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们所能做的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

许多男女希望为人类服务，但他们感到困惑，并且他们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绝望抓住了他们；最激情澎湃的人最易受无能为力之感的折磨，最易因希望渺茫而精神崩溃。

只要我们只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做的似乎就不多。我们也许不可能结束战争。我们无法破坏国家或私有财产的过度权力。我们无法在此时此刻给教育带来新生。在这些事情上，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种种弊端，但我们无法用任何普通的政治方法来迅速纠正。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以错误的灵性统治的，灵性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的期望不必非得是为了明天，也可以是为了现在少数人思考的东西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的那一刻。如果我们有勇气和耐心，我们就能思考思想、感受希望，正是这希望迟早会激励人们，会将疲倦和沮丧转化为活力和热情。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认为美好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渴望在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是怎样的。

其思想至关重要的人所拥有的终极力量，远大于承受着当代政治非理性之苦的人。宗教的宽容曾是一些大胆的哲学家的独到推测。民主，作为一种理论，兴起于克伦威尔军队的少数人之中；王政复辟(1)后，民主被他们带到美洲，并在独立战争中开花结果。拉斐特和其他与华盛顿并肩作战的法国人将民主理论从美国带到法国，并在那里与卢梭的学说相结合，启迪出了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其优点——是一个伟大的、正在改变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不断壮大的力量；而社会主义起源于极少数孤立的理论家。反对妇女的从属地位的运动已经变得势不可当并且胜利在望，该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始于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之手，如玛莉·沃斯顿克雷福特(2)、雪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从长远来看，思想的力量大过任何其他的人类力量。那些有能力根据人的需求去思考、去发挥想象力的人，迟早会实现他们要的善，尽管也许不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但那些希望通过思想来赢得世界的人，必须安于在当下失去它这样一种支持。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太多疑问地度过一生，接受他们现有的信仰和做法，觉得如果他们不与这个世界作对，世界将成为他们的盟友。对世界的新思维与这一舒适安逸的默许是不相容的；它需要某种智识上的超然、某种孤独的能量，一种内在地支配世界及其产生的世界观的力量。若没有一些承受孤独的意愿，新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冷漠伴孤独而来以致与他人联合的愿望破灭，或者如果智识的超然走向了蔑视，那么它任何目的都不会达成。这是因为所要求的心智状态是微妙而困难的，因为很难做到智识上超然而又不冷漠，所以关于人类事务的丰硕思想并不常见，而大多数理论家不是墨守成规就是缺乏建树。正确的思想稀有而艰难，但它并非没有力量。如果我们想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希望，那就不必因害怕思想无力而远离思想。

当寻求一种在任何时刻都有用的政治理论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乌托邦的发明，而是发现运动的最佳方向。这一次好的方向，表面上可能与下一次好的方向大相径庭。有用的思想能在当前指明正确方向。但在判断何为正确的方向时，有两个总的原则一向适用：

1．尽量提升个体与集体的发展和活力。

2．在促进一个个体或集体的发展时，尽可能少地损害另一个个体或集体的发展。

第二条原则，当它应用于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时，是关于敬畏的，即他人的生命同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当它被非个人地应用于政治之中时，不啻为自由原则，或者说自由原则是它的一部分。自由本身是一个消极的原则；它叫我们不要去干涉，却不提供任何基础去供人们建构。它表明许多政治和社会制度是不好的，应当予以清除，却没有说明该用什么来填它们留下的空。因此，如果我们的政治理论并不纯粹是破坏性的，就需要有进一步的原则。

在实践中将上述两种原则结合并非易事。世界上许多生命能量都流入了实施压迫的渠道。德国人展现了非凡的生命力，但不幸的是，它是以一种与邻国的活力格格不入的形式呈现的。总的来说，欧洲比非洲更有生命力，但欧洲用它的能量通过工业化去压榨非洲，甚至压榨黑人的生命。东南欧的活力因为为美国百万富豪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而正在枯竭。过去，男性的活力一直是女性发展的一个阻力，不久的将来，女性也有可能成为男性发展的类似阻力。因此，敬畏之原则本身虽并不充分，却十分重要，能够昭示这个世界所需的许多政治变革。

为了使这两个原则都能得到满足，所需要的是一种统一或整合，首先是我们的个体生活，然后是共同体和世界的生活，并且是在不牺牲个体特征的情况下。一个个体的生活，一个共同体的生活，甚至是全人类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几个独立的片段。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成长是被鼓励的，而不是与他人的发展不相容的。这样一来，这两种方式便和谐了。

整合个体生活的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创造性目标或无意识的方向。单凭本能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的生活统一起来：必须有某种支配性的对象、抱负、对科学或艺术创造的渴望、宗教原则或强烈而持久的情感。生活的统一对于一个经受过某种失败的男人或女人来说是很难的，那种本应是支配性的冲动被抑制了并夭折了。大多数职业从一开始就将这种失败强加到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人成了一名记者，他可能不得不为一家他不喜欢其政治观点的报纸撰稿；而这扼杀了他对工作的自豪感和他的独立感。大多数医务人员发现，不玩骗人把戏是很难成功的，而真的这么做了的话，他们的任何科学良知都会因此而被摧毁。政治家们有义务安抚宗教支持者，不仅要被迫接受政党的纲领，还要装成圣人；几乎没有人能不带伪善地进入议会。没有哪种职业中还有一丁点儿对那种本职自豪感的尊重（没有这个，人就不是完整的）；这个世界因为它暗示了独立就无情地将其粉碎，而相比解放自己人们更渴望奴役他人。内心的自由无比珍贵，一个能维护它的社会将是人们极度向往的。

一个人的成长原则不一定是因为阻止他做某件确定的事而被打破的，但往往是因为劝他去做其他事情而被打破的。压垮成长的，是在生命冲动希望有效的方向上产生无力感的事。最糟的事是意志所认同的事。通常，主要是由于缺乏自知之明，一个人的意志抵不过自己的冲动：他的冲动指向某种创造，而他的意志则指向一种有着足够收入并受到同时代人尊重的传统职业。人们的刻板印象是艺术家为取悦大众而推出粗制滥造的作品。但是，许多不是艺术家的人身上具有某种明确的艺术家冲动。因为这种冲动又深又愚蠢，因为往往与所谓的常识相悖，因为一个年轻人只有在他有意形成自己模糊的感情来对抗长者和朋友的智慧和谨慎的箴言时才会听从它，所以在99%的情况下，创造性冲动从一开始就被抑制和挫败了，而其中原本可以迸发出一种自由且充满活力的人生：年轻人情愿成为工具，而非独立的工匠；仅仅做一种实现他人的手段，而非顺应自己的本性去创造的技师。当他做出这种情愿之举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某种东西就死了。他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再也不能拥有完好的自尊、正直的骄傲，而这些原本可能会使他的灵魂保持快乐，哪怕外界有种种困难和麻烦——除非，真正通过皈依以及他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外在的禁止，意志并不赞成，但外在的禁止远没有诱惑意志的那些更微妙的诱因有害。爱情中的巨大失望可能会造成切肤之痛，但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它不会造成像为钱而结婚那样的内在伤害。实现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欲望并不是完全必要的：重要的是方向，是其所寻求的一种效力。当基本的冲动遭到意志的反对时，它就会让人觉得无助：它不再有足够的希望成为强大的动机。外在的强制力并不造成同样的伤害，除非它产生了同样的无力感；而如果冲动足够强大而无畏，它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无力感。即使在想象出的最美好的社会，某些特殊欲望的挫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些人的不加节制的欲望会导致对他人的压迫和毁灭。在一个好的社会，拿破仑不可能被允许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但他也许会在美国西部找到做开拓者的乐趣。若去当市府职员他是不会快乐的，但也没有哪个尚可容忍的社会组织会强迫他去市府供职。

一个个体生活的整合要求它应该体现出一个人可能拥有的任何创造性冲动，并要求他所受的教育应当能够激发和强化这种冲动。一个共同体的整合要求不同男女的不同创造性冲动应共同致力于某种共同的生活、某种共同的目标，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这当中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会发现有助于个人价值实现的东西。大部分源自生命冲动的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创造性的，它以同样的冲动或环境促进自己的和他人的生活，一部分是占有性的，它用不同的冲动或环境来阻碍某种集体的生活。因此，许多本身极其重要的东西仍然可能会对生活不利，例如，17世纪清教徒在英格兰的所为，或民族主义在今天整个欧洲的所为。生命力容易导致纷争或压迫，从而丧失生命力。战争在一开始就把一个民族的生活融为一体，但它瓦解了这个世界的生活，并且从长远来看，当它变得像今天的战争一样残酷时，它也同样会瓦解这个民族的生活。

战争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文明国家间的关系受侵略和猜疑的支配时，不可能实现一个单一社会的生活的安全融合。因此，任何真正强大的改革运动都必须是国际性的。一个单纯的民族运动肯定会因为害怕来自外界的危险而失败。那些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甚至渴望自己的国家得到根本改善的人，将不得不与别国有相似愿望的人合作，并投入大量精力去克服因战争而加剧的盲目敌对。并不是只有在——比如爱国主义可以产生的——局部融合中才能找到最终的希望。问题是，在重要的冲动中保持创造性，同时将目前有破坏性的那部分疏导到其他渠道途径中去，这一点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和在个人生活中是一样的。

人的冲动和欲望可以分为创造性的和占有性的。我们的某些活动旨在创造本不存在的东西，其他活动则是为了得到或保留已有的东西。典型的创造性冲动是艺术家的冲动；而典型的占有性冲动是对财产的冲动。最好的生活，是创造性冲动发挥最大作用而占有性冲动起最小作用的生活。最好的制度是那些产生尽可能大的创造力和最小的占有欲并与自我保护相容的制度。占有欲可能有防卫性，也可能富于攻击性：在刑法中，它是防卫性的，而在罪犯身上，它是攻击性的。或许可以承认，刑法没有罪犯那么可恶，并且只要存在攻击性占有欲，防卫性占有欲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是最纯粹的防卫性占有欲本身也不值得赞扬；确实，只要它们强大，它们就会对创造性冲动产生敌意。“比如说，别去想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或者穿什么？”凡是有强烈的创造性冲动的人，都知道这个准则确切的和字面意义上的价值：正是对财产远甚一切的专注使人们无法自由而高尚的生活。国家和财产是占有欲的极大体现；正因如此，它们反对生命，并以发动战争作结。占有意味着取走或留住某个好东西不让他人享用；创造则意味着为了人人能享用到而把好东西投入这个世界。既然世上的物质财富必须在人口中分配，既然有些人天生是强盗，就必然会有防卫性占有，在一个好的社会，这种占有将受到某种非个人的公正原则的规范。但是这一切只是好的生活或者好的政治制度的前奏，在这样的生活和制度中，创造重于占有，分配方面的公正当然就会变得无趣。

无论是政治还是私人生活，最高原则都应该是促进一切有创造力的东西，从而减少以占有为中心的冲动和欲望。现在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占有性冲动的体现：对内，保护富人防范穷人；对外，用武力剥削低等种族，并与他国竞争。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只与占有有关；然而，商品的生产是创造的一种形式，除了无可救药的机械和单调乏味，它可能为创造性冲动提供了一种载体。为此，可能会取得很大成就的一种做法是使某类商品的生产者形成自治的民主团体，服从国家对其商品价格的控制但不受其生产方式的制约。

教育、婚姻和宗教本质上都是创造性的，但三者都因占有性动机的侵入而失效了。教育通常被视为通过灌输偏见来延长现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通过慷慨的情感和精神上历险的刺激来创造自由的思想和高尚的人生观。在婚姻中，爱是创造性的，但爱被嫉妒束缚，而嫉妒是占有性的。宗教，本应解放灵性上的创造性视野，通常却更关注压制本能的生活，打击思想的颠覆性。在所有这些方面，由不稳定的占有而滋生出的恐惧已经取代了由创造力激发的希望。理论上，想掠夺他人的念头被认为是邪恶的；但是对遭到掠夺的恐惧同样糟糕。然而，这两种动机支配了十分之九的政治和私人生活。

一个人的创造并不会妨碍另一个人的创造，所以不同的人的创造性冲动本质上是和谐的。占有性冲动则会引起冲突。虽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创造性冲动和占有性冲动是对立的，但在心理上，二者很容易因环境和机会的偶然性而进入对方。应该研究冲动的起源和成因以及使它们发生改变的原因；应该使教育和社会制度能够加强在不同人之间和谐存在的冲动，并削弱那些招致冲突的冲动。我毫不怀疑，以此方式可能完成的事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是通过冲动而不是意志，个体的生命和共同体的生命才能获得推动单一方向的力量统一。意志有两种：一种向外的，一种是向内的。外向的这种，是由外部障碍发挥作用的，要么是他人的反对，要么是一项工作的技术性困难。每当不能马上获得成功时，这种意志就是一种强大的冲动或欲望的表现；它存在于所有精力充沛的人身上，只有在他们的生命力衰弱时才会衰退。在任何艰难的事业中，成功都是必要的，没有它，就罕有大的成就。但是，被指向的内在意志只有当内在冲动或欲望发生冲突时才是必要的；一个完美和谐的天性是不需要内在意志的。这样完美的和谐当然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所有人都会产生与他们的核心目标不相容的冲动，如果他们不希望整个人生陷入失败，就必须抑制这种冲动。但这种情况最不可能发生在那些核心冲动最强烈的人身上；在一个力求自由的社会，这种情况也不会像在我们这个充斥着过时制度和专制舆论所造成的人为不相容的社会中那样经常发生。那些希望自己的人生能体现某个核心目标的人，必须始终需要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发挥内在意志的力量，但有了更好的制度，需要内在意志的场合可能会变少，也没那么重要。这种结果非常令人期待，因为当意志抑制那些只是偶尔会造成伤害的冲动时，它会转移一种可能用来克服外在障碍的力量，并且如果被抑制的冲动是强烈而认真的，它实际上会减少可用的活力。一个充满压抑的人生很可能不再是充满活力的人生，而是变得无精打采，毫无热情可言。当冲动不断受到抑制，它往往会消亡；就算没有，也很容易转入地下发挥作用，并以某种形式发出比它被压制时更糟糕的信号。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内在意志的必要，而行动的一致性应该源于冲动的一致性，而不是意志对冲动的控制。

生活的统一不应要求抑制娱乐和玩耍的随意欲望；相反，应该尽一切努力使生活的主要目的和各种本性无害的愉悦容易结合。诸如习惯性的醉酒、吸毒、残酷的体育运动，或者享受痛苦的乐趣，本质上都是有害的，但文明人天然喜欢的大部分娱乐要么根本无害，要么只是通过某种影响而偶尔有害，这种影响可能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中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需要的不是禁欲主义或单调的清教主义，而是能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欲望并朝着伟大的创造性目标前进的能力。当这种冲动和欲望蠢蠢欲动时，它们会带来创造美好生活所需之物。

尽管娱乐和冒险应有其共同点，但如果它们是人们所渴望的，就不可能创造出美好的生活。主观主义，是种将思想和欲望导向自己的心境而非客观事物的习惯，这不可避免地会让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毫无进展。以娱乐为生活目的的人，往往会逐渐对他习惯性从中获得娱乐的事物失去兴趣，因为他并不看重这些事物本身，而是看重它们在他心中激起的感觉。当乐事不再有趣，无聊就驱使他去寻找新的刺激，而这反过来又会令他失望。娱乐存在于一系列本质上不具有连续性的时刻；一个使生活统一的目的，是需要一些能长久的活动的，它就像是建纪念碑，而不是在沙滩上建小孩的城堡。

主观主义除了一味追求娱乐之外，还有其他形式。很多人在恋爱期间对自己的情绪比对所爱对象更感兴趣；这种爱不会导致任何本质的结合，但会使根本上的分离不减。一旦情感变得不再那么鲜活，这种体验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似乎没有延续下去的动机。另一方面，新教和道德也助长了同样的主观主义罪恶，因为它们关注的是罪和灵魂的状态，而不是外部世界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观主义的这些形式无一能阻止一个人的生活不变得支离破碎和孤立无援。只有一种从占主导的冲动中迸发出来指向目标的生活，才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或者才能与他人的生活紧密结合。

追求快乐和追求美德都受主观主义的影响：享乐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也受到了同样的污染。马可·奥勒留为当贤君而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并不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主观主义是生活中思考多于行动时的自然产物：当外物被记住或被渴望，而非被真正体验时，它们似乎变成了仅是想法而已。它们本身对我们，不如它们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的影响有趣。这一结果往往是文明程度日益增长所造成的，因为不断增长的文明在不断地减少对活灵活现的行动的需要，并不断地增加思考的机会。但是，思想如果是主动的并指向实现某种目的，就不会有这样糟糕的结果；只有被动的思想，才会导致主观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保持思想与冲动和欲望的紧密结合，使思想本身始终是一个具有客观目标的活动。否则，思想与冲动会成为敌人，对双方都会造成大的损害。

为了让普通男女的生活不那么零碎和分散，也为了给他们更多机会发挥创造性的冲动，仅仅知道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或者宣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优秀的，这都是万万不够的。有必要了解制度和信仰对冲动的影响，并通过改变制度来发现改善这种影响的方式。当我们完成这项脑力劳动后，我们的思想将依旧贫瘠，除非能将其与某种强大的政治力量联系起来。人们期待从中获得任何帮助以实现似乎需要的变革的唯一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就是劳动力。所需的这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比如像劳动力——可能会受到欢迎，尤其是在战后的困难时期。战争结束后，劳动者的不满情绪肯定会遍及整个欧洲，并形成一种政治力量，通过它大规模重建或许会产生效果。

文明世界若想免于衰败，就需要根本地改变——改变它的经济结构和生活哲学。我们当中感觉有必要改革的人，决不可坐视绝望：如果我们选择改变，就能深远地影响未来。我们可以发现并宣扬所需的改变，这种改变要求保持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信仰中积极的成分，并且通过消除其中消极和无关紧要的成分，产生一种所有不是纯粹反动的东西都可以拥戴的综合体。一旦弄清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就有可能把它的各部分做得更详细。但是，在战争结束前没有什么详细的用途，因为我们不知道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唯一似乎不容置疑的是，战争产生的新世界将需要很多新思想。传统观念帮助甚微。很明显，人类最重要的行为并不是由传统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那种动机所引导的。制造出战争并将其维持下去的冲动来自一个比大多数政治争论更深的区域。反战的少数人亦来自这个区域。一个政治理论，如果要在艰难时代里坚持下去，就必须考虑到构成明确的思想基础的冲动：它必须吸引这些冲动，并且必须发现如何使它们富有成效，而不是具有毁灭性。

经济制度在促进或破坏生活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奴隶制，现在的工业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机械和大规模生产是不可或缺的，必然会在任何取代现今体制的更优越的体制中存活。工业化下的联邦民主政治或许是改革最好的方向。

当人生哲学被普遍相信时，也会对一个社会的活力产生巨大影响。目前最为大众接受的人生哲学是，对一个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他的收入。且不说其他缺点，这种哲学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瞄准一种结果而非一种活动，瞄准一种人在其中没有区别的物质享受，而不是一种体现每个人个性的创造性冲动。更精致的哲学，如高等教育中灌输的那种，太容易将注意力集中于过去而非将来，集中于正确的行为而非有效的行动上。在这种哲学中，人们是无法找到力量来轻松地承受起传统和不断累积的知识的重量的。

世界需要一种哲学或宗教来提升活。但是为了提升生活，有必要关注生活以外的东西。为活而活的是动物，这没有任何真正的人类价值，不能永久地使人类免于疲倦和一切都是虚荣之感。如果想得到完全属于人类的生活，就必须服务于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在人类生活之外的某种目的，某种非个人的、高于整个人类的目的，如上帝、真理或者美。最能提升生活的人并不为自己的生活而活。他们的目标更像是一种渐进的替代形式，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在想象中生活在远离纷争、失败和时间吞噬的天堂里的东西，把它们带到人类的生活中。接触这种永恒的世界，即便它只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也会带来一种力量和根本和平，这种力量和和平无法被我们世俗生活中的冲突和明显的失败完全摧毁。这种对永恒事物的快乐沉思，便是斯宾诺莎所称的对上帝的理智之爱。对于那些曾知道它的人来说，它是智慧的钥匙。

由于我们的能力和机会不同，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事也各不相同。但如果我们内心有灵性生活，我们必须做什么，必须避免什么，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通过接触永恒的事物，通过一生致力于将神圣的东西带入这个混乱的世界，哪怕是现在，哪怕是在残酷、冲突和仇恨困住我们每个人的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富有创造性。在一个以占有为基础的社会，要使个人生活富有创造性，远比在一个人类以其努力可能在未来建立起来的社会里困难。那些将开始更新这个世界的人必须面对孤独、反对、贫穷和毁谤。他们必须能够靠真理与爱，带着理性的和不可征服的希望而活；他们必须诚实、明智、无畏，并以一贯的目标为指导。大量受此激励的男女将征服——先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困难和疑惑，而后在时间上，也许只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部世界。智慧和希望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虽然这个世界反对它们，但最终还是会尊重它们。

当哥特人洗劫罗马时，圣奥古斯丁写下了《上帝之城》——用精神上的希望取代了已被摧毁的物质现实。在圣奥古斯丁的希望存在并赋予世界活力的几百年里，罗马沦落为一个满是肮脏简陋的住所的村庄。对我们而言，也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希望，用我们的思想建立一个比正在自毁的世界更好的世界。因为世道不济，我们所需要的远比一般时代的多。只有思想和灵性的熊熊火焰才能拯救未来的一代代人，使我们认识和热爱的那代人的死亡厄运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作为一名教师，我很幸运地接触到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身上有希望和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将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至少一部分他们赖以生存的想象中的美。他们被卷入战争，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有些人仍在战斗，有些人终生残疾，有些人已然逝去；在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中，人们担心许多人将失去灵性生活，担心他们丧失希望，精疲力竭，未来的岁月将只是一段走向坟墓的疲倦之旅。在这场悲剧中，不少传道授业之人似乎感觉尽失：他们以无情的逻辑证明，这些年轻人一直不可避免地被葬送在某种冷酷的抽象目的上；无动于衷的他们，在感情受到任何短暂的打击后又能快速地平复。在这些人身上，灵性生活已死。如果灵性生活还在，便会以一种舐犊之情般辛酸的爱前去拥抱年轻人的灵性。它不会意识到自我的藩篱；他们的悲剧便是它自己的。会有某种声音大喊道：“不，这是不对的；这样不好；这不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毁掉了青春的光辉，令其黯淡无光。是我们老一辈人犯下了罪；我们有着邪恶的激情，我们身上灵性已死，我们无法出于内心的温暖和灵魂的鲜活幻象而慷慨地生活，因而把这些年轻人送去了战场。让我们冲破这种死亡吧，因为死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因我们对生活的恐惧而死的年轻人。他们的灵魂比我们有生气：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将永远把我们困在羞耻和谴责中。他们的魂魄必须活过来，他们必须使我们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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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的是英国历史上一段特殊而关键的无血腥革命。17世纪中叶，英国饱受贵族斗争、民间内战、政治动荡之苦，甚至历经了长达11年悲惨的无君主黑暗期。直到1660年5月29日人们迎回被放逐的查理二世，予其复辟加冕。王政复辟象征英国恢复了君主政体。——译者

(2)　18世纪英国作家，著名女权主义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