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马尔萨斯

思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而是疾病的产物，如同人病了会发烧一样。在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政治机体中的疾病导致某些人开始考虑一些重要的思想，由此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结合边沁的哲学和詹姆斯·密尔(1)承自哈特利(2)的心理学，产生了哲学激进派，后者支配英国政治达50年之久。哲学激进派是一群奇怪的人，相当无趣，完全没有所谓的“远见”。他们谨慎而理性，从前提开始小心论证，而这些前提多半会推导出错误的但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结论。这个派别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约翰·密尔，头脑不如边沁、马尔萨斯或李嘉图，想象力和同情心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其未能保住学术上的正统地位，甚至还对社会主义暗送秋波。而哲学激进派的创始人们则像《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摩德斯通先生(3)一样，不能容忍任何软弱。

随着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英国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他承继了法国的自由主义学说，率先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与哲学激进派的创始人不同，他敏感而温和，缺乏系统性思维，总是看到问题的局限性，例如在有关《航海法案》争论中，他提出了防御重于致富的著名论断。这位可爱的老先生，有着18世纪那种令人舒服的个性，在他看来，不值得过分固执己见而失了绅士风度。不过，他相信这样一种常识，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从宏观上说是和谐的，从有见识的利己主义出发的行为和从仁慈博爱出发的行为亦可殊途同归。这一原理后来被用来证明制造业主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体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又必然符合雇佣劳动者的真正利益，由此得出结论，雇佣劳动者如果反对雇主，那他们就是蠢货。

对我们的时代乃至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马尔萨斯，他的《人口论》（1798年第一版，1803年第二版）对其后所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萨斯虽然出生于1766年，但他似乎并未沾染上1789年之前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情绪。一个典型例证是，1783年，当24岁的皮特成为英国首相时，马尔萨斯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承担如此重任大为震惊，而其父却不这样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卢梭是他的朋友，据说还是他的遗嘱执行人，尽管此说显然不实。马尔萨斯的父亲狂热地崇拜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论》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他喜欢辩论，总是鼓励家人设置论题与他争辩。他相信社会进步，这令马尔萨斯大为光火，于是发明了一种被白芝浩(4)称为“摧毁快乐的装置”的论战武器。它是如此强大，使得马尔萨斯可以得心应手地应对一切问题，它就是著名的人口理论。

的确，1797年是个阴云密布的年份，就在这一年，马尔萨斯的脑海中第一次闪现出他的理论。当时，在经历了恐怖统治之后，法国大革命进入了腐败平庸的督政府统治时期。在英格兰，自由主义思想几乎消亡，税收和贫困你追我赶节节攀升，爱国者们对纳尔逊(5)的胜利并不满意，海军则处于暴动状态；尽管激进分子已被小皮特投入监狱，但爱尔兰1798年的起义已是一触即发。因此，不难预见一场长期的战争在所难免，随后将是长期的暴政、饥饿乃至周期性的饥荒，从法国大革命看到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此时，阴郁的理论可谓顺时应势，马尔萨斯亦着手准备将其公之于众。

《人口论》首次发表是在1798年，当时这一著述中几乎都是推论，并未引起注意。在1803年之前的数年里，马尔萨斯走遍欧洲，四处收集实例来支持他的论点。结果在第二版时，这本扎实的大部头使人们眼前一亮，它通过从世界各国获得的资料来支撑全书，仅目录部分就令人肃然起敬，比如“俄国人口”“瑞典人口”“德国人口”，等等。看到这些，读者便会对接下来的内容相信了一半。

马尔萨斯的理论精髓可谓简单明了：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人口大约每20年会增加一倍，然后会在100年内达到目前的32倍，200年内达到1024倍，300年内达到32768倍，依此类推。显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原因何在呢？

马尔萨斯说，有三种情形会导致人口下降，即道德约束、疾病和穷困。他对大规模的道德约束不抱什么希望，除非全部人口都接受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育。至于“疾病”，作为牧师的马尔萨斯不能多说，否则会惹祸上身。不过，他也承认可能在某些时期，如罗马帝国时代，疾病会对人口产生重要的抑制作用。尽管他不希望如此，但多数情况下，疾病的作用会非常显著。他还证实了流行性疾病所造成的人口下降会回升得很快。由此他得出结论，穷困是抑制人口过多的主要因素。既然有人饿死，那么人口就不该超过应有的水平。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再多一些，就能产出更多食物，这样的话怎么还会有人挨饿呢？关于这一点，马尔萨斯的论据后来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也就是说，如果以双倍的劳动力、双倍的资本投入某块土地，其产出将会增加，但不会是双倍。如果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一块之前荒废的土地，一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好的土地会被优先耕种。当然，如果人口非常稀少，上述说法就不对了。一个新生国家的先驱们往往会因为新移民的到来而获益，但对一个早已安定有序的国家而言，比如欧洲国家，一般来说，如果人口的增长没有伴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么人均食物数量就会减少。最终，这种情况会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人口如果继续增加，一个劳动力产出的食物将无法满足一个人的需求，而饥饿将抑制人口的增加。

因此，马尔萨斯提出，社会上最贫困的阶层必须穷到仅够维持生存，否则这类人口还会增加，直至到达这一平衡点。也许其间会出现短暂的特殊时期，例如在黑死病流行后，但这样的特殊时期不会太久，因为在恢复过去的状态之前，会有更多的儿童生存下来。所以说，一些人比其他人富有是件好事，否则在一个平等的体系中，所有人都会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准。有鉴于此，马尔萨斯排除了戈德温、欧文和其他改革者的方案。“可以百分百肯定，”他说，“既符合这些道德准则和宗教教义（这两者劝富人把大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又不至于让整个社会堕入悲惨境地的唯一办法，就是穷人对婚姻慎之又慎，无论婚前婚后都要权衡经济性。”马尔萨斯审视了所有企图改善人口问题但最终失败的方案，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通过“道德约束”来解决，至于另外一些与他扯上关系的办法，他都以嫌恶的口吻称为“药不对症”。

马尔萨斯是反对济贫法的，尽管他不认为可以突然取消。他说不可能阻止贫困的发生，也不可能使贫者变富或让富者变贫，只要目前的食物人口比继续存在，有些人就注定受穷。如果贫困率变高，以致不能使每个劳动者分得他的食物份额，那么由于一个国家的食物量并没有变化，又没有足够的食物分给每个人，于是食品价格就会上涨。

马尔萨斯不相信欧洲可以从其他大陆获得大量的食物供应。“这是一种疯狂的臆测，”他说，“有人建议（当然更多是一种戏谑而不是认真的态度），欧洲应该在美洲种谷物，作为最佳的世界劳动分工，欧洲仅仅致力于制造业和商业。”

工人阶级的唯一希望就是教育，教育可以作为反复灌输道德约束的一种手段。皮科克在《险峻堂》中借法克斯先生之口介绍了马尔萨斯，书中的法克斯试图“教育”那些即将结婚的乡下佬：

法克斯先生以极大的同情心注视着这对新婚夫妇，他决定搞清楚，现在这对新人如此鲁莽地要迈出这一步，他们心中是否对随之而来的恶果有清醒的认识。于是，他走上前去边搭讪边观察，普特派浦牧师大人那时没空，但几分钟后应该就有空了。“此刻，”他说，“我站在这里代表普遍理性，想问一下你们是否充分权衡了目前进行的程序将会产生的后果。”

新郎：普遍理性！我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普遍什么应该算上我。我们难道不是按婚姻法结的婚？如果在我和爱人之间冒出个什么普遍理性，那就搞砸了。

法克斯先生：现在恰好是要大声疾呼理性介入的时刻。

新郎：如果我或苏珊让理性等等，我想它会等待的。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法克斯先生：我的朋友，我确定普遍理性与婚姻法无关，也与其他强制力无关，它以权威的真理为基础，仁慈是它的目的，整个宇宙都是它发挥作用的范围。

新郎（挠挠头）：这些话太难懂了，但我猜你是说普遍理性是一位讲道理的传教士，但我是一名朴实的教徒，苏珊也是，是吗，苏珊？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新郎：我们与普遍理性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是吗，苏珊？

新娘：是的，没关系，罗宾。

法克斯先生：好，我的朋友，话虽如此，那么你们打算结婚？

新郎：哦，我认为是的，让普遍理性离开吧，是吧，苏珊？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法克斯先生：我诚实的朋友，那么你是否完全明白婚姻是什么？

新郎：苏珊和我都记住了祈祷本子上的话，是吗，苏珊？（此时苏珊不知道如何恰当回答。）规定那些人是不能得到——（这时苏珊突然在他手臂上猛地捏了一下，他咆哮着中断了话语。）噢，要我好看！噢，你那双臭手！我要报复。（他重重地吻了一下满脸通红的新娘的嘴唇，这一切让法克斯先生深感震惊。）

法克斯先生：你知道，很有可能在以后6年里，你会有很多孩子吗？

新郎：越多越快乐，难道不是吗，苏珊？（苏珊再次沉默。）

法克斯先生：我希望如此，我的朋友，恐怕你会发现更多的悲伤，你的职业是什么？

新郎：你说什么？

法克斯先生：你靠什么生活？

新郎：在凡慕布朗斯多干活，撒种、收割、脱粒，然后装上谷物赶着牛到市场去，有时也犁犁地、喂喂马，给马搞搞清洁，搭搭篱笆挖挖沟，把树推倒，还到果园去，酿啤酒，喝啤酒，每星期赚14先令解决我生活上的事。苏珊赚得多，她在凡慕奶酪场做挤奶工，要赚4镑17先令19便士，奶牛的老胸上可有把锁，挂锁什么的，是吗，苏珊？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法克斯先生：在我看来，我的朋友，你每星期有14先令，即使加上苏珊夫人的4镑17先令19便士，这些并不能维持你未来可能的家庭生活。

新郎：哦，我首先不知道苏珊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噢，见鬼，苏珊，不要掐我——第二点，我们按你和普遍理性的那个传教士的话想想，我家里除了我俩，没有什么其他人。

法克斯先生：但是会有的，如果你不能抚养你的孩子，那么教区必须为你抚养。

新郎：这样的话，那可糟透了。我为教区作了贡献，但我不想从那里获取更多。

法克斯先生：我敢说现在你不会。但是我的朋友，当照顾家庭的责任落在你身上，你的独立精神就要屈从于生活的必需。如果你意外地被解雇了，就像现在你的许多老实的伙伴那样，到那时你怎么办？

新郎：我会卖力干活的，先生，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没人会比我做得更好。

法克斯先生：你假定那时你会像现在一样尽力而为，你是否认为你这是在与一个可疑的未来结婚呢？你将如何养育你的孩子？

新郎：噢，现在可是主管着我们的时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法克斯先生：当然，但是你如何抚育你的孩子，使他们生存下去呢？

新郎：也许以后会有这样的事，但他们不会饿死的。我想如果他们像他们的父亲那样，生活就会有保证。现在我看出普遍理性是谁了，他是你的一个收税人，干着一份闲职，手里有公家的纸币，他从穷人嘴里抢面包，还不满足，他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参加海军，得到胜利荣誉什么的，他的老婆在买东西时不必讨价还价。

法克斯先生：我诚实的朋友，你陷入了激进主义的错误之中，我是为你的利益才解释这些道理的。因为穷人有太多的孩子无法抚养，所以这些孩子就被迫入伍，参加海军。于是，政治家和征服者就有现成的力量来压迫和毁灭人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他们可以凭借国内的财力轻松抚养孩子前不该结婚——

新郎：主爱你，那都是一堆废话，一句话：没有苏珊我活不下去，苏珊没有我也活不下去，是吗，苏珊？

新娘：活不下去的，是的，罗宾。

通过教育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约束”的程度，但这种教育似乎需要马尔萨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其过程可能有些漫长。不过，马尔萨斯也几乎赞同所有他那个时代的改革者关于大众教育为任何激进改良之必不可少这一观点。有些人反对教育，但马尔萨斯支持教育的理由是如果教穷人阅读，他们也会读懂托马斯·潘恩，从他的角度讲，他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人们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会盲从煽动性著作。

他坚持认为人们没有获得救助的权力，即如果一个男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生存，或者如果一个孩子不能靠父母的努力而生存，那么社会就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生计。

理论和经验清楚地表明，如果救助的请求得到应允，那么这种需求很快就会超过满足它的可能性，再加上在实际的救助中人们又试图包括人类社会中最悲苦和普遍贫穷的民族。这样必然可以得出结论，否定救助权要比允诺救助的论点更适合我们的生存状况。

伟大的造物主显然已经将智慧蕴藏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并没有泛泛地通过冰冷的和投机性的思考就得出结论。他让利己的激情比仁慈的心绪更强大，并及时地敦促我们照此行事，因为这一准则是保存人类种族之必需。

马尔萨斯反复强调，社会共同体的优越性源于个体的自私，也正因如此，仁慈的上帝将我们所有的人造就为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的行善是一种特例，这种行善是审慎的、算计的和自我克制的，不是一种冲动或轻率之举。马尔萨斯在自己婚后的头四年有了3个孩子，之后就没有生了，有人推断这是因为“道德约束”。不过马尔萨斯夫人对人口论的见解并无记载。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尔萨斯的缘故，英国的激进主义哲学不像所有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激进主义那样，在所有美德中它更看重审慎。审慎是内心的冷淡，是对情感生活的敌视，从各方面看，审慎是浪漫的中世纪精神的对立面。马尔萨斯当然会遭受严厉的抨击，而这些抨击都是基于情感或正统的宗教。在反击神学的批判时，马尔萨斯占据有利地位，身为牧师的他远离了作为异端人士的嫌疑。在反击情感牌时，他诉诸他那个时期英国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他的同时代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内容可以用来反驳他的理论，结果所有受他论点影响的人都赞同了他。在《人口论》发表后的80年中，他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此后又影响了出生率，尽管是以他感到难过的方式。随着他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下降，对出生率的影响却在增加，但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的伟大是用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来衡量的话，几乎没有人比马尔萨斯更伟大。

现在终于可以评判马尔萨斯学说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但在他那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被迫完全在国内生产食品。当时的英国普遍处在水深火热中，人口却在迅速增加。由于济贫法是根据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来发放救济的，于是看起来好像这种做法直接刺激了不节制的婚姻。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当时人口的快速增加(6)是由于出生率的上升，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也许你会感到奇怪，在如此的苦难岁月里死亡率还下降，但事实似乎毋庸置疑。克莱普汉姆(7)列举了其中的原因：“征服了水痘，通过排水系统减少了疟疾，曾在这块大陆上流行的坏血病消失，产科学的发展减少了婴儿死亡和产妇在产褥期的死亡，医院、药房和医学校增多。”1811年的出生率比1790年略低，而济贫法和工厂里的童工对此均无影响。

无论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1811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公诸于世后，人口增加的事实便无法否认。无疑，马尔萨斯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即除非农业技术有所改进，否则在一个限定地区，比如像英国那样已经有相当多人口的地区，不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生产出大量人口所需的食物。如果人口继续增加，因为食物的匮乏，很快就会达到一个不可能继续增加的临界点。这一结论最终不仅对英国而言是正确的，对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比如中国——事实不仅显而易见，而且具有悲剧性。

但自从马尔萨斯写了《人口论》，关于他的理论的局限性出人意料地变得十分显著。铁路和汽船的出现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欧洲应该在美洲种植谷物”。当然，马尔萨斯认为这不过是个笑话。现在，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证明超出了马尔萨斯的设想。不仅如此，最值得关注的是，雇佣劳动者财富的增加远远没有导致较高的出生率，反而在迅速下降，而这种下降在一战期间和以后阶段呈现出加速趋势，同时人们生活的舒适性再度下降。或许上述情况还都不足以反驳马尔萨斯的观点，但在白人地区，这些情况还是消解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重要性。而在亚洲，他的理论仍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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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世纪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下文中的约翰·密尔是他的儿子，19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提出并发展了功利主义理论。——译注

(2)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心理学联想学派的创始人。——译注

(3)　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继父，性情酷烈残暴。——译注

(4)　19世纪英国记者、著名政论家，著有宪政理论经典之作《英国宪法》。——译注

(5)　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译注

(6)　1801年，英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不包括爱尔兰），前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别为：1801年，10943000；1811年，12597000；1821年，14392000；1831年，16539000。

(7)　克莱普汉姆：《现代英国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1926年，第一卷，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