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1964.0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辅导，是艾思奇在1964年3月间，给中央高级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所讲的讲课速记稿，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用的是艾思奇自己的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7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8次印刷)，研究时，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新译文(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没有的4封信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还可参考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这里不再一一标明。讲课稿原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我们整理时所加。】
(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辅导
(1964.3.10)
今天开始讲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我准备用我自己翻译的本子来讲，因为准备时是用的这个本子，所以讲时也用这个本子。这个本子翻译的时间早一些，译法接近直译，稍微难看一些，其中有一两处翻译错了，我讲的时候提一下。大概编译局要把这个本子重新校过，另外出版，既不是这本，也不是另外一本。出入不太大。
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意义和结构
“《书简》集”也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很早的时候(大概在1936年、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有一个版本，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所以我的版本也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后来出的两卷集里，改叫做《书简》，原因就是原来这信集里只有9封信，连给库格曼的信都没有，后来马恩选集再版时又增加了十一封，范围比较大了。加上的这些信都是中间的，两头是原来的。加上的这些信里讲阶级斗争、政治、国家的较多，都是揭露拉萨尔、巴枯宁这些人的。因此，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而是涉及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就不再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而叫做《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我的译本仍然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因为我原来最早出版的版本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就沿用了这个名字。沿用以前的名字也不算大错误，因为革命问题、阶级斗争、国家问题也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叫做《书简》也好，因为它不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11封信，就可以看到，这个本子虽小，但包罗万象，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国家与革命的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问题、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在这书里都有了，不过没有展开就是了。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有的同志说，你讲讲现在读这本书的意义。我说，这里的内容很丰富，这一点就很有意义。所谓意义，简单地讲，无非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世界观的认识，加深我们对毛主席思想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这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修正主义，但是反对了各种机会主义。这里有一些反对机会主义的信，特别是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很好的参考；还有第十五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格等人的通告》，也是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此外，第十一封信、第十二封信都是揭露巴枯宁的，对反修正主义很有参考价值，这两封信揭露巴枯宁搞宗派主义、分裂活动，嘴上讲团结，利用团结的口号搞分裂，我们“七评”上面就引用了上面好几段话。其他的反对蒲鲁东的信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在反修正主义中参考的东西。
所以，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意义就是看现在斗争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有什么意义，它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很难说哪点有意义、哪点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根据现在斗争的需要来说，就可以着重讲某点特别有意义。这本书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著作，我们哲学专业要注意根本的理论方面；同时，要注意里面反对机会主义的信，这对我们今天反对修正主义很有意义，这一点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信主要就是中间的几封。
整个这本书好像很有逻辑地安排，同时又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编的。包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早期著作直到恩格斯临终的时候(1846年到1894年)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信，按照时间排列起来。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大体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斗争。和马克思、恩格斯斗争的机会主义主要有三派：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杜林算不了什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影响和活动，后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时有了名望，但是时间很短，影响很小，不像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他们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和马克思作过长期的较量。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线索，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线索。
所以，这本书有些像小百科全书，仔细研究，味道很深。不但是历史的顺序，而且逻辑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封信很长，里面讲到全部的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和观念形态、由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
第二封信很短，接触到了阶级问题。
第三封信进一步谈到无产阶级的党、宪章党的问题，还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第四、五封信谈到了和阶级斗争有关系的军队问题。
第六封信就进入政治了。其中揭露了拉萨尔的投降主义。第一次鲜明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应该怎样，是否能够随便地妥协?阐明了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和机会主义观点的对立。
第七封信谈到政治斗争。有政治斗争就有党的问题，这里就谈到党的问题，反对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第八封信中间插了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这是插进来的，本来这些信主要是讲政治的。这里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科学的任务是观察本质，不要只看表面现象。把庸俗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
第九封信就进入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谈到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
第十封信也是谈革命问题。
第九、十封信都是谈革命问题，又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称赞巴黎公社。这里有这样的思想：革命士气可鼓不可泄。尽管巴黎公社有错误，是失败了，但是你应该承认他们有冲天的干劲，对这种干劲应该赞扬，这是历史性的创造。所以，革命运动，不管他犯什么错误，首先要肯定他的创造性。当然，错误也要检查，但首先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要看他创造历史的英雄行为。
第十一、十二封信就进入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里主要是反对巴枯宁的宗派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权威?无政府主义者想利用反对权威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宗派主义。赫鲁晓夫还不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这和巴枯宁反对权威有什么区别?形式上有区别，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第十三封信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系，这里也是讲宗派主义和党的统一问题。前两封信是揭露那些高叫团结、实际上搞分裂的人。这一封信里讲到一个思想，就是我们要怎样的统一，是主要争取一两个犯错误的人和我们统一，还是面向广大群众，从广大的群众中找统一的意志?对那些犯错误的人，你争取他，他也可以进来，他进来以后当然经常要把错误的观点带到里面来散布。这些人要搞分裂，分裂就分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有广大群众做基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做基础，我们就可以忍受这些分裂。
第十四封信就是讲，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也有胜利。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国际共产主义威信大大提高。但因此也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想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解释这个运动，因此就要有各种不同的分歧，就会有人搞宗派。
第十五封信是一个通告，是对党内新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警告，这种倾向是以三人的宣言表现出来的。三人里面包括伯恩斯坦。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党内要出修正主义。当时不叫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这些人还不敢大规模地向党进攻，还没有系统地进攻，但是已经有宣言，并且已经提出纲领来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修正主义了。
讲到关于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的，就是这几封信。从第六封信到第十五封信，包括了以下六个问题，阶级斗争、政治、国家、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正主义。
从第十六封信起，就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般的理论范围。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四封信都是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这两个问题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讲到，第一封信里只是讲了一个方向问题，没有讲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生产起什么反作用。从第十六封信直到第十九封信，这四封信就专门讲到相互关系问题，肯定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性的关系。肯定了第一性的关系并不能否定还有第二性的关系，这就是精神反过来又作用于物质，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还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个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每一种上层建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最后决定于基础，但是它还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比如，哲学有哲学的继承性，它是利用以前的哲学才能发展，它并不是割断以前的联系而简单地、直接地从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各种上层建筑有相互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宗教，宗教可以影响政治。不仅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互相间有第二位的决定作用。政治斗争当然最后决定于经济，但政治斗争的形式(只讲形式)往往又决定于别种上层建筑。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就采取了宗教战争的形式。所以采取这种宗教的形式，并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宗教情况决定的。如果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例如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因为中国的宗教势力不是那么大的。当然，中国的农民战争也还有宗教战争，如太平天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宗教的性质。
这里有历史的过程，也有逻辑的过程，开始第一封信讲第一性的关系，最后再补充第二性的关系，如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后来的补充是因为早期没有这样的问题，批判蒲鲁东主要是打击他的唯心主义，所以强调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忽视了反作用的方面，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相对作用。
第二十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也是补充前面没有讲过的问题。农村公社是什么东西，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当时俄国还有民粹派，这封信好像是反驳民粹派在这方面的主张。1893年到1895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系统地批判民粹派的主张。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已经开始谈到民粹派对农村公社的错误看法。
最后一封信是比较综合的，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并且也具体分析了一下经济基础的概念。
这本书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结构，它既反映了历史，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逻辑结构也是历史发展的索引，是整个历史过程的胎生学的反映。整个的逻辑结构概括了历史，把历史的复杂过程撇开了，只把历史的最基本的关系概括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把这本书仔细读一下，加以展开，联系别的经典著作，联系毛主席的思想、联系现在我们的斗争，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的。
我从前翻译的时候，也没有看全书，现在准备讲课，就等于再学一遍，一学就感到内容很丰富。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有人问我：你翻译这本书有什么体会?我一点体会都没有，只是适应大家的学习要求。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样仔细地读。
面对这么多的东西，怎样讲呢?我想这样：挑两篇最难的读一读，对其他各篇只把一些重要的向大家提一提。准备读一读第一封信、第十八封信和最后一封信，别的信就不读了，只把里面重要的几段指出来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信都容易读，没有读《自然辩证法》那样困难，我看大家是能够读下去的，问题是有些历史知识需要考证，可以由别的同志作些辅导，把知识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这方面我就不讲了。
2.第一封信(马克思给安能科夫)逐段讲解
现在就从第一封信讲起。
马克思的这封信(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是他的另一部哲学著作，即《哲学的贫困》的提纲，他写了这封信就准备写《哲学的贫困》，所以这封信大体包括了这本书的思想。
第一段、第二段说明了蒲鲁东那本书很不对，很不好，他要批评那本书。
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讲蒲鲁东随便抓了一些哲学的词句就想来解释经济问题。这里有一句难懂的话：“蒲鲁东并不是因为作为可笑的哲学的所有者，才给予我们以政治经济学上的虚假的批判，他之所以把可笑的哲学供给我们，是因为他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第1版，1961年第8次印刷，第5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这个意思实质上就是讲，蒲鲁东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经济知识所以错误，并不直接地因为他有一整套错误的哲学，主要是他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客观情况不了解，所以勉强抓了一些哲学词句套上去。这是知识的贫乏，主要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研究，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没有什么知识。“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就是讲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联系。由于他在这方面没有去研究，根本不懂，所以就要勉强地解释。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抓唯心主义的哲学，从傅立叶书里随便抓一些片面的东西来勉强加以解释。“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是借用傅立叶的话，傅立叶当然也不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但是他多少知道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锁链”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就要解释成“规律”。
“为什么蒲鲁东要讲到神，讲到普遍的理性，讲到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说它是任何时候都没有错误的，说它先是和自己本身相等的，说人们必须对它获得正确的表象，才能够掌握真理?何以他要依靠浅薄地摄取了黑格尔的哲学，来把自己描写成深刻的思想家?”(第6页)
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浅薄的，但是还要借用黑格尔的名义把自己装作深刻的样子。他的思想内容，无非是说世界上有一种永久存在、永久正确的理性，这种理性不知道存在在哪里，反正世界上有。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就要从天上找到这种理性，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这种理性，才能得到真理。天上有一个永久的理性，只要你善于祈祷，它就会降临到你的脑子里来，宗教家经常讲祈祷，请“上帝”给他“启示”，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要好好地听，上帝是正确的。蒲鲁东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你看，讲社会主义的人可是又讲神的理性。
蒲鲁东为什么这样说?下面一段是解释。蒲鲁东觉得有一个永久正确的理性，这不是决定于个人，个人只能去认识它，适应它，但不一定能够掌握它，个人的认识有时会错误，与理性不一致。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他自己给我们提供了揭破谜语的关键。
“他自己就提供给我们揭破谜语的关键。蒲鲁东在历史中看见社会进化的某种序列。他看出历史是进步的实现。总之，他看出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们，没有理解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是错误地设想了自己本身的运动。这就是说，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发展似乎是超越于、独立于、不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发展的东西。”(第6页)蒲鲁东看到了历史发展不依赖于个人的情况。本来他已经看到了规律，看到了历史的必然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力来解释这个事实”(同上)。
人的历史为什么不依赖于个人发展，为什么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有的时候是出乎人的意外的。中国的形势发展得这样好，不是就出乎他们意外的吗?今年有十大意外：石油自给，周总理到非洲这么受欢迎，法国居然能够承认我们，美国到处碰壁、对这么小的南越竟没有办法等等，都是意外。为什么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总是出乎人的意外呢?蒲鲁东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由于他不能解释这个事实，“于是在这里就出现关于自己显现着的普遍理性的臆说。再没有比发明神秘的理由，也就是发明缺乏正确意义的空话这件事更容易的了。”(第6页)好像有普遍的理性、客观的理性支配人类的历史，历史是服从于这个普遍理性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如果他真正了解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用不着用什么理性来解释。但是他不能这样解释，他觉得很奇怪、很神秘，只能用理性来解释。客观唯心论都是这样产生的，所有的客观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宗教产生的原因都差不多，由于人类对自己周围的规律无法认识、无法支配，经常出乎意外，于是只好用上帝、鬼神来解释。古代的人知识少，就说是上帝，近代的人文明一点，就说是普遍理性。所以，理性和上帝就是一个东西。
下面作一个结论：“蒲鲁东先生不是正因为承认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完全无知—当他从普遍理性、神等等大吹大擂的名词里去找依靠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理解经济的发展吗?”(第6页)
承认对历史的完全无知，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能力去理解经济发展的法则。用神来解释历史，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自己无知。这并不是说，蒲鲁东公开承认自己无知，他认为自己还是很有知识的。马克思说他是客观上承认了自己无知。这是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的揭露。
下面是马克思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什么是社会，不管它属于哪种形式?是人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社会形式吗?决不能。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一种相应的交换和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换、消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形式，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组织、阶级状况，一句话，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政治状态，而这政治状态正是公民社会之正式的表现”。(第6—7页)
上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性的关系：由生产到交换、消费，一直到阶级、国家、政治状况等这样一条线索。这都用不着解释了。要解释的是这样的问题：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不讲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那时他的概念还没有最后形成和确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还没有使用。这里说的交换，消费的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对他也应该有历史的观点，不可能要求什么概念都确定下来。
这一段最后还有一句：“这一切，都是蒲鲁东先生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以为，只要从国家转向公民社会去求诉，也就是从社会之正式的总结转向正式的社会去求诉，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第7页)这意思就是说，蒲鲁东不懂得国家政治是反映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他不懂得政治是国家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就不懂得要解决经济问题，根本的关键在于解决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所以，他以为可以离开国家转向工业、转向经济，直接通过经济搞一个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离开社会的集中的东西而只是讲社会性，把目的放在社会本身而不放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这是批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还必须要再附加一点：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不是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已经获得的力量，都是从前活动的产物”(第7页)。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以前已经形成了的。
接着说：“固然，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同上)这里也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以前已经形成的，不是自由选择的。
接着说：“任何后来的世代都是靠着先前的世代所获得的生产力(它对于前者是作为新的生产的原料)而存在的，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在人类历史中间构成了一种联系，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这历史，当着人们的生产力愈更发展了时，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愈更发展了时，就愈更成为人类的历史。”这里是说，不仅仅是受自然的影响了。
“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人类的社会史，常常只是他们的个人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对于这点是否意识得到。”这里讲的“个人”不是讲一个人，而是讲许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在历史里起作用。不过这一点他不一定能意识到。
“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物质的关系，只是他们的物质的、个人的活动藉以实现的必然的形式”。这里的“个人的活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个体生产，还是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活动的。这是和“普遍的理性”对立的，历史并不是受“普遍理性”的支配，而只是每一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这里总是提“个人”。这并不是个人主义，并不是认为个人决定历史。而是说，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
“蒲鲁东先生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这是把上面的话总结一下。历史是一个事物，不是受观念支配的，观念只是反映这个事物。而蒲鲁东认为，理性就支配历史，历史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样，就把事物本身和观念混淆起来，好像事物的运动就是观念的运动。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结果，所以是一种事物，它本身不是观念，它本身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只是反映事物的历史。蒲鲁东认为历史是观念的历史，就是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
下面是另外的解释：“人类决不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也不放弃那他们藉以获得某些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完全相反，为着要使争取得的成果不至于丧失，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实，人类在他们的交换方法不能再和既已获得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瞬间，就不能不改变他们的传统的社会形式—我这里所说的“交换”是指最广义的用法，就等于德文里的‘往来’(Verkehr)的意思。”(第8页)这里讲的“交换方法”、“社会形式”都是指生产关系。这里讲的“文化成果”也不是指思想文化，而是指人类进步的成果，即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生产力是一种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生产力。我们到故宫博物馆去参观，古代的铜器、铁器有许多是生产力，但是也叫文化。要使生产力的成果不致丧失并继续发展，就要在一定的时候抛弃生产关系。“交换方法”就是指生产关系。“往来”就是指人和人的联系。
接着下面是：“举例来说，譬如特权，行会和社团的制度，中世纪的法规等，都是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仅只是适应于既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以前存在过的虽使这些制度产生出来的社会状况”。就是说，这些社会关系以前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
“在这些社团和法规的庇护之下，资本就积蓄起来，海上贸易发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来，而人们如果还要想保守着那使这些果实在其庇护之下成熟起来的形式，那么他们就会连这些果实也要失去。由此才发生了两次暴动，即1604和1688年的两次革命。”(第8页)这里讲，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行会就不能要了，历史上发生的两次暴动，就是为了取消行会制度的。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旧公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即政治的状态等，在英国都被打碎了。这样，人类实行生产、消费，交换等所依据的经济形式，都是过渡的、历史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就改变一切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仅只是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第8页)
这里面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混用了。我们讲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生产方式已经包括经济关系了，这是现在这样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用得不是这样严格的，他说的生产方式有时是指生产力，就是指技术方式、劳动的方式、劳动使用什么工具。生产方式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说用什么工具，另方面是在生产中人采取什么方式，互相结合。就是说，人和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人和人怎样结合，这样两个方面。这里讲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讲人和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力。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
“这些都是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尤其是很少论证到的。由于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现实过程，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幻影作为补充，而这幻影是力图要成为辩证法的幻影。他不觉得有必要来讲一讲17、18和19世纪的事，因为他的历史是出现在想象的九霄云雾之上，并且是高高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限界之外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派的废物；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们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这里讲黑格尔的历史是在九霄云外的历史，不是在现实世界里面的历史，所以说是观念的历史。
“……按照他的观念，人类只是被观念或永久的理性利用来使自己发展的工具。”
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世界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拿破仑到了德国的时候，黑格尔说：这是骑着白马的绝对精神。因为个人是没有意思的，所以黑格尔把个人和绝对精神对立起来了。
“……进化，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天国里实现着的进化。如果你揭去了这神秘词句的掩盖，你就会看见蒲鲁东先生是在向你叙述着那种秩序，那里面的经济的范畴都是在头脑中安排成的。用不着很大费力就能证明，这是最糊涂的头脑的秩序。”(第9页)
他口头上说世界理性支配历史，实际上他解释历史是用他自己脑子的观念来安排历史，不去研究客观世界，糊里糊涂的想，这种头脑是糊涂的头脑，是脱离现实的，凭脑子想来随便解释问题。和黑格尔一样，教条主义虽然讲的是马列主义，但实际上是把脑子里凝固化了的一些死的东西看做是支配客观实际的动力。
下面就具体地批评蒲鲁东的那些范畴。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一开始就讨论到他所爱好的玩艺，即价值。对于这一部分作品，我现在不打算加以分析。”
“永久理性的经济进化的系列，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他认为蒲鲁东脑子里所想象的那种发展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所以首先讲劳动分工。“对于蒲鲁东先生，劳动分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一定的样式吗?难道行会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另外的样式吗?又，难道在英国由17世纪中叶开始而到18世纪末叶完结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不是绝对地有别于现代大工业的劳动分工吗?”(第9页)
这里批判蒲鲁东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是死的概念，简单的就是劳动分工，他不知道劳动分工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不懂得行会制度的时候，有封建时代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时代，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而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又不同于现代大工业的分工。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这些问题是蒲鲁东一点也不研究，说明他对经济一点都不懂，就是简单地讲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他就没有这种观念。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善于了解事情的本质，以至于竟会忽略掉连普通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忘记的事情。讲到劳动分工时，他全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谈一谈世界市场。难道说14和15世纪，当殖民地还不存在，当欧洲还不知道有美洲，而和东亚的交往仅只能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那时的劳动分工不是应该根本地区别于已经有了殖民地的充分发展的17世纪的劳动分工吗?”〔第9—10页)
就是说，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的发展也有不同。
“但还不止此。难道说各民族的一切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是劳动分工的一定样式的表现吗?难道说这一切不会要随着劳动分工的变化而变化的吗?”(第10页)
这一段讲蒲鲁东不懂得生产力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社会组织，他是用当时的语言来讲的。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能够理解劳动分工的问题，以至于连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也没有提到，这分化，以德国为例，是从9世纪到12世纪之间产生的。”(第10页)
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他们在作理论分析时，同时就说历史概况，所以，可以使我们知道许多历史过程，读了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在欧洲什么时候有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以此为榜样，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也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城乡分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理论分析要和历史概况密切结合，这种方法是要经常注意的。总要研究历史经验，概括历史经验，毛主席、党中央从来就是这样。我们听了周总理、陈毅同志的报告，他们在非洲时，人家和他们谈问题，他们总是讲中国历史的经验，讲了就能解决人家的问题。马里凯塔总统一定要在公报上写他是搞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对，他就不高兴，我们就讲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到了全国胜利，还不谈是社会主义，要等待、要研究，使人民脑子里成熟了。不能以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写上社会主义，你写上大家不能接受，就会脱离群众。把历史经验一概括，他就没有话讲了，还很佩服。如果非常生硬地说：你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写。那就要搞僵了，还叫什么统一战线?所以，说服人要善于利用历史经验。毛主席和外国人谈话也是用这种方法。因为讲我们的经验就讲到普遍规律，我们的经验带有典型性，讲我们的经验也能说服人，人家也不好反驳，因为我们讲我们的经验，并不强加于你，供你参考，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经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胜利，他也不能不尊重。所以，这样就能够说服人。蒲鲁东根本不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讲城乡分化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他有确凿的证据，时间、空间确确实实的，在9至12世纪中间，德国有了城乡的分化。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分化是永久的，不变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它的产生，也不知道它的发展。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里是这样地论述着，好像这一定生产方式之下的产物，是会永久地继续存在下去似的。蒲鲁东先生关于劳动分工所讲到的一切，都不外是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已经讲过的东西的概括，而且还是非常肤浅的，不完全的概括。”〔第10页)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
“永久理性的第二步进化，是机器。”这是说劳动分工产生机器的观点，第一步是劳动分工，第二步是机器。“劳动分工和机器之间的联系，被蒲鲁东先生讲得非常神秘。劳动分工的每一种样式，都有过自己的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就不是完全用手工作，他们有许多器械，而且还有极复杂的，如像车床、船只、杠杆等等。”(第10页)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出现一般地看做劳动分工的结果，是非常荒谬的。”(同上)
马克思说，它们的关系应该反过来，工具的发展产生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而不是劳动分工产生机器。所以蒲鲁东是荒谬的。
“顺便指出，蒲鲁东先生对于机器发展的历史之缺乏了解正像对于它的产生的历史一样。”
这里说的“它的产生的历史”就是认为机器是劳动的分工产生的。至于机器怎么发展，蒲鲁东也不怎么懂得。
“……应该说，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的时候—以前，消费的需要一般地是比生产的发展快，而机器的发展，则是市场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1825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战斗的结果。但这只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欧洲各民族，那么，他们之被迫应用机器，乃是因为不论在他们本身内部的市场上和国际市场上都受到了英国的竞争的缘故。最后，在北美洲，不但由于对别的民族的竞争，也由于劳动人手不足，即由于北美洲工业的需要和它的人口之间不相称，唤起了机器的采用。根据这些事实，你就可以断定，当蒲鲁东先生把竞争的怪影当做第三步进化，当做机器的反命题召唤出来时，是表现了怎样的一种识见。”(第11页)
蒲鲁东是这样的公式：劳动分工产生机器，因此，同样的，劳动分工使机器发展了。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历史上机器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蒲鲁东根本是主观主义。同时，机器的发展原因之一还有竞争，由于欧洲受到英国的竞争，所以欧洲非用机器不可，所以竞争产生机器。但是蒲鲁东认为机器以后才有竞争，所以把竞争当做机器的反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
“最后，把机器看成与劳动分工、竞争、信用等等相并列的经济范畴，一般地说也是荒谬的。”(第11页)
下面就解释。
“机器不能算做经济范畴，正如拉耕犁的牡牛一样”，这是一种工具，工具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说，生产力要素和经济不是一回事。
“……现代机器的应用，是我们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关系，但机器的利用方式并不等于就是机器本身。火药总是火药，不管它的使用是为着要引起人类的伤害，或者是为着要治疗人类的伤害。”(第11页)
这里附带可以联系这样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把核武器的出现这件事说成是决定了时代的变化，使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不存在了。这种观点也是把一种工具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好像核武器的出现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了，时代就变了。实际上，核武器的出现是一回事，这是人类发现的一种工具；另外，正义与非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决定于阶级关系，决定于社会制度，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所以马克思讲，火药总是火药，至于用火药来治疗人们或者伤害人，那是人的关系问题，和火药不是一回事。
“蒲鲁东先生作了空前的努力，来把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差额、信用和所有制等，按照我这里所列举的秩序，从自己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第11页)
在竞争以后，又出现了垄断。竞争、垄断、税收、警察……这种排列都是主观的。
“……几乎所有的信用制度，在英国，在18世纪初期，在机器还未发明以前，就已获得了自己的发展。”不是在机器竞争的时候，而是在机器以前。“国家信用仅只是使税收得到提高和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所造成的新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新的方法。最后，所有制在蒲鲁东的体系里构成末尾的范畴。在现实的世界里却相反，劳动分工以及蒲鲁东先生的一切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它们在总体上构成现在时候人们称做所有制的东西。”(第12页)
所有制不是最后出现的，劳动分工的出现就有所有制，各种社会关系都以所有制为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有制不是在最后，而是几乎在最前面。
“……离开了这些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就不外只是形而上学的和法律的幻想。”(第12页)
还没有所有制以前就有这种社会关系。
“……另外时期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由于断定所有制是孤立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就做出了某些比方法论的错误更坏的事情：他暴露自己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由于没有看见我们的社会的建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不能理解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发展，蒲鲁东先生对于它们就只能给予教条主义的批判。”(第12页)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制在很早就有，对所有制本身也要历史地看。蒲鲁东最坏的一点就是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了自己不懂得这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他把所有制的各种方式都看做是永久的、固定的支配人类历史的，所以，蒲鲁东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当要说明发展时，蒲鲁东先生就不得不依靠虚构。依他的想法，劳动分工、信用、机器等等的发明，都是为着给他那麻烦的观念—平等观念服务的。”(第12页)
他认为分工、信用、机器等，最后总是要发展到平等。
“……他的解释是极端地幼稚。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平等的名义之下构想出来。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是趋向于反对平等的。”(第12页)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平等相矛盾的。“他的全部议论都处在这种情况中，这就是说，他采取随意的臆测，但是，由于现实的发展每一步都和他的虚构相抵触，他就由此做出结论，说矛盾存在着。同时他却掩盖了这一点：即矛盾仅只存在于他那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之间。”〔第12页)
他也承认了矛盾，但是，他就不知道他的那种虚构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是惟一的矛盾。这并不是说否认客观矛盾，他所讲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矛盾，他真正碰到的矛盾，主要是他的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这不是否认矛盾的意思。
“这样，蒲鲁东先生首先是由于没有历史知识，因此就不了解，人们是在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时候，也即是在生活的时候，就发展着一定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是不可免地要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发生变化。”(第12—13页)
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中没有用“生产关系”这个词，但是并不是没有生产关系的含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他不了解，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只在这些关系存在着的时候才具有真理性。”(第13页)
人的主观范畴受客观的支配，范畴只是历史经济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经济关系不存在了，那么这范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重要的是他两句话在一起，范畴要反映现实的关系，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不仅仅是反映，而且范畴的真理性要关系存在的时候才具有。这个关系如果已经过去了，你还要使用这个范畴，那就要犯错误。所以，真理也还是相对的，要在它所反映的事物存在时才有真理。所以，没有永久的范畴。修正主义者就认为有永久的范畴，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永久的，将来共产主义就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的革命过去了，这个口号就没有真理性了。现在讲自由、平等、博爱就是骗人的口号。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也要有些人不自由，自由和不自由是联系的。平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没有经济平等。我们讲平等也不是讲平均主义，不是抽象地讲平等。平等友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做买卖可以讲，兄弟国家的关系在讨论问题时要有平等的关系。修正主义在讲平等，对待别的兄弟国家就不讲平等，这不是骗人吗?博爱，更不行了，爱敌人行不行?所以这是骗人的话，一点真理性也没有，因为不符客观事实。
下面马克思讲，由于他不懂这些，“这样，他就陷落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当中，他们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永久的，而不是历史的规律—这规律，仅只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是现实的。因此，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现实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着问题，把现实的关系看做仅只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的体现。”（第13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把共产主义看做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最高体现，是所谓“人情”的体现，就是人道主义范畴的体现。现代修正主义主要还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一些客观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
“……而这些抽象的东西，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已睡眠在上帝的胸怀里的一些公式。”(第13页)
所有这些公式，在盘古开天辟地以前就在上帝的脑子里了，还是黑格尔主义。
“这里，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就开始陷于严重的智力上的困境。倘若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神的心胸里的流出物，倘若它们都是人们的隐秘的和永久的生命，那为什么，第一，发展会存在着；第二，蒲鲁东先生会不是保守主义者?对于这明显的矛盾，他是用对抗的全部体系来作为说明的。”
为什么说还要改革、还要发展，为什么不早一点实现上帝的这种范畴?为什么以前不会实现，偏偏要蒲鲁东才能实现?蒲鲁东就用他的全部对抗的体系来说明。他怎样调和对抗的体系?
“试举例来解释这个对抗的体系。”
蒲鲁东的体系里面有互相对抗的一些范畴，他要把它调和。
“垄断好，因为这是经济范畴，也就是神的流出物。竞争好，因为它同样也是经济范畴。”
两个对抗都好，怎么办?
“……至于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那却是不好的。”(第13页)
他这样解释：作为神的范畴是好的，但是作为现实存在，垄断和竞争是不好的。
“……尤其因为垄断和竞争彼此要互相吞没的，就更不好。怎么办呢?蒲鲁东先生以为，这两种永久的神的思想既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显然地在神的胸怀里也同样会具有着双方思想的综合”(第14页)。蒲鲁东只有用神的思想调和，人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在这里，垄断的坏处由于竞争而得到均衡，相反地也是一样。”(同上)现实世界不调和没有办法，由于神的因素就调和起来。
“……观念双方之间的斗争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即只有它们的好的方面向着外部显露出来。神必须培养这些隐秘的思想，然后应用它们，而一切就会美满了。”(同上)
就是说，要像神一样，把自己对抗的概念的好的东西都设法显露出来，使它把那些坏的东西都能够消灭，不显露出来，这样就会融合、美满了。
“……必须去发现那隐藏在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的混沌中间的综合的公式。”就是调和的公式。“蒲鲁东先生是一分钟也不动摇地以发现这个秘密的资格自任。”(第14页)
就是对立面的融合论、对立面的调和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用这种观点来歪曲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面是经过斗争使矛盾解决的，不是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任何矛盾的对立面都不能调和，不管是对抗的或非对抗的。比如我们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这是非对抗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是否能把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加以调和就能解决?不能，只能经过两种思想的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错误克服了，然后才能解决。我们所谓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意思就是说，矛盾是不能经过调和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斗争来解决。并不是没有调和，调和是有的，不过矛盾不能通过它来解决。修正主义者就是和资产阶级调和，要想调和矛盾。调和会不会解决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暂时是有的，有条件的调和是有的；但是调和并不能解决矛盾。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一起谈判，得到一个调和，公报是混合的公报，这当然有一个暂时的统一性，可是矛盾并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能不能经过谈判搞一个调和的公报?不可能。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及1957年莫斯科会议，在个别问题上有一些调和，那是没有解决矛盾，因此修正主义抓住公报里调和的地方，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大做文章，所以矛盾还是发展了。我们不否认一定的条件下调和的事实，但是有这种事实并不等于矛盾要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是不能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的。蒲鲁东也是一种庸俗的调和矛盾的论点，他一分钟也不动摇地想来调和矛盾，所以他就是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用辩证法来反对他的那种变相的形而上学。
“但是，请把视线略微投到现实生活上去吧。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你不仅仅会找到竞争和垄断，也同样会找到它们的综合”，这是另外一种综合，“不是表现为公式，而是表现为运动。垄断生出竞争，竞争生出垄断”。(第14页)对立面互相转化。“然而这种均衡化的结果是造成愈更困难和愈更混乱的局面，而不是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会排除现代局面的困难。”(同上)矛盾总要经过革命才能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越来越激化。“这样，如果把现代经济关系所从属的基础加以改变，把现代的生产方式加以消灭，你就会不只是消灭掉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也会消灭掉它们的综合—竞争与垄断的现实的均衡化所由此产生出来的运动。”(第14页)
“这里我给你举出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范例。”(同上)
“自由和奴役表现为对抗。我不需要讲到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役，它的坏处也用不着提及。只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就是奴役的好的方面。”(同上)
大家对“奴役的好的方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奴役也有好的方面，不是说奴役好，只是说它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问题不在于间接的奴役，不在于无产阶级的奴役。问题是在于直接的奴役，在于苏立南、巴西、北美南部诸州等地的黑种人的奴役。”(第14页)
黑奴是直接的奴役制度。
“直接的奴役之成为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是正如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第15页)
“没有奴役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当时纺纱用的棉花主要靠非洲的黑奴种出来，美国南部就主要是种棉花。
“……奴役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创造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巨大的机器工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黑人贸易没有建立以前，殖民地给‘旧大陆’的产品是很少的”美洲没有黑奴就没有这么多的棉花。“并且也没有使世界面貌发生什么显著的改变。这样，奴役—这是具有巨大意义的经济范畴。没有奴役，北美洲—最进步的国家—也许会变成家长制的国度。”(第15页)
奴役是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资本家使用黑奴，奴隶是生产力、劳动力。
“……只要把北美洲从世界地图上除去，你就会看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完全的衰落。”(同上)
当时的黑奴这样重要，没有黑奴，资本主义就不存在。
“……而奴役的消灭，就可以看做是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这样，正由于奴役是经济的范畴，所以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会为一切民族所遇到。现代的人民只能在自己中间掩盖着奴役，但在‘新大陆’又使它暴露出来了。蒲鲁东先生的关于奴役的这些想法究竟是为着什么呢?他是要寻找自由和奴役的综合，寻找真正的黄金般的中心，换句话说—寻找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均衡。”(第15页)
他专门讲奴役的好处，使奴役和自由均衡起来。黄金般的中心，就是说找到天平支架中的一点使两边平衡，这像黄金一样，很不容易找到。找到了重点，两边就平衡了。这里的翻译是用直译法，所以有时看起来有些难懂。
“蒲鲁东先生很能了解人类制造毛呢、麻布和丝织物这些事；而了解这样一些微末的事情，并不算是很大的劳绩。但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类还能适应着自己的生产力来生产出他们在其中制造呢料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更了解不到的是，人们不但生产着与他们的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并且还会创造出观念、范畴。”(第15—16页)观念、范畴不是要有就有的。“也就是创造出一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因此，范畴也和他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久的，它是历史的和过渡的产物。”(第16页)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道德的范畴，不是属于当时历史的，现在就没有真理性。
“……蒲鲁东先生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行动分离开来看时，自然是不死的、不变化的、不运动的，它本身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这不外等于说，抽象这东西就是抽象的。多好看的同语反复?”(第16页)
就是说，没有什么意思。把抽象的东西离开了人的生活，看起来当然是永久的。我已经把它抽象了，变成普遍的东西，然后我又说是普遍的、永久的。这是我抽象出来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我就把它看做是永久的。那有什么意思呢?自由、平等、博爱离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来看，那当然可以看做是永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那他就不是永久的东西了。所以冯友兰说抽象的继承，他总是想不开，总觉得这是对的。抽象的东西是永久的、具体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就是继承了抽象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抽象和历史条件剥离开来，所以他觉得它就永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怎么也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所以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真理。我们现在也可以继承他的概念、名词，但只是在形式上借用这个名词。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是借用资产阶级用的名词，并不是继承他的抽象的东西。人要思维，当然总要用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可以创造的、有一些是可以把现成的拿来应用，从概念形式上把它借用过来，如此而已。并不是把资产阶级概念、资产阶级思想抽象地继承下来。
“于是，在范畴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第16页)
“用另外的话来讲，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直接肯定，说资产阶级的生活在他看来是永久的真理，他是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因为他把在思想的形式的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加以神化。当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思想的、范畴的形式上呈现到他前面来时，他就把它当做自发地生出来的、天赋着独自的生命的、永久的本质。因此，他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线。”(第16页)
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是资产阶级的范畴，他把它看做是永久的，结果事实上等于肯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永久的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替资产阶级的生活辩护的科学家一般地都不直接地说这一个生活是永久的，但是他把生活里面反映出来的概念说成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这样一来，就把他所辩护的制度说成是永久的。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谓的道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道不变，实际上就是说封建统治永久不变。蒲鲁东讲的某些道的不变，就是理性不变。中国旧的“道”翻成现在的语言，就是理性。蒲鲁东讲理性不变，他的理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因此他讲理性不变，实际上就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因为他是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立论，并把他们当做永久的真理，他就要寻找这些思想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均衡，却看不见它们的保持均衡的现代的方式，正是惟一可能的方式”(第16页)。
只有现在他才能说成精神、观念，超出了这些观念的都要消灭。
“事实上，一切良善的资产者们所做的，他都做了。”(同上)
良善的资产阶级，就是主观上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们主观上都认为自己要把社会制度搞得很好，甚至要为劳动者谋福利，实际上他是资产者。主观上以为自己是为人类谋福利，为劳动者谋福利，甚至真的以为是替人类的幸福着想。蒲鲁东也是这样，他以为他搞社会主义，他要来解放工人阶级。
“……他们都告诉你们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也就是作为抽象的概念来看，是生活的惟一基础，但在实际上，他们都还希望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希望竞争不要有竞争的悲惨结果。”这是好心。“他们都希望着不可能的事，也就是希望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不要具有这些条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就像封建的形式是过渡的一样。”(第17页)
董仲舒就希望封建社会按照道的原则永久地存在下去，他不希望会发现封建社会的具体罪恶，不了解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形式。
“……这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人类是一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设想不到那样的社会制度，在里面人会不再是资产者。”(第17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这种味道，他就是认为不可能有那样一种共产主义，那种共产主义里面的人不要求个人的利益，不追求个人的物质刺激，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幸福是永久的范畴，永久的真理，所以共产主义也是为了实现这种永久的真理。赫鲁晓夫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人的积极性的惟一鼓励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物质刺激，最多再加上精神刺激，精神刺激无非是名誉、表扬，不是什么政治思想，和物质刺激是差不了多少的。他认为人都是要名利的，他不相信人不要名利，因此他认为走向共产主义惟一的道路就是物质刺激，就是个人主义。蒋介石从前“剿共”的时候，得意洋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人不要钱，不相信人不要做官，我有钱一定能够搞垮共产党！他就不能理解有一些人就是不要钱，就是不要做官，甚至生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共产主义。他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也不大能理解，他以为像新西兰这样一个小党，几百人的小党，那还不容易吗?六百镑(英币)就想收买它。他就没想到，这个党虽小，就是收买不了，他们就不爱钱。夏吉的党虽然比新西兰的党大一些，但是行得通，因为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可以收买，大概八九万卢布，比六百镑高一些。他不能设想，在资产阶级的人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蒲鲁东也是这样，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他脑子里的人是资产者。蒲鲁东是主张分散小生产，不主张集中的生活，实际上是为个体生产辩护，为小生产者辩护。
“因此，蒲鲁东先生必然是教条主义者。”(第17页)
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客观唯心主义—它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一般是主观唯心主义或经验主义，只看眼前利益，表面现象，感觉就是实践，物质就是感觉的复合，有用的就是真理。修正主义一般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教条主义是客观唯心主义。蒲鲁东是教条主义者。
“……他把那引起现代世界的变革的历史运动，归结为要在两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中间去找到适当的均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位灵敏的青年就用技巧来发现隐秘的神的思想。发现两个孤立的思想的统一，其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使它们从实际生活孤立起来，使它们脱离了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性的结合，即现代的生产的缘故。”(第17页)
像竞争和垄断，实际上不是互相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蒲鲁东先生使它脱离了经济，变为两个东西外部对抗的、互相孤立的概念。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的头脑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那人类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不能再适应于这生产力的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
所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他不研究历史运动，而用头脑里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它，“来代替那一国的许多阶级中间以及在许多的国家中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来代替那惟一能够解决这些纠葛的、实际的、强有力的、群众的行动，来代替这一广泛的、长期的而又复杂的运动。”(第17页)
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蒲鲁东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去暴露这些矛盾，不去研究由于这些矛盾引起的阶级斗争、国内、国际的战争，以及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不可少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他只要脑子里主观空想的对立的调和、综合。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不要暴露矛盾，不要去展开和解决斗争，不要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相反地，要调和矛盾，迁就、让步、迎合、投降，想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
“……这样一来，有学问的人，能够知道神的隐秘的思想的人们，就创造着历史，而普通的人民只要在实践中承受他们的启示就行了。”（第１７—１８页）
修正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就是那些明智的人、明智的头脑创造历史，至于亚、非、拉美搞民兵、游击战争的人，都应该听那些明智的人的话，当然他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蒲鲁东不同，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是一样的，是掩盖矛盾、取消斗争，反对人民的革命运动，用自己认为是明智的头脑来代替这种运动。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是一切政治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现代的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并不是通过社会的行动，而是通过他头脑中所进行的辩证法的转动。”马克思的修辞很漂亮。“在他看来，范畴即是推动力”，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来改变实际生活。“因此就用不着靠改变实际生活来改变范
畴。完全相反，应该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就发生现实生活的改变。”(第18页)
“由于热望着调和矛盾，蒲鲁东先生就根本不问一问，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加以推翻。”矛盾的基础就是根本的制度，他根本不问。“他和那些想把国王、众议院和上议院都看做社会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做永久的范畴的政治教条主义者完全一模一样。”他认为现存的制度的基础不能推翻。“他只想去寻找新的公式来使这些势力得到均衡，其实它们的均衡恰恰是在它们的现代的运动里，在这些势力之一或者成为另一势力的胜利者，或者成为奴隶的运动里。”(第18页)这里说的现代的运动，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起来了。均衡只有依靠运动来解决，只有依靠两个势力的斗争，谁战胜谁的斗争来解决。
“……像这样，在18世纪就有过很多平庸的头脑努力想寻找真正的形式来使社会的诸阶层，即贵族、国王、国会等等得到均衡，而到后来，不论国王、国会或贵族都没有了。”(第18页)
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有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的资产阶级就是改良主义，他的改良主义就是要和国王、贵族妥协。18世纪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也还有一些平庸头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者都失败了。
“……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中对抗势力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就是这些对抗势力的真正的均衡。”(第18页)
这里均衡不是调和，而是矛盾解决了。矛盾的真正均衡实际上就是矛盾的解决。
“因为蒲鲁东先生把永久的观念，纯粹的理性的范畴摆在一个
方面，而把人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在他看来，这只是那范畴的应用)摆在另一个方面，因此你在他那里一开始就遇到关于生活和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在种种的形式里反复出现的二元论。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抗，只不过是表示蒲鲁东先生对于他们神化了的范畴的平凡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没有能力来理解罢了。”(第18—19页)
这里说的二元论不是一般哲学上讲的二元论。蒲鲁东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这里的二元论是讲他们的整个言论，他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他的思想经常受到现实的反驳，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的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就是他的理性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是无法一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蒲鲁东把范畴神化了，把平凡的历史摆在一边，结果就无法理解，这两个东西经常打架、经常互相否定。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我已不能再涉及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可笑的责难。请你暂且同意我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情况不了解的人，是更没有能力来理解那为破坏这个社会而进行的运动，以及这个革命运动的文献表现的。”(第19页)
蒲鲁东根本不懂得革命。
“我对蒲鲁东先生完全同意的惟一的一点，—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所表示的反感。”(第19页)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就是指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实际的，不能实现的，他以为他的观点是实际的。
“……在他以前，我已经因为嘲笑了卑屈的、温情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我的敌意。”(同上)
因为他对乌托邦有反感，我也曾经嘲笑过乌托邦，因此，在这一点上大家有同感，都是对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意。
“……但蒲鲁东先生只能算是为自己造成了一些奇怪的错觉，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幻想—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妇爱的夸夸其谈以及他的一切庸俗议论—来和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相对立。”(第19页)
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赞美那种小生产、小家庭夫妇的代表，所以他的思想是庸俗的。他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来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对立，他以为自己比那些高。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觉，其实他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高，还比空想社会主义庸俗。
“而后者，例如就傅立叶来说，是比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的骄傲自大的鄙俗见解更为深刻得多的。”(第19页)
那种社会主义的温情的幻想虽然是空想，但是他的思想比蒲鲁东深刻，因为它能够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像蒲鲁东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说它深刻得多，就是因为他想搞社会主义、想解放无产阶级。蒲鲁东是肯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傅立叶是想要取消私有制。
“……由于他自己也很感觉到自己的论据的完全空虚，自己谈论这一切事情的十足无能，因此突然不能自抑地陷于狂怒，陷于高傲的愤怒、哀号起来，发狂、谩骂、谴责、诅咒，捶胸顿足，向神和人吹嘘自己的清白，说社会主义的丑事与自己毫不相干！”(第19页)
这里有一些像赫鲁晓夫，自己感觉到空虚，只好用谩骂、发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
“……他并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或他所认为的温情幻想给予批判。”(同上)
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批判。
“……他像圣者，像教皇一样，把诅咒加在贫穷的罪人身上，而对小资产阶级的及可怜的、色情的和宗法式的家庭幻想则唱起光荣的颂歌。”(第19—20页)
这也有一些像赫鲁晓夫，他不是咒骂那些贫穷的人吗！他说，人多不过是一堆肉，是死尸运动。
“……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者、经济学者。”〔第20页)
这里的所谓“经济学者”，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
“……小资产者在发现了的社会里，由于他本身的地位关系，一方面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者，这就是说，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感受到人民的苦难。”(第20页)
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但是又感到人民的苦难，所以就要搞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者有两重性，这一段讲得非常深刻。
“……他同时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有着这样的骄傲：他是不偏不倚的，他发现了那敢于说与中庸之道的确有所不同的真正的均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它的本质的基础。”(第20页)
他承认有矛盾，但是又要调和矛盾、掩盖矛盾。
“……它本身不外就是具有形体的社会的矛盾。它需要在理论上来证明它在实际上的情形，而蒲鲁东先生的功劳就在于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解说者；”他在理论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真正的功劳，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以后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第20页)
马克思承认蒲鲁东有一个功劳，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理论化了，又系统地提出来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联合小资产阶级，并且和小资产阶级作斗争，改造小资产阶级，使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会有小资产阶级参加，所以，了解小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批判他的错误，另一方面肯定他有什么功劳，在哪一点上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是否定的，但是又肯定他做了一些历史上需要做的工作。
“我很想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第20页〕
这一段不必解释了。
第二次辅导
(1964.3.12)
3.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讲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很短，是讲阶级问题的，大家都能看懂。要注意的就是关于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这里面主要的是关于阶级学说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讲了三条：第一，它的来源是生产；第二，有个去路，有个来龙去脉；第三，将来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很短，但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讲得很深刻，很清楚。和修正主义有原则的区别，和资产阶级学说也有原则的区别。资产阶级学说：第一，不看生产；第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封信，马克思讲到英国宪章党和他自己的关系。这里重要的就是，这些宪章党的主持人“相信我们是宪章党的惟一亲密的同盟者”(第22页)。别人要出钱买票才能参加的会，他是被邀请去的。下面讲那时大家不承认这点，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权利来把历史已经归属于我们的地位重新抓住”(第22页)。工人运动、工人党，归根结底要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可能一个时候被机会主义者所影响，他讲法国侨民集团，法国人可能是指受蒲鲁东影响的人。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讲德国革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德国的一切事情都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要能够得到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那时一切就会很顺利……”。(第23页)这是他的工农联盟思想，这个思想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已经开始有了。他总结了拿破仑政变的经验，为什么拿破仑那样的流氓会做了皇帝?归根结底是靠法国小农的支持。那时候农民不认识无产阶级，对拿破仑有幻想，拿破仑解决土地问题，这实际上不是拿破仑的功劳，是法国革命的功劳，使农民得到土地。后来拿破仑成了领袖，农民以为是拿破仑的功劳，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就利用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思想出来活动，做了皇帝。
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马克思就讲到拿破仑第三得到农民支持上了台，将来农民对拿破仑第三的幻想破灭，那时拿破仑的纪念碑就要倒了。农民就会支持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胜利。那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意思。
第四和第五封信没有什么好讲的。第四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第二段开头一句话：“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联系的见解的正确性”(第24页)。第
五封信也是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的生产手段决定劳动组织的学说，能够有比在杀人工业里所有着的还更辉煌的确证吗?”(第24页)。
战争是政治的尖端表现，战争的主体—军队，把社会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在军队里特别会首先表现出来。这是这两封信的中心意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队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战争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军队里特别突出地能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如果联系到现在来说，为什么现在解放军总是走在前头呢?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有党的领导，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学习。联系这个问题来考虑，军队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走在前头。
第六封信，是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这封信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很值得参考。我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第27页，第三条开头一句：“由于还在他进行宣传工作以前，我就从伦敦这儿向他详细地解释过和证明过：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干涉—这是荒谬的见解”。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势力妥协，要用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干涉它，使它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变，那是荒谬的见解。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当时就争论这个问题，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想去干涉，勾结普鲁士政府，幻想普鲁士政府可以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他投降了普鲁士政府，投降了俾斯麦，出卖了工人阶级。但他说是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干涉，这是表面的借口，是错误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和平过渡就是这样的思想。什么叫和平过渡?在现有政权下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结构改革，现有政权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拉萨尔早有结构改革的思想，马克思早已驳斥过了。
下面揭露拉萨尔的背叛，他和俾斯麦签订了条约。拉萨尔刚死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揭露这点，有种种的原因；他和拉萨尔还有点友谊，有个伯爵夫人苦苦哀求，写了申诉信。伯爵夫人受了拉萨尔的帮助，对拉萨尔有好感，在拉萨尔死后，写了申诉信，替拉萨尔说好话。马克思、恩格斯觉得应该参加到《北极星》杂志里。这是拉萨尔派主持的，想参加进去影响他们。由于这些原因，暂时没有揭露他，只写了个声明。但后来《北极星》派捣乱，所以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他的底交出来了。
这封信还有一点，第29页这一段很重要，这是讲拉萨尔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会叛变工人阶级的原因：“拉萨尔走上了这条歪路，是因为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的政治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政治家。米克尔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客，拉萨尔是学资产阶级政客的，是现实的政治家。
我要特别提起大家注意，赫鲁晓夫经常讲现实性。去年年底他接待合众社记者，发表了谈话，甚至这样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乐观主义的基础就是现实主义。他不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就是一种世界观。赫鲁晓夫要说这种话的原因，就是想把话说得使资产阶级喜欢听，因为资产阶级经常讲现实主义。戴高乐是现实主义，肯尼迪是现实主义，资产阶级政客喜欢讲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也跟着讲现实主义，甚至说是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他是为讨好资产阶级而说这个话的。同时说他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什么东西?现实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他是政客，要从政治上考虑，要用能更普遍影响人的名词，所以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现实主义，赫鲁晓夫嘴里讲的现实主义或现实态度，都是实用主义。
拉萨尔这种行动中也表现了实用主义，这点马克思也有揭露。“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习惯于只看见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作为‘现实性’的利益”(第29页)。所谓现实，就是习惯于看到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现实的利益，就是眼前利益。实用主义的特点就是眼前利益。下面说：“也因为这个阶级在事实上甚至于对封建主义也到处进行了妥协”。一个是为眼前利益，一个是对环境采取妥协态度，应付环境的态度，这不完全是实用主义吗?那时候没有实用主义的名词，但已经有了实用主义。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实用主义。
这一段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下一段还讲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卑劣的‘现实的政策’，—它使德国资产阶级忍受了1849年至1859年的反动并对民众之被愚弄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第30页)。现实的政策就是这种政策，肯尼迪耍和平手腕，这是他的现实政策。戴高乐的现实政策承认中国，这当然好了，从中国方面说，是中国的胜利。但从戴高乐方面说，他的现实政策有他的打算。一方面承认我们，和我们搞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和我们斗争。不过现在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大，所以对我们在友好方面讲得多点。对资产阶级的现实政策，是不能不警惕的，因为它主要是谈眼前利益，为着眼前利益，可以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但它只是暂时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决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进一步来剥削人民。如果你不注意，就要上当，就要被愚弄。它刚承认我们，就向蒋介石致敬，如果我们不公开宣传不承认两个中国，它也就不会那样快的想办法对蒋介石方面施加压力。蒋介石撤回大使，和法国断交，是因为富尔的一个谈话，当然富尔是代表戴高乐的，他公开讲蒋介石政权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一个个人的政治代表，这样蒋介石政府吃不消了，就主动断交。
我们平常看到资产阶级讲现实的政策、现实主义觉得还有点好，它现实了嘛。我们有时讲反映现实，这是革命的反映现实，用革命的态度反映现实，和现实主义不一样。名词有点混淆，听不出问题来，要在哲学上加以揭露。上一次我讲实用主义，对这点没有很好地展开来讲。
这篇文章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讲现实的问题是好几种。在31页上说：“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这是客气话，也许他们主观上想搞社会主义，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想就现存的条件来作打算，而不愿意让米克尔独占‘现实的政治家’的特权”。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政客争风头，和资产阶级搞和平的竞赛。也许他们真心想将来搞社会主义，但他们现在要和资产阶级比赛，要学资产阶级。也许赫鲁晓夫脑子里想将来搞共产主义，可以作为他主观上想搞共产主义，马克思对施维泽尔就是这样的解释。也许他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在要向资产阶级学习，要向资产阶级争地位，要作官。
“他们知道，在普鲁士(并且也在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报纸和工人运动是只能在警察允许之下存在的”。他们明明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就想来顺应当前那样的环境，想不去刺激政府，等等”，不作非法活动。“全然就像我们的‘共和主义的’现实的政治家一
样地‘接受’霍亨索伦族的皇帝”(第32页)。资产阶级现实的政客向封建皇帝妥协，无产阶级“现实的政治家”向资产阶级投降。
第32页倒数第一段也讲了这个问题，拉萨尔的信徒和马克思作对，举出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极端愚蠢地生怕失掉自己的影响”，患得患失。“第二，他们知道我是公开反对德国人所谓的‘现实的政治家’的。(这是这样一种‘现实性’，它使得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第32—33页)所以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公开反对现实主义。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问题。
第七封信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第一封信是批判蒲鲁东的理论，这封信是反对蒲鲁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破坏行为。
第一段有两句话可以注意一下，“我有意地限制了它的论点”，马克思给第一国际搞纲领，在日内瓦会议上，他的纲领有意识地把论点加以限制，不要搞得太高，“使它们可以取得工人们的直接的同意和共同的行动，并且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们组织成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营养料和推动力”(第34页)。根据工人阶级现在的情况，把自己的革命论点稍微限制一点，这不是原则上取消，是按照工人现在能接受的程度。这不是应付环境，应付环境是应付资产阶级。这不是应付资产阶级，是为了提高工人，根据工人阶级现有的水平来提高它，最大限度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他的目的是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搞的纲领就要做到这点。
要团结最大多数。毛主席讲得更形象了，毛主席又发展了，组织群众，搞群众运动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怎样争取?就是靠我们的政策、纲领。纲领、政策不好，路线不好，就争取不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必须依靠这样的力量，因为这样，就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是什么态度?这里面有描写：“他们傲慢地对待一切革命的、也即是从阶级斗争本身生长起来的行动，傲慢地对待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也即是那些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如像劳动日的法律上的规定)来加以贯彻的运动”(第34页)。他们是反对政治运动、反对集中的社会运动的。第一封信讲到蒲鲁东轻视政治，认为只要靠头脑的转动，就可以使世界转动。蒲鲁东不向社会求诉、不向国家求诉，意思就是说，不要解决国家问题，不要解决政治问题，只要去解决一般社会问题就行了。不要集中地解决社会问题，只要零碎地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就是集中起来解决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各种运动，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运动，也是目标在于夺取政权的运动，至少是为国家问题斗争的运动。政治和国家分不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怎样集中?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国家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就是夺取政权问题，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夺取政权，国家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就是不向国家问题去求诉，以为撇开国家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只要直接去处理一件一件的社会问题，就算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这封信主要是反对蒲鲁东这种观点。
下面还有句话可以注意：“借口自由，借口反对统治权或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安静地容忍了并且容忍着最可耻的暴政”(第34—35页)。对暴政一点不关心。“在事实上只是宣扬了由蒲鲁东主义所观念化了的普通的资产阶级经济”，“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现在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作对，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搞他的个人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者搞个人主义，但对一般群众，他又要搞权威主义。
第八封信是讲经济学，这封信在这里，逻辑上是插进的东西，不过历史顺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讲经济学，所以不一定要多研究。
有两点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关于按比例分工规律的问题。“同样地谁也明白，为要产生出与多种多样的需要的量相适应的物品的量，就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在数量上确定了的社会综合劳动的量”。有多少物品，就要有多少劳动。下面一句比较重要：“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的必然性，决不会在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之下被消灭，能够变更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第36页)。这句话值得研究。就是讲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是必然现象。自从有劳动分工以后，整个来说，劳动就要按比例分配，整个社会劳动的发展也要按比例发展，这是必然的，是带支配力量的总的趋势。问题就是形式不同。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是要通过危机来解决的。因为它是一种无政府生产，所以不会有意识地来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比例大大破坏，结果发生危机。在危机的调节下，比例有适当的恢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采取有计划的形式，比较自觉的形式。
这句话讲形式会变更，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盲目的，被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则能比较自觉地掌握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不一定能立刻百分之百地掌握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我们搞了十几年，是不是能完全掌握?我们的方向是要掌握，是要运用这个规律，但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掌握。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意识地要去掌握这个规律，主观上有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还不能完全体现这个规律，我们的计划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体现这个规律。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中间还有许多盲目性，特别是最大的比例，工农业的比例长期不自觉。毛主席看的最早，1953年就提出工农业并举，1959年着重讲农业为基础。这样才开始更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比例。从1959年提出农业为基础，到全党了解农业为基础还有几年的距离。大家了解了，实践上完全贯彻了又要有个过程，所以说还有距离。我们掌握规律，要经过反复实践，中间会有差错的问题，只要方向是这样，就是社会主义。
这段话是比较重要的。
后面讲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问题。这里面讲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理论的历史终归证明了，价值关系的理解经常总是同样的，不过有时比较明确些，或者比较模糊些”。人对价值的理解，不管是哪个国家，总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的思想会一样呢?这是“由于思维过程本身是从特定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它本身就是自然的过程”(第37页)。因为它要反映它的自然过程，它有它的自然规律。“因此现实地理解着的思维只能是同样的，不过随着发展的成熟性的不同，特别是随着思维器官的发展的不同，而有着程度上的差别罢了”(第37页)。不承认天才，这也是片面的，有天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天才不可以学，不能完全学到，也可以接近。上高山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往那里走去，总是一天一天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我们要学习，还是可以接近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只要存在条件一致，思维也是基本上一致，只有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没有来往，可是两个社会的思想本质上一致。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对价值的正确理解只能有一个，离开这个就是错误的。
下面批判，“庸俗经济学者一点也没有认识到，现实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的大小是不可能直接成为同一的”。大家学过经济学，就可以不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要点就在于，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第37页)。苏联就是要放弃这种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事实上他也没有调节，赫鲁晓夫上台十年就是盲目指挥，到处碰钉子。“合理的东西和具有自然的必然性的东西，只表现为盲目地作用着的平均数”(第37页)。资产阶级社会里，合理的东西、必然的东西，只是在不断被动的过程中作为平均数表现出来。只要有反复的实践长期的确切的统计，就可以摸索出它的规律来。
研究经济学比较不容易，要研究各种统计，而且要研究长时期的统计。《资本论》里常常出现几十年的统计，一个一个的表，用这些统计来证明规律。搞经济学一定要掌握长期的统计才行。搞一般的社会规律也要这样，只看眼前不行，要看几十年的统计。只看眼前是庸俗经济学，赫鲁晓夫就是庸俗经济学者，在哈萨克开荒就是两年增产，一点东西就高兴得冲昏头脑，立刻做出结论。现在10年了，10年再一看就很清楚了。没有10年以上的统计，就看不出规律。
一般看问题也要这样，往往有这种人，看问题只看现在。我们有时候只看现在一时困难了，就以为规律就是困难的规律，一时好了，就以为好得了不得。毛主席经常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在得到胜利的时候指出困难。1957年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风平浪静的，没有一点困难，是很不合理的幻想。那时候很多人头脑发胀，看不到困难，这当然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但有经验主义的味道。这种经验容易改正，因为是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要经过学习就了解了。
“庸俗经济学者却认为，只要他针对着内部关系的揭露而自负不凡地提出反对的主张，声明事物在现象上是另外一回事，这就算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了”(第37—38页)。庸俗经济学就是想用表面现象反对内部关系的科学。我们说，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变，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很明智，艾森豪威尔关心和平，用表面现象掩盖事物的本质，反对我们揭露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这里批判的是庸俗经济学，我们批判的是赫鲁晓夫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
下面的话很好：“事实上他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面前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第38页)马克思最反对这种对科学危害性最大的观点，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下面两封信是讲巴黎公社的，又回到阶级斗争了，这是国家问题了，用不着多少解释。
第九封信有一段话说：“如果你看一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是主张最近法国革命的意图不能像从来那样把官僚的军事机构由一双手转递到另一双手，而要打碎它，而这也就是大陆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前提条件。”(第39页)打碎国家机器，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和修正主义针锋相对，这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十封信可以注意的，是关于哲学问题。第二段是讲偶然性的问题。他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上还是起作用的，不过不起支配作用。“这些偶然性本身当然要作为组成部分而进入一般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又为另外的偶然性所抵消。但事情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第41页)。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群众要起来革命，但眼前由于偶然原因，有重大困难。巴黎公社时普鲁士军队站在巴黎门口镇压革命。这怎么办?马克思说只有两条路，看哪一条好。“因此他们就逼使巴黎人在二者之间择一：或者接受挑战而进入斗争，或者就放弃斗争”(第42页)。革命形势面前出现严重困难，你究竟是勇敢地斗争，还是放弃斗争?马克思是主张勇敢斗争的，他说：“在后一种情形下面，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会比随便几个领导者的牺牲更是极大的不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如果放弃斗争，那就是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坚决斗争，可能失败，可能牺牲几个领袖，但牺牲几个领袖也是值得的，工人阶级的道德精神大大振奋，可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宣布，工人阶级敢于作这样的事情，可以作这样的事情。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万岁，有了这个先例，就可以从中取得经验。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胆小鬼；不敢斗争，或者失败以后，垂头丧气，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道德败坏。这和赫鲁晓夫也是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说，革命不是为了死，即使是壮烈地死去，也不值得。还说：“我们根本不打算死，我们就是要活着”。他认为壮烈的死，都是不值得的，而马克思的看法却相反，认为牺牲几个领袖不要紧，比放弃斗争值得，英雄地死，比跪着投降有价值。英雄地死去，对历史做出了贡献，创造了历史。
下面讲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这是直接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前面的阶段是准备夺取政权，以前的直接行动只限于向国家要求立法，要求八小时工作，没有到直接打碎国家机器的阶段，“尽管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曾直接有所成就，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重要性在于新的出发点却仍然争取到了”(第42页)。这是新的出发点。
毛主席的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马克思早已经有了。
第十一封信，是马克思给波尔特的，这是反对巴枯宁的，反对宗派主义的。第十二封信也是反对巴枯宁的，恩格斯更具体地揭露了巴枯宁的破坏过程，马克思主要是在理论上讲到宗派主义应该反对。
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国际的创立，是为着要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真正的组织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第43页)。要有一个能进行阶级斗争的真正组织。这个话用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也是很好的武器。马克思特别讲到反对宗派主义的必要，在工人运动成熟的时候特别需要。在工人运动没有成熟以前，那是准备阶段，出现各种宗派是不可免的，成熟以后，就应该统一起来，真正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宗派主义的分裂。不是不要分裂，有了宗派主义，就要和宗派主义分裂。宗派主义的分裂阴谋、破坏阴谋要揭露，要坚决反对。
第二段说：“国际的历史，也正是总委员会对于宗派的不断的斗争，正是对于那些企图在国际本身内部巩固起来来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第43页)宗派还会巩固起来，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这是一种浅薄的尝试。这都可以联系现在。
下面有一段，讲到蒲鲁东主义在巴黎开始很占优势，法国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小农多，蒲鲁东主义很得势。后来集体主义发展了，后来终于与他们相对形成了实证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集团。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已经主要搞集体主义。实证主义就是注意一下实际要求。工人阶级要求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进行斗争。
下面讲，巴枯宁的话是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我们“三评”了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毫无所知，但作为阴谋家倒是很有本领的。我这本有点出入：“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是个零数，那么，作为阴谋家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的”(第45页)。宗派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搞阴谋活动。
第45页最后一段，讲到什么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一切的运动，一切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反对统治阶级并力图通过‘从外面的压力’来战胜后者的运动，都是政治运动”(第45—46页)。政治运动，是整个阶级对整个阶级的斗争，通过外部压力，这不是说纯粹是外部斗争，是人家说的话，用外部压力战胜后者，这里有国家斗争、政治斗争的意思包含在内。
下面解释经济运动，是个别工厂中、个别工业部门的斗争。下面说：“相反地，如果运动的目的是在于要强迫发布关于八小时劳动日的法律，等等，那就是政治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是要整个阶级动起来，强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让步，这就是政治。发布法律等等就是国家问题，虽然没有推翻国家，但要变成国家法律。政治运动，归根结底是要涉及到国家的。
下面说：“这样，从工人们的分散的经济运动中到处成长着政治运动”(第46页)。分散的经济运动集中起来，成为全阶级的，就是政治运动。经济斗争变成集中的东西，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围绕国家问题的集中斗争，就是政治运动。
下面说：“成长着力图把自己的利益用普遍的形式，用对于自己的社会具有强制力量的形式实现出来的阶级的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变成普遍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全社会的强制力量。靠什么强制?靠国家力量。政治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工人阶级不是要去把自己的力量普遍化，不是要使它成为全社会带有强制性的，就不叫政治运动。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就是蒲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对集中斗争的强制力量的。
最后还讲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足够开始向统治阶级的集体的权力即政治的权力举行决定性的攻击的地方，他就需要时时刻刻在这方面从事准备。”(第46页)工人阶级要准备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进行攻击。下面说：“为此就要不断地进行反对这个权力的宣传鼓动，就要对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工人阶级经常要把自己的纲领和统治阶级的纲领对立起来，而不是要混淆起来。你不对立起来，就没有办法教育工人准备对资产阶级进行总有一天要来到的集中的攻击。修正主义恰恰相反，就不愿意对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不愿意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相反地，要替它涂脂抹粉，向它妥协。意大利就是这样，要在现有的宪法下进行改革。丹吉完全是个叛徒，把尼赫鲁的纲领当做自己的纲领。马克思说：“要不是这样，工人阶级就会被后者所玩弄”。不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玩弄工人阶级，修正主义者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生怕刺激资产阶级，总是希望说出话来资产阶级喜欢听，连哲学也要说得资产阶级喜欢听。资产阶级说现实主义，他也就说现实主义。资产阶级讲马赫主义，他也跟着讲马赫主义。马赫主义是列宁所驳倒了的，所以不敢公开跟资产阶级教授走，没有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教授的哲学。苏联也不是绝对没有，有人就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哲学太宗派主义了，否定一切。不敢说用资产阶级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不敢，可是采取另外的方式，跟着资产阶级政客的屁股后面跑，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也跟着讲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他自己也玩弄无产阶级。
第十二封信是一些具体的揭露，可以不讲了。
开头一段着重讲到巴枯宁主张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罪恶来自国家，所以要根本反对国家。这封信主要是指出这点，其他都是一些具体历史，就不讲了。
第十三封信，是恩格斯给倍倍尔的，是讲党的统一问题。党的统一、党的分裂，是统一和分裂的辩证法。有许多话在“七评”里都引用了，因此用不着多讲，只是提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三段有一段话很重要：“依照许多经验所证明了的我们的意见，宣传方面的正确的策略并不在于要从这里和那里去夺取敌人的组织成员中的个别人物和集团，而是要去影响广大的、尚未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群众。一个由我自己从荒地里找到的新人，比十个常常要把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因素随身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投诚者更有价值。”(第57页)这段话很重要，就是我们宣传的对象主要是什么，政治上联合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面向广大群众，不是某个团体里个别的头子、某些领袖，那些人物和我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当然也要争取，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去影响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修正主义者就是想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拉关系，赫鲁晓夫就是专门和修正主义领袖拉关系。去年开反对氢弹原子弹大会，赫鲁晓夫的代表就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你能在群众中找到一个真正觉悟了的工人，比10个经常和我们闹意见的头子要好得多。这是马克思主义面向群众的观点。
你看，甚至说：“如果能做到仅仅吸收群众而不要地方的领袖，那也还行。遗憾的是常常要附带地接受一大堆这类的领袖，他们不是由自己过去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是由自己过去公开的主张联系起来，并且他们首先总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原则，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反倒宣传着真正的拉萨尔思想。”(第57页)他想证明社会民主党宣传拉萨尔思想，这是指巴枯宁。巴枯宁反对马克思，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拉在一起，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事实他根本不管。他参加国际的领导，经常要证明他的对。不要姑息这些人，这些人捣乱太厉害，分裂出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下面一段有些话就是“七评”引用的。“不要因为关于‘统一’的叫喊声而把自己弄迷惑了。那些最喜欢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的人，恰恰就是挑起纠纷的主要角色；目前瑞士尤拉的巴枯宁主义者们正是这样，他们是所有的分裂活动的挑拨者，却对于统一比一切都叫喊得更厉害。”(第57页)赫鲁晓夫对统一叫喊得最厉害。这一段最后一句说得非常重：“这就是为什么最顽固的宗派主义者和最喜欢播弄是非的人以及最卑劣无耻的人在一定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叫喊统一。”(第58页)
对待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下面一段讲了，捣乱很厉害的人，群众也知道他捣乱了，就是说分裂已经成熟了。我们要不要调和?恩格斯说：“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抹煞了已经成熟的裂痕，结果会像什么呢?宗派主义者，也就是巴枯宁主义者就会获得更多几年的时间，来借着国际的名义做出更多的蠢事和丑事来”(第59页)。到裂痕已经成熟的时间，要来调和，结果只有让坏人多做一些丑事、蠢事。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停止论战?就是希望多延长几年，多做点丑事。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呢?危险很大。他说：“最发展的国家的工人们，会要因为不满而走开”。搞丑事的人在这里，真正觉悟的工人要走开。“气泡不会破裂，它会因为受到针刺般的伤害慢慢蜷缩起来，而最近将来的大会—在那里，危机一定会要发展起来—将会变成最庸俗最丑恶的个人间的内讧”。现在妥协，将来闹得更厉害。“因为原则在海牙已经被牺牲了”。原则已经牺牲了，将来闹得更坏。“这样一来，国际就要在实际上遭到破灭，为了统一而‘破灭’”(第59页)。想统一，结果整个国际都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分裂出来，或者把右派领导打下去，不这样作，统一就完全垮台。
第60页第三段很重要，也是讲分裂问题的。这里引了黑格尔的话，他讲辩证法有些好东西：“此外，老黑格尔就已经说过：党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的生活力量，它走向分裂，并忍受得起分裂”。经过分裂，还能更团结。“无产阶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种种的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不愿意再前进的人们堵塞着道路。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实际上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党的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辩证法：团结是以各种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团结是以分裂来实现的。“这些分派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古罗马帝国处在最严重的被迫害时期的基督教宗派那样”。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宗教，在纪元3世纪以前是被压迫的，由耶稣诞生二三百年间是受压迫的。那时基督教为了团结抵抗罗马统治者的压迫，内部常常要闹分化，因为有些人被收买了。12门徒里有个犹大，得到30元金币，就分裂出去，把耶稣出卖了。以后11个门徒继续团结起来，一直搞了几百年，后来到3世纪，罗马一个皇帝用各种压迫、收买的办法，杀的杀，有一部分收买了。这个皇帝叫君士坦丁，把所有拉拢了的基督教的头子，开了个宗教会议，承认基督教为国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以后，基督教变成统治阶级的教了。
这一段讲的是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团结总是通过分裂发展起来的。不断地巩固团结，不断地发展团结，但同时又不断地分裂。把坏东西分裂出去，团结就能进一步巩固，进一步发展。从前修正主义分裂出去，后来丹吉分裂出去，以后还有什么人分裂出去还要看斗争。分裂不分裂，在于改造不改造，向好的方面改造，就可以不分裂，坚持坏的东西，总归要分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希望，恐怕总归是要分裂出去的。我们还有策略，说要分裂，不是马上和赫鲁晓夫分裂。但要看到这个趋势，看到一分为二，不要那样害怕，不要那样大惊小怪。如果有一天分裂来了，就分裂，如果能不分裂，就不分裂，容忍到一定程度，非分裂不可，就分裂。容忍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一部分人、改造一部分人。有些人跟修正主义走是可以觉悟的，是被迫的。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作东欧的工作。东欧也不是不能一分为二的，就是苏联也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在一定的时候容忍，就是要做工作。你主动的分裂，太快了也不好。要经得起分裂，愿意分裂就分裂，但也不要时机不成熟就分裂。群众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修正主义还没有彻底孤立的时候，你提出分裂就脱离群众。
可是，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分裂是必然的，团结也是必然的。分裂和团结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一分为二。有人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一分为二，当然会一分为二。既然根本理论是一分为二，当然它本身也是一分为二。问题是怎么分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革命性，一方面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有普遍真理，有具体实践，这也是一分为二。革命搞过头了，也会忘记科学性，太注意科学性，有时候就忘记了革命精神。我们有些搞理论工作的人，在搞理论批评的时候，纯粹搞理论批评，忘记了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些打击。要统一起来，要能结合。这个矛盾结合好了，就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得不好，就会出偏差。偏差很大，就会变成错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会分出反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外来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分裂出来，分出修正主义，分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没有结合。这个矛盾没有结合得好，只注意到普遍原理，忽视具体实践。结果普遍原理变成空的，变成教条主义。现在的教条主义不是这样，现在的教条主义根本没有普遍真理，机械地搬外国的现成的纲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辩证法会不会一分为二?也会一分为二。这也是普遍原则和具体运用的问题，把普遍原则具体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只讲普遍原则，算不算辩证法?只是嘴里讲一点，没有运用，这还不是教条主义?所以辩证法是不是有条件，就这点说，是有条件。作为真理性，一定要把普遍原则用来分析具体问题，真正掌握辩证法。讲辩证法是为了要掌握它，要把辩证法学到手，要能用它分析具体问题。这是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说过了，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说的。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律，仅仅这样讲，算不算讲辩证法?我看还不算。讲辩证法，引证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引证大量的毛主席的话，可是思想可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思想。引证也是要的，但引证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拿来具体运用。如果我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你们提出那个问题，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不一分为二的，那我就没有辩证法，只是嘴上讲辩证法，不敢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承认对立统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承认这个规律就要肯定这个规律在一切问题上都能运用，问题是它的转化方法不同，转化形式各种各样，但原则到处都可以运用。问题就是要具体解释。
第十四封信也是关于国际问题的，是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这封信主要是讲国际为什么会有分裂。分裂的发展有一个原因，有的时候得到一个胜利，就会发生这种问题，“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就会要破坏这一切派别之间的天真的合作。这样的胜利就是巴黎公社，它无疑地是国际的精神的产儿，虽然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国际直接的推动；这样，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国际对于公社是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的。当着国际因为公社的关系而成为欧洲的道德力量时，这时纠纷就开始了。每一个流派都想为着自己来利用这次胜利。”(第61页)到得胜利以后，就要警惕会发生的困难，这是很好的经验。恩格斯总结了这个经验，每次胜利以后搞得昏头昏脑，如果不警惕，错误的东西就会发展。在胜利中，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有，想来利用胜利的结果。如果不注意困难，不辨别是非，就会搞得一塌糊涂。第一国际分裂的发展就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在巴黎公社以后的第二年，巴枯宁实在闹得不成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只好把他开除出第一国际。
这封信也讲到第一国际的解散，讲为什么要解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不同，它是各种各样思想集团联合的、各党各派联合的统一战线。第三国际是共产党联合，第二国际是社会民主党联合。第三国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占领导地位，但它不是统治的，有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等。它是一种旧形式，这个形式经过了巴黎公社，它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它的形式过时了。特别是巴枯宁开除以后，马克思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时需要一个新形式，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治的党，但这个党在那时不是成熟的。这里讲了它不成熟的原因。
“在十年的期间国际支配着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奠定将来的方面，它很可以自傲地来回顾自己的工作。但它已经历过了自己的旧的形式。要想像旧时那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即建立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党的联盟，那就必须要有普遍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像1849至1864年那样”(第62页)。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有一个低潮，资本主义有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种低潮前面，组织国际，群众基础不成熟，过了15年，恩格斯才组织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才慢慢恢复起来，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那时德国工人运动是中心。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1899年修正主义大举进攻，10年就堕落了。第三国际是1919到1943年，第三国际的寿命很久。说明20世纪帝国主义时期是革命战争时期，是帝国主义垮台时期。第二国际时间短，就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发展时期。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走向崩溃，革命高涨，所以第三国际一直保持它的精力，保持它的革命性。
现在没有国际了，恐怕也会出现一个国际，现在实际上有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中现在出了修正主义。1956年出了赫鲁晓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没有倒，还是有人坚持，不像第二国际有个时期几乎全面垮了，就是俄国有列宁坚持。社会民主党还是一部分，列宁的处境比我们困难得多。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国家，有许多国家站在一起，一开始形势就很好。有些人认为我们孤立，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出修正主义的时候，同时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修正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西，还是赫鲁晓夫1956年搞起来的。现代修正主义，真正主力是赫鲁晓夫集团。
第十五封信，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修正主义(那时是修正主义前身，不叫修正主义)，有倍倍尔等三人在苏黎世作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非常生气，发一个通告反对他们。这一封信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联系。
修正主义和拉萨尔派有点类似，我们还是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三人宣言和拉萨尔主义是一致的，在信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特点。第64页上说：“照这些先生们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为真正的人类爱所鼓舞着的一切人’的全面的党”。这里有赫鲁晓夫的观点。“为着证实这一点，它就应该首先断绝粗糙的无产阶级的热情，并在有教养的和具有慈善心情的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来‘获得优良的口味’和‘熟习优良的语调’”(第64—65页)。赫鲁晓夫自己没有本领说出充满资产阶级优良的语调，就拼命学习资产阶级的优良语调。“那时，某些领袖们的‘不漂亮的风度’就要让位于修养良好的‘资产阶级的风度’(好像这些人们的外表上不漂亮的风度，也不能不算是他们该受斥责的很重要的东西)。那时很快就会出现，许多来自有教养的和有财富的阶级中间的多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必须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鼓动工作获得显著的胜利”。要把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吸引到这边来，赫鲁晓夫现在不能公开地把资产阶级吸引到共产党里来，不能公开地把社会民主党吸引到共产党里来，实际在那里拉拉扯扯。东欧有些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合并起来的。他以为这样才能获得显著的胜利。“德国社会主义是‘过多地重视了争取群众的意义，并因此忽视了所谓上层社会中间的强有力的宣传工作’”(第65页)。
下面一段，他有句话很重要：“一句话，工人阶级没有能力亲手争取自己的解放”。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工人亲手解放自己，要靠别人解放它。“其次呢?不应该有任何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想法，—只需要用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第65页)。只要宣传共产主义吃得好，桌子上有丰盛的盘子资产阶级就可以吸引过来了。
下面一段说：“既然我们希望争取社会的上层，或者即使是争取其中对于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那我们就要注意使他们不至于受惊”(第65页)。怕资产阶级受惊！毛主席说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老虎不管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就是那样。修正主义就是怕刺激它，毛主席思想就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有精彩的，第67页第二段最后一句话：“消灭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和‘一切独立的人们’‘不至于害怕来和无产阶级携手’。然而，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受到了愚弄”。像修正主义那样，主张眼睛向上层。发动群众消灭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不至于害怕，让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很高兴，这样愚弄无产阶级。反修正主义，可作的文章很多，“七评”没有作完，这些都还没有写进去。
下面还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人们应该了解’，我们(这是替苏黎世三人说的)并不想‘拒绝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尽可以放到以后的年代来做，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精力都要用来争取达到一定的、十分切近的目的，这目的是在我们能够开始考虑实现更进一步的任务之前，无论如何先要达到的’”。就是一个十分切近的目的就够了！“这样一来，‘现在被悬得太远的要求……所骇退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群众，就会开始来和我们联合了”(第67页)。不要用远大的目的吓唬人，不要树立共产主义旗帜。可以暂时摆一摆，可以口头通过，但实际上不做。
下一页，反驳修正主义的主张：“用不着拒绝纲领；不过应该把它的实现搁置……到一定的时候，接受它，但实际上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在自己生存的期间来追求它，只是为要做成遗嘱来交托给儿子和孙子”(第68页)。现在不干共产主义，只搞眼前的利益，等儿子、孙子来搞，我是主张共产主义的，你们去搞好了。“目前则把一切力量和一切精力都用到种种细微末节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方面，借此表示自己多少总算做了些事情，而同时又不至于使资产阶级受惊”(第68页)。这些都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描写得非常生动，对修正主义、对机会主义描写得深刻。
第68页第三段：“在我们面前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那时，机会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宣称，说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革命地位所激发，可能‘走得太远’了。不是要坚决的反对立场，而是要到处调和；不是要对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要设法去劝说他们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不是要对从上面来的压迫进行忿怒的反抗，而是要温驯地低首下心，承认应该受罚”。承认应该受压迫！?
下面一页，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虚伪，第二行就讲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在纸上也承认这斗争，因为它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否认的事情，而在实际上都来掩盖它、抹煞它、减弱它”。就是在纸上也承认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掩盖它。“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不应该引起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仇恨，或者一般地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就不符合人性，就是好战，就是想用世界大战推进革命。但我是主张斗争的，帮助被压迫人民进行斗争，赞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和平共处也是斗争。但如果真正要斗争，就说你是好战。这一段很精彩。“它应该首先在资产阶级所害怕而在我们这一代又不能完成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是最好让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精力用来实现那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补缀，这样来巩固旧的社会制度，也许借此还能将那最后的灾祸转变为渐进的、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尽可能地和平的蜕化过程。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煞有介事地注重实际的伪装下面，不仅仅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而且还要企图妨碍所有不属于空谈的事情的出现”(第70页)。他们的思想是庸俗进化论，希望一点一滴地渐进的变化，实际上是要巩固旧制度。
下面一段讲到机会主义者讲的人类爱。最后两行反驳了人类的爱的问题：“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不值得注意的和‘粗野的’事情而避开了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就只剩下‘真正的人类爱’和关于‘正义’的空洞词句了”(第70—71页)。现代修正主义照样讲人类爱，讲什么人性。这就是上封信讲的，思想总是同样，思想反映现实，现实是同样的，现实只能反映同样的思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反映同样的立场，所以不谋而合的就是一种思想。掩盖矛盾，实用主义、庸俗进化论、人性论，所有赫鲁晓夫有的东西，这里都有，或基本上都有，不过程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后面就讲他们的主张，大家可以自己看。值得注意的是72页的第二段，这条是讲无产阶级革命可不可以吸引别的阶级的人参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有条件：“如果有别的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无产阶级运动里来时，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这一类的成见的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学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经过思想改造。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吸引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形而上学，不绝对排斥别的阶级的人，别的阶级的人可以一分为二，不能绝对排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但也不排斥有条件地容许他们进来，条件就是思想改造。
这个思想，毛主席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新的条件下，采取许多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思想改造，毛主席用新的思想改造来概括这个问题。规模更大了，采取新的形式，还有许多新的具体办法，整风的办法，这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条件下考虑到的。把它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充实了，采取许多新的形式表现在更大的规模上。就是这样发展了，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丢掉，另外来一套，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续生长，把枝叶发展起来，开花结果，算不算开花结果?毛主席就是开花结果，我看是可以说的。毛主席就是大量开花结果，做出新的结论，根本原则并不违背，但有了新的形式，有了新的更多的内容，根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这些人带来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反对。“如果有什么理由要暂时容忍他们那我们所要做的也仅只是容忍他们，而不是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还要懂得和他们的分裂仅只是时间的问题。”(第72页)如果坚持他们的立场怎么办?还要请他们、求他们留在组织内?没有这个理由，他不改造，一定坚持他的立场，还要影响领导，分裂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在我看来，是已经到来了”(第72页)。那时要开除他们。“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党怎样才可以再容忍这些论文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队伍里”。他公开搞宣言、搞纲领，怎么留?“如果党的领导竟然在某种情形下落到了这些人们的手里，那就是说让党随便受到阉割，并使它不能再葆有无产阶级的精力”(第72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一发以后，伯恩施坦感到害怕了，暂时承认一些错误，后来没有开除，可是后来在党内继续要搞他那一套阴谋，而恩格斯死后就进攻了。这里讲了如果修正主义者领导党，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尽力销蚀无产阶级革命精力，有很大的坏处。
最后一段可以提一提：“在将近四十年的期间，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推动作为历史的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强力杠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够和那些企图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取消了的人们走在一道”(第73页)。马克思、恩格斯搞了40年，都是为了要推动阶级斗争，修正主义想取消阶级斗争，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起。
这里面讲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问题。这里把阶级斗争叫直接动力，意思是说还有许多别的动力。动力就是矛盾，其他的动力，就是各种其他的矛盾。其他矛盾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推动历史要靠阶级斗争。其他矛盾包含什么矛盾?产生阶级的那些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不是历史的动力呢?这些基本矛盾都是历史的动力，这些动力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通过阶级斗争直接推动历史发展。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些矛盾都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包括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总之表现为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并且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人民内部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用词很严密，叫直接动力，把直接两字漏掉，就在理论上犯大错误。
第十六封信是给史密特的。从这封信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围，以后好几封信都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讲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这封信开头是批评巴尔特的书，写这封信的时候，恩格斯没
有看过这本书，间接听到了，以后看了。费尔巴哈也提到这本书。这个人用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或经济唯物论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有人说，经济唯物主义以谁为代表?在这封信里恩格斯以巴尔特为代表。我翻译得有毛病，有的地方译成巴特，这是一个人。这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没有看到，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基础。所以恩格斯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当我们说到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时，并不因此就否认观念的领域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对这物质生活条件发生第二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写的那个对象”(第74页)。
如果不懂得相互关系，那就根本不懂得所写的对象，本来想写马克思的思想，可是又完全不懂得。这两句话大家注意一下，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观念领域有第二位的作用。我们常常讲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这两个概念这样来解释，第一性就是第一位的原因，精神第二性，就是精神在宇宙各种联系中是第二位的原因。不这样了解，就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讲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不够。辩证法按照这样了解，第一位的问题，是物质到精神的问题，物质为原因，精神为结果。然后精神到物质，精神又是原因，可以变为物质，这是第二位的关系。讲宇宙的发展，当然应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这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这方面也不能取消。但有了精神以后，有了高等动物以后，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就整个宇宙说，一个时候没有精神，后来才有精神，在这种关系上，可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等于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涉及人类文化，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用另一个解释，由物质到精神是第一位的关系，而精神到物质是第二位的关系。所以我们谈到精神到物质的关系，那基本上是联系起来讲的。首先物质到精神，然后精神到物质，首先实践到认识，然后认识到实践。
毛主席讲认识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阶段精神到物质。这也是说的这点，第一性的联系是物质到精神，第二性的联系是精神到物质，这种联系都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任何一个，不能片面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两个都要注意。
这里面有个翻译问题，第一位的原因，别的本子译成基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二位的原因，原文倒是第二位的意思，但第一不简单是第一的意思，也不是基本的意思。这是个拉丁字，按照中国旧术语，比较确切的译法是“太初”，就是最初的最初、最原始的、最后的。是纯粹的科学术语，不是简单的、普通的第一，而是最后的第一。翻成基本，有点轻，翻成太初，文不文，白不白，翻成第一位，比较熟悉一点。“太初”两个字，好像太上感应篇，有点迷信。这是哲学术语，是最原始的意思，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世界最初的东西。“太极”两个字好像也有点迷信，被和尚、道士搞得很神秘。其实太极图也不很神秘，就是两个鱼盘在一起，一黑一白，就是矛盾，是最初的东西。黑格尔说矛盾相互关系是最初的原因，阴阳搞在一起是宇宙的最初原因。这并不是宗教名词，最有辩证法味道的哲学名词。
这封信还有个地方可以谈一下。“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曾考虑到，分配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被分配的产品的多少为转移的，而产品的多少，当然又要随着生产和社会机构的进步而发生变更，这也就是说，分配的方式也应该变更”(第75页)。下面讲辩证法，“参加‘社会主义社会’讨论的人们都看不到任何经常变更和进步的东西，而只看到固定的、一成不变地建立起来的分配方式”(第75页)。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学问题，巴尔特讲经济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应该有个固定不变的形式。我们要了解按劳分配，应该很好地研究这段话，按劳分配究竟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或是个基本原则。按照恩格斯的意思，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按劳分配实现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大家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特别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现代修正主义有种想法，好像苏联的分配方式，就是最高的、惟一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它的高薪阶层反对平均主义，高低相差100倍到300倍。最低30,最高3000,特殊情形下,一个院士兼莫斯科大学校长，大体是9000到10000新卢布。他认为这种分配形式很好，这样做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按需分配。我们的实际生活看得很清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工业有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具体搞法也有不同。以什么为定额?要不要计时工资加奖励?怎样奖励，现在都要研究，不是已经搞得最完善了。农村就更复杂，北京郊区几乎要搞货币工资。像红星人民公社主要是工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搞工分制。还有些地方，工分也不能搞，就是基本口粮加一点照顾，或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或基本口粮加奖励。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就是基本口粮加工分。种类很多，能不能机械地搞一种?那不行。由郊区到边远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不同，采取同样的分配形式，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生产条件，就要采取各种不同方式，这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按劳分配本身要不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变成按需分配。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是很宝贵的。
第76页，最后一段第四行，“学生”两个字应该是学者，学生怎么会骄傲自满。
第三次辅导
(1964.3.13)
4.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给史密特)重点讲解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一开头说：
“我利用最初的闲暇时间来答复你，我认为你接受‘züricherPost’报的工作，是做得很对的。你在那里可以和很多人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如果能够经常注意到，苏黎世仅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从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就由于经过了第二遍或第三遍的反映而减弱下来，甚至于受到有意识的伪造。”
(第82页)
这一段话是说，你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投机市场，要想通过投机市场认识经济情况不能认识的准确，特别是货币投机市场。货币价值的涨跌，能够反映经济情况，但是不能准确地反映，有时候不但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歪曲，有意识地伪造。
下面解释说：“但你在实际上对所有的机关都是熟悉的，你就应当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地去索取第一手的交易所公报。”要求他注意全面看问题，不要在那一个市里面就根据那个市的交易所来了解经济情况。“那时世界市场就会作为它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反映而显示在你的面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反映，和人的眼球中的反映有相同的情形。它们通过了折光镜，因而在达到人的头脑里时就表现成倒立着的样子。不过前者缺少着能使我们的印象再度倒转回来的神经工具。”(第82页)
眼睛的构造像照相机一样，外面的图像到照相机上是倒的，人的像到眼睛里在眼底上是倒的，经过神经的倒转，我们看人就是正的。现在我看大家是正的，实际上在我的眼球里面的影子是倒的，因为有神经的构造，因此我看不出大家是倒立着的。但是，社会上货币市场反映经济情况就不是这样情况，货币市场反映经济市场就是倒反映的，人看起来就是倒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市场决定货币市场，就是生产的情况决定货币的情况。但是在货币交易所里面来看，在货币市场来看，好像货币市场倒过来决定经济情况。比如某一种行业，你的股票价格跌了，为什么跌?之所以跌归根到底是这个行业的生产不景气了，要发生危机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危机，有了这种情形这些企业的股票就跌价了，或者是这些企业还不一定就要衰落，只是有一点衰落的因素，但是搞货币投机的人，看到了这种因素，大家一起哄起来出卖股票，结果价格就跌了，价格跌的结果影响这个企业更困难，它的股票大家都不要，于是这个企业的股份投资就有人要来兑现，这个企业本来就有点困难，股票再一跌就更困难了。股票的跌首先是由于企业本来有一点不好，但交易所把这个不好企业的股票一出卖，这个企业就更不好了。由此在表面上看起来，在股票市场上大家都不要这种股票，都来出卖股票，使得股票的价格就跌了，引起了企业的衰落。表面上是这样的现象，好像是货币市场，有价证券市场的变化引起了经济生产的变化，而不是像原来的规律，经济生产的变化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变化。这种颠倒的情形在市场上就不会像人的神经一样再把它恢复正确了，而把颠倒的印象直接表现出来。这是现象和本质不一致，现象里面有倒立着的假象。
交易所的人只能通过货币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倒立着的反映来看工业运动和世界市场，因而就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对于这一点，还是在四十年代时我就已经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要依据伦敦的交易所公报来构成关于工业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周期的高涨和低落等观念，是不中用的，因为那些先生们总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说明一切现象，而货币市场的危机本身大部分都只能看做仅仅是些征兆。”(第82—83页)
这是说，有时危机往往在征兆以后暴露出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货币市场的危机产生在工业生产的危机以前，因此似乎货币市场是原因，工业市场是结果。这一句话可以用来作为《自然辩证法》中有一段话来解释，就是在感觉中间先后出现的东西不一定表明因果规律。所以休谟怀疑因果规律，他认为这是感觉先后反复出现多次，这种反复多次，只是一种感觉习惯，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不可知论者就抓住这个片面作为他不可知论的理由。他抓住的这个片面确实存在，但是他把这种片面现象夸大了，认为是因果规律。在感觉这种现象里面先后出现并不一定等于因果规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的确很多，比如我们看到寒暑表上升了，因此温度提高了，我们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表上升了，然后才知道温度上升，如果不看到就不知道温度上升。有时就有这样的错觉，气温上升是由于寒暑表上升，因为我们是先看到寒暑表上升，实际上是相反的，气温上升了，寒暑表才上升。
“这在那时是为着要拒绝把一定时期的生产过剩作为说明工业危机的发生的原因，因此全部事情还更包含着一种力图曲解真相的目的。”(第83页)
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要掩饰生产过剩是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因此故意说工业发生危机是由于货币市场发生了问题。我们解放以后没有这种事情了，解放以前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形，报纸上常登某个工业发生危机了。为什么?是因为银根吃紧。银根吃紧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工厂的流动资金没有了，工资发不出去，没有钱买原料，反正是有各种困难，要关门、破产。债还不起，一个企业经常向银行借债来补充流动资金，债太多了，银行就不借了。银行逼债，工人要工资，没有办法只好关门、破产。这种现象是货币发生了困难，结果使得企业也就发生了困难。这种论调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虽不一定每天有，几乎也是每星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把货币发生危机作为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他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容易销出去，因此钱拿不回来，流动资金就少了。资产阶级采取人为地利用货币的力量来缓和危机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的办法。这不是讲一个企业，是整个企业发生了周转不灵，仓库里面的存货太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向政府要求帮助，这时政府一个是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再一种是让银行多印钞票，然后银行借债给企业使得他手头松一些，流动资金比较松了，既发了工资，债也可以缓一下，以前的旧债可以借一笔新债来还。仓库里面堆着的东西暂时卖不出去也不要紧，而且也还可以卖一些，因为通货膨胀，经营商业的企业可以向银行借钱向工厂买些东西，工厂的存货就可以销掉一些。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工业企业产生一种人为的缓和，这也是一种现象。货币市场松动了引起企业生产、工业市场的松动，这种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是客观事实，但这不是第一性的事实，是第二性的。首先是工业危机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危机，工业影响货币，生产影响货币，以后才是货币影响生产，本来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面，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了第一性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弱点，故意这样做。
恩格斯讲这是40年以前的情形，下面他说：“在今天，这一点至少对于我们是永远不存在了”。这是说故意歪曲真相的情形。就英国来说是这样的，实际上至少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看。“而且下面的情形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即货币市场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危机，而工业领域的直接的瓦解对它只能起从属的作用，或甚至于不起什么作用。在这里，就需要对于最近二十年的许多事情特别从历史上来加以探讨和确定。”
这里面讲货币和生产的关系，货币市场和工业市场的关系，相当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过货币市场并不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内部也有生产关系，第一位的关系是生产影响货币，第二位的关系是货币影响生产。同时也像上层建筑一样，上层建筑本身有相对的独立性，货币市场本身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规律，他在服从总规律以外有自己的规律。所谓总的规律，就是货币市场的变化归根到底决定于工业市场的变化，除了这个以外，货币本身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时货币危机的产生不需要工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以直接产生。有时候，市场上买卖人的心理状态也会起这种作用；有时候，在政治上造一个谣言，也可以发生这种危机。
解放以前蒋介石政府经常利用政治谣言来制造货币市场的变化。比如他造谣说国民党打了胜仗。这个谣言一哄，国民党的工业股票或是金圆券就涨起来了。不过这是一天两天的现象，因为很快大家会看到真相，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存的股票卖出去，看到卖完了，就跌价，所有买他股票的人吃大亏。这是一种赌博，国民党经常搞，搞到最后钱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不但是老百姓发生问题，民族资本家也受他的骗。
所以，货币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你要了解问题的真相就需要对20年来的事情特别是从历史上加以探讨和确定，要经过长期的研究。
“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实现着劳动分工的地方，个别的劳动过程在相互的关系上就成为独立的东西。”(第83页)
这句话译得长一些，有点难懂，另外一个译本好懂一些：全社会各种劳动有分工的地方，每一种劳动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比如农业和工业有分工，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关系。农业是农业，工业是工业，封建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是搞在一起的，没有全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生产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当着贸易把生产品和本来意义的生产隔离开来时，它就有了它自己所有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生产的运动在总的方面是起着支配作用的，但在个别的部分和在这总的从属性的范围之内，贸易的运动还是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即在这新因素的本性里所包含着的规律。”(第83页)
这也是解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这是讲贸易和生产也是一种分工，这种社会贸易和生产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贸易有自己独立性，自己的规律，比如供给和需要的规律，这个规律不直接是生产的规律，而直接是贸易的规律，市场货物多了就跌价，货物少了就涨价，这种情形最后决定于生产。当然有时候市场货物多不一定是生产多了，有时候市场货物少不一定是生产少了，用的多少也可以影响价格或者是跌价。货币市场也有自己的规律，现在我们不用金属货币了，从前用金属货币的时候，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和生产没有关系。如果在货币市场出现了两种银币，一种是含银成分高的，一种是含银成分差一些的，两种货币在市场上使用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经过一定时候，在市场上充满了银子成分低的货币，银子成分高的货币很快会在市场上消失，这是货币市场的规律，这个规律和生产没有关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把它当做一个规律表现出来。
“这贸易的运动有它自己固有的样式，并且它自己又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表现出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由于对黄金的渴望引起的，这种渴望在以前已经把葡萄牙人驱使到非洲去了(参看谢特柏尔的‘贵重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工业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贸易的发展是那么强烈地使人要求更多的交换手段，而德国—1450年到1550年间最大的产银国家—却不能满足这样大的要求。从1500年到1800年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征服印度，目的都是为了要从印度输入。没有人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什么。可是结果，这些纯粹由贸易的利益所引起的发现和征服，对于工业竟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反作用：单单为了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就建立了和发展了巨大的工业。”(第83—84页)
最初是从这些殖民地国家输入一些工业国所需要的东西，但这种输入不久工业发展变成了输出为主了。
“货币市场也是一样。当着货币贸易从商品贸易分离开来时，它就—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生产与商品贸易所规定的限界之内—具有着自己所固有的发展，具有着由它本身的特性规定了的特殊的规律和样式。不仅如此，当着货币贸易在自己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中搞大成为有价证券的贸易，并且这有价证券又不仅仅表现为国家的证券”(第84页)。这是指公债，我们国家也有公债，但我们现在的公债是不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债可以到交易所买卖。
“而且还把工业和运输企业的股票也包含在内时，当着货币贸易(它在总的方面是受生产支配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生产的一部分取得了直接的支配权时—那时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会更为强烈和更为复杂了。”(第84页)上面我们讲的用通货膨胀来影响生产这是一种方法。
“银行家成了铁道、煤井、矿坑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具有着两重的性质；它的劳动既必须适合于直接的生产的利益，又必须适合于股东们的要求，因为他是银行家。”这种生产银行家觉得可以发财他才干，不能发财，他就不去搞了。“这里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铁道。它们的全部业务都从属于当前的某个吉·古尔得、万得比尔特之流在交易所的活动，—对于个别的铁道及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利益来说是完全异类的活动。”(同上)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交易所活动可以引起生产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能够支配铁道的生产活动。
“就是在这里，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许多铁道公司在几十年间为着划分他们的区域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斗争，在这斗争里花费了巨量的金钱，并不是为着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仅仅是由于持有股票的银行家们力图使交易所的活动容易进行这个惟一的目的。”(同上)
恩格斯这封信是1890年写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于帝国主义时期，银行垄断资本的作用逐渐抬头，所以这封信表明恩格斯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到银行垄断资本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苗头。当然没有列宁后来写《帝国主义论》的时候看得那样清楚，但是在那个时候所出现的这种突出现象，恩格斯已经看到了，而在前几十年的信或者是文章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在90年代恩格斯写这封信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这几点意见中—关于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这几点意见中，我已经在基本上回答了你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问题。”(第85页)
这一句话是他的中心点。生产、贸易和货币这几点的关系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第一性决定第二性的关系，同时第二性关系又反过来决定第一性的关系。事物在相互关系中间，有第一性的关系和第二性的关系。一切关系互为因果，但是互为因果中间有第一性因果关系和第二性因果关系；有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要分清。找到第一位原因时不要忽视第二位原因。第二位原因也是原因，它有它一定的独立作用。它跟《自然辩证法》后面讲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自然辩证法》只讲相互关系，没有讲相互关系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得更全面了。在相互关系中有第一性关系和第二性关系的区别。在恩格斯的信里，这种第一性、第二性的相互关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的基本原则。经常要注意第二位原因，我们很容易忽视第二位原因。
“从劳动分工的观点上来看，这就最容易了解。社会产生出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公共的职能。担负这些职能的人们就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他们由此获得了甚至于与他们的授权者互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他们与后者相对地成为独立的东西，于是—这就出现了国家。”(第85页)
这里讲到国家问题，国家本来是经济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形成国家以后，国家反过来可以影响阶级斗争，影响经济。而且国家里面的人有一定的独立性，国家统治者个人的特点有时会对社会起作用，做总统的人的特点不同，他起的作用也会有些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决定政治的规律，只是在某些具体特点方面，某些事情发展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
“同样的情形也在商品贸易以及稍迟以后的货币贸易里存在：新的独立的力量在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从属于生产的运动的，但由于它内部存在着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由于一度赋予它而渐渐地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相对的独立性”，这里直接用相对独立性这个名词了。“使得它对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也发生了反作用。这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的运动，另一方面是那向着最大可能的独立性进展的、一经产生之后，还能够进行独立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经济的运动在总的方面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但它仍然不能不受到那依据于它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并且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第85页)
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老挝和柬埔寨从前同样是法国殖民地情况差不多，里面都有共产党。当头子都是亲王，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富马，两个人的思想有一点不同，两个国家的结果不同，发展不同，如果富马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到老挝，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就不同了。苏加诺他有特点，崇拜孙中山，要学习孙中山，所以出现了像印尼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跟阶级斗争有关系，但是和出现苏加诺崇拜孙中山有关系。如果换一个人，情况也不一定这样。国家领导人站在国家领导地位就有相对的独立性，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但不是起最后决定作用。不过那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总是要最后胜利的，但是有些胜利得快一些，有些胜利得慢一些。这里面就有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问题。也有偶然性的问题，某一个人当了总统，当了首相，也有若干作用。
“这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运动，另一方面是与国家政权同时产生出来的反对势力的运动。就像金融的市场在总的方面，在上面所说的保留条件之下，并且自然是颠倒地，反映着工业市场一样，政府和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从来就存在着、斗争着的阶级间的斗争，而这反映也是同样地颠倒着：它已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追求政治原则上的斗争。它是这样的颠倒，使得我们要经过成千年的时间，才能够再发现事情的真相。”(第86页)
这个运动本来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看起来就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由它决定的。政治斗争是为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不同的政治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情形：它可能是循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事情就进行得更快；它可能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这样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大民族里，国家权力都要在一定的期间走向破灭；或者，它会把经济发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断，并推进到另外的方向—这一种情形，归根到底又会归结为前面两种的一种。很明白，在第二和第三两种情形里，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会给与很大的损害，会造成大量的力和物的浪费。”(第86页)
举例来说，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情形：第一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把经济向前推动得很快，实现飞速发展；另外一种是修正主义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因此要引起经济的破灭；第三种情形最确切的例子是外来民族的侵略，武装占领这个地方，它把经济切断了，比如欧洲人到了美洲，原来美洲印第安人是原始公社末期，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是向封建社会发展，但是，欧洲人一去就切断了。还有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占领了汉族的农业区域，如蒙古族和满族，可以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切断。切断的结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新入侵的国家它的方向和经济发展一致，比如蒙古入侵汉族，清占领汉族地区，它来了以后，仍然按照向前发展的方向从事政治活动。蒙古族开始到华北想把一些农田改成牧场，几乎要实行了，后来耶律楚材(是金人投降蒙古的，他有帮助金人搞统治的经验)要忽必烈不要这样搞，搞了牧场不好，还是让汉人照样生产下去，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每年可以收很多粮食来供给西征(打欧洲)，如果不这样搞，尽搞成牧场，那么多牛羊运不到欧洲去，对西征没有好处。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套，按照汉族制度来进行统治，所以生产没有受到大破坏。清朝也是这样，入关以后很快建立了统治，特别是康熙统治比较好，到了乾隆是发展的时代，这是清朝封建社会比较好的时代，和汉、唐一样是兴旺的时代，这是因为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他是满清人，是进攻汉族的，我们就歧视他，把清朝人的统治看得一塌糊涂，一定把他说得很坏，这样不公平，他的统治比崇祯皇帝的统治好得多。欧洲人到美洲这个方向也是前进的，生产也是超过历史阶段发展的。另一种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相反，比如忽必烈刚到中原的打算，如果这个打算实行了，经济就发生很大破坏。但是不管哪一种切断，对经济、物力都会有大破坏。因为切断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尽管以后仍然还是前进的，可是在切断的过程里面有大破坏，比如蒙古人、满清人南下都有大破坏，对于这一点不能因为他以后有进步就给他涂脂抹粉，“扬州十日”、“嘉定之屠”，把全城人都杀光了，这些坏事他还是做了的。所以，恩格斯这里讲的可以概括一切历史情形。还有这样的情形，欧洲罗马帝国是奴隶制，很发达，后来日耳曼人进来把罗马帝国搞垮了，日耳曼人要用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来代替奴隶制度，所以他的方向是反动的，那时的破坏大了，经济受破坏，文化也受破坏。日耳曼的领袖认为学习文化是最丑的事情，是可耻的事情。有一个日耳曼的领袖，他的女儿认识了罗马教士(基督教士是有些文化的)，她跟这个教士学习拉丁文，非常有兴趣，学了两年很有文化了，后来她父亲知道了就禁止了，处罚了她，也处罚那个教士，认为我们是高贵的人，是全能的，怎么能干“下流”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文化是倒退的，从6世纪到9世纪这三百多年中间是过渡时期，9世纪才开始恢复。那个时候奴隶制度垮了，究竟是一个什么制度?很混乱。封建制度是9世纪开始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暂时切断了、倒退了，最后还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最后还是出现了封建制度。
“除此而外，还有经济资源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这一种情形，这在以往的某些情况下面，有时会使一整个地区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全部遭到毁灭。这种情形在今天却多半只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大民族中间是这样：被打击者最后常常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要比胜利者得到更多的胜利。”(第86页)
在奴隶制时代，占领一个地方可以把整个部落屠杀了，比如欧洲人到美洲，把印第安部落几乎全部屠杀光了，因为它是落后民族，是原始部落时代，抵抗力小，一下子可以杀光。近代就不同了，殖民地国家要摆脱殖民统治，最后的结果是相反的。恩格斯的话可以作为预言，把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情况都预见到了。
下面是讲法律问题，这一段比较重要。
“就法律来说，也是一样：当有了新的分工的必要而产生职业的法律家时，于是又展开了一种新的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对于生产和交换虽然有着它的一般的依赖性，但同时对于后者又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反作用能力。”(第86—87页)
为什么上层建筑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上层建筑不是空的，是有一批人组成的，有一批人始终以上层建筑为职业，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层，这是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就要搞它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个近代的国家里，法律不仅仅应该适应于一般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应作为它的表现，并且还必须是一种内部首尾一贯的、不至于因为有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表现。为要完成这一点，就使得经济关系的反映的确切性愈更受到破坏。法律的典籍愈是不能作为严峻的、尖锐的、没有伪装的一个阶级统治的表现时，那破坏也就愈更厉害。”(第87页)
第一段话比较重要，上层建筑除了它是一批人外，要有独立性，就要搞自己的系统，要使内部在自己的逻辑上能够首尾一贯，因此基本上它要反映经济的要求，可是为了它的逻辑系统，就不能完全反映。剥削阶级统治的时候，他要伪装成为全人类的，他要以全人类的名义贯串他的系统。用冯友兰的话是他要采取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这也不是冯友兰的话，有这么一种伪装的普遍性，冯友兰把这种普遍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形式，实际上完全是阶级的，但是因为它有这种形式不是完全确切反映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内部本来是有矛盾的，而一种法律观点只能反映这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东西，这一派和那一派有不同的法律观点，某一派的法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它能够反映这个阶层的利益，但是不能完全反映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这就会发生冲突。
中国古代，特别是讲儒家学说，讲经学的人，他的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和封建阶级某些人的意见是有矛盾的，因为他讲爱民，不要过分糟蹋老百姓，可是统治阶级里面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人，偏偏不爱民，荒淫无耻，这就有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变成对抗性的，讲经学的人往往要遭殃，甚至遭到杀头。有时这个阶级的统治不稳了，非要他的东西来欺骗不可，就用他一下，讲经学的人一般不是当权的，比如汉朝的董仲舒，在意识形态方面代表统治阶级，而他本人在统治阶级里面来说是倒霉的，没有当过宰相，做过部分地方的国家官吏，不是皇帝的直接帮手。这种人在封建社会来说是正派人，他的言论里面有时也反映一些民生疾苦，而且对老百姓糟蹋得太厉害，有反感，但又不是真正站在老百姓方面，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着想，希望能够永久统治下去，希望不要发生封建统治规律所必然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但言论里面反映一些民生疾苦，描写了一些豪强糟蹋老百姓的现象，把它写成文章，奏本上也有一些暴露。
讲到对法律、道德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一点。“继承”这二个字有广义、狭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是建立马克思主义要利用旧的历史材料，旧的历史文化不管好的坏的统统要利用。利用的意思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要把它拿过来作为自己的，而是把它拿过来研究，研究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广义来说，所有的历史遗产，我们都继承。是继承材料，把材料留下来，比如我们图书馆里面把所有封建时代的东西，不管好的坏的统统保存起来，这也是继承，是广义的继承。
狭义的继承是我们是不是要它，是不是拿过来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利用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样来解释继承就要严格一些，首先我们只能继承人民中间的东西，有科学贡献的东西，对大众有利的东西，并且在继承的时候，即使这些东西也要找精华，要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原封原样地继承。因此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统统不要，丢掉它。对于封建道德我们继承不继承?不继承。封建法律当然不继承，要根本决裂。但是要不要把材料保留下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呢?还是要的。一点也不研究过去，怎么能够把现在建立得更好呢?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还有一些概念、形式可以利用，这种利用并不是继承封建道德，或者是资本主义道德本身，是利用它的学说。利用过来以后，形式、内容都变了，比如资产阶级讲自由，我们也讲自由，但我们讲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东西，从形式上看，还是自由这二个字，但怎么自由，和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根本不同，我们是又有纪律又有自由，自由和纪律是结合的；而资产阶级形式上是讲自由，但和纪律完全相反，是对立的。恩格斯提出关于继承问题的理论原则，具体的我们要作很多研究。
“应该说这事的本身就已经和‘法律概念’有着矛盾了。”法律概念既然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就应当一点一滴地反映经济，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反映。“1792年到1796年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彻底的法律观念，在‘拿破仑法典’里面已经有了许多方面的伪装。”1792年那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倾向性比较明显，到了“拿破仑法典”里面就更明显了。“而所有在法典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些，还要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每天每天各式各样地减弱下来。但这并不妨害‘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律典籍成为整个大陆上的一切法典编纂的基础。因此，‘法律发展’的进程主要地不外就是这样，首先是企图要排除那把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时所发生的矛盾，并建立起一种调和的法律体系；接着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不断地把这体系冲破，于是，又把它卷入新的矛盾里(我在这里暂时只是就民法来说的)。”(第87页)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矛盾，不断地扩大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不但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封建社会也是这样，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学说，道德学说的基本精神不变，而个别部分是经常变的。
“经济关系之在法律原理上的反映，也必然同样是一种头脚倒立着的东西、它的出现并不为当事者所意识到，法律家总以为自己是根据着先验的原则行事，而不知道一切只是经济的反映—于是一切都头脚倒立着了。”(第87页)
上层建筑专家没有这种自觉性，不知道是在反映经济。“而这种颠倒，在它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它之能够反过来对于经济基础给以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能够变更经济基础，这对于我们好像都是自明之理。”(第88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是独立发展的，是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第一性关系。
“就家庭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继承权的基础是经济的。可是，好像在英国有着绝对的遗嘱自由，而法国对于这自由却有着严格的限制，这就很难说它们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这就有法律中的相对独立性起作用了。“然而两者都非常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因为他们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第88页)
“至于说到那浮悬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那么，这里面还有着一种史前的、从历史时代中发生和继承下来的内容，这内容在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是荒谬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史前时代的低度的经济发展，把关于自然的虚伪的表象当做了补充，有时也当做了条件甚至于原因。”(第88页)
这里，恩格斯把宗教、哲学和法律加以区别，法律包括道德，比较直接反映阶级利益，所以，它更直接决定于经济，继承性比较少一些。新的宗教、哲学跟史前时代的关系更多一些，新的宗教或者是新的哲学，差不多都要利用旧的哲学思想，旧的宗教神话建立起来的。西方的宗教哲学和东方宗教哲学是两个系统，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当然最重要的东西是共同的)。西方哲学受基督教的影响大一些，中国的哲学一般说宗教的影响少一些，特别是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就哲学方面来讲，宗教概念、神话概念比较少一些，孔子不讲鬼神，他也相信有鬼神，半信半疑，但不怎么讲鬼神。儒家学说不谈神的问题，只讲天，实际上唯心主义的，儒家的“天”就是神。西方哲学讲上帝，这是受宗教影响，这里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早期经济不发达对于自然界的规律不能认识，因此就用一些精灵、魔力来作消极的解释。
“但是，虽然经济的需要曾是，而且愈来愈更显著地成为前进着的自然认识的主要推动力，但如果有人想给这一切原始的荒谬思想都找到经济的原因，那就未免迂腐了。”(第88页)
这种荒谬思想有时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产生的，不是由于经济原因。
“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承担这个任务的人们，就又是从属于特殊的分工的领域，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自己是在一种独立的领域里工作着。在社会分工的内部他们愈更形成一种独立的集团，那他们的生产物，以至于他们的谬误，对于全社会的发展甚至于经济的就愈更会发生反影响。但不论如何，他们本身仍然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支配的影响之下的。例如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形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就最容易得到证明。霍布斯是最初的近代唯物主义者(在18世纪的意义上)，但又是当时的绝对专制主义者，当时正是绝对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的全盛时代，而在英国正是开始与民众进行斗争的时代。”(第88—89页)
霍布斯是英国的一位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17世纪人，他的唯物主义是带有18世纪性质的。他在政治上是绝对专制主义者，拥护君主专制，可是他的唯物主义是18世纪的，就是说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这说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立场上可以站在封建贵族立场，可是作为哲学家，他向前走了一步，在哲学上和资产阶级一致了。
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要简单化，阶级立场反动的哲学家，不一定哲学上都是反动的；有了进步政治思想的哲学家，不要毫无根据的一点材料都没有就说他的阶级立场一定是进步的。有一些人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因此就一定要凑一点材料把老子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者这是荒谬的。他是周天子的史官或者是图书馆长这一类人，如果说那个时候是奴隶制度，他就是和奴隶主站在一起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哲学家可以自相矛盾的，他作为一个阶级是落后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在哲学上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在政治方面是代表贵族方面的。文学上也是这种情形，比如有的作家，作为阶级代表人是站在贵族方面的，但是作为文学家是好的文学家，是反映现实的，他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而他的文艺作品是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他自己就有矛盾。这个矛盾说明搞意识形态的人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对于贵族奴隶主有相对独立性，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和工商业奴隶主站在一起。
冯友兰解释老子是荒谬的，他说老子是贵族奴隶主的代表，是反动的，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为什么?因为立场最反动，哲学最进步，好像只有反动的立场才能够有进步的哲学。他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因此不会解释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出版了，就是讲这一套的。立场越反动怎么会哲学越进步，进步哲学是反映他的反动立场的，反动阶级已经没落了，没落就绝望，绝望就讲辩证法。他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意思。“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调和的产儿。”(第89页)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采取了调和方法。霍布斯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英国革命的时候他跑到法国，等到英国革命胜利了，又回到了英国，和资产阶级妥协了。洛克是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儿，他的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一点二元论的因素。
“英国的无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即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甚至于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家。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里，显现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人性质—时而积极地，时而又消极地。”(第89页)这是指向封建势力妥协的那一种资产阶级。“但是，作为特定的分工领域，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倒能够奏起第一把提琴来：例如18世纪的法国对于英国(法国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学上的)，后来的德国对于前两者。”(第89页)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打先锋，不一定直接反映经济，只要能够综合一些材料然后就能向前进，例如18世纪法国对英国，18世纪法国比英国经济落后，但是法国的唯物主义比英国高。德国也是这样，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是在19世纪初期，在哲学上比它先进。
“但不论在法国或在德国，哲学，就像当时一般的文学的繁荣一样，仍然是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结果。”(第89页)归根到底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尽管是落后，但是在落后基础上高涨，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是落后，但从相对意义来讲是高涨。
“我认为就是在这些领域上，经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仍然是无可辩驳，不过它要表现在该领域本身所规定了的条件之内”即有条件地反映经济。“例如在哲学里就表现为经济影响对于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有哲学材料所起的作用(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着作用的)。”(第89—90页)
先行者遗留的材料一大堆，哲学家要在这一堆材料里面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哪一些对他有用，这最后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斗争。
“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在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这决定作用也多半是间接的，当它是作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而对哲学发生着重大的直接作用的时候。”(第90页)
经济往往通过政治、法律然后影响哲学，正因为这样，哲学内部矛盾才会突出，哲学家从阶级立场上反映他的阶级，在哲学上可以因为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的前哲学的影响，比如当前哲学思想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影响，使得他的哲学表现和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有矛盾。这种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所以研究上层建筑问题很复杂，尤其是更高的上层建筑更复杂，特别是哲学史，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化。现在有些同志简单化，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很复杂，有很多简单化的东西，要完全搞清楚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下面几段没有什么，不念了，最后一段念一下。
“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常常只看见这里是原因，那里又是结果。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不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只存在于危机时期，不知道整个大的进程是表现在相互作用里—虽然是极不相等的力的相互作用，虽然经济的运动在这里一直都是最强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不知道这里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里面有绝对，第一性与第二性是绝对的。“这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对于他们，黑格尔是不曾存在过的……”(第91页)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
5.第十七封信、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回过头来讲第十七封信：恩格斯给布洛赫
—1890年9月21至22日于伦敦
这封信没有很多可讲的，主要还是开始那几句话。可以读一下。
“……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第78页)
有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了。经济是最后的决定原因，但不是惟一决定的东西，上层建筑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是有区别的，要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接近还是稍微远一些，比如道德和法律，直接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更接近经济一些；哲学、宗教、文艺离经济间接一些。上面我们说过，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他的哲学思想发生矛盾的情形，在道德形式、法律形式里面一般看不出来。阶级立场是封建贵族的，但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情形在道德、法律里面一般是没有的，因为道德、法律直接反映经济，直接反映阶级。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创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第78页)
经济产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产生斗争的政治形式，斗争的形式再产生新的阶级斗争，统治的阶级就把政治固定为法律。另外，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又有意识形态的各种学说，这种政治、法律、哲学学说、宗教概念又反映阶级斗争。所以第一是经济，第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法律，然后意识形态又反映阶级斗争，反映政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意识形态又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毛主席概括得很好，比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里面的说法完全一些。斯大林说，上层建筑首先是产生于经济，经济反映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观点，然后这种观点又产生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好像先是经济，经济变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形成政治制度，这种提法有可以考虑的地方，值得研究。
“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第78页)，这是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斗争发生影响，这就是反作用。原来意识形态是反映政治的，现在反过来对政治发生影响。发生什么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同上)
上层建筑中间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反映基础、反映政治，而且能够反过来影响政治，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对于政治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讲在政治斗争的形式方面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而不是讲对它的内容，上层建筑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内容，只能反映政治斗争，然后又影响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但是不能把它的本质改变了。可是对于它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决定政治斗争是采取这种形式还是采取那种形式，是采取宗教形式还是采取法律形式，或者是采取别的什么形式，或者是采取不同的学派形式、党派形式。比如我们中国从前有党派形式，明朝有东林党，从形式上看是学派。
“这里存在着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第78页)
这封信主要的是这些，后面所讲的都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看。
第十九封信：恩格斯给梅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第十九封信的内容多一些，原来决定把第二十一封信念一下，看起来二十一封信的内容不那么多，所以第十九封信多讲一些，把原来的程序改变一下。
这封信也是讲观念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这封信的第二段要注意一下，这不是涉及哲学本身问题，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恩格斯的谦虚态度，要好好读一读，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梅林说：“你把超过了我的分内的过多功绩归到了我身上，尤其是当我想到，有许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有时是由我独立地发现的，其实在我之前，早已由眼光更深刻和视野更广阔的马克思所揭示出来了。”这很使人感动。虽然不是哲学本身的东西，也应当注意，特别是我们研究理论的人，谨防自己好像写出一点东西，好像是自己创造了什么东西，要警惕这一点。恩格斯始终把马克思称为巨人，把自己当做帮手，这种态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段可以念一下，这是对梅林的书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点遗漏，这一点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我的文章里通常地强调得不够，而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都同样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最初是把主要的着重点放在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思想体系的观念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济因素如何对它们发生制约作用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了内容的缘故，竟忽视了形式的问题，如：这些观念的形成是经过什么途径的?这就使我们的论敌找到了所期望的口实，来挑起误解以至于进行曲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保尔·巴尔特。”
梅林这本书里面对于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的独立性没有太注意，所以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对梅林提出意见要注意这一问题，但是他提意见的时候是用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来的，我自己强调得不够，只注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没有注意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有它的继承性、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内容一定是反映经济，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上层建筑形式只是从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发展起来的。《反杜林论》也讲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内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就它的形式来讲，是18世纪那一些思想家，一些思想材料的继承。所以讲继承性是讲继承的什么形式，如果讲内容，新的意识形态和旧的意识形态有原则的区别，特别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以前的意识形态根本是决裂的关系，但就形式来讲不一定。我们也会利用一些以往观念形态的材料。继承性问题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区别方面来着眼、来考虑、来研究，才能解决问题，不要笼统讲我们是继承或者是不要继承，不加以分析笼统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下面一段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还是讲思想家主观上的观念形态有它独立发展的过程。
“思想体系是一种过程，这过程虽然是凭借着所谓思想家的意识来完成，但所凭借的是虚伪的意识。推动着思想家的那真正的原动力，在思想家是不知道的，不这样它就不会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第93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知道的，这是写以前的思想家。“这就是说，思想家自己所想像到的只是假的或表面的原动力。因为它是思维过程，所以不论它的内容或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里引导出来，或者是从思想家自己的或者从他的先行者的。”(第93页)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形式来说，是从德国哲学引导出来的，从英国经济学引导出来的，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出来的。
“思想家仅仅是凭借着思想上的材料来工作，他毫不踌躇地把这材料当做从思想里产生的东西，而不再进一步去探究比较远一些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源泉，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自明的，因为他们以为，既然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思想为媒介的，那么归根到底它的基础也就应该是思想了。”(第93页)这不需要解释了，念一念是表示它的重要性。
“历史方面的学者(这里说的历史方面，是简单地概括了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的领域，一句话，即属于社会而不是只属于自然的一切领域)—历史方面的学者”(第94页)。这不是讲一般地写一写历史，是研究社会方面的学者，“在每一科学领域里都保有着一定的材料，这材料是从前一辈的思维里独立地形成起来，并在这些相互继承下来的后辈的头脑里构成一种独立的、特有的发展系列。”(同上)这些都是一些思想家自己主观的错觉。这都不需要解释了。
另外注意一下第95页第二段，恩格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对于事情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对它只能略微提到)”，指思想观念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给予它所应该受到的重视。这是一个旧的典故：在开始时常常因为内容而忽视了形式。如像已经说过的，我就是这样做了，而缺点常常是在事后才看出来。因此，我不仅仅要避免为这种事向你提出责难，—相反地，像我这样一个在更早时候就负有同样罪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我只是希望你在将来对于这一点提起注意。”(第95页)
下面一段前几句话可以念一下：
“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些学者们的荒唐观念：说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体系部门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因此也就否定了它们对于历史的一切作用。”(第95页)讲两个意思，一是思想体系的独立作用，一是思想体系对于历史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一些人就曲解了。“这种看法的基础乃是那呆板的，把原因和结果当做僵硬地互相对立的两极来看的非辩证法观念，是对于相互作用的绝对忽视。”(第95页)下面是说一些例子，“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记了：当一种历史的现象被其他的、归根到底被经济的原因推动到世界上来时，它就能够对于周围环境甚至于它本身的原因发生反作用。”(第95页)不仅对于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反作用，对于自己本身还有反作用，形式继承性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用。
这一封信就是这几点要注意，意思都讲了，没有什么别的要讲。
第二十封信：恩格斯给丹尼尔逊
—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这封信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上次讲过，这封信等于批判了俄国的民粹派。民粹派认为原始公社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了这一点，他说：“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在俄国，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不可能由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发展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不曾在某些其他的国家里已经体现于生活中并可以引为范例的话。”(第101页)这一句话是反对民粹派的重要的话，这还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死板地只讲一点，农村公社不可能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怎么才可能，怎么才不可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都要看条件，一切都要看到它的相对方面。民粹派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原始公社要发展为高级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没有范例。但是这个问题在俄国革命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比如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有一些少数民族是原始公社末期，它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有了范例，有了党的领导，才能这样做。
第二十一封信：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这封信有一些需要解释的问题，有一些复杂、不明确的问题，念一下。
“一、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关系(我们把它看做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是一定社会的人类在生产他们的生活物资和互相交换生产物(在分工存在着的情形下)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第103页)
交换和分工分不开，没有分工不会有交换。这里讲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分工就不是交换。社会发生了分工以后就有了交换，我们讲的经济关系是在生产生活资料的时候和互相交换生产物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所以经济关系是讲生产关系，不是讲别的关系。
“因此它里面包括着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又决定着生产物的分配，从而，又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支配和奴役的关系，从而又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第103页)
可以引起这样的误解：恩格斯是不是把技术也当做生产关系看待?从字面看的确可以做这种解释，因此，有人批评恩格斯在这里搞错了，把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混淆起来了。现在恩格斯不在了，没有办法去问他，只有我们自己来研究。在我看来，在这里，恩格斯没有直接把技术当做生产关系，只是说经济关系里面包括着技术，它不能脱离技术。要了解生产关系要注意到技术，研究经济关系要考虑生产力。为什么?他解释说：“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不是说技术等于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他上面讲的经济关系是讲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并没有讲技术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包含生产关系的意思。和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一样，生产和交换方式不是一个意思。当时使用名词没有严格按照他们后来确定的名词使用，他上面写的可以解释成恩格斯把技术当成交换方式，而后来的解释是把技术和交换方式分开，和阶级关系更有分别。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恩格斯在这里没有错，至少是基本上没有错，只是用词、用概念不很严格，也可能是写一封信因匆忙而随便一点。当时写这封信是1894年，当时恩格斯已经很老了，身体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写一封信不很严谨是可以理解的。大体上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交换方式，决定分配，决定阶级，决定国家和政治。
下面这句话也是有误解的：“此外在经济关系的概念里所包含着的，还有经济关系依以活动地理的基础，还有那在事实上遗留下来的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残余之能保存下来常只是由于传统或隋性力)，自然也还有那从外部把这个社会形式包围起来的环境。”(第103页)
如果照那一种解释，恩格斯把地理、旧社会的残余都包括在生产关系里面，那恩格斯就犯了大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我看恩格斯不至于这样。恩格斯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地理的基础就是经济关系，只是一种条件，就是说，在研究经济关系的时候要研究地理条件，这是要防止简单化的意思。马克思《资本论》里面也讲了很多地理条件，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新大陆这有区别。在新大陆发现以前或是发现以后，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地理条件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它的特点。恩格斯也没有把地理条件归入生产关系，这只是条件。从外部把社会包围起来的环境是一些自然条件，这要考虑。这里不是只提出地理，而且还提出各种自然环境和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更用不着解释了，没有什么可以误会的。所以，恩格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只是用语上不够严密，这种问题可能是有的。
“倘若如你所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就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从属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十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第103—104页）
这里有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科学决定生产，还是生产决定科学?照恩格斯的看法，是相互关系，在相互关系里面有第一性、第二性。其中有生产和科学的关系，又有技术和科学的关系。技术决定科学，这是第一性的，科学又决定技术这是第二性的。这是辩证法里面相当普遍的问题，到处都有相互关系，相互关系里面都有第一性、第二性的分别，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辩证规律。我们看问题都要这样看，特别是研究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太复杂了，所以只看因果关系是片面的，要看相互关系，单看到相互关系也有一些片面性，在这相互关系里面又要看到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要抓住这一点。
“二、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但种族也正是一种经济的因素。在这里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第104页)是不是会有人把种族看成是经济关系?不能这样解释。民族特点也是一种经济的因素，是影响经济产生特点的条件。下面都是一些具体解释，不一定要讲了。
这一本书就讲到这里，以后有疑问可以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