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通往稳定和平的步骤

到目前为止，基于科学技术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能否稳定，仍是个大大的疑问。我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一书的第七章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述，仅引用那一章得出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一个科学化的社会只要满足了若干条件，是能够稳定的。第一个条件是全世界只有一个政府，完全掌控武装力量，因而能以强力确保和平。第二个条件是全世界普遍繁荣，从而使一部分人没有理由眼红另一部分人。第三个条件（假设第二个条件满足的话）是各地的出生率都很低，使全球总人口稳定不变或者大抵如此。第四个条件是在工作和娱乐中赋予个人主动性，并且在与必要的政治及经济框架相适应的情况下进行最大程度的权力分配。

在满足这些条件以前，一个用科学组织起来的世界将继续存在一定的严重风险。其中，最大的灾难就是人类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灭绝；其次则是堕入无政府状态，文明程度普遍降低。在此过程中，必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令人震惊的苦难，因为地球上约一半人口将死于暴力或者饥饿。因此，头脑健全的人必然希望看到世界正朝着实现稳定所需的条件迈进，但不能说目前世界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么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一种更有建设性的发展究竟有多大希望呢？

正如前一章所言，无论其结果如何，战争似乎并不是一条能通往更好的状况的路。因此，那些把人类的未来置于短暂的权力政治游戏之上的人必然希望，在大战爆发前，眼下正处于东西方冲突中的双方都能意识到战争是无用的，都能愿意给予和接受一种令人信服的保证——彼此共同下决心维护和平。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会是什么呢？东西方现在都被狂热分子所统治，他们都认定对方是邪恶的，想象对方的毁灭会带来天下太平。按照苏联政府所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仇恨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推进人类事务的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带有对不容置疑的教条的迷信，它相信经济决定论的盲目力量已然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将是两败俱伤，这种斗争一旦发生，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预言的，必然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而告终。

可是，怎样才能阻止这种狂热行为呢？有一种观点目前看来正在日渐影响美国的舆论，它认为唯有狂热才能制服狂热，对付共产主义的方式就是宣扬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其阴谋诡计是如何的恐怖，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共产主义前景的认知和理解。

这可不是什么治国之道。如果像我们一直探讨的那样，人类种种麻烦的解决之道就不能在战争中获得，而只能在调解以及逐渐减少相互的仇恨与恐惧中找到。开始采取一种调解政策的困难在于，双方都相信只有军备才能带来安全感。在能源和技能都毫不吝惜地用于备战的情况下，苏联百姓对于衣食短缺、无家可归以及常见的困苦只能认命。在美国，必须说服国会现在还不是降低所得税的时候，而要在这一点上说服国会，唯有极尽能事地渲染苏联的威胁，并且抹得越黑越好。这种情形看上去如此令人绝望，原因之一是双方的理性都处在一种相当低的水平。双方都相信，如果对方胜算较大的话就会先发制人。因此，双方都相信己方的军备必须强大到足以使对方断了发起攻击的念头。一方扩充军备时，必然会引发另一方的恐慌，因而后者也会进一步扩充军备。没有一方敢于启动调解活动，或者向全人类强调战争会导致的种种恶果。因为人们认为，如果己方这么做的话，对方就会视此为畏惧的证据，并由此激发出好战性。这种情形和以决斗处理问题的时代的情形如出一辙，决斗的双方既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之所以有决斗的冲动，是因为害怕被人们当成懦夫。个人之间决斗的现象已经消亡，而国家之间的决斗却出于同样荒唐的心理被保留了下来。

怎样做才能减少彼此的疑虑呢？因为前文已经探讨过的一些原因，无论是共产主义阵营还是反共产主义阵营，要迈出第一步都是很难的。我认为，第一步必须由中立的强国来迈。中立的强国所处的位置有两大优势：一是不会被指责为懦夫，二更为重要，就是能和两边政府对话却不会被怀疑抱有敌意。在西方国家，舆论仍然是一种力量，但要对苏联施加任何影响，就必须能说服苏联政府，这一点唯有几个国家携手才有可能做到。

我会乐见印度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印度人组成，包括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或者军人。委员会的目的是秉持完全中立的精神去调查一下，如果双方由冷战演变成实战，会出现怎样的恶果，这些恶果并不以任何方式局限于交战方，它也会加诸中立方，尽管程度可能较轻。我希望印度政府把这份报告交给所有强国的政府，并请他们说明他们对报告中的预言是否认同。我认为，如果这份报告全面地体现了委员会的调查成果，那么想不同意都很难。这种方式有可能说服双方的政府相信，没有哪一方能指望通过侵略对方而有所得。我自己也不相信眼下其中一方正在酝酿侵略对方，可是每一方都怀疑对方可能会这么做，这种怀疑的作用几乎与其有充分根据的作用是一样的。中立方必须要做的是化解这种怀疑，说服各方真正相信对方只有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才会开战。我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让双方都接受这种想法，但我认为，如果有一种权威的中立调查能不带偏见地证明各方都不能指望通过侵略对方而有所得，那么接受这种想法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这种关乎自身利益的论点是如此显而易见，如此不容置疑和令人无法抗拒，如果一个身处冲突之外的强国一定要将此告知当事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它们应当会在东西方都产生效果。

一旦双方都同意并且承认战争不是解决之道，那么谈判很快就会成为可能，紧张的事态会迅速缓解。第一步会是减少官方宣传在语言和态度上的粗暴性，在外交上恢复传统的礼节。下一步则是举行外交会议，讨论双方存在的所有争端，寻找能带来稳定的途径，而不是让一方取得外交胜利。对于任何一个没有被党派之见蒙蔽双眼的人来说，显然，只要德国继续东西分治，只要拒绝承认中国事实上的政府，世界就不会安宁。解决德国的问题唯有等苏联让步，而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能有赖于美国的让步。如果双方的动机真的是希望降低战争的风险，像这样共同做出让步就不再会如眼下这般困难。我认为，要让双方产生必需的心态，中立的强国可以起到一种有益的和关键的作用。

如果引起局势紧张的种种原因被消除了，那么不管是通过上述方法还是其他方法，就有可能开始朝解决长期问题的方向前进。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要解决的可能必须是原子能控制的国际化。对此，美国在上一场战争结束时做出了完全值得赞扬的努力，而苏联的怀疑使这一努力半途而废。(2)从那以后，苏联的怀疑并未减少，美国的怀疑则更甚。我们必须希望这个过程会逆转，由于双方都拥有原子弹和氢弹，我认为这种扭转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要劝诱苏联或者美国放弃绝对的国家独立并不容易，而在此之前，世界是不会安全的。我想，最理想的情况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此期间对于战争的恐惧不再迫在眉睫，并且会在国际紧张局势持续缓和的情况下逐渐意识到，某种看起来非常珍贵的自由已经不再可能存在于一个因技术而变小、变得过于拥挤的星球上了。每个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对于自由的各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对于一个地广人稀的乡村是没必要的。只要一大群人聚集在一个城镇的任何地方，警察就会说“请快点儿走”，没有人会为此生气。各个国家迄今享有的无政府式的自由在现代社会根本行不通，这就好像行人或者机动车驾驶者想在伦敦或纽约街头肆意妄为、不愿遵守交通规则。

可是，如果要使成立任何形式的国际政府成为可能，就必须给狂热降温，必须养成从科学角度来观察社会的习惯，而不能感情用事。不能靠野蛮恶习去终结不良行为。在18世纪的英格兰，行窃会被绞死，可那时的盗窃案比现在要多得多。如果苏联人的狂热增长放缓了，不会是因为美国人的狂热极大地增长了。相反，美国人的狂热是苏联人的狂热所引发的，美国人的狂热唯一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产生共鸣，这会进一步刺激苏联人的狂热。如果这个世界要融为一体，就好像只有这么才能生存下去，那它只能靠科学精神的传播。我这么说，不是指技术上的巧妙，而是指依据证据来做出判断，以及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急于做出判断的习惯。科学，无论造福还是作恶，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而狂热，不管是印度教徒的、穆斯林的、天主教徒的，还是共产主义者的，都是中世纪的遗产。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期间，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终止各地政府对于狂热的盲目行为的鼓励以及由此催生的仇恨。

有些东西是全人类共享的。其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承受苦难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最大幅度地消除世上的苦难和悲惨，却不应允许对立的、非理性的信仰把人类分割成彼此敌对的群体。在政治上一如在其他地方，一个聪明的人类只能记住，即使最大的集团也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可以快乐也可以悲伤，世上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个人都意味着人类智慧的败笔，共同人性的失败。治国之道的目标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应该像舐犊之情一样具体。世界需要智慧，也同样需要人性的温情。两者眼下都缺乏，但人们不希望这种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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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敦：乔治·亚伦和安文出版社。

(2)　指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从此，美苏之间就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