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边沁

哲学激进派通常被认为是边沁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视杰里米·边沁为自己的领袖。然而令人怀疑的是，要是没有詹姆斯·密尔，他是否会达到如此地位。无疑，边沁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748年，人们或许料想他属于更早的年代，而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个年代。实际上，他的漫长人生（死于1832年）分为3个阶段，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开始时，他已垂垂老矣，事实上，他在60岁那年转而信仰民主思想。

边沁的出身本来不可能使他成为一位改革者。他的家庭虽是詹姆斯二世党人(1)，但他们都足够谨慎，没有参与1715年或1745年的暴动。他的祖父做生意，父亲富足一生。父亲对杰里米的教育煞费苦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了以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教育模板。7岁时，杰里米被送到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2岁时上了牛津，15岁获得学士学位。他的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希望他结交大学里的贵族和大人物，而且总是愿意向他提供额外的零花钱让他在社交圈中与这些人一起赌博。但杰里米是个害羞的男孩，更喜欢读书而不是玩乐。虽然方式不同，但与马尔萨斯相似，作为儿子的杰里米忤逆了通常的父子关系。当父亲鼓励他轻浮行乐时，杰里米却坚守勤劳和节制。为了取悦父亲，他被要求进入律师界；为了取悦自己，他撰写关于法律改革的文章而不是投身法律实践。以后他又坠入爱河，尽管因为女方的不富有导致父亲的不满，进而反对杰里米的选择，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十分幸福的爱情。杰里米被迫放弃她后痛苦万分，不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他在给弟弟的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中说，在那段时期，他陷入了一种漫不经心且愤世嫉俗的状态。这种精神因素后来以一种学究式的纯理论的形式体现在他的哲学中。那些仅了解他晚期生活的人认为，他有一种友善的古怪，难以置信的害羞，完全将自己禁锢在自我约束之中。但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他与父亲之间的冲突以及放弃情感上的幸福对他造成了持久的影响。(2)

尽管边沁讨厌会晤陌生人，但罗伯特·欧文还是在1813年结识了边沁，下面是欧文对初次会面的描述：

“开始时，与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当时他的两位主要顾问詹姆斯·密尔和弗朗西斯·普莱斯做了初步的沟通，找到了他和我之间的某些共通之处。最后我终于在一个特定时刻来到他隐士般的居处，我进门后上了楼梯，在中途就遇见了他。我按别人教我的去做，而他见到我时显得非常诚惶诚恐，握了握我的手，激动得好像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并急忙说：“好！好！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算介绍认识了，进我的书房吧！”

15年后，他见到欧文的儿子，并在分手时说；“上帝保佑你，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我年轻的朋友，无论发生什么事，自己保重。”

1814年及其后3年，边沁的一半时间在德文郡的一个被称为福特修道院的老房子中度过，在那里靠着自己的存款生活得美满而快乐：

对一些人而言，这是个幸福感很高的场所，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地方，在那里从没有听到过愤怒的言辞。S太太（女管家）像守护神一样管理着这个家。邻居们即使没有登门造访，也对那里满怀热诚。尽管我讨厌跳舞，但仍感受到那里的音乐和舞蹈，优雅而单纯。一大群人来跳舞，S太太总是领舞者。

不过，弗朗西斯的描述恐怕更接近实情：

我们的日子都很相似，所以对一个人的描述也许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情形。密尔五六点起床，他和约翰核对校样，约翰读稿件，他父亲核对。威利和克拉拉在7点以前待在大厅，校对完成后，约翰就到离房间较远的那头去教他的妹妹们读书。这些都完成后，或者在做这些事的间隙，约翰学习几何，直到9点，这时早餐准备好了。

边沁7点刚过就起床了，大约8点开始工作。我是6点起床，然后就工作，9点在客厅用早餐——一起的有密尔夫人、密尔、我、约翰和考拉斯。

早餐结束后，密尔会听威利和克拉拉背诵功课，然后轮到约翰。背诵在宽阔的阳台上进行，密尔会边听边来回踱步。阳台的一边是用早餐的客厅，另一边有许多花盆，盆里的鲜花竞相开放，而这个地方位于整栋房子的前部。上课和朗读都要求大声，历时整整3个小时，大约到午后1点结束。

9点到12点边沁先生继续工作，12点到1点他在客厅演奏风琴。

早餐后到1点的时间里，我学习拉丁文，我的方法也是边踱步边大声朗读，我攻克了实词和形容词的难点。这一时期，有位优秀的男孩名叫考拉斯，他向密尔学习拉丁文，从我那里学习法语，他是个天赋卓越的孩子。

1点我们三人在小路和田野中散步1小时。2点所有人再次投入工作，直到6点晚餐时间，那时密尔夫人、密尔、边沁、我、约翰和考拉斯一起进餐。我们有汤或鱼，或两者皆有，还有肉、布丁，水果通常有甜瓜、草莓、醋栗、无核小葡萄干和葡萄，没有酒。我第一次到那里时，桌上放着酒，我没有取用，以后就再没有看到酒。晚餐后，我和密尔会轻松散步2小时，八点一刻左右，我们两个轮流陪边沁先生散步1小时。然后喝茶、读期刊。11点大家去睡觉。

早餐前半小时，密尔夫人会围绕屋前那片绿地雄赳赳地走步，晚餐后与所有的孩子一起再次走步，直到回屋睡觉。

对边沁思想的形成产生主要影响的是法国知识分子。休谟无疑影响了边沁的哲学，哈特莱以联想主义学说影响了他的心理学。用边沁的话说，其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几乎是在哈奇森的《论道德的善与恶》中发现的。根据哈奇森的说法，一个既定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道德上的恶，取决于“它所造成的不幸的程度以及遭受不幸的人数；所以，所谓最好的行为就是实现了最大量的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3)不过，正是法国革命前的哲学家促成了边沁思想基调的形成。边沁本人崇拜伏尔泰，也是爱尔维修的热烈追随者。1769年，他阅读爱尔维修的著作后，立即决定将一生奉献给立法原理。“爱尔维修之于道德世界，如同培根之于物理世界，道德世界有了培根式的人物，道德世界的牛顿也会出现。”如果我们就此推测边沁渴望成为道德世界的牛顿，这并不为过。

当边沁了解了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之后，认为贝卡利亚比爱尔维修更高一筹：

“啊，我的大师，”他惊叹道，“你是第一个理性福音的传播者，你使意大利远远超越了英国，而我要进一步超越法国。爱尔维修没有论及法律问题，所以他没有帮到你，没有对你的基本思想有所助益。你论述了法律的缘由，而法国只是说了些法律的行话，对一句行话追根溯源不过就是与英国的行话相比较而已。你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研究路径，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将来之用？——我们永远不要偏离这一路径。(4)

1770年，22岁的边沁开始了巴黎之旅，这证实了法国对他的影响力。事实上终其一生，他在许多方面保持着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哲学家风范。另一次对他产生影响的旅行是1785年对俄罗斯的访问。他的弟弟塞缪尔（后来的将军塞缪尔·边沁爵士）受雇于凯瑟琳皇后，尝试俄罗斯的农业现代化，这一任务被证明不仅在当时是困难的，即使现在依然困难。杰里米曾希望凯瑟琳引入他所制定的科学的刑法典。“在俄罗斯，”他写道，“为了人们能有思想而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同时某些政府机构为了不让人民思考也苦恼万分。”(5)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他的弟弟在宫廷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凯瑟琳推测他想与一位宫女结婚，他因此失宠，杰里米及其法典的编纂也随之受到冷遇。

无论在哪里，在黑海度假、在自己的房间或在皇后广场大街，边沁每天都大量写作。他将所写的东西小心地藏在书橱的分类格内，除非一些好友要检索，否则就放着不动。结果，他在英国默默无闻，他的著作出版时也未引起多大注意。1788年，他遇到了日内瓦人杜蒙特，后者成了他的热情信徒。从边沁那里获得手稿后，杜蒙特将其译成法文，使这些著作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此外，杜蒙特还为米拉波的演讲提供材料，米拉波因忙于爱情和躲避债主，没空研究问题。杜蒙特在发表米拉波的文稿《地方通信》时大幅引用了边沁的文字。1789年，边沁写信给米拉波：

我赞同并为您的意旨感到骄傲，您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在完成这些文字期间，我焦躁地关注着。同时，我的译者和审稿人又借重米拉波伯爵的荣耀，允许我将自己塑造成与您通信的人。

边沁在法国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议会选他为法国公民。但他仍是一个托利党人，很快就对法国革命表现出厌恶之情，几乎同时，革命也将他忘却了。不过在其他方面，他的声誉稳步提高。亚历山大的自由派大臣斯佩兰斯基非常钦佩他。1814年，亚历山大还邀请他帮助起草一部法典。在西班牙和整个拉丁美洲，他备受尊敬，西班牙国会还投票赞同使用公款印刷他的作品。《西班牙的圣经》一书中的博罗说，他在加利西亚的一个偏远地区因销售《圣经》被捕，但当地方法官发现他是“大人物边沁”的同乡时，随即将他释放。美国前副总统亚伦·伯尔邀请他来墨西哥，在那里他们一个可以做皇帝，一个可以成为立法者（墨西哥人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边沁想去加拉加斯，这样可以一边享受那里的气候，一边为委内瑞拉制定一部刑法。在这些遥远的地方，边沁的名声似乎没有止境，正如黑兹利特所述：

“先知在自己的国家之外赢得了最大的荣耀”，不少人以自己的经历验证了这句古老的格言，而边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声誉好像居于圆周之中，其学识反射出日渐强烈的光芒，照耀在地球的另一边。他的名字在英国鲜有人知，在欧洲情况略好，而在智利的平原和墨西哥的矿山达到了顶峰。他为新大陆创立宪法，并为未来制定各种法律。他所居住的威斯敏斯特地区的人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的光芒照到西伯利亚时是那么苍白，那里的未开化的人们只能得到一些无济于事的安慰，而且可能以凯列班(6)的口吻对边沁说：“我知道您，您的狗和您的灌木丛！”也许黄褐色皮肤的印度人会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我们相信凯瑟琳皇后与他的观点一致，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皇帝也召见过他，赠了他一个装有自己微型画像的金制鼻烟盒作为礼物，一位哲学家得到如此荣耀后回归故里。相比之下，霍布豪斯先生在竞选活动中，罗尔勋爵在普利茅斯港，都取得更大的成就，边沁先生在巴黎或勃固虽然获得很大声誉，但这些似乎显得有些虚无。原因是我们这位作者的影响力仅仅在知识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追求抽象的、普遍的真理，并献身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这是一种从印度河流域飘向波兰的思想”——

他从未在自己的思想中混杂个人阴谋或政党政治。确实有一次，他在张贴传单时说他（杰里米·边沁）心智健全，认为塞缪尔·罗米里爵士是代表威斯敏斯特的最恰当人选，但这只是一时的突发奇想。如果说边沁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像他关于普遍人性的学说一样放之四海皆准，而不是局限于数百人的命运或者死亡率的高低。他的研究不仅涉及道德领域，而且涉及现实的物化世界。很少看到与之相近的思想，他的伟大思想以恰当的尺度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力量，又因为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得以提升！

作为哲学家的边沁先生与作为诗人的拉封丹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职业取向不同外，他们在一般习性和其他所有方面都相似，都有着孩子般的纯真。在最后40年里，他居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幢房子内，那里可以俯瞰公园，如同一位身居斗室的隐士。他将法律简化为一个体系，同时将人的心灵简化为一台机器。他几乎从不出门，也很少见客。即使少数几位被允许登门造访的客人，一般也是逐一单独与他见面，他不喜欢别人见证他的谈话。在交谈中，他说得很多，听话只听事实而不听观点。

与此同时，中年的边沁卷入了一个倒霉的项目，使自己生活陷入痛苦，财务陷入困局。他（或者也许是他弟弟）发明了一种新型监狱，称为“圆形监狱”。这种监狱呈星形，坐在中央的狱卒可以看到每间牢房的门。不仅如此，通过镜子和百叶窗组成的系统，狱卒可以看见囚犯，而囚犯无法看到狱卒。他认为这一想法还可以应用于工厂、医院、精神病院和学校。不过，有人以自由的名义反对将这项计划推广至除监狱外的其他地方。但边沁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幸福而不是自由，他不相信自由为幸福所必需。“你可以视这些对象为军人，视他们为修道士，甚至视他们为机器，这些我都不在乎，但只要他们幸福就行。虽然战争和风暴最为引人入胜，但和平与宁静更适合人们生活。”(7)

不要以为边沁在任何时间都将自己完全束缚于“圆形监狱”之中，其实他会参与五花八门的活动。例如，1800年他发明了冰箱。但多年来他全神贯注于圆形监狱，并竭力劝说英国政府至少按照他的计划建一座这样的监狱。终于，他获得了一半的许诺，于是为此购买土地，但后来发现政府改变了主意，因此损失了大量的财产。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乔治三世的个人影响，有人认为这也是他后来产生共和思想的原因。不过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他的计划获得了批准。沙皇亚历山大在圣彼得堡建了一座圆形监狱，1920年伊利诺伊州也建了一座。然而英国政府仍然固执己见。最后在1813年，因为当初政府曾鼓励他建监狱，所以给了他2万英镑的补偿。但在1808年，通过与詹姆斯·密尔的联盟，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当边沁成为激进主义者时，他在哲学上的一般观点并无改变，仍然坚持年轻时的思想。边沁不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但他思维清晰，富有逻辑，确信自己的理论正确无误。他的哲学有两大基石，一为心理学，二为伦理学。在一份仅供自己参考的笔记中，他简洁地表述了其哲学基石：

联想原理：哈特莱，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结，以及观念和观念之间的联结。最大幸福原理：普里斯特利。详尽地运用于道德领域的各个分支：边沁，先前爱尔维修采用了这一方法。

下面有必要对每一种原理加以阐释。

“联想原理”，就是大家熟悉的“观念的联结”，边沁将其归功于哈特莱。比如，在我与厄普顿·辛克莱交谈时，“联想”会让我说：“我希望刘易斯太太一切都好。”有时这一原理的结果会给人带来快感，比如看到牛肉时会让人想起啤酒。(8)众所周知，联想为我们提供了抓捕罪犯的一种方法。我们假定你正在盘问一个人，怀疑他用刀割开了他妻子的喉咙。你说一个词，他接着说出第一个闪现在他脑子里的一个词。比如，你说“猫”，他说“狗”；你说“政客”，他说“贼”；你说“刀”，他会冲动地说出“喉咙”，但他知道最好不要这样说，于是在犹豫了很久后说“叉”，犹豫的时间表明他在抗拒自己的念头。

迄今为止，联想已经司空见惯。但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心理过程都可以通过联想来解释，又认为心理学仅凭借这一原理就可以科学化。这一学说是边沁从哈特莱那里学来的。休谟比他的任何英国或法国的接班人都伟大，在哈特莱之前，他就在同一研究方向上完成了对他而言所有可能的工作，休谟想到了他的接班人所思考的一切问题，并指出了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然后进一步指出，毕竟他们也有不太正确的地方。尽管休谟的接班人想从怀疑论中得出一种义理，但休谟的上述做法惹恼了他们，正因如此，他们对休谟的赞美总是少于他应得的。其实哈特莱发明的不是联想原理，只是他的理论过度扩张遮盖了所有的心理现象。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问题上，自边沁时代以来，心理学的状况除了用语的变化外并无改变。我们不再提“联想原理”，而称之为“条件反射”。我们认为这类经验主要受到操作的影响，不取决于“观念”，而在于肌肉、腺体、神经和大脑。巴甫洛夫指出，根据这一原理可以做很多事，而沃森断言它能做一切事。不过，当沃森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胡椒”一词不会让你打喷嚏时，人们必定会认为他的体系其实并不完善。

联想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心灵所做的一切，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身体做了什么。联想学派倾向于强调心理的存在，而否认物质的存在。正如一位诗人所说：

斯图亚特·密尔对于精神和物质

予以无情的猛烈攻击，

但密尔对于精神的攻击程度要远远小于对于物质的。行为主义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相信物质，并不认为心理是个必要前提。

条件反射原理与联想原理的不同之处是，在科学方面，前者有了明确的进步。新法则涵盖了所有旧法则的内容，而且包含了更多更好的内容。无疑，旧法则在特定领域内是正确的，而新法则在更广泛领域内被证明是正确的，它覆盖了旧法则。真正引起争论的不是正确与否，而是其适用范围，有人说所有的心理现象都为条件反射原理所涵盖，也有人坚持认为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法则。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130年前的情形。

重要的是联想主义和行为主义有着非常相似的结论。两者都主张确定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受制于一定的法则，我们的行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确定的，所以在既定情形下我们的行为可以由优秀的心理学家予以预测。于是，有人设想边沁会这样说：“犯罪是环境的产物，如果特定的环境使人变坏，就必定有其他环境使他变好。所以我只需发明合适的监狱，就可以自动地将小偷转化为诚实的人。”与此相似，行为主义者认为培养德行良好的儿童只要创造出正确的条件反射就可以了。在实验室中，当狗照你的意图去做，你就给它食物，反之你就电击它。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儿童，他们让大家确信，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就可以让这些儿童遵循良好的行为模式。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话来称赞这一发现，它为沃克福特·斯奎尔斯(9)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最大幸福的原理”是边沁学派最著名的理论。根据这一原理，所谓善的行为就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不然就是恶的行为。根据上面引用的段落，边沁特别将这一原理归功于普里斯特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正如我们所见，很早以前哈奇森就援引边沁的话准确地表述了这一原理，并以某种形式为大多数英国和法国哲学家所接受。众所周知，普里斯特利是一位否认三位一体的神学家，也是一位化学家和激进主义者。他构建了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神学框架，几乎可以说是他发现了氧气，并且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他还是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由于这个原因，伯明翰的暴徒捣毁了他的房子，而他非常明智地流亡美国。他是一位最值得称道的公民，然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声称自己是最大幸福原理的发明者。

边沁的伦理学和心理学之间有所冲突。一个好的行为会促进普遍的幸福，但根据他的心理学定律，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幸福的。因为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追求自身幸福，对此加以指责无非是徒费口舌，而立法者的任务就是要让那些出于公共利益的行为也能保障个体幸福。正是这一原理激发了边沁的所有法律工作。

人们也许会猜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频繁地人为鉴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然而根据边沁的观点，有众多的原因可以使这种鉴定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频繁。正如先前许多作家指出的，因为人有同情心，所以面对别人痛苦的场面自身也会感到痛苦。此外，人们又发现（那个时期的经济学家都赞同）作为一般规则，一个人可以通过追求自己的幸福来促进普遍的幸福。同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学说也为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像其他一些严肃学说一样，拥有一种机敏有趣的特征。比如，曼德维尔问世于1723年的《蜜蜂的寓言》经过不断地修改，已经显得不太严肃了。曼德维尔在书中坚持“个人的恶德是公共的利益”这一主张，认为正是我们的自私才促进了共同体的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对这一学说大加赞赏，同时阐明曼德维尔不应称之为“个人的恶德”，因为只有没有把握心理学真正原理的人才会将利己主义视为一种恶。尽管利益的自然和谐之说不能作为一个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但作为一个广泛适用的一般原则逐渐被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所采纳。当然，以后我们也会看到李嘉图是如何在不经意间给了这一学说致命一击，并为阶级斗争这一与之对立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以最大幸福原理为基石的伦理观，后来被称为功利主义。如果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与正统的道德教义对立的。的确，巴特勒主教这样的杰出神学家也接受了这一学说，其实直到功利主义成为激进分子的口号之前，并没有人对此反感。一个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道德性的理论会认为，即使一个偶然事件也可以只通过其后果来判定善恶，并认为这一思想符合传统观念。然而事实上，根据传统观念，将某类行为归为有罪时并不考虑它们产生的后果。无疑，一般来说“不可偷盗”这一规诫是非常合理的，但也很容易想象，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窃贼可能会促进普遍的幸福。在功利主义的体系中，所有的一般道德规则都容易导致例外情形。边沁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他的主要门徒也是，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指责他们的学说的不道德性。但事实上，这种指责可能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很多，部分原因在于这一学派的领导者在提出他们的学说时均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私生活异常清白。尽管他们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赢得了尊敬。

边沁并没有对快乐和幸福做出区分，也坚决拒绝给所谓“较大”的快乐以定性上的优势。正如他所说：“快乐是等量的，图钉与诗同样是好东西。”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他的学说几乎是禁欲主义的。他认为，自我认同是最大的快乐，因为相对于未来的快乐，人们往往更珍视现在的快乐，所以只有聪明人才会审慎和自我节制。总体上说，他和他的弟子们在努力工作中追求幸福，并对所有的快乐漠不关心。无疑，这是性格问题，而不能说是从理论推导出来的原则，所以结果是，他们的道德品质与那些持正统观念的对手一样严谨。

* * *

(1)　指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詹姆斯二世及其后代夺回英国王位的一个政治军事团体，多为天主教徒。——译注

(2)　他在早餐前和晚餐后总是一成不变地绕着花园散步，他称之为“餐前和餐后绕行”。

(3)　转引自哈勒维，见《哲学激进主义的成长》（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第13页。

(4)　同上书，第21页。

(5)　埃弗拉德：《边沁的教育思想》（Everatt，The Education of Bentham），第153页。

(6)　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形怪物。——译注

(7)　伊利·哈勒维：《哲学激进主义的成长》，第84页。

(8)　英语里牛肉（beef）啤酒（beer）非常相似。——译注

(9)　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中的人物，开了一所教育犯罪青少年的学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