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育

没有哪个政治理论是充分的，除非它适用于儿童和男女。理论家大多没有孩子，如果有，他们会仔细筛选，以免孩子受青春躁动可能造成的干扰。他们中的一些人写过关于教育的书，但在著书时，他们通常没有任何真正的孩子出现在他们脑海中。那些对孩子有一定了解的教育理论家，如幼儿园及蒙台梭利体系(1)的发明者，对教育的终极目标的认识并不总是足以成功地应对先进的教育。我既不懂孩子，也不懂教育，无法指出别人著作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但是，有些问题从教育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关乎社会重建的希望，而教育理论的作者常常不会予以考虑。而这些问题正是我想讨论的。

教育在塑造性格、形成观点方面的力量非常巨大，并得到了广泛而普遍的认可。家长和教师的真正信仰——虽然通常不是其宣之于口的戒律——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被大多数孩子获得；即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背离了这些信仰，其中一些依旧会深植心中，随时准备在压力和危机来临之际出现。通常来说，教育是站在现存的反对彻底变革一边的最强大的力量：受到威胁的制度此时仍然强大，这些制度拥有自己的教育机器，并向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头脑里灌输对它们的卓越之处的尊重。改革者则试图将对手赶下它们的有利位置。任何一方都没有考虑孩子本身；他们只是被招入一方或另一方队伍中的众多物料。如果考虑到孩子本身，教育的目的将不是使他们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而是让他们在两派中做出明智的选择；教育的目的将是让他们能够思考，而不是按老师的想法来思考。如果我们尊重儿童的权利，教育就不会成为政治武器。如果我们尊重儿童的权利，就应该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形成独立意见所需的知识和心理习惯；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教育则努力以一种一系列观点是必不可免的方式来塑造习惯、限制知识。

公平和自由这两项原则涵盖了社会重建所需的诸多方面，但在教育领域仅有这两项原则是不够的。公平，从字面意思权利平等来讲，显然不是完全可能在儿童身上实现的。至于自由，首先它本质上是消极的：它谴责一切可避免的对自由的干涉，而没有给出积极的构建原则。但教育本质上是建设性的，需要对美好生活是什么构成的有一些积极的设想。尽管自由在教育中应受到与教导同等程度的尊重，尽管在不用减少教导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比传统多得多的自由；但很显然，只要教给儿童任何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偏离完全自由的情况，除非是被孤立在较平凡的同龄人之外的那些异常聪慧的儿童。这就是老师肩负重任的原因之一：孩子们必须（也有必要）或多或少地听从长辈，不能按自己的好恶自行其是。权威在教育之中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教育者必须根据自由精神找到行使权威的途径。

不可避免会有权威的地方，所需要的便是敬畏。一个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人，一个使年轻人得到完全地成长和发展的人，必须始终充满敬畏之情。对他人的敬畏，是鼓吹机器打造、钢铁般坚固的体系——军国主义、资本主义、费边科学组织（Fabian scientific organization）以及改革派和反动派试图强迫人的灵魂进入的其他一切监狱——的那些人所缺乏的。当教育规章制度由政府部门制定，班级庞大、课程一成不变、老师工作过量，而且决意培养一批死气沉沉的庸才时，这样的教育体制对孩子是普遍缺乏敬畏的。敬畏需要想象力和至关重要的热情；需要对那些最没有实际成就或者权力的人有极大的想象力。孩子是弱小的，且乍看之下蠢笨，老师则是强大的，且从日常意义上讲比孩子聪明。没有敬畏之心的老师或官僚容易因为孩子外在的弱势而轻视他们。他会认为“塑造”孩子是他的职责：他把自己想象成用黏土制陶的人。因此，他将孩子塑造成一些不太自然的形状，这些形状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定型，产生紧张和精神上的不满，由此滋生残忍和嫉妒，并且相信其他人也必须受到同样的扭曲。

有敬畏之心者不会把“塑造”年轻人当成自己的责任。他在所有生命，尤其是人类，特别是大部分孩子身上，都能感到某种神圣的、无法解释的、无限的东西，某种个别的、殊为珍贵的东西，不断成长的生命原则，世界上一个笨拙的奋斗的具体片段。比起许多父母和老师的轻松自信，在孩子面前，他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谦卑，一种以任何理性原因都不易辩解的谦卑，但某种程度上更接近智慧。孩子显露出的无助和依赖令他意识到信任带来的责任。他的想象力向他展示了这个孩子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或变好或变坏，其冲动可能会如何发展或受挫，其希望必定会如何陷入黯淡而希望中的生活会越来越少，其信任会如何受到打击，而迅速升起的欲望将如何被沉思的意愿所取代。这一切都使他盼望帮助这个孩子去打自己的仗；他会武装这个孩子使之强大，并不是为了国家或任何其他非个人的权威提出的外部目标，而是为了孩子自己的精神正在默默寻求的目的。唯有怀有这种感觉的人才能在不侵犯自由原则的情况下行使教育者的权威。

由国家和教会以及对它们俯首帖耳的大机构所开展的教育，不是本着敬畏精神的。在教育中所考虑的几乎从来就不是男孩或女孩、年轻男女，而是几乎一向以某种形式维持现有秩序。当考虑到个体时，几乎完全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赚钱或者取得好地位。做平凡人，掌握出人头地的本领，是摆在年轻人面前供其参考的理想，只有极少数难得的老师除外，他们有足够的信仰力量去冲破这个期望他们为其效劳的体制。几乎所有的教育背后都有政治动机：它的目的是在某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壮大前者，它也许是民族群体、宗教群体，甚而是社会群体。正是这个动机大体决定了开设什么科目，教或者不教什么知识，也决定了学生应该养成什么样的心理习惯。而在促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成长上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实上，那些受过相当多教育的人在精神和心灵生活中往往是萎缩的，毫无冲劲，只有取代鲜活的思维的某些机械的能力。

教育所取得的某些成就，目前必须继续通过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在实行的教育来实现。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继续学习如何读写，其中一些必须继续获取诸如医学、法律或工程等行业所需的知识。科学和艺术所需的高等教育，对于那些适合学习它们的人而言是必要的。除了历史、宗教及此类事务外，实际的教学仅仅是不足的，不会带来积极的危害。这种教学可能会在更自由的精神下进行，会更不遗余力地展示其最终用途；当然，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和僵死的。但总的来说，这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成为任何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正是在历史、宗教及其他有争议的学科中，实际教学才是产生积极危害的。这些学科涉及使学校得以维持的利益；而这些利益确保学校的存在是为了灌输对这些学科的某些看法。每个国家的历史教育都在夸大这个国家：孩子们学会相信自己的国家总是对的，几乎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它造就了几乎所有的伟人，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胜过其他一切国家。因为这些念头是讨人喜欢的，就很容易被吸纳，而且很难被后来的知识从本能中驱除。

举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滑铁卢战役的情况因其翔实的细节和精确的记载而为人所知；但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小学里教授的却大不相同。一般的英国男孩认为普鲁士人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而一般的德国男孩认为在英勇的布吕歇尔力挽狂澜的那一天，威灵顿实际上已经败了。如果这两个国家都能照事实来教，民族自豪感不会被培养到同等程度，哪一方也不会在战争中如此确信自己必胜，参战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这样的结果正是国家想要避免的。每个国家都想促进民族自豪感，也都意识到这个靠不偏不倚的历史教育是办不到的。那些毫无防备的孩子受到的是被扭曲、压制、带有暗示性的教育。各国所教的关于世界历史的错误想法，是在助长冲突、使顽固的民族主义继续存在。要想国家间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一步应该是将所有历史教学提交给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其编写中立的教科书，免受现在世界各地所号召的爱国主义偏见的影响。(2)

宗教亦是同理。小学实际上总是掌握在某个宗教团体或对宗教有某种态度的国家机构手中。一个宗教团体因其成员都对真理不可确知的主题有某种确定的信仰而存在。宗教团体开办的学校，必须防止往往生性好问的年轻人发现这些确定的信仰遭到其他一些并非不讲理的人的反对，并发现许多最有资格判断的人都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任何确定的信仰。当国家采取激进的世俗态度时，比如法国，公立学校就会变得和教会控制的那些学校一样教条（我明白法国的小学里为什么不允许提及“上帝”这个词）。这些例子的结果都一样：自由发问受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上，孩子遇上了教条和铁石心肠的沉默。

上述弊端并非只存在于初等教育中。在初等之上的教育中，这些弊端采取了更微妙的形式，再怎么试图隐藏，它们还是呈现了出来。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在人们心中打上了某种烙印，耶稣会大学（Jesuit College）也是如此。很难说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有一个刻意的目标，但它们的确有一个规不规划都同样强大有效的目标。在几乎所有上过伊顿和牛津的人中，这两所学校都制造了一种对“好的形式”的崇拜，这种崇拜对生活和思想的破坏力堪比中世纪教会。“好的形式”与表面上的思想开明、愿意倾听各方意见以及待对手以某种温文尔雅是相当一致的。但它与思想开明的本质、与任何给对方以重视的内在准备都是不相容的。其实质是假设最重要的是某种行为，这种行为能将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摩擦减到最小，并精心地使低人一等者相信这两方的粗鄙。作为在势利的民主国家维护富人特权的政治武器，它是无法超越的。作为为那些没有强烈的信仰或不寻常的欲望的有钱人创造一个令人愉快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它有一些优点。但在别的方面，它是可憎的。

“好的形式”的弊端来自两方面：一是对自身正当性的完美保证，二是相信正确的举止比智力、艺术创作、生命力或世界上任何其他进步的源泉都更值得追求。完美的保证本身就足以摧毁拥有它的人的所有精神进步。当它与对棱角和尴尬的轻视结合在一起，而棱角与尴尬几乎总是与巨大的精神力量相联系时，它成为所有接触它的人的毁灭之源。“好的形式”本身是死的、不能发展的；通过它对那些没有它的人的态度，它把自己的死亡传给了许多本来可能有生命的人。它对富裕的英国人以及那些有能力使富裕之人注意到他们的人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防止人们自由发问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信仰而不是思想，是迫使年轻人对可疑的事情持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让他们看到疑点、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教育应该培养对真理的渴望，而不是相信某个特定的信条就是真理。但正是信条将人们在战斗组织——如教会、政府、政党——中团结起来。正是对信条的强烈信仰造就了战斗的效率：胜利属于那些对某些事有最坚定的信心的人，而在这些事上怀疑是唯一理性的态度。为产生这种强烈的信念和战斗的效率，孩子的天性遭到压抑并因此而被扭曲，阻碍了新思想的发展，自由的价值观被束缚。在那些思想不太活跃的人身上，其结果是无所不在的偏见；与此同时，少数思想不能被完全扼杀的人变得愤世嫉俗，对智识绝望，批判起来具有破坏性，能使所有活的东西看起来都愚不可及，却不能让自己产生他们在别人身上摧毁的那种创造性冲动。

通过压制思想自由而打的胜仗既短暂又毫无价值。从长远来看，精神的活力对成功和美好生活同样不可或缺。把教育的概念视为一种训练形式，一种通过奴性而产生一致性的手段，这种观念十分普遍，而为其辩护者主要以它能导向胜利为由。那些喜欢以古代史作比的人将指出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以此为他们的道德加码。但是有能力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想象的是雅典而非斯巴达：我们中的任何人，如果能在过去的某个时代重生的话，都宁愿生为雅典人而非斯巴达人。在现代社会，处理实际事务时需要如此多的智慧，以至于即使是外在的胜利，也更可能是凭借智慧而非温顺赢得的。轻信的教育会迅速导致思想的衰退；只有自由探问的精神始终生生不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进步才能实现。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通常会灌输这样的心理习惯：服从和纪律，在争取世俗成功的斗争中要冷酷无情，蔑视对立的群体，不加质疑地轻信，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智慧。所有这些习惯都与生活相悖。我们应该以保持独立和冲动为目标，而不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教育应该努力在思想上发展正义，而不是冷酷无情；教育应该灌输敬畏、尝试理解，而不是轻视他人；对于他人的意见，它应该鼓励其产生，不必默认，只要有这样的反对再加上带有想象力的理解和对反对理由的清楚认识便可。与其轻信，不如激发建设性的怀疑，对冒险精神的热爱，以思想上的进取心和无畏征服世界的感觉。满足于现状，以及由于对思想的东西漠不关心而使学生个人服从于政治目的，是这些罪行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教育被视为一种获得对学生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养分的途径。正是在这一点上，缺乏敬畏之心才显露了出来；而只有培养起更多的敬畏，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如果要在课堂上保持秩序，如果要给予任何指导，服从和纪律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这一程度远低于那些认为服从和纪律本身是可取的人所认为的程度。服从——即一个人的意志对外界的屈从——是权威的对等物。在某些情况下两者都是必要的。不听话的孩子、精神病人和罪犯可能都需要用到权威，也需要被强迫服从。然而，但凡有必要实施，那就是一种不幸：人们需要的是自由选择而无需进行干涉的目标。教育改革者已经证明，这比我们的父辈们所相信的可能性要大得多。(3)

使服从在学校显得有必要的，是虚假经济所要求的大班级和工作超负荷的老师。没有教学经验的人无法想象任何真正的生活指导所带来的精神消耗。他们认为可以合理地预期老师的工作时间像银行职员那么长。极度的疲劳和易怒的神经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是机械地完成一天工作的绝对必要条件。但是，除非严格服从，否则谁会机械地做事呢。

如果我们对教育是认真的，认为保持孩子们的思维活跃与确保战争的胜利同样重要，我们就应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实施教育：我们应该确保目标实现，即使付出百倍的代价。对许多男女来说，少量的教育是一种乐趣，它可以用一种鲜活的热情，并在能维持大多数学生的兴趣而不必以纪律约束的生活中完成。少数不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抽出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应尽可能多地进行教学，带着从工作中体会到的真正愉悦，并意识到学生的心理需求。其结果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将是友好的而非互相敌视的，大多数学生会明白教育是在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人生，而不单纯是外部强加的、阻止他们嬉戏并要求他们一动不动坐好几个小时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花很多的钱，以保证老师有更多的闲暇和对教育工作油然的热爱。

纪律，比如学校中的，很大程度上是个坏东西。有一种纪律对几乎所有成就而言是必要的，它或许没有被那些反对传统方法靠纯粹外在纪律约束的人所充分重视。理想的纪律是内在的，它存在于稳步追求一个遥远目标的力量，存在于漫漫征途上放弃和承受的许多事情中。这种纪律包括冲动对意志的服从，巨大的创造欲所指挥的一种行动的力量，即使是在创造欲没有跃跃欲试之时。没有这种纪律，任何郑重的抱负，无论好坏，都无法实现，始终如一的目标也无法起主导作用。这种纪律非常必要，但它只能由对无法立即达成的目的的强烈渴望而起，只能通过培养这种欲望的教育而产生，而目前的教育很少这样做。这样的纪律发自一个人本身的意志，而不是外部权威。它不是大多数学校所寻求的那种，也不是在我看来有害的那种。

尽管初等教育鼓励存在于消极服从中的不得人心的纪律，尽管现有的任何教育都很少鼓励始终如一的自我引导的道德纪律，但某种纯粹的精神纪律还是从传统的高等教育中产生了。我指的这种是能令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将其思想集中在其有机会思考的任何事情上，而不理会心之所忧、无聊或智识上的困难。这种品质，虽然没有重要的内在优点，却大大提高了思维作为一种工具的效率。正因如此，律师才能掌握专利案件的科学细节，这些一旦宣判他就会忘记；公务员才能快速处理接踵而来的许多不同的行政问题。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在工作时间抛却私事。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对那些需要集中精神完成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能力。

成功地培养出精神纪律是传统高等教育的主要优点。我怀疑除了以强迫或劝说人们积极重视一项规定的任务之外，它是否能实现。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相信童年时代过去后，诸如蒙台梭利夫人的那些方法还适用。她的教学方法的精髓在于让孩子选择一种职业，所有职业都是有教育意义的，而每一种在大多数孩子看来都是有趣的。孩子的注意力是完全自发的，就像在嬉戏玩耍中一样；他喜欢以这种方式获取知识，而不去碰他不喜欢的任何知识。我相信对于低龄儿童来说，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其实际结果也几乎不可能令人有不同想法。但很难看出来这种方法是如何通过意志控制注意力的。很多必须考虑的事情是无趣的，甚至一开始有趣的事，在被认为是必要的之前也往往变得非常令人厌烦。能投以长时间注意力的能力非常重要，但很难人人皆有，除非它最初是由外部压力引起的一种习惯。少数男孩确实有足够强烈的求知渴望，愿意以他们自己的主动性和自由意志经历一切必要的事情；但对于其他人来说，需要有外在的诱因才能让他们学透任一学科。在教育改革者中有一种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担忧，而在全世界，人们越来越不愿忍受无聊。这两种趋势皆有利弊。只要一个男孩的智识兴趣和志向能被充分激发，那么在精神纪律遭到破坏时，仅需予以忠告便可使之保持原状，不必施加外部强迫。一位好老师应该能为任何有能力取得诸多智识成就的孩子做到这一点；而对于其他大部分孩子来说，目前单纯的书本教育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这样，只要意识到精神纪律的重要性，它就有可能达到，通过吸引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随时可以达到。只要老师们没被寄予以此方法获得成功的希望，他们就很容易堕入懒散迟钝的状态，并且在自己犯错时去责怪他们的学生。

只要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变，那么经济斗争的冷酷无情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学校里教授。中产阶级的学校尤为如此，此类学校能招到多少学生取决于家长的好评，因此学校会宣传学生的成功来确保家长的好评。这是国家的竞争性组织具有危害的诸多方式之一。年轻人中不乏对知识的自发、非功利的渴望，而且这些内心潜存的欲望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它被一心只想着考试、文凭和学位的老师毫不留情地抑制了。对于有天分的男孩，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刻起直到离开大学，都没时间去思考，没时间沉溺于智识上的趣味。自始至终，只是一份关于漫长的考试技巧和书本中的事实的苦差。最聪明的孩子到头来也厌恶学习，只想忘掉一切，逃进现实生活中。然而，即使在那里也就像往常一样，经济机器将他们囚禁于此，他们所有自发的欲望都被挫伤、遏制。

考试制度——以及教育主要被视为谋生手段的事实——导致年轻人从纯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待知识，视知识为通往金钱的大道，而非通向智慧的大门。如果这单单影响到那些对智识并没有真正兴趣的人，那没什么大不了。然而不幸的是，它影响了大多数对智识有着最浓厚兴趣的人，因为考试对他们造成了最严重的压力。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似乎是一种获得超过他人的优越的手段；它被残酷无情和对社会不平等的美化所侵染。任何自由、无私的考量都表明，无论一个乌托邦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不平等，实际的不平等几乎都与正义背道而驰。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倾向于对所有人隐瞒这一点，除了失败之外，因为那些成功者正在从不平等中获利，而指挥他们所受教育的人对此极力鼓励。

大多数男孩和女孩很容易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智慧。它不需要努力进行独立思考，这看起来也很合理，因为老师比学生懂得多；而且，这也是讨老师欢心的方法，除非这位老师是个非常不随大流的人。然而，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被动接受的习惯是个灾难。它使得人们去寻找领导者，并接受任何处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的领导。它造就了教会、政府、政党党团以及所有其他组织的权力，普通民众被这些权力误导去支持那些对国家对他们自己有害的旧制度。可能独立思考不会有太多，就算教育极力宣扬；但肯定会比现在多。如果其目标是让学生思考，而不是让他们接受现成的结论，教育将会大有不同：教学的速度会降低，讨论会增多，鼓励学生表达自己想法的场合也会多起来，会更多地尝试让教育本身关注学生感兴趣的事。

最重要的是，将有一种努力唤起和激发对精神冒险的热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多彩、令人惊奇的：一些看似最为平常的事，越被人思考，就越变得困难重重；而另一些原本可能被认为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却被天分和勤奋弄了个水落石出。思索的力量——它可以控制广阔的范围，而更大的范围只能含糊地暗示给想象——给那些思想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羁绊的人一种惊人的丰富素材，一种逃避琐碎及循规蹈矩的无聊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生活充满了趣味，平庸的牢笼的围墙被推倒了。对冒险的爱同样把人类带到了南极，对力量进行终极试验的激情把人类引向了战争，同样也能在创造性思维中找到一个出口，它既不浪费，又不残忍，还能通过体现在生活中的一些人类精神正冲出未知世界的熠熠光辉来增加人类的尊严。将这份喜悦或多或少地传递给所有有能力的人是首要目的，对后者而言，对头脑的教育是值得珍视的。

人们会说，精神冒险的乐趣肯定极罕见，鲜有人能体会到，而寻常的教育也不会考虑这种如此贵族的一件好事。我不信。年轻人比成年男女更享受精神冒险的乐趣。它在孩子中间非常普遍，会在爱假想和幻想的年纪自然生长。但在之后的生活中变得少见，因为教育过程中的一切都是为了杀死它。人们惧怕思想，因为世上没有别的能比毁灭甚至死亡更可怕。思想是颠覆性的和革命性的，造成破坏且危害极大；思想对特权、既定制度和舒适的习惯是毫不怜悯的；思想是无政府的、无法无天的，对权威不屑一顾，对久经时代考验的智慧也不在乎。思想能直视地狱的深渊，无所畏惧。思想把人类看作一粒不起眼的尘埃，被深不可测的寂静包围；然而它却骄傲地支撑着自己，就像它是宇宙之王一样不为所动。思想是伟大、敏捷而自由的，是世界之光，是人类的主要荣耀。

然而，如果思想要为许多人所拥有，而非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就必然怀着担忧去行动。正是担忧让人们踟蹰不前——担忧他们所珍视的信仰会被证明是妄想，担忧他们生活的制度会被证明是有害的，担忧他们自己会证明他们比想象中更不值得尊重。“工人应该自由地考虑财产问题吗？那么我们这些富人会变成什么样？年轻男女应该自由地考虑性吗？那么道德会变成什么样？士兵应该自由地考虑战争吗？那么军队纪律会变成什么样？别想了！回到偏见的阴影中，以免危及财产、道德和战争！人最好是愚蠢、懒惰、受压制的，而不是思想自由的。因为如果他们思想自由，他们可能也不会如我们这般思考。无论如何必须不惜代价避免这种灾难。”因此，反对思想之人在他们无意识的内心深处这样斗争着。因此，他们在教堂、中小学、大学里也正是这样做的。

没有一个受担忧的启发而建立的制度能促进人类生活。人类事务中的创造性原则是希望，而非担忧。使人伟大的一切，都源于保住善的努力，而非源于为避免被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斗争。正是因为现代教育很少受到这么大的希望的鼓舞，所以很少取得大的成果。希望保留过去而非希望塑造未来，这种念头支配着那些掌控年轻人教育的人的思想。教育不应以消极地认识僵死的事实为目的，而应以我们努力创造的面向世界的积极活动为目的。它的灵感不应来自对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已经绝迹之美的无比惋惜的追忆，而应来自对未来社会的光辉憧憬、对未来思想将取得的胜利的展望，以及对人类审视宇宙的视野不断拓展的畅想。那些受教于这种精神之人将充满生命力、希望、喜悦，能够担负他们的责任，带给人类一个不像过去那么阴郁的未来，并且对人类努力所能创造的荣耀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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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幼儿的教育，蒙台梭利夫人的方法在我看来充满了智慧。

(2)　比起扭曲儿童的思想之举，最近我们的影响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孩子们要被组织起来成为无辜的工具，通过父母的影响对他们植入仇恨和残忍的思想。具体做法详见Teacher's world，1917年9月5日刊。在某天，每个上学的男孩女孩都要写信给一位正在来往的朋友。“信上必须给对方以诚挚的问候，打个真切有力的招呼。不能只是寒暄‘你好！’，而要说‘你快要成功了，我们为你自豪。我们会和你一起坚持到底，人人都会为你打气’等等。”“最重要的是，信必须写得自然……大孩子要自己完成，年龄小些的尽可能少求助他人。实在太小的孩子可以从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句子里抄一两行欢快的句子寄出去。”

(3)　蒙台梭利夫人最大限度地减少服从和纪律以有助于教育，她所取得的成就简直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