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发展

从帝国成立到一战爆发的43年间，德国的工业发展异常迅速，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英国和美国，工业化是随意的，由个体企业造成的。英国直到1846年，美国直到1861年，政府都更倾向于农业而不是工业。自由放任原则导致在经济生活中缺乏中央指导，人们认为最赚钱的企业对社会最有益，而开明的自利是比政府的干预更好的指导。

1871年的德国，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哲学，这些格言不再激发出政府的政策。有人认为，经济活动应促进国家福祉，而在自然力量不能保证这种结果的情况下，政府应进行干预。如此造成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施中央计划，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熟练的、明智的计划，国家认为自己是所有被批准建立的企业的合作伙伴。

由此，各种旧动机被用于新用途。对国家的忠诚，与同胞的合作，实现民族强大的愿望，都被运用于经济生活中，因为科布登及其追随者都没有这样实践过，正如特赖奇克所指出的：“这些人无视普遍历史中的两大力量，愚蠢的力量和邪恶的力量。”科布登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贵族恶习，制造业者应不受此影响。他认为，制造商应该对国家要求的很少，回报也很少。组合的优势也对他没有吸引力：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并不想在南方各州拥有种植园，也不想拥有运输原料的船只。只有在工业发展的后期，人们才发现将已然相当不同的各类行业结合起来是有用的，例如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形成。德国起步较晚，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民族主义的指引下，竞争的动机是对外的，针对外国人的，而在国内，合作的优势是由对国家的忠诚促成的。忠诚是一种传统情感，它首先指向君主个人。在普鲁士，忠诚很容易跟国家结合起来，因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但在英国和美国，革命和共和主义使这变得不可能。这一动机对于促进建立一个干练、忠诚的官僚机构尤其重要，如果没有它，德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

经济国家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学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时间里，它被视为理所当然。亚当·斯密第一次有效地挑战了它，并通过其著作《国富论》展示了其影响力。他的学说被哲学激进主义者信奉，产生了在60年代达到顶峰的经济全球主义。事实上，自由贸易的反国家观念从没有普遍存在过。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仍然坚持旧观点，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使得美国的工业始终采取一种国家主义形式的经济。1825年到1832年生活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吸收了汉密尔顿的学说(1)，并在其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向德国人传授。当时，由于科布登主义的风潮过于强劲，甚至连李斯特也只是提倡保护“新兴产业”，同时相信最终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当俾斯麦击败自由主义，使民族主义占了上风时，人们想起了李斯特，并发现他为70年代的德国人想做的事情提供了理论支持。使李斯特变得重要的是他从国家的角度看待经济学。

令人好奇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发展，将军国主义、工业主义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现代娴熟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发生了更迅速的变化。

普鲁士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铁路政策的对比来说明。在英国和法国，铁路国有化是社会主义者倡导的一项措施，俾斯麦将其作为保守党政策的一部分加以采纳和实施。他希望铁路属于帝国，但特殊主义论调对此加以阻挠，除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因为那里的铁路根据《和平条约》属于帝国财产。然而在普鲁士，俾斯麦有能力为普鲁士购买这些铁路线。在他1890年卸任时，普鲁士只剩下少数私营线路。公有制政策不仅在普鲁士实施，而且在俾斯麦下台后仍在继续。1909年，德国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线，其中除了少数窄轨线路外，仅有3600公里为私有。德国的铁路管理令人钦佩，其利润大大减轻了税收负担，铁路关税的安排是为了刺激出口。自然，国家有军事方面的考虑，能够建造任何有战略意义的铁路而无需与非官方资本家商量。

俾斯麦的官僚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范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铁路而言，这一政策是完全成功的。正如克莱普汉姆所说：

应该注意对全体铁路员工施以严格的军事纪律。“邮政和铁路，”一个德国人写道，“是军队的民用部门。”它们的主管，至少在普鲁士，常常由将军担任。几乎没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服务部门的一些情况更意义重大了，“大约75万员工一动不动地立正站着听上司训话”。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项服务的出色方法和准时性。他们还完全没有任何铁路劳工运动，相比之下，20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铁路劳工运动却在发展。4年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在普鲁士铁路工人罢工之前，它和一场政治革命都是必要的。(2)

在关税政策问题上，就像在铁路问题上一样，俾斯麦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普鲁士有赞成自由贸易的传统，1866年之前的关税同盟为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一直保持低关税，因为奥地利认为高关税是绝对必要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作为食品出口国自然反对保护政策。直到帝国建立了几年之后，俾斯麦才注意到经济问题，但把问题留给了德尔布吕克，德尔布吕克原则上是自由贸易论者。

头两年，一切顺利。1873年的世界性危机可以归因于各个地方自己的原因，危机其实一向如此；但在德国，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是罪魁祸首。那一年，德尔布吕克已经废除了钢铁的关税，下令从1877年初开始停止对铁制品生产商征税。在整个干预期间，怨声载道。1876年，俾斯麦宣布德尔布吕克因健康原因不能再承担繁重的个人职责。

不仅仅是实业家想得到保护。俄国的竞争开始有损于东北部的粮食种植者，还有俾斯麦所属的容克贵族，以及普鲁士君主政体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他们，政府愿意给予特别的考虑。结果在1879年颁布了一项关税，对农业和制造业给予适度的保护。后来俾斯麦进一步提高了关税，再后来卡普里维(3)又稍稍调低了一点。但在1902年，除原材料之外，税率又大幅增加。即便如此，德国的保护主义程度还是低于除英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大国。

根据1904年的计算，德国对从英国进口的主要制成品的关税平均为25%。对意大利是27%，对法国是34%，对奥地利是35%，对美国为73%，对俄国高达131%。这些是粗略的数字，但它们很好地说明了保护性关税的相对强度。(4)

无论是不是因为关税，德国工业从1879年到1914年都在持续快速地增长，而且是从最重要的钢铁行业开始。这一行业主要依靠洛林的铁矿石和威斯特伐利亚的煤。在1870年战争之前，这些矿石属于法国，法国60年代在铁产量上仍然超过德国。到1875年，德国生产了200万吨生铁，法国则不到150万吨。后来出现了萧条，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衰退，部分原因是德国的铁矿石不适合贝西默炼钢法。这个问题直到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的碱性炼钢法的发明和采用才得以解决，而这一过程与1879年的新关税几乎同步。从那时起，德国的钢铁产量每十年翻一番。从1880年的150万吨增加到1910年的1300万吨，超过整个联合王国1900年的产量。1913年，德国钢和铁的出口及生产达到1亿英镑。在一战爆发时，只有美国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了德国。

和美国一样，德国工业的发展走向了垄断。但美国经济史上那种个别巨头之间热闹非凡的竞争画面，在德国并没有出现。在缺乏自由竞争的信念的情况下，德国通过礼貌得体的协议实现的垄断并没有让政府感到反感，不像在美国那样，垄断遭到西奥多·罗斯福的反对。成立于1904年的钢铁联盟，几乎涵盖了整个行业，例如克虏伯不过就是其中一个公司。与此同时，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控制了德国一半的煤炭生产。显然，当这两大巨头合作时的力量事实上是不可抗拒的。在其他行业，有一种称为卡特尔的较为松散的组合形式，比美国模式的托拉斯更为普遍。卡特尔在销售价格方面往往只要一纸协议就可以搞定。

除了一般大规模生产可以达到的经济性之外，托拉斯或卡特尔这类联合组织还有其他优势。生产商利用关税，提高国内价格，同时为了打败国外竞争者，又以较低的价格在国外销售。在英国，这被称为“倾销”。这是所有开展出口贸易的卡特尔公开承认的政策。

另一个优势与政治行动有关。例如，全世界的钢铁行业因战争恐慌而获利。1913年，李卜克内西揭露了大托拉斯煽动敌对各国展开军备竞赛的卑鄙阴谋，使国会大为震惊。大型联盟在做这方面事情时要比一些小公司更有效率。

染料和化学品制造业是德国主导的一个行业，主要原因在于德国的教育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尽管自然优势依然存在。后者可以以克莱普汉姆所谓的“德国特有的宝藏天然钾盐”为例，1861年其产量只有2000吨，而在1911年产量已经上升到950万吨。硫酸主要用于化肥生产，1878年德国仅生产了10万多吨，但1907年生产了12倍多。依赖于化学工业的染料出口迅速增长，1913年达到约1000万英镑。

电气产业“是近代德国最大的单一工业成就。在此之前，世界面对一系列新的科学和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德国处于领先地位，此时它已成为一个装备齐全的工业国家。在本世纪初，它在专业电力的所有应用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应用于炼钢和其他冶金部门的电炉、铁路电气化、农业机械的电力传动（包括犁地），以及通过电从空气中制取氮气。”(5)

这个行业提供了一个集中的例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协议在本世纪头几年生效，最后只剩下两大集团，即西门子和西德通用电气公司，它们彼此不再竞争了。

这种发展在英国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在美国历经40多年，而在德国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美国，我们看到，权力最终是如何从企业家那里转移到银行家手中的；在德国，银行几乎从现代工业开始时就拥有这样的权力。像卡耐基和洛克菲勒这样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利润如此巨大，所以无论借多少钱都能够偿还。在德国，实业家们满足于较小的回报，所以通常一直欠银行债。特别是德意志银行，不仅在德国实力非常雄厚，在德国金融渗透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它在从中国到秘鲁的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直到1893年，它还一直资助美国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它控制了土耳其的铁路，并有兴趣推进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意志银行对德国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如果这家银行在土耳其投资，那么部分原因在于土耳其对德国外交很重要。爱国主义和金融是目标一致的，财阀们不必损害国家利益就可以进一步获利。

随着卡特尔的发展和大银行的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方向越来越集中。奥地利驻柏林领事1906年在官方报告中称：

德国的经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置于一小群人的绝对统治之下，这些人勉强凑够50个。在工业扩张前所未有的时期，“各种力量自由发挥”的老套路某种程度上已被抛弃，就像1906年那样，当时在生产规模、海外销售、价格规模方面已经做出重大决定，信贷发放、新资本筹集、工资和利率的确定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是大银行、产业企业巨头和大卡特尔的头头。产业繁荣的最大份额已经落到了这些大型利益集团的手中，它们所在的行业越受辛迪加控制，它们的收益就越大。(6)

在写这份报告时，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像在1914年那样深入；战后，这一过程走得更远了。除非通过政治行动加以遏制，否则在德国所有的经济力量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之前，这一过程没有理由会被叫停。甚至有人说(7)这个阶段现在已经来到，那个人就是钢铁托拉斯的头头蒂森，而希特勒不过是他的传声筒。

本世纪德国大规模工业的超现代发展与俾斯麦上台时仍然存在的中世纪遗风形成了奇怪的对比。1848年时同业公会仍然存在，有段时间，革命运动试图扫除它们，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保守势力又将其恢复。1849年普鲁士的一项法律规定，熟练手工业者制造的物品只能在掌握相关手艺的合格的手艺人的店铺中销售。在梅克伦堡，直到1869年，“历史悠久的磨坊依然保留着研磨谷物的专营权。该公国的城镇可以要求乡村酒馆老板在方圆两英里的范围内购买啤酒，并在最近的城镇购买洗礼、婚礼和葬礼所用的啤酒，而村里人私酿的酒可能会被这些城镇禁购。”(8)

德国最落后的地区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那里的容克拥有大量财产，在政治上也是最有影响力的阶层。虽然农奴制被废除了，但废除的同时又在1810年颁布了“仆役条例”。该条例不仅适用于普通意义上的仆人，而且适用于被永久雇用并且生活在雇主的地产上的所有劳动者。根据该条例，“劳动者必须服从的程度，与不受限制的强迫的程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劳役合约的解除权非常有限，几乎可以说根本不存在。此外，1854年4月24日通过的法律明文禁止在任何情况下的集体罢工，即使受到囚禁也不行。所以，尽管不再以农奴之名称之，但实际上这种情形在精神上和事实上都存在。”(9)该条例在东部直至一战依然有效。

根据同样依然有效的1854年一项法律，“仆人如果顽固地抗拒或不服从雇主或监工的命令，或者没有合法理由而拒绝或逃离劳役，应雇主之请，在不损害雇主留用或解雇他们的权利的情况下，可以对其处以不超过5泰勒（合15先令）的罚款或最多3天的监禁。”(10)必须知道的一点是，审理此类案件的治安法官是雇主本人或他的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东部的农业人口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服完兵役的人拒绝接受这种半奴隶的条件，转而在工业界寻求就业。劳动力短缺越来越严重，只能接受俄国人和奥地利波兰人的季节性移民，根据合同，这些人每天工作12小时，可得1先令6便士。

1849年到1910年，德国的农村人口几乎没变，而城市人口翻了两番。1871年，德意志帝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生活在2000人及2000人以上的城镇中，到了191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五分之三。城镇在发展，大城市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相比其他地方更快地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出生率的变化可以说明这一点。1876年，整个国家的出生率为41；柏林更高，达到45.4。但在1905年，整个德国下降到33，柏林仅为24.6，而伦敦是27.1。(11)1904年以后，整个德国的出生率迅速下降。

德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发展。拉萨尔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862—1864）领导的第一次运动确实吸引了工人阶级。他的目标是通过合作生产消灭资本家，并认为实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是必须确立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他在与俾斯麦见面时提出了这一主张，俾斯麦在他身上发现可以用来反对其敌人自由党的工具，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和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俾斯麦和拉萨尔有着某种气质上的亲和力，就像他在1867年所证明的那样，他原则上并不反对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对拉萨尔相当贵族化的社会主义也不无同情。但拉萨尔死后，工人阶级运动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结果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党1869年成立，并由倍倍尔和较年长的李卜克内西领导。这个党并没有沾染这一时期的爱国热情，它的两个代表还在1871年的国会投票反对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社会民主党在最初25年里，全心全意奉行马克思主义，以致被痛斥为反上帝、反祖国。尽管如此，它还是成长壮大了。

1878年，俾斯麦利用两次暗杀皇帝的企图（社会主义者与此毫无关系）通过了一项法律，使社会主义受到了各种惩罚。这项法律在1890年之前一直有效，同时首相试图通过就疾病、意外和老年人的保险措施与工薪阶层达成和解，劳合·乔治的《国民保险法》便是依据了这个模式。一些教授发明了一种学说，他们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而其对手称之为教授社会主义。这种学说是要抽取社会主义的长处，摈弃其糟粕，应该是代表了俾斯麦所遵循的原则。而社会主义的糟粕便在于它的无神论、共和主义、国际主义，企图剥夺富人的正当所得，将权力移交给无产阶级。其长处则是国家行动可以大大提高国家效率；而且总的来说，人们会善待穷苦的工薪阶层；证券交易所的很多人，特别是犹太人，以一种不道德的方式进行投机，这将被制止。最后一点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更为强调，他们试图将反资本主义变成反犹太主义。所有这些学说后来都结出了果实，但在当时毫无实效。

无论是俾斯麦的花言巧语，还是他的威胁恫吓，都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必须指出的是，按照战后的标准，对社会主义的迫害是相当温和的。该党还被允许参加国会议员选举，并在1880年被允许召开了一次党代会，在会上投票赞成“通过一切手段”建立共产主义——而不是迄今为止所谓的“一切合法的手段”。1890年，在《例外法》到期之前，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42.7万张选票。威廉二世摆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的姿态，允许该法失效。但事实证明，温和的方法与严厉的措施一样都是挫败社会主义的手段。1912年的国会，正值战争爆发之际，总共397个席位中有112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425万票，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自上次1907年的选举以来，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增加了近100万张。这个事实吓坏了政府，认为必会有大祸事发生。

战前最后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的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在工联主义的发展上。德国的工会从一开始就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自由党的工会和基督教徒的工会。实际上，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才能被认为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直到进入新世纪，工会组织还很孱弱。1895年，全国各类工会会员只有26.9万人；但1902年已达100万人，1906年是200万，1909年为300万，其中社会主义工会约占六分之五。

工联主义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变化是同步的。它早已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期望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倾向于反对英国工会中占上风的那种改良努力。但令人称奇的是，德国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渗透到了工人阶级；工资上涨了，革命似乎遥不可及，毕竟人们很难不为自己国家的成功而欣喜。该党纲领中那些较为强硬的特点被“修正主义者”扶平了，而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居住在英国，并对英国工党的温和态度印象深刻。尽管有倍倍尔和那些年长者的反对，修正主义还是赢得了胜利，而社会民主党在所有的实际目的上，变得与自由主义改革派无异。尽管如此，从德国皇帝和容克贵族的旧习惯来讲，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者掌权感到恐惧。

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工业发展带来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食品供应。1871年时，德国仍有多余的粮食出口，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情况在1874年左右发生了逆转，尽管直到俾斯麦下台之后才开始变得严重起来。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降低了谷物税，自1879年以来，谷物税已大幅提高（例如，1885年小麦和黑麦的税每吨从10先令增加到30先令，1887年达到50先令）：农业保护不仅令实业家不快，而且必然因食品价格上涨而促进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

然而，卡普里维的政策被1902年比洛(12)的关税推翻了，恢复甚至增加了早前的税赋。由于关税和高度科学化的农业的共同作用，德国在战前的最后几年比1900年时更接近自给自足。1911年至1912年间，大约三分之一的小麦消费是进口的，但黑麦（在德国比小麦更重要）实际上有少量的出口余额。对食品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除了取悦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容克贵族之外，还在于保证德国在战时能够养活自己。在考验来临时，人们发现对外国供应源的依赖比想象的大，特别是脂肪类食品。这个问题不易解决。高度保护会大量制造社会主义者；外国的粮食供应使得要想战争爆发成为可能，就必须挑战英国海军。最后采用的折中方案，结合了上述两种办法的一些弊端。

从1871年到1914年，德国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其他国家从未出现过的集体活力和技能。德国人所受的教育优于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拥有大量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有机构可以让这些专家的技能在最需要的地方迅速施展。尽管这些长处导致了进步，但也有一些因素使其不那么稳定。生活习惯的突然改变——从东普鲁士的顺从的农业生活，变为存在大量工薪阶层的现代工业社会相对自由的生活；从传统的体面的贫困生活，变为商人们突然不安定的奢侈生活；从路德派敬畏上帝的虔诚，变为迄今无数简单家庭生活其中的富豪统治的柏林式自由——这一切来得太快，太有压倒性，无法被充分吸收。其结果是，一种并非罕见的歇斯底里的陶醉，对权力的无限可能的信仰，比如相信自己能让拿破仑倒台。而在掌权者面前出现的是两个对立的幽灵：社会主义和对外国食品的需求。过去成功的体系，不能再继续成功下去了，某种东西的爆发是必然的。

* * *

(1)　在《美国政治经济概述》中，李斯特说：“我发现了政治经济的构成：1）个体经济；2）国家经济；3）人类经济。亚当·斯密讲到了个体经济和人类经济……他完全忘记了他的著作标题《国富论》承诺要论述的内容。”

(2)　克莱普汉姆：《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第349页。

(3)　接替俾斯麦成为第二任德国总理。——译注

(4)　前引克莱普汉姆的著作，第322页。

(5)　前引克莱普汉姆的著作，第308页。

(6)　前引克莱普汉姆的著作，第308页。

(7)　道森：《俾斯麦和国家社会主义》（Bismarck and State Socialism），第88页。

(8)　恩斯特·亨利：《希特勒拿下欧洲？》（Hitler Over Europe？），登特出版公司，1934年。

(9)　道森：《现代德国的演进》，第281页。

(10)　同上。

(11)　道森：《现代德国的演进》，第309页。

(12)　1900年至1909年间任德意志帝国总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