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边沁主义学说

马尔萨斯、边沁和李嘉图的理论相互结合，导致了一种学说体系的形成。这一学说为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中逐渐增多的进步人士所接受——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与之对立的学派也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影响。在某些方面，边沁主义学说的追随者所接受的观点比其领导者的思想更为粗糙，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对要好些。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在边沁主义学说的推广者心中这一理论有了怎样的变化，因为正是通过他们，这一学说影响了立法。

哲学激进主义的观点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支：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其中，经济思想最为重要。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方面以马尔萨斯为主导。在引导工人阶级接受道德约束之前，人口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使非熟练劳力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在妇女和儿童也挣工资的地方，男人的工资只需足以养活他自己。人类历史上可能有某些时刻，在经历了毁灭性的战争或极为可怕的流行病之后，工资会暂时超过温饱线，但其结果将是婴儿死亡率下降，直至人口越来越多，工资再次回到以前的低水平。因此，好心的慈善家的方案没什么意义，济贫法的救济也没什么用。试图通过罢工和工会来提高工资的工人阶级被彻底误导了。旨在实现经济平等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拖垮富人，但不能改善穷人的地位，因为人口的增长会迅速破坏任何暂时的改善。

工人阶级有一个希望，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谨慎行事，学会控制自己的生殖本能。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者，除了少数人，其他都力劝工人阶级应该通过“道德约束”来控制生育。普莱斯是个热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还记得自己出身工人阶级，所以提倡痛苦较少的方法。同时，整个学派因其学说中的人道主义尝试而得到了谅解，这些尝试是通过一些看起来浮于表面的做法减轻雇佣劳动者的痛苦。

地主作为社会阶层的另一极，也同样要维持自己的地位。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表明，《谷物法》产生的整体利益从长远看归于地主；农民将被更高的租金剥夺原本可能属于他们的利益。而雇佣劳动者既没收益，也没损失，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处于饥饿的边缘。但工业企业的雇主是有损失的，因为当面包涨价，他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免工人饿死。所以，为工厂主的利益计，应当废除谷物的进口税。

利润是支付租金和工资后的剩余部分。因此，要提高利润就得少付租金和工资。而少付工资只能通过让面包更便宜来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谷物的自由贸易；同样，要降低租金就得让那些最差的土地退耕，并会因此使以利润为生的阶级加倍获利，而对以租金和工资为生的阶级则刚好相反。边沁主义者正是利润阶级的代表，他们最先接受了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现代信念。

政治上，边沁学派的信条包含三个主要内容：自由放任、民主和教育。作为一种原则，自由放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消弭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并没有采取自由放任。而1815年的英国与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一样，有着产生自由放任的条件：一个充满活力与智慧的中间阶级在政治上受制于一个愚蠢的政府。也许人们可以设想国家控制的一些有益形式，但现存的国家更可能采取有害的形式。新生阶级意识到他们掌握着一种新的力量，并且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不受干扰。

迄今为止，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为自由放任辩护，但它已经成为一种教条并被发挥到极端荒唐的地步。代表边沁主义者观点的《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反对1848年的公共健康法案。当时有一个委员会揭露了大多数大型城镇的卫生状况极其骇人听闻，公共健康法案因此获得通过。当法案提交下议院时，没有遭到更有力的反对，《经济学人》对此感到失望。编辑写道：“苦难和邪恶是大自然的忠告，是摆脱不了的。慈善家急于通过立法把它们赶出这个世界，但在他们了解他们的目标和结果之前，往往会产生更多的邪恶而不是善良。”(1)因为缺乏排水系统，流行病在离下议院不远的地方肆虐，所以议会的“仁慈”就是对那些不用建造一个适当的排水系统的观点的有力驳斥。大多数哲学激进主义者反对工厂立法，尽管当时的情况表明工厂立法是最不容置疑的。1847年，两院通过法案，禁止儿童在棉纺厂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经济学人》刊出的标题却是“上议院联合下议院阻止工业发展”，文章指出，该原则与《谷物法》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进行的无理干涉。(2)

詹姆斯·密尔和（晚年的）边沁全心拥护民主，这个学派的大多数人也接受了民主，但带有一定局限性。在他们心中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占有很大的位置，所以并不赞同众多没有财产的选民的意见。他们都期望有某种比1832年的改革法案影响更深远的东西，但几乎没人想主张成年男性的普选权，也只有极少数人想为妇女呼吁选举权。主张成年男性普选权的是宪章派，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不如边沁主义者受人尊敬。事实上，边沁主义者总是在现实的政治领域尽可能地促进选举权的扩大，因此，如果他们的诉求更激进，他们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就可能达到他们本应达到的效果。

如果人们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可以追随某种理念，那么对民主的信仰将与对超越人的心灵的理性力量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詹姆斯·密尔的儿子说他父亲：

对于以下两件事的效力具有无限信心：代议制政府，完全自由的讨论。我的父亲完全相信理性可以影响人的心灵，他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将理性传递给民众，那么一切都可以实现。如果全体民众都学会阅读，如果所有见解都通过语言或书面传递给民众，如果通过男子普选，他们可以选出一个立法机构，这个机构又使得他们赞同的意见发生效力，那么一切目的都可以达成。他认为，当立法机关不再仅仅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时，它就会诚实地并以足够的智慧谋求普遍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形中，人们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心智的指引下做出通常认为是好的抉择，选出能够代表他们的人，然后赋予其自由裁量权。相应地，贵族统治，即任何形式的少数人掌权的政府，在父亲眼中是人类与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管理他们事务的最智慧的人组成的政府之间的唯一障碍，对此他予以严厉的斥责。民主选举是他的主要政治信条，它不是以自由或人权或其他什么为依据的，它是“确保有一个好政府”的最基本要素。在他那个年代，民主选举或多或少地占有重要地位，通过选举，民主通常能得以捍卫。他只坚持他认为必要的东西，相比之下，他对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不太关心——在这方面，他与边沁相去甚远。在边沁看来，国王具有“一般腐败者”的特质，所以必定极其有害。

“如果所有人学会阅读，一切都可以达成。”詹姆斯·密尔想象工人晚上回到家里阅读休谟、哈特莱或边沁的著作；但他并没有预见到，虽然向有阅读能力的民众提供了文本，但并没有教会他们什么。像密尔所期望的那种工人自然会有，可密尔的确是个异类，而且除了那些比早期边沁主义者更加克己的家伙，所有人都觉得密尔向来就是个异类。怀着这样的期望，自然便产生了普及教育的巨大欲求，所有边沁主义者在当时开设工人学校的运动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虽然直到1870年，英国才普及了义务教育，但如果没有哲学激进主义，那时还普及不了。

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大众教育遭遇了强烈的反对，甚至不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住处学习。1807年，惠特布莱德提出了一个法案，要在全英国实施初级教育。应埃尔登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要求，该法案被上议院否决。否决是合乎程序的，但奇怪的是这一法案居然遭到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极力反对。“（他说）让穷困的劳工阶级受教育的提议在理论上看貌似有理，但实际上是有损于他们的道德和幸福的。这种教育会使他们轻视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使他们不再好好地从事农业和其他耗时费力的工作，而这些劳动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注定的。不教育他们如何服从，会使他们变得任性且不易管理，这种现象在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郡已经显而易见。另外，教育会使他们阅读煽动性小册子、邪恶的书籍以及反基督教的出版物；还会使他们对上级傲慢无礼；其结果是，过不了几年立法机构就会发现必须使用暴力手段对付他们，并且不得不给行政长官们提供比现行法律更有力的法律手段。”(3)

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无视这些严重警告，继续找学校学习，而教会因为惧怕对年轻人失去控制而被迫跟风。边沁主义者在这场运动中表现活跃。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格言中提到的福利奥特博士，他讨厌廉价的流体力学小册子，讨厌蒸汽知识学会和所谓的博学朋友。我怀疑是否有廉价的流体力学小册子的存在，那位博学的朋友叫布鲁厄姆，而蒸汽知识学会是“传播实用知识的学会”，其主席是布鲁厄姆，副主席是约翰·罗素勋爵。布鲁厄姆就算不是彻头彻尾的边沁主义者，也是边沁主义者非常亲密的同盟。詹姆斯·密尔的儿子说，詹姆斯·密尔“是一位善良的天才，支持布鲁厄姆所做的大部分公众事业，无论是教育、法律改革，还是其他方面”。尽管福利奥特博士和皇家学会主席激烈反对，但该学会还是传播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不过，反对大众教育的偏见非常顽固。1853年，我的祖父在彼得舍姆村（他住在那里）建了一所学校，绅士名流们抱怨“他摧毁了那里延续至今的贵族特质”，这种偏见甚至现在还在。

边沁主义者的政见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敌视帝国主义。边沁甚至在他身为托利党人时期，就认为海外领地没用。在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时，他写下了《解放你的殖民地！向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喊话，依赖遥远的欧洲国家是无用而有害的》并赠给塔列朗。这话不是只对法国说的，对英国殖民地他也持同样的观点。边沁使他的朋友兰斯多恩勋爵转变了立场，1797年兰斯多恩在上议院发言称：“对西班牙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不让西班牙人再受迁往殖民地（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惩罚，并使他们像其邻国人民一样勤劳。对英国而言，最大的罪恶无非是让已经过多的海外领地进一步增加。”总体而言，边沁后来的追随者在这个问题上继承了他的观点，作为自由贸易的信徒，他们不认为主权统治有什么经济利益，或者能给帝国带来什么骄傲。18世纪，辉格党比托利党更帝国主义化；19世纪，在边沁主义的影响下，最典型的自由派是英格兰本土主义者(4)。然而在这方面，国家自豪感在哲学上过于强烈。在边沁主义全盛时期，帕默斯顿(5)成了自由党的偶像，部分原因在于他更关心英国的威望而不是世上任何理论。

但也必须承认，在这方面就连边沁也受到了帕默斯顿的毫不掩饰的世界主义的诱惑。自从詹姆斯·密尔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他和边沁都感到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已经开辟，供他们实验。边沁希望能够启动一部印度的法典，“我将是英国治下的印度的已故立法者，在我死后20年，我将成为那里的绝对统治者。”哈勒维在引用这句话后又补充道：“他去世28年后，印度的刑法生效；这部法典是麦考利在边沁和詹姆斯·密尔的思想影响下起草的。所以，边沁虽然没能给英国立法，但他实际上成了英国辽阔的海外领地的已故立法者。”(6)

边沁主义的道德观有点奇特。智识上，他们不受束缚；理论上，他们为快乐而活；经济上，他们认为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会追求自己金钱上的利益；政治上，他们提倡大变革，但不能激烈，不要狂热，不要过于放任自己的情绪表达，即使在他们让自己或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处于不利时也不能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边沁，对自身的金钱利益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漠不关心，愿意为友情或公共目的牺牲大笔金钱。至于快乐，他们在书上读到过，并料想它一定是件好事，但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的快乐一无所知。他们的精神解放从未付诸任何有悖于现有道德规范的行动——也许詹姆斯·密尔谨慎地倡导新马尔萨斯主义算是个例外，普莱斯较为大胆地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也算一个。除了普莱斯，他们都是“书呆子”，他们也有付诸行动的冲动，但宣泄出来的最自然的途径却是写作。他们的生活杂乱无章，在面对一个马贩子或打牌时经常作弊的人甚至一个普通酒鬼时全都不知所措。

詹姆斯·密尔的道德观是这个学派的典型，对此他儿子曾作如下描述：

在伦理方面，他对一切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表现出积极而严格的道德情感。而对于所有的所谓普遍道德的学说，他的态度极为冷漠（尽管这种冷漠没有体现在个人行为上）。他认为普遍道德是没有基础的，除非它以禁欲主义和神职人员的教诫为基础。例如，他期待两性关系极大地增加自由度，不过他并没有装模作样地去定义这种自由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他对于两性自由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淫荡好色无关。相反，他预期自由度的增加所产生的一个有益结果是，人们对于两性的想象将不再停留在肉体关系及其附属关系之上，而会归结为人生的最主要目标之一。他认为，想象力和情感的扭曲是人类心灵中最根深蒂固和最普遍的罪恶。

事实上，詹姆斯·密尔对性的看法与我对看足球的看法一样。我不会想到禁止别人观看足球比赛，也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要禁止观看，我希望人们不要过于理智而去设定这种禁忌。如果我生活在一个视足球为邪恶的国家，在那里足球比赛只能秘密地进行，而且每个人都假装对此毫不知情，那么我有可能会为那些受压制的足球运动员进行抗争，但我不会投入太多的热情。而我的这种态度正是那些纯粹快乐主义者会对性道德采取的态度。

在实践中，他们最珍视的美德是谨慎。其原因很多。首先是马尔萨斯本人，因为他认为太早结婚并拥有一个大家庭是一种基本的罪，只有谨慎才能使男人免犯此罪。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那些有点资本的人来说，投资赚钱很容易；而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生活就显得非常艰难。再一个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人们感到只有牢牢控制住情绪和热情才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功利主义者的另一种美德与谨慎密切相关，那就是清醒的理智。他们对手上的每个主题都仔细推演思考，并且从不设想通过灵光一现来了解事物。他们很少受到情感的误导，虽然他们是讲究系统的，但对于系统的偏爱并没有导致他们在任何课题上出错。这种清醒的理智大多承自洛克，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中有一章很重要，名为《狂热》，是针对克伦威尔派的。还要提及的是，当时在智识上而不是政治上，卫理公会在功利主义所处时代拥有与之相似的地位。卫理公会教徒知晓另一个世界的一切，认为另一个世界比我们此刻的尘世生活更重要。而边沁主义者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但后来又被称为不可知论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会暂缓做出判断——这是一个难得的受到赞叹的做法。

人们猜想功利主义者对事物的判断是根据其实用性而不是其自身特点，因此，功利主义者过去受到嘲笑，现在也是。“功利主义者会说，夜莺有什么用呢？除了烤来吃。玫瑰的芬芳又有什么益处呢？除非你能提取到10先令一滴的玫瑰油。早晨的云层透出红光有什么用呢，就为了提醒牧羊人，叫他在外出时带上雨衣？”(7)必须承认，早期功利主义者的性情给这种指责留下了话柄，但我认为，其结果更多是由于语言上的暗示。事实上，这个学派的学说中并没有什么必然招致普遍指责的东西。按照其学说，快乐是好事。如果你听夜莺唱歌比吃了它能得到更多的快乐，那你就不要烤了它。如果你留着夜莺唱歌比你吃了它，对于你和夜莺而言都能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立法者将制定法律规定你不应该杀了那只鸟。这就是功利主义的学说，还有什么更多的疑问吗？

至于功利主义者的性情，现有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这种正确性又有局限性。边沁喜欢音乐，詹姆斯·密尔让约翰读的诗，比他同龄男孩读的多。长大后的约翰具有诗人气质，略多愁善感，他渴望父亲给他出难题，并以此为乐。至于这个学派的名称，边沁及其门徒是传统人士，所以他们不能容忍无用的东西，“功利”这个名字也由此产生。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抨击了大法官法庭(8)的诉讼程序，指出这一程序确实连夜莺的歌唱都不如，没什么内在价值。因此，以实用性检验来判断，这一程序应受谴责。边沁将实用性检验应用于英国法律体系中的所有陈旧内容，发现仅律师的收入还可以保留。他认为整个英国法律的实用性不足，并试图安排法律改革。在所有这些领域，功利主义的标准是值得称赞的，基于这一标准的功利主义也是合理的。也许功利主义者没有夜莺的魅力，但他们确实具有实用价值。

* * *

(1)　克莱普汉姆：《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第545页。

(2)　克莱普汉姆：《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第577页。

(3)　《城镇劳动力》，1932年版，第57页。

(4)　英格兰本土主义者主张英国不参与国际事务。——译注

(5)　最初为托利党人，后转投辉格党，多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两任首相（其中1859年是作为新成立的自由党的首位首相），是英国民族主义的象征。——译注

(6)　哈勒维：《哲学激进主义的成长》，第510页。

(7)　S.巴林-古尔德：《福音派的复兴》（S. Baring-Gould，Evangelical Revival），马萨诸塞，1920年，第7页。

(8)　指英国15世纪开始建立的隶属于大法官的衡平法法院，以向当事人提供某些不能从普通法法院获得的法律援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