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贵族

“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先生！”5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福利奥特博士就这么嚷嚷着走进了克罗切特岛的早餐室，“我对发展心智这套东西已经完全没有耐心了，看看这里的房子，都快被我的厨师烧了，她想要发展心智，用一本廉价的小册子来研究流体力学，这本书是蒸汽知识学会出版的，一位博学人士所写，这位朋友想把他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并且好像他完全有资格谈论人类的每一门学问。”

——托马斯·洛夫·皮科克

上篇　社会背景

19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当时，它已经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而其他地方还没有动静。工业化引发了某种思维习惯，并催生了某种政治经济体系，这些特点在当时的英格兰与新的生产方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困难重重，现代化理念还是勉力拓展自己的道路，与陈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相抗衡。起初，现代化理念只出现在英格兰少数地区的工厂和矿业，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包括所有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要理解当时的新思想，就必须考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去了解统治阶级对于工业问题的无知，这源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及颇为自得的先入之见。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社会突然出现了不同的阶级和职业。对于工业社会的生活，无论是雇主的，还是雇佣劳动者的，其他群体事实上并不了解。在英国存在着三个阶级：地主、农民和劳工，小地主属于乡绅，大地主则属于贵族。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政治权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贵族之手，他们通过腐败的选区制度控制了下议院和上议院。大约在1760年之后，贵族们无耻地利用议会的权力大幅降低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同时还阻碍作为中间阶级的制造商的发展。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无知，部分是出于对社会新生力量的嫉妒，还有就是想获得高额地租。上述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议员普遍过着一种半梦半醒甚至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不是恪尽职责。然而，随着属于我们的时代的到来，勤奋努力成为一种风尚，18世纪那种得过且过的精神面貌逐渐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诚挚态度与美好德行。

第五章　贵族

英国贵族分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最初，他们分别代表着斯图亚特王朝的敌人和朋友。詹姆斯二世垮台后，辉格党连续执政近一个世纪。但在乔治三世的庇护下，托利党慢慢地回归权力中心，并通过反对法国大革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直到1830年，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是反对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这两党之间的隔阂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比如辉格党人有自己的圈子和聚会，托利党人亦是如此；而且他们奉行的是辉格党人只与辉格党人结婚，托利党人只与托利党人结婚。这两党都是贵族，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彼此有着不同的传统，对待新兴中间阶级的态度也相异。

19世纪早期，托利党人整体而言不如辉格党人明智。托利党奉行的首要原则是反对法国及其一切主张，这样的原则既不需要也不会激发出任何明智的思想。托利党人认为，在雅各宾派荼毒民众之前，一切原本都好端端的，现下拿破仑已被拘禁在圣赫勒拿岛，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一切可能使国内外的革命死灰复燃的苗头。尽管托利党人明白乔治四世只是代表着一种血统，但他们仍然忠于教会和国王。他们相信社会等级制度是天意，相信尊重下层服从上层的制度的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看中农业收益，迫切希望英格兰在食品方面能实现自给自足。当然，他们反对普及教育、出版自由和煽动性演说。此外，他们忠于英国早年的盟友葡萄牙，随后为履行这所谓的爱国义务而自食其果。自皮特(1)死后，托利党的政客们都是些庸碌之辈。唯有一位威灵顿公爵(2)是个人物，但众所周知，他在战场上要比随后在治国理政上的表现更为出色。对于这位威灵顿公爵，1827年，托马斯·穆尔在其作品中如此评价：

伟大的舵手承受着如此痛苦

只为证明全体一心。

平庸之辈唯唯诺诺

各路英豪绞尽脑汁。

托利党内真正杰出的政治家是坎宁，但他并不受党内人士欢迎。有一次坎宁刚刚走出某位托利党人的办公室，便听到有人在感谢上帝，说“他们不会再有这样令人讨厌的天才了”。

相比之下，辉格党人更有趣，也更复杂。他们因发动反对君主专权的革命而成功取得政治地位，所以永远也不会像托利党人那样怀着无可置疑的忠诚。辉格党吸纳了一些汉诺威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这些人就像对仆人一样，稍有不满便予以解雇。维多利亚女王曾问约翰·罗素勋爵，在某些情况下他是否会反对君主的合法性，勋爵回答：“女王陛下，如果这个君主是汉诺威王室的话，我想也许会反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虽然大多数辉格党人跟着伯克（Burke）一起谴责革命时，辉格党党首福克斯却以反对恐怖统治为由，竭力支持法国的革命。在1793年至1815年的漫长岁月中，所有对法国思潮怀有好感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犯罪，疑似雅各宾派信徒之人则会被判处长期监禁。一些杰出的辉格党人继续自由地表达意见，比如主张自由的信念，倡导激进的议会改革，而地位卑微的民众若是如此则会被送进监狱。辉格党人支持对拿破仑宣战，认为拿破仑是个暴君。但是他们对于战争本身却不像托利党人那样狂热，1815年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很多辉格党人认为应该再给拿破仑一次机会。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约翰·罗素勋爵还在下议院对这一策略没被采纳表示遗憾。

辉格党相信君主政体是维护国家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他们绝不会假装对王室显贵怀有任何尊敬，1829年，格雷维尔评论道：

“好人国王、睿智的国王是有过，但不太多。这些人一个接替一个登上王座，却个性低劣，而这个（乔治四世）我认为是其中最糟的一位。”

在描述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的白金汉宫时，克里维这样写道：

“从没见过如此邪恶的建筑，到处充斥着粗俗。建造它，花费了100万英镑，可是所有你能想到的错误都能在这里看到。树莓色的柱子绵延无尽，看得人头晕。而女王本人房间里墙纸的丑陋和粗俗程度远超（原文如此）其他地方……如果人们因目睹王室如此这般挥霍财富而激进地反对君主政权，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王室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令人无言以对。”(3)

相比之下，贵族的遭遇却引发了克里维的同情。威廉四世登基时，克里维（他称威廉四世为“比利”）取笑他视力不好。但是当他发现霍兰德男爵（福克斯的侄子）经济拮据时，为此感到心情沉重。

“昨天我在霍兰德男爵那里……他们看起来病得很重，并显然已经严重地入不敷出——霍兰德靠他的土地，霍兰德夫人仍仰仗糖和朗姆酒为收入来源。(4)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纸币势必会贬值或因其他方式再次丧失效力（英格兰没多久就回归金本位）；她回答说她祈祷上帝能让黄金重回生活，如若不然他们就没救了。男爵说他从不同意纸币的回归，不过他认为换算标准该改改：也就是说，法律要规定1枚沙弗林金币(5)应该值1英镑20先令或2英镑20先令，甚至3英镑20先令。”

霍兰德男爵夫妇是辉格党人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如果一个人有头脑并坚持正确的原则，他不必是贵族也可应邀参加他们的晚宴，希德尼·史密斯和（稍后）麦考利（Macaulay）是他们的座上常客。格雷维尔（1832年2月6日）描述了他第一次在霍兰德公馆(6)见到麦考利时的情形：

2月6日——昨与霍兰德男爵共进晚餐。我去得非常晚，发现乔治·罗宾逊爵士和一个身着黑衣、相貌平平的人之间有个空位，便坐下了。我抽空打量了一下邻座，开始猜测（人们通常会如此）此人是谁，当时他只顾吃饭并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是个无名的文人或者医生，也许是治疗霍乱的医生。不一会儿，话题转到早受教育和晚受教育上，霍兰德男爵说他认为自学成才的人尤为自负傲慢，他们对别人所知的一无所知，因而总是轻视大多数人，其实他们并没有在公立学校待过，也不了解通识教育的课程。我的邻座说，他认为最典型的自学成才的例子是艾尔菲耶里（Alfieri），到30岁时，他除了尚有进取之心外一无所成，由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艾尔菲不得不像小孩一样从初级教材学起。霍兰德男爵则以尤利乌斯·凯撒·斯卡利杰为例来说明晚受教育的问题，说斯卡利杰结婚之日才开始学习希腊语。我的邻座评论道：“斯卡利杰认为自己学习希腊语之举如同结婚一样，并非心血来潮。”他这番话和他的说话方式让我觉得他是个迟钝的家伙，因为他的举止近乎可笑，像是为了逗大家乐。我有些吃惊地听他继续侃侃而谈（从斯卡利杰受伤）一直谈到罗耀拉（Loyola）在庞珀洛讷受伤的事。我很奇怪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的，便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并继续享用晚餐。坐在我对面的奥克兰招呼我的邻座道：“麦考利先生，想来杯酒吗？”一听这话，我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他居然就是麦考利，很久以来我一直好奇这个人，想见到他，听他说话，他的天赋、雄辩、惊人的知识和多才多艺令我惊叹和钦佩了如此之久，而我现在就坐在他的旁边，听他说话，并视他为迟钝的家伙。我觉得如果他能读懂我此时的想法，看到我脸上每个毛孔涌出的汗水，不可能不被这个想法逗乐。直到麦考利站了起来，我才意识到他的外表是那么粗俗和丑陋，脸上没有一丝智慧的迹象，但是一块普通的黏土是包不住健全的心智和活跃的想象力的。他感冒了，喉咙有些痛，引得他胸部的肌肉不断收缩，看起来他好像在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他的态度让我不愉快，但它没有假设；说不上尴尬，但并不太轻松；没有经过修饰，但也不能说是粗野。没有任何被篡改过的谈话，也没有执着于什么意见或事实；没有假设拥有高人一等的权威，但他的信息很快就显现出了多样性和广泛性。无论谈及什么话题，他都显得非常熟悉，能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趣闻轶事他似乎都能信手拈来。当晚我们的主要话题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古罗马的长子继承权问题。但是，我觉得麦考利并不确定罗马的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只知道如果死者没有遗嘱，其子女都可以分得财产。晚餐后，塔列朗和蒂诺夫人(7)来了，人们将麦考利介绍给塔列朗，塔列朗说周二他要去下议院，希望麦考利在那里发表演讲，“听过所有大演说家的演讲，这次想听听麦考利先生的”。

梅尔本也是霍兰德男爵家的常客，他的谈吐据格雷维尔说非常有教养。以格雷维尔1834年9月7日的一段话为例，他说：“艾伦谈到了早期的改革者，即清洁派教徒及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相互迫害的。梅尔本引用维吉兰提写给圣哲罗姆的信，然后向艾伦询问亨利四世的第11号法案，一项获下议院通过的反对教会的法案，还提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开头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伊利（Ely）主教之间的对话，霍兰德男爵曾将这本书拿给梅尔本读，梅尔本已熟记于心并时刻激励自己。”

克里维有激进主义倾向，有时他会转而反对霍兰德。有一次，他们为福克斯的墓志铭发生争执，克里维写道：“霍兰德公馆是个既肮脏又卑鄙的地方，让我十分恶心（1820年7月24日）。”但在另一个时刻他的印象又截然不同：“从不知道霍兰德男爵是如此令人愉快，我想在世的英国人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涉猎这么多的领域——传记、历史和轶事（1833年11月23日）”。情感交流是他造访霍兰德公馆的又一个理由：“某次我与马达加斯加（霍兰德夫人的昵称）一起用餐，那是一个小型聚会，而让我高兴的是，有如此充足的活动空间……虽说这里同我所知道的其他公馆一样舒适，但有时候这里特别废话连篇，此次聚会也不例外（1836年4月23日）”。霍兰德公馆的晚宴又因过于拥挤嘈杂而声名狼籍。我的祖母跟我说过这种情形，有一次她去霍兰德公馆赴宴，因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霍兰德夫人便为他安排座位，她说“再挪挪，亲爱的”，而霍兰德男爵应道：“我是得腾出点空，不然没地方坐了。”

霍兰德夫人有时会显露出贵妇人特有的傲慢，克里维（1833年7月6日）举了个例子：

周四，我在塞夫顿（Sefton）勋爵家里又见到了霍兰德夫人。她抱怨庭院里的路太滑，这可能会让她的马摔倒。塞夫顿回应道，如果下次她赏光参加晚宴，他会铺上砾石。她闻言一脸鄙视，并把目光转向盆栽的美丽玫瑰和各种鲜花说：“塞夫顿勋爵，请你将这些花搬到屋外吧，气味实在太冲了。”——于是塞夫顿和他的男仆保利将摆放鲜花的桌子连同上面的花一起搬出了房间。莉·塞夫顿平时打扮好之后总要在胸前戴一束花，可怜的她此时只能无比谦卑地取下来，说：“也许这束小花对您霍兰德夫人来说气味也太冲了。”——但有些时候却乐于允许莉继续佩戴，尽管语气不是那么亲切。在晚餐结束点燃蜡烛时，霍兰德夫人要求熄灭其中3根，理由是蜡烛太多而且离她太近了。真是这样吗？

她去世时，格雷维尔顺便对霍兰德公馆的重要性做了总结（1845年11月24日）：

尽管没人喜欢她这样的女人，她的去世也不会引起大家的悲伤，但是很多人还是感到惋惜，有些人是出于仁慈，更多人则是出于利己之心，所有习惯了霍兰德公馆的生活，想继续成为霍兰德夫人的常客的人，都为这出长剧的落幕，为照亮和装点了英格兰甚至欧洲半个世纪的一缕社交之光的最终熄灭而哀叹。世人从没见过、也永远不会再看到霍兰德公馆这样的地方，当然我指的绝不是霍兰德男爵的生活场景，而是霍兰德夫人在她周围营造出的最后一个大社交圈，几乎吸引了所有耀眼的、非凡的、讨喜的人。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辉格党的社交圈都像霍兰德公馆的宴会那样满是知识分子，但总体而言，辉格党的领袖们都是些相当有教养的人，重视文化，并兼具18世纪的道德自由。霍兰德夫人在嫁给男爵前有过婚姻，在离婚前，其前夫与男爵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众所周知，梅尔本的妻子疯狂地爱上了拜伦，而她追求爱情的方式就连拜伦也接受不了。奥克斯福特夫人也爱着拜伦，但她的爱得到了回报。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8)也是奥克斯福特夫人的情人，所以她的孩子也被称为“奥克斯福特的杂烩”（Oxford Miscellany）。

辉格党的社交圈对于激进的离经叛道者较为宽容，假如这些人同时还有才智、学识，或者出身和财富兼具。拜伦起初轻而易举就加入了这个圈子。后来他在上议院发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演说时，为因实施暴行而受到严惩的“勒德分子”辩护。没有人从坏处想他，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大家知道这次演讲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但后来拜伦走得太远，不是政治方面，而是私德方面。其实拜伦并没有多少过错值得谴责，问题在于他总喜欢炫耀这些过错。最后就连老梅尔本夫人也离他而去，她的孩子已经从政，她本人曾是拜伦的知己。在那个时代，18世纪的自由已经发展到了良好教养所能允许的极限。

彬彬有礼的怀疑态度在辉格党人中极为常见。但支持他们的中间阶层大多是虔诚的新教徒，因此异教徒思想只能通过公开发言来交流：要用粗俗的方式陈述，以便下层群众理解。因为这个原因，原本完全可以凭借才华侧身其中的雪莱，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外。雪莱采用的方式，如同一个大学生要让他所在学院的院长转化为无神论者，虽然这件事本身不能说是坏事，但无疑这样的方式非常糟糕。此外，雪莱还抛弃了自己的妻子，更糟的是，他和那个被称为老恶棍的戈德温的女儿一起离家出走。戈德温是雅各宾党人，曾因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获罪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后来他逃脱了惩罚。这位年轻的戈德温女士，其父是个头发斑白的革命分子，其母提倡女权，并在巴黎公开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好玩，还为了遵从一种理论，这可不像是闹着玩的。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自由派贵族被罗伯斯庇尔砍头的事，所以辉格党人始终明白不能过界，并且恪守界限，特别是在雪莱的问题上。人们告诉我，偏见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时代，并且还会以这种方式继续。我16岁时就对雪莱产生了兴趣，人们告诉我，拜伦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尽管他身负罪孽，但那是他年轻时不幸的环境引他误入歧途，而且多年来他的心头一直萦绕着悔恨。但是，对于雪莱的人品就没什么好分辩的了，因为他是按他的原则行事，他的作品也因而不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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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小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老威廉·皮特之子。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其任内是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时期。——译注

(2)　即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英国第21位首相，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授英国陆军元帅衔，沙皇亚历山大称其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译注

(3)　《克里维文集》（Creevey Papers），1903年，第二版，第307—308页。

(4)　霍兰德夫人是牙买加种植园主的女儿和继承人。

(5)　旧时面值1英镑的金币。——译注

(6)　一座位于伦敦肯辛顿的大型宅邸，19世纪辉格党人的重要聚会地点。——译注

(7)　即蒂诺公爵夫人，是塔列朗的侄女。——译注

(8)　18世纪英国政治家，热衷改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