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凝聚与对抗

社会制度有两个主要的人性根源：在内部，发号施令和听命于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冲动决定了社会等级制度，并赋予政府权威；在外部，凝聚和对抗这一对冲动是决定性因素。合作的冲动和对抗的冲动同样原始。物种的生生不息需要雄性和雌性的合作，而且在幼儿期延长的所有地方，比如人类社会，就必须具备某种家庭性质的东西。我们由前人类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家庭这一形式，它也许是唯一一个完全符合自然冲动的人类群体。但是，家庭的界限并不明确。那些源自同一个祖父母的人可以视为一家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有着同一个曾祖父母的人呢？哪怕是最高等的动物也不能与人类相比，因为人类能够延续传统。即便极为原始的部落也会背诵长长的族谱，给非常遥远的后代保留一份血缘关系记录。通过这种方式，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迁移，如果他们是游牧部落的话。然后逐步发展出一位首领或者一群族老的权威，遇到困难时，人们听从他们的决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超越家庭的社会凝聚力的第一次延伸发生了。进一步的延伸主要是对抗的结果。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人觉得自己部落的成员都很好，除非他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和他们发生争执；而其他的部落都很坏，除非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有必要暂时结盟。显然，在战斗中，更大的部落可能更有胜算。如果两个部落结盟，那么在结盟期间，它们将有能力打败单打独斗时彼此都无法战胜的敌人。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人们倾向于扩大社会集团的规模。渐渐地，自身利益被社会凝聚的其他来源不断强化：共同的祖先被发明出来；共同的信念（也许一开始由政府强制推行）逐渐被公众接受；对共同的敌人的恨也是一种情感纽带，因为我们会对我们仇人恨的人产生好感。这样的集团一旦形成，就可以来庆祝共同的荣耀了。如果集团面临来自外部的危险，他们就会基于同样的恐惧而团结一致。通过各种方式，比部落大的社会单元逐渐拥有了共同的情绪、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恐惧；假以时日，他们便能统一行动，像一个原始部落那样。

这样的过程导致了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形成则通常是基于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征服而崛起的，大部分臣民之所以服从权威，是因为必须如此，而不是因为和他们的统治者有任何亲缘关系。也许古埃及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尽管它最初是由上下游的两个独立王国统一而成，但尼罗河具有如此强大的整合影响力，以至于很容易维持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信仰。这一点有事实为证：除中国之外，埃及可能是已知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巴比伦从来没有像它一样的稳定，不是落入这个城邦之手，就是被那个城邦统治。而美索不达米亚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战事不断，其程度远远超过埃及。

由征服缔造的伟大帝国时期始于居鲁士大帝(1)的东征西讨，经由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绵延约1000年的征战而延续。其间，征服者的军队看上去势不可当，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能收服的领土似乎是没有止境的。波斯人在军事和行政管理之外并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然而先是希腊人，再是罗马人，都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他们获得的领土上，除了犹太人，所有臣民都完全接受了外来文化。罗马帝国在安东尼王朝时期几乎具备了现今所谓民族国家的特质。东西方的分裂，后来很快成为一种破坏力量，然而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危险的地步，主要是因为罗马人推崇希腊人，甚至连一位罗马皇帝也偏爱希腊文的书。倘若罗马帝国各个机构的管理者更有智慧和进取心，也许地中海世界，包括高卢、英国和西德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尽管内部有种种问题，但罗马帝国的灭亡并不是从内部开始的，而是来自外部敌人的打击；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统治者，罗马帝国在西方已经不复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仍然残存在人们的情感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它显示了借由从军事力量开始的手段是如何保证社会凝聚力的。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竞争规则，这种对抗对于西方的主宰一如早前几个世纪的社会凝聚。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分裂成许多小王国，在经历许多曲折之后，凝聚才又渐渐地重新开始占据上风。查理曼帝国的存在时间不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和法国国王们对于他们名义上的封臣并没有多大权威，但区别在于，前者从未获得有效的权威，后者最终如愿以偿。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的结合，使他们二人统治下的阿拉贡与卡斯提尔合并，再加上驱逐摩尔人，西班牙最终形成统一的实体。与此同时，英格兰摆脱了早期撒克逊人入侵时的混乱，在王朝好运的庇佑下与苏格兰联合。大航海时代催生了好几个新的帝国，每一个都比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但都不如罗马帝国稳定。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则先后失去了它们在西半球获得的绝大部分领土。

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也发生了同样的断裂。哈里发帝国分裂成很多小国，尽管（除了摩洛哥和西班牙以外）它们名义上都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却再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很难辨别出任何朝着日益凝聚或者日益对抗的方向发展的进程，唯有这两者的此消彼长貌似是可辨的。近代的绝大多数时期依然如此：奥匈帝国瓦解，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甚至连印度半岛——人们可能期望它会维持自身的统一——也被彼此不共戴天的国家一分为二。读者应该知道故事讲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可是我眼下只能讲到这儿。

不过，我们把目光从政治转向经济和文化，就会发现情况大不一样了。世界的经济差异要比政治差异小，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差异一直稳步减小，商业关系遍布全世界，原材料、食品和工业产品的交易受政治立场的影响越来越少。从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城邦时代，直到差不多今天，商业始终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罗马帝国和亚洲各地都有商业往来，包括中国。整个帝国时代，意大利的绝大部分食品都是进口的。当帝国瓦解后，罗马的道路都荒废了，成群盗匪横行乡村，每一个小区域都被迫自谋生计，结果人口急剧下降，文化几乎消失殆尽。渐渐地，商业开始复兴，先是意大利人的商行，后来是荷兰人的、英国人的；就像古代一样，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生活里的文明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经济的视角来看，1914年以前的世界是一个一元化的整体。

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运动。一个共同的文化所能产生的社会凝聚几乎可以媲美一个共同的政府所能产生的。当人们首次入住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它自身的文化。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自己的神，巴比伦和乌尔(2)也是如此。可是当城邦联合成帝国，各城邦的宗教也汇成了万神殿，从而使这个被同一种文化所覆盖的地区随着国家的扩大而扩大，其速度甚而超过了国家。希腊人尽管政治上不统一，却有着共同的文化。佛教通过在中国、日本、缅甸和锡兰的传播，创造了文化上的统一。大致说来，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混合了希腊元素和巴比伦元素，扩展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多个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分裂成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精华在罗马帝国的文化里延续，直至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在西方的存续是一种共同文化能历经政治分裂而得以幸存的一个最显著的例证。与此同时，曾经笃信基督教的东方疆域大多落入了伊斯兰教之手。整个中世纪有两种地中海文化共存，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不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只有一种。实际上，考虑到东西方基督教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几乎可以说有三种文化。

西欧文化在整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都受到疆域的限制，而在智力上所受的限制要多过伊斯兰文化的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使它突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威望，巨大的新地盘。这几样东西都得归功于一定的心理素质、进取精神、科学以及比其他文化优越的政治制度。整个西半球都落入它的影响之下。传教士使它在远东也受到尊敬。在印度，它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曾经推翻了多个基督教国家的土耳其人先是被遏制，然后被驱逐。

许多研究不同文化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西方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之所以这么强势，并不在于犹太教—古希腊—罗马结为一体所构成的传统基督教，而是因为一些在15世纪晚期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因素。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西方给人们的印象首当其冲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不断进取的冒险精神、科学技术、无情的军事效率，以及19世纪的某些自由的理想和宪政制度的实践。在1914年以前，这些观念的传播看来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俄国政府企图维持一种传统的专制制度，但在革命党的威胁下被迫于1906年迈出了向议会制发展的第一步。古老的中华帝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却被那些受了西方教育的人以革新的激情推翻了。日本一直极端保守和与世隔绝，却开放港口同西方进行贸易，并（或多或少）接纳西方思想。人们完全有理由期望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直到全世界实现文化上的统一，而杰斐逊和麦考利的想法不仅可以去印度宣扬，还可以在西藏高原以及非洲丛林最黑暗的角落鼓吹，毫无矛盾。要是欧洲没有把自己的军事优势（实际上）花在内战上，这些无疑都会成真。欧洲向世界展示了这种愚蠢的景象，因而威望扫地，其他几个大陆则鼓起勇气开始宣扬自己的文化独立。

我们这个时代，如同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情况一样，是个文化断裂的时代。而苏联的共产主义一如先知创立的宗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好战信仰，其征服的大片土地上之前信仰的是基督教。中国没有回归其古代传统，而是决定拒绝大部分的西方学说。非洲处于骚动状态，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还是个疑问，很可能被证明是逆转回原始的野蛮状态。印度仍然保留着许多英国遗产，但其思想水平并非不可能在保守的神学家的影响下回到它在达·迦马时代之前的那种状态。当今世界就像欧洲黑暗时代一样，充斥着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还有快速的文化倒退。

经济上的断裂伴随着文化乱象的加剧。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鲜有贸易往来，即便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倾向于自给自足。人们觉得，既然工业化能增强军事实力，每个国家都应该尽快让自己实现工业化。这就要求提高关税，缩减商业，减少食品供应，并使人口猛增。这种事态发展下去将会加剧信仰之间的冲突，引发经济灾难、饥荒和战争。避免这些恶果的唯一办法，就是人类下定决心用一种理智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普遍的愚蠢荒唐。

19世纪的西方拥有基督教、宪政制度、商业和科技。前三者都被世界其他地区拒之门外，唯独科技被接纳了，这是当今全球文化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元素。涡轮机和氢弹对于铁幕(3)两边都同样重要。一位从铁幕的这边（或许是自愿，或许并非自愿）转投到那边的科学家能够立即开展工作，找到他以前喜欢的实验室设备。这种科学领域的统一是相当独立的，不受其他一切领域各自为政的现象的影响。为苏联制造炸弹的人，正在帮助他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美国人制造炸弹的人，正在帮助他们建立“山上宝训的训导”。可是，尽管这两个人各自支持的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只要他们仅仅谈论科学和技术领域就可以交流，暂时忘却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仍然是统一的。

世界前所未有的统一还得益于一个重要因素，它与信息有关。在哥伦布之前，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欧洲对西半球也一无所知。整个黑暗时代，中国对西欧人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日本则对他们毫无影响。当大多数人还是文盲时，能阅读的人所知道的东西是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的。如今，随着报纸和广播的普及，任何地方一旦发生大事很快就能传遍大多数文明国家，为大多数人所知。不过，这个结果并不像一两百年前投身启蒙运动的人所料想的那么好。传播得最快、最广的新闻是那些刺激性的内容，而最为刺激的就是仇恨和恐惧。结果，关于我们潜在的敌人，我们获知的并不是他们有着与我们一样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各种罪行和邪恶。对于潜在敌人的恨与恐惧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它们不主导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同的共同体必定要么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就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一样（但这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要么关于遥远共同体的信息无法造成人们的惊骇和恐慌。但是如此缓解对于仇恨的煽动，眼下希望渺茫。

军事领域近期的发展特征，既不是完全的瓦解，也不是完全的凝聚，此刻它或许比我们所考虑的任何事情都重要。以军事视角来看，世界上有两大阵营：共产主义的阵营和西方列强的阵营。从原始部落的第一次冲突到今天，凝聚与对抗始终在共同发挥作用，它们通过一个可怕的不可避免的过程逐渐到达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它们各自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与对方的存在相容的。凝聚越多，获胜的机会就越大；对抗越多，在每个集团内部实现凝聚的动机就越大。这两种力量的运作，如果有足够的技术效率，就自然会导致两个相互对抗的集团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军事力量集中。反过来，如果对抗持续，技术效率也持续提高，最终除了同归于尽之外，不会有其他出路。要想结局不那么悲惨，对抗就必须学会以不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方式进行。比如，人们能找到一种愉快地杀死彼此的方法吗，就像在体育比赛中打败彼此一样？又或者，他们能学会满足于艺术和科学领域的竞争以及日常生活的愉悦吗？再或者，他们能学会满足于一种从恐惧和凶残这对相互关联的冲动中解脱出来的生活吗？我不知道。但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我们这个物种注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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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称“居鲁士二世”，古代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出身波斯部落联盟首领阿契美尼家族，公元前558年继承父位，致力于对外扩张，先后征服中亚低地南部和伊朗高原东部。前539年，一举攻灭新巴比伦王国，因对异族实行相对宽容的统治政策，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等国纷纷归附。前529年出征中亚游牧民族时因伤致死。其在位期间，创建了史无前例的特大帝国，对古代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译注

(2)　6000年前，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选择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建造了乌尔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也是苏美尔文明的主要崇拜中心。——译注

(3)　Iron Curtain，该词出现于一战之后，时任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在众议院宣称，“要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周围装上铁幕”。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演说时首先公开使用了“铁幕”一词，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铁幕国家”来蔑称社会主义国家。冷战时期，“铁幕”将欧洲分成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的区域：东面属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后来组成“华约”；西面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后来成为“北约”。——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