是否正确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上帝在每个人的摇篮上都会写下他的所愿……特别的兴趣、特殊的才能，在标明所有的特殊职能之前，会清楚地写出要完成的特殊使命，以及在人类进步事业中所要从事的特殊工作，这些对我而言似乎就是民族性真实而可靠的特征。”接着他还提出了每个国家的作用：英国的任务在于其工业和殖民地，俄国要使亚洲文明化，而波兰是斯拉夫人的捍卫者。德国的任务是思想，法国的任务是行为，而意大利人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德国人行走在世间时，其视线消失在天堂深处；法国人很少望向高处，而是用它不安的穿透性的目光窥视尘世的表面；守护意大利命运的天才，从来不会从理想迅速转换到现实，而是从古老的理想中寻求如何将尘世和天堂结合在一起。”
马志尼会对一个想思考的法国人或者想行动的德国人做些什么，这一点还不清楚；一个非意大利人会默许他分配给意大利的杰出作用，似乎也不太可能。他拒绝将爱尔兰视为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不“主张任何与英国人的要求和愿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源于其本土特点的生活原则或立法体系”，至少他是这样说的。但应该注意的一点是，作为教皇的敌人，他始终遭到爱尔兰人的反对；也许如果他们对马志尼友好些，他就会认为他们有一个国家使命。
他认为意大利民族运动之后的斯拉夫民族运动，是欧洲最重要的运动，并正确地指出，它必须证明对奥地利和土耳其是致命的威胁。马志尼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由一个总部设在罗马的联合会来管理，而这样的组织应该是意大利的领导才能的产物。显然，他的民族原则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方，亚洲不过是欧洲的附庸，而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没有分配给美国一个角色。对马志尼而言，民族国家的存在是通过其诗人和哲学家来实现的，他知道波兰的诗人和哲学家，但不知道中国的。
无疑，马志尼的本意是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保持公平，但他不断显露出对自己国家的偏爱。他觉得意大利“光芒四射，历经苦难而得到升华，在认为它已经衰亡的那些国家中，像一个光明天使一样上升”。他说：“意大利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在创建和管理设在罗马的欧洲合众国时分配给意大利的主要责任。这是“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赋予欧洲的实现道德统一并通过欧洲传达到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对他来说，民族不仅仅是个体的聚合，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灵魂的神秘实体。他指责卡莱尔过分强调个人英雄、反对集体生活。他说，一个民族的生命“不是她自己的，而是一种力量和普遍的天意计划中的一种功能”。上帝“把地球表面的人类分成不同的群体或核心，从而创造出了民族性的萌芽。邪恶的政府破坏了神圣的象征。尽管如此，至少就欧洲而言，你仍然可以通过大河的流向、山脉的走势和其他地理现象清晰地描绘出它的踪迹”。遗憾的是，他忘了告诉我们上帝对多瑙河的设想是什么，知道这一点或许可以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马志尼而言，不仅是国家，还有家庭，都具有自然群体的神圣性，这个群体的神圣性超过了其个体的组合。他说：“家庭，是心的祖国。家庭中驻着一个天使，她拥有仁慈、甜蜜和爱的神秘力量。这位天使让我们的职责不那么枯燥，让我们的悲伤不那么痛苦……这个家庭的天使就是女人。”马志尼是个单身汉，这是一个流亡者对家庭和国家的理想化。“家庭的概念不是凡人的，而是神的，非人力可以摧毁。像国家一样——甚至比国家更甚——家庭是一个存在的要素。”
哲学激进分子将人视为各种个体，感兴趣的是只有在经济利益认同的基础上才产生的群体。而马志尼感兴趣的是依据生理、情感或地理因素来划分的群体。在他看来，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包括家庭、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社会实体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人类个体身上可以发现的大多数优秀品质的源泉。这使他对科布登和马克思充满敌意。
除了更一般的理由外，他还反对科布登提出的不干涉大陆政治的原则。在涉及道德问题时，他持中立态度。法国1859年和普鲁士1866年、1870年的军事支持，以及英格兰1860年的外交同情，使意大利实现了统一。他觉得，科布登的和平主义政策会让意大利永远被奴役。尽管他跟科布登一样不赞成克里米亚战争，但他仍然指出“和平人士是没有原则的”。似乎我们应该同时与俄国和土耳其作战，因为他们都是压迫者。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种在全世界进行征战的习惯很快就会发展成帝国主义。
功利主义哲学对他来说完全不得人心，因为它主张人应该为责任而不是幸福活着。他称赞卡莱尔反对“强烈的唯物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它一方面在洛克、博林布鲁克或教皇的著述中，保持着对进步的篡夺；另一方面又在斯密和边沁的著作中，以利己主义和物质福利学说在人们内心埋下自私的种子。工业文明的所有运动，都充斥着理性和道德文明，而他（卡莱尔）没有被迷惑”。他认为，那些接受功利原则的人“被逐渐引开，忽略人类最高、最神圣和最不朽的发展，并致力于追求他们所谓的有用。除了善以及它所产生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有用的。有用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而不是要调用的原则。”“我们由此挂心的不是要快乐，而是要变得更好；人类生活没有什么目标能比这个重要，即通过集体努力去发现，并且每个人为了他自己去执行上帝的律法，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他推断在大学里，除了赞同他的学说的教授外，不应该有其他哲学教授。谈到他不喜欢的黑格尔派，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扫除所有这些东西。”他进一步推断，“个人或社会没有主权，除非两者都符合神圣的计划和法则……多数人的简单投票并不构成主权，如果它明显违背最高道德准则……人民的意志在解释和应用道德法则时是神圣的；当它脱离了法则，只代表任性的想法时，它是无力和无效的。”墨索里尼接受了这些学说并付诸行动。
毫无疑问，“每个人为自己而执行上帝的律法”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原则。对一个相信教会了解上帝律法的天主教徒来说，它甚至可以成为政府的法规。就像在教皇国看到的，结果可能不是大多数现代人所希望的那样。例如，宗教裁判所仍在实施迫害，直到1841年才颁布法令“命令所有人举报异教徒、犹太人和巫师，举报那些妨碍宗教法庭或讥讽教皇和神职人员的人”(16)；1851年，一条穿过罗马涅的铁路被禁止使用，理由是“铁路带来贸易，而贸易导致罪恶”(17)。尽管这些原则看起来有些古怪，但至少不是无政府状态，只要承认教会已经得到了上帝律法的启示。然而，马志尼并不接受教皇的权威，对他以及新教徒而言，上帝的律法是直接启示每个人的良心的。不幸的是，有些启示彼此矛盾。马志尼的良心告诉他，英格兰应该进行武力干预，以确保欧洲大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而科布登的良心告诉他的恰恰相反。他们俩都是最为真诚并具有高度道德感的人。既然他们有共同的标准，两个接受了效用原则的人可以争论的只是实践方面的差异；但两人都遵循“上帝的律法”，并发现他们的差异只能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邪恶而且大打出手。因此，马志尼的道德准则听起来比边沁的幸福原则高尚得多，但在实际事务中，它面对强权统治时没有什么优势。那些相信自己是神启的接受者的人往往会惹出麻烦，马志尼的学说只能在无休止的战争或暴政中终结。
从他对边沁的反对的性质来看，他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是可以预料的。他讨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相信布道的职责责任而非相信阶级战争。起初他与共产国际上有一些往来，但直到他确信自己无法将其从社会主义转变为一种捍卫被压迫民族的力量时，便不再来往。他认为，阐释历史的基础在于宗教，而不在于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将人视为环境的产物；相反，他认为社会和工业环境是“人类在一定时期内的道德和智力状况的体现，而最重要的是它的信仰”。尽管他赞成许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但他的哲学观点与马克思截然对立。在所有事情上，他都强调意志；他反对黑格尔的宿命论，并因此反对马克思的宿命论，它还有唯物主义的缺点。
在漫长的动荡不安中，马志尼只在1849年成立的罗马共和国中短暂拥有过不稳定的权力，几个月后就被路易·拿破仑扑灭，成就其赢得世人敬仰的第一步。后来，在加富尔(18)的高明政策的指导下，对意大利统一的追求才更加成功，新征服的领土被纳入了萨伏依王朝的版图。马志尼终其一生都是位共和主义者，意大利王国的创立并没有令他感到满意。但正是他的宣传激起了人民的热情，这种热情由加里波第引导，并被加富尔利用。意大利能走到这一步，马志尼的学说功不可没。
（三）德国的民族主义
在耶拿战役和1866年奥普战争之间的60年里，德国的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三种不同元素的混合物。西方有一种亲法的因子，喜欢革命政府实行的改革，将德国视为落后的国家，把民主共和视为目标，坚信革命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而在商人和实业家以及普鲁士官员中，有一种受到英国自由放任思想影响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早期称为斯密主义，后来叫作曼彻斯特主义。当科布登的名声达到巅峰时，这一运动在60年代初最为强劲。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个要素是对民族统一的渴望，这种纯粹的爱国主义情怀迫使人们采取自由主义的形式，因为以这样的事实看来，统一似乎只有在反抗小国君主和奥地利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德国统一运动是反法的，因此很难与亲法的自由主义合作，当俾斯麦发现保守派实现统一的方式而德国的爱国主义不再是自由主义时，该运动也寿终正寝。70年代，工业界转而反对自由贸易，科布登的自由主义在德国也不再产生影响。哲学激进主义幸存下来的东西只有通过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民主之中得到体现。
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形式未能给德国留下任何深刻或持久的印象，而民族主义形式却逐渐征服了整个国家，除了社会主义者。对民族主义形式的初次文学表达是在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1807至1808年冬，他在柏林做了演讲。耶拿战役和《蒂尔西特和约》使普鲁士蒙羞，而拿破仑赢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友谊，似乎变得难以撼动。费希特是一位热忱而超凡脱俗的哲学家，作为康德的继承人，是公认的先验的形而上学领袖。他因为以宇宙的道德秩序来识别上帝而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被迫辞去耶拿的教授之职。但普鲁士政府向他示好，于是他去了柏林，并最终（在1811年）成为大学校长。他的哲学，即所谓的“唯心主义”，强调了自我的重要性，其行事有时与其信念一致，所以歌德和席勒都不喜欢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绝对自我”。他的信仰与个性相结合激发出了使他成为德国民族主义奠基人的学说。
费希特在演讲开始时说，他此时是在对整个德意志民族说话，“要完全撇开并拒绝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的所有分裂的区别”。从国外的消息来看，德国受到了自我追求的感染；它必须在更崇高的道德层面上进行重建，为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做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系。“通过新的教育手段，我们想将德国人塑造进一个法人团体，使其所有成员都受到同样利益的激励。”他说“意志就是人的根本”，又接着说：“新的教育必须在本质上是这样的，它要彻底摧毁它所耕种的土地上的意志自由，在意志所做的决定中制造恰恰相反的严格的必要性，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意志从今以后是可以信赖的、有把握的。”我们必须让学生对他们的物质福利漠不关心，并且“塑造有内在的基本美德的人民，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人，德意志民族才能继续生存”。显然，这是辨别善恶的唯一依据。
在教育过程中，不能与校外的世界有任何接触，“从一开始，学生就应该不间断地、完全地受这种教育的影响，并应该与社会隔绝，避免任何接触。甚至不能听闻那些维持我们生存和福利的重要冲动和行动。”我想，这意味着男孩要吃东西，不是因为他们饿了，而是因为食物是他们为维系德意志民族出力所必需的。
德国的教育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而不仅是对其本国而言，因为“首先，所有德国人被要求作为先驱开创一个新时代，并成为其他人类的楷模”。这一点从语言角度得到了证明。费希特认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多或少是日耳曼人后裔，而在德国的德国人也被承认有很多斯拉夫人的混血儿，因此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德国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比那些说源自拉丁语系的语言的民族更纯正，由于那些移民讲中古拉丁语，这些人已经变得落魄和衰败。拉丁语和希腊语是纯正的语言，德语也是，但罗曼语不纯正。
由此可见，德国人比外国人更认真、更深刻；在德国受过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异也要比拉丁语国家中的差异小，因为在后者那里，只有懂拉丁语的人才能理解常用词的原意。(19)据此可知，“文化”这个概念是非德语的，而希望被认为有文化的德国人就要模仿外国的方式。但这种对外国方式的热爱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现在所有导致我们走向毁灭的罪恶都源自外国。当然，这种罪恶只有与德国人的认真和其对生活的影响相结合时，才会必然带来毁灭”。外国人或者在他们影响下的德国人所做的研究仅仅是历史方面的，而那些未受殃及的德国人的研究则是真正的哲学上的。外国的天才如同蜜蜂，他们采集蜂蜜，“以整洁迷人的方式储存于常规构造的巢穴中。但德国精神如同雄鹰，它凭借强健的身躯、健壮而历经磨练的翅膀在高空翱翔，飞上九霄，飞到近到可以愉快地凝望太阳的地方”。
费希特说德国像是母国，世界其他地方则像是不忠实的殖民地，(20)其唯一的功能是向德国传播古代文化，而这些文化自身又过于肤浅难以理解。如果德国被外国人摧毁，“迄今我们民族发展的源源不断的血脉实际上就要终结了；野蛮必将重新开始，而且没有获救的希望，直到我们又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洞穴中，像它们一样互相吞噬。确实是这样，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这样，当然只有德国人才能看到这一点。”
随着讲座的进行，德国的卓越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得知，“德意志民族是几个世纪以来，新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在实践中以其市民阶层为榜样来表明它能够容忍共和宪法的民族”。“对死亡的信仰，相比一个以原始状态活着的人的信念，我们称之为外来灵性。一旦这种外来灵性出现在德国人中间……它会表现为一种忏悔……相信所有人都普遍且同样有罪。这种信念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作了充分的描述——参见《至福生活指南》第二讲。”最后，德意志这个词似乎只是偶然出现的一个地理或种族术语，对日耳曼语的深刻性而言，它具有另外的和更深层的精神意义：
所以，最后让我们将我们所说的德国人一清二楚地呈现在你们面前，就像我们迄今所描述的那样。真正的标准是：你是否相信在人类自身、在自由、在无止境的进步、在种族的永恒进化中，有某些绝对基本和原始的特质？或者你不相信这一切，而是想象你清楚地感知和理解的与这一切相反的东西的发生？所有那些活着、能设计和制造新事物的人；所有那些如果这不能成为他们的使命，无论如何都绝对会抛弃毫无价值的东西，站在原地等待原始生命的溪流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的人；所有那些连这样的进步都没有达到，但至少有一点意志自由的迹象，不讨厌它，也不害怕它，反倒热爱它，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具有本原精神的人，当所有这些人被视为一个民族时，他们就是一个本原的民族，一个单纯的民族，即德意志人。那些自甘成为次要的衍生之物的人，以及那些清楚地知道并理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并因为他们的这种信念而变得愈发如此；他们是生活的附属，而生活是随着他们眼前或者周围的东西激发出来的；是岩石上的回响，是现在已经归于沉寂的回声。他们被认为是一种人，在本原的人范畴之外，对本原的人而言他们是陌生人和外来者。
马志尼允许每个欧洲民族（除了爱尔兰人）都有自己合法的爱国主义，并允许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费希特说得更透彻：“只有德意志人——本原的人在专横的组织中是不死的——才真正拥有这样的人民，并可以依靠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诚而理性地爱自己的民族。”事实上，“具有这种品质和成为德意志人，无疑是一回事。”
从这些形而上的高度落到现实政治的世俗事务中，我们了解到，德国不应与外部世界开展贸易，而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商业国家——这是费希特在1800年写的一本书中的主题。德国永远不会想要海洋自由，因为“他自己土地的丰富物产，加上自身的勤奋，为他提供了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切所需”。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认定德国将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和平是那些热爱物质舒适的人的理想。国家具有“更高的目标，远不止通常所定的维护其内部和平、财产、人身自由以及维持所有人的生活和福祉。单单为了这个更高的目标，无需其他意图，国家就可以集合一支武装部队……什么样的精神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去召唤和命令每个相关的人，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去强迫任何反抗者拿一切去冒险，包括其生命？这不是和平的公民出自对宪法和法律的热爱而具有的精神，而是更高层面的爱国主义燃起的吞噬一切的烈焰，给民族披上永生的外衣，高贵的人乐意牺牲自己，卑贱的人为其他人而活，也必须同样地牺牲自己。”
“卑贱的人只为其他人而存在”这一原则否定了人的权利与边沁主义的权利观，因为边沁认为所有人的幸福是同等重要的。费希特认为应该牺牲卑贱的人。那么谁来决定哪些是卑贱的人？显然是政府。因此，每一种暴政都是正当的，铲除政敌也可以以国家至上的名义进行。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成了德国爱国者的“圣经”，甚至直到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埃伯特在宣布他的政策后说：“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费希特赋予德意志民族的任务。”他不仅在德国受人敬仰，卡莱尔也颂扬过他，托马斯·希尔·格林在牛津教了整整一代人把他看作道德纯洁的完美化身。然而在现代世界，没有任何政府的残忍、不公或可憎是这位贤明的教授的学说所不能证明其正当性的。
一些君主，还有“暴政的基础和暴君的血腥工具，以及威廉·皮特”都试图摧毁法国大革命，反而引出了拿破仑。拿破仑试图消灭普鲁士，却成就了费希特，费希特又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俾斯麦试图摧毁法国，于是复仇在所难免，而复仇使得希特勒横空出世。也许这种以刺刀为后盾的高尚道德并不是提升人类幸福的最佳途径。
如果说费希特开创的德国爱国主义比马志尼的更狂热和更霸道，那么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外国的帮助，意大利不可能实现统一，因此在宣传上必须吸引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者。相反，普鲁士还记得腓特烈大帝以武力抵抗世界的辉煌，却忘了英国作为盟友的作用，也忘了俄国的突然变卦最终使它得救。有人认为，一个团结的德国将强大到足以独立自主。对于外国人，民族主义的信念永远不会比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考虑更能安抚他们。如果费希特为德国主张的比马志尼为意大利主张的多，那完全是因为德国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当德国1813年起来反抗法国时，部分是受到了费希特所鼓吹的爱国主义的激励，部分是由于对英国式议会宪法的向往。施泰因男爵代表普鲁士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普鲁士国王和其他德国统治者中的大多数承诺在拿破仑被推翻后颁布宪法。然而，奥地利反对宪政，也反对德国统一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在普鲁士特别强烈。在梅特涅的影响下，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不受欢迎，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变成了非法的。
有一段时间，1848年的革命带来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宪政自由主义者和拥护德国统一的爱国者。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他们尽力为德国起草宪法，但未能解决奥地利的难题。奥地利本应是德国的，他们觉得应该被纳入新的日耳曼联邦。但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居民是马扎尔人或斯拉夫人，爱国的德国人不想将他们包括进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击败一个共和党少数派之后，将统一后的德国王冠授予了普鲁士国王，但他拒绝了。之后奥地利的复兴不仅羞辱了普鲁士，还重新开始摧毁国家统一和民主政府的所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人是在奥地利的影响消除后成了普鲁士政府的大力支持者，并在1848年的运动失败后的数年内流亡海外。不仅像海涅、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这些激进主义者被迫移居国外，还有特奥多尔·莫姆森和理查德·瓦格纳这样的人，以及后来成为俾斯麦的秘书及密友的洛萨·布赫、莫里茨·布什。只有通过俾斯麦，德国的爱国主义才变得可敬，变成了保守主义。结果，许多因为爱国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变成了保守派。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民族主义的神话被许多教授完善了，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在《19世纪德国史》中，他以最能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方式叙述历史事件，对准确性没有任何狭隘的偏见。他的观点是形成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人观念的一大重要因素，其中一些话就能说明这一点。
在1813年的文学作品中，他写道：“在伟大的民族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诗人们歌唱战争，这是唯一直接适合艺术表现的政治活动形式。他们的爱国热情唤醒了人们永恒的特有的情感，即战斗中的喜悦和愤怒，对胜利的期待以及获胜之后的快乐。他们追求一个明确的结果，一个淳朴的百姓很容易理解的结局，就是把祖国从外国压迫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他遗憾地认识到，40年代对铁路和工厂的狂热，以及偏爱科学而不喜欢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倾向，抓住了很多德国人的心，特别是那些曾经生活在英国或美国的德国人：
在新的政治经济的繁忙活动中，迅速出现了一群狂热追求实用性和普遍进步的人，这群人在早年平静的德国相当不为人知，慕尼黑的艺术家在参加蒙面游行时用漫画嘲笑这些人，还给他们起了外号叫“向前先生”。这些人都去过英国或美国；他们对每一家新的铁路公司或工厂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只是骗局）都感兴趣；除了可以计数、称重和测量的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看重。从这些圈子中最先传出的呼声得到了无知记者的热切回应，他们呼吁自然科学的训练必须成为一般文化的基础，而几千年来滋养着所有文明民族的语言和历史教育必须立刻从崇高的位置上退下来。
幸运的是，雅各布·格林(21)明确指出了这些科学观中的错误。“他表明，精神科学必须是一般文化的基础，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理解整个人类的生活，包括想象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R.梅耶和亥姆霍兹这样的科学伟人也持同样观点：“古老灿烂的德国唯心主义仍然活跃在自然科学新领域的所有先驱的智者中……而物质主义的愚蠢则被留给了那些承继他们的次要人物。”
特赖奇克追溯了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源头，从理论上讲，它是1841年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开创的：
苏格兰的感性主义哲学从未在我国广泛流行，并被康德有效地予以了驳斥。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随着感性主义起起落落的亚当·斯密的学说仍在德国盛行。李嘉图和塞伊(22)以僵化片面的角度重建了这一学说，巴斯夏(23)则通过热情激昂的文字使之普及。在当务之急是要推翻封建社会的秩序时，这一学说被证明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但现在在德国的大学里，它其实比那些不具效用的传统好不了多少。按照讲授旧的自然法则的教师采用的僵化方法，一种每个有效率的法学家早已放弃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家们习惯于从经济人的抽象概念中推导出他们的命题作为逻辑推论，所谓经济人就是在最便宜的市场买入，在价格最高的市场卖出。所有利益的和谐融洽，社会的公正与理性的秩序，都来自这些个体经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利己主义斗争，都是社会力量自由地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私的动物冲动创造了奇迹，将人提升到超越野兽的地位。心思细腻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学说不是德国式的，但他们仍然愿意将这种神奇的力量归因于一种有见识的自私，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私不可能是有见识的，不可能从它所处的低层次上获得对国家生活广阔前景的深远展望。这一理论依赖于一种缺乏历史观的乐观主义，完全忽视了人类历史上的两大力量：愚蠢的力量和罪恶的力量。
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边沁主义者鲜少注意到“愚蠢的力量和邪恶的力量”，这两股力量报复性地创造出了特赖奇克这样的人物，并导致民族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开展。但他继续指出，“增进对自身利益的了解足以终止犯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人们会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力量可能产生这种效果。在政治上，还有其他不同于利己的强大力量，但总体而言比利己更糟糕：它们是嫉妒、好斗、残忍、爱掌控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愚蠢和罪恶”。但事实上，“理想主义者”给它们安上了高尚的名字，例如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视物质金钱如粪土等。毫无疑问，有见识的利己主义犯下了很多罪行，例如利奥波德国王对刚果的统治；但其可能性取决于他们的受害者是否缺乏启蒙教育。无疑，有比利己主义更好的动机，但这些动机很少能得到足够广泛的传播，使其在政治上足够强大。
特赖奇克似乎认为，德国人除了考虑德国的利益之外，永远不应考虑任何事情，而其他国家的人如果追求国家目标，那他们就是邪恶的。他说法俄同盟是一个“不良的政治图谋”，斯拉夫的民族主义是“荒诞的梦想”。但他最痛恨的是理性功利主义的观点。他抱怨英国地主在自由贸易降低了他们的土地价值时，开始从事商业活动，而不是以绅士的方式忍受饥饿：
现在，土地财产不再产生足够的回报，土地所有者开始对铁路、银行和工业企业感兴趣。不久，阿盖尔公爵的一个儿子就可以经营利润丰厚的葡萄酒生意，而不受社会排斥。当德国的绅士在贫穷中坚守骑士风范时，英国古老的荣誉观和等级偏见被金钱的力量削弱，一股商业风潮搅动了整个国家的生活。决斗，作为对抗社会退化的不可或缺的终极资源，被废弃了，很快就会完全不为人知。
他说，科布登
把国家视为由个人的自由意志建立的有保障的社会。他认为，它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企业和劳动免受暴力干扰，并使被保护者为此所花的费用尽可能低。对他来说，经济利益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商业旅行者的快速旅行和廉价的棉花生产就是文明社会的至高目标。当宣称斯蒂芬森和瓦特的历史意义远超恺撒和拿破仑时，他是非常认真的。
科布登并不是完全不对，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胞更了解外国；他赞赏普鲁士”。尽管如此，他对德国的影响还是遭到了公开谴责。
特赖奇克的反法更甚于反英。他把在德国读到的法国文学描述为“污秽和血腥的混合物”，说它具有一种明显的世俗智慧，源于将旧观念颠倒过来，并说“上帝是罪恶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财产是偷盗而来的”。据说，一些法国作家甚至认为可能存在贞洁的妓女。
他对犹太人没什么好感。他讲述了1833年黑塞的选帝侯（因为与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私交甚好），是如何在其他统治者之前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
“这个实验的结果最令人不满。显然，高利贷和欺骗的罪行不仅是缺乏自由的后果，它还深深地根植于犹太人的民族劣根性之中，要铲除这一罪恶绝非易事。在黑塞，犹太人现在可以从事他们选择的任何职业，而他们也让大家看到他们是怎样残忍地盘剥可怜的乡下人的。结果，德国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起点，成了对犹太人强烈仇恨的焦点。”
从上面这段话，谁能想到，古老的普鲁士贵族——特赖奇克在全人类之中最仰慕的人，其每一分收入都是通过“对可怜的乡下人的残酷盘剥”而获得的，也只是因为成了法国人的手下败将才开始解放农奴？1807年至1808年的耶拿战役之后，逐步解放农奴的法令才颁布；1816年，滑铁卢战役之后，这项措施还仅限于那些在村里拥有耕牛和一定田地的农民，因而该法令一直持续到1850年。
在评判德国时，很难忽视的是，已经在科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艺术和工业技术上都高度现代化处的德国人，在政治发展上起步比法国晚，比英国晚得更多。腓特烈大帝比亨利八世拥有更多绝对权力，在他死的时候，农民的自由程度还比不上1349年黑死病之后的英国。19世纪逐步建立的议会机构，直到l914年才拥有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议会差不多的权力。普鲁士是德意志最重要的邦国，也最穷兵黩武，其东部省份中有西部乡绅中的封建贵族，这些人最初是作为当地斯拉夫人的外来征服者而来的。此外，在英国，西部乡绅是詹姆斯二世党羽，对政府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分为从事高端金融的一派和辉格党人大家族，都有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在普鲁士，乡绅出身的俾斯麦及其周围的人都是王权的主要支持者。
相比英国，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较弱还有另一个原因：商业相对不重要。汉萨同盟(24)诸城镇以商业为生，在整个19世纪都保留着科布登主义的风貌。1871年，汉堡和不来梅由于坚持自由贸易而一直游离于德意志关税同盟之外。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商业的产物，它存在于古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城市，也存在于荷兰和英国这样的商业国家。正如我们所见，费希特希望德国没有对外贸易，他的现代追随者只要时代允许，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德国观念上的迟滞似乎与商业上的落后有关。
有德国民族主义特征的学说都可以在卡莱尔那里找到：相信意志比知识重要，相信信念比理性重要，相信责任比幸福重要；崇拜国家，欣赏强大的专制统治，重视种族和英雄人物；厌恶被伪装成对工业无产阶级的怜悯的工业主义。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也可以在本杰明·迪斯雷利那里找到。在亚洲和非洲实行的英帝国主义中，德国民族主义中所有令人反感的冲动似乎都已找到发泄渠道。帝国一直是英国道德沦丧的纳污之地，德国没有这样的出口，不得不忍受国内的专制。“我想到英国殖民地印度效力，”俾斯麦年轻时说，“然后我想，到底印度人对我造成过什么伤害？”自以为是的英国人会用心想想这种反思。
* * *
(1) 《锡雍的囚徒》是拜伦代表作之一。——译注
(2) 纳博科夫的小说《斩首之邀》中的死囚。——译注
(3) 路德维希：《俾斯麦》，第51页。
(4) 拜伦作品《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主人公。——译注
(5) 古希腊著名的女抒情诗人。——译注
(6) 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及爱尔兰所分割。——译注
(7) 英国统帅，曾随英国远征军参加英荷战争，当时最优秀的军事将领之一。——译注
(8) 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译注
(9) 英国殖民者，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鼓吹英国真正的目标就是要扩大不列颠在全世界的统治。——译注
(10) 意大利爱国者，将军。——译注
(11) 18、19世纪名动那不勒斯的交际花，作为纳尔逊将军的情妇名留青史。——译注
(12) 那不勒斯国王。——译注
(13) 英国政治家，出身显贵，曾任印度总督。——译注
(14)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斯多噶派哲学家，老加图的曾孙。——译注
(15) 牛津大学教授，19世纪英国杰出的古典学家和神学家，以翻译和研究古希腊哲学著名闻名，如《理想国》。——译注
(16) 博尔顿·金：《意大利统一的历史》（A History of Italian Unity），第一版，第79页。
(17) 辛普森：《路易·拿破仑和法国的复苏》（Louis Napoleon and the Recovery of France），第48页注解。
(18) 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后来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与加里波第、马志尼并称意大利统一运动三杰。——译注
(19) 这很有道理。例如，比较“armistice”一词与“waffenstillstand”（两词的中文意思均为“停战”——译注）的区别，后者的字面意思是“武器仍在待命”。
(20) 这种观点，除了那些知道在德国如何教授历史的人之外，其他人几乎无法理解。这位德国男生从学习中得知，历史上有过一个腐败而衰弱的罗马帝国，但被它耗尽活力的许多国家是由一大批高贵的德国人的涌入振兴起来的，即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高卢的法兰克人。这些拉丁国家的皇室和贵族都是日耳曼后裔，人们认为他们在此后几百年里所具有的优势，是日耳曼的血脉所赋予的。
(21)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译注
(22) 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译注
(23) 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24) 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