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竞争资本主义

当理想主义者在内战中自相残杀时，讲求实际的人，从顶层到底层，都在忙着赚钱。《宅基地法案》1860年被布坎南总统以有颠覆危险为由否决，却在1862年以更激进的形式通过。根据这一法案，任何美国人或任何表示有意入籍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获得160英亩的公共土地。为了增加可用的有吸引力的公共土地的数量，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发动了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剥夺了杰克逊分配给他们的位于密西西比西部的土地。大批流亡者涌向新的宅基地，不仅有来自东部农场的，还有来自城市和工厂的。为了弥补美国劳动力的损失，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雇主从欧洲引进契约劳工。同时，南北战争的开销部分是贷款提供的，部分是通过保护性关税筹集，平均关税从19%增加到了战争年代的47%。(1)

第一条跨大陆铁路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奥马哈向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向东修建。国会在1862年授权这条铁路的建设，并给了这两家公司约2200万英亩的土地以及总额超过2700万美元的政府公债。(2)其他铁路公司也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或公债。

后世的巨大财富都源于内战期间所创造的条件，它也给腐败提供了特殊的机会。比如皮尔庞特·摩根，一个当时24岁的年轻人，跟另外两人一起从东部的政府那里买了5000支卡宾枪。这些被认为又旧又危险的枪，他们每支花了3.5美元，然后以每支22美元的价格卖给密西西比的军队。调查此事的是一个国会委员会和一个（由战争部长负责的）两人委员会，其中一人是罗伯特·欧文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虽然事实确凿，但摩根和他的朋友还是拿到了钱。(3)

1860年共和党的成功不仅导致消灭了奴隶制，也是财阀统治的胜利。在此之前，西部与南方联手支持农业和自由贸易。但南方想扩大奴隶制的范围并反对免费宅基地，这导致西北地区与东部结盟，默许汉密尔顿的关税和银行政策，作为回报得到的是有关西部土地的宽松政策。战争正如预期的那样，为农场主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所有农产品价格上涨，小麦一度达到每蒲式耳2.5美元。尽管价格很高，小麦出口——尤其是出口到英国的小麦——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从1860年1700万蒲式耳增加到1863年的5800万蒲式耳。难怪农场主们忘记了他们对杰克逊主义的忠诚，新政策也给被压迫的黑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美德和私利从没有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在内战期间，不仅在农业方面有了新的天然财富来源。第一口自喷油井1861年在宾夕法尼亚发现，1862年至1865年的3年间出产了3亿加仑的原油。任何在油田地区拥有土地或者能够诱使一个无知的农场主卖掉土地的人，如果碰巧运气不错，便有希望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就在战争开始之前，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又发现了大量黄金。苏必利尔湖的铁矿石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铁矿石，这段时期也开始开采。西部巨大的矿产在60年代已广为人知。

共和党在1861年开始实行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成功，取决于一个进口和一条出路：东部的廉价欧洲劳动力，以及西部等待开发的处女地。在西部没有土地的移民劳工会迫使美国的工薪阶层降低自己的舒适度标准，以适应旧世界的情况。而那些没有移民劳工到来的西部土地会迫使东部雇主大幅提高工资，并且会使美国工业的快速增长变得不可能。因此，这一经济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只有在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土地的供应持续的情况下才能继续运转。剩余的土地首先告罄，随着这种告罄聚集起了一种躁动不安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没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原来促成繁荣的原因就消失了，这是1929年开始出现大萧条的更大的一个原因。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无法承受美国财富增长带来的这种缺乏监管，但是，在150年的发展中形成的心理习惯使人很难理解一个开创性已经结束的时代所需要的观念。

与工业化时代的英国一样，美国的福音是竞争。但是，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已经以国际化方式宣布了它的这套逻辑，美国的产业却仍在起步阶段——受制于资本主义竞争——通过关税手段在国内不断发展。来自欧洲的廉价劳动力是允许的，但欧洲廉价商品，在共和党内部西部和东部结盟之后，被征税的程度越来越令人望而却步。可能有人认为，美国劳工会反对这种片面的竞争形式，其实美国劳工专注于得到一块宅基地，并心甘情愿地将挣工资的机会留给外国人。在争夺那些没有参加竞争的人的财富时，奖品就像以前从没有人赢过一样，甚至对于那些置身斗争之外的人而言，安慰奖也不可小觑：在一个铁路以每天一英里的速度铺设的地方，有160英亩沃土，城镇一个月内就能发展起来，小麦只需很少的劳动力便可种植，然后供给不断扩大的欧洲和美洲市场。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并不像同时代的财富争夺战那样为同时代的人所知，人民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资源迫切需要开发，而回应这一呼唤的某种仓促行事被视为对伟大的竞争之神的一种恰当的敬意。学校反复灌输竞争精神，男孩们被教会背诵下列诗句：

哦，城镇在哪里，我们闯荡四方。

到处找不到对手，

哦，那个三英尺高的男孩在哪里，

谁能比我进步更快？

做人中豪杰，

这些念头激荡着我年轻的心；

伟大，但不能像恺撒，身上沾满鲜血；

要像华盛顿那样，伟大而善良。

华盛顿（据查尔斯·A.比尔德说）死的时候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内战期间一些避免“沾满鲜血”的人，成功地变得“像华盛顿一样的伟大”。

从内战时期开始，美国最大的财富来自铁路、石油和钢铁，最终融入浩瀚的金融海洋之中。而铁路、石油和钢铁已经从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进入一个大致完全被整合的时代。内战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铁路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而铁路行业中，最鼎鼎大名的是外号“海军准将”的范德比尔特。

当战争令范德比尔特对铁路产生兴趣时，他已是个69岁的老人。此前，他的成功都是在水上取得的。1877年去世时，其身家达1.05亿美元。他的事业始于船运时代，他造了一些多桅帆船，靠它们从事沿海贸易。当蒸汽船时代到来时，他卖掉了自己的帆船，成了一艘蒸汽轮船的船长。到1829年时，他已经存了3万美元，用这笔钱投资自己造轮船。作为一名竞争者，他冷酷无情；有时为了灭掉对手宁愿少赚钱，有时为避免竞争竟敲诈巨额款项。例如，从纽约送到加利福尼亚的邮件，名义上有两家轮船公司竞争（公众要求有竞争），每年运费是90万美元，但范德比尔特以不把船开到加利福尼亚为要挟，第一次索要了48万美元，然后又要了61.2万美元，超过了原来的总金额。由此可见，开船有利可图，不开船甚至赚得更多，难怪他的财富不断增加。

战争使轮船无利可图，除非能卖给政府。不过，一个机会很快到来。1862年，一支海上远征军将前往新奥尔良，范德比尔特受其委托购买船只。他的代理在他购买之前提出了佣金要求，一旦拿到佣金，多高的价格他都同意，有时船是为湖泊航运而造的，并不适合在公海上航行。因此，出售船只给范德比尔特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所以说他告别大海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范德比尔特第一次介入铁路运营，与许多人的情况一样，主要是一条小的城郊线路，即从纽约(4)到哈莱姆区。1862年，该股票为每股9美元，他开始购买。当他获得控制权后，价格突然升至每股50美元。原因在于他通过腐败手段从纽约市议会获得许可，造一条市区铁路线，从之前那条铁路线的终点穿过城市中心。但他有个竞争者叫劳，以前在轮船生意上与他较量过。范德比尔特有市议会的支持，劳有纽约州议会的支持，而市议会发现州议会在法律上有权审批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已经得到的许可。劳以为这次范德比尔特会败，市议员也如此认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卷入范德比尔特这次的不走运，并预见此事一旦公之于众，铁路股票会下跌。于是市议员们签字同意“卖空”，也就是说他们承诺在未来某个日子按当时的股价——大约每股50美元——将哈莱姆铁路的股票卖给指定购买者。他们认为，时间一到，范德比尔特的失败就会人尽皆知，这样他们就可以低吸高抛。然而，那个时间到来时，他们发现范德比尔特已有对策，他持有的股票太多，议员们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股票来履约。因此，只能从范德比尔特那里购买，价格随他开；事实上，他卖给他们每股179美元。他的传记作者说，一星期内，他从市议员手中赚了100万美元，又从其他人那里赚了好几百万。

不可否认这是竞争，但这并不完全是科布登心目中的竞争，也不是教美国学生去赞赏的竞争。不过，这不是范德比尔特最后一次参与收买议员、法官和符合该描述的其他商品的竞争。事实上，他用在纽约-哈莱姆铁路上的计谋几乎原封不动地用到了纽约-哈得孙河铁路上。不过这一次受害者不是市议员，而是在奥尔巴尼(5)的州议员。“我们打垮了整个州议会，”他夸口道，“那些尊贵的议员连伙食费也拿不出了，只能回老家。”

单单把这位船长当作一位胆大包天的掠夺者也是不公正的。他下一步关注的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它成了范德比尔特及其继承人的永久财产，其铁路比他之前的铁路都更繁忙高效。当然，在此过程中，他通过惯用的金融伎俩赚了数百万美元，但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顺便造福了公共利益。

范德比尔特的下一场战役是大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经典范例。战场是伊利铁路(6)，对手是跟他一样精明的3个人：德鲁、菲斯克和古尔德。与这三人的较量，是他第一次未能取得完胜。

伊利之争发生在1868年，当时特威德(7)一派控制着纽约市与纽约州的政界。自汉密尔顿时代以来，纽约就腐败盛行，但从未像在特威德治下那么无耻。这个城市到处是移民，对美国一无所知，对英语也一窍不通。他们对民主还不熟悉，也抵挡不住蛊惑人心的煽动，而坦慕尼协会(8)非常了解如何吸引这些人。全国的富人都忙于赚钱，没时间跟职业政客斗争。1896年我第一次造访美国时，问费城一个富裕的贵格教徒，为什么他不做点什么净化自己城市的市政府。他回答说，有段时间，他对改革运动还有兴趣，但现在发现，同样的时间里他可以通过生意赚到的钱要超过他能少交的税，那么他“当然”不能让改革来破坏现在的状态。这种态度在1896年仍然相当普遍，在1868年则是很典型的。一些非常宝贵的权利是市政府和州政府给的礼物，而职业政客对诱使选民白白地放弃这些权利很在行。为这些权利所支付的金钱到了政客而不是大众手中。选举产生的州法官像老板一样，只要他在位，他和他喜欢的人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南北战争刚结束后，这种机制已经臻于完美，并且在伊利之争中转移财富这件事上有很大关系。

德鲁、菲斯克和古尔德是个有趣的组合。德鲁是个老人，与范德比尔特是同辈人，之前他们都担任船长时打过很多交道。德鲁通过不明的手段成了船长，他最初只是个牛贩子，后来给马戏团干活，再后来成了旅店老板。他不像范德比尔特那样胆大而专横，而是畏畏缩缩、偷偷摸摸。每当计谋出了错，他就躺在床上装病。他非常虔诚，从不义之财中拿出一大笔创办了神学院，显然是希望上帝也变成他一伙的。古尔德是个年轻人，生于1836年，浓密的胡子遮住了半张脸。他安静而神秘，精明能干，遇上危机会巧妙地背叛同伙转败为胜。菲斯克与古尔德是同辈人，擅长花言巧语，深受贵夫人喜爱。他最初只是个流动小贩，但后来一下子谋得了一个巡回马戏团的职位，德鲁的情形也差不多。古尔德和菲斯克都穷过，靠着德鲁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成功。最终，菲斯克为讨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位的欢心，被情敌杀死；古尔德把德鲁弄得破了产；但在最初对抗范德比尔特时他们三人是齐心协力的。

1857年以来，伊利铁路一直在德鲁的手上。但他根本不维护铁路轨道或机车；事实上，当他受命提供新铁轨时，只是将旧铁轨翻了个身，以致事故频发且损失严重。他将这一财产纯粹作为操纵证券交易的一种手段。他制造流言，使他从股票涨跌中获益，凭借这些手段，他在9年里积累了大量财富。

范德比尔特与伊利铁路的关联始于1866年，这一年他按照自己的通常做法获得了控制权，并准备安插自己的董事，以取代德鲁及其傀儡。但是有一次，他似乎让感情占了上风。德鲁去找他，提起早年他们在争斗不休中形成的老交情，并提醒他，说自己（德鲁）已经叫一个儿子来跟随他左右。德鲁说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失败已成定局；此外，他非常愿意忠诚地、全心全意地执行范德比尔特政策。德鲁熟练地打出悲情牌，于是范德比尔特同意他留任铁路公司的董事，也同意接受德鲁推荐的两个年轻人。德鲁说这两人很可靠，会听命于范德比尔特，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古尔德和菲斯克。那段时间，这三人令雇主非常满意，而范德比尔特也认为自己高枕无忧了。

然而，没过多久，范德比尔特的美梦就破灭了。他着手囤积伊利股票，为此买进了流入市场的所有股票。德鲁、菲斯克和古尔德明白他的意图，于是向自己签发了大量的伊利债券，在法律上他们有权这样做。然后，他们又买了一台印刷机，非法地将债券转换成股票。这些股票卖给了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经纪人不疑有他地以发行的速度飞快买入。当然，他们的把戏很快就被发现了，范德比尔特暴跳如雷，着手对背信弃义者实施报复。纽约有位法官名叫巴纳德，一向听范德比尔特的话，他按范德比尔特的意思发出了一项禁令，禁止再发行更多股票。此时这三人手上还有许多要发行的股票，慑于法律的威严，德鲁和古尔德把未发行的股票放进一个袋子，然后交给办公室的一个男孩带走，要他锁进保险箱。当男孩离开办公室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大个男人攻击，那个珍贵的袋子被抢走了，这件事着实吓坏了男孩，但德鲁只是温和地告诉他下次要小心点，其实那个大个男人就是菲斯克。袋子里有10万股新股票；它们立即被出售，所得被兑换成现金，然后三人带着六七百万美元过河逃到了泽西市，在那里他们不再受巴纳德法官的管辖。(9)他们及时逃脱了，而另外两个董事被抓了并进了监狱。

范德比尔特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对耍手段的聪明人和不听话的能人感到双重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在法律上并没有走入绝境。没错，他们违抗了巴纳德法官的禁令，但他并不是纽约州唯一的法官，后来吉尔伯特法官发出了相反的禁令，“限制所有其他诉讼的一切当事人进一步提起诉讼，并禁止采取任何行动”促进所述共谋；在一个段落中命令伊利的董事们……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可谓直接漠视巴纳德法官的禁令。而在另一段中，又再次无视另一位法官的判决——（因为巴纳德不是范德比尔特在司法界的唯一朋友）——严禁董事们停止将债券转换为股票。”(10)由此，董事们就可以申辩，说他们不幸陷入被迫违法的处境，因为一个法官禁止了另一个法官的指令。此外，对于拥有六七百万现金的人来说，奥尔巴尼的立法机关还是证明了自己是好说话的。于是他们着手制定了一项法律，规范将债券转换成股票的行为。当然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在纽约州被捕，不过他们决定冒这个险，古尔德带着50万美元的现金前往奥尔巴尼。他被逮捕了，但被保释，并准备收买立法机构。范德比尔特试图出更高的价，但徒劳无果。例如，“主权人民”的一位代表接受了范德比尔特的7.5万美元之后，又从古尔德那里拿了10万美元，于是投票支持古尔德。结果，股票发行合法化的法案按时通过。

在这件事上，正如在所有类似的争斗中一样，每一方都试图争取公众的同情，要么诋毁对方，要么坚称对方正努力确保垄断并夺走竞争带给公众的好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描述了潜逃的董事们赢得民意的策略：

当他们觉得自己在泽西市安顿下来时，就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激发大众的同情。控诉垄断是他们必打的一张牌。他们关心的只是铁路竞争带给伊利铁路的真正利益，而不是关心铁路竞争有利于商业发展的一面；但他们确实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众施加影响。有人通过陆路和水路与范德比尔特的铁路展开了积极的竞争，伊利铁路的票价和货运费用平均降低了三分之一，听起来好像是发布宣言；新闻界的“采访者们”欢天喜地地从泰勒酒店回到纽约，而滨海的泽西市在这场中国式竞争中颤抖不已。这些策略的影响立刻显现了出来。3月中旬，奥尔巴尼的反垄断纪念活动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11)

当然，在奥尔巴尼有一次涉及贿赂指控的调查，古尔德本人有义务举证，不过调查毫无结果。

如果调查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可信的话，那么古尔德先生大概在那个时候经历了一次奇怪的心理蜕变，突然在钱的问题上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傻子，而这些钱一向是落到快乐的聪明人手中的。狡猾的游说者不得不假装能对立法者的想法产生影响，从华尔街那些缺乏经验的熟客手里取得无限的资金，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奇怪的是，古尔德先生活了这么久，竟然还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他给了一个人5000美元，说“他并不把此人当回事，这笔钱只为让其宽心”。而这个人刚从公司的另一个代理那里接受了伊利公司的5000美元，由此，或许大家很想知道古尔德先生会付给那些他“很当回事的”人多少钱。据报道，另一个人从一方拿了10万美元，答应“影响立法”，随后又从另一方获得了7万美元，结果带着钱消失了。古尔德就这样做了，然后摇身一变成了优雅的绅士。一名参议员在新闻栏目中被公开指控收受了一方2万美元的贿赂，又从另一方拿了1.5万美元的贿赂。但古尔德先生稀里糊涂的精神状态使他只对参议员的行为感到“极为震惊”，而对此类交易一无所知。其他参议员突然获得了从天而降的财富，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留下有关贿赂的任何证据。古尔德先生位于德拉文酒店的房间里挤满了欢乐的客人，他的支票簿又多又重；但他为什么要签这些支票，或者签了会怎样，他似乎比奥尔巴尼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少。这种奇特而昂贵的幻觉一直持续到大约4月中旬，此时古尔德先生愉快地恢复了他精明、敏锐、精力充沛的商人常态，没人知道此后他是否重蹈过金融白痴的覆辙。(12)

然而，对泽西市的几位逃犯来说，情况在某些方面仍令人不安。如果他们回到纽约，就可能被捕，除非是周日，因为安息日的教义不允许在这天实施逮捕。一帮暴徒聚集在德鲁的旅馆周围，让他害怕自己被绑架，他相信这些人是范德比尔特雇的。不过，这三位带着如此可观的现金的大人物的出现，令新泽西感到荣幸，因此派州民兵去为他们服务，炮兵部队也被派往渡口。尽管如此，德鲁还是紧张，觉得古尔德和菲斯克不信任他。事实上，他们偷看了德鲁的信件，比他先看到他的电报。因此，德鲁开始与范德比尔特谈判，那两人也紧随其后。最终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范德比尔特挽回了一些但并不是全部损失。德鲁获得了现金，菲斯克和古尔德得到了伊利铁路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同时，他们确保特威德担任董事，使自己继续有钱赚，而不必再与范德比尔特硬碰硬。不久，一场改革运动把特威德送进了监狱。但古尔德一帆风顺，1892去世时，富豪阶层——皮尔庞特·摩根以及排在其后的富豪——都出席了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葬礼。

至于船长，他比古尔德更富有，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是他事业的巅峰。妻子去世时，范德比尔特已经74岁，次年他再婚。82岁时，他得了此生的最后一次病，给他治病的两个医生先后去世，而他在熬了8个月之后也离开了人世。但即使他的巨大力量最终走向衰竭，他

也没有逃避，

凭借自身的全部动力，一路向前，

带领他勤劳的手下，在阴间继续未竟的事业。

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部洋溢着对铁路的普遍需求。农民、村镇和城市的居民在规划的铁路线上占有股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划拨了大量土地，并通过表决将巨额的公共资金来推动建设。控制铁路的金融家们运用各种手段将小股东的钱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他们最喜欢的方案之一就是成立一家建设公司，而该公司股份全部由铁路公司的董事及其朋友们持有。作为铁路公司的董事，他们会与这家建设公司签订离谱的合同，随着铁路公司濒临破产，建设公司将变得越来越富有。然后他们会跑到联邦政府或州政府那里，说这项工作看来比预期的更费钱。急切的民众渴望铁路，就像沙漠里的人渴望水一样，于是投票提供新的补贴，这样建设公司就可以再次吞掉这些资金。等线路完工时，铁路公司将再次接近破产。财务危机会成为借口，使它被转交给接管人，从而最终将小人物的所有积蓄转移到大亨的口袋。大多数美国铁路公司迟早都会破产，但这并不是管理不善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便是上述过程的一个绝佳例子，我们都知道，它是1862年批准建设的。该铁路从奥马哈向西、从加利福尼亚向东快速推进，1869年完工。其东段由一家名为美国动产信贷公司(13)的建设公司负责。由于有贿赂指控，国会委员会展开调查，认定这条线的建设成本为5000万美元，而美国动产信贷公司索价93546287.28美元，其中4350万美元的差价是对铁路公司的掠夺，归根结底是对公众的掠夺。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14)的案例中，“利润”甚至更为离谱：工程造价为5800万美元，却向一家建设公司支付了1.2亿美元。随后爆出的贿赂案中，有许多著名政治家，其中一位后来还成了总统，另一位则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从工薪阶层的角度看，由财阀们建立的这种体制令人非常不快。尽管有民主，有保护政策，国家财富也在迅速增长，但工作时间长，工资虽比欧洲人高，但与金融巨头的报酬相比是微乎其微的。1872年，当范德比尔特船长即将赚到他的第一个1亿美元时，他降低了第四大道的线路上司机和售票员的工资，从每天2.25美元降至2美元，而工作时间为每天15小时。在钢铁行业，直到进入本世纪，高炉工人每天得工作12小时，两周换班一次，当他们从白班变为晚班时，不得不连续工作24小时。由于种族混杂，比在英国更难成立工会；在非技术人员中，在190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工会。雇主可以拒绝与工会打交道，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卡耐基在1892年的罢工后——他们全都拒绝雇用工会成员。在棉纺厂，特别是在南方，童工现象非常普遍，后来，试图阻止童工现象的行为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博加特说，南方的童工“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在19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和19世纪初的英国一样正变得非常棘手”(15)。

不过，工薪阶层更喜欢美国而不是欧洲。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工资与移民前的收入相比还是相当可观的。民主，尽管有种种局限性，却给了他们一种自尊的感觉；他们没有那种属于低级种姓的感觉。希望永远都在。许多百万富翁也是从工薪阶层起步的，通过存一点小钱，拿几美元做个幸运的投资，引起雇主的注意，一个人可能会由此朝巨大财富迈出第一步。许多钢铁工人宁愿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也不愿意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而拿低工资。不是因为低工资意味着会造成实际的生活困难，而是因为这意味着存钱的机会和个人上升的机会变少了。竞争和自立的信条存在于所有阶层，不仅是那些从中获利的人。工会制太弱，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有些人靠成功活得很好，有些人虽然穷，却活在希望之中，没人愿意错过成功的机会。

随着铁路建设的高歌猛进的时代结束，铁路大亨们不再像掠夺者，而更像贵族地主。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们从1066年的诺曼征服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上议院时代，他们大权在握，拥有广袤的土地，除非有他们的帮助，否则没人能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诺里斯的小说《章鱼》中很好地描述了铁路公司对农场主的专横，农场主自然要用政治手段反击。杰斐逊式和杰克逊式的农业激进主义传统得到复兴，但内战的记忆使得与南方的合作困难重重。此外，旧式个人主义民主无力对抗一个像现代铁路公司这样的庞大组织。根据旧观念，唯一的补救办法是竞争。但在那里（一如西部最初的情形），一家铁路公司几乎没有足够的运输量，再建一条的话就太荒谬了；而且要是有两家公司在竞争，它们之间通常会有协议，否则全部都得破产。一旦发现铁路公司联手的证据，重农派会怒不可遏。于是各州制定了无数法律来限制铁路公司的权力，联邦立法机构也制定了一些，目的是迫使它们竞争，但如果两只公鸡不肯打架，旁人是无计可施的。

相信竞争的激进分子在与现代企业的任何斗争中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的权力类似于军队的权力，把公司交到私人手中和把军队交到私人手中一样，都是灾难性的。现代大型经济组织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技术使竞争日益趋向无所作为。对于那些不愿被压迫的人来说，解决办法在于将这些组织公有化，赋予其经济权力。只要这种权力掌握在私人手中，政治民主所赋予的表面上的平等充其量只是个骗局。

* * *

(1)　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崛起》（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第2版，第108页。

(2)　博加特：《美国人的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第634页。

(3)　博尔斯：《美国财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第3版，第 170—175页。

(4)　起点在今天的曼哈顿最南端。——译注

(5)　纽约州首府。——译注

(6)　19世纪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的主要铁路之一。——译注

(7)　在他任职坦慕尼协会期间（1868—1871），纽约的糜烂到达了巅峰。——译注

(8)　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慈善团体，后来成为纽约的政治机构，在某些著名刑事案件中与犯罪团伙联手控制纽约，并且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译注

(9)　作为一位总裁的孙子和另一位总裁的曾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怀着钦佩之心讲述了伊利之战的整个故事，参见他所写的“伊利篇章”，发表在1869年7月出版的《北美评论》，192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在名为《60年代的高端金融》（High Finance in the Sixties）的专辑中转载。

(10)　《60年代的高端金融》，第47—48页。

(11)　《60年代的高端金融》，第67页。

(12)　《60年代的高端金融》，第72页。

(13)　该公司在建设期间勾结政商，牟取暴利，又一次次逃过审查，连总统和副总统也卷入其中。此案是“镀金时代”初期的一大丑闻，最终引发美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反腐运动。——译注

(14)　该公司铺设的路段从加州萨克拉门托开始，经过内华达州，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尖峰与联合太平洋的路轨接通，全长约1100公里，是整个工程的最西段，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施工条件的复杂艰苦，劳工不断逃跑，后来招募的工人90%为华裔。——译注

(15)　前引博加特的著作，第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