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神圣同盟

想像别人一样成功总是有风险的。1814年盟军进入巴黎之时，最重要的地方被亚历山大占领了；但1815年进入巴黎时，亚历山大的光芒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风头掩盖。在没有亚历山大或奥地利的帮助的情况下，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最终战胜了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然而，即便尘世的荣耀衰减了，天堂的荣耀依然是可以实现的。此时的亚历山大比以前更加笃信宗教。

亚历山大从他相识的女士们那里多次听说过一位非凡的女预言家的大名：克吕登纳男爵夫人（Baroness Krüdener）。这位时年52岁的女士并非一直过着宗教生活。她的青春岁月是快活的，也有起起落落，她向我们保证，她高尚的天性从来没有完全沉睡，在哥本哈根奢靡和荒唐的享乐中，她仍然保持着自我和真实，始终顺从自己的天性。1789年，她决定顺应自己的天性离开哥本哈根（她丈夫是俄罗斯大使）留在巴黎。然而几个月后，克吕登纳就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裁缝师那里欠下了800英镑的账，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她只得搬到了蒙彼利埃。

国王路易十六逃往瓦雷讷之后，由于他用了克吕登纳一个朋友的护照，她出于谨慎决定离开法国，而她的情人扮成男仆陪伴左右。她将情人介绍给自己的丈夫并坦诚相告，但后者的反应未能如她所愿。“M.德·克吕登纳，”后来她评论道，“对家庭幸福毫不在乎，对晚餐、访友和看戏等却兴趣越来越大。”尽管丈夫如此麻木，她还是与他住在柏林，他是驻当地的大使。她相信自己将好运带给了丈夫，她说：“自从我回到丈夫身边，上帝就希望保佑他……为什么我不相信一颗虔诚的心，相信它以质朴和信心祈祷上帝赐福于另一个人，让他获得它所祈求的呢？”然而，1801年，她最终离开了男爵，如果之后上帝仍然保佑男爵，那一定采用了其他方式。

她的转变发生在1805年，当时她与母亲住在里加。一位年轻人爱上了她，在向她脱帽致敬时突然倒地身亡。她非常不快，在她看来，这事可能也会发生在她身上。不久之后的一天，她注意到自己的鞋匠一脸幸福，便问其缘由，鞋匠说这是因为自己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阅读了《圣经》。她也如法炮制，发现果然有效。她写了自己的感受：“你想象不到我从这神圣而崇高的信仰中获得了什么……爱、志向、成功，这些对我而言不过是些愚蠢的事情。夸张的感情，即便是合法的，在我看来也无法与至高无上的纯洁和天堂的幸福相比。”

她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是她度过了10年宗教生活之后的事。当时她有一种预感，自己必定会见到沙皇，于是1815年春天她在一个小村庄安顿下来，这个村庄位于维也纳至俄国军队驻地之间。这年6月4日那天，亚历山大率领他的部队匆忙地从维也纳会议赶回，当晚在海尔布隆过夜，发现那里离克吕登纳夫人的居住地很近，他已久闻其名，但不知道她就近在咫尺。由于过于疲劳无心读书，再加上心烦无法入眠，他想起听说的她的事迹，希望有缘一会。因此，她被宣召进见。

克吕登纳开门见山地告诉亚历山大他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谦卑。她说自己曾经也是个大罪人，但她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下获得了宽恕。亚历山大回答说：“你让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为此我感谢上帝。我觉得这样的谈话应该多多益善，请你不要离我太远。”她遵从皇帝命令，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刻都不曾离这位高高在上的忏悔者太远。

这二人的德行之结晶便是神圣同盟，亚历山大于1815年9月草拟出相关文件，其主旨是要将宗教真理应用于政治，这正是他从男爵夫人那里学来的。亚历山大将草案交给她，并恭敬地接受了她的修改建议，然后立即送达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希望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尽快签署。（苏丹王(1)不是基督徒，所以不在其列。）

以下便是由亚历山大、弗兰茨和腓特烈·威廉在9月26日签署的神圣同盟宣言：

以神圣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发布的宣言

奥地利皇帝陛下、普鲁士国王陛下和俄罗斯皇帝陛下，鉴于最近3年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鉴于神已赐福于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也将自己的信任和希望全部寄托在神意之上，因此三国君主深信各大国的相处原则必须以至高无上的真理为指引，而这种真理就包含在对于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的永恒信仰之中。三国君主庄严宣布，本宣言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决心，一种坚定不移地奉行其行为准则的决心，无论是管理国家内政，还是处理与其他任何政府的政治关系，皆以神圣的宗教原则，即正直、仁爱与和平，为唯一遵循之原则。就个人私生活而言，这些原则还远未付诸实施，但是这些原则应当直接影响各国君主的决心，并引导他们所有的决策，由此成为巩固人类各种制度以及完善各种不尽人意之处的唯一途径。

因此，三国君主正式接受下列条款：

第一条　根据神圣经文的训示，我们所有人彼此要以兄弟相待，缔约三国的君主将以一种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之情团结在一起，视彼此为同胞，无论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均互帮互助；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与臣民及士兵的关系如同父亲与子女，由此引导臣民与士兵之间情同手足，共同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

第二条　这一原则的生效，将使得政府之间或各国臣民之间形成一种互惠互助，向彼此展示善意和能让彼此欢欣鼓舞的情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都看作同一个基督徒的国的子民；缔约三国的君主只能视自己为在神的授意下管理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它们是：

奥地利，

普鲁士，

俄罗斯；

缔约三国承认其君主与子民组成的基督教国家除了神圣的主耶稣基督之外，再无其他统治者，他拥有独一无二的至高权力，因为他拥有所有的爱，所有的知识，所有无限的智慧。可以说，我们神圣的主耶稣基督以其身传上帝之言。

因此三国的皇帝陛下以最诚挚的关怀将这一原则推荐给他们的臣民，这一原则出自善良意愿，同时也是享有和平的唯一途径，它将成为唯一的永恒。这一原则每天都会自我强化，并引发更多的准则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神圣救主命令人类必须履行的。

第三条　所有有此庄严愿望的国家，公开接受本宣言提出的神圣原则的国家，如果已经意识到这一原则对于长久困扰我们的幸福问题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意识到将来这些真理将对人类命运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那么这些国家将会被热情地接纳进神圣同盟。

公元1815年9月14日（26日）签署于巴黎

（签名）弗兰茨

腓特烈-纪尧姆

亚历山大

但是，其他君主和政治家对神圣同盟评价不是很高，因为它表明欧洲的事务仍由始于肖蒙(2)的四个大国的联盟所控制。路易十八后来被允许加入神圣同盟，这是因为法国的重要性是宗教意义上的，而不是就其国际地位而言。在梅特涅看来，正如他对卡斯尔雷所说的，亚历山大的思想已受别人影响；弗兰茨皇帝同意此说，但认为顺应亚历山大而签字是更为明智的。英国政府拒绝参加神圣同盟，不过摄政王——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给沙皇写信表达了同感。当亚历山大向卡斯尔雷讲述神圣同盟时，碰巧威灵顿也在场。对于皇帝向他们解释此事，这两人（为此卡斯尔雷还写信给利物浦勋爵）感到很难保持镇定。有趣的是，亚历山大的转变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反动派的胜利，而反动派自己——都宣称信奉基督教——却认为这项提议是基于基督教原则存在的，这个原则本身则是精神错乱的表现。

神圣同盟本身对欧洲事务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所有的事情都由各国议会处理，然后提交维也纳会议形成最终法案。而实际上，在1815年到1830年这黑暗反动的15年间，民心并没有误以为所有对自由的压制都是神圣同盟所为。亚历山大的这个转变使他不再是自由主义者，因此影响力越来越不如梅特涅。而梅特涅在欧洲的权力也似乎越来越小，并且不时受到克吕登纳夫人的干扰。不久之后，沙皇对克吕登纳夫人感到厌倦了，然而取代她的另一位宗教导师则贻害更大。亚历山大和克吕登纳夫人之间的关系与尼古拉二世和拉斯普廷(3)的关系颇有相似性，区别在于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当我们的视线从沙皇个人转移到整个世界时，喜剧的色彩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不勒斯的爱国者或失去性命或遭终生监禁，俄国的士兵被鞭笞致死，希腊人被钉在尖桩上，皆因亚历山大柔弱的良心需要这样的牺牲。在找到救世之道前，亚历山大还是讲人道的，之后却渐渐沉沦，越来越残酷。

由维也纳开始并延续下来的会议体系有：1818年的亚琛会议，1820年至1821年的特罗保和莱巴赫(4)会议（实际上是一个会议），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

亚琛会议被梅特涅描述为“一个相当小型的会议”，它主要关注法国事务，各方达成的共识是，外国军队应在两个月内从法国领土上撤离。会上，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还重申了《肖蒙条约》，根据1814年签订的该条约，四国一致反对在法国建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政府。《肖蒙条约》一经签订，法国就被接纳进大国行列，不再被他国区别对待。另一个秘密协议则规定五国中的任何一个若发生革命骚乱，可以求助其他四国，后者不得拒绝施以援手。各方还决定定期召开会议，一旦发生危机也可随时召开。一个国际性政府由此具有了立法功能和执行能力，其宪法就是合法性原则。

特罗保和莱巴赫会议将亚琛会议上达成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重要的实际应用。当时，各种令人恐慌之事层出不穷，搅得各国君主及大臣们心神不宁。在西班牙，军队发生哗变，他们强迫国王恢复1812年的宪法。雪莱以此为灵感创作出了《自由颂》，诗的开篇写道：

一个光荣的民族，再次激发

各民族的雷电，自由。

但雷电是危险的，于是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决定要出手制止。不过，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葡萄牙人不久也步了西班牙后尘。而梅特涅更为关切的那不勒斯则奋起反抗斐迪南，迫使其发誓遵守新宪法，这一宪法是他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制定的。英国一开始就对东方各大国的反动政策持怀疑态度，于是拒绝参与任何镇压革命的行动。而法国在盟军的压力下已经接受了一个议会政体，它不能确定西班牙应不应该拥有一个议会，但非常确定如果要对西班牙进行干涉，那么应该采取纯粹的法国式做法。至于东方各大国，它们所担心的是，如果法国军队一旦与西班牙革命派有所接触，法国自身的革命传统就可能会被唤醒。随后，英国否决了针对葡萄牙的所有行动，梅特涅也被迫决定只让奥地利军队前往那不勒斯，此举引发了其他国家对于奥地利扩张势力的恐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镇压行动还是告成，唯有葡萄牙例外。在法国，部长易人使得极端保守势力上台，后者派出法国军队于1822年入侵西班牙，恢复了国王的专制政府。而那不勒斯的事态平息得更快，斐迪南逃到教皇国(5)乞求奥地利人的帮助，于是他那不负责任的统治得以恢复，残暴的白色恐怖也一如往昔。上述事件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教训，并使得他们在欧洲沉寂多年。

亚历山大本人以前也是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在此关键时刻，梅特涅的运气来了，当时亚历山大手下的谢苗诺夫斯基军团发生兵变，而亚历山大对该军团一直非常看重。这是一场非常温和的兵变，因为士兵不堪忍受一位新任上校的残酷行径所致。表面上，亚历山大将事情交由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处理，实际上自己亲自介入对于反叛者的惩处，并坚决要求施以令人吃惊的严刑，但同时又以仁慈的假象加以掩饰。正如史料所载：“皇帝陛下打算对下列人员进行长期的预防性拘禁，同时考虑到这些人曾在前线服役，所以恩赏宽恕，对他们处以较轻的鞭刑，每人6000下，然后押往矿山参加强制劳动。”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写信给他的教友戈利岑王子：

我彻底放弃了自我，完全听从主的指引，遵循他的旨意。是主在命令和处置事情，而我只是忘我地追随，去追寻我内心认定的唯一可以指引我到达终点的路径，而这终点正是主安排的救赎，是他决心实现的普遍的善。

这番虔诚的表白，出现在亚历山大于莱巴赫会议期间所写的一封长信中，他试图以此为自己对那不勒斯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为戈利岑王子对他的做法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亚历山大则声称对招致批评难以理解，他辩称“那不勒斯的这些破坏性原则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在三个国家引发了革命，还威胁要散布到整个欧洲，照你的想法，我就得默默忍受”。他继续说，这些原则不仅反对王权，还针对基督教。接着，他进一步将那不勒斯国王与犹滴，将那不勒斯的革命者与荷罗孚尼(6)相比较，以此证明上帝会让弱势一方获胜。他还引用斐迪南的信，说他唯一信赖的就是上帝（其实除非斐迪南在宪法问题上做虚假誓言，否则他并无风险，因为立宪派希望保留他们的国王）。在这些之后，亚历山大又用几页纸陈述了一些世俗的理由，既狡猾，又言之凿凿，但随即又回到了宗教话题上。他说，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革命者、烧炭党(7)人都是一个大的阴谋的一部分，不仅旨在反对政府，更是要反对救世主的信仰。“他们的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8)（伏尔泰语“碾碎贱民”）。以前我只是通过伏尔泰、米拉波(9)、孔多塞以及众多这类人的著作才熟知这些言论，现在我甚至不敢把这些可怕的亵渎之词写出来。”他说，他与圣保罗的信仰是一致的：

此时，我打开《圣经》，寻找那些含有我要向你表述的意思的段落，不过我的眼睛落在了《罗马书》第8章从22节到结束的部分，尽管这不是我所要寻找的，但这些内容如此引人注目，与我要写信对你说的有相似之处，所以我劝你也读一读。

我要寻找的有关信仰的内容出自《罗马书》第14章末尾的23节：“他必有罪，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10)

我觉得我的工作既危险又神圣，我既不应该也不可以妥协，甚至不该成为别人非议的由头。

《罗马书》第14章中圣保罗说：

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16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18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19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21节：无论……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

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23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由此看来，似乎囚禁那不勒斯那些优秀的将士是正确的，让一个残暴的君主恢复其专制统治也是正确的。亚历山大指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他能使自己的意志占据上风。梅特涅觉得他疯了，但认为这无关紧要，只要能利用疯子来达成奥地利外交部的意愿就行了。

亚历山大的宗教经历分为好几个阶段。首先是正统信仰阶段，这时的他并无太多困扰。然后，部分是因为受了他妹妹叶卡捷琳娜的影响，他对共济会产生了兴趣，而此时共济会是被较为正统的信仰所厌弃的。后来，克吕登纳夫人听从摩拉维亚鞋匠的建议，尊崇《圣经》并引导亚历山大学习经文。亚历山大鼓励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在俄罗斯发行《圣经》，并和戈利岑王子联手开展这项工作。戈利岑的一个朋友科舍列夫，是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宗教助理。这两人竭力阻止亚历山大成为彻底的保守分子，因为这二人的宗教观并不认同俄国教会权贵们狂热的正统信条。当时教会权贵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是修道院院长佛提乌斯，在科舍列夫死后，他对亚历山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舍列夫去世后，佛提乌斯做了一次有点怪异的葬礼祷告：

在孤寂的深处，我祈祷主在他认为合适时派遣上帝的仆从，去摧毁隐匿在神秘之地的撒旦巢穴，那些伏尔泰分子、共济会和马丁主义者(11)的秘密社团，和那些被多次诅咒的七头蛇一般的光照派。他们将在圣乔治日(12)、11月26日被大祭司召唤到主的裁判所前。

在国际事务上，亚历山大仍有一步棋要走，这步棋在1822年维罗纳会议期间以及维也纳的初步对话中完成。当时，奋起反抗土耳其暴政的希腊人民正在集聚，并且唤起了一些人的极大热情，不仅有自由主义者，还有那些念念不忘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不愿基督徒臣服于伊斯兰教徒的人。而在俄罗斯存在着一种同情希腊人民的民族主义动机，因为土耳其一向是俄罗斯的敌人，而且俄罗斯有领土野心，在这一点上只有牺牲土耳其人的利益才能得偿所愿。但奥地利人看待这个问题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他们担心土耳其的解体可能会使俄罗斯过于强大。后来，梅特涅成功地说服了亚历山大不要去追究希腊人反抗的原因，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在反抗合法的统治者。而梅特涅很清楚，亚历山大这么做是在牺牲俄罗斯的重大利益，他写信给弗兰茨皇帝说：“俄罗斯内阁一下子就葬送了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的丰功伟绩。”从此，欧洲协同体(13)接受了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的交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梅特涅对此颇为自豪，他志得意满地写道：“我完成了一项不同凡响的壮举。”

对亚历山大而言，他似乎仅仅贯彻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夏多布里昂，法国在维罗纳会议上的全权代表之一，想起了沙皇就这一问题对他说的话：

不会再有什么英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普鲁士的或者奥地利的政策了，除了一个普遍政策，其他什么都不会有了。这个政策必须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为所有国家的人民和君主所接受的。我正好借此机会证明我对我视为神圣同盟基石的原则的信心，而希腊的反抗运动正好证明了这些原则。毫无疑问，没什么比和土耳其打一场宗教战争更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我人民的利益或者我国立场了。但是，我想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麻烦中觉察到了革命的迹象，因此我放弃了我方利益……是的，我绝不会舍弃与我联盟的君主，必须允许国王们公开结盟以保卫自己、对抗那些秘密社团。是什么在诱惑我？我需要什么来强大我的帝国？上天让80万士兵听从我的指挥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野心，而是为了捍卫宗教、道德和正义，为了让那些维护世界秩序的原则成为主导，正是这些原则支撑着人类社会。

基于这些考虑，帝国的这位性格内向的人保住了自己的美德，而希腊人则继续被钉在尖桩上。

亚历山大在位的最后几年中，他在国内事务方面的表现并不好过在欧洲事务方面的表现。他实行了极为严苛的审查制度，削减教育，严格限制学术自由，同时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军事基地（military colonies）”上，这项措施企图使农民服从军队纪律，又没有把他们从农奴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他的大臣阿拉克切耶夫是一位黑暗天使，利用亚历山大自责的心态，引导绝望中的他变得残忍。阿拉克切耶夫曾是保罗一世的忠实仆人，他并没有忘记提醒亚历山大这一事实。1823年，在保罗诞辰纪念日那天，阿拉克切耶夫写信给亚历山大说：“在神殿里，在今天这个怀念他的日子，我向他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上帝座位旁边那个他曾经待过的地方，他肯定看到了他从前的臣民所表达的真挚而忠贞的情感，在过去这个臣民曾以如此的情感取悦于他，而现在他的高贵的继任者也一定感受到了这种情感。他仿佛仍然活着，来到他儿子的身边，命令这个仆人继续效忠这个皇帝。我以全部的真诚奉行这个命令，我每天都感谢上帝让陛下您表现出对此的赞赏。”

亚历山大欠着阿拉克切耶夫的人情，是他的保护使得亚历山大免受保罗的伤害，暴躁的保罗常常危及家人安全。亚历山大将许多内政事务交给阿拉克切耶夫处理，还有一些则是表面上交给他，实际上亲自介入。比如，在皇帝的手书文件中，人们发现了阿拉克切耶夫写给一位希望退休的官员的信件草稿，信中阿拉克切耶夫告诉他最好不要向皇帝提出辞呈，并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驳回了他的请求。

至于有多少残酷行为应该记在阿拉克切耶夫的账上，又有多少他只是做了亚历山大的挡箭牌，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是阿拉克切耶夫滋长了亚历山大的自责，这让他最终对生活产生了厌倦，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待不长。日渐阴暗的心理使他处于疯狂的边缘，冷酷偏执使他与修道院院长佛提乌斯这样的人臭味相投。1815年以后，他拒绝一切的欢乐和爱情，那时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也死了。日积月累，现实世界被他内心弥漫的困扰所遮蔽，直到阴郁占据了他整个人，他愤愤而终。

亚历山大的性格，除了带有罗曼诺夫家族特有的疯狂，还混合着虚荣和农民式的精明。这种精明在他的全盛时期非常突出，但到最后机关算尽一败涂地。在爱尔福特时他假装与拿破仑交好，却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可以静观他的垮台，如果这是上天的安排的话。”而且，他还为自己的幸灾乐祸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同时解释了当时与之交好为什么比剑拔弩张更为可取。而他的虚荣则让他渴求得到每个人的认可。根茨在有关维也纳会议的报告中说：“俄国皇帝来到维也纳，首要任务是要得到大家的赞赏，这始终是萦绕他心头的一桩最重要的事。”人们可以从早年亚历山大的一些事迹中看出这些，那时，他还是个年轻英俊的农夫，他在乡村节庆中轮流与少女跳舞以赢得她们的欢心，他曾在奶牛买卖中诓骗了他的乡邻。他的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靠近上帝的虚荣。他害怕自己登上王位的方式遭人诟病。而严酷的统治使他觉得自己是在取悦上帝，也让他想象自己跟父亲很像。

这位神圣联盟的创始人，在10年期间内以自己的基督教理念掌管着欧洲的国际事务。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虽然结果或许不那么尽如人意。

* * *

(1)　苏丹王是旧时的土耳其君主。——译注

(2)　法国地名。——译注

(3)　生在农家，后为僧侣、神秘主义者，混入宫廷并得到俄国沙皇及皇后的宠信，后因丑闻百出引起公愤，终被合谋刺死。——译注

(4)　今称卢布尔雅那。——译注

(5)　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是由罗马教皇统治的世俗领地，现已不复存在。——译注

(6)　《旧约》中的故事人物。亚述国王令大将荷罗孚尼率军讨伐不听号令的周边小国，荷罗孚尼发兵包围了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人，美丽而虔诚的犹太寡妇犹滴假装告密来到荷罗孚尼的军营，以美色诱之，受邀去其帐中饮宴，荷罗孚尼醉酒睡去，犹滴挥剑斩下其头颅带回犹太城中。在犹太人的攻击下，失去首领的亚述军队溃败逃走。——译注

(7)　19世纪意大利的革命组织，旨在统一意大利，建立共和国。——译注

(8)　这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专断。——译注

(9)　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译注

(10)　此处与《罗马书》原文有出入，我在这里照搬了皇帝书信的原文。

(11)　指马丁教派的追随者或门徒，为基督教的秘传教派，素有神秘主义传统。——译注

(12)　即每年4月23日，纪念英格兰守护神圣乔治的殉难日，也是英格兰的国庆日。——译注

(13)　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缔结的四国同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