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财产
在现实主义派众多阴郁的小说家中，吉辛(1)可能是最阴郁的一位。一如他笔下的人物，他生活在巨大的压迫之下：一种既恐惧又崇拜金钱的力量。他的《夏娃的赎金》（Eve's Ransom）就是个典型，女主人公用各种不可告人的诡计甩掉了她所爱的穷人，为的是嫁给一个她更爱其财富的富人。穷人发现富人的财富比他的爱更能让她过得充实、幸福，于是认定她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没钱就该受惩罚。在这个故事中，吉辛一如在他其他的作品中那样一语中的地阐述了金钱的实际支配权，以及它从绝大多数文明人那里获得的缺乏人情味的顶礼膜拜。
吉辛所述的事实不可否认，但他的态度令任何有着强烈的激情和支配欲的读者产生反感。他对金钱的崇拜与他内心受挫的意识密切相关。而在现代社会，总的来说，正是生活的腐朽推动了对物质商品的宗教化；而它反过来又加速了它赖以生存的生活的腐朽。崇尚金钱之人已经不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行动获得幸福：他把幸福视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快乐的被动享受。艺术家或恋人在激情燃烧的那一刻对金钱不感兴趣，因为他的欲望已明确，并指向了只有他能创造的东西。相反，拜金者永远无法获得艺术家那般的成就或者恋人那般的满足。
自打有了人类，拜金就受到道德家的谴责。我不想再加指责，况且这些谴责在过去也并不见成效。我想说明的是拜金是如何影响和削弱生命活力的，以及为了使拜金越来越少、大众的总体活力越来越强，我们的制度可以做出怎样的改变。问题不在于对金钱的渴望，而在于金钱成了实现一种确定目的的手段。一个拼命工作的艺术家可能为了有闲暇投入创作而渴望金钱，但这种欲望是有限的，只要一个很小的数目便可完全满足。我想讨论的是对金钱的崇拜：相信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认为金钱是人生成功的终极标尺。事实上，这种信念——如果不是嘴上说说——被众多男女所信奉，但它并不符合人性，因为它忽视了生命力的需要以及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成长的本能趋向。它使人们把那些与获得金钱背道而驰的欲望视为无关紧要的，然而，对幸福而言，这些欲望通常比收入的任何增长都更重要。它导致人们根据一个错误的成功理论抹杀了自己的本性，并钦佩那些对人类福祉毫无帮助的事业。它促进了性格与目标死气沉沉地保持一致，削减了生活的乐趣，提升了压力和紧张，使整个社会感到疲惫、沮丧、失望。
美国是西方进步的先驱，很多人认为它是展示金钱崇拜的最佳典范。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已有足够的钱满足一切合理的需求，却几乎总是勤勉地继续他的办公室工作，这种勤勉只有在不工作就不得食的情况下才是可以原谅的。
但英国，除了一小部分人，几乎和美国一样都加入了对金钱的崇拜。对金钱的热爱在英国通常表现为虚荣地渴望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力争收入无限增长。男人推迟结婚，直到赚得足够的钱使他们能在自己的房子里有尽可能多的房间和佣人，因为感觉这才体现他们的尊贵。这使得他们在年轻时必须时刻留意自己的感情，以免导致轻率之举：他们养成了谨慎的思维习惯，害怕“对自己不利”，那会让自由而充满活力的生活越来越远。在行动上他们想象自己是有道德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说，被要求去屈就一个比她父母低的社会地位是天大的不幸，而对自己来说，娶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简直是奇耻大辱。相比金钱，大自然的东西没有价值。一个男人在多年明智地克制或与他不尊重的女性的龌龊关系中丧失了经营情感的能力，人们认为要接受这样一个男人谨慎而有限的关注（作为她唯一的爱情经历）对一个女人来说并不困难。这个女人自己不知道这是个苦差，因为她也被教导要谨慎行事以免在社会等级中下降；从年少时起她就已经对自己灌输了这一点，而这种强烈的感情是不会让她像一个年轻女子那般行事的。于是，这两人在对所有值得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结合并度过一生。他们的先祖没有被地狱之火的恐惧所束缚，却被一种更可怕的恐惧极大地抑制了，那就是担心沦落到社会下层。
导致男性晚婚的动机也会导致他们限制家人。职业男性希望送他们的儿子进公立学校，尽管孩子们将接受的教育并不比在文法学校（a grammar school）的好，而且与之交往的同伴也顽劣不堪。但势利心已使他们坚信公立学校是最好的，而且既已决定就不容更改。在他们看来，最昂贵的东西会使得他们成为最好的。同样的社会奋斗，以不同形式贯穿于社会各阶层，最高层与最底层除外。因此，所有人在道德上下了很大工夫，展现了惊人的自制力；但他们所有的努力与自制力并没有被用于任何创造性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榨干他们心中美好的生命之泉，使他们变得虚弱无力、无精打采甚而微不足道。这样的土壤是培养不出天才所需的那种激情的。人的灵魂将旷野变成了客厅：他们变得狭隘、小器、畸形，像中国女人的脚一样。甚而战争的恐怖也很难把他们从受尊敬的自鸣得意的梦游状态中唤醒。主要是对金钱的崇拜带来了令人变得伟大的这种死一般的沉睡。
在法国，拜金采取的是节俭的形式。想在法国发财并不容易，但继承的本事谁都有，而且在它存在的地方，生活的主要意义就是抓好它，就算不能发扬光大，也不能让它失传。法国的吃息族(2)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支巨大力量：正因为他们增加了法国资本的供应，减少了可以上战场的法国男人数量，法国才在外交上得到加强，在战争中受到削弱。为女儿提供嫁妆的必要性以及继承法对财产的分割，使法国家庭作为一个机构比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家庭都强大。为了家庭的繁荣，它会维持小规模，个体成员往往为其牺牲。对延续香火的渴望使人胆怯且不愿冒险：只有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身上，无畏的精神才能留存下来，掀起革命并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引领世界。在金钱的影响下，家庭的力量已经成为国家的弱点，它使人口稳定甚至趋于下降。对安全的同样的爱也开始在其他地方产生同样的效果；但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更好的事情上一样，法国走在了前面。
在德国，拜金主义最近才出现，比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出现得晚；事实上，在法国—普鲁士战争结束前，它几乎不存在。但现在它已经被大家以同样的强度和全心全意接受了，这已经成为德国信仰的标志。它很有特色，正如法国的拜金与家庭相关，德国的拜金与国家相关。李斯特故意跟英国经济学家对着干，教他的同胞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经济，而开发一桩生意的德国人在他自己以及在其他人看来是正在为国效力。德国人认为英国了不起是因为工业化和帝国体系，认为我们的成功是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中显露的国际主义纯粹是种虚伪。他们让自己去模仿他们所以为的我们的本来面目，只略去了虚伪。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功是惊人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毁掉了使德国对世界有价值的一切东西，而且没有接纳我们身上可能存在的任何好东西，因为这一切都在对“虚伪”的大规模谴责中被抹去了。在将我们最糟糕的错误纳为己用时，他们通过一种体系、一种彻底性和一种我们很高兴自己无法做到的一致性使这些错误变得更糟。德国的宗教对全世界极其重要，因为德国人有真正的信仰力量，且有能力获得他们的信条所要求的美德与恶行。为了世界，也为了德国，我们必须希望他们很快会放弃对财富的崇拜，这是他们不幸从我们这儿学到的。
拜金主义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它比以前更有害，原因有好几个。工业主义使工作变得令人厌烦和紧张，不那么能给为了钱而工作的人带来快乐和兴趣。限制家庭发展的力量也为厉行节俭开辟了新地带。教育和自律的普遍加强使人们更能不顾诱惑，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而当目标与生活背道而驰时，随着那些接受它的人的坚韧程度的一次次提高，它就会变得更具破坏性。工业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海陆军上，以保护我们的财富不被艳羡于此的邻国夺去，并用于剥削被资本主义制度无情丢弃的劣等种族。因为害怕失去金钱，深思熟虑和焦虑不安吞噬了人们创造幸福的力量，对不幸的畏惧变成了比那个令人畏惧之物更大的不幸。我们都可以以自己的经验证明，最幸福的男女是那些不在乎金钱的人，因为他们有能让他们置金钱于不顾的积极目标。然而，我们所有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帝国主义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仍然几乎只停留在人们的经济欲望上，似乎只有它们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判断一个工业体系时，无论是我们所处的体系还是改革者提出的体系，有4个主要的标尺可以采用。我们可以看它是否确保了（1）生产的最大化，或（2）分配的公正；或（3）它是生产者可以容忍的一种存在；或（4）给予活力和进步最大可能的自由与刺激。广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行体制只针对第一点，而社会主义只针对第二点与第三点。现行制度的一些捍卫者争辩说，技术进步在私营企业那里比起工业掌握在国家手里时更能得到推动；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可我们列举的第四点。但他们只认识到商品与资本家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工薪阶层的一面。我认为第四点是最重要的目标，而现行体系对它是致命的，正统社会主义可能也会被证明同样致命。
资本主义制度中受质疑最小的一个假设是，生产应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手段来提高：使用各种新型机械；雇佣妇女与男孩；只要与生产效率相适应，就尽可能延长工时。中非土著习惯生吃地里长出的水果、分发衣服，即使曼彻斯特纺织业再发达对他们也没用；但为了支付棚屋税他们只能在欧洲资本家手下工作。人们承认，当他们不受欧洲影响时是非常幸福的，而工业化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非同寻常的失去自由的痛苦，还有白人已经部分免疫的疾病造成的死亡。人们承认，最好的黑人工人是那些“原始土著”，刚从丛林出来，还没被挣过工资的经历所污染。然而，没人有足够的理由争辩说应该保护他们不受我们带来的恶化的影响，因为没人有足够的理由质疑不惜任何代价提高世界的产量不是件好事。
对生产之重要性的笃信具有狂热的非理性和冷酷无情。只要生产某种东西，生产出的是什么似乎无关紧要。我们整个经济体系都鼓励这种观点，因为对失业的恐惧使任何一种工作对工薪阶层来说都是一种恩惠。对提高生产的狂热已经让人们把更重要的问题远远抛开不去思考，并阻止了世界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它可能得到的好处。
当我们有衣有食、居有定所时，再需要更多的物质只是为了炫耀，或者满足对占有的贪欲，尽管这种贪欲出于本能，也许部分不可原谅，但并不令人敬佩。用现代方法，只需一定比例的人口而不必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完成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全部工作。现在花在生产奢侈品上的时间，可以一部分用于享乐和乡村度假，一部分用于更好的教育，一部分用于非体力劳动或辅助性的体力工作。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科学与艺术，更普及的知识和心智培养，让工薪阶层有更多的闲暇，更有能力去发展智识上的愉悦。目前，不仅工资，几乎所有的收入都只能通过工时比人们应该工作的时间长得多来获得。一个靠努力工作一年挣800镑的人，通常用一半的工作量换不来400镑年薪。如果他不愿意几乎每天都工作一整天，他可能往往什么也挣不到。由于过分相信生产的价值，人们认为长时间工作是正确且合理的，而短时间工作可能带来的好处却没有被人意识到。工业体系的种种残酷，不仅欧洲有，热带地区甚至更多，而它们只是偶尔引起少数慈善家微弱的抗议。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目前的经济手段所造成的扭曲，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有意识的欲望只涵盖了受工业劳动影响的真实需要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想要纠正这种情况，就只能借助于一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其中，活动与需要的关系将不那么遮遮掩掩，而是更加直截了当。
如果我们当前的工业体系继续下去，从长远来看，生产最大化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目前的制度对人类物质文明的浪费，部分原因是损害了产业工人的健康与效率，特别是在雇用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下，部分原因是最好的工人倾向于家庭人口少，而越文明的种族越有逐渐灭绝的危险。每个大城市都是种族退化的中心。就伦敦的情况而言，H.卢埃林·史密斯爵士(3)用丰富详实的统计论证了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它也同样正确，没那么容易被质疑。物质资源亦是如此：世界上的矿产、原始森林和新开发的麦田都在被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这几乎必然让后代遭殃。
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土地国有和资本国有的补救办法，以及更公正的分配制度。不可否认，无论从哪方面，甚至从司法角度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分配制度由法律规定，能够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我们习以为常并将此视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区分出对私有财产的公认合法权利的4个主要来源：（1）一个人对自己创造的东西的权利；（2）对已借出资本的利息的权利；（3）土地所有权；（4）遗产继承。它们形成了有关体面的一种滚雪球般的趋势：资本比劳动更可敬，土地比资本更可敬，任何形式的财富在继承时都比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更可敬。
事实上，一个人生产自己劳动的权利只得到了法律非常有限的承认。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曾坚持把这项权利作为公正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但在现代工业进程的复杂化中，不可能说清一个人到底生产了什么。铁路运输的货物中，应当有多少比例属于货物搬运工？当一个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挽救了一个生命，这个人随后生产的商品中有多少比例是这个外科医生可以合理要求的？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即使是可解答的，在允许每个人支配自己生产的东西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公正。一些人总比其他人更强壮、健康和聪明，但没有理由因为法律的人为不公正而加重这些自然的不公正。这一原则一方面建议消除极富，另一方面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但这些目标中的第一个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更好地实现，而第二个显然一旦我们停止拜金，它便不再是可取的了。
对于任何一个私有财产不受限制、偷窃受到惩罚的社会的兴趣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因为一些最经济的生产过程十分缓慢，那些有能力完成这些工作的人在工作完成时可能生活没有着落。然而借钱的实力给了私人资本家如此巨大的财富与影响力，除非严格控制，否则它是不能与其他人的任何真正自由共存的。目前，无论是在工业界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它的影响都很糟糕，似乎迫切需要设计某种手段来遏制它的力量。
土地私有并无正当理由，除非是历史上通过武力获得。在封建时代初期，有些人军事上足够强大，能迫使他们不喜欢的人不在某地区生活。那些他们选择驱逐的人成了他们的农奴，被迫为他们工作，以换取恩准留下来。为了确立取代私人武力的法律，大体上，有必要使以武力获得的权利不受干扰。土地成为那些征服者的财产，农奴被允许出租以代替服务。土地私有并无正当理由，除非历史上有必要安抚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徒。这种必要性几个世纪前就在欧洲出现了，但在非洲，整个过程往往最近才开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就这么略加掩饰地，金伯利钻石矿区和兰德金矿区被拿走了，尽管当地人对此有优先权。这是人类惯性的一个独特例证，即人类似乎应该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忍受一小部分人通过占有土地而施行的暴政和勒索。土地私有对社会没有好处，无论是哪种社会。如果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会下令明天让它终止，除了给目前所有者一笔中等的生活收入外，不做任何补偿。
仅仅废除租金并不能消除不公，因为它会给最好的土地及最肥的土地的占有者带来变化莫测的优势。租金有必要存在，但应支付给国家或某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或者，如果总租金超过为此目的所需的数额，则可拿去充当公共基金，并在人口中平均分配。这样的方法是公正的，不仅有助于减轻贫困，还能防止土地的浪费和当地巨头的暴政。许多以资本的力量之面目出现的，实际上是土地所有者的力量——例如，铁路公司和矿主的权力。现行制度的恶和不公是显而易见的，但人们对他们习以为常的可以预防的恶却那么有耐心，以至于不可能猜得出何时才能结束这种荒唐行径。
遗产继承是世界上大部分不劳而获的收入的源泉，被大多数人认为一项自然权利。有时，就像在英国，这项权利是财产所有者固有的，他可以用任何他认为好的方式来处置。有时，就像在法国，限制他权利的是家族对于他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有至少一部分的继承权。但无论是按遗嘱处置财产的权利，还是子女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都没有除了占有的本能和家庭自豪感之外的其他任何依据。也许有理由允许一个工作成果极其丰硕的人——比如一个发明家——享有比普通公民高的收入，但没有充分理由允许这种特权留给他的子孙后代，并永远传承下去。其结果将是造就了一个无所事事却无比幸运的阶级，他们通过自己的钱施加影响，并反对改革，因为害怕矛头会直指他们自己。他们的整个思维习惯变得胆怯，因为畏惧被迫承认自己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他们的势利以及想保住自己的恩惠的愿望，几乎导致整个中产阶级都模仿他们的举止，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这样成了毒药，侵染了几乎所有受过教育之人的世界观。
人们有时认为，没有遗产的激励，人就不会那么努力工作。我们确信，那些伟大的工业界领袖受到了建立一个家族的愿望的驱策，若非如此，他们不会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奋斗。我并不认为真正有用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这个动机。做平凡的工作是为了生计，做最好的工作是出于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即使那些被认为（也许是他们自己，也许是其他人）旨在建立一个家族的工业领袖，也可能更出于对权力的热爱和大企业带来的冒险乐趣。如果所做的工作稍稍减少一些，为了摆脱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摆脱他们必然会带来的压迫、软弱和腐败，那倒是很值得的。
现行的分配制度并不建立在任何原则之上。从征服者强加的一种体系开始，这种征服者为自己的利益所做的安排通过法律形式定型，之后从未得到根本性地重建。如果重建应该基于什么原则呢？
社会主义制度是获得最广泛提倡的重建计划，其目标主要是公正：当下的财富不均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主义会予以消除。本质上，社会主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收入，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不平等都必须通过需求或服务的不平等来证明。现有体制极其不公，而且其中几乎所有的不公都是有害的，对此无可争议。但我不认为只有公正才是建立经济重建之基础的充分原则。如果所有人都同样不快乐或者同样快乐，公正就会得到保障。就公正本身而言，一旦实现就不会孕含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老一套，在想象中，从未考虑过千禧年来到之前的社会生活。他想象他们会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但这不符合人性。欲望、活动、目标，对一个可容忍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千禧年，尽管看起来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但要是真的到来了将是不可容忍的。
更现代的社会主义者确实已经失去了作为先驱者之特征的宗教热情，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趋势而非一个明确的目标。但他们仍然保有一种看法，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他的收入，而民主政治家的宗旨应该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我认为，这太过被动地包括了一个什么是幸福的概念。诚然，在工业世界，大部分人都太穷，不可能过上好日子；但随着贫穷的减少，好日子会自己到来这事并不是真的。目前，富裕阶层中很少有人过得好，或许社会主义只能用现在折磨富人的罪恶代替贫穷带来的罪恶。
在现有的工人运动中，有些倾向是改革者应该警惕的，虽然工人运动是变革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工人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有利于正义的运动，其基础是相信现在不必为了少数人而牺牲多数人，无论过去的情况是怎样的。当工人的生产率、教育不那么普及时，贵族文明或许是唯一的可能：如果少数人要传播并增加世界在艺术、思想和文明生活方面的财富，那么多数人应该为少数人的生活做出贡献可能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已经过去或正在飞快消失，对公正的主张不再有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工人运动在道德上是不可抗拒的，除了偏见和单纯的自我主张外，眼下并没有遭到强烈地反对。一切有生命的思想都站在它这边；而反对它的则是传统和死亡。然而，尽管它本身活的，但它会不会尽一切办法为生命而活还不确定。
劳工在当前的政治思想引导下朝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向在劳工取得胜利后如果还继续强劲势头，就会变得具有压制性和危险性。总的来说，工人运动的抱负遭到了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反对，这些阶层感到了一种威胁，不仅或主要是对他们个人舒适生活的威胁，也是对他们所处的文明生活的威胁，而他们深信文明生活对世界至关重要。由于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反对，劳工在充满革命激情时往往轻视受教育阶层所代表的一切。工人越来越受尊重，就像其领袖在英国遇到的那样，受过教育之人微妙而几乎不知不觉的影响往往会削弱革命热情，制造出怀疑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给出迅速且简单的保证，让人以为可能会赢得胜利。富裕阶层中的最优秀之人同情劳工，他们非常愿意承认劳工的主张是公正的，这可能会软化工人领袖对现状的反对，并使其敞开心扉接受建议，即不进行根本性变革是可能的。由于这些影响对领导者的作用要远大于对普通人的，它们往往会在普通人之中制造对领导者的不信任以及一种寻找不太愿意承认更富有阶层的主张的新领导者的欲望。最终的结果也许是工人运动对精神生活满怀敌意，就像一些担惊受怕的有产者对目前的看法一样。
狭义地说，对公正的主张可能会强化这一趋势。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收入高或者工作时间短，这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但是，脑力劳动的效率，包括教育工作，当然比体力劳动的效率需要更多的舒适和更长的休息时间，如果单就脑力劳动从生理学上讲并不有益健康而言。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点，脑力生活可能会饱受短视之苦更甚于饱受蓄意的敌意之苦。
由于父母希望孩子尽快去挣钱，目前教育受到侵害，而且可能长期持续受损。例如，每个人都知道半全日制教育不好；但有组织的劳工力量使其得以存在。显然，对于那些关心人口问题的人而言，消除这一不良现象的办法是免除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同时剥夺父母对子女收入的支配权。
要防止劳动与脑力生活出现任何危险的对立，其方法并不是反对工人运动，因为它太强大了，无法以公正之名来反对。正确的做法是，要用实践证明思想于工人有益，没有思想，其积极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思想界有人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帮助工人去斗争的事业中。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是聪明和真诚的，就能防止劳动变得对存活于智识世界中的东西具有破坏性。
有组织劳动的目标的另一个危险之处，是生产方式的保守主义。机器或组织的改进给雇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也给工薪阶层带来了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永久的损失。出于这个原因，以及仅仅是对习惯改变的本能厌恶，强大的劳工组织往往是技术进步的障碍。一切社会进步的最终依据必定是技术效率的提高，一定数量的劳动产生的更大结果。如果工人对这种进步的反对是奏效的，那么从长远来讲它会令其他所有的进步陷于瘫痪。克服对劳动的反对，不是靠与之为敌或道德说教，而是靠把经济过程中现在属于雇主的直接利益给予劳工。在这里，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样，一个本质上是进步的运动中不进步的部分将被清除，不是通过谴责整个运动，而是通过给它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使它更进步，并引导它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比它在成立之初所设想的一切都更大的改变。
政治制度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个体的创造性、精力、活力以及生活的乐趣。这些东西在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以一种如今不复存在的方式存在着。它们激发了探险、诗歌、音乐、精美的建筑，并发动了英国的伟大之处在英国曾经伟大的各方面都涌现出来的整个运动。这些东西与不公共存，但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使一个国家的生活比任何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下的生活都更令人钦佩。
让人们保持活力，需要的是机会而不是安稳。安全只是为了躲避恐惧；机会才是希望的源泉。对一个经济体系的主要考验，不是它是否使人富有，或是否确保分配公平（尽管这两者都非常令人向往），而是它是否让人本能的成长畅通无阻。要实现这一目标，它应该满足两个主要条件：不应禁锢人们的私人情感，应给创造的冲动尽可能多的表现机会。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一种建设性的本能，一种想做出什么的渴望，直至因被废弃而萎缩。通常，成就最大的人是这种本能最强烈的人：这些人，根据不同的性情和机遇，会成为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或帝国的建设者、工业巨头。最有益和最有害的职业生涯都是由这种冲动激发出来的。没有它，世界将降到西藏的水平：它将一如既往地靠祖先的智慧生存，每一代人都将更深地陷入一种毫无生气的传统主义。
然而，并非只有那些杰出之士才有建设性的本能，尽管他们的建设能力确实最强。它在男孩们的身上普遍存在，在男人身上则通常根据它所能找到的或多或少的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存活下来。受这种本能启发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即使在它令人讨厌并且棘手时；因为每一份努力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像狗追逐野兔一样。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为工资而工作很少能为创造性冲动提供任何出路。为工资而工作之人对于自己该做什么别无选择：整个过程的创造性集中在下令完成工作的雇主身上。因此，工作仅仅成为一种获得某种结果——挣到工资——的外部手段。雇主对工会关于限制产量的规定感到愤慨，但他们无权愤慨，因为他们不允许他们雇用的工人知道自己为之工作的目的何在。因此，本应形成一个本能循环的生产过程被分成几个不同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再也不能为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提供任何本能的满足。
这种结果是我们的工业体系造成的，但国家社会主义并不能避开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雇主，劳动者个体对自己的工作几乎就和现在一样没有什么控制力。他所能进行的控制是间接的，是通过政治渠道，而且过于轻微和迂回，无法提供任何可观的满足。令人担心的是自我引导没有增加，相互干涉却增加了。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要求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营企业，这似乎是没必要的。大多数构建全面改革体系的人，和大多数捍卫现状的人一样，对例外的重要性和僵化体系的不可抗拒性的考虑不足。假如资本主义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并且有很大一部分人从其统治下获救，就没有理由希望它被彻底废除。作为竞争者和对手，它可能有助于防止更多民主企业陷入懒惰和技术保守主义。但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应该变成例外而非常规，且世界工业的大部分应该在一个更加民主的体系下进行。
在国家里反对军国主义的许多言论，也可以用于在经济领域反对资本主义。为追求效率，经济组织的规模越变越大，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它们发展的原因是技术性的，而大型经济组织必须被接受为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的政府没有理由实行集中化和君主专制。现有经济体系通过剥夺大多数人的主动性，成了导致普遍厌倦的原因之一，这种厌倦使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失去活力，使他们不断寻求刺激，甚至欢迎战争的爆发，以此来缓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
如果要保持民族的活力，保留新思想的创造力，不至于陷入一种中国式的僵化状态，就必须清除君主专制式的工业组织。所有大企业都必须在其政府中变成民主的联合的组织。整个工资收入体系令人憎恶，不仅因为它造成和延续了社会不公，而且因为它将从事工作的人和从事工作的目的分割开来。整个的控制目的集中在资本家身上；工薪阶层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挣工资。资本家的目的是用最少的工资获得最大化的工作；工薪阶层的目的是用最少的工作确保最大化的工资。一个包含了这种根本利益冲突的体系，不可能期望它顺利或成功运作，或产生一个以效率为荣的共同体。
有这样两个运动，一个已经很先进，另一个还在初级阶段，它们似乎能影响人们所需的大部分东西。我所指的两个运动是合作运动和工团主义。合作运动能够在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内取代工资制度，但要看出它是如何被应用于像铁路这样的领域并不容易。而在这些情况下，工团主义的原则最容易适用。
如果组织不是为了压制个性，那它的成员资格应当是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并且应当在管理中始终拥有发言权。经济组织不是这样的，它不会给人们机会在自己选择的活动中——假如这种活动不是全然单调的——感到自豪和快乐。
然而，必须承认，工业中必不可少的许多机械工作本身可能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如果那些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在他们的企业管理中有发言权的话，它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乏味了。而那些渴望有闲暇时间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或许得到了在一天中的几小时里以低工资从事无聊工作的机会；这将使所有希望从事工作而无需有立竿见影的好处的人都有了机会。当尽一切可能使工作变得有趣时，余下的工作就必须在劳动时间之外以奖掖来使它变得可以忍受，一如当下几乎所有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些奖励是令人满意的——无趣的工作也不必耗去一个人的全部精力——那么在余下的时间里，应该有或多或少连续活动的机会。这样的体制或许是不可估量的恩惠，不仅对艺术家、文人墨客，也对其他一些制造出了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但公众的认可来得不会太快，不足以保证其生活无虞的人；除了这种相当罕见的情况外，它还可能为有智识抱负的青年男女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或者让他们为需要特别长时间培训的职业做好准备。
现行体制的弊端是消费者、生产者和资本家三者利益割裂的结果。这三者中没有一个与社会或其他两者有相同的利益。合作体制将消费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合在一起；工团主义则把生产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合在一起。但既不能把这三者合起来，又不能使指挥工业的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这两者都不能完全防止工业冲突，也不能取消国家作为仲裁者的需要。但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比现在的体制好，兴许两者的结合可能会治愈工业主义现有的大部分弊端。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男人和女人都在努力实现政治民主，但在将民主引入工业方面却做得很少。我相信，工业民主可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收益，无论是以合作模式，还是在承认贸易或工业是服务于政府目的的一个单位的情况下，以及诸如工团主义旨在确保的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应是地域性的：过去因为通讯工具的迟缓，这种体制是必要的，但如今不需要了。通过这样的体制，许多人可能会再次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再次为创造性的冲动找到出路，这种冲动现在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拥有，其他人都被剥夺了。这种制度要求废除地主、限制资本家，但并不要求收入平等。与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或终极的体制，而只不过是一个为能量和主动性设的框架。我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个体的自由发展才能与工业主义所需的庞大技术组织相协调。
* * *
(1) George Gissing，英国19世纪小说家，他的小说以描写下层社会生活和文坛人物著称。——译者
(2) rentier，靠房地产租金和投资的股息生活的人，也译为食利者、年金收入者。——译者
(3) Booth's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vol.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