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1964.04)

【1964年4月16、17日,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班”、“60班”、“61班”)党史专业班进入专业学习，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学员的要求，艾思奇从党史的角度讲解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阐述了这两篇著作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便用这个中心意思作为标题。讲稿按速记稿整理，在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基本上保持原貌。】

(一九六四年四月)

第一次讲课

(1964.4.16)

今天，给党史专业的同志们讲一讲毛主席这两篇哲学著作，准备分为四个问题来讲。

一、毛主席在当时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二、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提出的任务，简单地说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三、从认识过程上来克服主观主义。

四、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

第三个问题主要讲《实践论》，第四个问题主要讲《矛盾论》。

大家要求我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讲一讲，第三、第四是讲主要内容的。这和哲学课不同，哲学课是要把内容中的各个方面都讲一讲，现在是讲党史课，结合党史讲最主要的内容，和实际工作中最有密切联系的内容。

1.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这个问题总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在革命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作思想准备。所谓新的历史时期，在当时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这是1937年，大概是八九月这个时间。我是9月底(或是10月初)到延安的。这时毛主席刚把《矛盾论》讲完，我很遗憾，没有听。当时是给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我到延安以后，得到了毛主席讲课的提纲。

这个时期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基本上从“七·七”事变就算结束了，或者说早一点是“双十二”事变(1936年)放了蒋介石就基本结束了。但还有一些残余，后来还有一些小冲突。到了“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进攻，这时国民党正式宣布抗战。八九月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正式宣布向日本抵抗，他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抗战之责，这话是在庐山会议上宣布的。这对我们有利，地无分南北，我们在北方，什么人都有抗战的责任，我们也有。抗战正式开始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以后庐山会议正式宜布，国民党代表中国向日本宣战。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一些空隙。内战停止了，内部的斗争不用太忙了，毛主席有时间读了很多哲学书。搞哲学这样的理论，一般地搞当然随时都可以，但要系统地搞，像毛主席这样写出讲义，是要有一些时间的。所以这是为了更好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进行革命斗争，为了在新的革命斗争里面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毛主席考虑到要使全党作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能够学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亲自教育我们的党，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长征以后集中起来的骨干，有了长期锻炼的干部，对这些干部进行世界观的教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提出这样的任务，也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结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觉得有必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不是毛主席自己要做准备，毛主席自己是有准备的，是讲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准备。因为，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干部没有准备，尽管我们有很忠实的干部，尽管我们在斗争中非常英勇，非常坚决，但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犯了大错误，都走了很大的弯路。应该说，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有伟大的成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这是很大的成绩，后来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发展了，由小组发展到很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失败以后还有几千人，而且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出来，并且取得了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了农村，取得了农村革命的经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创造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进行革命斗争的规律，这个规律当时仅仅适用于中国，在当时是一件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怪事。毛主席讲只有中国有这个条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只有中国才能在整个白色包围下，出现红色小点，能够在农村里面建立根据地，当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都说成是中国的特殊规律。

今天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形势发展了。当时要想在非洲，要想在马来亚，要想在拉丁美洲出现农村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时期。那时帝国主义在大战以后，在俄国革命以后，能够空出手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革命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了。时间最长的是非洲的摩洛哥革命，打了好几年，最后也全部被消灭了。欧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爆发了革命，都失败了。只有俄国一个国家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不可能出现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在那个时期来说，是全世界一件怪事。怪事这是个形容词，其实也不是怪事，是中国特有的情形。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其他殖民地国家是一个帝国主义控制的，内部没有几个帝国主义争权夺利，没有军阀内战，比如印度就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中国是半殖民地，就不同了。许多帝国主义要争夺这一块地方，帝国主义的争夺反映在国内，出现了军阀混战，反动派不能集中起来，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人民革命，他们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矛盾、军阀矛盾中间找到发展的地盘，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创造了这么一条无产阶级的新道路，摸到了这么一个新规律。这一条道路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能够有一个时期空出手来镇压别国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不同，我们中央最初有一种估计(这是一个假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要遭殃，可能要被镇压下去。这个事实也有，但结果不是这样，这个假设后来改变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们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没有一个时期停止过，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时候稳定，资本主义世界(就世界范围来说)，相对稳定不存在了。革命是此起彼伏，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胜利的是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是比较迟的，这是讲社会主义革命，其他一般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斗争胜利的有阿尔及利亚，它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走社会主义方向，而群众有一大部分要走社会主义方向，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不大愿意走，但有人民的压力，不能不有所进步的表示，能不能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收外国的企业，没收大企业，没收大庄园，声明分配土地给农民，他分配土地想用恩赐的办法，不是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革命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现在还在不断地爆发，武装斗争不断地出现。有的地方被镇压下去了，比如刚果，有的地方起来了，比如南非、委内瑞拉就是最明显的，方针、方向清楚。拉丁美洲有一些党的领袖想搞和平过渡，但是不断出现左派，巴西的领导想搞和平过渡，但是党分裂了，也存在农民战争。所以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有能力来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它更衰落了，力量更削弱了，削弱很多，使得它没有力量能够把各国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形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特殊怪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普遍规律，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许多国家进行革命的一般道路。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人民革命力量最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锁链中间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农村武装斗争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通过农村的武装斗争进入人民革命，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成为现在人民革命的一个基本道路。能不能算是基本道路，没有文件可查，我觉得是这样，可以这样说。我们讲问题可以多少加一点创造，如果错了，我收回，如果是对的，是创造。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在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这么一点发展。

从前十月革命的时候，曾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从城市搞起，后来变成了一种教条，在“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妨碍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经验证明，不能把它作为教条。现在，通过城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城市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这个教条实际上成为修正主义议会道路。因为你一定要在城市里面搞，而城市里面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强大的，一般情形下在城市里搞暴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历来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就是由于对外或对内战争中，反动派的武装垮了，比如巴黎公社为什么能在巴黎搞起来?因为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打败了，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垮了，在这个条件下，城市里面搞起来了。俄国革命也是这样的。沙皇的军队在东线总司令兴登堡领导下在一次战役中打垮了，被俘虏了二十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革命有可能搞起来。在平时，反动统治者没有因为战争搞垮了军队，你在城市里面搞，要取得革命胜利一般是不可能的。眼睛里面如果只看到城市，结果是议会道路。这次中央很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革命首先在这个地方搞起来，这个地方就整个世界来说，是世界的农村，而革命，多半是从农村搞起来的，古巴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阿尔及利亚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南非也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委内瑞拉正在农村里面搞，巴西也正在农村里面搞。现在没有一个国家革命是首先在城市里面胜利的。所以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讲时代要看到现代的新情况，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的新情况。

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找到了这样一个农村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找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造。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果也是非常伟大的。抗日战争以前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首先应该肯定有伟大的成果。

但是，也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犯了很大的错误。遭受挫折的原因是犯了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错误很大，使得革命功败垂成，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打到南京，结果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了，又垮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都垮了。损失是很大的，挫折也很大，很痛心。原因就是党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也就是没有思想准备。经验总结为思想、理论，才是真正有经验，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功和失败，就要考虑到重新给党做一些思想准备工作。如果有了思想准备，进一步革命就会搞得更好了。当然，革命总是曲折的，不能希望革命的发展是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即使有了思想准备，即使指导思想已经完全正确，干部也能够领会正确的指导，但也不一定就能够避免曲折，也不能希望一点错误、一点损失也没有，要是这样希望，就是幻想，没有这种可能。一切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所以，曲折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有思想准备，就可以做到少犯错误，特别是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避免犯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

没有思想准备，就会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犯全党性的、战略性的错误。从中央的领导起，陈独秀是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路线就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有李立三、王明、博古、瞿秋白同志很短时期的盲动错误，也是多少带有全党性的。本来是已经有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能够成为党的路线，没有被全党干部接受，而多数干部接受了陈独秀、李立三或者是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就是全党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多数人不能分清是非，因此多数人跟着错误路线走，而正确的路线反而孤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为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如果党的干部有了思想准备，即经验经过了总结，那么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也就是大的错误就可以避免了。

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党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都没有成为全党性的，到现在一直还有错误，但都不是全党性的，包括前几年的“五风”错误，这是普遍的错误，但你不能说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说是中央的，因为中央及时看到了错误，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毛主席看到了这个问题，开了郑州会议，如果坚持下去，可能是路线性的。个别地方可能是路线性的，但全党来说不是路线性的。所以，如果有了思想准备，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可以避免犯很大的错误，可以少犯错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不犯错误。一点错误不犯也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党，怎么能一点错误不犯呢?但是我们可以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太大，即使犯了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如果能够这样做，就能避免大的曲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少绕大弯路。完全不绕弯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弯路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不可避免，如果敌人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这时你不走一点弯路怎么行?有的时候，弯路是要走的，曲折是要经过的，我们不能避免一切曲折。但是，可以避免太大的曲折，太大的失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而且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有这种必要，而且有这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也可能实现这种要求，条件就是一个：要有思想准备。中央指导正确，全党有思想准备，至少是主要干部要有思想准备。

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六中全会有一个“论新阶段”，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应该要求我们搞的更好一些。过去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没有搞好，中途失败了，挫折很大，现在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应该避免以前那种失败，凡是正确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提出这种要求，应当担起这个领导责任。毛主席在进入新阶段以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的结果认为应该要使党的主要干部有思想准备。

怎么才能使党的干部能够有思想准备，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要借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特别是向错误学习，也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就是总结经验，学习的基础就是经验。当然要学习理论，但不通过总结经验来学，是没有办法学好的，我们已经有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很够我们干部学习的，我看那时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要教育党的干部向错误学习，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可以从政治方面总结，可以从军事方面总结，也可以从经济方面总结。在当时党的历史上有这种情形，军事方面的总结比较早，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做了军事总结，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追在屁股后面，生死存亡问题要决定，“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已经垮台了，不能不总结，并且不能不依靠毛主席来总结，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把军事问题做了总结。我们看遵义会议的总结里面对政治方面还是有保留的，没有总结，那时要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是不行的，做不到，因为当时的领导集团除了毛主席以外，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在，如果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在遵义会议时说在政治路线上也错误了，全党要大吵起来，时机不成熟。在这方面要学习毛主席，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地解决，时机不成熟要等待。政治上不是没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按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在政治上解决才能最后根本解决。一个党发生了根本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在路线上解决。比如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后还是政治上解决。因为，这个斗争最主要的是政治斗争，但最难解决。最不容易妥协，最不能调和的也是这个问题，其他枝节问题搞一些让步容易，政治上根本路线问题不能让步，对修正主义不能让步，我们也不能让步。党的问题，革命问题，最主要的、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可是，在遵义会议上不能解决，但是，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全党统一不起来，党的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在政治路线统一的基础上，组织上统一，然后其他方面才能统一。在遵义会议上时机不成熟，所以毛主席在等待，只把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军事问题，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能得到全党接受，教条主义者也不能不接受，张闻天就比较快地接受了。政治问题就很难，“七大”的时候，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接受了，后来有的人又犯教条主义的老毛病。所以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如果一个人犯了根本性的政治错误，很不容易解决，当然，不是不能解决。所以，要注意不要犯政治上、路线上的错误，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要根本解决问题，全面解决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解决，必须对全党的经验，革命的经验做政治总结，这个政治总结在遵义会议上是做不了的，什么时候做的呢?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才做了，从1935年至1945年是10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开始等待了10年。在遵义会议上，军事上做了结论，政治上做了保留，遵义会议决议初稿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两句，后来“毛选”上没有了，因为那时是一种暂时的让步，“毛选”出来应该删掉。

要做政治总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必须对全部历史经验做全面分析，必须对党内各种历史上的争论加以全面清理，从各方面分清是非，不但要分清是非，而且要搞清楚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分清是非，必须把为什么搞清楚，不然，还是等于没有分清是非。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就要使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所谓思想准备，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使我们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他掌握了这个武器，就会总结经验，不掌握这个武器，虽然有经验也不能总结，有同样经验的人，他的思想武器不同，世界观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不要以为有了经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有了经验，自己就背起了包袱，我是老经验、老资格，我就是一定正确了。不见得。有了经验，没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会犯错误，甚至会犯的更大一些。因为他有了经验，他可以拿经验做武器，有经验也可以吓唬人。有经验是好的，但运用的不好，可以吓唬人，可以俘虏没有经验的人，可以使一些没有经验的人盲目服从。这种事情不少，赫鲁晓夫你说他没有经验?他还干了几十年的革命，但他是修正主义。他是在苏联党里面长期做中央负责工作的人，不能说没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是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那还会有错误?有错误还能做部长会议主席?还能做党的总书记?青年小伙子一定会这样想。不但是青年小伙子，就是老伙子也还是会这样想的，因为它是列宁的党、苏联有40年的革命经验，怎么会错呢?现在有很多人是拿这一块招牌，它是40年的党，列宁的党，怎么不听他的话?怎么不服从他?所以是非的标准，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掌握起来，不掌握起来，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不可能真正分清是非。

是非的标准是实践，搞革命失败了，那你就是搞的不对。所以遵义会议的时候，军事工作的决议能够做下来，因为实践就是一个标准，不管你吹的多好，打了败仗，敌人追打的你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不肯定这一点。有了实践作基础，就可以初步分清是非了，只要有了一些经验，哪一件事办的对，哪一件事办的不对，逐步可以了解。但是，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只有实践的经验，可以大体上知道是非，但是如果对实践经验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是非还不能够最后分清，因为原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斯大林后期在肃反问题上，党内生话问题上，还有在农业上出了一些问题。肯定地说，斯大林是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对的，但是，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可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修正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这个错误的经验发展修正主义；莫洛托夫不会否认有些事情做错了，但是他没有发展修正主义。所以仅仅凭经验初步分清哪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非，如果不进一步说为什么是，为什么非，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产生错误的想法。所以，解决问题不是只靠经验，而要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这就是说，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从立场、观点、方法方面解决问题，没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真正总结经验。王明、博古也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是没有读过这种书，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口头上的，不能成为武器，用莫斯科宣言的话来说：不能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就是言行不一致，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做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德波林学派错误的特点就是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但不能在实际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只是讲的是这种武器，但不能掌握这种武器，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工作中、实践中的问题，不能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讲是讲得好的，但说明一二个问题就错误了。这种情形，还是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所以，要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实际工作里面，才能够正确地总结以往的经验，也才能正确的观察当前的问题，预见将来的问题，才能对革命工作的当前情况，发展的前途，做出正确的观察和估计。所以，毛主席就考虑这个问题，要使我们党的这些有经验的干部，不仅仅是有经验，而且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来总结这些经验，这样我们党的干部，对革命工作得到一种思想准备。因为有了这样的考虑，毛主席就写哲学提纲，写《实践论》、《矛盾论》，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这样做才能真正把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才能真正从错误中间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也才能真正克服错误。这样来批判错误，才能得到积极的结果，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一点也是有经验做根据的。在抗日战争以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错误不是没有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曾经受了批判，盲动主义受了批判，后来立三路线又受了批判，结果还是犯错误，不但犯更大的立场、路线的错误，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已经批判过的错误又重新犯呢?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些错误呢?以前不了解，后来了解了。这些错误虽然经过批判，但不能真正克服，原因是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基础，没有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这些错误，批判这些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批判过，这个批判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分析为什么犯错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盲动主义批判了，是“六大”批判的，但是“六大”决议里面有许多新的错误的因素，以后又出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还是一种盲动主义。“四中全会”又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可是又犯王明、博古的错误，错误更大了。这是更大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点在1941年、1942年整风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党在整风的时候已经讲过为什么过去批判了的错误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所以重犯这种错误。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民主革命进入抗战新阶段的前夜，这时毛主席对党的干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解决党内问题，解决是非问题，对克服过去的错误问题，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上起这样的作用，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为了分析过去的是非，为了使党善于向错误学习，真正能够克服错误，为了这个目的，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党的主要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就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问题。在当时凡是我们正确的领导者，我们英明的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少奇同志在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人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以后不久，内容就是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为了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对党的革命工作做思想准备，使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是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所以刘少奇同志是毛主席伟大的帮手、伟大的亲密战友不是偶然的。同样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真正考虑每一个时期的革命问题，每一个时期的关键问题。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党员有思想准备，是我们党善于学习经验的关键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当时理论上的考虑，也是有历史经验证明的。毛主席为什么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始终正确?经验证明，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正确，是毛主席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一直注意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问题，随时注意反对主观主义。为什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能够考虑到首先搞农民革命运动?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反对陈独秀的主观主义，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要靠工人，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眼睛就看到工人、城市；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知道共产党要有同盟军，要到农村里面找。为什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毛主席首先到井冈山?古田会议决议很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决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实际的工作里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要搞唯心主义。在这样一种根本思想指导下，所以毛主席始终是正确的，和王明、博古这些人的路线斗争的时候，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路线的思想当时就有了，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根本环节上去掌握问题，所以，毛主席不仅仅是在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才考虑到党的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才考虑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问题，而是在以前，在指导革命的时候，一贯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因此他的指导没有犯根本性的错误。当然，小的错误不能说没有犯，毛主席自己也讲，小错误也是有过的。干革命工作，一点小错误都没有，不可能。我们说毛主席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的路线始终是正确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因为暂时问题，一个时期的问题，材料不够、经验不够、看的稍微偏一些，就说他不是一贯正确。我们现在的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这是应该肯定的。列宁说他犯过个别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也说犯过个别的错误，你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一贯正确，列宁不是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贯正确的，斯大林后期在许多大一些的问题上不能说是一贯正确的，因此，一贯性就取消了。他的错误是比较大的，不是个别的、暂时的，是好几年，而且这个错误涉及到部分世界观问题，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主观性、片面性，所以，他的一贯性就有缺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因为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暂时的看法稍微不合实际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也不可避免。这些经验也证明，抓世界观问题，是党的思想准备，搞好党的工作，善于学习经验，是克服错误的关键问题。毛主席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向党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教育，不是偶然的，是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做基础的。

根据上面讲的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号召党员干部来学习，这一件事情的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是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说明有这个必要，两次革命战争中间发生的屡次错误与失败，说明党的干部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不重犯错误，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定要重犯错误。所以，毛主席对党的这些主要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的写作不是随便凭空想出来，不是一般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都要学习哲学。这种考虑也是有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迫切需要这一点。

为了抗日战争搞的更好，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抗日战争中间要抓住的矛盾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比前两个时期要复杂一些。因为，以前都是国内战争，以后变成了民族战争。当然，国内还有斗争，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要想在抗日战争里面，使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座的干部基本上都经过抗日战争，有许多同志两次国内战争没有经过，但抗日战争都是经过了的，抗日战争工作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了解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哪里能处理得了。国外有矛盾，国内也有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同汪精卫政府的敌我矛盾；一种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中有统一战线，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是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一个时候是敌我，一个时候是人民内部，性质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分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国演义”，在中国有两次“三国演义”，1500年前有一个“三国演义”，1500年后又有一个“三国演义”。我们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毛主席不做《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报告，不写这样的著作，不根据这些著作对党进行整风，抗日战争的8年能不能得到胜利，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蒋介石的天下可能稳下来，现在蒋介石不是在台湾，还是在南京，这是很可能的。

“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几次出现，初次出现是王明带来的，后来又出现也是外国带来的，最后到我们反攻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右倾的企图，还想我们不要和蒋介石打仗，这是国际上的意见，国内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同意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同意，因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前有一个时候，有些人有和平幻想。资产阶级、右派、国际上有这种意见，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很希望我们搞南北朝，甚至于搞所谓中间路线，让民主人士当总统、学习捷克的贝纳斯。捷克在解放后，最初是中间人士当总统，那个时候，捷克没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要复辟，把它打垮了。要是没有毛主席给我们党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以后的前途是不能设想的，不能设想有今天这样好的前途，这一点要充分估计。

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一定要充分估计它的作用，不要把这两篇著作简单的当成是哲学教科书，而应当看成是党在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党的贡献，非常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对以后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仅仅有这两篇文章也不行，如果没有后来的学习、没有发展成为整风运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哲学思想没有掌握群众，也不能起这么大的历史作用。这个著作之所以起作用，毛主席不但讲了，而且把它变成了实际行动，掌握了我们的干部，以后通过干部掌握了群众，所以发生了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实践论》、《矛盾论》本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是我们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总结。经验总结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方面总结的最高点，是哲学总结，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哲学的总结是政治总结的准备，没有世界观水平的总结，政治总结也是搞不好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后来的1942—1945年的整风运动，以及对这个时期的整个党的经验的全面总结，打下了思想基础，打下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革命中吸收新的经验，使自己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的。《实践论》、《矛盾论》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通过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使自己丰富起来，使哲学丰富起来，这两篇著作不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甚至把斯大林时期哲学发展成果，这一普遍真理结合到中国实践经验上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发展，大家看一看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的确是发展了，而且是在很重要的问题上发展了，因为以前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是这样的意思，相反地，是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伟大，他们所发现的这些观点，他们奠定的世界观，能够不断地在新的实践经验里面得到证明，不断地在新的斗争中能够发展，永远有生命力，永远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力的战斗武器。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比较，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面稍微一般一些、原则一些，但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面，就充分展开了。

毛主席写这两篇文章不是随便写出来的，花了很大的功夫，看了很多书，在写这个文章以前，考虑了几个星期，好几天睡不着觉，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写。毛主席那时四十多岁，精力很旺盛，精心创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写的，所以，他的著作到现在越来越感到正确。最初我们读的时候，对它的意义看不出来，今天来看它的意义，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在反修正主义斗争来看，它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所起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写哲学文章，随便考虑一下就写了，隔上二年看起来，就有许多毛病。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已经是二十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还可以看出许多新的东西。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有这个特点，你碰到新的情况，再去读它，又发现新的东西。《共产党宣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读还是有新的东西，经典著作是不朽的，它有这种不朽的特点。

2.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所提出来的任务

讲理论总是先把要讲的内容首先点一下。写理论文章都有一个一般的规律，开头总是要把中心意思点出来，一开头就看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使人想看下去，写文章是这样，讲理论一般也是习惯于这样讲，现在把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一下。

这两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说，是要教导我们党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写这两篇哲学著作所提出的任务是这样的，要求我们解决这样的任务。三句话可以重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莫斯科《宣言》里面的话。在实际工作里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里面反对主观主义。

毛主席写哲学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不是无的放矢。我们有一些人写哲学著作，也不是无的放矢，不过目的有一点不同，是换一点稿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写哲学文章的都是这样，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马马虎虎一写，在报纸上发表，换稿费，不是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形从来都有。这也是有的放矢，但这是另外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有的放矢，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的放矢。还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有的放矢，就是要吓唬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都不是有的放矢。写文章换稿费、写文章吓唬人，都不是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为了实际工作，“的”是针对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就是它的“的”。为了指导实际工作，为了克服实际工作里面的错误，《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实践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干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使我们干部学会正确分清是非，学会区别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学会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里面找出来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为什么错误，为什么正确，正确和错误怎么区别。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里面给我们以回答。就是说，凡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路线，从思想上来说，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能够求得一致，为什么是错误的?就是主观与客观分裂。《实践论》里面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在哪里，一切错误思想的原因是什么，陈独秀为什么会错误?王明路线为什么会错误?立三路线为什么会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就是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反过来说，正确的思想，马克思思想、恩格斯思想、列宁思想、毛主席思想的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不分裂，主观与客观经常能够取得一致。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呢?要克服错误，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求得一致，使认识与实践不要脱离。克服错误的方法，就是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总的来说是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实现这样的任务，做思想准备就是要准备我们的思想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准备我们在新的革命斗争阶段，努力使主观认识与客观求得一致。并且发现某些有分裂的地方，努力克服这种分裂，随时注意不要使我们的认识脱离实际。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向我们党的干部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提出来的任务。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改造世界呢?就要通过一个方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能够经常取得一致，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不要与实践脱节。求得主观与客观一致，认识与实践不要脱节，并且要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呢?因为主观与客观是一个矛盾，主观与客观经常有矛盾，认识与实践也经常有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努力克服矛盾，求得一致，这样才能克服分裂。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点不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共同点，都肯定正确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一致，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因此，要克服错误也就是要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分裂。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克服错误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裂，努力使主观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告诉我们主观与客观为什么会分裂?因此怎么克服分裂这个问题他也不能解决，因为他找不到原因。原因找不到，也就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种错误，凡是找不到原因，也就没有办法解决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批判以后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批判了，也没有找到原因，也就没有克服。旧唯物主义有一个缺点，虽然认识到认识应该正确反映客观，错误就是因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分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分裂，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完全解决(部分解决也可能的)怎么克服主观与客观分裂的问题。我们说他不能完全解决，就是说他也可以解决一些，不是完全不能解决，如果完全不能解决，旧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就没有作用了。旧唯物主义还是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因为它肯定了主观应当反映客观，因此它也指导人们努力研究客观世界，在历史上也起一些作用。它提出这个原则，使人有一个努力方向，有了这个努力方向，多少总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过去的旧唯物主义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也起一些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唯物主义帮助了资产阶级认识了一部分社会规律，认识到应当革命，打破了宗教思想，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到传统思想是不对的，应当搞革命，比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起了作用，但只能起一部分作用，暂时的作用，法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认识方向就错误了，它不知道社会还要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永久不变。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长久起指导我们认识的作用，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指导我们不断进行革命。26年前，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又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这两篇著作今天照样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我们不断地进行革命。但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只能指导一个时候的革命斗争，不能完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分裂问题，不能长久解决这一问题。而《实践论》、《矛盾论》就能够解决问题，能使主观符合客观，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帮助我们不断地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旧唯物主义高明的地方、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高明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旧唯物主义的长处，与旧唯物主义正确的东西完全一致，但是，旧唯物主义的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完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里面积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的；旧唯物主义中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没有。旧唯物主义中正确的东西，马克思哲学有：旧唯物主义所没有的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

旧唯物主义缺乏什么呢?有一点是正确的，它肯定了人的主观认识应该反映客观，正确认识是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旧唯物主义是有的。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旧唯物主义却没有，就是以前的唯物主义它不懂得：第一，人的认识依赖实践，与实践分不开，是以实践为基础；第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主观反映客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两点旧唯物主义没有。旧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要人偶然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够一下子认识一切真理，不了解正确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尽头。正确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的，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逐渐正确起来。由不正确到正确，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知到知，由知道很少到知道很多，这是一个过程。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没有辩证法。不懂得这一点，也就不懂得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找不到为什么会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有时好像是正确的东西，忽然一下变成错误。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一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正确的思想，隔一个时候变成了错误?这一点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教条主义为什么会错误?不是因为他的教条绝对错误，他的教条的来源，原来是正确的，但是被教条主义者一用，变成错误的了。真理会变成错误，因为条件、地点变了，运用错了，它就错了。在认识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它是正确的，在另一个时候运用不当就错了。所以，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这两点，但是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旧唯物主义没有。

所以，旧唯物主义者不能完全解决分清是非问题。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不能最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解决这一点，就能够完全弄清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我们说的这两点，集中起来主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统一的，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处理唯物主义的问题，处理人的认识问题，处理反映论问题。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心是肯定了主观与客观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绝对的，是永远有矛盾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因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绝对的，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不可能绝对一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客观实践的一致，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最正确的认识，也是在不同程度上与客观实践有不一致的地方，最正确的认识也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列宁曾经反复讲，人的主观认识，最多也不过是与客观实践近似而已。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实际上是近似的反映。有没有绝对的反映，正确到主观与客观不是近似，简直是一个东西了，没有这回事。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要把这当成一个缺点，这是真理。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实践只能是近似的，能够最大限度的近似，就算是最正确的认识，因为不管你怎么正确认识，比较起客观实际来总要少一些东西，因为客观实际总要比你的认识丰富一些，再怎么聪明的人，脑子里认识问题，总没有客观实际这样丰富，任何时候总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肯定这一点，不肯定这一点，就会自满了。

过去哲学界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会自满，连黑格尔这么著名的人，这么大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达到了顶点，世界上的哲学问题被他发现完了，从此不要再努力了，以后的人不要再学习了，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一到认为自己的认识已经到完全与客观一致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能进步了，也就没有办法进步了。你研究一下，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毛病。王明认为自己的思想绝对与客观一致。这些人不能批评，你批评他，他就大发雷霆，就打击你。

我曾经和王明有过一些接触，有一个时候我翻译列宁的《谈谈辩证法》，他也翻译，他翻译后把稿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觉得他翻的不错，有的比我好，但在个别地方，有些字我看是翻译错了，就是在讲到肯定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因此才能够认识到发展的源泉。“源泉”这两个字他翻成“钥匙”，这两个字本来俄文是双关，钥匙与源泉可以通用，但是按照德文、英文是“源泉”，他翻成“钥匙”。我提意见说，你的稿子总的比我翻的好，我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学习，但这两个字是不是考虑一下，把它翻成源泉好一些。我这个态度是非常客气的，但这意见一提，很快就挨了一个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好像是成为“二元论”，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王明已经被批判了，我的胆子也大了，我说，你是错误的，按照英文、德文原意，从全文来说翻成“源泉”还是好一些。这人不懂得认识论，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认识的真理，一个字都不能批评，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提出意见，当他领导的时候，你不能提批评的意见，每一个字都必须服从。你们想一想赫鲁晓夫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所说的话，你们谁敢对他哪个字批评一下，你试一试，当然我们不是苏共党员，没有这个机会，假如有这个机会，你试一试，不挨棒子才怪呢。这些人的脑子里没有辩证法。

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应当听取群众任何一个微小的意见。当然，群众的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要分析，但有时是对的。古人比赫鲁晓夫、王明聪明一些，中国有句古话这是千古不朽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也是辩证法。这些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就没有辩证法，他以为自己是智者，智者千虑绝无一失，愚者千虑绝无一得。他们的逻辑、认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应当肯定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不是绝对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近似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讲了这个问题。

认识既然是近似的，是不是总是要有错误呢?小小的错误总是有一点的，有一些不叫错误，就是主观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想问题，有一些地方和客观不一致，这不是错误，这是某些不一致，这是必然的。所以，正确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的认识是一贯正确的。我们说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正确，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我们的领袖人物，我们这些经典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使他的主观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深入事物本质，不断地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到本质，由不知到知，经常能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最大限度的接近，最大限度的近似，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就了不起，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经常做到这一点，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人估计问题能经常八九不离十，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估计问题经常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能经常做到八九不离十就了不起了，这就是一贯正确，党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这一点，当然，还有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中央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差一些，到了后期不是八九不离十，是三七开，变成了六七不离八。我们这些人估计问题能够四五不离六就不错了。我们能够做到四五不离六，或者五六不离七，就很不简单，能够经常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就可以了，而是说现在的水平，努把力还是可以提高的。毛主席不是不能学习的，长期努力可以提高，可以接近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司马迁赞扬孔子，从前人的眼睛里面的孔子，就是现在我们眼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这话很好，意思是，孔子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仰望他呀，不断向他走去，不断地努力接近他呀，虽然还不能到他那一步，我们的心总是不断地向他努力。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虽然不能到他们那一步，但总是努力向他们学习，努力接近他们，心里不断地向往着他们。

反过来说，错误是什么呢?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正确的认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断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保持近似。错误是相反的，我们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是不断的接近客观实际，而是在一个时期忽然离开了客观实际，甚至不断地越离越远，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往往是开始认识是正确的，是接近客观实际的，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脱离了实践，不注意保持近似，结果实践发展了，客观实际发展了，而我们的主观认识还是停顿不前，结果是主观与客观分裂了。不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是实践、认识之后停顿了，不再实践、不再认识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原来是正确的认识，经过一个时期，变成了错误。得到了一个正确思想，如果努力下去，不断丰富，原来的内容还是保持着，经过了丰富，还是正确认识，只要它不断的发展，原来正确的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原来的认识只有这么一点，不再丰富了，实践发展了，它本身贫乏，就离开了正确的认识，就变成了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在最初出发的时候就错的，不是一开始就错，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起发展的实践来说，是分裂了，所以就错误了。马克思的某一句话原来是正确的，后来也应该可以是正确的，只要是补充新的内容，他的话永远可以有生命力，但是，不补充新的内容来处理新的问题，就分裂了，就错误了。这不是原来正确的东西本身变成了错误，不是真理本身变成错误，而是真理本身要发展，你不让它发展，就变成错误的了。所以原来是正确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不去努力进一步接近客观实际、脱离实践的发展，就变成了错误。要保持原来正确的东西永远正确，你必须要丰富它，否则，就可以和客观分裂，就变成了错误，甚至于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实践论》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规律，要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每一个循环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一贯正确。中央和毛主席认识问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个正确的认识，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的其他著作里不断地发展，不断充实，不断丰富，革命每发展到一个段落，总是添上一些新的内容，所以他一贯是正确的。如果毛主席仅仅靠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指导中国几十年的革命，一点也不加新的内容，会不会犯错误呢?肯定是会的。但是，毛主席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一贯正确的。

不断向新经验学习，不断吸收新经验来丰富我们原来的认识，任何时候防止主观认识停顿起来，这样保持我们中央的思想一贯正确。我去年讲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唯心主义，但有人不同意。我今天再一次肯定这一点。应当承认中央的领导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因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是个别的，凡是一贯正确的东西，一贯正确的领导所做出来的工作，一定是成绩为主，而且我今天还要肯定这一点，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去年有一点不敢讲这话，那个时候讲大受反对，你说成绩是主要的可以勉勉强强的接受，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中央文件做根据，因为今天中央还没有这样讲，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可以这样讲，大家考虑考虑，错了我收回。为什么我今天可以这样说呢?去年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以前的三年直接在困难中，直接感到大量的缺点与错误，不能充分理解成绩为主，因为看的缺点太多了，困难太多了，根据直接经验，你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脑子里有一点想不通，你现在根据情况好转的这样快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天灾、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能够在很短时间里面把它转过来。从困难转变的这样快这点来看，不能不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理论。我们相信，以后日子过的越长、越能够肯定这一点，再过一年，到了秋收以后再看。六亿多人的事，要想在一年就看出它的是非，看出正确与不正确，是不可能的。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出，现在已经看出这个苗头来了，我想现在重新肯定一下毛主席这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指示，我们不妨敢想敢说，错了我们收回。现在有“三不”原则，大家不会给我戴“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

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来了解中央的指导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一贯正确，就是他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现的人的认识规律，指出要使人的主观认识不断保持对客观实际的近似状态，不断接近客观实际的发展过程，不断从经验里面学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每循环一次，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大家要我讲一讲中心思想，这就是它的中心思想。这是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方向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说的没有这么完全，没有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来。如果大家一定要说我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是宁愿戴这个帽子的。列宁也只是概括一些，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列宁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包含毛主席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但是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展开，毛主席的《实践论》把它展开了，所以就更明确了。这并不是说列宁就错了，列宁对这个规律已经掌握了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里面也有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讲了，但还是萌芽状态。毛主席的发展，并不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根本观点里面，加了什么另外的东西，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那些，并没有另外的东西，不过他展开了，就像一棵小树，从前是小树，现在变成了大树。树还是那棵树，并没有变成另外的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树，经过了几十年以后，变成了大树，原来是一棵小松树，现在变成了大松树。这里面没有什么贬低不贬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生长发展的。毛主席就是能够掌握这样的规律，能够认识规律，不只是在思想上认识这个规律，不是口头上说，不只是在文字上写出了一本《实践论》，而是把规律运用在实际行动中，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永远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处于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所有党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因此才能正确指导我们党的工作，正确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来进行革命，能够比较迅速地得到胜利，能够避免犯根本性的、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能够经常保持一个正确的路线，有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比任何人更快地发现错误，比任何人更早地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这是毛主席在工作中的特点，这就是一贯正确，这里面没有什么主观主义，没有什么唯心主义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如果去年还有同志不了解，不能接受这一点，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思想清理一下。

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中心内容。

第二次讲课

(1964.4.17)

今天接着昨天的问题讲下去。昨天把第一个问题基本上讲完了，但还没有完全讲完。所以还要讲一点。昨天主要是讲《实践论》、《矛盾论》的任务，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坚持哲学的党性。

什么叫主观主义呢?昨天也讲了，主要就是主客观分离。

分离的原因，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分离的，是在认识的过程中分离的，在认识过程中，主观认识逐渐脱离实践，这样，就不能够使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人的认识总是和客观有些矛盾的。所以某些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地方总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部分的错误也总是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要看认识能不能越来越更接近客观，能不能经常保持认识和客观实际情况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

我们讲的反对主观主义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主观主义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很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也就是路线性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王明、博古的路线错误，修正主义的错误，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这几年来刮“五风”的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个别部门的错误是很大的主观主义。主观和客观发生了很大的分离，有时候分离到完全违反客观的情况，根本不顾客观情况去作工作。这一种叫主观主义。

至于我们的认识和客观实际有某些不符合的地方，甚至于有某些个别的错误，这不能说是不错，照习惯说法，基本上不错，根本上不错，但个别的部分、有些地方有些错误，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叫主观主义呢?能不能叫唯心主义呢?这种情形就不能叫做唯心主义，不能叫做主观主义。所以，要加以区别，要把主观和客观某些不符合同错误加以区别开来。个别的部分的不太重要的错误、不带根本性的错误，和根本错误有区别。就是说，不能把任何错误、任何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情形都叫做主观主义，都叫作唯心主义。如果不作这种区别，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唯心主义，列宁也有唯心主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种个别的小一点的错误，他们也犯过嘛！不能因为有这种情形，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主观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就有了问题，不能这样说。这个思想，我以前也反复讲过，大家在许多问题上也注意到，我觉得还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重复一下是为了使大家比较深刻地了解，为什么中央是一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是反对的什么东西。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反对主观主义，目的是要照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的，不要犯大的错误，犯小一点的错误，小错误犯了以后，可以比较快的看出来，及时改正。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算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经过努力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

唯物主义是一条认识的路线，就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在走的过程里，不断接近客观，主客观不要分离。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反对的是这样一种错误，就是在实践过程里不经常依赖实践，而在一定时候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分离了。这种情形，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观主义。

主观和客观某些不一致，或者个别不重要的错误，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在认识上就永远不脱离实践。所谓不脱离实践，就是要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是一个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对，那个实践也不对，那个实践的方向也不对。不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脱离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实践，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就是说，不脱离群众路线，能够经常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避免主观主义，就有可能避免犯大的错误。出了个别的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能够修正错误。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认识上结合实践，而且要结合阶级实践。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一点也不能够脱离实践。实践性和阶级性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实践就是阶级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有实践性的，有阶级性的。这种哲学要求我们经常注意到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要求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把实践作为基础，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实践，要在行动上，在实际工作里，通过这条实践的路，才有可能克服主观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中心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道路，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在实际工作里克服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所谓找到一条道路，就是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永远结合阶级实践的路线，在认识上永远不脱离阶级实践的路线，方法上就是辩证法。《实践论》告诉我们的这一条道路，可以避免主观主义，避免唯心主义的道路，坚持哲学上党性的道路。《矛盾论》告诉我们一个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主要是要注意这一点，一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一个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学会克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

下面具体讲两篇文章的特点。第三个问题是讲《实践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克服主观主义。这是《实践论》的中心任务。第四个问题是讲《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

3.《实践论》的作用和意义

党史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其错误来说，是根本性的错误，就其思想来说，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典型表现。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

到1937年的时候，我们党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根据实践所提供的充分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主观主义。因为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犯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还有局部的罗章龙、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各种各样的错误，提供了许多材料，告诉我们什么是主观主义。毛主席的《实践论》，无非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在《实践论》的文字里，没有写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因为这是哲学著作，不一定把具体事情讲的很多，而且在当时也不好讲，如果在1937年那个时候就写出来，三次“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那也不行。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情况，当时说出来，很多干部不能接受。虽然有这样的事实，但对事实的本质，许多人不了解。有了经验，并不等于了解经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本质。知道陈独秀的错误，知道立三路线的错误，知道王明、博古的错误，但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这种错误的本质，而且在当时还有些人坚持错误。在没有总结以前，你在当时如果说王明、博古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要争吵不休的。所以，当时明确地写出来没有办法使人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党还没有作结论。所以《实践论》、《矛盾论》里没有明确指出来。它举的例子是国民党到延安去的考察团，不举党内问题为例。但实际上它概括了以前的错误，并且从认识论上找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单从《实践论》的意义来讲，就是在我们党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取得了经验，犯了一些错误之后，能够从哲学著作上，从世界观的水平上，来概括这些错误，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原因找出来。《实践论》把过去那些错误总结出来两方面的根源。所谓两方面的根源，就是一方面从经验(感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另一方面从理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两种根源产生了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这两种形式在后来整风的时候概括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实践论》里没有明白这样讲。但是，《实践论》已经从实质上讲到两种错误的形式。一种错误就是理性认识脱离感性认识，脱离实践。在《实践论》上讲，这种认识否认实际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从书本上得到的一点东西自称为“知识里手”的人，实际上是指的教条主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经验主义，只是满足于个人的局部经验，不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革命工作的错误中做出哲学总结，找出错误两方面的根源，指出了错误的两种根本形式，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这应该说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贡献。因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的名词，以前的马列著作里也讲过，但那些讲法多半是涉及到一些纯粹学术上的理论问题，以前讲实际工作里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没有毛主席讲的这样深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话从恩格斯起就讲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把理论当做教条呢?这个原因用专门的哲学著作来作系统的说明，这应该说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原来的基本原理来发展的。而是把原来的基本原理更展开、更深入地作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也批判了教条主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批判了经验主义。但是，对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根源，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是毛主席的贡献。

为什么主观主义会有两种根源，会出现两种形式?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作了系统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是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上来，把人的认识看做不断发展、充满矛盾的过程。人的认识是矛盾的过程，这个矛盾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和客观永远有矛盾。犯错误的人，是主观和客观有了大矛盾不能解决。不犯错误的人，或者政治路线掌握得很正确的人，也不能够说主观和客观没有矛盾。矛盾是绝对的。没有矛盾，认识不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跟客观世界有没有矛盾?应该说有矛盾。如果说没有矛盾，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就用不着列宁再来写《帝国主义论》了。《资本论》是正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仅仅是《资本论》所说的那些东西，如果简单地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那就不够了，那就有矛盾。《资本论》解决了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客观发展过程和人的主观认识的矛盾。马克思用了几十年的功夫解决了这个矛盾。但是，到了20世纪，又发生了矛盾，所以列宁又来解决这个问题。

革命的主观认识和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有矛盾。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最初的认识就跟巴黎公社运动有点矛盾，因为他开始时不大赞成巴黎公社的一些同志搞暴动，他感到要失败，所以不大同意。但是，巴黎公社已经搞起来了，他又赞扬巴黎公社，从巴黎公社里学到许多新的东西，学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这样就解决矛盾了。

到了20世纪，俄国革命出现了，如果列宁简单地按照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来指导行动，那就不够了。列宁最初在俄国革命以前，并不知道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列宁在主观上对这个东西是无知的。俄国革命逐渐酝酿起来，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的主观和客观是有矛盾的。等到俄国革命开展起来，工、农、士兵创造了苏维埃，然后列宁才找到了克服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从运动中找到了苏维埃的形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好形式。

后来，我们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多多少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用到中国来，我们也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后来怎么样?苏维埃这个名字不大适合中国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用了这个名字就完全错了。在这个名字之下，毛主席根据中国的情况，正确指导了革命运动。但是，在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把这样一种形式作了错误的运用。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研究。当时采取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形式，采用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妥当?至少可以这样说，采用这样一个名字，是当时没有很好解决主客观矛盾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理论还起作用的一种表现。不是说我们的共和国即当时的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就错了，不是这种意思。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所以不能不采取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名字，是我们党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主客观认识的矛盾，至少没有很好解决，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中国农村革命运动里，用什么名字更好，更接近现实，主观近似客观，用什么名义算是最大限度近似客观，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毛主席就叫做农村革命根据地，或者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叫解放区。教条主义者一定把它叫做独立国，叫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的著作里总是把它叫做根据地。因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利用这种形式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恐怕还没有。还有主观主义的影响。后来到了长征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字取消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根据地、解放区，现在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的。

认识的过程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主客观的矛盾包含着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包含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也包含着正确和错误的矛盾，不知和知的矛盾，包含着各方面的矛盾。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认识与实践、感性和理性、不知和知、正确与错误这些矛盾。总的来说，这些矛盾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离，克服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克服主客观分离、克服错误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就是正确地运用、掌握认识的规律性。在人的认识过程里，正确地掌握认识的规律。不论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在自己的认识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过程里，违背了认识的规律。

《实践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违背认识的规律。首先是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有一些什么规律。认识了这个规律，就懂得怎么样才能够不违背这个规律。《实践论》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总的来讲，就是从实践中逐步取得感性认识，逐步取得经验，然后把感性认识加以总结，使它变成理性认识。按照《整顿党的作风》来说，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综合性的、有条理的知识，然后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认识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的。这个规律，大家在学哲学的时候都反复学过了，用不着怎样解释了。这个规律，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实践论》里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系统地说明了认识的规律是一个反复不断的过程。我们用辩证法的名词来说，就是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然后重新又来一个循环。这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循环的过程，是认识的根本规律。就是说，认识永远是按照螺旋形不断发展的。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根本规律，而且也照着这个规律去考察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保证我们的认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近似客观实际。如果我们的认识不能照这个规律做下去，就是说在螺旋发展中间有了停顿。认识规律是不允许有停顿的，要不断地从经验到理论，由感性到理性，又回到实践，要求不断反复，不容许停顿，如果我们有所停顿，那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主观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主客观分离是怎样出现的呢?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就是在认识的过程上，认识不断上升的螺旋形发展过程里，我们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那么就从某一点起，开始主观和客观分离，就要犯更大的错误。如果你的认识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一停顿下来，正确的就变成错误的了。

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一些领导者所犯的路线错误，不管是“左”倾冒险路线，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管是教条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你要找他的根源，都可以从这一点上来找。可以肯定，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在认识不断发展的螺旋过程里，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跟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前进，那么就犯这种分离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经验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教条主义?根据这个规律来看，就很清楚。

经验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之所以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就是有经验的人就局部经验范围内使自己的认识停顿下来，满足于已经有了的经验，满足于一知半解。经验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形式，是由于在认识的经验阶段(认识的感性阶段)停顿下来，不总结经验，不读书，不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所以才出现经验主义的毛病。他们得到一点具体经验，从这里面作结论。说通俗一点就是这样的，根据一点局部的经验，就对问题作全面的结论。

我们说修正主义的观点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丢掉了普遍真理，而解释问题总是抓住某些个别事实把它夸大。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认识错误的根源，他说：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是讲认识)，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像普遍的现象。他们不是把大量的材料加以分析，而是抓住一个经验就作结论，就把它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每一篇修正主义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脱离事情各方面的联系，只抓住某一点，比如说，古巴事件，作了那么一个卑鄙的让步，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个现象，美国剑拔弩张的形势松了一点，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大战避免了。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修正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那样卑躬屈膝的让步，紧张形势多少松了一点，解除了当时那种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解除一切紧张，对古巴的包围依然存在。他们就抓住了这个事情做出了结论：这是他对和平的很大功劳。这是经验主义的主要方法。

在党史的过程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是教条主义，当时的经验主义者是为教条主义服务的，做了俘虏。怎么样做了俘虏呢?从认识上可以得到说明，因为经验主义者常常总是看到一点，看不到全面的联系，对教条主义提出的主张，他可以从某些个别经验里去找到证明。教条主义者说，革命应该是进攻的，因而提出了冒险主义的战略，这种冒险主义的战略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可以根据他的一个战役，或者一个战斗的胜利，他可以做出结论，说教条主义的战略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你看我们这个战役把敌人打垮了嘛！这说明我们可以进攻。在一个战斗上，一个战役上，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的确是进攻过敌人，消灭了敌人。他就根据这一点来为教条主义服务，他根据这一点把他夸大，做出结论，认为在整个的战略上可以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教条主义根据外国的经验，提出了这种战略上进攻的方针。经验主义者根据一个战斗、一个战役的胜利事实来为他服务。他之所以是经验主义，他停顿在局部的经验之下，根据局部经验就做了一般的结论，不继续研究各方面的经验，不分析总结各方面的经验。这就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就是自己的认识停顿在理性认识的某一点上，从认识的规律来说，在认识过程的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再去注意新的经验，就是在理性认识环节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在新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吸收新的经验，这样使主观和客观分离，这就是教条主义。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王明、博古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一些国际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形成一种书本上的理论)，把它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却看不起中国的经验，轻视农村革命新的经验。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这句话就是教条主义者停顿在书本理论的某一点上，不继续吸取新的经验一种教条主义的典型口号。

《实践论》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这是《实践论》的要点之一、中心点之一。指出主观主义两种来源、两种形式这一点，也就使我们懂得了怎么样去克服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使我们懂得了从两方面去克服主观主义。

我们大家知道，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当时，党内领导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一般还是在军事问题上有根本的改变，其他问题上还没有根本改变。当然也有一些改变，毛主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许多干部还有迷信教条主义的情况。一直到抗日初期，王明回来以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志跟着他走，项英同志就是。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遵义会议以前，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教条主义占党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当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因此，毛主席著作的主要批判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因此是全面的。所以从《实践论》、《矛盾论》里不但可以找到克服教条主义的武器，而且也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的武器。

当时，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占统治地位呢?

主要原因，我们党是处于一个幼年的阶段，一般说来，是缺乏足够的经验的，除了少数人(像毛主席)以外，一般党员是缺乏足够经验的。这就使得教条主义得以占统治地位。当时我们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非常相信国际上的经验，非常相信苏联的经验。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我们党跟印度党很大不同之点，就是非常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是这样的。可是，由于我们幼年的党非常忠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苏联的经验，教条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来使自己占统治地位。因为他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些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我们许多同志没有读多少马列主义的书，书本知识比较少，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另一个是还有外国的指挥棒。教条主义的来源有两方面，书本上的现成知识，外国的命令，这两个东西，在当时，我们处于幼年的党的一般党员，都是非常相信的。教条主义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特点，也是个弱点，篡夺了党的领导地位。

那么，当时的教条主义，是不是只限于“左”倾冒险主义呢?

还不是这样的。当时就有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也是教条主义。陈独秀的思想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呢?恐怕还不能说是经验主义。他也没有多少经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旧的狭隘的教条把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片面化了，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够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反对列宁的。列宁的著作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应该由无产阶级努力夺取领导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列宁的著作明确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领导权。当时的教条主义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论点，结果就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李立三阐明的是城市暴动的路线。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路线是很明显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就是陈独秀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看恐怕也是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片面化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东西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虽然不很明确，但也有无产阶级要夺取领导的因素。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路线，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走。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讲到要领导，但实际上有这种意思。这种革命的成分，右倾机会主义把它取消了。

另一个就是陈独秀从外国搬来了教条，外国的东西就是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革命的东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又是冒险主义，又是机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我没有搞这个专业，提不出很充分的材料来。据我的了解，我觉得可以这样说。经验的成分也有，比如害怕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经常威胁着要分裂。从经验中也可以看出来、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里，总是要分裂出去的。陈独秀恐怕主要的还是教条的问题。所以，教条主义不一定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把教条主义跟“左”倾冒险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现代修正主义提到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把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当做一回事。实际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本身也有教条主义的来源。修正主义主要世界观的基础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这是他们主要的东西，而不是教条主义。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取消了。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他的有力根据。因此，修正主义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就是经常强调新的经验，强调实践。所谓实践，有两种解释：我们的解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修正主义者讲的实践，讲的经验，是某些个别的经验，个别的事实，他要我们注意某些个别暂时的事实，暂时的现象，丢掉了远大的东西，全面的东西。列宁已经说过，修正主义的特点，是迁就眼前的事变，为了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就丢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现代修正主义者有这么一种提法，你看，和平过渡有可能，为什么有可能?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民主、有议会选举，共产党还可以到议会里取得议席。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呢?的确有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这个片面的事实做出了结论，说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政权。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对于这一点有很明确的反驳。他说：修正主义者看不到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他只看到议会可以使无产阶级的代表有点席位，他不知道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结果，最后会引起比先前更激烈的暴力革命，他看不到辩证法规律发展的前途，只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眼前某些好处，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修正主义一般的哲学基础，都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也有两种。毛主席批判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那种经验主义，还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我们过去有很多好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斗争，取得了许多经验。这种经验，的的确确是斗争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主观幻想，不是个人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一般说我们认识的经验主义是这一种，他的缺点就是狭隘一点。他的经验是局部性的，没有很广泛的基础，但他的经验的的确确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说的经验有这种问题。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另一种经验主义，就是把经验看作主观自身的东西，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那就是马赫主义的经验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是从主观出发产生经验，这一些经验根本不能够反映任何客观事实，就是从主观要求出发生造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从主观利益出发的主观幻想，是个人主义的，也叫唯我论，我认为对就是对的，对我有利的那就是对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有那些修正主义者，那样喜欢和平过渡，为什么那样害怕革命，就是从自己的主观利益出发。他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不搞革命，他可以做官，可以在议会里面每年有很高的工资。在意大利，不仅可以在议会里做官，而且也可以在地方政府里做官。这些人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经验问题的，所以他很害怕革命，不但害怕国内革命，而且害怕国际上紧张局势。因为国际上一紧张，本国的资产阶级搞法西斯主义，一搞法西斯主义，他的议会议员就干不成了，官也做不成了。为什么这样怕国际战争?当然我们不要世界战争，但是战争来了也有办法对付，有什么可怕的！修正主义就怕，修正主义的许多言论里清楚地讲到这一点，如果战争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就要法西斯主义化了，他们的所谓工人运动就要受很大损失，就是他的议会官做不成了，和平的官做不成了，要到“地下”受苦了。唯我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基础。

我们党史上像毛主席批判的经验主义，不是这一种，虽然也是错误的，但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他的经验是客观斗争的具体反映，或者是个别的、有局限性的、局部性的经验。在过去，我们党的干部中有没有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呢?也有，但是少数。党内有个人野心的人，从个人野心出发找事实、找材料，来证明他的机会主义。

经验主义怎么样为教条主义服务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顺便解释一下。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是通过一种办法，就是用局部的经验为教条主义服务，用局部的经验来证明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那么经验主义者也根据一个局部经验，比如某个资产阶级领袖在某个个别时候，的确做了一篇演讲，的的确确要革命。蒋介石在广州政府时大讲世界革命，有时个别的行动也像是革命的，在个别问题上也要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有事实。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在行动上有个别部分的表现。经验主义就根据这种个别的、暂时的事实，就来肯定教条主义的教条是正确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俘虏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这样。教条主义能够用教条吓唬人，而经验主义能够用局部经验证明教条主义。所以，有经验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不吸收更多的经验，那总是可以被教条主义俘虏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占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经验主义者拥护他。没有经验主义者的拥护，他的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也站不稳。这是我们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实践论》的主要贡献，就是指出了主观主义两种危险、主客观分离的两种来源，指出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因此，也就使我们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即克服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方法。经验主义来源于两方面，形式是两种。所以要从两方面克服经验主义。当时，毛主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着重指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都是这样的，比较着重于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实践论》、《矛盾论》以外的著作，也是多半针对教条主义的。毛主席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这个口号坚持了好多年，这个口号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这就是说，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要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要经常从实践中吸取新的认识来源，不要使我们的认识停顿在局部的经验方面，不要随随便便根据个别的经验来对问题下判断。经验必须总结，必须有大量的材料来丰富经验。不经过总结就来对问题作结论，那么一定要成为经验主义。毛主席说，克服教条主义，要重视经验；克服经验主义，要总结经验。这些理论问题，从前讲哲学的时候对大家讲过，大家也了解。

总的来说，不管克服经验主义也好，或者克服教条主义也好，要避免主观主义，避免犯大错误，总的方法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不断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我们的立场。我觉得斯大林的一句话是对的，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句话里就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有它的立场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的阶级性的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没有阶级性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也有阶级性，任何一种哲学都有阶级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特点，是公开承认阶级性的；而其他哲学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实践论》里讲的这句话，跟斯大林那句话是一致的。修正主义就要修正这一点。老修正主义修正了这一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一定要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要康德主义，也可以要马赫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也照样重复老修正主义的精神，就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他实质上是这样做的。

苏联的哲学当然也讲辩证唯物主义，可是他们就有一个特点，他们现在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闭口不提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不特别提出来。现在他们怎么样提呢?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的哲学，真正人的世界观，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世界观。这是他们口头上的提法。苏联库西宁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里面一部分讲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一句话讲到唯物主义的发展跟阶级联系着，很突出。讲唯物主义的发展，从古代到马克思主义前，全是讲唯物主义跟自然科学的关系，不讲唯物主义跟阶级的关系，不敢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这是他们理论上、口头上的提法。在实践上，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丢掉了辩证唯物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所谓实用，凡是与我有利的就对。“左”倾冒险主义也好，右倾机会主义也好，都认为对我有利的就是对的。一切以我的利益为标准，我认为有利的就是对的。

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解决问题，

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克服主观主义总的方法。这里指的方法有两方面，如果对教条主义来说，就是要立场、观点、方法跟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经验主义来说，对自己的经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总结。对教条主义者来说，就是要注意实践，注意经验；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要着重读马列主义的书。这是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的，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来总结经验。这种做法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在认识过程上克服了主观主义。

《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一些。

4.《矛盾论》的作用和意义

《矛盾论》的主要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方面来克服主观主义。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最近，有些人批判斯大林，说斯大林把理论和方法割裂了。这个批判在日本也有，在法国也有，在苏联也有。我觉得这种批判是不对的。因为斯大林并没有仅仅把辩证法看做方法，也没有忽视唯物主义这个方法的作用。那完全是断章取义。因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第一句话就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这个世界观，你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是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它虽然名字叫无产阶级政党，实质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它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党的世界观。所以，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一种世界观提出来的。毛主席的《矛盾论》也是把辩证法当做世界观来提的。斯大林不仅仅把它当做方法提出来。

有些搞哲学的人，之所以说斯大林把辩证法仅仅看做方法，把唯物主义看做理论，是因为斯大林曾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所谓了解，也就是一种方法的意思。我们在了解事物的时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斯大林的哲学是有些错误的，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他，那是一种无的放矢。这是不正确的批评。

修正主义想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党性的特点，他不敢承认哲学的阶级性，而且也不敢公开承认党性。所谓实践性，就是指的这个哲学把实践当做自己认识的基础。这个哲学肯定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们这里说《矛盾论》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这个意思不是说辩证法仅仅是一个方法，这是讲它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掌握考察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的正确方法。至于辩证法本身，首先是一种世界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看到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眼中的实践，应该是辩证的，是永远发展的，是不断革命的。永远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任何时候停顿在一点上，没有任何时候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任何时候都是不断革命的。这是我们眼睛中的实践。这种看法作为方法来考察一切问题，分析、解决一切问题，来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学习《实践论》时，就学到一个原则，就是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我们的认识的方法，是从实践中取得经验，然后加以总结，变成理论，变成思想，变成全面性的、有条理的、综合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内容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经验主义的经验知识，是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反映它的内部联系。根据议会里面可以允许共产党作代表这个事实做出结论说，和平道路有希望。这种经验主义的讲法，能不能反映事物内部的联系，能不能反映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律性呢?那是不能够反映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们都是英勇斗争的，但是有少数同志被困难吓倒了，他们根据某些困难就做出决定来，说革命没有希望，或者做出结论说应该跟资产阶级妥协，应该跟资产阶级走，这些人做出的结论就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这些结论能不能反映革命实践的内部联系呢?能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呢?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是经过困难达到胜利。不能由于困难就说革命没有希望，不能由于困难就向资产阶级妥协，跟资产阶级走。为什么王明的教条主义得到经验主义者的支持。因为这种经验主义者根据片面的困难经验做出了应该跟资产阶级走的结论。比如，项英同志牺牲了，牺牲了的同志我们说他的坏话不大好，他可以代表这些有些经验的人，在经验中有点吓倒了，因此觉得应该向资产阶级妥协。这就支持了右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经验如果不总结，就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

要使我们的认识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性，就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总结”两个字，首先是你不能够片面，不能把局部的经验拿来作结论。你把许多经验综合起来，然后才能叫总结。认识的任务就是要达到理性认识。《实践论》里面讲过，达到理性认识的方法就是总结经验。可是，总结经验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总结?有会总结的，有不会总结的。不会总结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尽管你有很多经验，不会总结就要总结出错误的结论。也可能你的经验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经验很少做出的结论会犯错误，经验很多如果不善于总结也照样会犯错误。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尽管你有经验，但也总结不好。善于总结经验，就是要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能够掌握到一种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就革命的经验来说，民主革命也好，社会主义革命也好，就拿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来说，辩证法主要是分析阶级矛盾的方法。当然也要分析其他矛盾，要分析各种矛盾。但是，中心问题，各种矛盾的中心点，是阶级矛盾。毛主席在《农村调查》序言里讲到我们要作调查，对一切事物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调查采取的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历史上的运用，在社会运动中的运用。

《矛盾论》这篇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当然它也是教导我们懂得辩证法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对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能够掌握辩证法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方法，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善于总结工作的人，就是不善于用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在大量的经验里去研究它的矛盾，分析它的矛盾。根据分析矛盾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辩证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矛盾论》的主要任务。这个思想，在《矛盾论》第一节最后一段就讲过这个问题，以前讲过，现在不念了，无非是讲我们学习辩证法的宇宙观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主观主义为什么成为主观主义，为什么他会犯错误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重视直接实践的经验，第二个是不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不能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把我们经验里所暴露出来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就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来说，不管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从方法上来讲，主要的是不善于分析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善于分析阶级关系。就是违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原则，即是要根据阶级分析的结果来分清敌友，分清敌友之后，就可以正确地决定战略、策略。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对我们国家的问题采用辩证的方法考察问题、总结问题。从他的著作里的第一篇文章起，就开始努力对我们国内的阶级关系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那些有错误的人的文章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不管是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李立三也好，我们把他们写的东西拿来跟毛主席的著作作个比较，其中根本的不同点：一个是不懂得掌握辩证法、不会分析阶级；一个是充分掌握辩证法，善于分析阶级，这种分析跟国内现实的阶级关系达到最大限度的近似程度，最大限度地反映我们真实的阶级关系。毛主席的特点就在于这一点。一直到搞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还是紧紧抓住分析阶级这一个环节。有些地方，有些人觉得现在已经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毛主席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对于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有一个时期，我们好多人有这种观点：土地改革以后，在中国的条件下，没有多少富农，就是中农了；再进一步合作化以后，都是集体农民，都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有什么阶级！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问题，现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主义的农村没有阶级问题。只有我们中国，毛主席在1955年底，把我国的农民分成上中农，下中农，把农民分为阶层来了解，然后解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始终准确地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曾经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马恩通信集，如果要问他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一点，始终如一地贯彻辩证法。不管教条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在方法上来说，都是不懂得分析矛盾、不懂得分析阶级。当然，教条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过几本书，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因此，他们写的文章当然也谈到阶级。如果你说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谈阶级，这也不是事实，谈还是谈的。如果一点不谈阶级，那就不能把自己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不采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是过不了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里，完全不谈阶级是没有的。过去党史上的主观主义者也讲阶级，也讲辩证法。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真正认真地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认真掌握分析阶级的方法，相反，把分析矛盾、分析阶级的方法加以个人的曲解。曲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谈阶级，但尽量把某些阶级矛盾掩盖起来。比如把敌对的阶级矛盾说成不是敌对的，甚至说成虽然有阶级，但是没有矛盾。另一种，对阶级矛盾虽然也加以承认，也肯定，但对这些矛盾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不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做深刻的分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问题、解释问题、总结经验，结果就会歪曲阶级的真实关系，使得我们主观的认识和客观阶级关系的真实情况发生分离。在党内，或者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在谈阶级的时候，多半是这两种，口头上谈阶级，实际上否认阶级矛盾，或者口头上承认阶级矛盾，但不作全面的分析、了解，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这两种错误方法产生两种机会主义。大体上第一种方法多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基础，第二种方法多半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基础。

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多半是在方法上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也有两种掩盖的方法：

一种是承认有阶级存在，也看成有阶级矛盾存在，但尽量把这个矛盾看成不重要的东西，甚至把一切都看成已经没有矛盾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不重要的，至少在民主革命运动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该没有矛盾，具体在政治上来说，不需要跟他争夺领导权，无产阶级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战略、策略当做自己的战略、策略。现在印度的丹吉完全把尼赫鲁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党跟国大党一样，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陈独秀主张给资产阶级抬轿子。无产阶级既然给资产阶级抬轿子，你组织党干什么?组织党是为了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你不跟他作斗争，反而还要给他抬轿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意大利的党就有这样的问题。加入你这个党，不如加入社会民主党。加入你那个党不过是为了争取选票而已，加入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给我当议员，我肯定加入社会民主党，也许他会给我。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没有矛盾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这样的，口号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通过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通过“蒋委员长”。一切通过他，好像共产党存在的必要就没有了。从历史上总结一下，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就有这个问题，尽量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盾看成不重要的，把对抗的矛盾，看成非对抗的矛盾，甚至看成没有矛盾。

掩盖矛盾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阶级矛盾偷换为另外的矛盾。

你们可以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研究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现代修正主义在很多地方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他把它换成另外一种矛盾，叫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矛盾。现在世界上的修正主义有这么一种世界观，人类世界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只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谓先进包括帝国主义，包括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来，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没有了，只有一个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矛盾。用这种方法来掩盖矛盾，在形式逻辑上叫这种手法为偷换概念的方法。你不细心研究，看不出毛病来。的确好像有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跟殖民地有发达不发达的区别，从生产力来说，有这种情况。你说没有事实根据，也有一点。实用主义者总有点事实，单单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这种区别就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不像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他把生产关系丢开了，社会制度丢开了，想用生产力方面的区别来取消生产关系方面的区别。用这种方法掩盖了阶级矛盾，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手法。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取消辩证法。

“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还不一定是掩盖矛盾，掩盖矛盾就不会成为冒险主义。冒险主义还是要斗争的。要斗争，就要承认矛盾。问题是他对矛盾的分析是片面的、表面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在表面上把矛盾看做不重要的，一个时期看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妥协了，表面看起来好像一团和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下来谈判，我们曾经和尼赫鲁在一个时期搞得很好，尼赫鲁来中国，我们去几十万人欢迎；周总理去，他们也是几十万人欢迎。万隆会议，和他们谈得很好。如果只看到这种表面现象，看不到深刻的对立，也可以做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冒险主义在分析矛盾时，一般是有表面性、片面性的。比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毛病，就是没有注意对中国力量的分析。这一点是跟斯大林的教条有关。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里把打击方向指向中间分子。教条主义把这句话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对中间阶层，他不去争取，而且把他看做主要危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博古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提法，认为中间分子比反动派更危险。这种提法，在当时的一般党员来说，还是相信的，我那个时候也有点相信。他也有理由，因为他是站在中间，容易欺骗党，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中间跟无产阶级对立，你看不出来。如果你看不出民族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当然会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你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得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危险，看不出他的两面性，不去争取，相反却去打击他，那就会出现冒险主义。王明那时的思想，可以说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教条主义。

斯大林这个人，我们党已经肯定了，他是三七开，主要还是对的。他在1927年前后一直到1930年，把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的斗争搞成世界性的斗争。我们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肯定了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贡献。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中国反对陈独秀主义，也是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大概斯大林在1926、1927年前后，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主要正确的地方有两点：一点是肯定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点是无产阶级要发动农民。这个思想基本上跟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而跟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相反。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是有贡献的，对中国有贡献。斯大林后来在1936年反对德波林主义时(那是在哲学问题上)，也是有贡献的。在政治上批判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在哲学上批判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哲学上也是有功劳的。这个斗争后来也对中国有贡献。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也综合了当时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成果。《矛盾论》特别明确提出反对德波林学派。但是，斯大林有一个缺点，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三七开。他早期还是正确的，但已经有缺点，到了晚期，主观性、片面性就发展了。他打击中间派这种思想那是早有了的。《列宁主义问题》是在1924年写的，他在1924年分析阶级这一方面就有不彻底性，就有片面性。当然，他这个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著作来的。列宁的“两个策略”中，主张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跟资产阶级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这样提出来是对的，也应该参加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跟资产阶级联合，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像资产阶级那样不敢搞彻底。资产阶级不愿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无产阶级一定要搞到底，用搞到底的办法跟资产阶级斗争，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列宁是这样提的，斯大林的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观点来的，但是过分夸大了。他把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改成打击资产阶级，把打击目标指向资产阶级，就过火了。本来是真理，他说多了一点，就变成错误的。民主革命的打击对象，怎么是自由资产阶级呢?应该是封建势力，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够把自由资产阶级当做打击的对象。列宁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因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反动的，不能够说有革命性，向封建势力妥协是主要的。所以，在俄国革命时提出又联合又斗争，是不恰当的。在向沙皇政府进攻的时候，暂时搞一点统一战线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提又联合又斗争。因为这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俄国本身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对列宁这种思想，把资产阶级当做全国的打击对象，说得过火了一点，这就错了。斯大林很早就有片面性，分析阶级时就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被王明、博古当做教条用到中国来，在中国也要打击中间势力，那就犯了更大的错误。斯大林那时是在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的错误，只是限于理论方面，把教条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这个错误就变成行动了。这样一种不顾客观事实的片面分析，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使当时党的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发生很大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错误，很大的损失。斯大林主要是有功的，但是有缺点。他的缺点被教条主义者发展了，所以造成了1930年以后两次特别是第三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个冒险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当时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矛盾论》里又讲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的。这又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本来教条主义大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为什么又说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呢?斯大林反对德波林学派，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那么教条主义也反对斯大林了?恐怕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有疑问，要解释一下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1929、1930年反对德波林学派是有功劳的，但是后来斯大林自己的思想也陷入了德波林派的错误，他自己的片面性、主观性到后期发展了。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德波林派的主要特点，不是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讲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的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当时斯大林批评德波林学派，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他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脱离实际，是空讲理论，抽象地讲理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丝毫不去研究，不注意当时的革命实际经验。这个毛病，后来斯大林自己也逐渐逐渐发展了，特别是在集体化得到胜利以后，从1932年起，特别是1936年以后，斯大林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实际生活里面阶级斗争也不断出现。但是，在1936年他就作了结论，说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阶级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这个结论是德波林主义，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对于中国的问题，斯大林到了后来的看法，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仅是对中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指导，他不顾实际情况，有时对阶级观点作了右的分析，有时候作了“左”的分析。对王明、博古那时的关系来说，对中国阶级关系，是作了“左”的分析，打击中间力量。

到了后来，从1935年起，主要转折点是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季米特洛夫领导的，代表大会规定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对的，但那里面开始出现了右的东西，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思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斯大林右的思想，在苏联国内来说，是从1935年到1936年开始的，肯定苏联没有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忽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看见广大人民跟法西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看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时候没有看出来，是不对的。那时提出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季米特洛夫组织的那次大会，总的来说，是对的。但里面有主观主义，有些片面性，所以王明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这个来源，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就有了，是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搬来了教条。“左”倾冒险主义一般有片面的分析，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片面的分析。我们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对矛盾作了片面的分析，关键问题是对中国阶级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

所以，《矛盾论》的中心内容，是在方法论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就是从分析矛盾这个问题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两种形式。一个来源，是掩盖矛盾，因而就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另一个来源，是分析矛盾有片面性、表面性，因而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当时来说是这样的，后来也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形式是这样的，从认识论上，从认识的过程上来说，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即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方法上来说，又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掩盖矛盾，即右倾机会主义的形式；一种是片面地分析矛盾，即“左”倾冒险主义的形式。片面地分析矛盾，也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形式。

我们还记得，1953年有一个时候，高岗问题发生前后，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说现在有新的主观主义的形式。两种主观主义的形式，一种是急躁冒进，一种是保守主义。这是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主观主义的不同形式。这种不同形式的方法上的来源，对矛盾的分析，对辩证法的掌握，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否认矛盾，或者是反对辩证法，或者是不能真正掌握辩证法，出现了片面性。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论》，帮助我们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主观主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形式，因此我们也根据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就可以找到克服主观主义的另外两方面的方法。两种根源、两种形式，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克服主观主义。这两种方法，《矛盾论》本身已经有了，一种是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在方法上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要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性。《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普遍性这一段，是我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要武器。修正主义的病根、它的危害，在方法论上就在于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口头上也不会完全反对辩证法，不完全否认矛盾，他也要讲讲辩证法，讲讲矛盾分析的问题。但是，他搞修正主义是抓住了这么一点：就是把矛盾说成不是普遍的，把阶级矛盾说成对有阶级社会来说，不一定是普遍的，在某些情况下就没有矛盾，某些情况下没有阶级。或者是有阶级，但这种阶级矛盾也不重要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病根，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

德波林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矛盾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事物的发展某一个阶段上有矛盾，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又没有矛盾。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者，他就是这样运用德波林学派这一点。陈独秀也不是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矛盾，他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里面，无产阶级完全应该跟资产阶级走。他从这一点来反对辩证法，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在事实上就等于否认了辩证法。因为承认辩证法，就一定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你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认为辩证法不是根本的规律，对立的统一不是根本的规律，那么也就否认了辩证法。针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之所以后来犯右的错误，由于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矛盾。否认了这一点，就走向右了。铁托之所以是修正主义，他主要是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种修正主义的手法，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普遍性，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长期性。要肯定这一点。反对修正主义把阶级矛盾偷换成另外的矛盾，这是《矛盾论》给了我们一个反对主观主义的一方面的武器。

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着冒险主义，针对着教条主义，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就应该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所谓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强调在分析矛盾的时候，分析阶级的时候，要作到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具体性，尽可能作深刻的分析。因为“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在方法上的主要毛病是缺乏这一点，即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对矛盾作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分析。

《矛盾论》这篇著作，在党史上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毛主席在这里面特别是对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讲的多一些，并且讲到要用更大的力量来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因为当时许多同志都作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不大注意对中国的矛盾的研究，对中国的阶级特点不大注意。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它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而对普遍性这一方面讲得少一些。如果我们在研究辩证法、运用辩证法、运用矛盾的分析方法的时候，能够既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又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就能够得到克服各种机会主义的好处，既可以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又可以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因此，研究辩证法要全面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要把普遍性的观点和特殊性的观点结合起来，不能偏废哪一方面，不能只注意普遍性而不作具体分析，也不能借口具体的特点而把矛盾的普遍性否认了，偏于哪一方面都会犯错误。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完全克服主观主义。

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论》里有一句话：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辩证法的精髓。所谓掌握普遍性，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肯定事物是有矛盾的，社会是有阶级矛盾的，在分析以前，我们脑子里先作这种准备，就不会犯错误，这是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要坚决不动摇。有了这个坚决不动摇的观点，在进一步分析矛盾的时候，就要注意全面性，尽可能深刻的分析，不要抓住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做，就能够正确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就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观正确运用到工作上来。《矛盾论》本身就是全面注意到这两方面，虽然它比较偏重强调特殊性，由于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教条主义统治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为了反对这个主要危险，所以比较多地强调特殊性。但是，我们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要注意它是全面的。《矛盾论》教导我们，一方面毫不动摇地肯定矛盾的普遍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分析的全面性，注意尽可能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特殊矛盾问题。真正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才能够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真正能够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它的矛盾，这个行动本身也就贯彻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主要还是能够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你对特殊性的认识够了，那自然而然就贯彻了普遍性。因此，就是现在我们用更大的力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不是主要反对冒险主义。我们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是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但是，在分析国际国内的问题上，能够很好地做具体的分析，做全面的分析，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克服修正主义，不仅仅是坚持普遍性就够了。要彻底克服修正主义，还是要对世界矛盾、国内矛盾做全面深刻的分析。我们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文章，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第一次对当前时代的世界矛盾做了比较最全面最深刻的分析。将来有些著作里，当然还可能做进一步深刻的分析。

怎么样才能做到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呢?《矛盾论》也给我们指出了一些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对一个矛盾我们应当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同时有很多矛盾，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需要从这两方面来研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呢?这个方法，首先是对矛盾的双方(即对立的双方)的特点先做研究，了解了对立的双方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那么对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了解了。比如在我们过去的民主革命里，如果把反动派、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特点弄清楚了，又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势力这一方面弄清楚了，那么对民主革命的矛盾特点也就弄清楚了。当时的反动派，无非是国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内霸占农民的土地，靠土地来剥削农民。而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则是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两方面的特点都弄清楚了，那么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清楚了，就是人民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矛盾。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搞民主，要实现民族独立，就是民主和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矛盾。任何一种矛盾，要把它的特点弄清楚，首先要把两方面的特点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一点，你解决矛盾时就会犯错误。比如，如果弄不清当时矛盾的一方是要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可能在当时的革命中要反对资本家。“左”倾冒险主义就有这个问题，打击中间力量，就是打击资产阶级，就把革命的阶段性搞混乱了。这样也把革命战略、策略搞错了。

王明、博古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对苏区来说，要反对什么富农路线。当时革命的人民只要求反对地主，而他的打击对象把富农包括在内。把革命的阶段搞错了，也就搞错了战略和策略，就是对矛盾的双方没有搞清楚，因此对整个矛盾总的特点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大段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然后再综合起来看矛盾的总的特点。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矛盾很复杂，同时有许许多多矛盾交错在一起，那时应该怎么去掌握这许许多多矛盾的特殊性呢?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出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是决定许多交错复杂矛盾的共同特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矛盾，能够规定其他矛盾发展的一种矛盾。要善于分析矛盾，不但要注意一定矛盾的具体特点，而且要注意从很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的特点，掌握主要矛盾的特点。这个问题，是党的历史上很重要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之一，就是不知道这一种变化，不懂得掌握主要的矛盾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九·一八”以后，我们革命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国内矛盾转到民族矛盾方面来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国内矛盾是主要矛盾，全国人民跟蒋介石统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在“九·一八”以后，国内矛盾逐渐失去了主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跟中国人民的矛盾转变为主要矛盾。这个变化，教条主义者不理解，因此他就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他不把联合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看做主要的战略任务，而提出另外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动派和革命派的最后决战。把它当做主要的口号。教条主义者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看不清楚主要的矛盾。所以《矛盾论》里特别专门讲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历史转变关头的一个重大问题。后来《毛泽东选集》里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是以掌握主要矛盾的思想为基础来分析全国的矛盾的。

所以，《矛盾论》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形势，使我们找到这样一种武器。这个武器里的主要东西，要我们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抓住矛盾的特点，对矛盾做具体深刻全面的分析，找到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个方法，是毛主席不仅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遍真理(只有教条主义才从书上抄来真理)，而且是结合中国十几年的革命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然后提出辩证法应该怎样运用，特别是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掌握主要矛盾。这个思想在后来我们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首先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帮助我们党掌握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帮助我们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注意到在解决民族矛盾这个大前提下来解决第二类矛盾，包括我们国内跟蒋介石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时，又注意到这些矛盾的特点。不像王明那样，忽视了矛盾的对抗性。虽然注意到这个矛盾是第二类的矛盾，但也不忘记它是对抗性的。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抓住了每个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就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搞得很正确，使得我们革命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我们的胜利是比较快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发展的更快，避免了全党性的路线错误。《实践论》、《矛盾论》出现以后，我们党还犯过错误。但是，全党的路线性的错误避免了。一个时期因为没有克服教条主义，部分的右倾机会主义出现了，可是没有影响整个中央，没有影响全党。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的错误、个别性的错误也有一点，“左”一点的也有，只有部分暂时的偏差。暂时的错误不算主观主义。总的领导不能算主观主义，这是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不可能避免，有时是可以避免的暂时错误。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很顺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几年来，也不能说出现过什么全党性的错误，个别地区也许可以说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全党性的错误则没有。前几年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对初步搞起来有经验，因为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怎么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件事，全世界都没有经验，苏联始终停顿在集体农庄的水平上不能前进。如何前进?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我们一点经验没有。1958年以来这几年虽然有这么多的损失，有错误，有缺点，甚至于死人，但我们摸出一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没摸出来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像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一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今天看来，价值也很大。对亚、非、拉美的国家来说，很有价值。古巴的胜利，不是因为看了毛主席的著作才取得胜利的吗?其他亚、非、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参考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那个时候，也有牺牲，也有困难。现在看来，那时的错误、缺点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如果归结于思想上的原因，要归功于毛主席给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应该说，《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我们党的建设方面、革命思想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应该作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