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预见和技能

人在各个方面都和其他高等哺乳动物有所不同，如果由人来判断的话，我们会认为，无论哪个方面人都比其他动物高级。人和动物的区别与先天的冲动和情绪并无太大关系。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和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狗或小猫相差无几，只不过相比之下更加无助。饥饿、哭号、发怒、吃饱，这样一个过程在人类的幼儿身上和在其他哺乳动物的幼崽身上可谓大同小异。人类之所以在动物王国里出类拔萃，并不单单靠原始的激情与冲动，而在于特定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智力，一类属于想象力。智力和想象力都能在不对激情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新的宣泄途径。令人郁闷而又困惑的是，尽管智力和想象力能使人们找到新的途径去满足欲望、释放冲动，但到目前为止，这两者都没有使人类更幸福，反而使人类的幸福感还停留在猿类刚开始进化为人的那个阶段。试比较两种典型的个体：一个是热带雨林里的猴子，像玩杂耍一样熟练地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树枝，采集香蕉和椰子，无拘无束地享受着穿梭其间的所有喜怒哀乐；另一个是城里某公司的员工，住在沉闷的郊区，在自然醒之前早早被闹钟叫醒，急匆匆地扒几口早餐，因为害怕惹上司不高兴而整天诚惶诚恐，晚上再筋疲力尽地回到熟悉的单调生活中。两厢一比，说实话，你还认定人比猴子幸福吗？即便如此，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也比大多数人类要幸福。他不是亡国奴，不是奴隶、囚犯，没被关进苦役营，也不是饥荒年代的农民。由此可见，人们并没有像他们以为的那样明智地运用自己的智力和想象力。确有一种人类的幸福，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幸福，人类有能力获得，而且有些人也的确得到了。试图回到动物式的纯粹幸福是没用的，因为挨饿或猝死等灾难时不时就会让这种幸福戛然而止，而能够思考的人类，活在这样的危险之中不可能幸福。可是，尽管独属于人类的幸福目前很罕见，却是几乎可以让全人类都拥有的。让人类陷入痛苦的事情是可以预防的，人类也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了。那么，为什么还没有行动起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既可悲，又一言难尽。下面几章将详细阐述。

让我们从一些心理学问题开始探讨，它们对于解释人类的这一巨大的愚蠢问题必不可少。首先，在激情和智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激情决定了人们会追求哪些目的，智力则帮助他们找到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可是，在激情的范畴里，有一个区别常常被忽略，我指的是冲动和欲望之间的区别。当人们完全无意识地完成一个行为时，这是一种受感情驱使的冲动。首先，存在各种各样的条件反射；此外，当人们被无法控制的激情冲昏头脑时也会做出各种事情。一个人盛怒之下所做的事，如果他能思索片刻，就会意识到很不明智。一个渴得要命的人可能猛灌一通，直至严重伤及其健康。一个盼着能继承叔叔的遗产却又恨这个阔佬叔叔的人，可能偶尔会不禁流露出自己的恨意。由此可见，我们的行事都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就像我们忍不住打喷嚏或者咳嗽一样——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但并非全然如此。另一方面，有意识的欲望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它所希望实现的情况，然后寻找手段使其成真。如果有意识的欲望占了上风，就能控制住人的冲动，因为冲动经常引发一些在有意识的欲望看来很不明智的行为。然而，这种控制是有限的。如果是一个强烈的冲动，控制起来会非常痛苦，而且当事人也不太愿意承认一旦控制不住就会导致灾祸。酗酒和吸毒的瘾君子都是很明显的例子，但还有很多例子，虽然没那么明显，却重要得多。对自己受到的伤害表示愤慨会令人愉快；把自己的失利归咎于敌人的阴谋诡计亦会令人愉快；在激情的支配下克服障碍，仿佛一切尽在掌喔，沉迷于这种感觉也会令人愉快。放纵冲动的愉快和抑制冲动的痛苦都是很强烈的，以至于人们在放纵的后果上自欺欺人。“公道必胜”“正义必胜”之类的口号，不过是冲动在向深思熟虑叫板，事实上在一场争执中，双方都会诉诸这类鼓舞人心的谎言，从而得出同样的结论说调解是胆怯的表现。

不能说对冲动的控制超过一定限度是可取的。一些极端的冲动比如杀人，必须由个体进行自我抑制，或者必须由法律予以约束。可是，如果对冲动的控制超过了一定限度，人生就会失去滋味，变得既无趣，又毫无生气。因而必须允许冲动在人生中占据一大块位置，但不应当让它生出个人自我欺骗和集体自我欺骗的巨大体系。可惜现实已然如此。

大体说来，人类会用智力控制冲动，以满足有意识的欲望。这种区别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行为模式来说明。把食物摆在一只饥肠辘辘的动物面前，冲动会让它吃掉食物，那一刻和未来之间并没有那种有意识的欲望的特征。接下来，在食欲恢复以前，它不会再寻找食物。而人呢，饱餐一顿之后他会意识到自己很快又会再饿，于是就会采取措施来获取下一顿饭食。他这么做，是受欲望而不是冲动的驱使。我不想假装动物的身上没有与冲动相反的欲望，更不想假装人的身上没有与欲望相反的冲动。我想说的是，多亏有了智力，作为冲动对立面的欲望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要多过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智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最佳例证主要有两种形式：预见和技能。我们先说说预见。

预见是记忆的一个分支。人类不像动物那样被直接的感性环境所支配。正如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人不饿的时候会回想起饥饿的感觉，因而会贮存食物以防万一。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动物也贮存食物，比如蜜蜂贮存蜂蜜，松鼠贮存坚果，但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它们这么做是出于一种直接的冲动，而不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行为日后会产生令人愉快的结果。在交配方面情况也差不多，这一点想必大家都会认可。我从没听说过有人认为动物交配是出自传宗接代的愿望。的确，松鼠把坚果埋起来也是因为直接冲动所获得的快感，这与它交配的出发点是一样的。然而，人类在这方面和松鼠、蜜蜂是不一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就算不能让自己立时从中获得愉悦，也仍会去做，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事会在未来回报他们。有时候，这个未来颇为遥远。《圣经》中，约瑟夫曾警示法老，7个丰年后会接着7个荒年，他劝说埃及国王把丰年里多余的粮食贮存起来，以备荒年之需。当人们开始把铁路修进中西部地区，想通过它将粮食运往欧洲时，从这边翻起第一块草皮，到那边吃上用中西部的庄稼做的第一块面包，当中的时间至少也有这么长。

使得人类生活有别于动物生活的所有理由中，预见是最重要的一个，而且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地支配人的生活。第一个真正重要的阶段是原始农业时期，它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在夏天时预知自己会在冬天挨饿。通过政府、法律、军队、工具和现代机器，预见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想想资本在当代的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吧。有些词，因为人们太熟悉了，所以没有充分了解其意涵就随便使用，“资本”便是其中之一。资本主要是生产消费品的手段，铁路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铁路不能吃，也不是个可以躺着睡觉的好地方。事实上，它不能实现任何直接的目的，它只是让各种东西更容易运过来供应给人们，而不是说铁路本身会满足人们的需要。至少，服务于人是它的最终目的。鉴于我们经济体系的种种复杂性，铁路还有其他相近的用途，即为铁路建造者营利。可是，长远来说，它不会一直服务于此类目的，除非这个目的能让消费者获得满足，否则，如果铁路的货运量和客运量不足，就无法营利。资本当然还有比铁路或者工厂更抽象的形式。最重要的是，资本出现了信贷形式。然而，无论哪种形式，都涉及延迟当前的消费，以便日后能更多地消费。因此，它们本质上有赖于对其存在的预见。

之所以存在资本利息，也是源于一定程度（但不太多）的事先考虑。假定我有100英镑用来投资，利息是5%，这就意味着，我至少会因为一年后将拥有105英镑而高兴，这是现在就花掉这100英镑的高兴所比不了的。如果我永远都能事先预见到什么，那么任何利率，无论多低，都足以诱使我把钱去投资，而不是一下子花个精光。人们可能会由此推论，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人们越是能有所预见，利率就越低。继续探讨下去的话将离题太远，所以我们就此打住吧。

想一想，预见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一个普通的文明人的生活。幼年时，他的预见不如大人的多，但大人会把自己的预见强加给他，逼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校，并且不得不做一些自己毫无兴趣的事。而他迟早会意识到，要想谋生，受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然后他默默接受了教育过程，不是因为冲动，而是出于预见。待到成年，他就会把时间花在一些要不是为了挣钱，他说什么也不会选择的工作上面。如果他结了婚，成了好公民，就会为了孩子放弃很多乐趣，这同样是源于对孩子未来的预见。除非他有些特立独行，否则他就会管住自己的嘴，只说有助于他被晋升的观点，隐藏一切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想法。如果他的抱负一如常人，所希望的不过是事业上的成功，他就会被预见支配，在预见的指引下一步步实施。最后，谨小慎微会成为他的一种本能，而其他的本能都萎缩了。这不是我在信口开河。事实上，每个文明国家的人十有八九就是这么度过一生的。

公共事务同样受到预见的支配。我们有法律、警察、公共教育、庞大的政府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而在整个社会结构的顶部，有少数几个极其聪明的人正在思考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消灭和他们作对的国民。的确，还有非常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财政支出除了提供消遣外，别无他用。我们建了公园，有的地方放置了秋千和跷跷板供孩子们玩耍；我们还在海边建了突堤和供人散步的空地。可是，即便是公园和突堤也没有完全逃脱令人扫兴的官僚主义者的控制。他们总是张贴醒目的告示不许你做这个，不许你做那个，却几乎从没贴出告示说哪些乐事是你可以做的。

我们谈了预见是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妨碍人们获得快乐的，可如果像这样结束对预见的探讨，肯定会让人产生误解。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多方向上人们预见过度，但在另一些甚而是更重要的方向上则预见太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战争，增加食物供应和控制人口。这些都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如果不是以全新的方式预见，它们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此我又不得不打住，不再深入探讨。

我们说智力主要有两种形式：预见和技能。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技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技能并不独属于人类，不少动物也拥有各式各样的技能。然而技能在人类身上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它在其他动物甚而是最高等的动物身上所起的作用，这种差异的程度几乎相当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所说的“技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所谓的“技能”是指由于一些活动能产生某些影响，人们注意到这些影响后会一再进行这样的实践。我想再补充一点，人们若不是了解了他们所期望的效果，肯定不会进行实践。技能的积累和传承都离不开语言，非常简单的情况除外。语言的起源完全是个谜，没有人知道人从何时开始说话，或者象形文字是什么时候有的，但是很显然，如果没有它们，一个人在有所发现之后要让别人知道他的发现就会困难得多。另一样完全来自史前的东西是火。农业给人类生活带来了首次真正重要的变化，它的到来很可能是意外和预见的共同作用，很快，人类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据说（我不知道其中的真实成分有多少），它源于人们把谷子撒在坟墓上供奉逝者的做法。之后，虔诚的亲人们惊讶地发现谷子成熟了，又长出新的谷子。如果从预见的角度来看，亲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可以视为刻意种植谷物，期望来年丰收。无论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早年在尼罗河谷、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原始农业就已经大面积开始，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但尚无考古学证据。

驯化牛羊很可能发生在农业萌芽以前。和农业相比，它对人类生活习惯的改变要小得多，因为人们可以照旧过着游牧生活。从一种依靠牛群和羊群的游牧生活，过渡到农民特有的定居生活，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像外蒙古这样的地方甚至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家畜非常有用，比如牛羊之类的，不仅是人的衣食之源，也是牵引力之源，并能在移动中提高人的速度，减少人的疲劳。马在家畜中属于后起之秀，一开始主要用于军事，在骑马的部落和骑驴的部落打仗时，马使得前者拥有了决定性优势。

制造武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史前时期。一开始，它有两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用途——打仗和打猎。没有人知道究竟何时我们的祖先变成了肉食者，不过，很显然，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能让猎杀动物取肉变得比过去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器对于战争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了它对于狩猎的重要性，从阿基米德时代到今天，军事武器的革新已经成为激励科学进步的主要动力。

不同的历史时期，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不均衡的。在发展农业和驯化动物之后，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与此相提并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技能方面，五千年前尼罗河谷的农民与一百年以前他们的后人并没有太大区别。然而，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然后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这种转变完全有赖于各种新技能的出现。

奇怪的是，零星的知识可以蛰伏好几个世纪，然后突然之间成为文明的关键因素。古希腊人注意到了马格尼西亚城某些岩石的磁性，却未能深究下去，发明水手用的指南针(1)。他们还观察到了琥珀具有的某种导电性，可是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电力才开始在工业技术中发挥作用。很多重大发现是对躁动的好奇心的意外奖励。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首次由贝克勒尔(2)发现的天然放射现象。他把几块铀盐放进了一个不见光的抽屉，那里恰好有几张照相底片。之后取出底片时，他发现尽管处于一片漆黑中，铀盐还是给自己拍了照。

工业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时代就开始有的一种倾向，即延长一种需求从产生到获得满足的过程。一只动物的觅食活动最多不超过几个小时，而一个农民，哪怕是最原始的那种，即便从开始生产食物到最终吃到它当中间隔几个月也无妨。在当今世界，这一过程变得极为耗时，也更复杂了。农民使用的机器必须通过道路或者铁路从城市的中心运来，制造机器的原材料本身也同样需要往来运输。一般说来，农民并不消费自己种的农作物，它们会被送到磨坊，然后很可能从那儿去到某个遥远的国家。这种预见和技能长期交织在一起，自始至终依赖于精心构建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它们可能会在战争期间分道扬镳，引发种种灾难性的后果。从原始温饱状态下的食物采集，到现代农业社会的食物分配，这个过程是如此漫长，其结果又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可能从因智力而发展起来的整个系统中看到并记起一些先天的冲动。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始时提到的一个问题：智力的增长，尤其是技能的增长，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人类幸福的平均水平？人们可能已经预料到提这样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既然所有技能都在于发现更简单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欲望，那么可能假定，技能的增长想必也就意味着劳动强度的减轻以及满足我们需要的途径更加顺畅。而事实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并非如此。新技能一开始并不是人人都能平等拥有的，几乎总是被一小撮人垄断，用于加强对他人的控制。其结果是，尽管通过新技能获利的只是一小撮人，但大部分人反而变得更容易服从于少数人的权威。农业把耕种者和他的地块束缚在一起，以便对人进行奴役，而且在一切有农业的地方形成一种奴隶制或农奴制，使得土地耕种者的生活和游牧民相比，自由度与幸福度都要低得多。预见催生了政府和军队，两者建立了有利于权力拥有者的财产权，使他们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正在辛苦工作赚取微薄的报酬，过得还不如旧社会的人。随着工业化生产传播到除美国外的世界各地，同样的故事又再不断地上演。先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然后是俄国、中国和日本，工业化的严酷和残忍程度可谓登峰造极。然而矛盾的是，每一种号称“节省劳动力”的设备都反而增加了劳动时间，减少了劳动者的收入。这些不幸的结果在世界各地出现皆是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对付这些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全社会更加平等地享有权力。

相比之下，更难对付的是新技能的发展所造成的一种恶。每个存续至今的动物物种，必定会在自己的冲动和环境提供的机会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当环境在某些方向上提供新的机会时，这种平衡就可能会被打破。熊喜欢蜂蜜，但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轻易获得。因此，一般说来，它们获得的蜂蜜数量对它们是恰到好处的。可是，如果它们突然学会了养蜂技术，蜂蜜就会变得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那么它们想必全都会得重病，甚而整个物种都会灭绝。这个物种唯一的希望就是形成一种禁欲式的道德戒律，宣扬蜂蜜带来的愉悦是罪孽深重的。人类在饮酒问题上与此如出一辙。如果商人获准向还没学会喝酒的野蛮人部落免费供应“烈性酒”，那么整个部落很快就会完蛋。所幸在文明人当中，酒水的酒精含量是逐步增加的，因此在每个阶段上，大部分人都能够逃过酗酒这一劫。

比这更严重的是权力冲动。大多数精力旺盛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种冲动。在一个松散的由食物采集者组成的原始社会里，这种人很少，很可能只是在一个部落和其他部落打仗，需要人领导时才会派上用场。可是，随着人群的不断扩大，权力冲动的范围也在扩大。于是，热爱权力的个人就会变得像突然得到过量蜂蜜的熊，或者突然可以敞开了喝威士忌的野蛮人。这就是为什么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以人权和民主的形式出现、精心设计的保障措施日益变得重要。

现今，权力冲动最重要的表现方式是对抗。当人们只能用锋利的燧石或长矛打斗的时候，当地球上的人类还很少的时候，部落间的争斗会以强者完胜告终，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适者生存”。因此，我们无法用达尔文学说去要求人们减少对抗的冲动。然而随着各种新技能在战争中的运用，这一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了。眼下，穷兵黩武的技能是人类存续所面临的主要危险。

关于智力的弊端，我就讲这么多。不过，在它的优点中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智力被主要用于增加全球人口的数量。我不知道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好事。如果人人都很幸福，那当然好；但如果大部分人都很痛苦，那么增加受苦者的数量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以食物而言，尤其如此。一直以来，技术确保了食品生产的增长能跟得上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有太多意外可能会导致情况发生逆转。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疾病的减少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这无疑是技术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智力能够让这个成为实实在在的福利，而前提是它全力以赴预防人口过剩。

权衡利弊，智力对人类究竟是福是祸，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有件事是很清楚的：如果智力是祸，那仅仅是因为人类还不够聪明。人不可能回到动物那种不动脑的幸福状态。人想要获得幸福就离不开智力的协助，而如果人没有获得幸福，并非因为聪明过度，而是其特有的人类品质中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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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指南车”，但无从确定是否属实。

(2)　1852—1908，法国物理学家，1903年和居里夫妇一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