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詹姆斯·密尔

正是主要借助于詹姆斯·密尔，边沁才成为英国政治领域中的一大势力，而边沁身上大量的顽固的苏格兰人性格，也转化为英国激进主义性格。密尔出生于1773年，比边沁晚25年。其父是个小商人，他的教育归功于其资助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当时斯图尔特爵士被这个孩子的才能所震惊。本打算让他成为一名牧师，但密尔在完成教育时已不再信仰基督教。(1)1802年，密尔来到伦敦，但当时他绝非激进分子，因为支持反雅各宾派。他以新闻业为生，闲暇时教自己的儿子并写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书。历史书的写作始于1806年，1818年出版，这本书使他的整个余生都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从1808到1818年，密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边沁的馈赠。在边沁居住的皇后广场的花园里，有一栋曾经属于弥尔顿的小房子，有段时间，边沁出钱租下它给詹姆斯·密尔居住，但后来边沁又在自己房子的附近另找了房子给密尔住，密尔自己也支付一半的租金。夏天时，如果边沁离开伦敦，密尔通常陪他同行。

在遇到边沁之前，密尔就已然是个激进分子。在心理学方面，他是哈特莱的追随者；在经济学方面，他接受了马尔萨斯理论，又是李嘉图的好友；在政治上，他是极端民主人士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徒。他不是一位原创思想家，但他思路清晰，充满活力，具有天生追随者应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彻底鄙视任何与先贤学说有偏差的理论。“我太明白可怜的康德在说些什么了。”在简要阅读了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后，密尔这样写道。由于爱尔维修在各方面与密尔颇为相似，所以密尔非常推崇他，并从他那里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教育万能的观念。长子约翰·斯图亚特出生时，密尔正好开始写作印度史，他找了许多合适的材料来证明爱尔维修理论的正确。受害者的自传(2)是本极其有趣的书，提到了结果，顺带揭示了詹姆斯·密尔的个性。

密尔的工作能力很惊人。他整天在书桌前写他的历史书，儿子约翰也在同一房间学习，这样一有问题就可以请教父亲。约翰的教育全由父亲操持。他说他3岁时开始学习希腊文，“要记住父亲教的那些词汇，都是常用的希腊词汇，还要记住它们的英语含义，父亲会将这些含义写在卡片上”。7岁时，约翰开始学习拉丁语，当年他读了6篇柏拉图的对话，但对《泰阿泰德篇》没有完全理解。同时，他还学习算术，并难以置信地学了历史。“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问题上，我站在了所谓英国立场的错误一边，就像我孩童时代常常犯错那样（直到我父亲指正）。”为了娱乐，约翰阅读《安森的航行》一书，“我的儿童书要比玩具多得多，我很少有玩具，除了亲戚或熟人偶尔送的礼物之外。在这些儿童书中《鲁滨孙漂流记》是无与伦比的，它在整个童年时代不断地给我带来愉悦。其实，我父亲对我的系统教育并不排斥娱乐书籍，尽管他对此的态度非常保守”。

8岁起，约翰不仅要学习，还要教他众多的弟弟妹妹们。除了《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些最好的拉丁文作家，还有大量的历史著作，对罗马政府的研究等，所以约翰在指导完弟妹们之后已经没时间再学别的了。事实上，12岁之前，他似乎也没学什么别的，除了代数、几何、微积分以及部分高等数学。

不要以为约翰在生活中找不到什么乐趣。“在我童年的这段时期，”他说，“我最大的消遣之一就是科学实验，但只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实际操作；不是尝试做实验，甚至连看实验的机会也没有，只是在书本上读到有关内容，后来我常常为没有亲自尝试感到遗憾。”

12岁时约翰开始学习逻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所有著述，还有一些经院哲学家和霍布斯的著作。闲时他常和父亲一起去巴格肖特希思漫步，听父亲教导他不必傻乎乎地用三段论逻辑来思考问题，并教他如何缩减前提以得出恰当的三段论形式。

约翰快14岁时，他的父亲开始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但对约翰的教育一如既往，就在这一年，父亲给他讲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4岁是该去外面看看世界的年纪了，于是约翰被送去海外1年多。离家前，父亲就像波洛尼厄斯(3)在类似场合所做的那样，给了他一些忠告。确切的话并没有记录，但大致说了下面这些：

“约翰，此刻我想告诉你，因为意识到高估自己的优点是一种严重过失，所以我一向小心地对你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知识素养超过了大多数同龄人。现在，为你好，我想让你去国外游历，到了国外，如果不是从我这里，也一定会从别人那里发现这个事实。有些人甚至会轻率地赞美你，这会让你产生错误的念头，以为自己拥有非凡的才能。实际上，不管你比别人知道的多多少，都不能归功于你自己，只是你遇到了异常优越的条件，有这样一位父亲能够教你，给你必要的磨难，为你花时间。你比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孩子懂得多，这没什么好得意的，相反，如果你没有懂得那么多才叫丢脸呢。”

詹姆斯·密尔热衷于反基督教，他坚持认为公认的上帝即使存在，也是一种无比残忍的存在。但是在与儿子的关系中，他似乎不能完全使自己脱离连他本人都否定的上帝的这种秉性。约翰虽不情愿，但还是批评了父亲，他说父亲对他的孩子不够温存。随即又补充说，父亲也有柔情，只是藏而不露，他不喜欢情感的流露，不过读者对此感到怀疑。约翰坦陈自己对父亲没有什么爱，因为“对他的惧怕使爱的源头枯竭了”。他又说，这对他的父亲来说肯定是件悲哀的事，不过弟妹们是由约翰来教导的，他们也许会温情脉脉地爱着父亲。

在以后的人生中，约翰一直在寻找与父亲观点分歧的原因，但真正走到与父亲起争执那一步时，他又犹豫了。约翰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感伤的时候，父亲的幽灵似乎会出现在头上，对他说：“约翰，不要软弱。”詹姆斯·密尔是个好人，他努力工作并致力于公共事业。但他不该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任意所为。

约翰对于父亲的人生观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詹姆斯·密尔在人生观方面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准确地代表整个边沁学派。

在人生观方面，他具有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和犬儒主义的特征，而且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特征，是古代意义上的特征。就其个人品质而言，斯多葛学派的色彩占主导。他的道德标准是伊壁鸠鲁式的，是功利主义的，并以此作为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也以此来判别某种行为产生快乐或痛苦的趋向。但他对快乐没有信心（这正是犬儒主义的要素），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他晚年的孤独岁月中确是如此。他对快乐无动于衷，并断言至少在现在的社会状况下很少有什么快乐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付出。他认为生活中人们遭遇的大量不幸可以归因于对快乐的高估。正因如此，希腊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提倡节欲——在放纵的过程中要懂得停下来自我节制一下——节欲在密尔那里，如同在希腊哲学家那里，几乎成为教育规诫的中心。在我儿时记忆里，父亲向我大量灌输这种美德。他认为人类的生活至多可以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在青春岁月结束后，对人生的好奇心也随之而去。不过此话题父亲不常提起，我们猜测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场的缘故。但是一旦提及，他就会营造一种毋庸置疑的氛围并展现一种深刻的信念。有时他会说，如果好的政府和好的教育为人们创造了应有的生活，那么人生还是值得拥有的。但是在说这些话时，他从未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甚至没有传递出一种实现的可能性。他从未认为精神的享受高于人生的其他方面，甚至也不认为人生的快乐高于一切，人生的快乐可以带来美好的结果，但在评价快乐的价值时，他并不将此考虑在内。在评价时他将仁慈的情怀置于高位。他也曾经说过，一个老人除非让自己沉浸在年轻人的快乐之中，否则就不可能感到幸福。对于所有炽热的情感，所有推崇这种情感的言论和著作，他公然地表现出极大的藐视，视它们为疯狂。“热情”这个词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他甚至表现出轻蔑和反对。他认为现代道德标准与古代的相比已经发生偏差，现代人在情感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快乐是唯一的善这一信念，加上人类在经历快乐时表现出的无能和无助，都反映了功利主义者的思想特征。如果对快乐和痛苦加以计算的话，情感麻木的人反而有利。功利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快乐可以以其银行账户来衡量，而痛苦也可以以罚款多少或监禁长短来衡量。另外，无私的品格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又与每个人只追求自身快乐的学说在心理学上形成一种令人好奇的悖论。在列宁及其最真诚的追随者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发现类似这种悖论的东西。显然，列宁认为所谓的善在于丰富的物质商品，他非常藐视所有利他主义的诉求，并且像边沁学派那样坚信，经济上的自利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为了这一信条，他忍受了迫害、流亡和贫困。当他成为一个大国领袖时，却过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又因为对物质繁荣的推崇而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多年的极端贫困。边沁学派并没有号召人们做出如此英勇的举动，但它们在精神上却是非常相似的。

詹姆斯·密尔之所以成为民主主义者，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谁敢压迫他这样的人？），也不是出于泛滥的同情心，更不是天降大任。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他之所以成为民主人士，是他理性地应用了幸福的计算方法的结果。假定你要把1先令分给12个孩子，在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给每人1便士就会产生最大的幸福。如果将1先令给其中一人，其余11人一无所获，那么得到钱的那个人可能会因为过多的甜食而生病，其余11人则妒火中烧。从目前来看，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论据所在。但所有的边沁主义者都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认为竞争是激励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要素。同时，上述平均的思想也没有应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不过根据利己主义的一般观点，没人可以将自己的利益放心地托付他人，所以某个阶层如果缺乏权力就会遭遇不公。此外，如果要激励人们以竞争的方式参与有益的活动，那么这种竞争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同时应当废除不公的特权。显然，边沁深谙这些观点，再加上圆形监狱的失败，使他摈弃托利党，成为民主主义者。

功利主义者都是异常理性的人，而且也坚信大众的理性。“每个有理性的人，”詹姆斯·密尔说，“都习惯于权衡证据，什么有力便依据什么行事和做决定。当我们以同样的办法对各种结论及其证据予以同样的关注时，就有了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即大多数人的判断会是正确的，尽管有些人可能被误导；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最有力的证据无论来自何方，都将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是个幸福而单纯的信念，它属于弗洛伊德和五花八门的宣传手段出现之前的时代。奇特的是，密尔在生活中也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确立个人信念的。我们知道，边沁主义者是一些博学之士，也是一些艰深著述的作者，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诉诸人的理性，而且他们成功了。直到1874年，英国的政治历程几乎在所有重要方面都是按着他们的主张推进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理性的胜利没有出乎人们的意外。而在今天这个更为狂乱的年代，它看起来像是黄金时代的神话。

边沁一旦接受了民主观念，就变得比他的学派中的任何人都更为民主。他甚至将君主制和上议院都视为不可取的制度，然而，在这一点上，没人敢冒险公开支持他。他也没找到任何反对妇女选举权的理由，相反，还提出了支持妇女选举权的许多出色论据，当然他最终也没能形成公开发表的明确结论。据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边沁似乎私下里更喜欢听取那些受他影响的年轻人的意见：“赋予所有人选举权的每个理由，亦要求我们让妇女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也是刚刚转变观念的年轻人的普遍观点。我们还可以高兴地宣布，在此关键问题上，边沁先生完全站在我们这边。”不过，对边沁先生而言，上述观点一直停留在学术层面。后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此问题提交议会关注，这才产生了实际意义。

詹姆斯·密尔在边沁学派运动中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像哈米尔卡塑造汉尼拔(4)那样塑造了自己的儿子约翰。约翰和蔼可亲、性格亲切，并不是天生可以按激进主义哲学那样的严苛教义来塑造的。事实上，后来约翰使激进主义在各方面变得较为和缓。但他仍然相信，父亲的学说其主流还是合理的。如果约翰过于自信而完全执着于自己的观点，那么也许他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巨大。

其次，詹姆斯·密尔具有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他将一些杰出的个人整合成一个学派，极大增强了这个集体的影响力。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自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马尔萨斯及其理论；但詹姆斯·密尔接受了该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作为激进主义的剪裁师，密尔和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普莱斯并没有马尔萨斯身为神职人员的那种顾忌，所以从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和人为抑制人口的愿望推演出一种理论构想，开始时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后他们又不顾打压，逐渐传播这种理论，直至今日，它使大多数文明国家的人口停止了增长。

1812年，在詹姆斯·密尔的帮助下，普莱斯被引荐给边沁，边沁也因此接触了先前他不熟悉的某些社会和政治层面。普莱斯对边沁充满敬爱之情，在信中称他为“亲爱的老父亲”。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弗朗西斯·普莱斯传》中引用的边沁给普莱斯的一封信，便是一个例证。信的内容是关于边沁采取了预防措施来隐瞒自己对于基督教的敌意及其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信仰（可能是普莱斯说服了他）。信中出现的意指“基督徒”的“神徒”一词取自“神像”，而“神像”在信中的意思是“基督教”(5)，如此，这些话题就可以在仆人面前提及，而不至于让流言蜚语有可乘之机。信的内容如下：

皇后广场大街

1831年4月24日，星期日

亲爱的好孩子：

我已经为你约了时间，你可以另约，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见见普伦蒂斯，听他因为称你为“大胆的坏男人”而向你致歉。（哦，约的是星期二的1点，正好是我开始绕步走的时间。）我告诉他，通过20年的亲密接触我可以断定你是个大胆的人，但绝不是个坏人。我问他为什么称你为坏人，他回答说这是因为你传播抑制过多人口的理论，我说抑制人口过多只是权宜之计。问题是他是神徒，加尔文派的，承自他那两位声名狼籍的当牧师的前辈。我对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据我观察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没人应为自己的观点负责。在人口问题上，他与你的分歧并不多于你与他的分歧。如果每个人都要跟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争论不休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乱成一团。至于你们争执的问题，我非常小心地没让他知道我的立场。看来一场争吵近在眼前，除非我能成功地说服他，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所能做的是让他像我那样从宗教角度加以理解，我对各种观点都是宽容的，还引用了一两次《圣经》……

詹姆斯·密尔汇聚了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弗朗西斯·普莱斯的思想。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中产阶级下层激进主义思想，反过来与弗朗西斯·伯德特的上层阶级激进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哈特莱和爱尔维修的学说加上休谟的部分思想，形成一种正统的教义，从而给威斯敏斯特选举中的那些激动的乌合之众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让他们拥有了精神上的体面。其中，詹姆斯·密尔的作用就像砂浆，把单块砖组合成一座大厦。但这座大厦也很奇怪，没人希望看到构成这座大厦的材料整合在一起的样子。大多数激进主义运动，要么源自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要么出于对压迫者的憎恨，而在詹姆斯·密尔的激进主义中，两者都不突出。显然，他认可一种普遍的仁慈，比如他在反对正统神学的残忍时就表明过。然而，这种情感并不会十分强烈，而且会被任何人身上更强烈的情感冷落在一边。在詹姆斯·密尔那里，仁慈是刺激情感的因素，但它处于背景，任何时候都不是压倒性因素。另外，他还毫不费力地接受了一些观点，根据这些观点，许多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些观点是合理的，就会变得有力；如果是错误的，就会不堪一击。这种有力和不堪一击成为边沁学派发展过程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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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丁堡的约翰·斯图尔特爵士和夫人送密尔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并提供学费和住宿费，作为回报，詹姆斯·密尔必须准备当牧师。——译注

(2)　其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了本自传，讲述了父亲的严教使他过早接触了同龄人不可能接触的广博知识，同时由于没有玩伴，他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心理扭曲，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故称受害者自传。——译注

(3)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译注

(4)　迦太基名将，军事家，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译注

(5)　“juggical”（神徒）取自“Juggernaut”（神像），此为暗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