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

社会主义并没有像哲学激进主义的信条那样很快成为现实政治中的强大力量。一般而言，直到1917年它仍然是一个少数人信奉的没什么实际作用的信念。然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与李嘉图和詹姆斯·密尔属于同一时期。罗伯特·欧文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运动一度主要在法国开展，并适应了前工业时代的状况。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足够强大，足以在1848年的革命开始时占据主导。不过，那个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仍有一些欧文主义的缺陷，也有它自己特有的一些缺陷。在从资本主义生产向社会化生产过渡的问题上，它并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

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才达到心智成熟，才有能力催生出一个正儿八经的政党。《共产党宣言》已经包含了马恩学说的所有要素，它发表于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在精神上，马克思的体系属于这一时期。

要了解马克思，就必须考虑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极为复杂的影响。第一个影响他的是黑格尔，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接触到了黑格尔思想，而且此后一直没有摆脱其影响，其要素至今仍留在共产主义思想中。从黑格尔可以引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爱的体系，并相信历史是一种有序的思维安排，具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同的必然性和逻辑对立的尖锐性。接着，马克思作为德国的一名激进记者，遭遇了当时审查制度带来的所有困难。此后，马克思对知识的渴望使他接触到了法国社会主义，并从法国的情况认识到革命是政治进步的常规方法。然而却是恩格斯率先向他们的共同工作贡献了有关英国工业主义的第一手知识的所有要素。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段阴郁时期的印象刻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所写的每件作品上。但对于英国的了解，马克思可能仍然过于抽象和形而上学，缺乏关于产业现实方面的前沿知识，而他的说服力正是源于产业现实。在他的学说完成之时，其中结合了来自3个国家的有价值的内容。德国使他成为一个体系的创立者，法国使他成为一个革命者，英国则造就了他的博学多闻。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莱茵兰的特里尔，那里受法国影响之深要远超德国的大部分地区。(1)马克思的祖上几代人都是犹太拉比，但他的父亲是律师。马克思6岁时，其祖母过世，全家成为基督徒，马克思也作为一个新教徒接受教育。17岁时，他爱上了一位贵族出身的美丽女孩，并说服了双方父母允许他们订婚。然而，离他们被允许结婚还有7年时，女孩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结合。

作为大学生，马克思显示出了超乎想象的精力，但其导向却有些问题，这一特点伴随他一生。19岁时，马克思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为燕妮写了3卷本的诗集，翻译了塔西佗(2)和奥维德(3)的大量作品，以及两部《学说汇纂》(4)，写了一部300页的法哲学著作，感觉毫无用处，又写了个剧本，并“在心情不佳时，一直钻研黑格尔思想”，此外还读了不计其数的各种主题的书。

黑格尔已于1831年去世，但他在德国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黑格尔学派分裂成两个派别，即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1839年，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遭到费尔巴哈破坏性地批判，费尔巴哈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回到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形态，同时他具有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色彩，后者以激进主义区别于老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学术圈，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这是一个学术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虽然从学术角度看，德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在德国存在着荒谬的审查制度，中产阶级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这些必然导致知识青年即使不成为革命者，也是激进分子。他们对来自国外的政治思想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特别是法国的。年轻时的马克思并不孤单，他和一群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一起，所有人都被劝信哲学是一切的关键，所有人都选择了最适合激进政治的哲学。

马克思先是在新闻界找到了一份职业。1842年，他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不久又成了编辑，此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纯理论哲学并不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一个法律问题，当时一些穷人因从森林里偷盗木材而入狱。他意识到经济问题被过分忽视了，在阅读了一本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后，更加确信这一点。1843年1月，《莱茵报》因审查制度而被取缔，马克思便有空从事研究，并决定了解社会主义。

当时，社会主义在法国占主导地位，为此马克思来到了巴黎。英国的社会主义在罗伯特·欧文的领导下，其主流已经变成世俗主义和反基督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文一直反对政治方法，英国的激进主义政治的大旗也留给了宪章派，但宪章派的计划本身并不与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相反，在法国，由圣西门和傅立叶开创的运动正在继续，并充满了活力。马克思结识了这一运动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蒲鲁东和路易·勃朗；也了解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但没有和任何一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交上朋友。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不值得受到任何程度的尊重。圣西门本质上是中世纪研究学者，并不喜欢工业主义和现代世界，试图在净化的基督教中寻求复兴力量。而傅立叶尽管作为现有经济体系的批判家具有一定价值，但当他提出一个更好的生产组织计划时，就变得完全不切实际。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不满，并寻求终止这种不满的方法，或者至少极大地减轻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法国，这些人已经成功地开创了一场工人运动，它既不像宪章运动那样纯粹是政治性的，也不像工会运动那样纯粹是经济性的，但同时具有上述两种性质。人们认识到，诸如成年男性公民选举权这样的政治手段虽然是必要的，不过必须用来实现对无产阶级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目标。马克思在法国学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理念，并终生铭记。

马克思和他的小圈子都相信哲学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点在他学生时代就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并成为其信念的一部分。当时他说：“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揭竿而起，哲学就无法实现其价值；如果没有哲学实践，无产阶级就无法崛起。”然而，英语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认真对待哲学，所以这种观念对他们而言必然有些奇怪，除非他们学会接受共产主义信念。那样说来，似乎对马克思而言，哲学实践和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重要。事实上，马克思很好地阐明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所有哲学都是经济状况的表现。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始于1844年的巴黎。恩格斯比马克思小2岁，在大学时代也受到了影响马克思的那种思想的熏陶。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棉纺厂主，在德国和曼彻斯特都有工厂，恩格斯曾被派往曼彻斯特在家族企业中工作。这使他亲眼见识了工业化的最新情形，以及在非常糟糕的时期英国工厂的状况，也就在这时他开始写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这本书有效地运用了材料，后者稍后也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它内容具体，处处呈现来自官方资料的事实；在今天看来颇为阴郁，但对不久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希望。这本书可能使人们对恩格斯在两人的合作中的重要性做出判断，因为马克思在遇到恩格斯之前一直太过学究。欧洲大陆的邪恶现象或许与英国一样严重，但没那么现代化，不太适合以此控诉资本主义。恩格斯总是低估自己在两人共同工作中的贡献，但无疑他的作用非常巨大。最重要的是，他引导马克思注意到了那些最能支持其经济理论的一系列事实。在合作开始前，至少唯物史观的主要轮廓似乎是两个人各自独立发现的。

恩格斯在第一次见到马克思时，就已经在一个名叫摩西·赫斯的人的影响下转变成共产主义者。赫斯在德国激进分子中非常突出，1843年时他说：

“去年，当我正要动身去巴黎的时候，恩格斯从柏林赶来看我。我们讨论了当时面临的问题。而他，一个变革元年的革命家，已经离我而去，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令我极为震惊。”

有趣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结识了海涅，海涅非常赞赏马克思，并且成了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当时，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要比英国的知识分子进步得多，这无疑是因为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力量较弱，而革命显然是走向进步的开始。1848年之前，梅特涅仍在执政，当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的观点让他们的支持者受到的迫害远不如现在严重。

1845年1月，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他因此去了布鲁塞尔。正是在这时，他开始接受恩格斯的慷慨馈赠，后者成了他余生的主要资金来源。从布鲁塞尔开始，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展开共产主义宣传，并开始接触各类组织，包括工人教育协会、正义同盟、民主联盟、民主派兄弟会。后来，正义同盟在伦敦的大风车街举行集会，发展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其纲领指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阶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847年12月，该组织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应起草一份声明以表述其宗旨。在历史上，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全部意义由这一决定产生，因为最终形成了《共产党宣言》。

就《共产党宣言》的风格、生动性、简洁性和宣传力而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最好的。它展现了革命前夜风起云涌、风云变幻的特点，新获得的理论内涵让它明晰易懂。《共产党宣言》这样开篇：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它的结尾：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其余部分中还包括了对世界历史的阐述，开头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革命，并显然不可避免地将以三段论的方式引导世界历史进入下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我不知道其他任何文件是否具有同等的宣传力量。这股力量源于强烈的激情，一种被知性包裹的不可动摇的阐述。

正是《共产党宣言》赋予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即使他没有写《资本论》，也应该得到这样的地位。

《共产党宣言》刚刚完成，巴黎就爆发了革命。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邀请马克思去巴黎，后者欣然前往。但他在那儿仅仅待了一个月，此时革命蔓延到了德国，他自然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有所表现。

历史上很少有运动像1848年的革命那样让所有的参与者彻底失望。对温和的革命家来说，失望只是暂时的，但对马克思而言，是一生的沮丧。

1849年5月，马克思被逐出普鲁士，并始终没有获准回国，尽管他实际上秘密地短暂回国了几次。他在德国的活动仅仅跟新闻有关，也许比人们预期的温和。但反动势力还是不能容忍。他从德国到了巴黎，1个月后就被驱逐出境，于是剩下的唯一避难所就是当时被称作“流亡者之母”的英国。在英国，除了短暂地离开过几次，他余生一直住在那里，不再试图在他那个时代激起革命，而是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日期为革命提供精神刺激。

以1848年革命的失败为界，马克思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革命的失败剥夺了他当时的希望，使他变成了一个贫穷的流亡者。如果对共产主义终将胜利的信念缺乏坚定的知识基础，他几乎不可能像他在现实中做到的那样，坚持不懈地为具有丰碑意义的工作做艰苦的准备，而且是在除了几个朋友和信徒外，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马克思在晚年表现出的坚韧和勤奋确实惊人。

就个人境遇而言，马克思的生活与米考伯先生(5)的相似，要面对讨债者、当铺老板以及拒付票据的纠纷，等等。马克思全家住在索霍区第恩街的两间小屋里。1852年，他的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夭折，马克思夫人写道：

“我们可怜的小弗朗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这个可怜的孩子与死神搏斗了三天，受了很多苦。一切结束之后，她小小的尸体停放在后面的小屋里，我们都去了前面的房间。晚上，我们躺在地板上，其他三个孩子跟我们一起为失去这个小天使而流泪……她恰恰死在我们最悲惨的时刻，德国的朋友已无力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那时来拜访过我们，答应提供帮助，但也无能为力……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匆忙赶到附近一位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的法国难民那里求助。他立刻以最友善的方式给了我2英镑，我用这笔钱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里面。她来到这个世界时没有摇篮，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找到让她永久安息之地。”

恩格斯继续在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中工作，省下每一分钱支持马克思。自然，恩格斯与父亲的关系不太好，后者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所以可以支配的钱也不太多。他们靠新闻工作的收入贴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美国，但所得较少且不安全。马克思唯一的儿子在9岁时去世，“自这可怜的孩子死后，屋子里又凄凉又冷清，他就是这屋子的灵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和孩子打交道时，马克思总是很讨人喜欢，街坊的孩子都叫他“马克思老爹”，还向他要糖，没人空手而归。和孩子在一起，马克思可以摆脱抗争的压力和自卑的恐惧，而压力与自卑使他焦躁且易于与成年人争吵。1933年10月28日，《新政治家与国家》杂志发表了这样一封信：

少女塔

1865.7.3

亲爱的小人国小姐：

你必须原谅我迟迟回复的个性。我属于那种在以某种方式做出决定之前要再考虑一下的那种人。因此，当我接到一位我完全不认识的疯丫头的邀请时感到很吃惊。然而，在确定你是得体的以及你与商人之间的交易的高调之后，我很高兴能抓住这个相当奇怪的机会去品尝你的食物和饮料。由于我有点风湿，希望你的客厅没有换气的东西。对于所需的通风设备，我将自行带来。又因右耳有些聋，请在我的右边安排迟钝的人，我敢说你的客人是不会想要迟钝的伙伴的。至于左边，我希望留给美女，我的意思是说你客人中长得最好看的女士。

我有嚼一点烟草的习惯，所以请准备这类东西。由于以前与美国佬来往养成了随时吐痰的习惯，希望不会找不到痰盂。我行事相当随意，并且讨厌热烈而亲密的英国氛围，因此你必须准备以亚当那样的着装风格来见我，我希望你的女客们也稍稍采纳这样的思路。

再见，我亲爱的不知名的小疯丫头。

永远属于你的

克莱恩克利博士

读者纷纷猜测作者是谁，但没人猜对，其实这是马克思写给女儿的信。

但是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却充满了枯燥单调的哀歌式的罗列：他病了，他妻子病了，他孩子病了，肉铺和面包店等他付账，他母亲再不能帮他什么了。他将恩格斯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在最不恰当的时刻，依然倾诉自己一大堆的麻烦。恩格斯曾与一位倾心于他的爱尔兰女孩同居，女孩的突然死亡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恩格斯写信告知这一噩耗，马克思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恩格斯：玛丽去世的消息使我既惊讶又沮丧。她极为善良、机智，并十分依恋你。鬼都知道我们的圈子里现在除了麻烦，什么也没有。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现在是否正晕头转向。我试着在法国和德国赚点钱，但都失败了，只希望15英镑不至于让我熬不过一两个星期。现在没人再赊账给我们了，除了肉铺和面包店（他们只肯赊到本周末），我被学费、房租和其他所有花销搞得焦头烂额。我付了其中几个人一点钱，在钱落入他们口袋的瞬间，回敬我的是加倍的暴力逼债。此外，孩子们没有衣服或鞋子外出。一句话，账单多得可怕……我们很难再维持两周了。在这样的时刻我还给你讲这些恐怖的事情真是自私至极。但顺势而为才是解决之道，一个恶魔能帮你赶走另一个恶魔。”(6)

经济问题直到1869年还困扰着马克思，那年恩格斯（他父亲此时已去世）卖掉了他的生意，还清了马克思的债务（120英镑），每年固定给他350英镑，自己也到伦敦生活，最终恩格斯可以自由地将所有的时间投入社会主义工作。

为撰写著作，马克思一直在大英博物馆借阅书籍。1859年他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其去世后由恩格斯出版。典当行、家庭问题、疾病和死亡都没能分散他的注意力，妨碍他完成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巨著。

除了写作，马克思在1849年之后唯一重要的工作与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有关。该组织1864年在伦敦建立，为随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而马克思是其中的精神领袖。尽管第一国际孕育了伟大事业的萌芽，但它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巨大的成功。在英国，工会组织在一阵犹豫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该组织表现冷淡。在德国，马克思对拉萨尔及其继任者施韦策的不满，使得拉萨尔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对其十分反感，马克思还错误地指控施韦策与俾斯麦的合作。在瑞士和拉丁美洲国家，巴枯宁的影响力导致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蔓延，后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之处在于采取政治行动方面和国家的作用方面。事实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最终加入了第一国际，并试图控制它，但他们与马克思的争执导致组织在1872年瓦解。

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个宽容的对手，1848年之前拉赫尔就说过：

“以不宽容的方式清除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人，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但这不是必然性的结果，也不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对个人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的渴求，他使其合理化并演变为对自己思想的征服力的狂热信仰。”

在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观。在他所有的敌人中，他对巴枯宁的攻击是最凶猛的。巴枯宁是俄国贵族，曾积极投身于1848年的德国革命，结果1849年在萨克森被判处死刑。被移交给奥地利人之后，再次被判处死刑，然后由奥地利人引渡给沙皇尼古拉，并关押于彼得保罗要塞中，后被送往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逃脱，最终借道日本和美国到达伦敦。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在出版物上指控他是间谍，虽然后来证明这种指控缺乏根据，但在随后的几年中，马克思还是在适当的场合旧话重提。当巴枯宁在被监禁和流放12年后，竭力想恢复与以前革命同志的联系之时，他发现自己受到了怀疑，并最后发现马克思是这一切麻烦的根源。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怨恨，而是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友好的信，二人因此见了面，他当面劝说马克思相信他的革命气节。片刻之后，马克思平息了不满，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昨晚再次见到了他，这是16年后的第一次。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他，比以前喜欢多了……总的来说，我发现他是极少数能经过16年还没有退化的人之一，而且还比以前进步了。”

然而，这两人之间的友谊却没能长久。巴枯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信徒，马克思是政治共产主义的信徒；马克思讨厌斯拉夫人，巴枯宁痛恨犹太人。这些个人原因和非个人原因使得两人的合作变得不可能。就巴枯宁而言，个人原因还不足以产生隔阂，在读了《资本论》之后他写道：“25年来，马克思忠诚地、积极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带领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如果出于个人动机破坏或削弱马克思的有益影响，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不过，我可能会卷入与他的斗争，不是因为他伤害了我个人，而是因为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

1868年，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并着手将他的观点带进组织。他和马克思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间，事实证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实在算不上谨慎。间谍指控再次重提，还说他盗用了25000法郎。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取得多数支持，决定开除巴枯宁，理由是他“以欺诈手段获取他人财产”。但这是一个无价值的胜利，因为次年第一国际就寿终正寝了。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终结时都存活了下来，但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在俄罗斯，巴枯宁有一个在很多方面胜过他的继任者，名叫克鲁泡特金，他活着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对俄罗斯的控制权。至于其他地方，除了西班牙，巴枯宁的拥护者销声匿迹。无论对马克思的手段作何评价，无疑，马克思的计划比他的对手更切实可行，并且是基于对人性的较为合理的判断。

当第一国际在1873年走向终结，马克思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就此结束。

马克思是第一位从无产阶级角度来思考经济现实的具有卓越精神的经济学家。正统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客观的科学，就像数学一样避免了偏见，马克思却轻而易举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导致他们经常出现错误和前后矛盾。他坚持认为，从雇佣劳动者的角度看，整个经济学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鉴于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出身和学术教育背景，他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点也许有些令人意外。另外，马克思终其一生都热衷于控制，这和他的自卑感有关，自卑使他在面对社会上层时敏感易怒，面对对手时冷酷无情，对孩子却和善有加，也许正是他的这个性格特点，首先使他成为被压迫者的捍卫者。我们很难说清是什么导致了他的自卑感，也许与他是犹太人并作为基督徒接受教育有关。为此，马克思可能在早年不得不忍受学校同学的蔑视，而作为犹太人又不能通过自己的宗教而退守内心的自信。反犹主义令人深恶痛绝，不过它也附带了一个好处：它在犹太人中培养出了保护人民的领导者，要不然人民就会成为现状的拥护者。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马克思主义恰好是对那些富裕的反犹分子的思想褊狭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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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马克思的生平，我主要依据奥托·拉赫尔《卡尔·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艾伦和昂温出版有限公司）。

(2)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译注

(3)　古罗马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译注

(4)　Pandects，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50卷本罗马法学家学说摘录全书。——译注

(5)　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译注

(6)　见前面引述的奥托·拉赫尔的著作，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