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周易批判
《周易》的价值在于它有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宝贵史料。但《周易》原文是按占筮书的形式排列，分卦爻系辞，颇为纷杂，辞义又颇难解，故有分类选辞以供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者参考之必要。《周易类释》分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及思想意识三类，前二者为古代社会史史料，后者为古代思想史史料。在古代史研究上，这些史料很值得重视。其史料来源，多选自记录奴隶社会政治社会的旧筮辞，其中还有更古远的为文献罕见的史迹遗存。作者注重思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有一定的思想水平。他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思想家。
一、成书年代
《周易》是我国成书最早的著作。传统的说法，文王演《易》，不确，因为所记之事有出于文王之后的，“箕子之明夷”是明显的一例。今人据“康侯用锡马蕃庶”，定为成于成王时代，也不确，因为锡马虽始于康侯，但马的“蕃庶”，必定一大群，这便不是短期间的事。还要注意，《易》例，异族列国之事才书名，周王室的事，例不记名，如殷周联军同伐鬼方，于殷出高宗之名，周则不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有嘉”是外国名，而周王则不知何王；“丧牛于易”、“丧羊于易”，“易”即狄，是太王时被狄人侵迫事，记易人不记太王。由此可见，事有出于康侯之后的，当不少，不能以康侯为断限。但又有据《易》文有五爻有“中行”字样，解为中行氏荀林父之事，说《易》著于春秋之后战国时期。这又说得太晚了。“行”本义为道路，“中行”应解为半路或路中，不是中行氏。有“中行”字样的五爻，均不能作中行氏解。《易》记重大事件，至多记两次，如丧牛羊于易、“帝乙归妹”之类，绝没有一人而作五次记载的，何况中行氏为晋人，其事并不重要。《周易》记与周有关之人，中行氏与周室无关。尤其重要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名物制度，名物已变，异代之人往往不得其义。如《易》说朋，是朋贝、货币，而春秋战国则以朋为朋友；战国人说黄金多少镒，黄金是钱财，而《易》中的黄金则与金矢同义，是铜制箭头。战国决不会把黄金当金矢的。其例很多，可证《周易》不著于战国。
我根据《周易》所载关于贵族内讧和阶级斗争等事，考定它的著作年代在西周末年、东周之前。作者是掌占卜的王官，《周易》是意图为挽救周室的危亡而作。
作者是占卜王官，可无疑义。《易》大部材料取自旧筮辞，春秋时用《易》占筮，只有王官才掌握这些占卜材料。古代极重占卜。占后记所占之事，年底作一次检查，计算占中了多少，然后把它保藏起来。殷人龟卜，周人蓍筮，都是这样。龟卜的甲骨，近几十年发现了约十万片。损毁的或还未发现的，不知有多少。《易》作者从众多的旧筮辞选取一部分编为一书。这就是成因。但其中有一部分是新材料和作者总结经验、发挥思想的话。旧筮辞可用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情况，新材料可据以考见著作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作者的思想。
《易》著作的政治社会背景，只略举若干卦爻辞就可说明（详见拙编《周易通论》“考年代”）。关于贵族内讧的，例如：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
没人帮助，只有横行霸道的贵族当权派攻击人（《易》例，“或”多指贵族）。因为这攻击人的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人都怕他，故没人敢说话。
比之（是）匪人。（比六三）
阿比者都是政治坏蛋。“比”，阿比；营私结党，狼狈为奸者。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乾九三）
“乾乾”借为悁悁，惊惧之意。不少贵族，日夜惧怕，怕有大祸临头。甚至有投河自杀的，“或跃在渊”（乾九四）。这显然是当权派在排挤人，迫害人。因而有不少王臣不想做官，要隐遁而去。遯卦写隐遁，作者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为国家设想，如果许多王臣都隐遁了去，国家便陷于危险的境地。剩下的是那些阿比匪人，政治漆黑一团，争权夺利，非亡国不可。但他又见到人人危惧的情况，待也待不下去，绑也绑不住，早晚得走，所以他又同情那些隐遁者。他说：“王臣蹇蹇（处境困难），匪躬之故（不是他们自找烦恼）。”（蹇六二）言外之意，指有人排挤他们。对那投河自杀者加上按语“无咎”，犹言无辜的。死者无辜，就是迫死人的有罪。正如屈子自沉，人们同情屈原，而反对那些误国的谗臣。《诗·白驹》是送别隐者的诗，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情，有挽留之意。《易》作者就是同一心情，同一政治背景，就是西周末年。这样的政治和思想，难道是在成康盛世所能出现吗？决不可能。故《周易》不著于周初，而在西周末，正是面临王朝覆灭的前夕。
从社会说，《周易》所反映的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奴隶社会濒于没落，虽则一时还未崩溃。例如：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讼九二）
不克讼，复即命渝。（讼九四）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
《易》有辞同义异之例。这两爻“不克讼”意思不同。讼九二是说，两个贵族争讼，那个败讼者回到他的采邑时，邑人（包括农民和奴隶）趁他失势，逃跑了。一跑跑了三百户。邑主也没办法，没敢对没有跑的人怎么样。邑人包括农民和奴隶，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产劳动者，跑掉的当是大部分奴隶。这是集体逃亡，反抗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初、盛期，奴隶主操生杀之权，奴隶只是会说话的牲畜。要卖，要罚，要处死，奴隶主为所欲为。而到了奴隶社会没落时期，邑主不敢轻举妄动了。如果妄杀，就会酿成暴动。“无眚”，指邑主没敢杀害人。这跟无妄六三说邑主失了一条牛，就带来了“邑人之灾”，两个时期完全不同了。
讼九四的“不克讼”，是邑主斗不过邑人。“复即命渝”，“渝”，变；国王命令他回去，照调动采邑的办法做，也即井卦所说“改邑不改井”。《易》有“前简后详”之例，凡事件复杂的，要用专卦详写，而在前面的卦里用一条爻辞简单一提，井之外还有渐、兑、震等几个卦（详拙编《周易释例》）。井从国王给邑主调换一个同样大小的邑叙起，邑改了，井田数没改，对他没有失也没有得。他回去检拾行李，灰溜溜地走了。邑人也没有再难为他，打下他的威风，赶走他就算了。这就是邑主斗不过邑人，邑人敢于起来斗争，获得胜利了。下文追叙邑主怎样压迫邑人，使邑人喝没喝的，吃没吃的。这揭露邑主的罪行，也说明邑人所以起来赶逐邑主的原因。然后再写新邑主来了之后，给邑人改善了生活条件。邑人又获得胜利。《周易》写阶级矛盾的话虽不多，但他对于两个阶级的对立分得很清楚，往往对写。对贵族有利的，对小人就不利，“小人吉”的，大人就“否亨”。他认识到时代已经改变，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压迫统治了。作者在临卦发挥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德治和人治，反对压迫，说：“甘临，无攸利。”“甘”借为拑，拑制统治，没有好处。革卦谈变与不变的道理。有的情况可变，但大人君子如果变脸发火，小人也会变脸反抗，打起仗来，一定失败。这是他从社会分析得出来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时代背景，就是西周末年的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人民的力量已扩大了，奴隶社会贵族统治就要垮台。被统治者的反抗，再进一步，就是春秋时代的列国多“盗”。“盗”就是农民起义运动。所以从社会发展说，可以考定《周易》著于西周末年，东周之前。
还有其他证据，不必深论，我以为这已经够了。《周易》的著作年代，古今聚讼。我们从它的内证，可以这样推定。《周易》之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此时距西周之亡约一世纪。《左传》记载，相当可信。《周易》是占筮书，春秋到秦朝一直用它占筮，所以始皇焚书没烧它。“周史”之“史”，职掌并不明确。《易》说“史巫”，传书“卜史”连称，可见史与巫术有关。周史可能是掌占筮之官。但这一类王官，地位低微，与高级贵族相差很远。《周易》所讥评的都是高级贵族。《诗经》中一些抨击时政和诉苦的诗，也是下级贵族所作。《诗》、《易》可以互相连读参证，见到这一时代的政治社会的背景。
二、如何理解
《周易》虽著作最早，可是二千七百年来一直被埋没着，无人理解。注释的书很多，有目可知的在三千种以上。派别亦多，“象数”、“义理”、“图书”而外，有讲史实的，有排年历的，有谈灾异的，有天文家、律历家、兵家、堪舆家、禄命家、医家、相家、占梦家、射覆家、丹灶家，还有神仙家等等，不下数十家（参全祖望《读易别录》）。但是这一切都是穿凿附会之谈。连儒家正宗在内，都是各说各的，而不是《周易》的本义。
除了一些五花八门种种异说外，自《易传》以后的历代《易》注，大概来说，都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讲伦理礼教的道理的。说法虽有不同，要归不出这个范围。但《周易》是奴隶社会的著作，内容主要写奴隶社会当时的生活和作者的思想。用封建社会的伦理来解释它，自然不符原义。
今人研究《周易》的很少，而解释则相当纷杂。大约分两大派三家：
（一）不取旧说的为一派，有两家：
1.社会史料钩稽者：最早是郭沫若，他摘取若干卦爻辞讲古代社会，认为《周易》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以牧畜为经济生产基调，农业、商业、工业仅仅是萌芽。由于他对于《易》文还不大理解，故结论不确。但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周易》，是开辟研究新途径的首创者，虽则运用理论还不很纯熟（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惜他后来著《周易的制作时代》，认为《周易》著于战国，把他此前的立论完全推翻了。闻一多也是以钩稽社会史料为目的。他精于训诂，对文字解释颇有创获。但他据以讲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不如郭沫若的确当。所著《周易义证类纂》，只解九十条，不是卦爻辞全解，只是解片辞只句。他没有讨论《周易》著作年代，未说明是什么社会的史料。
2.文字训诂家：高亨著《周易古经今注》及《通说》，专解文字意义，不谈社会，不言著作年代。他的训诂，学清代朴学家治诸子古史，但往往擅改原文，说某字疑讹、疑衍或疑缺。他又喜欢从“具体事物”中臆造出“抽象原理”来。他是新义理派。治哲学史的冯友兰、关锋、林聿时，也力图摆脱旧说，又都认为《周易》著于周初。他们有一个观点，以为周初之书不会有什么高深的哲学思想，故冯友兰不大敢说《周易》哲学，当他勉强谈及时，又坠入《易传》的圈套。关、林是能摆脱旧说的，却又盲从了高亨的臆说，认为高亨所说的“抽象原理”分析得很深刻，从而敷衍之。凡所解释，都用高亨注。
（二）另一派（也即第三家）是盲从《易传》的。这一派的特色是用《易传》解《易》，而又套用马列主义的辞句加以附会。这一派尤为恶劣。其方法就如把腐臭了的僵尸涂上金色，洒上香水，当做奇货珍品卖。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是这种东西。任继愈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大学教科书，谈《周易》哲学，虽不说是用《易传》，实际与李景春的书同一路。
所以今人的《易》说，虽比旧注有较胜之处，而缺失亦多。
自有《周易》以来，可说一直被封闭住，被埋没，没人能了解它，给以适当的评价。汉儒给它吹捧，把它摆在群经的首位，实际是借用它的语言，宣传伦理思想。历代注解，都是同一目的。今人则认为它是“谜书”，不可理解，或者凭自己想法各自猜测，猜得对不对就不管了。平心著《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一文说，《周易》是谐隐体史书。他宣称《易》是谜书，他要揭出它的谜底就是一些历史故事。他列举了若干真真假假的历史故事，证明《周易》是一部史书，而体裁却是谐隐，即谜。按《易》所根据的材料本来是事实的记录，但不是史书而是史料，更不是谐隐体的史书。史书记实，决不能用谐隐体来写，让人去猜。别人说《易》是谜书，只是说它难解而已，平心却真认为是谜书了。他袭用郭沫若解“中行”为中行氏之说，又加上一二他自以为是的历史故事，如说“震用伐鬼方”的“震用”是殷先王王亥和上甲微，说“康侯用锡马蕃庶”是康叔故事，征用狄马，组织骑队，蕃庶是蕃人（他另有《周易史事索引》一文）。古代用车战，说周初就有马队，缺乏历史知识。著作年代，沿用郭沫若著于战国之说。平心是猜谜专家，解《诗经》也用猜谜法。戴上黑色眼镜，处处都是黑色的了。
然则如何理解《周易》呢?
第一，《周易》大量地选用旧筮辞编成。这些旧筮辞是占卜后事实的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来进行分析，但不能套用马列主义辞句，穿凿附会。我们的祖国跟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时期。考古学家从地下发现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增加了我们对古史的知识，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祖先艰苦地与自然斗争，发展了文明。这激发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热爱祖国的精神。在文字上，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了一些关于奴隶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现在还在继续研究中。它扩大了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可与古书印证。古书记载古代文化的发展，材料既少，又往往出于后人追记，杂有后人的思想。或只是一些传说，不能视为信史，例如《尚书》中的虞、夏书以至商书的大部分就多不可靠。传说箕子著《洪范》，那是假托。在这里，《周易》有相当丰富而且可靠的古代社会史料，但被秦汉以后的人曲解了，排除在古代文化史范围之外。其实《周易》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可贵史料，有的在别的文献上是找不到的。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才能打开这个久被封闭了的宝库，给我们增添了有关古代社会史和古代思想史的宝贵史料。我们深深感到，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才能理解《周易》，给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
第二，《周易》的原始材料，当与卜辞相同，散乱而分立，但经作者编集成书，成为有组织体系的著作。我们要理解它，就得找出它的组织体系来。《易传》的刚柔阴阳说、卦象卦德说、爻位说，牵强附会地解释卦爻辞，好像他们已找到《周易》组织的奥秘。其实他们的目的在宣传封建礼教，并不是从卦爻辞分析综合得出来的组织体系。今人抛弃旧说，这是对的。但不知《易》是有组织体系的书，孤立地解释卦爻辞，甚至单辞只句，一条辞割裂开来，不管上下文，这是最大的缺点。《周易》的组织体例有种种（详拙编《周易释例》），其主要的一种，是按事类组卦，一卦讲一类事物。如农业、商旅、战争、婚姻、家庭、政治等，各有专卦。事类较复杂的则用形式联系，或用标题连贯，或表现一个观点。组织法虽然不同，但总有它的组织。按它的组织解释，才得到原文真义。摘引单辞只句，不看全卦全爻，看似可通，实则不确。如临卦讲临民之术，发挥作者政治思想，前半讲德治，反对拑制压迫；下半讲人治，“至临”说工作，要躬亲政治；“知临”说思想，要有智慧聪明；“敦临”说品质，要诚厚朴实。“大君之宜”，包括这三“临”。闻一多则训“临”为瀶雨，对前半的“咸临”解不通便不解。至、知、敦三“临”，均解为暴雨。但“大君之宜”呢?连不起来，只好割掉。震卦讲雷电，作者先分析四种人对雷电的不同看法：第一种听闻雷声就害怕，是迷信的；第二种闻雷不怕，谈笑自如，是商人。因为他只担心货物受损失；第三种态度很镇定，是天文家；第四种起先害怕，后来不怕了，是由于在经验中提高了认识。下文对每种人分别描写，中间插写雷电的自然现象。“震来虩虩”是第一种人，“笑言哑哑”是第二种人。高亨不明卦义总写雷电，也不明先总叙后分写的组织，便说写第一、二种人的八个字是衍文，因初九爻辞而衍的，不知初九爻辞即第四种人，两句之中多了一个“后”字，即先怕“后”不怕的转变。头两句是不同的两种人的对写，初九是第四种人的前后转变，并非衍文。当然他不明白对四种人的分写，对雷电的自然现象也解错了，把电说为人。高亨虽注释全书，但由于不明《易》的组织，对封爻辞只作条别的解释，并不连贯；只训诂文字意义，又臆造什么“抽象原理”，因而所注多误。
对今人说《易》的得失，拙编《周易今论》有评论。关于如何理解，详拙编《周易通论》“究诂训”章。
三、社会发展及社会分析
《周易》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有相当丰富的材料反映了奴隶社会的情况及其发展变化；二是作者有比较高的思想水平。前者是宝贵的古代社会史料，后者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于意识形态上的成果。《周易》的作者是我国第一个思想家。
先说社会史料，再说作者思想。
我国奴隶社会的文献不算多，《周易》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学术界关于我国封建社会的起源问题争论得很热闹，似乎还没解决。不少人主张周初已进到封建社会，范文澜是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国历史简编》是这样编的。王玉哲的《中国古代史》同一主张。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少人引用到《周易》。因为传统的说法认为《周易》是文王所著，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对卦爻辞并不了解。
假如我们所说《周易》著于西周末年可以成立，而《周易》又有大量奴隶社会史料，就不会说封建社会始于周初。据我们研究，《周易》所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由极盛渐趋于没落的时期。那些被烙额、割鼻和断了一条腿还逃亡的，是奴隶；手脚带上刑枷，驱使去开荒垦植才松开刑枷的“刑人”，是奴隶；从战争捉到的俘虏，用“维心”术使他降服的，是奴隶；因饮食犯了小过而受到大刑的，是奴隶；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卖妻鬻子的，就变成奴隶；商人贩来的“童仆”，又乘机逃跑的，是奴隶；赶牛车运输的，在地里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奴隶多着呢，这不是奴隶社会是什么?在贵族采邑中的邑人，有农民，有奴隶。起先邑主可以任意杀死邑人，后来邑人集体逃亡来反抗了；甚至邑人敢于面对面跟邑主斗争，把邑主赶走，国王也没了办法，只好把邑主调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被统治的人民力量大了，统治者贵族失势了，也就是奴隶社会渐趋没落了。
《周易》中的社会史料，不必详述。作者对于史料有时用社会发展或社会分析的观点来编排，我们就从这两点举些例子：
大壮卦，先说狩猎。“有孚”，俘获，指获兽。“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壮”，壮力，徒手捕捉；“罔”，网，网兽。用壮，用网，捉活的。捉活的可以饲养。下文说养羊，可以推知上面说狩猎是捕捉野羊，把野羊驯养为家畜，即由狩猎时代进到牧畜。野羊一时还不能使之驯服，尤其是公羊，老是用角抵触藩篱，有时把角触坏，有时把篱笆触翻。跑到路上，见了车子也触，被车子碾伤。有时羊角卡在篱笆上，进退不得。这是驯养的过程，举羊为例。“丧羊于易”，插叙周人一件历史大事，即太王时为狄人侵迫，举族迁徙，逃到岐山去，丧失了许多牛羊（另见旅卦，也用连类插叙大事法）。同时说明周人饲养了很多羊，牧畜业很发达。末了说，“艱则吉”，“艱”从 ，旱的古字。占旱是农业事。这样，从狩猎到牧畜，到农业。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一步步发展。
坎卦，写与坎穴有关的各事，实际是讲社会的发展变化。头三爻写下水打鱼的艰险。“求小得”，打鱼（“大得”是狩猎）。坎是水塘。水塘，坎中又有坎，下去打鱼很危险，有灭顶之灾。这当是最早的捕鱼法。后来用箭射，不下水了。打鱼，代表渔猎时代。第四爻写用酒饭款待俘虏，使之归服为奴隶（俘虏关在地穴里，是一种坎），为的是取得生产劳动力。第五爻写填平一些坎（捕兽的陷阱），又尽量锄平所有的丘陵地，即开荒垦植。有劳动力，开荒。这是农业时代。末了写把俘虏放在地牢里（承上说，当然也用酒饭款待的），等待他归顺为奴隶。可是“三岁不得”，俘虏始终不肯投降顺服。这是说，奴隶缺乏，故奴隶主长期耐心地等待。并非仁慈，而是需要。奴隶缺乏，就是奴隶社会到了快要完结的时候。由渔猎到农业到缺少生产劳动力的奴隶社会崩溃的前夕，作者是这样叙述社会发展的。
周人政治的发展，有时作者也是这样叙述的。益卦，开始说“利用为大作”。“大作”，大兴土木建筑之意。这是总写太王迁于岐山之后，鉴于被狄人侵略的经验教训，马上建城以资防御，又筑室、作庙。文王迁于丰，也建丰邑。周公东征后，营建洛邑。迁了许多殷遗民和东征所获得的俘虏在洛邑耕种，得到大量收成。周公自己留在洛邑，镇守东方。这些都是“大作”。以下，“十朋之龟”，即文王的大宝龟；“王用亨于帝”，武王克商；“凶事”，武王逝世；“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周公东征；“利用为依迁国”，迁殷（依即殷）遗民；“有孚，惠心勿问”，处理所有俘虏。以上就是周人的发展过程，到了周公东征之后达到强盛的顶峰。末了忽然说：“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说的是贵族内讧，斗争激烈，即西周末年危亡的局势，也就是由初兴说到极盛，然后危亡，这样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政治史与社会史是一样的，由兴而盛而灭。这也即作者的对立转变思想的政治社会背景，现实基础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作者从历史经验发展理性认识，根据认识编排一些卦，叙述一些历史事实。当然他所根据的多是旧筮辞、旧材料，不可能按他所想的来编排。如益卦初爻是综述，多数是据旧筮综合的。二至五爻是旧筮。但上爻是眼前现象，当是他添上的。所有写贵族内讧的，当都是新添的。又如他编排各卦，大多数按事类组织的，一卦一类事，但有的卦事类不一，材料散杂，他只好用别的方法组织了。
再谈作者对社会现象作的分析。
例如，当时有许多奴隶，这么多的奴隶是怎样来的呢?这在随卦有线索。前四爻写商人贩卖奴隶，这是奴隶的一个来源。他还写了两个情况，一是这些贩来的奴隶，有大人，有小孩。当有机可乘时，不管大奴隶、小奴隶，都会逃跑的。商人顾得大人，小孩跑掉，顾得小孩，大人跑掉。二是商人贩卖奴隶，都为了赚钱，每个商人都想赚钱，商人本性是这样的。但这样，商人一同出门做买卖，有时就发生利益冲突。这时各怀鬼胎，很危险。只好大家协商，订立契约，照章办事，才把问题解决。后二爻写一次大战，捉到许多俘虏。用“维心”术，战俘都做了奴隶。这是奴隶的另一个来源，战争的俘虏。古代大多数奴隶都是从战争来的。
两个阶级的对立，更是当时社会的现象。作者常常提到阶级对立。对一个阶级有利，对另一个阶级便不利：“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上六），战争胜利，赏功封邑，只有贵族长官。小人卖命，赏功没他们的份儿。“勿用”，不利。“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大有九三），农业丰收，天子和公大排筵席庆祝，小人没这个福分。“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六二），“包”借为庖，“承”借为脀，肉。庖中有肉，对没肉吃的小人是好事，对脑满肠肥的大人贵族并不好，吃得肉多会生病。这里作者有反对贵族剥削之意，像孟子说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诗·伐檀》农民大骂君子不劳动，抢了他们大量的野兽和粮食。“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剥上九），农民被征调去给贵族造车子，农民要离开家。造了车子，只有君子坐，农民不能坐。正如农民种的果实，农民吃不到。《伐檀》诗说的也是被征调造车子事。《七月》诗写农民为君子打猎，妇女为君子做衣裳，还被侮辱。农民忙过农活，就得到贵族家里工作，而自己却没衣服，难以过冬。阶级对立，《诗》写得较详，《易》写得较广。
婚姻家庭方面，《诗》有不少描写男女恋爱自由的诗，《易》则除了原始社会对偶婚和姊妹共夫婚制的遗风以外，便是奴隶社会父权家长制的家庭。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六二），“匪寇，婚媾”，不是劫夺女子，而是对偶婚。劫夺婚与对偶婚，同起源于原始社会中期阶段。《易》也有记载。对偶婚，《易》凡三次说到，均用“匪寇，婚媾”说明。这里写求婚，睽上九写订婚，贲全卦写亲迎。这种婚俗，别的文献已难找到，史料价值非常宝贵。“字”，妊娠。奴隶社会妇女不生育便被离弃。虽则作者同情妇女，但这里反映婚姻家庭。“利幽人之贞”（归妹九二）、“归妹以（与）须，反归以娣”（归妹六三），姊妹共夫，也是原始社会的遗风。春秋时列国之间诸侯娶妻仍流行，史家叫“媵”制，但风俗已经变了。这里说，姊妹同嫁（须借为媭，即娣），而姊被休时妹也同时离弃。在原始社会当不是这样，没有休弃事。又妹的嫁妆比姊的好，也是奴隶社会的变质，注重财产了。尤其是以“幽人”一词写妇女，可见这时妇女被幽禁在家庭里，像囚犯一样，剥夺了自由，不见外人。家便是妇女的牢狱，“家”象豕在房子里，当是借来形容家庭妇女的。《诗·关雎》用“窈窕淑女”赞美妇女的幽娴贞静，实则“窈窕”从穴，指妇女住在最深僻的地方。幽静虽有之，娴贞则是男性统治社会用来禁闭妇女的枷锁。家长制家庭，夫妇虽是一家人，而阶级却是对立的：男性，统治者；妇女，被统治者。《易》写夫妇，与两个阶级一样，吉凶不同：“贞妇人吉，夫子凶。”（恒六五）夫妇不同阶级，“闲有家，悔亡”（家人初九）、“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家人六二），两爻对写，男子闲于家，不做事；妇女忙忙碌碌，家务干得很好。
一般来说，《周易》作者是相当同情妇女的。渐卦认为，幸福的家庭，妇女不孕也无人欺凌，具有打破陋俗的卓识。恩格斯说：“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荣誉地位，降为贱役，变成男子淫欲的奴婢，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如此确立的男性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便在此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中间形式上表现出来。”“这种组织底首长，乃是妻、子及若干奴隶的领主，在罗马人的父权制下，他对他们握有生死之权。”[1] 《易》所记载，虽没有像罗马那么丑恶，但妇女的确降为贱役，形同奴隶。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即战俘变为奴隶，也是家庭的成员。妇女成为奴隶，她也会像奴隶一样要乘机逃亡的。“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困六三），男子受刑入狱，到他释放回家时，妻子不见了，就是跑了。家是妇女的牢狱。一旦男子入狱，她也就乘机越狱，逃出这个家庭牢狱。困，讲刑狱之卦。这里，作者有意而隐约地写两种牢狱和囚人，有贵族用来镇压人民的强制机器，又有男性统治的家。妇女也是幽人。这两种幽人同样要越狱。她并不“幽娴贞静”。
作者又分析两种对立的家庭：“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家人九三），“嗃嗃”同于嗷嗷，啼饥号寒的家；“嘻嘻”，骄笑逸乐，富贵之家。阶级社会从来就有贫富悬殊的两种家庭。但作者从现实又得出对立转变的理论，贫穷之家虽然艰苦但会变快乐，而富贵之家终归倒霉。
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社会史料，而且对社会发展、社会阶级也有分析，用对立转变观点看问题，而且有同情被压迫者的思想，有打破旧俗精神。他有深刻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也有相当进步的思想。
四、思想水平
《周易》作者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先说前者，再说后者。当然，事物是统一的，两者不能截然划分。只就主要方面说，古今人对于《周易》思想不理解。前人是帝王的奴才，本身也是统治阶级。只知宣扬礼教，当然不会理解。今人先有一个思想障碍，认为《周易》是周初作品，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又不懂得《易》的组织，无从去理解。我们客观地分析，摸索到它的规律，就比较能了解它的内容，虽则我们所了解的不一定全对。
先寻究作者的思想根源。
（一）他善于总结经验。毛主席说，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可以间接从古人外人的直接经验得到知识（《实践论》）。《易》作者就他所掌握的很多记载前人事迹的筮辞总结出一些经验。例如，他不参加农业生产，但在几个农业卦，他总结了一些宝贵经验：“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农业生产最怕敌人抢掠。敌人抢掠，必定抵抗，保护庄稼。在农业卦都提到抗敌或提防敌人的事。因而得出结论：不要侵略，但要防御。这成为作者的一贯主张，不少地方表现他的这种思想，而且还运用到道德理论上。“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大有初九），农业生产，有水旱问题。水旱是自然灾害。作者总结经验，提出一个主张：人与人之间不要互相侵害!不侵害，可以丰收（“大有”）的，即使天旱也没问题。不侵害，如水涝不以邻为壑，天旱不截人上流。“艱”即旱，艱从 ，古旱字。卜辞作“贞 ”，《易》作“艱贞”。“则”通亦。这颇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观颐，自求口实”（颐），要研究粮食问题，要自己谋求解决。颐卦谈解决粮食问题，这是从经验得出来的理论，有自力更生意味。卦内主张用开荒增产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要防备有抢掠的敌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又如他不是带兵的军官，但有几个关于战争的卦，其中有精辟的军事理论。如“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初六），行军要有纪律，纪律不好的军队就打败仗。尤其是晋卦，谈到战术、士气、战略各方面，仿佛是一篇军事论文。如“晋如摧如，罔孚裕”（晋初六），进攻要摧毁敌人的力量，不在抢掠物资。“晋如鼫鼠，贞厉”（晋九四），士兵胆小如鼠，必然失败。“晋其角，维用伐邑”（晋上九），进攻之前必须较量敌我的情况，力量优劣，考虑要不要打，有没有胜利把握。这些都是经验总结。
（二）关心政治，挽救危亡。作者深切地关心政治问题。眼见当时的贵族内讧，政治黑暗，很为王室的危亡担心。问题存在，情势急逼，他不能不为此而谋求挽救的方案。关于政治和修养的理论，多是针对当时的贵族而发。他认为症结所在是当权派的营私结党，狼狈为奸。贵族们自私自利，腐化堕落，置国家于脑后。救亡政策，主要在改革政治，大家起来打倒这些政治匪人。作者提出他的政治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列国，要求他们政治开明的国家能互相联结而拥护王室。但过去盟誓过屏藩周室的子弟功臣的诸侯各国，已离心离德有互相并吞之势，他这个期望很渺茫，改革内政更是妄想，不过在理论上有它一定的意义。
（三）善于思考，善于学习。作者很重视思考。豫卦反对犹豫不决，主张深思熟虑。观卦批评那些君子思想愚昧和眼光短小。临卦认为理想的君王要有智慧聪明。怎样思考?“考祥（详）其旋”（履上九），周详而反复的考虑。“夬履，贞厉”（履九五），急躁莽撞者很危险，把事情搞坏。急躁和犹豫者都是不会思想，一则盲动，一则什么都干不成。由于他重视思考，故能分析问题，谋求解决。他善于学习，从他引用民歌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又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而又仿效起兴式民歌创作如渐卦六爻的“鸿渐于干”等可见。另外，他不是科学家，《易》却有两个卦讲科学知识。震讲天文，艮谈医学，均深得科学精神。占筮是迷信的巫术，而作者却有科学思想，这是他虚心学习的成果。
我们就从他的科学知识说起。
1.科学知识：我国科学最早发达的是天文、医学，因为跟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殷人用阴阳合历，必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实验。春秋各国用夏、殷、周各种历法，则西周末年历法的发达可以肯定。孟子和《楚语》引傅说的话，说要用猛药治剧疾，可以相信是真的。春秋有些很有名的医生。医术高超，必有所继承，可以推知西周末年也一定很好。《易》关于天文、医学知识，是作者从一些科学家学来的。震写雷电的自然现象，更重在分析人们对雷电的不同看法。作者尊信科学，更可贵的是能运用科学知识，破除迷信。他批判了闻雷害怕，以为有雷公打死有罪的人的迷信（可笑生在九百年后的王弼说，雷是为警觉懒惰的人而响的，还是以为雷是有意志的，一样迷信）。他又认为人的认识可以从实际经验提高，由迷信变为不迷信，由怕变不怕。他又描写了商人因为担心货物受损失，在雷雨时往山上爬去，不怕艰险。写商人爱钱如命的本质，实际是讥讽那些贵族，周商人就是贵族们干这一行。他们贪利，什么都干得出来，成为政治匪人。艮，讲注意保护身体的卫生之道。首先说要有整体观，不要光顾局部。这是祖国传统医学要义。其次说注意身体各部，从脚到头；同时说生理对心理的影响，尤重要的注意这张嘴，说话要有伦有序。这是说不光要身体好，思想也要好，因为说话是表现思想的。这可能是指那些贵族说的。他们只知保养身体，而思想很坏。所以这两卦有科学性，又有政治思想性。
2.政治思想：作者痛恨那些营私结党的政治匪人，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们。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卦看：“临”，治民之术，主张德治和人治。德治，要用宽和政策和感化政策，反对拑制压迫。人治，人君要躬亲政事，要有智慧聪明，要诚朴笃实。“观”，政治观察。不能愚昧，眼光不能短小。对内施政要根据亲族的意见决策，对外要与有开明政治的国家联结而拥护王室。既要看到亲族，也要看到疏族，就是要看得广大，不要独断独行（不过这所谓亲疏，指部族首领，有很大的局限性）。“比”，要上下亲比，国内外亲比，但不要阿比，营私结党。他用作上下相亲的例子，一是战俘归顺，二是邑人见国王经过并不惊怕。可见这个社会阶级对立极严，他只是盼望能接近一些，就是用宽和政策治民，不要压迫。对外则国际联结。他痛斥那些阿比者为匪人，说他们没好下场。否卦专对这些匪人说，一方面劝贵族不要做匪人，沦为匪人的要改过自新；一方面号召大家推翻匪人政权，这是革新内政。兑卦谈邦交问题，首先提出“和兑”（和平共悦）作为国际联盟的宗旨。他指出有两种国家破坏邦交：一是“孚兑”，以俘人为悦者（近于现在说侵略主义）；一是“来兑”，强人来悦己者（近于威慑主义）。他断言，这种野心家虽或一时得意，而终归失败（“吉，悔亡”）。由于野心家的破坏，国际联盟会议达不成协议。他还用衬托语“介疾有喜”，小病易好，指出野心家有大病（意为好战的本性）难医，医不好的。联盟不成，发生战争，但侵略者被打败了。打败侵略者，于是引导各国联盟和悦。作者对国际问题有深刻的分析。他要各国联结，实现他拥护王室的期望。国际和平共悦的理论与反对侵略是进步的思想。
3.行为修养论：针对腐朽的贵族，结合危险的局势，作者谈到行为修养的问题。所说的都有其对象，也都为政治目的服务。
“无妄”，诫人不要为非作歹，胡思乱想。“其匪正，有眚”，行为思想不正当就有灾殃。他举一件统治者的暴行作为妄行之诫：邑主丢了一头牛，冤枉邑人，给邑人造成灾祸。“不耕，获；不菑，畬”是妄想。当是有的贵族不遵守公约，想霸占土地。
“节”，批评那些不守节度和不知节约的人。节度是社会规范，社会传习的安定力量，不容破坏。节约不但是个人生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他认为能安心过节约生活的好，以节约为快乐的更好。如以节约为苦的骄奢淫逸，导致作奸犯科，无所不为，就危害国家社会。作者用最坏的贞兆词“贞凶，悔亡”作批判。不难想象，这暗指那些贪利的君子贵族。
小过的大部分讲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过”，责谪，同于批评；“遇”，礼待，近于赞扬。作者提倡批评，同时指出那些有意攻击人的，即横行霸道的当权派。他说，无论位尊如家中的祖和国中的君，有错就可批评；地位低微的妣和臣，有好处则应表扬。有时错误不大，还不到批评时候，也要防止错误的发展。不要放任自流，放纵适足以害了人。批评的原则是有错才批，没错的不但不批，还要表扬；但是并不是说现在没错以后也不会错，往后有犯错误危险的苗头，还必须给以警告。至于没错的不但不表扬，反而乱加责备，这是方法错误，态度恶劣。好比对空中飞鸟不用箭射而用网来网一样不对头，而且还有更坏的结果，造成灾祸——这所谓灾祸，便是专攻击人的当权派所造成的国家的危机。联系到关于贵族内讧的情况，这“是谓灾眚”，无疑指周室沦亡（《周易》著于东迁之前，周室未亡。如这话是实指，可能是后来添的。但似是作者的预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有这种预见）。
最可以表现作者道德论精辟思想的是谦卦。作者先引当时贵族们的所谓谦德立论，然后提出他的新谦德观，最后用防御战作论证。当时贵族以为谦而又谦就是君子。君子有谦德就有成就，就有好结果。这是空洞的、无条件的，也是片面的谦德论。这种谦德观会导致错误。持这种谦德论的君子，其实质不过为他们丑恶的行为用来做遮羞布。当他们腐化享乐做事无能，会装成“谦谦君子”的样子。当他们排除异己，攻击他人，争权夺利，营私结党时，就凶猛而不谦了。当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滥施刑狱，诬陷邑人时，便威势汹汹而不谦了。
作者看透了这些伪君子的丑恶面目，提出他的新谦德论，就是“鸣谦”、“劳谦”、“㧑谦”三结合，以明、劳、㧑为前提为基础的新谦德论。鸣借为明，明智；先要明智辨别是非，应谦才谦，不应谦就不谦。不明而谦是糊涂虫。劳，勤劳；能勤劳刻苦干工作才能说谦。不劳而谦是懒汉。㧑，挥奋（㧑、挥通）；能挥奋勇于工作才能说谦。不挥而谦是懦夫。糊涂虫、懒汉、懦夫，决不能说谦德，这是可笑可耻的。用明、劳、㧑与谦相结合，有这新谦德的人才有成就。（在“劳谦”下“君子有终”句，有两个《易》例：（1）辞同义异，与卦辞的不同。卦辞那是别人的说法，这里则是新谦德的君子。（2）凡三条爻辞性质相类的中间一爻下的一句，包括三爻，即这“君子有终”指明、劳、㧑三者。这些《易》例，古今说者均不明，这三爻也无解者。说详拙编《周易通义》）。这新谦德论，作者举防御战论证，尤为精确。“不富（福）以（与）其邻。利用侵伐。”上句节引泰六四爻，意为敌人侵略（《易》例引用前文，用节引法，原文上下句还有“翩翩”、“不戒以孚”，因有人说了大话，失了警惕戒备，敌人袭击，遇了灾殃。引来用被敌袭击之意），怎样办呢？抗击！ 打败侵略者。侵伐，抗击之意（古人用辞没现在明确，攻击是侵伐，抗击也是侵伐，正如《易》说抓俘虏是孚，被俘也是孚。古字“受”有授与和接受二义，没有主动被动之分。但《象传》不明诂训，把抗击理解为侵略，则大谬）。“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这“鸣谦”又是节引法，节引本卦上文“鸣谦”、“劳谦”、“㧑谦”三者。三者结合是不可分的，引用其一，即三者在内。这种节引，以前的说《易》者均不明，故完全解错了。这“利用行师征邑国”，是说不但抗击，还要追击，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侵略者，即毛主席说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意。这是用防御战论证新谦德观。其意是，被敌人侵略，先明辨了是非，敌人是侵略者，我们是被侵略者。敌非，我是，故必须抵抗。对敌人讲谦便是投降主义者，亡国灭种，犯绝大的错误。故谦先要明智。谦是有条件的，在被侵略时，对敌人决不能谦让。其次，对敌抗战，是有困难艰苦的。必须不怕苦，克胜困难，才能得到胜利。如果怕苦，对敌妥协，不能抗战到底，便是失败主义者，便是卖国。所以必须“劳谦”。再其次，抗击敌人，必须斗志昂扬，奋勇杀敌，决不能畏缩不前，做怕死鬼。剩下一个人，也要打下去。这是抗战哲学，足以大破空洞的片面的谦德论。
新谦德论，合于辩证法思想。作者一贯主张防御战，反对侵略，更应用到道德范畴，发挥新谦德论。在二千七百多年前有这高水平的理论，真是宝贵。历代谈谦德的，似乎还没有这样精辟的理论认识。《彖传》给“谦”大唱赞歌，说天地人鬼都喜欢谦，实际还是空洞的说法，对《易》文根本不了解。《象传》更把文义说反了。今之治哲学史者，或沿用《易》传，或毫不理解，以伪乱真，《易》的珍贵思想终被埋没。
4.对立转变观和具体处理法：《易》有对立转变思想。今人只知引“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而不知这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故仿佛天外飞来，偶然出现，这就仍然没有真正了解《易》义。
第一，这种变化思想的历史根源是从周初的天不可靠的天命观而发展了的。周初人从夏变商、商变周的朝代变迁得出天命已改的宿命论、天命论。但《易》这一思想是有自然观察和社会生活作为论据的，它已超出于神秘思想了。这是思想的时代进步。第二，这是时代思潮。《诗·十月之交》也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即“无平不陂”的物理根据，并非《易》作者的偶然感想。尤其重要的，诗人的话是针对政治黑暗而说，历数当官的一个个是坏蛋，为周室的危机提出控诉和警告。这也是《易》作者的用意。他不是凭空感想，而是为王室唱挽歌，斥责贵族：王室要灭亡了!打倒你们这班反动派!我们在这里听到他的呼声。这是有他的政治背景和意义的。第三，对立转变观点，不只这样两句。他用这个观点观察许多事物，组织其他一些卦。不看到这些，还不能认识作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人卦，贫穷之家与富贵之家并提，而它们会转变；兑卦，“孚兑”与“和兑”对立，而侵略者终于失败。《易》常用吉凶相反的贞兆词说明对立转变之理。泰卦的“小往大来”、否卦的“大往小来”、蹇卦的“往蹇来誉”，都用“往……来……”句式表明对立转变。《易》有三对组卦：泰、否；损、益；既济、未济。列举了大大小小一些事，有的很琐碎，实际是用来表现对立和对立转变之理。不过这只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带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
《易》还有一种合于辩证法的思想：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理论语见于损卦：“酌损之”、“弗损，益之”、“弗损益之”，有时按情况要酌量减损；有时不能减损而要增益；有时不损不益。两个“弗损益之”，辞同义异，我们加上标点符号就清楚了。另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周人用人牲祭，因为捉来的俘虏被打伤了头部，头青脸肿，故临时取消了人牲。祭祀在古代是大事，但也可改变，“巳（祀）日乃革之”（革六二）。革卦说的是可变不可变的事理。打仗，占得凶兆，不打；但捉到俘虏，了解敌情就马上改变命令，打。指挥官发火变脸（“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士兵也变脸反抗（“小人革面”），打了败仗。这样的变却不利。“谦”是平时对自己人应有的态度，但对敌抗战，就不能谦。如此之类，事物有各种情况，又会发展变化的，一定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作者认识这个道理，发挥这个道理。
五、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西周末，还是神权时代，宗教迷信笼罩着整个社会。而作者是占卜官，他本身就是以巫术为职业的。《周易》是一部占书，是迷信的东西。作者当是下级贵族。当时的王官，非贵族不能做。他的职业和他的知识，可肯定是一个贵族，自然有阶级的烙印。
（一）宗教迷信：人类的童年思想蒙昧，以为冥冥之中是有无数神灵的。人有灵魂，死了也到冥界去，故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他们以为这些精灵与人有密切关系，对人常给以指示。人的行为有好坏，神灵就用种种“象”兆告诉人趋吉避凶，于是有种种数术推测神灵的意旨（我给这些数术一个总名叫做“象占”），人也可用种种工具求得神的指示。殷人用龟卜，周人用蓍筮，这是有名的两种。他们对于神的启示的推测和人用工具占卜往往合起来互相参验以定吉凶。卜辞和《周易》，都有“象占”与卜筮一同记录的话。这一切就是宗教迷信。《周易》充满了宗教迷信的思想，没有离开神权范围。自然崇拜，有上帝却没说地，有山却不说水。祭祖先为多。祭牲常说用俘虏，保留原始的野蛮性。而且捉俘虏容易引起战争。作者虽反对侵略，革卦说“巳（祀）日乃孚”，不随便捉，为了祭祀才捉，似有改革之意，但仍然赞成用人牲。宗教最顽固，传统思想最难改革，作者思想仍停留在用人牲上。殷人虽也用人牲，但卜辞所载，大量用的是牲畜。《易》说用俘虏的多，用牲畜的少，而且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既济九五）。西邻是周，东邻是殷。这是周克商，胜利者的口吻。仿佛是说，你殷人用牛祭不如我周人用人牲（“孚乃利用禴”，禴用人牲）得神的福佑。虽则这爻辞的重点在说对立转变之理（应连上伐鬼方事合看，殷由强大变衰灭，周由弱小变强大。这是对立组卦），但周用人牲乃其特点。直到春秋，人们反对，才逐渐不用人牲。礼俗和思想的发展，是按历史前进的。
“象占”的迷信，又是《易》的特点。“象占”辞构成筮辞三类辞的一类（其他两类是贞事和贞兆）。《易》记“蔑贞”（剥初、二爻），“蔑贞”即梦占，梦、蔑，一声之转，相通。是《易》自说象占之证。《易》有天文占、五行占、梦占等，是与卜筮并行而互相参验的数术（《易》有不少象占辞，古今说者均不得其解）。作者虽从天文家学到一点科学知识，进而破除迷信，是他进步的一面，可是他仍相信象占。科学的发展是从宗教迷信斗争出来的。古代的天文学往往还带有星占的色彩，看《史记》的《天官书》可知。后代史书讲天文也还是这样。作者相信象占还有一个原因，即企图利用象占，对统治者提出警告，纠正和防止其罪恶行为。汉代《易》学有一派灾变派，与《易传》这一派讲伦理礼教奉承君主的奴才思想不同，其遗说在《汉书·五行志》保存了一部分。《易》学大师京房的《易传》是讲灾变的。因为对统治者不利，被排斥于《易传》正统派之外。这一种迷信是“天人感应”思想。《春秋经》记了不少灾异，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学，所著《春秋繁露》，就发挥这种思想。
《易》的乾卦讲星占。龙为龙星，“乾”借为斡，北斗星。乾六爻有四爻写星占，一半利，一半不利。三、四爻则写人事，贵族内讧，斗争激烈。作者之意，这是政治坏现象，反映到天，必显示凶的象示，警告贵族。这个微旨，旧说无人了解。解“或”为龙，误。闻一多很聪明，知龙为星，却仍从旧说，以“或”为龙，不知《易》的“或”，多用作君子的代词。不说君子而说“或”，盖有所讳饰。因为“或”所干的都是丑事，说得太露骨了，有丢脑袋的危险，虽则他可以辩解：我这是占筮，但权臣是不容你辩解的。故读《易》要明体例。坤写大地的生产，写人们对大地的认识，又说“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贵族无能，作战失败，应该终止。“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战蛇斗，五行占；这也指贵族内讧。《左传》记郑国蛇斗，也说龙斗。一次指郑君争位，一次指水灾。龙战血流满地，也指贵族斗争激烈。小过：“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鸟占，五行占；对上级（贵族）不利，对下级（庶民）有利。象占在古代非常流行，星占、鸟占、梦占等都各有专书，见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和《隋书·经籍志》的很不少。古人科学还不发达，在与自然斗争中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后来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阶级压迫剥削严酷，信象占的，遍及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直到现在，仍有许多迷信的残余。《易》作者处于神权时代，故迷信思想遍及全书。见不到这一点，不能了解古代社会，但又不必因为这一点认为《周易》完全是迷信的东西。正确的态度，要会辨别其迷信的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 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3] 对于《周易》也是这样，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二）阶级的局限：从作者身份说，他是贵族阶级中的下级阶层。他所反对的是贵族当权派，反对压迫统治，比较接近人民。但他仍带有阶级偏见，决不能成为阶级叛逆者。在说明事理、谈政治问题时，就显出他的阶级思想。
蒙卦以蒙标题，蒙有二义。他说明蒙的一义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例，“我”是贵族自称，童是奴隶。这以奴隶为蒙昧无知者，站在贵族立场说：贵族对蒙昧的奴隶没有需求，只有奴隶有求于贵族。这既极端轻视奴隶，也暴露统治者面目。贵族对奴隶不是“求”，而是任意奴役，下文写驱使“刑人”即奴隶开荒垦植，就是事实。究竟是谁需求谁?没有奴隶，贵族就活不了。在谈观察方法时说：“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观初六）用愚昧的眼光看问题，在“小人”（包括农民和奴隶）没问题，贵族却不成。这里用奴隶代表愚昧，认为贵族统治者要有智慧，人民可以无知无识。又说：“闚观，利女贞。”（观六二）用短浅眼光看问题，在被禁闭在家庭里的妇女是好的，贵族却不成（承上文，用省辞法，省“君子吝”）。当时妇女幽禁在家里，成为“幽人”。这里用妇女代表眼光短浅者。他虽意在批评贵族的无知，说明观察法要看得广大，但阶级思想是错误的。
他主张观察要看得广大，有智慧，可是他仍局限在统治者的范围内。他说：“观我生进退”，“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观六三、九五、上九）。“生”同于姓，古代贵族有姓，被统治者无姓。这“我生”是贵族的亲族，是部族的首领，“其生”是他族、远族的首领。无论怎样广大，只限于统治者的一些人，人民被排除在外。这时，原始的民主制、人民议会，早已消失了。作者只看到统治阶级的一群，认为统治者能从自己看到亲族首领，君子就可以没问题，更从亲族推广到远族其他首领，就更是“君子无咎”了。观察范围就只限于统治阶级内的一小撮。
他写阶级斗争，揭露邑主压迫邑人的罪行，对邑人斗争的胜利是同情的。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他说：“王明，并受其福。”（井九三）歌颂国王的明智，调换采邑，既袒护邑主，又是阶级调和论的观点。这是他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并非完全站在人民一面。
* * *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2、53页。
[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