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自由贸易
英国的中间阶级在1832年获得了政治权力之后，自然就开始着手修改法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国家的发展需要两类立法：一类是改善工厂和矿山的现状，另一类是扫除阻碍工业化发展的法律，而后者仅仅是按照工厂主的利益来实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废除谷物税，这显然违背农业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数贵族的竭力反对。当实业家们提到面包昂贵所造成的罪恶时，地主们反驳说工厂里使用童工和长时间的工作也是一种罪恶。最后，每一方都成功地改革了弊端，后者正是另一方的利益之源：沙夫茨伯里勋爵推行了他的《工厂法》，科布登则推行了自由贸易。工厂主和地主之间的争端非常幸运，因为双方都被迫将其诉诸由无私的人组成的法庭。
然而，双方的争端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因为工厂主创造的是现代生产方式，而地主只是收取租金。当时的英国实业家冷酷无情，他们自信会获得成功和新的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崛起的。他们追随哲学激进主义者，相信竞争是进步的动力，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削减竞争的事物。他们要求取消对他们和其他人制造的货物所收的保护性关税：他们认为，给他们一个自由天地，废除特殊优待，他们就一定能胜出。
在谷物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实业家们不仅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也是在为国家和世界的利益而战。在其他国家，谷物的生产成本比英国低，而在英国生产棉花则比其他国家便宜。但英国坚持自己生产粮食，这样总体可供分配的财富必然较少，而假使英国少产粮食、多产工业产品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财富可以分配。如果允许最差的土地退耕，那就只有小部分财富以租金形式流向地主，否则不仅总额减少而且其中大部分财富会流向地主。这些是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一理论，一块土地的租金是其产出与最差土地的产出之间的差额。因此，谷物自由贸易将双倍有利于非地主阶级：在增加国家财富的同时，又可以在增加的总额中获得较大的比例。因此，自由贸易代表了勤劳的阶层的利益，不仅包括雇主，还有工人。
此外，自由贸易也代表了整个世界的利益。那些出售粮食给英国的国家将变得富有，贸易互利又可以缓和国际间的对抗，从而有助于促进和平，至少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强大的阶层在主张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促进全局利益。这种情况也容易导致具有广阔视野和人道理念的领导人的出现，在他们身上自私的因子被公德心所掩盖，领导大家为自由贸易而战的科布登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位棉花生产商，他切身体会到自由贸易将给他所在的阶层带来经济利益，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对他而言自由贸易属于一个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个事业就是世界和平。当他为工厂主同行争取到自由贸易后，发现这些人对于实现他其余的计划一无用处，这令他感到懊恼。对这些人来说，科布登的公德心在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时就有价值，一旦不符合，他们就会起来加以反对。
科布登在政治上具有全局视野，尽管因为帕默斯顿的不利影响，这种理念在他一生中很大程度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随后因为格莱斯顿和自由党中那些有较少辉格党倾向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于是它变得非常重要。再者，科布登通过反《谷物法》运动的成功获得了良好声望，而这种声望又促使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深受他的理念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布登的重要性已经不再纯粹局限于英国了。
和许多改革者一样，科布登受到常识的启迪。他认为国家应该追求国家的财富，而毋需过多考虑荣誉和领土这类事情。他主张和平主义，这不在于任何先验的抽象理由，而在于如果将战争和为战争而做的准备视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么这种投资不啻为浪费。他明确表示，之所以支持国际主义，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减少了人类的财富。同时，在他追求经济利益的外表之下，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产业工人的恶劣境况，他确实没有看清；但毫无疑问正如科布登在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自由贸易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他不相信马尔萨斯理论，也不相信“工资铁律”(1)。在反《谷物法》行动中，他坚持认为，粮食的自由贸易会提高工业生产中雇主和雇工的地位，实践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经济学一如詹姆斯·密尔或麦卡洛克的经济学，明智而实用，并不是僵化的理论。他从经济学家那里找到了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对其余部分则忽略不顾。
人们谴责科布登是卑鄙之辈，因为他认为对国家而言没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了，这种谴责不仅在科布登的时代成为一种习惯，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亦是如此。当科布登和布赖特反对克里米亚战争时（当时英国像一战时那样疯狂地卷入了这次战争），大家宣称这表明他们的思考没有跳出英镑、先令和便士。丁尼生在《莫德》中也表述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些诗句不断被引用，以警告那些“理想主义者”。下面是他对布赖特出席和平会议的描述：
上周一个人来到郡镇，
要折服我们可怜而渺小的军队，
玩弄一次专制国王的游戏，
在我们的国家，三番五次地上演这样的故事：
戴着宽边帽的小贩，心怀神圣，
即使耳朵里塞满棉花
在梦里依旧听到便士的叮当声，
这个小贩要终止战争！
当丁尼生看到克里米亚战争即将打响时，他的反应是：
——我想一场保卫正义的战争将要发生，
铁血暴政将被终止，
男人的荣耀将屹立在古老的高处，
英国的唯一上帝不是富豪，
贸易也不再是一切，
和平在田园小丘吹出无精打采的曲调，
伴着谷物成熟，羊群的增加，
加农炮弹却懒洋洋地躺在岸边生锈——
这首诗以爱国主义高贵品质的光芒结尾：
——我走向了更高的目标，
在那里只是失去一点渴求黄金的欲念，
和平的愿望充满了谬误和耻辱，
可怕的，可恨的，凶暴的，不可告人的；
再次向展开的战旗致敬！
虽然许多光芒会变得暗淡，
虽然看到那些在冲突中倒下的战士，
许多人会因此哭泣，
虽然神的怒火也会在一个大骗子面前消散；
然而暗淡的将飞向光明，
瞬间将铸就众多辉煌的名字，
高贵的思想在阳光下更加自由，
民众之心与这一愿望一起跳动；
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岸边，
战斗的要塞正张开致命的血口，
心中的怒火已点燃战争的火焰。
让它自由地燃烧或熄灭，
让战争风卷残云，
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拥有的事业心，
我们仍然高贵，
我已觉醒，心智更胜从前；
我感受到我的祖国，
我怀着我的仁爱，
我信奉上帝的意志，
拥抱既定的命运。
此时，科布登没有那么意气风发：
至今，工人阶级已经感受到战争的影响，不仅是就业的减少，还有高企的食品价格。对于那些领取最低工资的非熟练工而言，情况非常严重，于是这个阶层中人数最多的农业劳动者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是沉默而无助的群体，在政治的喧嚣中，没人听取他们的呼声，也不能在任何社会运动中感受到他们的存在。那些感情用事者告诉我们，战争提升了人民的国家尊严感，压制了金钱的力量，抛弃了对财富的崇拜，等等。该让这些人去农村崎岖的路上走一走（他们需要拄着东西），到林区走走，到沼泽地走走，在特伦特南部岛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发现那些农业劳动者此时的平均工资每周还不到12先令。让他们去问问一个处于平均线之下的五口之家，在面包卖2便士1磅时该如何活下去。没人能给出答案。
经济常识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对人类而言，不幸的是，此后“理想主义者”在总体上获得了胜利并继续发展。我并不准备维护一个抽象的伦理命题，即认为什么也比不上物质的繁荣，但我与科布登都认为，在所有产生重要社会效果的政治目标中，追求普遍的物质福利的政治目标是最好的。不然，当衣食无忧者告诉穷人，他们应该超越口腹之欲追求更高的心性时，整个表演该是多么虚伪和令人作呕。善巧方便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形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卫理公会和福音派人士告诉穷人应该将希望集中于天堂，让富人留在地球上不受干扰地拥有财富。紧随其后的是各类中世纪史研究家：柯勒律治、卡莱尔、迪斯雷利，牛津运动(2)的领导者，等等；他们的学说本质上是从美学角度反对机器和工业时代的富豪。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在科布登时代的英国以帕默斯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证明在科布登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至少持续到现在。
所有这些“高贵”的信条，以各种方式成为隐蔽的残忍、专制或贪婪的情绪的发泄口。宗教备受尊崇，它教导人们尘世的财富是无用的，如同圣弗朗西斯的例子那样，导引出甘受贫穷的誓言。对于像丁尼生这样的人我们不禁会怀疑，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是否存在一种安抚穷人的逃避术。中世纪史研究家中较好的一类人——包括柯勒律治和牛津运动的领导者——发现现代世界是如此痛苦，他们在寻求一种逃避现实的鸦片，一个童话故事，或者在构建一个往昔的黄金时代。他们并不是阴险之徒，只是缺乏坚持实用性思想的决心。迪斯雷利怀有同样的梦想，这一梦想强大到足以将现实扭曲为他的一种幻想：他幻想我们的印度帝国不仅是棉织品的一个市场，也是一个重现所罗门王或奥古斯都的辉煌的地方。迪斯雷利还给帝国主义增添了一种浪漫而迷人的光环，与那里的人民分享自欺欺人的论调，并鼓励对他们实行暴政和掠夺。而卡莱尔的理想主义以一种陈旧的形式出现，并成为惩罚罪人的借口。他最钦佩铁血男人，心中的榜样是弗朗西亚博士，一位巴拉圭的独裁者。在称颂弗朗西亚时，除了他未经审判便绞死40名歹徒的事迹，卡莱尔找不到其他可说的。事实上，他严苛的道德原则不过是为掩盖自己对人类其他种族难以消除的恨意。卡莱尔的这些理想传给了尼采，又通过尼采传给了纳粹。至此，民族主义还没有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贪婪，它可能被定义为一种真正的伦理原则与地理的或种族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比如我们假定家庭生活的纯洁性具有最高的道德意义，同时我们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发现了这种最纯洁的道德，那么生活在首善之地的人们就有权——甚而有责任——杀死其他地区的人，而且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并强迫幸存者进贡。不幸的是，征服者的优越美德在征服的过程中容易丢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题，现在我不想说得更多，因为我们还将在下文谈到。
让科布登感到极为失望的是在中间阶级中兴起了沙文主义。1835年时，中间阶级还不习惯使用手中的权力，科布登相信他们会支持他对于和平的热爱。“英国的中间阶级和辛勤工作的阶层，”他说，“只有通过保卫和平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战争的荣耀、名声和酬金不属于他们，战场是贵族的收获之地，是用人民的鲜血浇灌的。”“在未来的选举中，”他继续说道，“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自由选区的代表中将尝试一种‘不干涉外国的政治理念’。”经验表明，他的这一期望是错误的：帕默斯顿是最鲁莽的干涉主义者，他成了中间阶级的偶像，而科布登却因为反对克里米亚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与科布登的思路相似，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愿意容忍帝国主义的战争。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科布登，都没有认识到在掌握政治权力之后，掌权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也没有认识到富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欺骗民主。一个被剥夺权力的阶层可能会反对统治者引发的战争，但当他们得到投票权时就会感到战争也是自己的战争，于是也会变得像以前的政治寡头一样好战。
科布登的另一个幻想是贸易会促进和平：
贸易是一服灵丹妙药，就像济世救人的医学发现一样，为这个世界的健康打了预防针，也为世界各国留存了文明的气息。贸易不仅是一包包商品离开了我们的口岸，也意味着承载了智慧和丰富思想的种子来到那些相对落后的社会成员之中。贸易不只是一个商人对我们这个制造业之国的访问，而且是他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就成为自由、和平和好政府的传道者——参观了欧洲每个港口的蒸汽船以及神奇的铁路，这些成了所有国家的谈资，成了我们开明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的广告和凭证。
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阻碍贸易促进和平的原因，因为这是科布登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两个国家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相互并没有构成竞争，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生产它所要买的产品，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也是科布登希望切实发生的结果。在他那个年代，大多数贸易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将工业产品大量出售给那些没有实现机械生产的国家，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不列颠诸岛所没有的天然物产，这样的贸易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友谊。但是，一旦一个国家销售另一个国家也能生产的商品，竞争对手的愤怒将变得比客户的满足感更为强烈，友谊也变成了敌意。在一战前几年，根据《商标法》，所有在英国销售的外国商品必须标明原产国。人们不断看到“德国制造”的标识，这使人想到由于德国的竞争，英国在贸易中落败——人们相信这一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好战情绪。自由贸易的观点认为，进口商品的费用是由出口商品所得支付的，所以贸易在整体上并不损害国内的生产，但是这一论点对于遭受外国竞争的人们而言是无效的。从科布登时代起，大不列颠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便开始模仿英国工业并与之竞争，但是这些制造商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实业家相比均处于劣势，因此请求保护，在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的地方也确实得到了保护。那些充斥着廉价商品并试图建立英国工业模式的国家是不喜欢英国的，贸易的深化导致了国家间敌意的激化，情绪的发展走向了科布登所期望的反面，这是他在政治心理方面最重大的失误之一。
科布登在政治上是反对贵族的，早年他也反对工人阶级，虽然程度很轻：对于前者，原因在于贵族拥有特权而没有智慧；至于后者，因为工人阶级缺乏教育。科布登非常赞赏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工业企业不会受到贵族的影响和传统的阻碍，其外交政策也没有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习惯。他曾以华盛顿的名言作为他的第一本小册子的主题句：“我们对于外国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是，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尽可能少地产生政治关联。”在其政治生涯中，科布登总是以这句格言来劝导英国政治家，但都是徒劳。1859年，帕默斯顿邀请他入阁，被他拒绝，因为他不能默许那个气势汹汹的老恶棍的外交政策。
与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政治家不同，他认为是工业而不是军备才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并据此认为美国比俄罗斯更为重要，他说：
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客无论其信念是什么，都应该赶紧研究美国的工业、经济与和平政策，而不是研究俄罗斯的发展。美国正是凭借这些，而不是什么蛮力，使英国的伟大与强大有被取代的危险。由于美国的成功竞争，我们在国际上的排名很可能变成第二。
科布登在1835年就具有这样的信念，表明他比现在所知的大多数人更为睿智。甚至到了1898年，德国皇帝仍希望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获胜。至于英国政府，也许比威廉二世还要迟钝，直到美国内战后才有了科布登的这种见解。
在美国，实业家不受贵族的干扰，对此科布登说：
让我们看看两个帝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进展，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像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大国，其劳动力在与其年轻对手竞争时是处于何等的劣势。
同一时间，在美国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家新的铁路公司由一些州的立法机关批准注册，成本只有几美元，几乎是以鼓掌的方式成立的。英国议会则通过投票阻拦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项目，而跟在这些项目后面的是利物浦铁路线上的列车。
伦敦和伯明翰的公司花费了4万英镑之巨，试图获得立法机关的批准，但受阻于上议院。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摘自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的提问：
你知道黑斯廷斯夫人住处的地名吗？——你的铁路线离那里有多近？——从那幢房子的主要房间向外看，能否看到火车从房子前面经过？——离这幢房子多远可以看到火车？——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吗？——在这段距离内的房间里会听到机车的声音吗？——会切分那里的路面或建造路堤吗？——这些会在房间的可视范围内吗？——看看乡下的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在距离黑斯廷斯夫人住所较远的地方另为铁路建设选址？
在强调无知地主的控制权的弊端时，科布登是完全有理由的。当然，美国的铁路问题也存在着另一面。除了腐败的立法机关外，美国资本家不受任何控制，他们无偿获得了无数的公共土地，并且为使董事获利而发明了一些欺骗普通股东的巧妙手段。一个惯常的方法是把归公众所有的财富转移到公司股东手中，再从股东手中转移到董事那里。由此，经济权力便集中在少数空前巨富的手中。
美国商业和政治的腐败，自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时就已经存在，然而科布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像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相信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遵循某种规则，就像打板球一样。当然，科布登喜欢的竞争不是大家争相买通法官，让法官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也不是铁路方面给其中一位竞争者的运费比其他人便宜。他所设想的竞争，如果国家力量介入其中，牺牲外国人的利益来帮助其国民，也是违反规则的。国家应该仅仅是裁判，只监督竞争者是否坚守规则。威廉·詹姆斯举了一个年轻人的例子，他说当这位年轻人得知足球比赛的目的是让球进入对方的球门，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足球放在了对方的球门内。按照科布登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意思，一个人借政府之力致富，似乎跟这个年轻人的行为一样，都是不光明磊落的。但是，这一类比对他们来说可能极不公平，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设想的竞争是一场定有规则的比赛，以为它遵循的是自然法则。由于他们是诚实的受尊敬的公民，不必以刑法刻意限制他们的行为。而当他们听说范德比尔特(3)和古尔德(4)的所作所为时震惊不已：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但不可否认，那时的竞争就是这样。
科布登认为帝国主义是愚蠢的，他公正地看待印度问题，即使在叛乱期间，大多数英国人都被冲昏头脑时他也依然如此。在针对叛乱的疯狂想法达到顶点之时，他写道：
不幸的是，对我而言，我不能与那些寻求“改革”印度的人合作，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信念，不相信英国的强力可以永久统治这个国家。尽管我想看到这家公司(5)被取缔——因为它使英国无法看清其扮演的可怕角色——然而我不相信在议会的控制下英国王权可以统治印度。即使下议院放弃国内立法的所有责任，专门承担起管理数亿亚洲人的任务，也不可能成功。印度必须由那些生活在地球那边的人统治。根据我们的观念，当地人的管理是糟糕的，但是人们更愿意接受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人的统治，接受自己亲友的管理，而不愿接受从地球另一端匆匆而来的入侵者的统治，即使这种统治更好，也是一种羞辱。
这一时期，他写信给布赖特说：
当英国在亚洲大陆一亩领土也没有时，她就迎来了幸福快乐的时刻。但是如何使这种幸福降临，是我没有能力表述的。我对着星空祈祷自己不会处于那种窘境，即公开地就那个在当时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凭着自己的信念维持正义，也不可能在大英的任何选区获得信任。所有人都认为，英国如果失去印度帝国，就会走向沉沦毁灭，我们还能找到没有被灌输这种思想的人吗？还是让我去照看我的猪和羊吧，至少这么做不是出于妄想。
科布登当时并没有在议会，没有义务公开表述自己对印度问题的看法，但他觉得自己比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更加孤立。他发现，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主把印度视为一个用英国刺刀替他们保留的市场，于是抱怨这些人不理解自由贸易的原则。当然，他似乎没有想到，印度如果能自己做主，也会在关税保护下发展棉纺业，这样它就不需要从曼彻斯特进口了。在我看来，不用武力统治印度的理由完全站得住脚；但我不认为在那个时候，这与英国纺织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没有冲突。对科布登而言，自由贸易远不是一种财政常识方面的考量，它已成为深层道德信念的一部分。他坚信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因此有时候不明白最好的政策实际上也可能是不诚实的政策。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的工业发展表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心肠比他的头脑更好。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布登受到两种对立观念的批评：一种是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世界主义激发出了科布登对自由贸易的热忱；另一种是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因为科布登讨厌工联主义(6)和《工厂法》。我认为，也许社会主义者对科布登的批评的激烈程度稍稍超过了其应有的程度。科布登当然希望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也确实极为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自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来，工人的实际工资飞涨，除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时由于港口被封锁，绝大多数进口粮食难以抵达。依靠铁路，英国的中西部得以开发，这使得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也做不到这点。沙夫茨伯里勋爵在处理劳动条件的问题时尽显仁慈，并成功地促成了各种有价值的《工厂法》被采纳。但我想，一个头脑清醒的研究者不会认为，沙夫茨伯里对于促进雇佣劳动者幸福的贡献可以与科布登的贡献相提并论。然而，由于感情因素，在这方面沙夫茨伯里勋爵比科布登获得了更多声望。
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在促进英国繁荣的过程中自由贸易有多少功劳，但是显然，如果《谷物法》仍在实施，就需要更多农业劳动力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投入英国土地上的一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要比通过工业品交换所得的国外生产的粮食更少。然而不仅如此，自由贸易还明显增加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据克莱普汉姆称，1850年到1874年间实际工资大幅上涨，随后到1886年有所下跌，然后再度上升，到1890年时已经超过1874年的水平。1874年的平均实际工资比1850年的高出50%—60%。至于与科布登尤为相关的棉花贸易，即使在最糟糕的1886年，平均收入仍比1850年高48%。在《谷物法》废除之前的时期，1850年的货币工资比1810年的还低。如果其间实际工资还有所上升的话，那也是发生在1810年至1846年之间，当时，皮尔(7)转向了自由贸易。鉴于这些事实，科布登在提高工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是难以否认的。
同时，科布登明确反对对于雇佣劳动者之间自由竞争的一切限制，他对童工的态度也较少教条主义。他支持限定童工的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用工年龄，但他反对《10小时法案》。该法案禁止工厂每天开工时间超过10小时，试图以此来保证孩子在工厂工作的时间不超过10小时。原则上，干涉成人劳工的工作时长似乎是他反感的，虽然经验已经表明，只想有效地限定童工的劳动时长是非常困难的。1836年，在一封关于其在斯托克波特市的候选人资格的信中，科布登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建议，即每个工人应该从工资中省下20英镑，以便能自由地移民美洲。另外，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揭露的罪恶。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小册子中竭力辩解，说在仁慈地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之前，我们应该着手解决爱尔兰农民的贫困问题，但他从未将同样的思路应用于英国的产业工人。
1842年，科布登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工会的态度：“如果依赖工会，”他说，“与工会结交，那么你会一无所获。它们建立在野蛮的暴力和垄断的原则之上，我宁愿生活在阿尔及尔总督统治下，也不愿受制于工会委员会。”无疑，科布登时代的大部分雇主也持如此观点。此外，这也符合他对于自由竞争的总体信念。以上种种，说明科布登在看待劳工问题时除了从雇主的角度，并无其他角度。
当然，科布登反对国家在产业方面采取的所有行动，除非是绝对必要之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在一个精心准备的演讲中指出，“不应允许政府为自己制造任何本可以从竞争市场中的私人生产者那里获得的物品”。
自由贸易在1846年的胜利并不十分彻底。后来规定从1849年起，每夸特谷物应缴1先令的税，其他一些保护措施也继续实施，这些措施的最后一项直到1874年才取消。政府的总体政策在1914年终于转向了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尽管1880年代兴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约瑟夫·张伯伦(8)又在1903年倡导了另一场更激烈的运动。打败他的是选民对“饥饿的四十年代”(9)挥之不去的记忆，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初期，英国每个阶层都取得的超乎寻常的飞速进步。当然，自由贸易不是唯一原因，英国工业的霸权地位和横贯美国的铁路才是关键因素。但如果没有自由贸易，进步就不可能如此迅速。从1846年到1914年，经济学家的学说除了偶尔的修正外，都证明了英国各阶层的福祉整体上在持续增长。
在其他地方，自由贸易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的确，拿破仑三世在科布登的劝诱下，与英国签订《1860年英法商业条约》引入了自由贸易，该条约废除了以前针对大量进口商品的禁令，并将英国输入法国的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降至30%或更少。但这只得到了拿破仑本人的许可，在法国从未被广泛实施。法国的工厂主自然觉得，没有关税的帮助，就不可能抵抗英国的竞争。尽管工厂主们缺乏热情，但拿破仑还是在2年后与德意志关税同盟(10)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在法国，唯有葡萄种植者这个阶层全心全意地赞成自由贸易，因为他们依赖出口。不过，当他们的生意毁于葡萄根瘤蚜(11)时，他们被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说服，认为关税将使他们能够应付这种有害的小生物。从那时起，除了一些孤立的知识分子，法国就没有自由贸易者了。然而在科布登的影响下还是缔结了一系列商业条约，直到1892年，法国才普遍施行高度保护性的关税。
在德国，许多小州都拥有自己的海关，这给商业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烦恼。从企业家的立场出发，迈向自由贸易的最重要一步就是关税同盟的建立。开始主要是在普鲁士，后来逐渐囊括了德国北部的所有地方，1871年之后，除了汉堡和不来梅，整个新帝国都加入了。在联盟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德国政治统一之前，自由贸易理论最初是由施坦因介绍给德国人的，自然他对关税同盟的建立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德国的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权贵手中，这使得实业家们觉得他们的处境如同1846年之前的英国一样。因此可以说，在德国的统一使自由主义情绪被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之前，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在总体上是支持自由贸易的。1879年，俾斯麦进行关税改革，使德国放弃了当时业已存在并居于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从那时起，自由竞争的信念便不在德国的政策中起作用了。
在美国，北方采纳了科布登的一半纲领，南方采纳了另一半。南方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们靠出口棉花为生，关税的唯一作用就是提高必须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但南方依赖奴隶制，北方则拥有民主和自由的劳动力，所以北方决定通过高关税来建立自己的产业。南北战争期间，靠着战时关税，北方的工业第一次变得举足轻重。从那时起，即便有时并不需要关税产生的收入，并且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尴尬，美国也一直是贸易保护论者的天下。
尽管在英国之外，科布登对立法的影响浮于表面并且转瞬即逝，但他在欧洲大陆声望极高。1846年，当他在英国取得大胜之后，又在欧洲各国高奏凯歌。
他作为财富科学的伟大发现者处处受到欢迎，大众对这门科学产生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科学。他劝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彻底改变其商业政策，人们视他为发现重大秘密的人。他走访的每个欧洲大国的每个重要城市几乎都以宴会、祝酒和致辞的形式庆贺他的到来。他会见了教皇、三四位国王、一些大使和所有杰出的政治家，并不失时机地说了些应景的话，甚至恳求教皇以其影响力来反对西班牙的斗牛活动。(12)
教皇陛下当时（1847年）还是位自由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商业会滋生罪恶，所以态度非常和蔼，答应调查一下斗牛问题。“他自称赞同自由贸易，并表示会竭尽所能推动自由贸易，但又谦虚地补充说，他能做的很少。”
几个月后，科布登会见了梅特涅，梅特涅滔滔不绝地和他聊了很久，但没有涉及自由贸易，因此他对梅特涅印象并不深刻，认为梅特涅展现出的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外在而不是内在的人格力量”，而梅特涅的言语“巧妙多于深刻”。会见后，他在日记中乐观地写道：
在治疗国之疾病的医生中，他也许是最后一位，这些医生只会察看一个国家的症状，日复一日地满足于浮于表面的补救措施，从不试图探究表面之下的问题，从不去发现困扰社会机体的罪恶之源。他们将旧的方式强加于人，但是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开始试验，政治家的这种命令将随着梅特涅一起消亡。(13)
奥地利和俄罗斯对科布登虽然并不热情，但很有礼貌；而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他的受欢迎程度势不可挡。在西班牙，他被比作哥伦布；在意大利，音乐家把小夜曲献给他；在德国，他的仰慕者送他一大笔钱。这件事惹恼了特赖奇克，他恨恨地称科布登为“物质主义者”并指出：
英国的变革以一种胜利者的自信鼓舞了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者，在随后的20年中，他们的学说几乎在整个文明世界保持优势地位。本世纪值得夸耀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归因于世界各国的相互联合，因而征收带有敌意的关税看起来是十分荒谬的。商业措施的长期相互让步开始了，这促进了普遍的利益。但最后人们将意识到一个古老的真理，国内市场比世界贸易重要得多。
自由贸易学说在19世纪中叶的盛行可以归因于科布登，但这一学说的首次传播要追溯到1776年的亚当·斯密，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期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支持自由贸易的抽象论据源自劳动分工的原则，它由斯密提出并被后来的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所接受。根据劳动分工的原则，如果甲善于制造汽车，乙善于酿酒，如果双方守住自己的专长，并交换彼此的产品，那么双方都会有利可图。如果各人都花一半的时间制造汽车或酿酒，那么他们所得的汽车或酒将比各人专注于自己的专长的情况下要少。当甲乙分别生活在不同国家时，这一原则仍然有效。然而这些抽象的思考对政府的影响却很小。
最早（1841年）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理论辩护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利斯特（List），即著名的“幼稚产业”论。以钢铁为例，也许一个国家天然非常适合发展庞大的钢铁产业，但由于外国的竞争，启动的成本会令人望而却步，唯有在政府的协助下才能做到。在利斯特撰写他的著述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就存在于德国。但是经验表明，一旦允许实行保护主义，即使一个新生行业长成了巨人，它也不可能被撤销。
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论据并不是纯粹经济性的，它对政府的影响更多些，这个论据就是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应该尽可能地自己生产所有需要的产品。这种论点是经济民族主义学说的一部分，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的曼彻斯特学派对此强烈反对。最终，经济民族主义比科布登的纯粹商业观念更具影响力，但这只是国家主义总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方面。
曼彻斯特学派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没能考虑到社会发展动力的一定规律。首先，竞争会导致某些人的胜利，结果垄断就会终止并取代竞争，洛克菲勒的一生就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其次，因为一些个人可以通过联合来增加他们的获胜机会，所以个人竞争有被群体竞争取代的趋向。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重要的例子，即工联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科布登是反对工会的。因为工会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雇主间的竞争，同时工会也会被利用，成为分享更多产品份额的工具，而每个人应有的份额本来都是应该得到保证的。科布登也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它产生于资本家中间，其动机与从雇工中间产生的工联主义的动机非常相似。在美国和德国，实业家们显然可以通过联合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并从国家那里获得优惠，如此一来，竞争就变为一国的集团与其他国家的集团之间的竞争。虽然这有悖于曼彻斯特学派的原则，但它在经济领域必然会如此发展。在所有这些方面，科布登未能理解产业演进的规律，以至于他的学说仅在短期有效。
虽然自由竞争原则在实践中日益受到《工厂法》、工会、保护性关税和托拉斯的制约，但是每当有人提议干涉商业人士的活动时，它仍然是他们的理想诉求。在美国，大型垄断企业的头头们依旧声称相信竞争——不过其意思是让那些希望被他们雇佣的人竞争上岗。正如弗朗西斯·普莱斯一样，他们也仍然相信竞争是唯一可能激励产业发展的因素。然而当这种信念阻碍有组织的管理时，它就变得有害，因为此时有组织的管理要比不受管制的竞争更有效率。好在这一信念的影响力要比60年前小得多。当时，它似乎被达尔文奉为宇宙法则。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它或许被视为边沁主义经济学说在动物世界的应用。众所周知，通过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达尔文得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想法。在他的理论中，所有的动物都加入了谋生的经济斗争中，那些最为彻底地践行斯迈尔斯在《自助论》中的箴言(14)的动物就可以生存、繁衍，而其他的则走向灭亡。因此便出现一个进化的总趋势：最聪明的动物逐渐取代愚蠢的动物，最终进化为人。
达尔文主义，不仅出现在其创始人的著作中，在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也有更多表述，它标志着哲学激进主义的完成。但它所包含的元素让爱尔维修和詹姆斯·密尔震惊，尤其是那些与遗传相关的内容。达尔文主义一直是激进主义的典型学说之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激进主义认为人的心理差异源于教育的差异。但达尔文认为遗传与自然变异一起构成了进化的必要因素。有许多种类的昆虫，这一代在下一代出生之前就死了，显然它们对环境的适应与教育无关。每个达尔文主义者必定认为，人类在智力方面存在先天差异。詹姆斯·密尔告诉儿子约翰，说约翰的造诣不是源自天赋，而是由于他有一个愿意不厌其烦地教育他的父亲。而达尔文主义者会将约翰的某些进步归功于遗传，这就使激进主义关于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出现了裂缝。
当然，很容易将达尔文主义运用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北欧人或厄瓜多尔人据说是最优秀的人种，于是得出了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他们富有的结论——虽然统计表明，富人的后代比穷人的少。如此一来，达尔文主义为哲学激进主义的世界主义观念过渡到希特勒主义者的种族偏见提供了帮助。
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随着自由竞争信念在经济世界中的衰退，生物学家们开始不满足于适者生存仅仅作为进化的动力。能取代“适者生存”的理论虽然远未确立，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相当与众不同的思想。也许当我们的政治稳定下来时，我们的进化理论将变得清晰起来。
达尔文主义还在其他方面对科布登主义者的竞争信念构成致命威胁。正如曼彻斯特学派所设想的那样，竞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还是群体之间的竞争，竞争是纯粹经济性的，并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动物之间的竞争则不在此列。从历史上看，人类竞争的最重要形式是战争。因此，达尔文主义的常见形式往往是好战的和赞成帝国主义的，尽管达尔文自己没有这样的倾向。
因此，达尔文主义虽然起源于科布登主义和哲学激进主义，却一直是一种对这两者不利的力量。通过强调遗传，它减轻了人们对于教育万能的崇信，也替代了关于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信念，这反过来导致了对民族主义的强调。由于战争被认为是一种竞争手段，竞争与和平主义的联姻也不复存在，这两者一直不般配，因为和平主义和合作才是天然的伙伴。
我并不是说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在做出这些推论时已被科学证明。在不同的环境中，它可能保留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政治观，当然，生物学在其目前的状况下是不会为民族主义或好战背书的。但正如马尔萨斯的学说引起了早期激进主义的思想困境，达尔文的学说也对后期的激进主义造成了思想困惑。早期的困境可以通过控制生育来解决，后期的困境则可以通过优生学来克服，但它必须比现在时兴的任何一种优生学都更科学、偏见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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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工资被压到维持生存水平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译注
(2) 19世纪中期由英国牛津大学部分教授发动的宗教复兴运动，该运动主张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运动领导者有纽曼、凯布勒、皮由兹等人，该运动对英国国教会的保守倾向影响甚大。——译注
(3) 美国著名航运、铁路、金融巨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年代”，他无疑是亿万富翁的代表。——译注
(4) 绰号海盗大亨，现代商业的创始人，19世纪美国铁路和电报系统无可争议的巨头，股票市场的操纵者。——译注
(5) 指东印度公司。——译注
(6) 因最早出现于英国工人联合会而得名，在19世纪中叶宪章运动衰落后开始广泛传播。——译注
(7) 英国首相，托利党的创始人，是英国19世纪举足轻重的人物。——译注
(8) 英国政治家，曾任伯明翰市市长、殖民大臣，推行扩张政策。非后来的首相张伯伦。——译注
(9) 指1840—1849年的英国饥荒。——译注
(10) 该同盟于1834年由38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译注
(11) 一种黄绿色小昆虫，严重危害欧洲和美国西部的葡萄。——译注
(12) 莫利：《科布登传》（Life of Cobden），第一卷，第464页。
(13) 莫利：《科布登传》，第一卷，第474页。
(14) 斯迈尔斯在《自助论》中开宗明义：天助自助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