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早期的工联主义

如果一个人处于垄断地位，那么他在出售商品时会比受制于竞争的人获得一个更好的价格。如果他有竞争对手，那么通常从他的利益出发会与竞争者联合起来，这样他和竞争者就可以共享垄断的优势。然而，这类联合常常很难得到保证，因为那些竞争对手往往会彼此怀疑，在同意联合之后，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破坏约定，单独与买家谈判，就会取得暂时的利益。此外，当买家意识到一旦卖方之间达成一致，情况将对他们不利，就会尽可能通过法律和公众舆论来阻止卖方形成这种一致。于是，消费者极力主张竞争的好处，而生产者主张联合的好处。这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阐述它们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的一般理论，贯穿于19世纪的经济史。

劳动被认为是一种商品，由雇佣劳动者出售，资本家购买。假定人口不断增长，雇佣劳动者自由竞争，工资就必然趋于下降，从而达到维持生活的水平。工会至少在初创时是试图通过出卖劳动力方的联合，来防止上述结果的产生——起初这只在特定手工业中出现，后来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最后包括了英国工业领域的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无疑，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的议价能力以及劳工的普遍地位，因为工联主义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在早期，其步伐是艰难的，一些过分的希望也一再落空。

根据西德尼·韦伯夫妇的说法，最早的工会始于17世纪后期，在机器生产时代开始前的100年就已经产生，但工联主义只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才重要起来。“工会的崛起是基于以下情况，即绝大多数的工人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自己不再能控制整个过程，不再拥有生产资料以及他们的劳动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成为终身以工资收入为生的雇佣劳动者，既不拥有生产工具，也不拥有作为成品的商品。”(1)一些行业，比如裁缝业，在机器时代来临前，从业者就已沦为无产阶级，但是只有通过大型机械设备和工厂体系，工联主义的存在条件才开始大规模出现。正因如此，这些条件在大不列颠显示出其重要性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地方。

18世纪，工会还不足以引起法律如此多的敌意，但从1799到1913年，工会受到了法律的迫害，先是立法机构和法院联手对付工会，然后是法院无视立法机构的意图而加害工会。皮特提出的一项法案1799年在议会匆匆通过，该法案认定所有的工人联合会非法。从理论上说，雇主联合会也是违法的，但这部分的法律只是官样文章。其他法规及普通法，也是在方便行事时被援引。1812年，在织布工的罢工中，该委员会成员因违反普通法关于联合会的规定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处4至1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1818年，纺纱工举行罢工，依据1305年“谁是同谋，谁是助讼者”的法规，其领导者被判处2年监禁。当时起诉频频，即使没有罢工也依然如此。“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韦伯夫妇说，“我们见证了工会成员遭受法律迫害的事实，他们被视为反叛者和革命者——工会的健康发展受到阻挠，促使工会成员走上了暴力和叛乱之路。”

1824年，在中间阶级激进派的干预下，工联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之前，工人运动只是自发地增长，雇佣劳动者之外的人士对此要么忽视，要么讨厌。1810年，起诉《泰晤士报》排字工人事件引起了弗朗西斯·普莱斯的关注，这位激进的裁缝看到了联合会法的不公。20年代早期，英国的政治基调开始变得不那么恶毒和反动了，普莱斯对于废除上述法律的要求获得了两位哲学激进主义者麦卡洛克和约瑟夫·休谟的支持。1824年，休谟成功地让议会通过了一项措施，以保障联合会的完全自由。在那些日子里，政府不太关注企业问题，休谟悄悄地进行，确保议会议员和政府部长不会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切。(2)直到罢工大爆发，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旧的法律不再有效。在接下来的一年，即1825年，议会重新制定了一些已在无意中被废除的法律条款，但并没有宣布罢工和工会为非法。从此，工联主义虽然经过了许多起起落落，但终于在英国的产业和政治中重要起来。

只要工会没有受到中间阶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就不会有什么远大目标，也不会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有太多认识。工会由地方团体组成，成员大部分是某些手工业的熟练技工，有时他们会与其他地方的类似团体合作，但很少关注保住自己工资之外的任何事情。但是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在接触到哲学激进主义关于废除联合会法的思想之后，才意识到还有另一种学说存在，它给雇佣劳动者的建议远比马尔萨斯的自我克制理论的冰冷的安慰以及移民海外的经济理论要多。不仅欧文，一些经济学家也在宣扬社会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托马斯·霍吉斯金，一个被马克思难得怀着敬意引述其观点的人。继李嘉图之后，霍吉斯金教导我们，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与李嘉图不同的是，他认为劳动者应该得到其生产的所有产品。霍吉斯金的一些行为吓坏了詹姆斯·密尔，密尔在1831年10月25日怀着极大的焦虑写信告诉普莱斯，一个“工人阶级”代表团一直在向《纪事晨报》的编辑布莱克先生宣扬共产主义。

他们的财产观念真可怕。他们不仅希望不要将这与他们的代表权混为一谈，这是对的，尽管目前看来这不是真理，正如他们应该看到的；而且他们似乎认为财产根本不应该存在，财产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恶。我毫不怀疑，无赖就在他们中间。而布莱克真的很容易被人强加这些观念。当然，事情需要调查，没人像你那样具备探查问题的手段，也没有人有这么多的整治方法。那些愚蠢的人不知道他们疯狂渴望的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灾难，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能给他们招来这样的灾祸。

普莱斯回信道：

我亲爱的密尔，鉴于你有时会煞费苦心地为老百姓服务，又鉴于你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我寄给你一篇文章以回应你的关注。求告于布莱克的那两个人并非来自工人代表团，他们和另外4人一起组织召开了布莱克福莱斯路的圆形大厅会议以及芬斯伯里的费城教堂会议，但会议在组织上其实是失败的。他们现在宣扬的学说就是霍吉斯金在1825年的小册子中公开宣称的，小册子题为《劳工抵御资本的主张》……

接着是一封长信。(3)

一年后，密尔将普莱斯的话转告给布鲁厄姆：

阁下提及劳工有权拥有这个国家全部的生产成果，包括工资、利润和租金等一切在内，这是胡说，是我们的朋友霍奇金［原文如此］的疯话，他将这种疯话作为一种体系公开发表，并以无与伦比的狂热来宣传它。他通过手段让这些内容悄悄出现在《纪事晨报》上，他还成了审稿编辑之类的人，而布莱克（编辑）并没有敏锐地察觉到，尽管布莱克在财产问题上的所有观点看起来颇有道理。这些观点如果传播开来，将是对文明社会的颠覆，要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掀起的滔天灾难更为糟糕。(4)

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对中间阶级激进主义的反抗，由此纯粹的工人阶级运动得以迅猛发展，这些运动部分是工联主义性质的，部分是合作运动性质的，而欧文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该运动的倡导者。虽然欧文当时忙于新哈莫尼的事务，但合作运动在开始时就与欧文的学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据说，“社会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1827年的《合作杂志》上，指的是欧文的追随者，它把欧文合作村的那些拥护者称为“领受圣餐者和社会主义者”(5)。由于建设合作村所需的资金没有到位，导致合作运动以更实际的方式向前发展。现在合作商店遍地开花，就是欧文当年开拓的结果。但在最终达到高度实用的形式之前，它经历了各种变化，还有一些不成功的尝试。

1832年9月，欧文在格雷旅店路一座相当宏伟的建筑内开办了“全国公平劳动交易所”，这是一个旨在“消除愚昧和贫穷的机构”，而那座建筑此前曾被欧文的一个名叫布罗姆利的信徒用过。交易所的买卖所得不是金钱，而是劳动券，它或多或少代表了工人的劳动成本。一桩大生意已经形成，但没人知道它会赚还是亏。后来布罗姆利开始要求欧文支付巨额租金（不是劳动券），于是欧文搬到了新地方，1833年7月，欧文与这项事业断绝了联系。当时还有另外一些劳动交易所，大部分在伦敦，也采用了与欧文的交易所类似的原则。在相互联系中，它们成立了一个“联合行业协会”，向失业者提供工作，并以劳动券支付报酬，而工人生产的产品则被送到劳动交易所。但是，整个运动很快就陷入了令人悲哀的境地。威廉·洛维特当时是一位欧文主义者，后来成了宪章派的领袖，他与联合行业协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交易所的失败归因于“宗教差异，缺乏法律保障，妇女们不喜欢不得不把生意限制在一家商店里”。而欧文没能处理好背后的宗教问题这点常常令人惊讶。

工会运动在短时间内与这些早期在合作运动方面的失败尝试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一些工会组织远离了运动，但在1833年，大部分组织还是接受了欧文的信条。在他的领导下，工会会员人数突然大幅增加，并试图实现宽泛的社会主义目标。

欧文一如既往地期待立竿见影，他认为工会运动可以在几年内改变整个经济体系。建筑工人工会曾经写信给欧文，他回复道：“你们可以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为整个大英帝国的人民完成这一转变（进入一个合作的新时代），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制造业阶层的状况。”(6)建筑工人组成了“全国建筑行业兄弟会”，准备自行承揽建筑合同，雇主则被告知其权力已经终止，但是如果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就允许作为管理人员进入兄弟会，同时建筑工人还要求提高工资。雇主对欧文主义者描绘的幸福时代没有热忱，并拒绝雇用工会会员。当时发生了一次罢工，罢工者在伯明翰为自己建造一座会馆。然而，在建筑完工之前资金便耗尽了，于是整个企业破产，但与此同时它仍然专注于更广泛的运动。

1833年10月，全国各地的工会代表在全国劳动公平交易所开会，建议成立“全国生产阶级和有用阶级的道德大联盟”。几周内，它就拥有了50万成员，而工会会员的总数估计为100万。虽然有些工会组织对欧文有所疑虑，但全国工会大联盟却完全信奉欧文的学说。欧文的乐观精神以及会员人数的快速增长，似乎使会员们行事草率起来。到处都是罢工，雇主们变得心惊胆战，工会会员就业被拒，其结果是他们再也没有资金了。

就在此时发生了多切斯特劳工案。当时有6个人在组建农业劳工友好协会的分会，这本身并不违法，但他们已经执行了誓言，因此被判7年流放。欧文和其他领导人不得不代表这些不幸的人进行煽动，他们竭尽所能，但是内政大臣墨尔本态度强硬。

工会大联盟的事务如今也是一团糟，欧文又和他的副手们发生了争执，主要是宗教问题，最终一拍两散。欧文的主要助手J. E.史密斯也厌倦了社会主义，因此创立了普遍主义宗教。这段插曲之后，史密斯作为《家庭先驱报》的编辑，过上了宁静而富足的生活。在人员和财政的困扰中，全国工会大联盟痛苦地走向了终点。而欧文也放弃了对它的希望，劝说追随者继续相信他跟他加入一个新组织。“英国和外国工业、人道、知识联合会”(7)以及工联主义，一度归于沉寂。工人阶级的热情先是通过宪章派转向了纯粹的政治领域，1844年随着“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建立，又转向了第二次合作运动，该运动仍然视欧文为先驱，但追求更切实可行的手段，以达到一个不那么革命的目的。1848年，韦伯夫妇说：

革命的危险已经过去，新一代工人正在成长，他们并不了解过去压迫的最可怕之处，但汲取了中产阶级改革者的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尽管只有少数人阅读边沁、李嘉图和格罗特的著作，但是像布鲁厄姆勋爵和查尔斯·奈特这样的教育家的活动向技术学校的师生和《一便士杂志》的读者传播了“有用的知识”。反《谷物法》联盟的大肆宣传以及自由贸易的总体进展，都极大推动了中间阶级关于“自由企业”和“不受限制竞争”的想法的传播。

欧文的工联主义遭受了惨败，从40年代到80年代，英国的财富得到了普遍增加，同时曼彻斯特学派控制了英国的经济政策，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由此转变为个人主义激进分子。不过，工联主义在经历巨大挫折之后（韦伯夫妇估计1840年英国的工会成员不到10万人），还是得以稳步成长，并蔓延到所有工业国家。在大不列颠，它通过定期的更新立法成功地化解了法官们周期性的敌意。80年代时，糟糕的日子去而复返，工资开始下降，工会又记起了欧文，并重燃社会主义信念。1885年，海因德曼称赞“高尚的罗伯特·欧文”曾经察觉到折中主义的无用。“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预料到革命，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准备就绪……19世纪伟大的社会革命近在眼前。”(8)不过，革命并没在1885年到来，也没有比1834年有更多的不同。当然，后来社会主义者发现了有用的工作要去完成。欧文某段时间曾将一些非技术工人招进他的工会，最终却导致这些人挨饿、入狱和流放。80年代后期，当工联主义再次向那些非技术工人招手时，戏剧性地引发了一系列成功的罢工。事实证明，国家社会主义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人们在城市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贸易复兴了，社会主义凋零了。现在贸易又一次衰退，社会主义再次兴起。也许这不是这个循环的最后一轮，但最后一轮必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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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德尼·韦伯、比阿特丽丝·韦伯：《工联主义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920年的修订版，第25—26页。

(2)　参见沃拉斯所著的《弗朗西斯·普莱斯传》（Life of Francis Place）第八章。

(3)　沃拉斯：《弗朗西斯·普莱斯传》，第274页。

(4)　密尔致布鲁厄姆的信见于贝恩的《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第364页。

(5)　克莱普汉姆：《现代英国经济史》（1926），第一卷，第412页。

(6)　科尔：《欧文传》，第271页。

(7)　“全国生产阶级和有用阶级的道德大联盟”因在采取措施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许多罢工都失败了，一度更名为“英国和外国工业、人道、知识联合会”，更专注工人和雇主的共同利益，并试图任命欧文为“大师”以恢复组织威望。——译注

(8)　见前面引用的韦伯著作，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