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略论周易所反映的周人的早期社会生活及作者思想[1]
一、周易的古代社会史料性质
就《左传》、《国语》所载有关卜筮之事来看，《周易》无疑是一部占筮书，为占筮而作，用来占筮。筮辞反映了社会生活，可作为史料读。但《周易》是周室王官卜史占人就旧有筮辞编纂而成，除用作占筮外，还有作者的政治目的，是针对西周末年王室的日趋没落，借以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企图挽救周室的危亡，故书中有作者的政治思想。而作者在编纂旧筮辞时，总结历史经验，凭他的思辨，作出在当时有一定意义的科学思维。
春秋时人，除用《周易》占筮，逐渐有人把它的语言引来论断事物。如知庄子引师初六的“师出以律，否臧，凶”，论彘子刚愎不听主帅命令，逆料晋军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纪元前597年）。郑游吉引复上六的“迷复凶”，论楚子“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命不长久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纪元前545年）。又秦医和引“蛊”的本义，论晋侯淫疾，不可救药（《左传》昭公元年，纪元前541年）。这是春秋中晚期《易》文推广的运用，用其辞不用其占。孔子引《易》也是一样。
到了春秋末年，思想更进步，《周易》的占筮迷信，渐归衰落。人们读《易》，就不当占书看，而着重于它的哲学意义。儒家孔子讲修养，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的话，又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儒家后学绝少引《易》，战国末年，荀子偶一提到。《荀子·非相》引“无咎无誉”以论腐儒，《荀子·大略》引咸卦论夫妇之道。但他认为“善为《易》者不占”，跟孔子抱同样态度。此后，《周易》由占筮书而变为伦理教科书。《易传》是其代表作，为统治阶级服务，发挥封建伦理等级纲常思想，《周易》原始占筮的社会史料意义因而不明，作者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些相当进步的辩证法思想也因之湮没。
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幼稚，生活艰苦，企图用巫术以驱遣自然力。占卜之风很早流行。考古家在陕西客省庄、泉护村等地，也即周人的发祥地区，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用猪、牛、羊的肩胛骨来占卜[2] 。周人的占筮，可以肯定其来源必很古。先用骨卜，后用蓍筮。到文字发展，卜筮之事则有记载。《周礼·春官·宗伯下》说：“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郑玄注引杜子春说：“系币者，以帛书其占。”郑玄说：“既卜筮，史必书其命龟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礼神之币而合藏焉。”占卜有书事与兆、系币、藏策之事，故卜史占人掌握了不少资料；而岁终计占，每年总结，其始只计占之中否，限于占卜范围，待资料积累既多，进一步就会总结经验，研究事理。《周易》的编著，是在大量的占卜资料积累的基础之上进行编选组织而成的。原来的筮辞，一事一占，卦爻辞往往一条里有不同的“事”与不同的“兆”，其兆有吉凶相反的。卦爻辞一条占多事的，如坤卦辞：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元亨”是贞兆。此外共占四事：“牝马”，牧畜事；“往”，占行旅；“得朋”、“丧朋”，占商旅；“安贞”，定居之事。
又如大畜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也占四事，一句一占。一牧畜，二农业，三防卫，四行旅。这说明作者是根据旧筮辞编选的。
又一条卦爻辞里往往有几个贞兆词，而且有相反的，如：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三个贞兆词，两吉，一凶。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三个贞兆词，吉而又凶，凶而又吉。
晋上九：“厉；吉，无咎；贞吝。”——四个贞兆词，先凶，中二吉，后又凶。
发生这种现象有几个原因，一是不同占人占的不同占词；二是作者在编集旧筮辞时兼收并蓄，以供参考；三是作者有意用来说明事物有转变，吉凶也会转变的道理。
《易》说转变的，如：
讼六三：“食旧德（得），贞厉，终吉。”
蛊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孝），无咎。厉，终吉。”
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兑九二：“孚兑，吉，悔亡。”
家人九五：“家人嗃嗃，悔，厉；吉。”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这些例子说明吉之中会变为凶，或者是逢凶化吉。事物本来有对立转化的道理，作者在占筮中自发地参悟出这个辩证法。不过他仅看到事物的循环转化，而且他认为这是自然法则，人是无能为力的，他并不懂得人的能动性，更不懂得矛盾的斗争性。
占卜，是人们企图用这种巫术来控制自然力。它是针对事物的疑难而举行的，故占卜必有事物的背景。《周易》根据旧筮辞编选而成，虽经作者改编，但有不少还保存原筮辞的面目，还反映了原来占筮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自从儒家舍占筮而讲义理，要从中找道德教训，又从而引申发挥，郢书燕说，穿凿附会，曲解原文，大失真意。本来是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好材料，一经曲解，面目全非。比方，“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的是狩猎事。“德”借为得，“不恒其得”，即恩格斯所谓“靠打猎所得的东西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3] 。不过在渔猎时代或者稍晚的时期，人们过集体生活，也互通有无的。猎获不到，也会和别人分享的。“或承之羞”，意为有人送给他好吃的。“羞”，从手持羊，珍馐之馐的本字。这反映的是原始时代狩猎生活。可是孔子把它引来跟南人之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互相印证，说明“恒”的重要，当修养解。这就走了样了。把原始社会的生活问题理解为道德修养问题，相去很远。二千多年来的《易》学家，就是学孔子这样来理解《易》文的。因此，过去的《易》说，总的一句话，都是穿凿附会而不求其解。
清末光绪年间，在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城西北有个村子名小屯，历史上所谓洹水南殷虚地方，农民种地刨到一些龟甲兽骨，说是龙骨，卖给药材店做药用。甲骨上有不少刻有文字。古董商把甲骨带到北京卖给收藏古物的士大夫，才认识这些甲骨上刻的文字是中国最古的文字。甲骨上有钻凿的窠槽，知道这是贞卜的甲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贞卜后的记录，叫做卜辞。这是中国古物的一大发现，学术界极为重视，考古家有计划地发掘，现在得到大小约十万片有文字的甲骨。甲骨卜辞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一件大事。它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虽则它仅限于王室的材料，还不可能看到社会的全部面貌，但让我们知道了一向不清楚的西周以前的殷商社会。另外，有了甲骨卜辞的根据，我们还可以和古代典籍互相参证或订正。
卜辞的贞卜范围，有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田游、疾病、生子、旬夕等。从完整的卜辞可知它包含四部分，（1）卜日和贞人；（2）命龟之辞；（3）贞辞，因兆而定吉凶；（4）验辞，记卜后应验的事实。例如：
（1）癸巳卜，壳贞：（2）旬亡祸？（3）王占曰，出 ，其 来 ?（4）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 ，自西沚 告曰，土方征于我东啚田。（《菁华》2）
当然，像这样完整的卜辞并不多。贞人、命辞、贞辞，不一定有。以著卜日、验辞为常。而且甲骨破碎残缺的颇多。
《周易》是占筮书。人们过去对于占卜不大了解，自从有甲骨卜辞的发现，用卜辞和卦爻辞比较，对《周易》的性质、内容，和它的社会史料的价值，就比较清楚了。卜用甲骨，筮用蓍卦，工具虽不同，而占卜则同。两者相同之点有：
第一，占卜有一套专门术语。卜辞称占卜为卜、贞、占。卜，是在甲骨上钻凿烧灼后所显出的兆纹；贞，字从卜贝。贝是龟，贞或即《周礼》所谓卜筮既事则“系币”之意。《说文》训贞为卜问，占卜是以所疑之事问神而定吉凶；占，也是卜问之意，卜辞往往说“占曰”。《周易》也说贞、占，又说筮，当是沿袭他们的祖先用牛、羊、豕的骨卜而来，周人早先有蓍筮和骨卜，也用龟卜。龟甲难得，骨卜钻凿也较难，后来多用较易的蓍筮。而贞、占两词，则沿用骨卜。“贞吉”、“贞凶”、“贞吝”、“贞厉”、“利贞”等之贞，无疑是卜问之意，前人释贞为正是错误的。卜辞有贞卜的专门术语，如“亡尤”、“隹祸”、“亡祸”、“（灾）”、“亡”、“弗”、“若（顺）”、“亡若”、“隹若”、“不若”、“吉”、“大吉”、“弘吉”、“福”、“乍福”、“不福”、“受又（佑）”、“亡左（佐）”等是。《周易》有“亨”、“元亨”、“光亨”、“吉亨”、“小亨”、“吉”、“大吉”、“贞吉”、“利贞”、“可贞”、“无不利”、“勿用”、“无咎”、“凶”、“悔”、“悔亡”、“无悔”、“无祇悔”、“吝”、“厉”、“贞厉”等词。用词和卜辞虽有同有不同，而用来表示贞兆的吉凶休咎则没有两样。稍有不同的，《周易》用这些专语表明贞兆外，有时借用贞兆术语来判断事理，如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这里的“凶”非贞兆，而是说明行军的纪律不好则必失败。这是军事学，是说理，故“凶”字不是贞兆词。又如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这“匪咎”、“无咎”，也非贞兆。大有卦讲农业丰收，“无交害，匪咎”者，是说要丰收，得先尽人事。如果人们能够不彼此侵害，则丰收是没问题的（交害事，如涝则以邻为壑，旱则截人上流，以及抢掠别人的粮食庄稼之类）。如不交害，彼此互助，则“艱则（亦）无咎”，虽遇旱灾也不成问题。艱从 ，原应为 。 ，旱也。卜辞有贞 ，即占旱。《说文》作暵：“干也，耕暴田曰暵。 声。”此“咎”、“无咎”，借用贞兆词以说理。大致说来，《周易》与卜辞，都有一套表示贞兆的术语，同是占卜的巫术。
第二，验辞——占卜后事实的记录。卜辞和《周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的事实记录，可以根据它来研究古代社会。卜辞所包括的年代较短，约从盘庚到纣末年三百年间的事。但材料较丰富，可以考见殷人的先公、先王、百官、亲属、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历法天象以及最早的汉字等。这在《周易》里不是全有，但两者的记录相参照，可以见到古代社会面貌。如关于生产斗争、经济生活方面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建筑、渔猎、牧畜、农业等，关于社会斗争的战争、祭祀和阶级对立与斗争等，《周易》所反映的年代较长。虽然主要是奴隶社会的记录，但它有原始社会的遗留，而且直至西周末年。有卜辞所不见或少见的，如婚姻家庭、商旅、象占等。卜辞只是记事，而《周易》经作者编纂，有作者的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思想和科学思维。这是卜辞所没有的。从反映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来说，《周易》和卜辞，其性质、内容和史料价值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卜辞是一条条孤立的朴素的原始记录，而《周易》则是作者从新旧筮辞选取可用的材料加以系统组织。作者在编选时，总结出若干历史经验，而又加上自己对于政治道德修养等见解。因为作者除了辑选新旧筮辞作为占筮用书外，还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要利用占筮神权，发挥他的变易思想，以讽谏统治者知所警惕，以挽救周室的危亡。编者有他的目的，并非纯为占筮。毋宁说，他主要是为了政治，新旧筮辞只是材料。
西周晚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如《诗·伐檀》所说：“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你不种地，哪来的这么多粮食?你不打猎，哪来的这些禽兽?）奴隶们用怠工、破坏工具、逃亡等方式进行斗争，“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诗·硕鼠》）。这时农村公社已趋于破坏，自由民也不好过。厉王专山林川泽之利，禁止人民的议论，又向外用兵。结果征伐淮夷失败，“国人”起来暴动。厉王逃跑到彘邑，死在那里。宣王、幽王时代，连年遭到大天灾， 狁乘机侵迫到周京附近。经过几次大战，才把 狁赶回去。宣王南征北战，屡遭失利，人力财力大受损失。对农民加重剥削，国内外矛盾增大。幽王时政治更加黑暗，加上连年天灾，崩溃之势，有识者早就看出来了。幽王初年一次大地震，“三川竭，岐山崩”。伯阳父逆料“周将亡矣”。他根据阴阳的道理说明“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上》）。史伯对郑桓公以五行同而不和的道理说明周将衰亡（《国语·郑语》）。同时代的下级贵族，写了不少诗歌对时局深致感叹。如《诗·十月之交》说：“爗爗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诗·桑柔》说：“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这些话总起来有两个要点：一是从政治黑暗、自然灾害、人民疾苦等现象，得出周室危亡的结论；二是从妖祥灾异、天道循环等道理，推断时代即将变易。在对时代悲剧的感叹、无可奈何的哀鸣之中，表现出贵族阶级愤世嫉俗的忧伤情绪和挽救危亡的幻想。
这种西周末年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在《周易》里也隐约可见。他的政治思想、关于道德修养的言论，是总结历史教训而针对时代有感而发的。在封爻辞里，我们看到一些奴隶跟奴隶主的斗争和贵族阶级内讧的现实（具体见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章内）。例如，“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就是贵族内讧和奴隶以逃亡来反抗奴隶主的事。井卦卦爻辞是阶级斗争的故事。萃卦说的“萃有（于）位”的忧伤，和“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益上九）等，如果跟所谓“变雅”的诗参看，就可以清楚这是西周末年的政治现象。“或跃在渊”这一句话，古今来无人能解。如从时代背景和阶级观点来分析，就可以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是屈子自沉的一个先例。是在“莫益之，或击之”的尖锐矛盾斗争之中，有的贵族愤而自杀了，而有的则急流勇退，消极隐遁，如遯卦所说。这两种人，是《周易》作者所同情的。他对“或跃在渊”说是“无咎”。这“无咎”是借用贞兆词来论断事理，即认为这跃渊投河者不是他的过错，言外之意，是说被人压迫的，即蹇六二所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作者对于隐遁者，加上“嘉”、“好”等美好形容词（见遯卦），又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上九），认为不仕是高尚的。可见他的同情所在。而对那些“匪正”的当权派，他给以抨击，甚至说“倾否”，打倒匪人。这些反映阶级斗争的话，证明《周易》的著作是在西周末年。《系辞传》的一个作者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看到了这一点，虽则当时一般是相信《易》是文王作的。《系辞传》又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又明于忧患与故。”“迁”是变迁、变易，这是《易》理。“忧患”即“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也即《易》所反映的社会状况。“故”，故事、故实；“明故”，明辨事因。用现在的话说，可理解为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周易》作者是在大量的新旧筮辞，亦即故实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教训，而又针对当时的政治说的。
二、周易所反映的生产斗争
《周易》的材料来源——新旧筮辞，并不是短期内的东西，虽则主要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现实，其中却还有一些原始社会的遗留，情况比较复杂，只能大概地分析。《易》文简约，语焉不详，也不容易看得很清楚。
（一）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
弓矢早已发明了，而且用的是铜镞。干肉里的“金矢”、“黄金”，即铜镞。由于制腊肉时没把陷脱在兽肉里的铜镞捡出来，以致“噬腊肉，遇毒”。制弓，已有进步的经验，知道选用很好的木材做弓。“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是大弓，心是杺木，即朱，即柘木，制弓的上等材料。选用上等材料制弓，当然也会选用好材料做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这个射雕手（公,或即周公），不但技术高超，弓箭当也是很好的。
这时已知道使用铜器。“樽酒，簋贰，用缶”，说明樽、簋是用陶制的，跟铜樽、铜簋有别。因为这是款待俘虏，故只用陶樽、陶簋，可以推见当时贵族的用具或有用铜制的。不过考古家还没发现西周前周人的铜器，纵然有，也只是很少的礼器，一般用品都是陶器。“鼎折足，覆公餗”、“鼎耳革”，容易破的鼎当然是陶鼎，不是铜鼎。“鼎黄耳，金铉”，不过用铜作装饰。“困于金车”的金车是囚车，不是铜车。“金”用来形容其坚固，或借为禁，正如“见金夫”当训武夫、武装者，绝不是铜人。总之，卦爻辞所见的“金”，只是用铜作箭镞，间或用作装饰。西周前的周人，还没进到青铜时代。比之殷人有司母戊那样千多斤的大方鼎，有高技术、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周人是落后的。
铜是贵金属，除作金矢来打猎外，不会用来做农具。那时驱使奴隶做生产劳动，“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并且就因为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4] 。大有卦的“有”，从手持月。月是农具，即《系辞传》所谓“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耒耜。耒尖头曲柄，易于刺土；耜像铲子，有歧头的，平板面宽，可刺土也可挑土。两种都有脚踏的地方，易于加力。原始阶段，耒耜都用木削成。西周以后，耜才加上金属锋刃，叫做钱。货币的钱布是从农具的钱仿制的。这时还是木石并用时代，“介于石，不终日”，当是采石的遭遇。武器和农具，当仍用石斧、石刀之类的石器。
他们制造了纺织工具。“系于金柅”，柅是止住纺车轮子不转动的小木片。《说文》作杘，从尸，止也。杘是止木。杘，会意字；柅，形声字。有柅当然有纺车。有纺车乃制出衣、裳、囊、网、徽纆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
生活用品，除上述外，衣着有屦、带、贝饰的簪、妇女的头巾；饮食器有陶制的樽、簋、缶、瓶、瓮、鼎、匕、爵等，有装东西的竹筐，有绑东西的绳子、皮革，等等。懂得用染料染成红色黄色等颜色（还有其他，下文再谈）。
（二）交通工具
有车子，车子分舆（床）、轮辐等部。车用马拉，用牛拉，也用人拉。没说到船，但常占涉川，船当是有的。马除拉车外，也用来乘骑。造车的手工艺当有精粗之别。贵族强制奴隶为他造车。马拉的车，要求造得精致结实，农民用的车子就没那么讲究了，故有“舆说（脱）辐”之事。这时当还没有手工业分工，贵族要造车子就征用农民去给他做。“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剥卦说的是农民为贵族造车子的事。君子造车子，小人就得离开他的家。做梦都梦见造车把脚丫、膝头以至肚子都伤了，可见是让人心里不快的工作。
住所建筑：建筑有相当大的差异，有原始的穴居野处、地下室，有宗庙等大房子。这是因为时间有先后的变迁，又有贵族与平民阶级的差别。“出自穴”、“入于穴”，是窑洞式或地穴式的住所。“入于左腹”，腹借为 ，窑洞地室有复室。“纳约自牖”，天窗开在上面，是口袋式的地下室。“丰（寷）其蔀”，房子是大的，可房顶是用草泥土盖的。“小人剥庐”的庐，当是草棚子了。贵族住的房子，尤其是“王居”和宗庙，是大房子，有门庭户牖庖厨。有栋、桷，但大概不是瓦顶房。那时虽有大量陶器出产，“井甃”——用砖瓦之类砌井壁，但贵族的房子当也还不是瓦房，因为瓦太重，怕“栋挠”、“栋隆”。商业市区有旅次馆舍，这是比较后起的，当在西周后期，随着商业发展而建筑的。贵族和平民是分开的。贵族住在城里，有高高的城墙围住，多建于地势较高的地区或山丘。特别因为有不少战争发生，故筑起高墙，外挖濠沟。平民则住在野地里。
从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各方面看，周人这时的生活条件不算丰富，脱离野蛮时代还不太远。但渭水流域这一盆地的自然环境相当好，他们早在这里定居，过着以农业为主、畜牧为副的经济生活，慢慢发展起来。商业则在贩卖牲畜和奴隶的范围内，而且商人的经营相当活跃。
下面看看他们的经济生活。
（三）渔猎
打鱼，他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敢到大河去，而坑穴式的鱼塘生长不出多少鱼。打鱼只是“求小得”，不能大得。而且这些坑穴不易摸底，“坎险且枕（通沈，深也），入于坎窞”，很危险。到必要时，如祭祀行礼，才去射鱼，但射鱼是不容易射得中的。“贯鱼，以宫人宠”，能射得中是了不起的荣誉。
打猎，在他们的生活里是重大的事。起先，是为了找寻食物，维持生活，后来则由打猎发展为饲养牲畜。但即使到了畜牧和农业时期，他们仍以打猎为练武的课程。贵族则以打猎作为娱乐。从关于田猎的卦爻辞可以看到几点：
1.靠打猎所获得的东西来维持生活是靠不住的，因为“不恒其德（得）”，“田无禽”。在牧畜和耕种以前，他们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艰苦生活。
2.在“不恒其得”的经验教训之中，他们学会了“屯其膏”、“雉膏不食”，把一些吃剩了的禽兽制为“腊肉”、“干肉”，以便“田无禽”、“方雨亏悔”时可以“食旧德”。但经验不够，有时“遇毒”。
3.用来打猎的工具，主要是弓矢。“田获三狐，得黄矢”，“射雉，一矢亡”，“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有时“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网）”，“用壮”是徒手捕捉。有时，用陷阱装捕，“旧井（阱）无禽”，但新阱则可以装到，“井收勿幕，有孚”。有时则找寻兽穴去捉，“公弋取彼在穴”。如到山深密林去打猎，就得靠有经验的虞人带领，“即鹿（麓）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没有富有经验的人带领，就要放弃。
4.饲养。用网、用阱、用壮力获得的活禽兽，特别是小动物，可以饲养。巽六四：“田获三品。”“巽”训伏，获三种兽而入于巽卦，意在驯养它。家畜的马、牛、羊、豕、犬、鸡，则早就从猎获的野生动物驯养了的。狩、猎、获等字从犬，因犬是打猎的好助手。
5.猎获的禽兽有雉、隼、狼、虎、豹、鹿、山羊（ ）等。
6.“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比九五），王和他的侍卫队打猎，目的不在猎获，而在娱乐。
7.在讲军事的卦如师，也说“田有禽”（师六五），因为田猎是军事的一种训练。
（四）畜牧业
周人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虽则卦爻辞没有像卜辞把家畜数目记清楚，但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很着重家畜的驯养和繁殖方法。
1.六畜具备。马、牛、羊、豕、犬、鸡（翰音）都有。没说犬，但有从犬的字，可见有犬。犬的一个用处是守卫，如阒、狱等字；犬的另一用处是助人打猎，如狩、获等字。
2.马、牛拉车，用马乘骑，用牛皮做革。“曳其轮，濡其尾”，“曰闲舆卫”，“见舆曳，其牛掣”，是用马车来打仗和用马牛拉车运输。“乘马班如”、“用拯马壮”是以马作坐骑。“巩用黄牛之革”，是用皮革做绳。
3.用牛、羊做交换商品，如“或系之牛，行人之得”，行人是指商人；“牵羊悔亡，闻言不信”，是说贸易失利。
4.用牛、羊、豕、鸡作祭品，如“用大牲，吉”、“士刲羊无血”、“豚鱼，吉”、“翰音登于天”等。
5.驯养法，如“豮豕之牙”、“羝羊触藩，羸其角”、“童牛之牿”等。
6.家畜繁殖法，“利牝马之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良马逐”，“畜牝牛吉”，“羸豕孚蹢躅”。周人特别着重马的繁殖，因马可用来乘骑、拉车，尤其是战争要用马车。繁殖法方面，要选良种，用一日三接使之交配。康侯把西北的繁殖马匹法传播到中原地区来，多养母牛。大壮讲养羊。
（五）农业
考古家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在仰韶文化时代已有粟。一个窖穴里有成堆这类谷壳，又有白菜和芥菜一类菜籽。专家认为这时锄耕农业已是主要经济部门[5] 。由于土地肥沃，周人很早就发展了农业生产。周人的祖先后稷，被作为一个农业英雄歌颂，无疑周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周易》有好几个专卦如蒙、小畜、大畜、大有、颐等，讲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也证明这一点。卦爻辞从辟草莱以启山林的垦荒开始，讲到农业生产情况、农村面貌，而且还讲生产粮食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经验教训。这当然由于农业生产的普遍和年代长久的经验积累。
1.开荒垦植，过定居生活。蒙卦讲的是开荒垦植事。先是割草，后是砍伐树木，又包裹又捆绑的。在用石镰、石刀、石斧等粗劣工具的时候，这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但他们认为有耕种以解决粮食问题的需要，故不辞劳苦，辟草莱，启山林。“谷类底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于牲畜饲料底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东西了。”[6] 周人已经过了这个野蛮阶段，进入奴隶社会了。他们在开荒垦植时，就用了不少奴隶来干这工作。“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刑人”指奴隶。奴隶带上刑具以防逃亡，但要他们割草砍树，只好临时把桎梏打开除掉。这时，周人已过定居生活了。“纳妇吉，子克家”，纳妇、成家，这里用以说明他们安家立业。按《诗·公刘》说，在后稷后第三代公刘时迁到豳地（陕西栒邑）定居，发展农业生产。“于时处处，于时庐旅”，“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然后“彻田为粮”。住下来，建了房子，观察了水利、土壤、气候，整理好工具，开垦种植。
2.由狩猎生活到农业生产。在狩猎时期，人们挖了许多坎坎坑坑来装野兽。到了农业生产时，这时陷坑就不那么需要了。而且陷坑太多，对人畜都不方便。但为了猎获野兽，也还有留下一部分陷坑的必要，不单为吃肉，也为保护庄稼。“坎不盈，祗（坻）既平”（坎九五）记录了这一情况。“坎不盈”，谓没把所有坑都填了，填了一些；“祗”，郑玄作祗（坻），丘陵地区。坻既平，谓把丘陵地都锄平了。填坑、平丘，是为耕种。颐卦讲粮食问题，六二也说：“拂经于丘。”“丘”同于坻，“拂经”借为刜径，开辟阡陌之意。平丘、辟径，即垦植。
3.农民生活。“不家食”，在田里劳动，也在田头吃饭。“复自道”，劳动归来；“牵复”，“舆说（脱）辐，夫妻反目”，拉着车子，运载粮食。可惜车子做得不够结实，半路一个轮子掉下来，翻了车。夫妻两口子互相埋怨，吵了一架。
4.旱涝问题。古代农业，靠天吃饭。遇到水旱，大有问题。尤其洪水为患，除了逃避，全无办法。涣卦主要讲洪水。洪水来了，赶快骑马逃跑，什么都不顾了。水一直往上涨，淹到建在山上的王宫。一片汪洋，人们呼号大喊。庄稼当然没有了。水退后只有加倍警惕，防水患再来。至于天旱，“密云不雨”，人们很焦急；“既雨既处”，幸而雨下得及时，赶快栽种（“尚德载”，“德载”借为得栽）。真的旱起来，只好求雨。“匪其彭”，“匪”借为昲，声通，曝也。“彭”，虞翻作尫。巫尫，祈雨的巫师。意为天旱则把巫尫放在太阳下晒他（她）。人们相信他会求雨，这样晒他就会下雨了。不过这也没准儿。人们积累了经验，慢慢觉悟到，靠天不如靠己，要尽到人为力量才成。他们得出一条道理，认为要想农业得到丰收，就得“无交害”（大有初九），即人们互不侵害。比方水涝要排水，不以邻为壑，事先疏通渠道。天旱不截人上游，做好水利灌溉。这就没什么问题。故说“艱则无咎”，谓旱亦无害（“艱”从 。 ，古旱字）——这“无交害”三字，是周族农民从农业生产斗争实践经验中得出来很宝贵的道理，而作者把它总结了。
5.副业——牧畜：大畜卦讲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其中讲到畜牧：一是马的良种交配，“良马逐”；二是驯养家畜，“童（犝）牛之牿”、“豮豕之牙”。“犝牛”，公牛；性野，触人，故用横木架架着它的角。“豮豕”，大猪，好奔突之猪，用木架架着它的嘴巴，防它乱拱。大壮讲养羊，用篱笆把羊围住。
6.防卫问题。古代抢掠粮食是一个严重问题。在讲农业的六个专卦里，有五个讲到战争，一个讲练兵防卫。“有孚，血（恤）去惕出”（小畜六四），“有孚挛如，富（福）以其邻”（小畜九五），“厥孚交如威如”（大有六五），“颐征，凶”（颐六二），“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是战争事。而“有厉，利巳（祀）”（大畜初九）也可能指有敌人侵犯。如“孚（呼）号有厉，告自邑”（夬）是敌人来犯无疑。这样，六个讲农业的卦都说战争或敌人来犯，这是抢掠粮食问题。这个问题是对农村最大的威胁。周人反对抢掠粮食，反对侵略，故说“颐征，凶”，“不利为寇，利御寇”。主张抵抗，而积极练兵防卫，“曰闲舆卫”。农民生产劳动，在与自然斗争中既得出“无交害”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斗争。抢掠粮食就是“交害”，凡“交害”的事都不好，都应反对。《周易》作者有反对侵略，主张抵抗自卫的思想。在兑卦谈的是国与国、部族与部族之间的问题，认为“和兑（悦）”是“吉”的，而“孚（俘）兑”则“悔亡”，“来兑”则“凶”。用现在的话说，“孚兑”是侵略主义，“来兑”是威慑主义，“和兑”是和平主义。这种思想的根源，当与周人的农业定居、生产劳作的实践经验有密切关系。
7.“自求口实”以解决粮食问题。《周易》作者从周人长期农业生产劳作中总结出另一个宝贵经验是“自求口实”以解决粮食问题。颐卦专谈这个问题。“颐”，从腮帮子到下颌。凡吃得好、营养足，则颐颌丰满，圆鼓鼓的，叫“朵颐”，故颐训养。颐卦从颐养谈粮食问题。由于当时往往发生抢掠粮食之事，引起战争，周人认为这种“颐征”，“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总是想抢人家的，是很不好的（“凶”）。缺粮，就要好好考虑，自己想办法解决粮食。“观颐，自求口实!”怎样“自求口实”呢?最好的办法是开荒种植，“颠（慎，善）颐，拂经（刜径）于丘”，在丘陵地带开垦出田亩来。假如违背这个道理，那就很糟，“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永远行不通。一定要遵照这个“刜径于丘”垦植的“自求口实”的道理来做（“由颐”）。“观颐，自求口实”是一种自力更生的思想，很宝贵。
从农业生产的经验也可以看到周人从事农业的历史相当长久，故有高度的认识。但他们还不会使用家畜拉木犁，也还没有铁，只使用木制耒耜和石刀石斧，驱使大量奴隶来耕作。到西周初期还是“十千维耦”，“千耦其耘”，但已有金属锋刃的耒耜了。有钱、鎛、銍等从金，即镶上金属锋刃的农具，而用“畟畟”、“略”、“覃”等词以形容其锋利。丰收则“万亿及秭”，黍稷堆起来，“其崇如墉，其比如栉”。可见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见《诗经》的《噫嘻》、《甫田》、《载芟》、《良耜》、《大田》等篇）。
（六）商业
商业的开始，是由于畜牧业有多余的产品。恩格斯说：“游牧部落生产的，不但比其余的野蛮人为多，而且他们还生产别的生活资料，与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为数颇多的牛乳、乳制品及肉类等，并且有兽皮、羊毛、山羊毛及随着原料的增多而日益增长的纺织物。这首次使正常的交换有可能了。”“自从游牧部落分化出来以后，各部落成员间的交换及其发展和巩固而成为一种经常制度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交换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由各氏族族长进行的；到了畜群转为各自的财产的时候，个人与个人间的交换，便逐渐占优势，乃至成为交换底唯一形式了。不过，游牧部落用以与其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乃是牲畜；牲畜成为商品，一切商品通过它交换，并且到处乐于和它交换。——要之，牲畜获得了货币的机能，在这个阶段上已经起着货币底作用了。自商品交换本身发生的时候起，特殊商品——货币的要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与速度而发展起来了。”[7] 又说：“生活资料的获得，总是男子底事情，谋生的工具是由男性所制造的，因而成了他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生工具；它们的最初的驯养与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性底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与奴隶，也属于他的了。”“随着生产底分为农业与手工业两大部门，便发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不仅发生了部落内部及其境界上的贸易，而且也发生了海外贸易。”[8]
周人的商业贸易，当在很早就有。他们经过游牧生活才进到农业生产，农业的副业是牧畜，牲畜有剩余，拿去交换。已用贝朋作为商品，后来又有金属的资斧，又贩卖奴隶。讲商旅的卦，往往和讲行旅在一起。行旅的主要目的在于做买卖得利，“随有求得”，故讲行旅的可以当作商旅看。专讲行旅、商旅的卦或大部分讲行旅商旅的卦，有六七个，如需、随、复、睽、旅等卦是。他们远到东北、西南各国各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商人的心理，唯利是图的本性，作了相当深刻的描写，反映出商业已到了发展阶段。这跟西周末年的社会情况是相适应的。郑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郑桓公是幽王的卿，封于郑。他跟商人订立盟誓，共同开辟新封之地，那时商人一定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力量。《诗·瞻卬》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贵族们重视做生意获厚利，说明商业的发展，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羡慕。这跟西周初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迅速地赶着车和牛到远方做买卖），用孝养厥父母”（《书·酒诰》）的情况不同了。
1.商人为获利去做生意。“随有（为）求得”，结伴去做买卖是为“求得”，“得”字从手持贝，原作 ，得贝是获利。“随有获”，即获利。“朋来，无咎”，朋是一串的货贝，“朋来”犹言得朋。
2.做生意是冒险的事，有时失利，丧失财物，有时商人自己被人俘去做奴隶。“牵羊悔亡，闻言不信”，“悔亡”是借贞兆词说明牵羊买卖的失利。“闻言”借为问愆。生意是合伙的，失利后同伙追问起失利的过错来，却不能伸（信）白。“负且乘，致寇至”，可能被抢，甚至被俘。“朋至斯孚”，是得了朋却被俘了。“系小子，失丈夫”和“系丈夫，失小子”，“丈夫”、“小子”是大、小奴隶，是有时奴隶跑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是旅馆失火，奴隶跑掉。奴隶跑了，也就生意失利。
3.合伙做买卖。“闻言不信”是合伙做买卖，结果闹出乱子。随卦说的更是合伙事。不过前者说的是合股，而随则说合伙同行。合伙同行，有时会发生利益冲突，解决的办法是要订立合同条约。“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孚”是获利；“明”借为盟，谓订约。
4.商品、货币。起先以牛羊等家畜做商品，后来以朋贝做货币。《易》说朋贝的颇多，这当是长时期使用的货币。后来又铸造了贵金属的货币——铜币。“怀其资”、“得其资斧”、“丧其资斧”，“资斧”是铜币。货币类多仿生产工具而制造，斧是生产工具，而资取义于货贝。还有钱，也是从有金属锋刃的耜仿制为货币的。考古家从殷墓中发现小铜铲，形制轻小，当是铜币而不是农具。“随着它（指商业）而出现了金属货币——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又出现了不生产阶级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品底新手段。”[9]
5.贩卖奴隶。“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旅焚其次，丧其童仆”，童仆是奴隶。随卦的“丈夫”、“小子”也是指奴隶。
6.商旅馆舍。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来往日多，于是有旅馆，供商人来往旅寓。“旅即次”，“次”借为肆，商店。“旅于处”，“处”是住所、市场。“官有渝”，“官”是旅馆之馆的古写。起先，人们出门，到一个地方，借住人家里。《易》常占“得主”或“遇主”，主是接待客人的人。有了旅馆，就不必麻烦人家了。馆次之设，说明商业的发展。正如朋贝变为铸币。贝是海产，难得，到了贸易频繁，朋贝已不敷应用，故改铸金属货币。旅卦资斧和旅馆同见，是西周晚期的事。
7.周商人的足迹所到。在西周前，周商人已出远门做买卖了。由于远行有危险，根据经验教训，知道到什么地方做买卖有利，什么地方不利，故说“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西南多周人的友好邻邦，起兵跟武王伐商纣的几个国家都在周的西南（见《书·牧誓》），而东北则有强敌鬼方等，故周商人认为西南有利，而“东北丧朋”。
8.商人的心理描写。（1）商人多疑：“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琐琐”，《说文》引作惢惢，三心两意，疑虑重重，怕旅馆有事故发生（“官有渝”），于是离开旅馆，结果反招来灾祸。“斯”者离也。“所”即旅舍。有时真有事故，商人“巽（伏）在床下”，结果“丧其资斧”。有时“旅焚其次，丧其童仆”，旅馆火灾，商人买来的奴隶，趁乱逃跑了。所以商人虽然获利不菲，可是心里总是不安的，怕这怕那——“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2）商人唯利是图，要钱不要命。震卦讲雷电，雷雨时不小心可能被雷电击死的，但商人却不理会什么雷电。震六二、六五两爻辞写商人顾钱不顾命的事。“震来厉，億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雷震得厉害，商人尽想着会不会损失财物，于是他拼命往九陵上的市场跑。山高雨大路泥泞，尽摔筋斗。跑呀爬呀，到他跑不动了，他还心里安慰自己：即使有损失，短期内可以赚回来的。“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雷电横来闪去，“震惊百里”，怪怕人的，可是商人所考虑的只是不会亏本吧?不会有事吧?——对商人心理和本质的刻画，只有在商业发达和对商人熟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写出来。
9.贵族经营商业。“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我”字在卦爻辞里指贵族说。例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和童蒙对言，童蒙指奴隶，“我”是贵族。“观我生进退”，“观我生，君子无咎”，“我生”是我的百官，“我”即君子，即统治者。“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这个“我”是大土地所有者。“君子有攸往”语不少见，行往的多是做买卖去。君子的往，即贵族做买卖。当时有很多奴隶，但不会叫奴隶去做买卖，一则奴隶会逃亡，二则做生意要有智慧，要“億则屡中”。奴隶被看做愚蒙的，故不会由奴隶经营商业，而是君子贵族们自己去做，“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诗·瞻卬》）。君子阶级重视商业能获厚利，他们要自己经营。
10.高利贷与家庭奴隶。“在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继之而出现的是金钱贷借，随着金钱贷借而出现的是利息与高利贷。”[10] 还不起债务的平民，他的妻子儿女以至他自己就沦为富人的奴隶。鼎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这“出”是指商人贸易，而“得妾以其子”则是放高利贷的结果。遯九三：“畜臣妾吉。”臣妾是家庭奴隶，是从放高利贷得来的。
三、周易反映的社会斗争
从社会斗争的情况看，周人的奴隶社会性质是比较清楚的，虽则还有一些原始社会残遗。《周易》中，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和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奴隶主的压迫剥削，导致奴隶反抗。贫富分化，父权家长制的男性统治等，也都有反映。西周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易》作者是贵族阶层，他并不掩饰这些矛盾。他反映矛盾的目的，是想挽救周室的危亡。
（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奴隶社会的战争是频繁而残酷的。从战争中捉到许多俘虏，把部分俘虏用作残忍的人牲祭祀；大部分俘虏，奴隶主千方百计把他们变为奴隶。贵族们掌握了军权进行统治，同时也掌握神权，用宗教来欺骗群众。祭祀既残杀俘虏，祭祀的鬼神也严分阶级，人间有王，天有上帝。上帝是王的；贵族有宗庙，平民没有。王的祖先，在天上也统治着臣民的祖先。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工具。奴隶社会，奴隶主用国家这个权力的机关管理一切奴隶。它有土地所有权，有武装，有刑狱，有管理人民的贵族职官。
1.统治阶级的奴隶主贵族，有天子、王、公、大人、君子、侯、武人、大人等。被统治阶级有小人、邑人、刑人、众、臣、童、仆等。
2.家庭也分阶级：男性的父、丈夫是统治者，女性的母、妇人是被统治者。
3.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贵族拥有土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我”是贵族，“西郊”是他的土地。“开国承家”的采邑领主，国邑的土地人民属于他的。开垦田地，驱使奴隶去做，“发蒙，利用刑人”。农产品归统治者所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大有九三）。“大有”，丰收。贵族宴会庆祝，而小人农民却没份儿。征调农民去打仗（“同人于野”），战利品归贵族所有，小人只有卖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勿用”犹言不利。“众允”，“众”是奴隶，“允”是进攻。贵族要征调农民服徭役，“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为君子造车子，小人就得离开家里去给他做。奴隶小有过失就受大刑，“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刑）渥（剭）”。最没道理的是无端受灾，“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井卦说：“井泥不食，旧井（阱）无禽。”人民吃的没有，喝的没有。
4.奴隶主千方百计使战俘变为奴隶。有时诱以饮食，“有孚，盈缶”，“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把俘虏关起来，给他酒饭。有时甜言蜜语劝诱，“有孚，维心”，“有孚，惠心，勿问”，用抚慰法，不用财物。
5.家庭方面，有人（当指妇女）在家里忙忙碌碌，“无攸遂，在中馈”，而有人（当指男性家长）好逸恶劳“闲有（于）家”。
6.被统治的人民和奴隶起来反抗了。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有的邑人伺机逃亡。“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一下子跑掉三百户人家，当是集体行动。受了“无妄之灾”的邑人当然非常气愤。有的邑人在没得吃没得喝的时候，起来抗议，赶走采邑领主。“改邑不改井”，最高统治者虽然庇护他，给他个相等的地方，却不能不把他调走。新领主被迫不能不给邑人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修了水井又改装陷阱，以缓和矛盾（井卦）。虽然奴隶主多方劝诱，有的俘虏却始终不肯投降。“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捆住放在监牢里，他宁愿坐破屁股也不归顺做奴隶，杀就杀吧。有的逃跑，“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有的乘机把奴隶主杀死，“有孚于（而）饮酒，濡其首，有孚，失是”，奴隶主喝醉了，俘虏割下他的头。“是”指首，借为题，即头。奴隶被桎梏受刑，烙额，割鼻，以至断腿，但他们总是要逃跑的，“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脱）”。睽九四的“元夫”即兀夫，是个断足的逃亡奴隶。
7.沦为家庭奴隶的妇女，也会伺机逃亡。“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显然这个妻子趁丈夫入狱时逃跑了。妇女不孕是被离弃的，经过斗争的结果，却没有人敢欺凌她，“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胜”，欺凌也。
8.贫富悬殊。有的是“家人嗃嗃”饥寒交迫的穷苦家庭，有的是“妇子嘻嘻”骄奢淫逸的富裕家庭。富人“畜臣妾”，穷人则卖妻鬻子以偿还债务。恩格斯说：“随着商业底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随着土地所有权及典当而迅速地发生了财富底积累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一个阶级手中，同时，大众底赤贫化与贫民的数量也都增长了。”“随着这种依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阶级的划分以俱来，奴隶数目有了巨大的增加，奴隶们底强制劳动已成为全社会底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了。”[11] 除以战俘为奴隶外，部族内的穷人变为奴隶，商人又贩卖奴隶来供富人贵族奴役，故奴隶的数量大增。周人起先用战俘为奴隶，到了西周晚期形成贫富悬殊的现象，战俘外的奴隶增多了。这从“得妾以（与）其子”和“怀其资，得童仆”得到证明。
9.贵族内讧。这是西周晚期的典型现象。有争权夺利的，“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锡带犹言升官，褫者，夺也。有排除异己，专政擅权的，“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有的惶惶然“萃（瘁）有（于）位”，“齎咨涕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有的被迫自杀，“或跃在渊”；有的退隐不仕，“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肥（飞）遯”远走。
（二）战争
恩格斯说：“人口密度日益增加，迫使他们对内以及对外都不得不更密切团结起来，于是近亲部落底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它们的合并乃至各个部落领土底合并而为一个全民族底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人民的军事首领也成为必要的常设的官职了。”“军事首长、议事会及人民大会构成了由氏族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主义底各机关。”“战争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成了人民生活底正常的职能了。邻人底财富刺激了各氏族底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抢掠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耀的事情。”[12]
从《周易》中见到的战争，是频繁而残酷的。讲军事和战争的专卦有师、同人、离、晋等四个，其余散见的还有不少。由于战争多，积累经验，得出一些军事知识理论。
1.抢掠粮食的战争。“颐征”，颐指粮食。在讲农业生产的几个卦里都说到战争，如“有孚，血（恤）去惕出”，在打退敌人抢、掠，捉到俘虏后，提高警惕，预防敌人再来。“有孚挛如，富（福）以其邻”，即与邻族联盟，共同击败敌人的抢掠。但有时疏于防备，遭受损失。“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而）孚”，“翩翩”借为谝谝。夸夸其谈，以至失了警惕。
2.敌人常来侵犯，故须时时警戒。“孚（呼）号，有厉，告自邑”，“有厉”谓紧急情况。“履错然，敬之”，“敬（警）之”即警戒防备之。敌人来了，即起而应战，前方后方都动员起来。“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离”借为罹，遭到战事，男子青年都到前方去了，后方的妇孺老汉也都组织起来。
3.战争是残酷的。“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敌人突然侵犯，用“三光”政策来残杀，烧光，杀光，毁光，甚至残杀小孩（“弃”字，甲、金文作倒子扔到箕里形）。
4.复仇战和防御战。古代的氏族部落以及现在的后进民族，有一种天然自卫的思想，即对同族被人侵害的，有保护和支援的义务[13] 。周人也是一样。离卦讲战争。在叙述被敌人用“三光”政策残暴的杀害之后，接着说“出涕沱若，戚嗟若”，这是说痛定思痛，对罹祸的悲悼。最后又说“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这显然是对有嘉人的侵犯作了还击的大报复，杀死和俘虏了很多人。谦六五说：“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这“不富以其邻”，也就是泰六四所说的“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在被敌人侵掠时作出“利用侵伐”的决策。接着又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卦讲谦让之德的，但谦不能单纯讲谦让，谦是有条件的。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战争，就不能谦让，谦让就是投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谦，在什么情况下却不能让，这就要有明智的指导，考虑应不应谦让，故说“鸣谦”。“鸣”借为明，明智也。敌人侵略，要明辨是非，不能忍让，要给以反击，消灭它。故谦卦以战争为例，说明谦是有条件的，两爻虽说“侵伐”或“征”，实际上一是说防御战，保护同族的安全；一是说防御战、反击战，给侵略者以痛击。在讲农业的卦里谈战争，都是指防御战。
5.军事首长和士兵。师卦说的军事首长有丈人，当是主帅。丈，从手持杖，年长者。词义是从氏族族长转变而来，是有战争经验和功勋的。有“长子帅师，弟子舆尸”，长子是指挥作战的，弟子是副将，管运输。这都是贵族。掌握军权的统称武人：“武人为于大君”，因为他掌握了武装。贵族军官战争有功就“开国承家”，封以采邑。打仗前，从农民中挑选士兵。“同人于门”、“同人于宗”的“人”，是从农民中挑出的士兵。“同人于野”，征用农民去打战。但打了胜仗，战利品和赏赐跟他们没关系——“小人勿用”。此外还有奴隶兵，“众允”之“众”即奴隶。奴隶兵的素质当然又比农民兵更差了，故“众允，悔亡”。以奴隶兵打仗，必定失败。
6.战术、战略、军事学。周人积累了战争的经验，在军事学上产生一定的认识，有的相当宝贵。如“不利为寇，利御寇”，有反对侵略，主张抵抗侵略思想。“颐征，凶”，认为抢掠粮食是件坏事，要“自求口实”，不能抢人家的；又说“罔孚裕”，“裕”，“衣物饶也”（《说文》），即生活物资丰富。不要掠夺人家的生活物资，这跟野蛮人以抢掠为荣誉，完全不同。怎样进行战争呢?“晋其角，维用伐邑”，“角”，较量；“维”，考虑。进行战争，先要较量敌我的情况、力量，考虑怎样才对我有利，《孙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意。“师出以律，否臧，凶”，行军必须有纪律；“晋如摧如”、“晋如愁如”，进攻或摧毁敌人力量，或包围他（“愁”借为揫，束围也），迫使降服。有《孙子》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之意。行军要识地理，“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要争取有利地形，“师左次”；士气要旺，假如“晋如鼫鼠，贞厉”；战争有胜有败，“悔亡，失得勿恤”，胜勿骄，败勿馁。这些都是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三）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对祭祀极重视，尤其在宗法制度建立后，祭祀有阶级等级之分。周人祭祀的鬼神不多。有最高神——上帝，这是人间的王的反映。有自然崇拜，但只说岐山、西山。这当是说太王迁岐、文王迁丰后祭于所居地之山的纪实。周人以祖先崇拜为多，都由王主祭，但拜祖先当不限于王。所有贵族各有各的始祖和祖先，各人的祖先庇护着他们的子孙。祭用人牲，是原始宗教思想的遗留。他们每事占筮，有重要的事也必祭祀。
1.祭上帝——最高神。“王用享于帝。”上帝是天上地下的统治者，农业生产和丰收，认为是天赐的福，天也即上帝。
2.祭山。“王用享于岐山”，“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祭山用人牲。周人怕涉大川，常占，但不说祭川，也不说祭社。似乎周人以山作为地和地方神的代表。
3.祭祖先。出师请命于祖，“同人于宗”。有忧患，祭祖，如萃、丰、家人九五。“萃”借为瘁，忧瘁也。或说“勿忧”、“勿恤”，而“涣”说洪水为患，祭祖。“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似王母也特祭。这当是武王克商后祭于王季、文王之妃的事。
4.泛言祭祀，各事出有因。“有厉利巳（祀）”，“朱绂方来，利用享祀”，都因有敌人侵犯而祭。“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因脱险而祭。
5.用人牲祭。“孚乃利用禴”，“巳（祀）日乃孚”，“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和“拘系之”等爻辞，都是用人牲之例。人牲祭常见。
（四）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在《周易》中所见到的有各种形态。它无疑已进到一夫一妻阶段，但这只在平民中实行，贵族多数是一夫多妻的——姊妹共夫，而又有妾。它还有原始社会婚姻的残遗，有对偶婚，有劫夺婚，有买卖婚或收继婚，还有寡妇再嫁的婚姻。
家庭是父权家长制的家庭，妇女已沦为家庭奴隶、无产者，生儿育女，男子的泄欲工具。但这时还没有妇人从一而终的观念。被压迫剥削、形同奴隶的妇女，有机会她会逃亡的；或者丈夫久客不归，她就改嫁。这是奴隶社会的婚姻家庭，没有封建社会的伦理束缚。但儿子继承父业，讲究孝道，当然有财产继承权了。
《易》有几个讲婚姻家庭的专卦：贲、家人、渐、归妹；屯多说婚姻，蛊讲家庭，丰则从住宅说到离家外出。
1.对偶婚姻和劫夺婚。“对女子的劫夺，已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征候，至少已表现在对偶婚的形式中：其时一个青年男子，在其友人底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他们便轮流地与她发生性交关系；然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劫婚的青年男子的妻。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而逃，而被别个男子所捕获，那末她就成为后者底妻，前者就丧失了对她的优先权。”“这一基于习惯的对偶同居，因氏族底愈趋发达，乃因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及‘姊妹’等级底愈益加多，一定要逐渐巩固起来的。氏族对禁止血族间结婚的推动更加向前发展了。”[14] 对偶婚是产生于氏族内禁止通婚的族外婚。它在蒙昧底高级阶段发生，这时还不知利用奴隶，把战败的敌人的男子杀死，把妇女俘虏回来作妻子。卦爻辞有几处说到对偶家庭，如屯六二的“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是；贲卦全文写一次对偶婚的亲迎过程，从行前准备，说到路上情况，最后到了女家送上礼物，说明是“匪寇、婚媾”。睽上九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因为对偶婚是与劫夺婚有连带关系，他们拿着武器，故以“匪寇”说明它不是劫夺，而是订婚的。“载鬼一车”是图腾打扮。每个氏族有个图腾，通常以某种动物作为这个氏族的标志。既是族外婚，就装扮成他们本氏族图腾的样子，便于辨认。自别人看来，奇形怪状，像“鬼”一样。至于“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勿用取（娶）女。见金夫，不有躬”，则是劫夺婚。抢劫女子就会引起战斗流血。“金夫”是武装者，言劫夺而遇到武装者，连性命也不保。
2.姊妹共夫的媵婚和买卖婚或收继婚。姊妹共夫是群婚的遗风。“在北美至少四十个部落中，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姊妹也娶为妻——这是一整群姊妹共有丈夫底遗风。”[15] 在我国直到春秋时代还有这种遗风，有个专名叫做“媵”。“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不单是女弟，姪也在内，只要是同姓的姊妹。这是由群婚转变为统治者的多妻制。归妹卦有三爻说的是姊妹共夫婚姻。“归妹以娣”，“归妹”，嫁女；“以娣”，与女弟一同出嫁。“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殷王纣之父，以女嫁周文王。《诗·大明》歌咏其事。此事也见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文王时周已强大，故殷周联婚，且以娣从嫁。“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须”借为媭，也即女弟。姊妹共夫的媵制，妹从姊嫁，如果姊被遣归，其妹也一同被离弃。春秋时还是一样。如双方同意，也可把妹留下。恩格斯说：“自对偶婚发生底时候起，便开始了劫夺及购买女性的事情。”[16] 大过九二“老夫得其女妻”，老头得年青女子为妻，当是购买婚。大过九五“老妇得其士夫”，老妇如果有富裕的财产，也可以得到年青男子为夫，但这也可能是收继婚。收继婚有兄终弟及的，即叔嫂婚，弟弟有收继其兄的遗妻的责任。没有弟弟，父亲也有收继儿媳妇的事；还有儿子收继其母或继母、庶母的，甚至孙子有收继其祖母的。这就有老夫女妻、老妇士夫的现象。从风俗说，古人并不以此为怪。作者以“大过”命卦，仅以为有点太过罢了。
3.一夫一妻家庭和无“从一而终”观念。对偶家庭是群婚向个体婚制的转变，主要是由女性所完成，“妇女求得贞操，获得暂时或长久只与一个男子结婚以求解放。”[17] 但一男一女同居时间的久暂还不稳定。“随着财富底增加，一方面给了丈夫在家庭中比妻更有权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为了他的子女的利益而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的意图。”因此废止母权制。“母权制底颠覆，乃是女性底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荣誉地位，降为贱役，变成男子淫欲的奴婢，变成生孩子底简单工具了。”[18] 此时发生了家长制家庭，其形式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家庭形式是表示对偶婚之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为了保证妻底贞操，从而保证子女是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便落在丈夫底绝对的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他行使他的权力罢了。”[19] 一夫一妻制家庭，建立在男性的支配权之上，它比对偶婚家庭的婚姻关系更坚固持久，不能任意解除，但通例男子可以解除婚约，离弃他的妻。由于经济关系，劳动人民实行一夫一妻制。小畜九三的“舆说辐，夫妻反目”是农民一夫一妻。鼎九二的“鼎有实，我仇有疾，不能我即”，“我”是贵族，“仇”是配偶，是贵族家庭，也是一夫一妻的。但因男性统治，女性又无提出解除婚约的自由，她的反抗，只有伺机逃亡。“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是妻子趁丈夫入狱而逃亡了的。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是男子久客不归，妻子也就改嫁了，故这个大房子里久无人迹。又丰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是一个旅客借住在只有女主人的家里，就跟她结为夫妇（“旬”借为姰，男女并也。见《说文》）。这个女主人一定是个寡妇，才有房产。这个男子可能是入赘。但无论如何，从上列三例看，这时妇人没有“从一而终”观念。她会逃亡，她也可以改嫁。
4.一夫多妻制。“一个男子拥有多妻，这显然是奴隶制度底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个别人物才能办到。在塞姆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他的儿子当中的若干人，过着多妻的生活，其余都是以各人一妻为满足了。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一夫多妻制是富人及显贵人物底特权，妻妾主要是以购买奴婢的方法获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20] 在归妹卦说的“归妹以娣”，是统治阶级的特殊人物的一夫多妻家庭。“畜臣妾吉”（遯九三）是贵族阶级以购买奴婢方法获得的妾。“得妾以其子”（鼎初六）是靠放高利贷而得的妾。又有“畜臣妾吉”（遯九三），同。从一首婚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共）之”（中孚九二）和“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的婚后祭祀情况来看，是一夫一妻的“士”（下级贵族）的家庭。就周人奴隶社会的家庭情况说，证明恩格斯说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态是“例外”而不是正式婚制，非常正确。
5.父权家长制。在家人卦初、二爻说，男子“闲有（于）家”而妇女“无攸遂（坠），在中馈”，说明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权。男子不做事，妇女则像奴婢一样劳作。上九又说“有孚威如”，这是战俘被强制为家庭奴隶。“威如”是说他发火，怒气冲冲。说家人而提奴隶，因为在父权家长制家庭里，是“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及非自由人在一个家长底父系权力之下组成家庭”[21] 。“其特质，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的权力”。“非自由人也有妻子”。损上九“得臣无家”，只说这个臣还没有妻子罢了。金文往往记锡（赐）臣多少家。臣是以家算的，臣连同他的妻与子一起都成为贵族的奴隶。蛊卦说：“干父之蛊，有子考。”“干母之蛊，不可贞。”“不可”犹不利，“考”借为孝。这是说，儿子继承父业成为孝子（蛊，事也），却不管母亲的事。父母对言，重轻之间分得很清楚。下文更着重讲怎样去“干父之蛊”、“裕父之蛊”了。在这时，对待妇女的态度跟对奴隶差不多。奴隶被认为是愚蒙的（“童蒙”），观卦初二爻把妇女和童、小人等列。“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窥观，利女贞”，以童蒙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只能对“小人”是合适的，对“君子”则会糟；以短小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对妇道人家是有利的，言外之意是对“君子”不利。这显然是轻视奴隶、农民和妇女。他们是被统治阶级，被奴役的，而与“君子”贵族、统治者是对立的阶级。妇女被禁在家里像囚犯一样。“利幽人之贞”（归妹九二），幽人即幽闭于家里的妇女。
6.“幸福”家庭的样板。在家人六四提到“富家”，“富”借为福。但怎样才是幸福家庭呢?即渐卦所说的那样的家庭。渐是作者根据部分材料有意编制的一个卦，内容说的是贵族所谓“幸福”的家庭。家里有孩子，而且孩子从小要教育（不过所谓教育是用很不合理的方法的。小孩有错，严厉训斥）；有丰美的饮食，吃得很快乐；过和平生活，男子不会因打仗回不来，妇女不至于不会生育。当敌人来侵略时就要抵抗，保卫安全；要有房子住；假如妇女不生养，也不要欺凌她；最后，最好还有文娱活动，跳跳舞。从内容看，从“或得其桷”之“或”看，可知这是贵族家庭。这里说不欺凌不孕的妇女，和“利御寇”的抵抗侵略思想，最可宝贵。“利御寇”，是从农业生产得来的经验。不欺凌不孕的妇女，主要由于妇女斗争的结果。但作者作为“幸福”家庭来提，跟他认为“闲有家，悔亡”一样，表现作者有突破时代的进步思想。
（五）国家、刑狱等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自社会分划为阶级，奴隶社会奴隶主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来统治奴隶。土地、武装、刑狱等强制机关、实力机关，都由贵族们把持着。《周易》所反映的周人社会就是一个由奴隶主统治的奴隶社会。
1.土地国（王）有。“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土地都归国王所有，他又把它分封给各个贵族，以维护他的统治。“不克讼，复即命渝”，“改邑不改井”，王有权把土地收回或变动。当然这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如贵族内讧或采邑主统治法太坏，引起反抗。国王为缓和斗争，就会不得已变换一下手法。但他始终是庇护贵族的。
2.武装政权。“抢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首领底权力：适应习惯的由同一家庭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渐渐地，特别是自父权制确定的时候起，转为世袭的权力了：最初是容忍，其次是要求，最后更是篡夺这种权力了；世袭的国王权力与世袭的贵族底基础便从此奠立下了。”[22] 周人的国王早已成为世袭的了，但“武人为于大君”（履六三）语，还可以见到最高军事首领因战争的需要而成为国君的痕迹。而“利武人之贞”（巽初六）也说明武装的权力。因巽义为伏，武人是以武力来统治（伏人）的。
3.刑狱。刑狱是贵族用来压制人民的工具。奴隶叫做“刑人”，因为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亡，故加上刑具，或在身体上加刑。“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为了生产劳动，才临时把桎梏解开，可见平时是带着刑具的。“屦校灭趾”，“何（荷）校灭耳”，脚上或肩上带枷。“其人天且劓”，“天”是烙额，“劓”是割去鼻子。假如逃亡，一见便知是奴隶，要被逮回来的。“劓刖”，“刖”是断腿，敲断了一条腿便不易逃跑。刖也作兀，“遇元夫”，元夫即兀夫（睽九四）。这个兀夫就被人逮了回去。奴隶偶犯小“错”就被奴隶主加以大刑。“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形渥”借为刑剭。仅因为鼎折足打洒了贵族的粥，就受了大刑。噬嗑卦讲饮食事，卦爻辞却说“利用狱”、“屦校”、“何校”，当也是因奴隶在饮食事上小“错”而入狱的。
不光奴隶是这样，平民以至下级贵族，也会因“罪”入狱的。如“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初六），“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困六三）。这两条爻辞说的可能是“士”阶层的受刑入狱。有打屁股，有绑在石上示众，坐了三年监，回到家，妻子却已逃跑了。
不管怎样，周人贵族统治者用刑狱来镇压群众。尤其对待奴隶，用刑最严酷。刑罚有担枷曳枷，有烙额、割鼻、敲断腿、关进监牢等。监狱里很黑，外面还种了蒺藜、葛藟，又打上木桩（“臲卼”），以防越狱。
四、原始迷信与经验积累
在生产工具简陋、生活艰苦的人类童年时代，人们思想幼稚，还不可能认识自然界事物发生的现象和变化的原因，以为有一种外在力量在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这种外在力量既支配一切而与人们有密切联系，也关怀着人们。于是他们用祭祀等方式来讨好外在力量，又用巫术来探测以至企图支配外在力量。这种巫术在《汉书·艺文志》叫做“数术”，分为六种：天文、历谱、五行、形法、杂占、蓍龟。前五种是根据自然界所显现的“象”“征”来探测，我把它概括为“象占”；后一种即占卜，是用某种工具来向外在力量请示，从体兆来决定行动的吉凶。《周易》是用蓍草占筮的巫术之一。
因为所有的巫术都仅仅是一种探测，探测是否可靠，显示出来的体兆是吉是凶，也难确定，故古人往往占卜并用，或三人同占、同卜，或“象占”之后又占或卜，为的是互相参证，探测出认为可靠的答案。“象占”在先，而以蓍筮参证。“象占”占卜，是原始的迷信。当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处理问题，还不了解和怎样对付自然的变化，他们只好向外在力量求教。
社会发展变化，人们的经验积累日益增多，认识力、思维力也逐渐增强了。比方，农业生产，从前听天由命，天旱则焚巫曝尪，以为用这种巫术就可得雨。后来知道怎样搞生产，知道要丰收，必须尽人事，要“无交害”，要“自求口实”。对于战争，先前只知抢掠，以抢掠为“荣誉”，后来知道“不利为寇，利御寇”的道理。这是从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经验积累而提高的认识。《周易》中有不多的一部分关于政治、修养和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的“理论”语。这不是旧筮辞的编选，而是作者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他是针对当时的政治、风俗而发表思想，其目的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总结经验，发表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宝贵价值。
（一）原始迷信思想
占卜和象占都是原始的巫术思想。周人的蓍筮和殷人的龟卜，可以说都是每事都要占卜的。这里不谈其他，只谈象占。《周易》里也有“象占”。就其所载的来说，象占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启”的——外在力量对人的特别关切指示，于是有“天文”占、“五行”占等；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见到一些特殊现象，于是有“杂占”。其中还有“梦占”，因为那时人们还分不清楚白天的行动和夜里做梦有什么分别。正如恩格斯说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还丝毫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会理解梦里的现象，便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并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独特东西即寄居在这个身体内并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23] 以下分别考察一下：
1.星占。乾卦的初、二、五、上爻和“用九”，“潜龙”，“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和“见群龙无首”，都是星占。“龙”，龙星。《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说文》：“龙，春天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潜龙”，秋分之龙。“见龙在田”，春分之龙。“龙星右角为天田”（《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田”即天田。苍龙共有七宿，一等星，其第一、二个叫角、亢，角星的左角一星叫天田。天田是“农祥”（《汉书·郊祀志》张晏注），即农星。这是农业之占。“亢龙”即亢星。“群龙”读为卷龙。龙是卷曲的，《天官书》又说：“心为明星，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卷龙不见首，故说“见群龙无首，吉”。“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前半为星占，后为筮占，“勿用”犹不利。丰卦的二、三、四爻也是星占。“日中见斗”，“日中见沬”，斗是北斗星，沬是斗杓后星，也即大星、小星。日中见斗，有好有不好。“往得疑疾”不好，“遇其夷主”则好。“见沬”也不好，会“折其右肱”。这些都因见星斗而占行旅事。
2.五行占。五行说虽到战国才盛行，但西周末年史伯已说到五行的“和”“同”之理，而五行一类的象占来源当更早。“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是“蛇孽”之占。古代龙蛇是混同的，龙战即蛇斗。《左传》载郑南门中有内蛇与外蛇斗（庄十四年），又载“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昭十九年）。明夷初九引了一首歌谣：“明夷（鸣鴺）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这是谣占，五行家所谓“诗妖”。《左传》载师己引的一首“鸜鹆之歌”，说是文武之世的谣占（昭二十五年）。
3.梦占。《墨子·经上》：“梦，卧而以为然也。”以梦为真，古人对于梦境和实事往往分不清楚。“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列子·周穆王篇》）。精神寓于形体，古人则以为精神可以离开身体的。梦即神离开形体而有所遇，跟形体有所接触而行动，事实是一样的。《诗经》的《斯干》和《无羊》说到一些梦占，《左传》也记载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而占其吉凶，而且又用卜筮参证。剥卦初、二爻说“剥床以足，蔑贞凶”，“剥床以辨（蹁），蔑贞凶”，“蔑贞”即梦占，“蔑”“梦”一声之转。农民被征去给贵族做车子，夜里梦到打伤了脚和膝，占得“凶”兆。履卦辞和三、四爻辞说“履虎尾，不咥人”，“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履虎尾，愬愬”，说的都是梦占。履虎尾，有时吃人有时不吃，瞎子能见东西，跛子能走路，这都是梦境，因梦而占。能解梦的要“故老”、“大人”。《周礼》有占梦之官，后代有详梦的书，可见这种数术源远而流长，很普遍（《晏子春秋》载，占梦者要翻阅梦书）。
“象占”之辞，见于《周易》，从无解者，异说纷纭。应知古人迷信，用不同巫术互参。如不明白这一点，则有些《易》文，无法索解，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便不全面。远古时代，人们生活艰苦，思想幼稚。他们迷信，并不奇怪。人类进步，是从一些迷信逐渐进展变化出来的。例如星占，后来发展为天文学了。
（二）作者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思想
1.政治思想西周初，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者，从夏商的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得出几种政治观点：①天命无常，不可信靠；②“德”是政治上的重要标准，要以德来配合天命，才能保持统治权不致失坠；③民意就是天意，民的依归即天命所在。故统治方法要学效文王那样：一要勤劳无逸，二要“徽（和）柔懿恭，怀保小民”（《书·无逸》）。总起来说，就是从天命思想转变到德治思想，虽则还没有摆脱天命。
《周易》作者的政治思想，仍是沿着德治说而有所发展的，一方面对于德治的内容说得更为详细，因为积累的经验更多；一方面针对西周末年政治的危机，怀着惊惧的心情，以变“易”的理论说明这将是一个大变易的时期。警告当权派，提出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最高统治者和贵族们能按照他所说的来做，以挽救周室的危亡。他所以把他这一套理论放在一部占筮书来说，一则由于占筮是他的专职，同时想借占卜的神权来说，当更起作用。人们相信占卜。如果占卜这样说，比一般意见如《诗经》的所谓“变雅”之诗，当更有效力。
（1）变易思想。伯阳父以阴阳之气“阳失其所而镇阴”，推断“周将亡矣”（《国语·周语》）；史伯以五行不和而专同，论证“周衰将至”（《国语·郑语》）。《诗·十月之交》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以警告皇父及他一派的擅权营私。他们都不专从天命说，而以自然之理说明周室面临一个大变动的危机，即将危亡了。泰九三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是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说明循环往复、对立转变的道理。其用意所在，如联系到卦爻辞所反映的阶级对立斗争和贵族内讧激烈的话，不难明白他也是针对时政说的。史伯举出一些事实说：“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从而论断说：“是物也，不可以久。”就政治黑暗而说变易之理，是西周末年的时代思潮，《周易》也是一样。对立转变是《周易》一个基本观点，作者用这种观点来看政治。
（2）治民之术。在临卦，作者总结出为君治民之道有五点：①以和治民；②感化政策；③要躬亲政事；④要有智慧；⑤要敦厚。反对钳制压迫。前两项是德治，后三项是人治。
（3）内政。在比、观二卦讲到内政外交问题。内政方面，他认为要君民亲比，内外亲比。君民亲比就是用安抚政策，使人民爱戴。连俘虏也要安抚。内外亲比，指宫廷内外，君臣相亲。君主既要考虑亲族百官的意见，也要考虑远族百官的意见，作为施政的根据。
（4）外交。比、观二卦外，还有兑卦专讲外交问题。认为国际间应该联盟，彼此和平共悦（“和兑”），不要战争。反对侵略政策和威慑政策。尤其要跟政治开明的国家联盟。要踊跃参加国际会议，把大家引到和平的路上去。
（5）用人问题和朋党问题。就统治者说，用人是否得当；就贵族重臣来说，是否与贤者团结在一起，抑或与坏人朋比为奸，这关系到政治很重大。如果“比之（是）匪人”，跟匪人坏类亲昵，就会“比之（则）无首”。“无首”，可解为丧命，也可解为丧失政权。“否之（是）匪人，不利君子贞”，“否”是邪道，是匪人坏类所走的路。贵族不能走邪门歪道（“休否”）；不但不能走，而且要跟它斗争，把它打倒（“倾否”）；如果走了邪路，要赶快悔悟，改变过来（“先否，后喜”）——这是作者对贵族统治者提出的劝诫和警告。
作者正面提出他的政治主张，又提出劝诫和警告。这里有历史经验，又有理性认识。虽则只是空想，颇有兴亡感慨。借机神权，寓意讽劝，目的在于挽救危亡。其局限在于为贵族阶级服务，维护统治者利益而轻视人民。
2.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的思想，跟政治思想是密切联系的。比方，“否之（是）匪人”，即在政治上不要跟匪人营私结党，朋比为奸；在修养上则说“无妄!其匪正，有眚”，又说“无妄往”，“无妄行”。又如，在政治上要“休否!”“倾否!先否，后喜”。在修养上则说“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对于人有错处，即使不便批评责备，也要防止他错下去。如果纵容他，适足以害了他。对没过错的，如果不表扬而责备，这是有意攻击，会导致国家危亡的灾祸。谈道德修养的不多，其中有一些经验之谈，颇为宝贵。
（1）行为践履的精神、思想和思想方法。履卦是讲行为践履之道的。“素履”，行为要洁白无瑕；“履道坦坦”，胸怀要宽广，有乐观精神；“视履，考祥（详）其旋”，要考察行为践履，而且要反复周祥地考察；假如行动急躁则不好——“夬（快）履，贞厉”。豫卦是讲思考方法的，“豫”有迟疑犹豫和深思熟虑两方面。犹豫是不好的，深思熟虑是需要的。“鸣（明）豫，凶”，“盱豫，悔；迟，有悔”，白天犹豫迂徐，行动迟缓，都不好；“由豫，大有得，勿疑”，“冥豫，成有渝，无咎”，深思熟虑，则大有所得而不疑；晚上回忆思索白天所为，想想做的对或不对。对就肯定，不对就改，不再犯。这有自我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之意。他认为思想幼稚（“童观”）和片面观察（“窥观”）的思想方法都是不好的，应该深思熟虑，反复周详地检查和观察。
（2）行为纯正，不要轻举妄动。作者看到当时高居要职的当权派有不少是“匪人”，行“否”道。“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排除异己，诡计多端，专攻击人，迫得人“跃渊”投河。或者像史伯说的，“谗谄巧从”的虢石父做了卿士，“侏儒戚施，实御在（君）侧”；或者像诗人说的，“亶侯多藏”（《诗·十月之交》），“谋臧不从，不臧覆用”（《小旻》），“君子信谗”，“君子信盗”（《巧言》）。因而《易》作者提出要“素履”，要“休否”，“倾否”。在无妄卦告诫人“无妄。其匪正，有眚”，如思想行为不正当，就有灾殃。又说“无妄往”，“无妄行!——有眚”。他举一件轻举妄动的事为例：“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或”指贵族、邑主。他的一头牛没绑好，给“行人”牵走了，他硬捉邑人治罪，叫邑人赔。他虽讳言贵族君子而言“或”，即“或击之”之“或”，但这些罪行是掩饰不了的。
（3）谦是有条件的。谦卦讲谦让之德。“谦谦君子”，大概当时所谓“君子”的贵族们，都是讲究谦恭礼让的。但君子们常借谦让之德的美名来遮掩自己的卑怯无能，苟安奢淫。作者就谦德问题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谦是有条件的，不能单讲谦，不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都谦让。他提出要跟明智、勤劳、㧑奋三者相结合：鸣（明）谦”、“劳谦”、“㧑谦”。“鸣”借为明，明智；“劳”，勤劳；“㧑”即挥，奋也（《说文》）。谦不一定就是好，谦要以明智做指导，以勤劳为基础，以奋发精神做动力。谦而不明智，是糊涂虫，投降主义者；谦而不劳苦，是懒汉，没落主义者；谦而不奋发，是软骨头、怕死鬼。所以谦要明智，明辨是非。应谦让则谦让，应斗争则斗争。谦要勤劳刻苦，只有勤劳的人，肯干苦干，才是真谦。否则懒汉不做事，甘居下游，做二流子，那是什么谦呢！ 谦要奋发勇往，努力前进，不怕牺牲。这样的谦，才是真谦。否则，怯懦不前，事事畏缩，偷生保命，这是什么谦呢！ 他又举出战争事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谦让，而要以明智为指导，进行反抗侵略的战争。“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即泰六四说的，在被侵略之后的反击。“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重说“鸣谦”，即上面说的明谦、劳谦、㧑谦的结合。经过理智考虑，认为不能忍让了，故抗战反击。抗战就要劳苦，要奋勇。这是以防御战作说明，谦并不能孤立片面地谈，而要辩证地来看。要与明、劳、㧑结合，要按具体情况，以明、劳、㧑为前提，为基础。作者这个谦德论非常精辟。
（4）批评和表扬的态度的方法。小过卦主要谈批评和表扬问题。“过”是过责，“遇”是礼遇，同于今语的批评与表扬。作者以家庭和国家为例，“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家以祖为尊，妣在父权家长制家庭来说，地位属于奴婢的行列。就国家来说，君尊而臣卑。但尊者未必对，有错可以批评。“过”犹“不及”，“过”，责；“不及”，也是责他不对。至于地位卑下的妣、臣，如果干得好，就应该表扬。作者这是举例，意思是，无论地位尊卑，好的就要表扬，坏的就要批评。这是应有的态度。“弗过，防之；从或戕之”，批评不批评，要看具体情况，有时不必批评，或暂时不便进行批评；但是不批评，并不是自由或放任，要设法防止他再犯，或防止他发展。如果放任自流，纵容了他，这就等于害了他。由小错变为大错，因不知错而长期错下去，这就不是治病救人的方法态度。“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无咎”，借贞兆词说，意为没过错。对没过错的人应该表扬，不应责备。但又不是说，一时不错以后也不会错，对于往后仍有发生犯错危险的，必须告诫他。表扬和批评，应该确当。“弗遇，过之，飞鸟离（罗）之，凶，是谓灾眚”，应该表扬的不表扬，反而吹毛求疵地责备，这是粗暴的态度，是错误的方法。好比空中的飞鸟，本应用箭射的，但如不用箭射而张网去扑，想网住飞鸟，岂不白费气力!粗暴的批评，不但白费气力，而且打击积极，阻碍进步，引起不良的后果。
（5）生活要节约。节卦后半说节约：生活要节约，“不节若，则嗟若”，浪费而不节约，就会自讨苦受，生活困难，长吁短叹。对节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安心于节约，过朴素生活，不乱花钱，不贪图享受，这种人是好的（“安节，亨”）。有一种人更好，以过节约生活为快乐，他喜欢这样（“甘节，吉”）。但是有一种人跟上两种相反，贪图享乐，以节约的生活为苦。这种人一定倒霉（“苦节，贞凶，悔亡”）。
3.科学思维、科学知识
毛主席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又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24]
到了西周晚期，生产活动已相当发展，人们的经验积累渐多。《周易》作者虽不一定有直接经验，但从历史经验、间接经验，就有可能提高认识。根据感性认识，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以提高到理性认识。上面说的有关农业生产、战争军事的知识，就是从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经验提高了的理性认识。
《周易》中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话，是有科学性的思维和科学知识。从思想史说，这是合于逻辑发展规律的。讲中国哲学史的同志，有的看不出这些话的思想意义，有的不承认《周易》有理性认识，有哲学思想，这是因为《易》文简古，不易明白；又或相信传统说法，把《周易》的著作年代放在周初。而在周初不可能有哲学思想。这些都是不适当的。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读《周易》，是可以把它读通的。把《周易》的著作年代放在西周末年，对于《周易》有哲学思想就并不觉得奇怪了。
（1）对立转变思想。上面提到，《周易》作者的思想与当时的一个思潮是一样的。针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情况，有识者都认识到，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即将来临。《易》作者从对立转变观点来论证它。“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对立转变观点的理论。这个观点，还可以在别的卦见到，如蹇卦的初、三、四、五、上，五条爻辞说“往蹇来△”。“往”“来”即“无往不复”的“往”“复”，也即转变。“往蹇来譽”,蹇者难也，难行之意。“譽”从與，與和 、懙，是安行义。这是说，难行可以变为安行，不难行。“往蹇来反”，“反”犹反反，犹與也可言與與、懙懙。“反反”，顺善也。这是说，困难可变为顺利。“往蹇来连”，“连”从车，连通辇，车子。出往时难行，回来时有车子，就不难行了。“大蹇朋来”，“朋”是一串贝，十贝为一朋。朋用做货币。“朋来”犹言得朋。这句是说，经过大磨难而终于获利。“往蹇来硕”，“硕”借为拓，从石声。拓也作摭，取也。“往蹇来硕”，谓由困难而变为取得。“来连”、“朋来”，是说具体的；“来硕”，是抽象地说。这五条爻辞，都是困难可变为不困难之意，是对立转变的思想。
（2）从对立转变观点来看贫富不均的问题。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这是贫富悬殊的两种家庭，“家人嗃嗃”，“嗃嗃”同于嗷嗷。嗷嗷待哺，是穷苦之家；“嘻嘻”是嬉笑骄逸的富贵家庭。可是自作者看来，穷苦的虽一时“悔，厉”，也会变“吉”的；反之，富贵家庭，由于骄逸，到头来会“终吝”的。作者有时借用贞兆词来论断事理，或说明现象。如睽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悔亡”指行旅中遇到倒霉的事，即九四的“遇元（兀）夫，交孚”，跟一个断了腿的逃亡奴隶在一起，以致被人逮捕了。晋六五的“悔亡，失得勿恤”，“悔亡”指战争失利。这是说明事实。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这“无咎”是论断跃渊者是无罪的。大有初九“艱则无咎”，意为早亦无害。故有时他借用贞兆词的吉凶相对来说事理的对立转变，“家人”这一爻辞也是。又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言君子戒慎恐惧，虽则危厉，而终于无事。讼六三：“食旧德（得），贞厉，终吉。”言猎不到禽兽，生活是艰苦的，但过去还保存了一些吃的可以充饥，故虽“贞厉”而“终吉”。
（3）一些对立转变的事例。对立转变的观点，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事实经验得到的认识。卦爻辞中记了一些转变的事例。如“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坤），“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讼），“朋亡，得尚于中行”（泰九二），“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噬嗑六三），“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噬嗑六五），“频复，厉，无咎”（复六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九五），“履错然，敬（警）之，终吉”（离初九），“孚兑，吉，悔亡”（兑九二），“有孚于（而）饮酒，濡其首，有孚失是（题）”（未济上九）。这些事例，有关于生产斗争的，有关于社会斗争的，有由吉变凶，也有逢凶化吉的。例如，“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端得了病，够焦心的。可是，既来之，则安之，没有思想负担，而病也不用药医就好了。又，“孚兑，吉，悔亡”，以俘人为悦的侵略主义者，表面上虽似强大，一时得意，可是终归失败。这些都是体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的转变，是合于辩证法规律的事例。
（4）可变：变与不变，按情况不同而定。损卦谈变与不变的道理。“巳（祀）事遄往，无咎；酌损之”，祭祀，古人认为是国家的大事，故每逢祭祀就赶忙去做。可是这样的大事也未尝不可以按情况来斟酌减损它。如“巳日乃革之”（革六二），这是说祀日可以变更；“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观），祭祀时，灌酒之后要荐牲。而用作人牲的俘虏是受伤的，头肿得好大，不能用作祭牲，因而不荐献了。可见祭祀是可以“酌损”变革的。祭祀可变，当然其他也可以变了。“弗损，益之”，有时不要减损而要增益。例如谦让，当敌人来侵略时，就不能“谦谦”退让，而应奋起低抗。“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这是有时会损，有时会益的。“损其疾，使遄有喜”，疾病是要损不要益的。“或益之十朋之龟，不克违”，这是在益的情况之中而不能损的。再有，“弗损益之”，即不能损也不能益，这是恰到好处适当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说“标准”的东西，就是不能损益的）。按情况不同而谈变革，这是有辩证法的思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5] 但这不是说《周易》作者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说，作者根据分析，认为有各种损益的情况，有时可损可益，有时不能损益，有时自然会损会益，有时要看应不应损益。这是根据经验而摆情况，主要在说明事物会变、可变，跟他说的对立事物会循环转变的道理相同，仅仅有辩证思维的萌芽，还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还不懂得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说“有”这各种不同的情况，跟科学的“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是大有差别的。
（4）几个对立的组卦。六十四卦卦形的排列，两卦为一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乾和坤， ，坎和离, ，是变；震和艮， ，巽和兑， ，是覆。卦义有时也取对立的观念，乾说天，坤说地，天地对；师讲行军，比讲政治，对；同人说军事，大有说丰收，军事和农业对；随讲商旅，蛊讲家庭，对；晋讲战争，明夷讲行往，对；家人讲家庭，睽讲行旅，对。卦有以类相从的，如临、观讲政治；渐讲家庭，归妹讲婚姻；丰、旅讲行旅外出，是。其中有三对组卦，与别的不同。义相对立，而又互相转变来说。有爻辞同见两卦的，卦既对立，辞同而义则不同。这三对组卦是：泰与否为组，损与益为组，既济与未济为组。泰也说否，如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是否；否也说泰，如否九五“休否，大人吉”，上九“倾否，先否后喜”，是泰。而两卦初爻都说“拔茅茹，以其汇”，意为拔茅蒐、茹藘（制作红色染料的植物）的，如能知类的则泰，不知类的则否。损、益两卦也是：“曷（匄）之用二簋，可用亨”，“弗损，益之”，是“损”中说益；“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是“益”中之损。既济六四“繻（襦）有衣袽，终日戒”，是贫富对立。上六“濡其首”，是“既济”中的未济，而且是转变。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六五“君子之光，有孚”，是“未济”中的既济。这三对组卦，对立而互说，又有对立转变之意。
（5）在农业生产中由经验到理论认识。在讲农业生产时，提到“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大有初九）和“观颐，自求口实”（颐）。这两条卦爻辞，是由生产活动中得到的理论认识，有哲学意义。前者有人定胜天之意，后者近于自力更生思想。虽然这只是自发的、萌芽的科学思维，但颇值得我们重视。
（6）天文学和医学知识。在中国科学史上有两门科学最早发展，即天文学和医学，因为这跟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农业生产要知道季节气候的变化、风雨的来临等，需要天文学的指示。卜辞记殷人的阴阳历已相当进步，可以推知其发展的时间已很长。传说中的神农是农业神又是医药神，黄帝、岐伯是医药的鼻祖，这意味着来源很古远。《孟子·滕文公上》引《书》“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也见《书·说命》），懂得了用猛药治重病。
这在《周易》也有反映：
天文学方面，震卦讲雷电，是科学知识，且有破除迷信的含义。作者先分析四种人对于雷电的看法：一是俗人的迷信，“震来虩虩”，听闻雷响就害怕；二是商人，“笑言哑哑”，对打雷不理会，谈笑自如；三是懂得雷电道理的天文家，“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雷声虽大，他很镇定；四是由迷信者变为懂得雷电道理而不怕的人，“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
震的五条爻辞描写四种人并说明雷电的道理——
迷信者：“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一个人的邻居被震死，这个人便说他的邻居即他的亲戚（“婚媾”）有罪。这是俗人怕雷的迷信，怕震死，又怕说有罪。
商人：不是不怕，因为要钱不要命，故不理会雷声（解详“商旅”节）。
天文家：“震索索，视矍矍。”雷震时，他步履安详，眼光看得远准。
先怕后不怕者：“震苏苏；震行，无眚。”“苏苏”同虩虩，哆嗦害怕；但因在雷震中小心行走，没事，有了经验，所以笑自己先前害怕的愚蠢无知。
那么，雷震是怎么一回事呢?作者的说明是“震遂（坠）泥”，即天电通到地下去，在人们看来，好像雷震掉在泥上一样。这是当时天文家对于雷电的理解，作者用形象描写出来。这种理解虽然还不够科学，但在当时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尤其是打破迷信，相信科学，值得注意。
医学思想，可见艮卦。艮是和震配对的卦，作者似有意识地把这两个卦相配来谈科学。按《易》学家传说的说法，“震”雷，“巽”风，“艮”山，“兑”泽。如按卦画对变，像乾、坤、坎、离四卦排列，则“巽”应次于“震”，“兑”次于“艮”。但作者却不这样排，而采卦画相覆法。照他的看法，这些卦画、卦象是另一套体系，不能用来标示卦义。每卦的标题（即后代所谓卦名）应该标示全卦总义的。“坎”用来标示全卦说坎坑之事；“离”本训罹，罹难之意，可以括举战祸；“巽”训伏，“兑”即悦的本字，词义和卦义相配，故“巽”不与“震”同组。“艮”从匕（比）目，本作 ，比目是集中视力，注意关照也。“震”讲天文，“艮”讲医学，同为科学知识，故以“艮”次于“震”。
“艮”讲医学，但医学内容多，范围广，而他又不是医生，不好谈。他的办法是，不谈医学内容，而谈医学的精神、思想。他把医学的传统精神、主要思想表达出来。我国医学的传统精神、主要思想，在于全面整体的关顾，身体心理的关连。这就是艮卦所要表达的。卦辞：“艮其背不獲（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身”指全个身体，“背”指身体的一部分。言只注意一部分而不保护全身，是失掉医学的主要精神，这好比徒然有一栋空房子而没有人住一样，房子是人住的，有房子没人住，没意义（这下一句是比喻语，如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罗）之。”“飞鸟离之”是比喻。“獲”是護的形误）。下面六爻，从趾说到头。趾、腿等虽在下，也要同样的注意。其次，身体各部要注意保护，而且要保护得好。保护不好，不论哪一部分，都会使人心里不痛快，影响心理。例如，腿部要保护，要注意腿肚子长不长肉，如腿肚子不长肉，只有骨，那就“其心不快”。又如背厚腰圆才是强健的人，假如腰部两边的肉是瘦削的，像病人，就令人焦心（“厉薰心”，“厉”，病；“薰”通熏。熏心，烧心）。六四说的“身”，专指胸腹部（卦辞说的“身”则是包举的，指全身。《易》文往往是辞同而义异，两“身”字不同义，看六爻从下说到上可知）。再说到口辅（ ）、嘴脸。嘴脸要保护，但光保护嘴脸安全是不够的。这张嘴用来吃饭，也用来说话的。光会吃但话说不好，语无伦次或说坏话，说明这个人思想不健全。所以“艮其辅”，还要“言有序”。“言有序”意思不只是会说，而是思想有条理。言为心声，说话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思想条理清晰，话才说得好。总起来说，六爻从趾说到头，虽是分说，其意是指全身。艮卦讲医学，作者表达了医学的精神思想。要人注意整体全身，不是只顾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人注意身心关系，还要注意思想。身体要好，思想更要清晰。
注：这是拙作《周易类释》一书的“前言”。文中节引卦爻辞有的没注明卦爻数，参看《类释》，故不备注。
——1966.7.7，初稿于新会盆趣
附记
《周易类释》稿曾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请他指正。他阅后提出一两处要我考虑，兹依他说的改正，谨申谢意。他复函又说：“大著《周易类释》原稿接到，已经读了一过。《科学思维·科学知识》一节写得好。你在《易经》范围内，可以说把辩证法的萌芽写活了。”谬蒙奖饰，殊深惭勖。他又提出《周易》的著作时代问题，并惠赠所著《青铜时代》一书参考。我认为他主张《周易》著于战国初或春秋末年的论证不确，因答书提出我的看法。答书附录于后，作为有关著作年代的参考。
* * *
[1] 整理者按：此篇写在《周易通论》之前，原为《周易通义》序。《周易通论》“溯社会”一章是此篇的缩写（见李镜池1965年12月15日日记）。
[2]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4页。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2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6页。
[5]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7、9页。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3—154页。
[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5、157页。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0页。
[1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0页。
[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1页。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7—158页。
[13]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3、96、118页。
[1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4、45页。
[1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8页。
[1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6页。
[1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0页。
[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3、54页。
[1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3—55页。
[2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8页。
[2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5页。
[2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8页。
[23]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二卷，第366页）。
[24]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1、282、287页。
[25] 毛主席《矛盾论》引列宁《“共产主义”》语，原文列宁批评贝·库说：“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