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论分析命题

形上学的正底方法，是以分析法为主，反观法为辅。分析法就是逻辑分析法。

魏晋玄学家常说“辨名析理”，辨与析都是分析的意思。在《新理学》书中，我们说：“哲学之有，靠人的思与辩。”思的工作是作分析。以名言说出其分析，就是辩。这是思、辨、辩之间底关系。

因为思、辨、辩之间，有这种关系，所以人常将它们弄混。先秦的名家，当时称为辩者。他们固然能辩，但他们的辩如不是诡辩，他们必能辨，然后能辩。公孙龙如不能辨白马非马，当然也不能辩白马非马。西洋逻辑学初入中国时，有人译为辩学（其实与其译为“辩”学，不如译为“辨”学）。西洋人固然很少说逻辑学是辩学，但很有人说，逻辑学所讲底，是思的规律，或推理的规律。这就是以逻辑学为思学。就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思、辨、辩是很容易被人弄混底。

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这一句话，就表示我们与维也纳学派的不同。我们以为析理必表示于辨名，而辨名必归极于析理。维也纳学派则以为只有名可辨，无理可析。照他们的意见，逻辑分析法，只是辨名的方法；所谓析理，实则都是辨名。

析理所得底命题，就是所谓分析命题。我们析红之理，而见其涵蕴颜色，我们于是就说，红是颜色。我们如了解“红”及“颜色”的意义，我们就可见“红是颜色”这个命题，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分析命题的特点，就是它的必然性与普遍性。我们见一个命题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它就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斯宾诺莎说，我们如有真观念，我们会知道我们有真观念。他的此说，可于此应用，于此我们就用着反观法。

分析命题，为甚么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最简单直截的回答是：因为这是析理的命题。红之理本来涵蕴颜色之理。理是永恒底，所以分析命题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我们若用这个回答，我们就需承认有永恒底理。于上文讲到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第一组命题时，我们说：我们说有理，还有另外底证明。这另外底证明，就是分析命题之所以可能。照我们的看法，若没有理，就不能有必然地普遍地真底分析命题。

对于分析命题之所以可能，还可以有另外底说法。于本章及下章，我们打算指出另外底说法的困难。

另外底第一种说法是说：所谓分析命题，也是靠归纳法得来底。照这种说法，三加二等于五这个命题，与明天太阳要出来这个命题，并没有根本上底不同。小孩子以三个指头，加两个指头，等于五个指头。以三个椅子，加两个椅子，等于五个椅子。用归纳法，他得到三加二等于五的结论。不过在他的经验中，三个东西加两个东西，总是等于五个东西，没有一次例外。于是他就得到一种习惯，以为它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了。必然与普遍，只是由于人的习惯及感觉，并不是所谓分析命题真有这种性质。

这种说法，虽是要说明分析命题之所以可能，实则是等于说，没有分析命题。况且这种说法，显然也与事实不合。在我们知道一个分析命题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之先，我们有时也需用经验以为说明。但既已说明以后，我们若是了解它，我们就看出它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这种说明，只需要一二例即足，并不需要很多底例，以养成我们的习惯。既已说明以后，我们也就知道，即有更多底例，也是多余。因为分析命题，只靠经验说明，并不靠经验证明。我们看出它必然地普遍地是真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出它必然地普遍地是真。斯宾诺莎的反观法于此正可以应用。

另外底第二种说法是如休谟所说者。休谟以为分析命题是有关于观念的关系底命题。因为它只是关于观念，不是关于事实，所以它必然地普遍地是真底（参看上文第三章）。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可以问：这些观念是怎样来底？例如休谟说：“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弦边的平方等于其二边的平方和”，这是一个关于观念的关系底命题，也是一个必然地普遍地真底命题。但照休谟的知识论，我们的知识是从感觉来底。我们的感觉所给予我们底直角三角形，都不是绝对底。就我们的感觉所给予我们底直角三角形说，它的弦边的平方都未必等于其二边底平方和。只有绝对底直角三角形，才是如此。从感觉来底，不是绝对底三角形，我们怎样得一个绝对底三角形底观念？这是柏拉图在《斐都》一对话中所提出来底一个老问题。他问：我们没有感觉过绝对底相等，绝对相等底观念怎么会是从感觉来底？这个问题，是经验主义者所不容易答复底。

另外第三种说法是康德的说法，他说：分析命题之所以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因为其客词本来包括于其主词之内。一个分析命题所说底，并没有超过其主词所包括底，所以不会是不真底。例如红是颜色，这个命题只是说红颜色是颜色。颜色本已包括于主词之内，所以这个命题是必然地普遍地真底。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其意思很不清楚。所谓客词本来包括于主词之内，是说客词所表示底理本来涵蕴于主词所表示底理？或是说客词所表示底观念本来包括于主词所表示底观念？或是客词的词已包括于主词的词？若是第一个意思，则此种说法即同于我们的最简单直截底说法。若是第二个意思，则即同于上述休谟的说法。若是第三个意思，则即同于下述维也纳学派的说法。由此方面看，这种说法，并不是另外一种说法。

另外第四种说法是维也纳学派所持者。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大体上是继承休谟底。他们也分命题为两种：一种是关于事实底，这是综合命题。其另一种，他们不说是关于观念底，而说是关于言语底。这是分析命题。照他们的说法，分析命题只是言语命题。这种说法，现在颇为流行。我们于以下以卡纳普所说为例，作比较详细底讨论。

在其《哲学与逻辑语法》一书中，卡纳普分语句为三种。一种是他所谓有所指语句。例如“（一甲）这玫瑰是红底”；“（二甲）第一讲是形上学”；“（三甲）张三到非洲去了”；“（四甲）金星与地球大概相等”。第二种是他所谓似有所指语句。例如“（一乙）这玫瑰是物”；“（二乙）第一讲讲形上学”；“（三乙）这部书讲非洲”；“（四乙）金星与晓星是一个”。第三种是他所谓语法底语句。例如“（一丙）‘玫瑰’之名，是一个物名”；“（二丙）第一讲包括有‘形上学’之名”；“（三丙）这部书包括有‘非洲’之名”；“（四丙）金星之名与晓星之名是同义底”。卡纳普以为第一种语句是于言语外确有所指。第三种语句是于言语外确无所指。第二种语句是于言语外似有所指而实无所指。此种语句在表面上似乎是同于第一种语句，而实则是同于第三种语句。因为此种语句有这种欺骗性，所以引起了许多无谓底问题。旧哲学中，尤其是旧形上学中底问题大部分都是这种语句的欺骗性所引起底。其实这种语句都可翻译为与它们相等底第三种语句。翻译以后，这种语句没有了。其欺骗性所引起底问题，也就没有了。因此形上学也就没有了。

第一种语句于言语外确有所指，这是不必讨论底。我们于以下要说明，第二种语句，于言语外亦确有所指。第三种语句，虽似于言语外无所指，而实亦于言语外有所指。第二种语句不是都可翻译为第三种语句。即其可翻译者，翻译后原语句亦不因翻译而取消。

先说翻译问题。照卡纳普所举底例中，第二种语句的四例，性质不同。其中只有（一乙）是我们所谓析理命题。（一乙）与（一丙）是等义底。（四乙）与（四丙）是同义底。（二乙）与（二丙）、（三乙）与（三丙）是既不同义、又不等义底。等义者可以互相翻译，但翻译后原语句并不因翻译而取消。同义者可以互相翻译，翻译后原语句亦可因翻译而取消。既不同义又不等义者，不能互相翻译。

在卡纳普所举底例中，（四乙）与（四丙）是同义底。“金星”与“晓星”本是一物的异名。说金星与晓星是一个星，就是说“金星”与“晓星”二名是同义的。所以此二语句，可以互相翻译。翻译后原语句亦可因翻译而取消，这就是说，这两个语句是可以互相替代底，说了这一句，不必再说那一句，并没有少说甚么。

（二乙）与（二丙）、（三乙）与（三丙），既不同义，又不等义。一个讲形上学底讲演是一个形上学的讲演。但包括“形上学”之名底讲演，并不一定是一个形上学底讲演。一个人说个笑话，其中也可以包括“形上学”之名。讲非洲底书是一部地理书，但包括“非洲”之名底书，并不一定是地理书。一部小说也可以包括“非洲”之名。若没有这种分别，卡纳普的这本书中，即包括有“形上学”之名，及“非洲”之名。卡纳普的这本书，岂不也成了讲形上学底书，讲地理底书了。可见（二乙）与（二丙）、（三乙）与（三丙），是不能互相翻译底。

（一乙）与（一丙）是等义底，若（一乙）是真底，（一丙）亦是真底。若（一丙）是真底，（一乙）也是真底。因此此二语句，可以互相翻译。虽可以互相翻译，但不能互相替代。若只说这一句，不说那一句，确是少说了些什么。若只说“玫瑰”之名是一物名，是没有说，玫瑰是一物。你所说底是关于“玫瑰”，并不是关于玫瑰。卡纳普于第三种语句中，也将玫瑰加上引号。这引号是有意义底，并不是随便加上底。

照我们的说法，（一乙）是表示析理底语句。我们分析玫瑰之所以为玫瑰者，而见其涵蕴有物之所以为物者，于是我们说：玫瑰是物，（一丙）是表示辨名底语句，我们辨别“玫瑰”之名，而见其是一物名，于是我们说，“玫瑰”之名是一物名。

卡纳普说：（一乙）这个语句是分析语句，我们只须考察“玫瑰”这个名是属于语法上底哪一类，我们只须知道“玫瑰”这个名是一物名，我们即可确知（一乙）这个语句是真底，无须观察任何玫瑰。所以我们知道，（一乙）所肯定底，与（一丙）相同。“因为常常，而且只在，一个东西是一个物时，称谓它的名，是一个物名。”（《哲学与逻辑语法》六二页）（一乙）与（一丙）所肯定底，并不相同。此点我们于上文已有说明。照卡纳普于此所说，我们只能说，因为一个东西是一个物，所以称谓它底名是一物名。不能说，因为称谓一个东西底名是一个物名，所以它是一个物。照此说，我们可知（一乙）与（一丙）虽然是等义底，但我们只能说，（一丙）是真底，因为（一乙）是真底。不能说，因为（一丙）是真底，所以（一乙）是真底。这就是说，因为玫瑰是一物，所以“玫瑰”之名是一物名，并不是因为“玫瑰”之名是一个物名，所以玫瑰是一物。我们于上文说：辨名必归极于析理，其理由在于此。

卡纳普以为用他的这种翻译法，可以免去许多麻烦。我们不说，玫瑰是物，只说“玫瑰”之名，是一物名。如此，我们就可以不必问甚么是物了。我们不说：“友谊不是一个性质，只是一个关系。”我们只说：“‘友谊’之名不是一个性质名，只是一个关系名。”我们就可以不必问什么是性质，什么是关系了。我们不说：“七不是一个物，只是一个数。”只说：“‘七’之名不是一个物名，只是一个数名。”（《哲学与逻辑语法》页七〇）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问什么是数了。用这种办法，卡纳普以为可以取消形上学中底问题。其实这只是避免问题，不是取消问题，更不是解决问题。问题还在那里，不过他避免之而已。假使我们问：什么是一个物名？回答说：指物之名，就是物名。再问：什么是物？你不能回答：为指物之名所指者就是物。所以说：问题仍在那里。愿意避免问题，是人的自由，你若是对于那一问题，没有兴趣，你可以避免讨论它。但你不可以为你若避免一问题，你就把它取消了。如果如此，你就是掩耳盗铃。

卡纳普以为将他所谓似有所指底语句，翻译为语法语句，确可除去许多哲学上底无谓底争论。他说：例如在怀特海及罗素的系统中，他们将数当做类的类。在比阿诺及希柏特的系统中，他们将数当做基本底东西。数究竟是什么，可以引起无穷底诤论。假使将他们的话翻译为语法语句，我们可以说，在怀特海及罗素的言语系统中，对于数底说法，是第三级的类的说法。在比阿诺及希柏特的言语系统中，对于数底说法，是基本底东西的说法。如此则两种肯定，彼此相容，而且同是真底。争论也就没有了。

这样说仍只是避免问题，不是取消问题。我们还可以问：数究竟是甚么？维也纳学派可以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只能问：在某一算学家的言语系统中，对于数底说法是甚么？不能凭空问：数是什么？于此我们说：在各算学家的言语系统中，对于数底说法，虽有不同，但他们所说底毕竟都是数。这就是说，他们所谓数，必有共同之点，如其不然，他们所说底，就是天文与地理的不同，用不着比较，也用不着说，他们所说底相容或不相容。这个共同之点就是数之所以为数者。其内容是什么，虽不是形上学所必要讨论，但还是可以问底。

就以上所说，我们可见，卡纳普所谓似有所指底语句，虽可以翻译为语法语句，但并不能以语法语句替代之。说可以替代，只是避免那种语句而已。既不能替代，可见那种语句，并非似有所指，而是真有所指。

以下再说，卡纳普所谓语法语句，也并非无所指。在未说之前，我们须先说，（一乙）与（一丙）不是在一言语层次之内。（一乙）是在第一层言语之内。这层言语的对象是玫瑰及物，客观的有。（一丙）是第二层言语。这层言语的对象是第一层言语。我们于以上已说，（一乙）所说底是非言语底，这就是说，就第一层言语说，它是非言语底。现在我们要说，（一丙）所说底，也是非言语底，这就是说，就第二层言语说，它是非言语底。

例如“‘玫瑰’之名是一物名”。我们先问：甚么是“玫瑰”之名？“玫瑰”之名并不是玫瑰。但也不是写在纸上底那些笔画，也不是说出底声音。若只是如此，则那些笔画，那些声音，各民族的文字语言，各不相同，怎么能互相翻译？于第二层言语中，我们说：我们于第一层言语中，用“玫瑰”之名说玫瑰。于第三层言语中，我们说：我们于第二层言语中，用“玫瑰之名”之名，说“玫瑰之名”。在第一层言语中，我们用“玫瑰”之名说玫瑰。在这时候，玫瑰是言语的对象，是非言语底。这些名，这些语句，有其意义，有其所指。在第二层言语中，我们用“玫瑰之名”之名，说“玫瑰之名”。在这时候，“玫瑰之名”是言语的对象，是非言语底。这些名，这些语句，也有其意义，有其所指。各层次的语句，都有其所指。就其层次说，其所指又都是非言语底。因其是如此，所以各民族的不同底言语，在一层次之内，可以其所指为根据，而互相翻译。各语句亦因其是否符合于其所指，而有真伪之分。言语是多底，言语的对象是一底。

由以上所说，我们可见，析理不能消纳于辨名。辨名必归极于析理。若果如此，则分析命题不是言语命题。这就是说分析命题，不只是语法语句。它虽不对于实际有所肯定，但非对于真际无所表示。

所以由于有分析命题，我们亦可证明于真际中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