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没有什么东西像一个人的毕生事业那样强烈地发生作用，说到底是此人整个一生在发生作用，并且迫使所有人都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

——1894年3月23日，日记

前奏

重要的并不是道德上的尽善尽美，

而是臻于完美的过程。

——老年日记

“乌斯地方，有一个人名叫约伯。此人为人正直，敬畏上帝，不做坏事。他有七千只羊，三千骆驼，五百只驴，还有许多仆婢，在东方人当中最为显赫。”[1]

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一直受到神的恩宠，生活得心满意足，直到上帝伸手向他击去，让他罹患麻风病，为的是让他从沉闷的舒适惬意的状态中惊醒，折磨自己的灵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史也是这样开始。他“雄踞”于尘世的权贵之上，住在祖传的府邸里面，家私万贯，悠闲自在。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强壮有力。他得以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妻子为他生下了十三个儿女。他用手和心创作的作品已经发展到永垂不朽的程度，烛照整个时代：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当这有财有势的贵族骑马从旁驰过，全都毕恭毕敬地弯腰鞠躬，全世界都对他震耳欲聋的荣誉表示敬畏之情，就像约伯在接受考验之前，列夫·托尔斯泰也满足得不再有任何欲望。他有一次在一封信里写下了人们说出口来的最为狂妄的一句话：“我幸福到了极点。”

可是一夜之间一切全都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勤奋的人对工作感到厌恶，对妻子感到陌生，对孩子漠不关心。夜里他从睡得被褥凌乱的床上起来，像个病人似的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白天他郁闷地坐在书桌前面，手像沉睡似的一动不动，眼睛失神地凝望着前面。有一次他急急忙忙地爬上楼梯，把猎枪锁在柜子里，免得他用武器对付自己；有时候他大声呻吟，就仿佛他的胸口正在裂开；有时候他在黑暗的房间里像个孩子似的连连啜泣。他收到信不再拆开，有朋友来不再接见。儿子们战战兢兢，妻子极度绝望地看着这个一下子变得脸色阴沉的男人。

这突然转变的原因究竟何在？是疾病悄悄地咬噬着他的生命，是他的身体染上了麻风病，还是灾祸从外面向他击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这个众人当中最有权势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样郁郁寡欢，这个俄罗斯大地上最强有力的人怎么这样可悲地变得阴沉忧伤？

极为可怕的回答：没什么！什么也没发生，或者本来就是——更可怕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托尔斯泰在所有的事物后面看见的是：一片虚无。在托尔斯泰的灵魂里有什么东西已经破碎，向内部张开了裂口，小小的一道黑色的裂口。深受震撼的眼睛被迫直瞪着里面的一片虚无，直瞪着我们自己温暖的渗出鲜血的生命后面的这另一样东西，陌生的东西，直瞪着这过往匆匆的人生后面的永恒虚无。

谁若向这难以命名的深渊看上一眼，就再也无法把目光移开。黑暗将涌入他的感官之中，他生命的光线和色彩就将熄灭。笑声冻结在他的嘴里，他抓住任何东西都不会不感到这股寒意，他看任何东西都不会不同时想到那另一样东西，那一片虚无。方才还觉得非常丰满的东西都变得枯萎一片，毫无价值：荣誉变成追逐过眼云烟，艺术变成愚人开的玩笑，金钱变成一堆黄澄澄的渣滓，自己呼吸通畅机能健康的身体变成蠕虫之窝——这张黑色的肉眼看不见的嘴唇，吸尽了一切价值的精血和甘甜。这可怕的噬人的黑夜一样的虚无，携同一切造物原始的恐惧向谁张开，谁的世界便顿时冻结成冰。这是埃德加·爱伦·坡[2]的把一切全都席卷而去的“大漩涡”，帕斯卡尔[3]说的比一切精神深度更加幽深的“无底深渊”。

想对这黑暗把一切掩饰起来，隐蔽起来，全然徒劳。把这种黑暗的吸力称之为上帝，把它神圣化，完全白费力气。用福音书的书页来把这黝黑的大洞贴好封住，也无济于事。这种原始的黝黑能穿过一切羊皮纸，熄灭教堂的蜡烛，这种从宇宙南北两极传来的冰冷的酷寒，无法靠字句的半温不热的呼吸变暖。人们开始大声祈祷，想要盖过这致命的压抑的沉寂，就像孩子在树林里大声歌唱，以驱赶他们感到的恐惧，也毫无用处。没有任何意志、任何智慧还能再一次照亮这曾经受到惊吓的人的阴郁的心。

托尔斯泰一生影响世界，在他五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正视这伟大虚无的眼睛。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他辞世之时为止，他一直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凝视着这一漆黑的窟窿，他自己人生背后的这一无法理解的内在生活。但是面对这片虚无，托尔斯泰的目光依然犀利清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见到过的最为洞察一切、最有聪明才智的目光。从来没有一个人曾以巨人般的力量，和这不可名状之物，和这短暂人生的悲剧进行过斗争，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坚定地以人类询问自己命运的问题，回敬过命运向人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更加可怕地接受过这道阴曹地府射来的空空洞洞、吸人灵魂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更加出色地承受过这道目光，因为在这里刚强的良心以艺术家清澈大胆、果断坚毅地观察一切的目光对抗这黑色的眸子。托尔斯泰面对人生的悲剧从来没有一秒钟胆怯地垂下眼睑或者紧闭双眼。这是我们新型艺术最为警醒、最为真实、最公正不阿的眼睛。因此，再也没有比这富有英雄气概的尝试更加了不起的事情了，即使对于这不可理解之物也给予一个形象鲜明的意义，赋予这不可避免之物以它的真相。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托尔斯泰边创作边生活地过了三十年，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从五十岁到他生命终结，他只为人生的意义和对人生的认识而生活。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难以估量的任务：通过为真理而进行的搏斗，他不仅想拯救自己，也想拯救全世界。在确定这一任务之前，他的日子一直过得轻松自在。他执行这一任务，使他变成英雄，几乎变成圣人。他最终遭到失败，使他变成所有的人当中最有人性的人。

* * *

[1] 约伯为《旧约·约伯记》中人物。茨威格的引文略有删减。

[2]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

[3]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肖像

我的脸是一张普通农民的脸。

他的脸上，杂草丛生，树木密布：林莽多于空地，向内窥视的每个通道全都遭到拦阻。族长式的浓密虬髯迎风飘舞，一直向上挤进两边的面颊，遮住他那性感的嘴唇几十年之久，盖满了树皮一样龟裂的皮肤。手指一样粗细的两道浓眉像树根似的纠结在一起，头上杂乱的浓密头发泛起灰色的海浪，汇成骚动不宁的浪花。这乱成一团的头发，直如热带植物，到处纠结，无比浓密，似乎从史前时代一直繁茂生长。就像米开朗琪罗创造的摩西这最富男性气概的男子肖像，托尔斯泰的脸上让人看见的也只是这宏伟的圣父脸上白浪翻滚巨大无朋的长髯。

因此我们被迫把这胡须的丛莽从他脸上砍伐净尽，以便用心灵去认清这张遮得如此严密的脸，看清它赤裸裸的本质的情况，他青年时代未留胡须时的肖像，大大有助于这种整形工程。这样清扫之后，叫人大吃一惊。因为这张贵族般智者的脸，整个格局都很粗糙，其实就是一张农民的脸。天才在这里选择一间低矮的茅草屋、一座真正俄罗斯烟熏火燎的帐篷当作自己的寓所和作坊。并不是希腊的造物主，而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乡间木匠给这胸怀辽阔的心灵打造了这间栖身之地。在他狭小的眼睛窗户之上，低矮的额头横梁刨得相当粗糙，纤维粗大，犹如裂开的木头，皮肤是用泥土和黏土组成，油腻腻的，毫无光泽。在这扁平的四方空间里长着一只鼻子，鼻孔很大很开，显然是动物的鼻孔，好像挨了人家一拳，鼻子被打得又宽又平，在蓬乱的头发后面长着一对软绵绵的耳朵，两边深陷的面颊，当中嵌着一张嘴唇厚厚的嘴，总有点闷闷不乐的神气，毫无艺术性，完全是粗俗的、几乎可说是平庸惯常的形式。

在这张悲怆的劳动者的脸上，到处阴影密布，昏暗一片，坑坑洼洼，沉重不堪。任何地方都没有一道奋发向上的活力，没有一道汹涌澎湃的亮光，没有一股大胆奔放的精神的上扬，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额头那样的大理石圆球。任何地方都没有光线射入，都没有光辉闪现——谁若否认这点，就是在涂脂抹粉，就是在撒谎骗人：不，这张低俗的、封闭的脸庞全然无可挽救。它并非供奉思想的神庙，而是囚禁思想的牢房，昏暗无光，潮湿发霉，阴郁沉闷，丑陋不堪，托尔斯泰自己在年轻时，也早已知道，他的容貌极为失败。任何一个对他外貌的影射，“他听了都不自在”；他怀疑“一个长着这样宽大的鼻子、这样厚厚的嘴唇、这样小小的灰色眼睛的人，是否真会找到人世间的幸福”，因此这位青年很早便蓄上浓密的黑色络腮胡子，把他深恶痛绝的面部轮廓隐藏在这副面具后面，直到后来，很久以后，年龄才使得这片胡须变成银丝，令人敬畏。只有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这层阴郁浓密的乌云才逐渐散开，直到秋季的黄昏日落才有一道美丽的霞光，施加恩惠，洒落在这片可悲的田野之上。

永远在漫游中的天神，在低矮潮湿的房舍里，在托尔斯泰那里，在一个普通俄罗斯人的容貌里住宿过夜。有这副容貌的人，你把他想成什么人都行，就不可能把他想成有头脑的人，不可能想成诗人，不可能想成塑造者。作为少年、青年、成年男子，甚至作为老人，托尔斯泰看上去也就像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穿什么外套，戴什么帽子，全都合适：长着这样一张寂寂无名的脸，他完全可以坐在一位部长大臣的桌子后面，也可以醉醺醺地在一家流浪汉光顾的酒店里赌博，可以在市场上买白面包，也可以身穿大主教的白色丝绸法衣在双膝下跪的信众头上高举十字架；长这张脸的人不论身在何地，操何种职业，穿什么衣服，在俄罗斯任何地方都不会引人注目，让人一眼就认出他是谁。作为一个大学生，他和其他大学生都十分相似，作为军官他和任何一个挂着佩刀的军人都难以区分，作为一个乡绅他和其他任何一个地主全都一模一样。他要是坐在白胡子的仆人身旁乘车出游，你得仔细认真地查看照片才能分辨，车夫座上的两个老人究竟谁是伯爵，谁是马车夫；一张他和农民谈话的照片，要是不知道，谁也猜不出，这批乡下人当中的列夫是位伯爵，他的家产可比身边所有的格里高里们、伊万们、伊里亚们和彼约特尔们多上千百万倍。就仿佛这一位和其他所有人全都一样，就仿佛天神这次并没有戴上一个特殊人物的面具，而是乔装打扮成民众，他的脸就是这样全然隐姓埋名，像个普通俄罗斯人。正因为托尔斯泰身上包含着整个俄国，所以他也就没有自己的容颜，只有一张俄罗斯的脸。

托尔斯泰（1873年）

托尔斯泰（1906年）

因此所有第一次看见托尔斯泰的人，一见他的模样都大失所望。他们从老远的地方乘坐火车前来，到图拉改坐马车，如今满怀对大师的敬畏之心等在候客室里；每个人心里都暗自期待着动人心魄的见面场景，心灵早已把他塑造成体格魁梧、神气威严的男子，蓄了一副浓密的圣父上帝似的长髯，身材高大，傲气凛人，巨人和天才汇集一身。期待的寒噤已经把每个人都压得双肩下垂，在这位族长巨人般的形象面前，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垂下目光，一刹那间大家又得抬头仰视。终于房门打开，瞧：一个个子矮小、身材结实的小个子男人快步走来，长髯飘飘，几乎是用跑步的步伐走进屋来，倏而停住脚步，亲切地微笑着，站在深感意外的客人面前。他欢快地、快速地和客人攀谈，手腕灵巧地摆动，向每个客人伸出手去。他们大家握住他的手，心灵深处赫然震惊：什么？这个态度亲切、脾气温和的小男人，“这位雪地里灵巧的老爷爷”，真的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他的威严引起的寒噤已烟消云散：稍稍壮起胆子，好奇心使人大胆抬头，直视他的面孔。

可是突然间，这位抬头仰视的人血液停止流动，一道灰色的目光，从两道浓眉后面直射出来，犹如一只豹子从灌木丛生的林莽之中扑向他们，这就是托尔斯泰的那道石破天惊的目光，凡是直视过这位强劲有力之人脸庞的人，都会说起他的这道异乎寻常的目光。这道目光犹如寒光闪闪的钢刀骤然刺来，硬把每一个人都牢牢钉住。每一个人都像受到催眠，被紧紧拴住，动弹不得，也无法摆脱，不得不忍受这道目光一直刺进内心深处。什么东西也无法抵御托尔斯泰的这第一道目光的穿刺：它像一发子弹穿透一切伪装的铁甲，像一粒金刚钻切割所有的镜子。屠格涅夫、高尔基和其他上百个人都证明，在托尔斯泰这道洞穿一切的目光前面，谁也无法撒谎。

但是这双眼睛只是这样严厉地审视一下，然后他眼球的虹膜又像冻冰似的化开，发出灰色的光芒，因为隐忍着微笑，微微颤动，或者散发出柔和的令人惬意的光辉。就像天上的云彩在水面上投下种种阴影，在这副具有魔力的、不安宁的瞳孔中也经常不断地反映出感情的千变万化。愤怒可以使他的瞳孔迸发出一道直蹿起来的寒光，气恼可以使他的瞳孔冻成寒冰似的水晶，善意使它们温暖阳光普照，激情使它们熊熊燃烧。这两个神秘的星辰，可以凭借内心的光芒绽出微笑，而那严肃的嘴一动不动，倘若音乐使它们感动，它们也会“泪流如注”，像个农妇一样尽情哀泣。它们可以因为精神上心满意足从内心发出光芒，也会突然间暗淡无光，笼罩着一片哀愁，然后避开人们的目光，变得讳莫如深。它们可以冷峻而无情地细细观察，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那样锋利，像X光一样地穿透一切，然后又立即发出戏弄成性的好奇心的闪烁反光。这双眼睛，这双从人的脑门下向外照射的“最最能说会道的眼睛”能说感情的一切语言。高尔基为它们找到了历来最为传神的一句话：“托尔斯泰的眼睛里有上百只眼睛。”

在这双眼睛里，也仅仅多亏这双眼睛，托尔斯泰的脸才显得天才横溢。这位仰仗目光之人的全部聪明才智，全都千万重地汇集在他的眼睛里，就像那位仰仗思维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全都汇集在他隆起的大理石般的额头里一样。托尔斯泰脸上的其他一切，胡须和丛莽，只不过是深藏在此神秘的有吸引力的璀璨宝石的帷幕、护体和外壳。这两个宝石把世界吸引到自己体内，又把世界从自己体内放射出去，是我们这个世纪所认识的宇宙的最精确的光谱。没有什么东西长得这么微小，以至于这种晶体没法把它看清；他的目光犹如苍鹰，可以像飞箭似的俯冲下来，看清每个细节，还能同时居高临下，看清宇宙远处周边的一切情景。它们可以像火焰般一直窜向精神层面的高处，也能够目光如炬地掠过灵魂的阴暗地带，直如掠过天上的王国。这两个无线电的晶片有足够的烈焰和纯净，可以在狂喜之际仰视上帝，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审视虚无，审视这美杜萨[1]一般使人化成石头的容颜。这双眼睛无所不能，也许只有一点办不到：那就是无所事事地闭目打盹，半睡半醒，享受纯粹安息的快乐，享受睡梦的幸福和恩典。因为只要眼睑睁开，这双眼睛便必然会直视它的战利品，冷峻清醒，不留情面，不抱幻想。它能穿透每一个妄想，揭露每一句谎话，摧毁每一种信仰：在这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前面，一切都裸露无遗。因此当他拔出这柄铁灰色的匕首，指向自己时，那就永远极为可怕：因为它的锋刃便无情地一直刺向心脏深处，给以致命的创伤。

谁若长了这样一双眼睛，就看得真切，世界和所有的知识全都为他所有。但是有了这样一双永远真挚、永远清醒的眼睛，也就永远不会幸福。

* * *

[1] 美杜萨，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人若看见她的容貌，就会立即变成石头。

勃勃生机及其对立面

我愿活得长久，活得很久。

一想到死我的心里便充满了

一种孩子气的，诗意浓郁的畏惧。

——青年时代的书信

他天生体魄健壮，足可活上一百岁。骨头坚实，充满骨髓，肌肉结实，真像大熊一样孔武有力：年轻的托尔斯泰躺在地上，可以单手把一个沉重的士兵托举到空中。筋络充满弹性：不用助跑，就能像一个体操运动员似的轻而易举地跳过最高的绳索。他游泳像条鱼，骑马像个哥萨克，割麦像个农夫——这样钢铸铁造的身体不知疲倦，只有在精神方面才有倦意。每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可以颤动不已，同时又像一把托勒多[1]佩剑，柔韧而又坚挺，每个感官都反应灵敏而快捷。在他生命力的围墙上，没有一个地方有道缺口，有个漏洞，有道缝隙，有个毛病。因此从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曾经侵入过这粗壮结实的身躯：托尔斯泰的难以想象的身体，防范严密，抵御每一种弱点，抗拒年龄衰老。

生机勃勃，没有先例：新时代所有的艺术家放在这个长髯飘拂、像《圣经》里人物的身边，放在这个像农民一样野性十足的男性旁边，就像女人或者懦夫。即使那些和他近似，也能活到耄耋之年依然创造不止的人，即使这些人，精神出行狩猎，身体也疲惫老迈。歌德（由于生日相同，也出生在八月二十八日，对世界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也一直活到八十三岁，从星象学的角度看，和托尔斯泰亲如兄弟）活到六十岁早已畏风畏寒，身躯发胖，冬天小心翼翼地待在紧闭窗户的房间里；伏尔泰，早已身体僵化，更像一只剥了皮的凶恶的鸟而不像人，坐在书桌旁一张张地乱涂乱写白纸；康德迈着僵硬的脚步，费劲地踟蹰在柯尼斯堡的林荫道上，直如一个机械化的木乃伊；而托尔斯泰，这位精力充沛的老人，还呼哧呼哧直响地把他冻得发红的身体浸入冰水之中，在花园里拼命干活，在球场飞快地追逐网球。托尔斯泰六十七岁时还好奇心切，想要学骑自行车，七十岁时还穿着滑冰鞋在一平如镜的冰场上飞驰，八十岁时还每天做体操锻炼肌肉，八十二岁时，在去世之前不久，在狂奔二十公里之后，他的坐骑停步不前或者不听使唤，他还会挥动鞭子，抽打马匹。好了，我们别再比下去了——十九世纪没有一个人和他具有同样原始的勃勃生机。

这株俄罗斯硕大无朋的橡树，年代久远，树梢早已直冲天空，可是直到最后一个纤维都汁水充盈，没有一支根茎松动。直到临死的时刻眼睛不花，视力强劲：骑在马上，他那好奇的目光都能看清从树皮里爬出来的极微小的甲壳虫的动作，不用望远镜能看清天上飞翔的老鹰。听觉灵敏，宽大的几乎像动物一样的鼻翼嗅觉灵敏，尽情吸入：倘若一到春天，刺鼻的肥料夹杂着化冻的泥土的气味向他袭来，这位白胡子的漫游者总会感到一种醉意，他还清楚记得往昔的这八十个春天，在这扑鼻而来的芳香之中，每个春天都有它独特的气流。这第一次喷涌而出的香味，他感觉得如此强烈，如此动人心魄，他突然感到泪如泉涌。这位老人筋骨强健的狩猎人的双腿，穿着几公斤重的农民高靴，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潮湿的土地。他的手并未因为年老衰迈、神经紧张而颤抖不已。他那诀别信里用的字体依然像是他少年时代所写的大大的孩子气的字体。他的精神和他的筋骨神经一样，保养得很好，坚定沉着，不可动摇：谈话时他依然压倒众人。他那精准已极令人生畏的记忆力记得每一个遗忘的细节。每次有人反驳：这位年迈的老人都会气得眉毛直颤，朗朗的笑声依然使他张开嘴唇，他的语言依然形象生动，他身上的鲜血依然涌流不息。有人在一次讨论《克莱采奏鸣曲》[2]的会上责备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他这个年龄，很容易放弃情欲，这位筋骨强健的老人眼睛高傲而愤怒地发出光芒，反驳道，“这话说得不对，我的肉体依旧强劲有力，我还必须与之抗争和搏斗。”

只有拥有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勃勃生机他才能那样不知疲倦地进行创作：在他六十年创作旷世之作的时间里，没有一年真正的闲暇时日虚度时光。因为他那乐于塑造的精神从来没有休息，他那绝妙的清醒活跃的感官从未酣睡，或者舒舒服服地迷糊半刻。托尔斯泰直到老年，从未真正生过一场病，这位每天工作十小时的劳动者从未真正感到过疲惫，他的思维能力随时准备工作，无需进一步提高。它们无需兴奋剂，无需酒类或者咖啡来进行刺激；托尔斯泰无需火辣辣的东西或者肉体的享乐使自己亢奋起来——正好相反，他的严加约束的感官如此健康，如此饱满，如此充溢，只要轻轻触碰一下，就会使得他的感官颤动不已，只要加上一滴，就会使之满溢出来。尽管托尔斯泰无比健康，他同时也是一个“极端敏感之人”——倘若没有这种极度易怒动辄烦躁的性情，他又怎能做个艺术家呢！——他那完全健康的神经键盘只能轻柔地弹弄，因为这一键盘反弹的强烈使得每个感情冲动都变得十分危险。因此他害怕音乐（完全和歌德和柏拉图一样），因为音乐过于强烈地激起他感情的神秘莫测的深层的波涛。他自己承认：“音乐对我发生的作用非常可怕。”的确，当他全家围坐在钢琴旁边，亲切地侧耳倾听时，他的鼻翼开始令人心悸地翕动起来，眉毛紧蹙，一副抗拒的样子。他感觉到“嗓子里有一股奇怪的压力”——突然之间他猛地转过身，向房门走去，因为眼泪已夺眶而出。他有一次完全为自己的感情冲动而惊惶失措，这样说道：“这个音乐究竟要我什么。”不错，他感觉到，音乐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东西，正想要从他身上取出他决心永不交出的东西，想要取出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秘密柜子里的什么东西。现在这东西猛然发酵，直冒出来，大有溢过堤坝之势。某种超级强劲有力之物开始活动起来，他对此物的力量和重量感到害怕。他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最深处，被这种肉欲所攫住，背离正道，被拽到错误的激流之中。但是正由于一种大概只有他自己熟悉得过分的程度，他憎恨（或者害怕）他自己的血液过分充溢，因此他对“女人”也始终怀着一种对于健康人而言极不自然的避世隐居者的憎恨。女人对他而言，“只有在完成母亲的责任时，在品行端正、贞静有德时，或者进入老年受人尊敬时”才是“无害的”——这就是说，与两性关系无缘之时，他“一辈子都觉得两性关系是肉体的沉重罪过”。对于这位反希腊人，对这位伪基督徒，对这位强迫的僧侣而言，女人犹如音乐，一概意味着邪恶，因为两者通过肉欲，把我们从勇敢、坚定、理性、正义感等等与生俱来的素质，误导开去。因为二者，女人和音乐，就像托尔斯泰神父日后将会在布道时规劝人们的那样，把我们引向“肉体的罪孽”。女人们也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他拒绝交出来的东西；她们也能触碰什么他自己害怕唤醒的危险的东西——用不着多少聪明才智就能猜出这是什么：那就是他自己强大无比的性欲。音乐——使得拴住他意志的纽带松动：那个“动物”已经伸长了脖子想扑出来。女人们——已经使得一群猎犬发出嗜血的号叫，使劲摇晃着它们囚笼的铁质栏杆。只有从托尔斯泰疯狂的僧侣的惊恐，从他自己对健康欢快、赤裸自然的性欲感到的宗教狂热的战栗，可以预感到隐藏在他身上的惊惶失措的男性的旺盛情欲、动物似的男子的发情，这种情欲在他青年时期还曾肆无忌惮、漫无节制地发泄——他在契诃夫面前自称为“一个不知疲倦的淫棍”，然后在拱顶的地窖里被强暴地幽禁了五十年，幽禁，但并不是埋葬；在他严格合乎道德的作品里，只有一点暴露出这个过分健康者的性欲一辈子都过分强大：这一点便是他“对女人”、对诱惑者怀有的恐惧，他作为隐士，作为超级基督徒，大叫大嚷，使劲转过脸去，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实际上是对他自己看似漫无节制的情欲所心怀的恐惧。

托尔斯泰 列宾 绘

托尔斯泰在写作 列宾 绘

人们随时随地都感到这点：托尔斯泰最害怕的莫过于他自己，害怕他那熊一样的力气。他有时候因为过度健康而感到幸福陶醉，但是不断地害怕他感官野兽般无所顾忌的欲念会发作，使他的幸福感大为失色。当然他把自己的感官控制得很好，谁也无法和他相比，但是他知道：当俄国人不会不受到惩罚。

这是一个漫无节制的来自民间之人，崇尚放荡生活的狂野分子，爱走极端的奴仆。因此他以意志的聪敏，让自己的身体感到疲劳，因此他不断地让他的感官有事可做，让它们逐渐停止运转，给予它们毫无危险的消遣，往往空洞无物、博人一笑的游戏。他挥动镰刀，手扶犁杖，使出蛮劲，拼命干活，使肌肉彻底疲劳。又做各种体操，使自己筋疲力尽；为了消除感官中的毒素，使得感官不再为害，他把自己精力过剩的危险逐出私人生活，使之进入大自然之中。凡是在室内生活中意志使劲控制住的东西，在大自然中可以自由奔放地大肆宣泄。所以他的激情中之激情乃是狩猎：狩猎时，一切感官，不论是明朗的还是阴暗的，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位超过圣徒的托尔斯泰，陶醉于马匹浓重的汗味、骑马大胆狂奔的兴奋、使得神经紧张的逐猎和瞄准的激动，甚至陶醉于野兽被射杀、倒地、鲜血直流、直翻白眼、目光呆滞的惊恐和痛苦（对于这位日后崇尚怜悯和同情的狂热分子，这点真是难以想象）。有一次他狠狠地用大棒猛击，打烂一只狼的脑壳，他承认：“在这垂死挣扎的野兽的痛苦之中，我感到极度的狂喜。”从这声嗜血之乐的洋洋得意的欢呼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一辈子（除了他青年时代那些疯狂放纵的岁月）拼命压住的那些凶残暴烈的本能。即使在他出于道德的信念，早已放弃狩猎的时候，看到田野里有只兔子跳了出来，他的双手也会抽搐起来，渴望射击。但是他把这个欲念和其他任何欲念都坚定不移地强压下去；最后他对肉体的感官上的快乐仅仅只限于观赏和描摹活生生的东西——但是这依然还是一种多么强烈和内行的快乐！每次他从一匹漂亮的骏马身边走过，幸福欢快的欢笑都使他咧开嘴唇，他简直是色眯眯地轻轻拍打骏马温暖的丝绸一样的肩膀，让这股动物的搏动的温暖从他的指尖上划过：一切纯粹兽性之物都使他兴奋。他可以一连几小时着迷似的观看少女的舞蹈，只是为了欣赏她们娇媚身躯的优雅姿势；倘若他遇到一个英俊的男人，一个女人，他就站住脚步，谈话中忘乎所以，只是为了好好地端详一下他们，并且热情洋溢地呼喊：“人长得这样美，真是奇妙无比！”因为他热爱人的身体，把它视为盛放活生生的人生的器皿，光线的感觉灵敏的平面，热烈奔流的血液的外壳，他热爱人的身体拥有全部温暖涌动的肉欲，把肉体视为生命的意义和灵魂。

是的，他是作为文学中最有激情的兽性崇拜者在热爱他的身躯，犹如艺术家热爱他的工具；他热爱身体把它视为人的最自然不过的形式，他在他拥有原始力的身体里热爱自己，甚于在他腐朽衰败、口是心非的灵魂中爱自己。他从头到尾不论什么形式什么时候都热爱他的肉体，这种自我性激情的第一份有意识的报告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两岁的时候——这可不是笔误！追溯到两岁时——这点必须强调，以便大家理解在托尔斯泰身上，每一个回忆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如何像卵石一样，清晰可见，光泽鲜亮，轮廓分明。歌德和司汤达记不大清楚七八岁时候的情形，而两岁的托尔斯泰已经像日后的那位艺术家一样，各种感官都凝聚起来进行感受。诸位请阅读一下关于他最初的身体感觉的这段描述：“我坐在一只木头的浴盆里，完全包裹在一种液体散发出来的我刚刚接触到的，但并不使人不舒服的气味里，人家就用这种液体拭擦我的身体。我得到的极可能是一种秕糠泡的水。这件事好不新鲜，给我留下印象，我十分愉快地第一次发现我小小的身体前胸是明显的肋骨，我的保姆光滑的深色的面颊，和她卷起的袖子，也发现热气腾腾的秕糠水和这水的气味，最强烈的是光滑的浴盆给我的印象，我只要用我的小手摸摸浴盆，我就感到它的光滑。”

读了这段描述，把他这段童年时代的回忆根据其感觉的地区来分解和整理，就能惊讶地发现，托尔斯泰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小孩子就能够以包罗万象的感官清醒地正确地掌握周围的世界：他“看见了”保姆，“闻到了”秕糠，“区别开”这新鲜的印象，“感觉到”水的温热，“听见了”轻微的声音，“摸到了”木盆边的光滑。不同的神经末梢同时觉察到的所有这些感觉全都汇集到身体的“十分愉快”的自我观察之中，身体便成为接纳一切人生感觉的唯一会引起同感的平面。于是我们就理解，感官的吸盘多么早就在这里已经抱住人生。世界千姿百态的印象就已经多么强烈、多么精准地侵入托尔斯泰这个孩子，化为清清楚楚的印象。我们这样就可以衡量，等到托尔斯泰变为成年人，会如何把每个印象都细致敏锐地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又把他们提高升华。这样这个在狭小的浴盆里对自己微小的身体所感觉到的小小的游戏般孩子气的惬意必要时就会扩大为一种狂野的几乎会是剧烈的人生的欲念，完全和这个小孩一样把里里外外、世界和自我、自然和人生都搅拌成独一无二的、颂歌般的心神陶醉的感觉。的确如此，这种把自己混同于宇宙的精神恍惚，有时候使得这个完全成年的诗人感到一种强大的醉意；诸位请阅读吧，这位身躯沉重的男子有时候如何站起身来，走出家门，进入林中，仔细观赏世界。这个世界在千百万人当中把他挑选出来，让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强烈、更加内行地感觉这个世界；他如何突然以心醉神迷的姿势，挺起胸膛，甩开双臂，就仿佛他能在这狂风呼啸的空气里抓住使他内心感动不已的无限之物；或者，他如何被自然界最微小之物和包罗万象的宇宙同样地震撼，弯下腰去，温柔地把孤零零的一株踩倒的蓟草扶正或者激情满怀地观看一只蜻蜓在飞来飞去，然后，受到朋友们的注意观察，他赶快别过脸去，不让人家看见他已泪如泉涌。当代诗人没有一个，便是惠特曼[3]也算在内，曾这样强烈地感到尘世的肉体器官所体会到的这种肉体上的快乐，像这个俄国人一样，他具有潘神[4]那样强烈已极的性欲和一位仿古的天神那种巨大的普遍存在的特性。大家理解他骄傲的、感情过于奔放的话：“我自己就是大自然。”

这位强壮无比枝繁叶茂的人深深地植根于他的莫斯科大地，自己便是宇宙中的一个宇宙，因此不可动摇：有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撼动他那强大的世俗性。但是大地，经地震仪验测，有时也会震动，所以托尔斯泰在人生的中途，有时候也会感到不安，摇摇晃晃地直跳起来。突然间他眼睛发直，感觉摇晃，没着没落。因为有什么东西进入他的视野，他把握不住，这东西置身于温暖的身体和生活之外。他不理解，尽管他所有的神经全都紧张起来——这东西对于他，对于这个感性之人不可理解，因为这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东西，是个他无法吸住无法融化的东西。它拒绝被人触摸，被人测量，拒绝被置于任何时候都饥渴难耐的世界感觉之中。因为怎么能够抓住恐惧的思想，它突然之间把现象的圆满的空间砸烂。怎么能够设想，这些涌流不息不断呼吸的感官突然之间会喑哑无声，又哑又聋，手会毫无感觉，这赤裸裸的、完好无损的身体，现在还周身血液畅通，会变成蛆虫饱啖的食物，冷如岩石的骷髅？倘若今天或者明天，这一片虚无，一片黑暗，一片模糊，这不可抗拒之物也发生在他身上，倘若这感觉不到，却又确实存在之物，发生在这个方才还精力充沛、精血旺盛的人身上，那会怎样？每当托尔斯泰想到人世无常，他周身血液就停止流动。最初邂逅人世无常，还是在他孩提时期：他被领到母亲的灵床旁边，那里躺着一具又冷又僵的东西，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这番景象他八十年都未能忘怀，当时他还不能用感情和思想来解释这一景象：五岁的孩子发出一声大叫，一声刺耳的惊叫，发疯似的心惊胆战地逃出了房间，身后跟着所有令人惊恐的复仇女神。死亡的思想总是这样突然向他击来，犹如一下猛击或者一下把他勒死，他的哥哥死去，父亲和姑妈相继死去：死神的这只冰冷的手总是这样冷飕飕地掠过他的脖子，把他的神经纷纷扯断。

1869年，还在他的危机爆发之前，但是危机很快就要爆发，他描述了这样一次突击的白色恐惧。“我试图躺下睡觉，但是刚刚躺平，恐惧又使我霍地跳起身来。这是一种害怕，就像害怕呕吐，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的生活扯成碎片，但没有把它完全扯断。我试图再一次睡觉，但是恐惧还在，又红又白，什么东西扯碎了我的内心，但是还把我连在一起。”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还在死神哪怕只把一根指头触及托尔斯泰的身体之前，在他真正死亡前四十年，死亡的预感已经侵入到这个活人的灵魂之中，再也不能把它完全驱逐出去。夜里巨大的恐惧就坐在他的床上，咬啮着他人生欢乐的肝脏，蹲在他书籍的篇页之间，猛啃那些业已腐烂的黑色的思想。

诸位请看：托尔斯泰拥有超人的勃勃生机，他也拥有对死亡的超人恐惧。若把他对死亡的恐惧说成神经的恐惧，譬如把它比作诺瓦利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的恐惧，莱瑙[5]由于忧伤而产生的阴影，比作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惧症，那就未免勉强了一些——不然，这里爆发出来的是纯粹动物般赤裸裸的，一种野蛮的恐惧，一种明显的惊恐，一场惊吓的风暴，一种人生的意义受到骚扰的惊慌失措。托尔斯泰在死亡面前不像一个男子气十足富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受到惊吓，而仿佛是被烧红的烙铁在身上烧下了烙印，从此终身成为这种恐惧的奴隶。他惊跳起来，尖声号叫，难以自控：他的惊恐完全是作为野兽般残暴的惊吓，作为休克般的震惊爆发出来——这是一切上帝的造物转化为人的原始的惊吓。托尔斯泰不愿被这种思想攫住，他不愿意，他拒绝，他像一个即将被人勒死的人，伸开双臂双脚予以抵抗；因为我们别忘了，托尔斯泰是在一种无比安全的情况下完全出乎意料地遭到袭击。这头莫斯科的大熊在生与死之间从未经历过任何过渡时期——死亡对于一个身体这样健康的人绝对是个陌生的异物，而对于普通人通常在生死之间往往还有一条经常来往的桥梁：那就是疾病。其他人，五十岁上下的普通人，他们身上，或在大部分人身上都潜伏着一些死亡。死亡临近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完全陌生的东西，不再是意外：因此他们面对死亡的初次强劲有力的袭击不会这样失去自控，感到不寒而栗。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蒙住眼睛，站在一根木桩旁，等待着子弹射来；每个礼拜癫痫病发作，倒地痉挛，作为一个习惯于受苦受难的人，他比那个完全浑然不觉、精力充沛、无比健康的人，更能直面死亡的思想而不失态；所以那种完全消散、几乎可说是可耻的恐惧的投影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也就不会像落在托尔斯泰身上那样冷冰冰地一直浸入血液之中。托尔斯泰只要一感到死亡接近立即开始浑身哆嗦。他只有在自己生意盎然之际，感觉到他的自我，只有在“人生的醉意”之中，才充分感到人生的全部价值。对他而言，自己的活力稍稍减少，就意味着罹患一种疾病（三十六岁他就自称为“一个老人”）。正因为他有这种敏感性，死亡的思想一触及他就像让他挨了一枪。只有这样生机勃勃地感受到存在的人，才能绝对充分地这样强烈地害怕不复存在；正因为在这里一种真正妖魔般的生活的力量奋起反抗一种同样妖魔般的死亡的恐惧，所以在托尔斯泰身上才爆发这样一场古希腊神话中那种巨人和神祇之间的鏖战，也许是世界文学中存在于生与死之间的最宏大的一场鏖战。因为有巨人般天性的人，才能进行雷霆万钧的反抗：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个主宰似的人，一个意志坚强的大力士，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地在虚无面前投降——在第一次惊恐之后，他立即振作起来，鼓起全身肌肉，以便战胜突然跳将出来的敌人：不，一个拥有像他这样勃勃生机的人不会不进行战斗便承认战败。他刚从第一次惊恐中缓过劲来，便躲进哲学之中，扯起吊桥，从他逻辑的武库中射出飞石，投向那视而不见的敌人，为了把这顽敌驱走，表示轻蔑便是他进行的第一次反抗：“我不可能对死亡感兴趣，主要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因为只要我活着，它就不存在。”他称死亡“不可置信”，傲气凌人地宣称他“并不害怕死，只是害怕死亡的恐惧”。他不断地（长达三十年之久！）保证，他不怕死，没有胆战心惊地想到死。但是他骗不了任何人，也骗不了自己。毫无疑问，心灵感觉的安全壁垒在恐惧的神经官能症第一次冲击下已被冲破。托尔斯泰五十岁起只是在他从前的生机勃勃的自信心的废墟上进行战斗。他步步后退，不得不承认，死亡并非只是“一个幽灵”，一个竖立起来“吓唬人的稻草人”，而是一个极端值得尊敬、不能仅凭话语就吓唬住的对手。于是托尔斯泰便尝试，在不可避免的短暂消逝的过程中，是否还能继续存在，既然和死亡斗争不可能生存，那就和死亡并存。

多亏这种迁就顺从的态度，这才开始了托尔斯泰和死亡的关系中的第二阶段，如今是富有成果的阶段。他“不再挣扎着”反对死亡的存在，也不再痴心妄想用诡辩术驱走死亡——于是他设法，把死亡安排到他的生活之中，和他的生命的感觉融为一体，锻炼自己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情，“习惯”于死亡。这位生机勃勃的巨人承认，死亡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对死亡的恐惧并非不可战胜：于是他便动用全部力量，只是反抗这种恐惧。就像西班牙的特拉普苦修会[6]修士，每天夜里都睡在棺材里，为了扼杀自己心里的任何恐惧，托尔斯泰也每天顽强地锻炼自己的意志，不断自我暗示一句警句：要记住你是要死的[7]；他强迫自己，不断“以他灵魂的全部力量”去想死亡而不怕死。从此以后，他每篇日记都以三个神秘的字母开始：W.i.l.（德文：Wenn ich lebe，“当我还活着”的缩写）；一连几年，每个月都记着“我正接近死亡”，他使自己习惯于直视死亡。习惯驱逐陌生感，战胜恐惧——就这样三十年来和死亡的斗争从外部转入内部，从敌人变成一种朋友。他把死亡拉到自己身边，拉到自己心里，把死亡变成他人生的一个心灵的组成部分，以便这原来的恐惧转化为“零”——“用不着去对死亡沉思默想，但必须看到它就在前面。这样整个人生就变得更加壮观华丽，更加重要，真的更有收获，更加欢快。”这样就变坏事为好事——托尔斯泰把他的恐惧客观化，从而克服了它（艺术家永恒的救星！）；他把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从身边推开，把它们放在别人，放在他自己创作的人物身上。于是起先似乎会起毁灭性作用的东西，只是变成了生活的深化，极端意想不到的是，竟成了他艺术的最了不起的升华：多亏他那惊恐万状的彻底研究，多亏他在想象中千百次死亡，恰好是这个最富激情的生机旺盛的人，变成了最为内行的死亡描述者，变成了一切曾经描写过死亡的人当中的大师。惊吓，永远是惊吓，赶在现实之前，永远是惊吓，装上想象的翅膀，比迟钝的模糊的健康状况更具独创性——一种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惊慌失措、十几年之久一直清醒着的原始的惊恐，一个强劲有力者的神圣的恐怖和惊慌失措又会是什么样子！多亏这种恐惧，托尔斯泰认识肉体消亡的一切症状，认识死神塔纳托斯[8]的刻刀在渐渐死去的肉体上刻下的每一根线条、每一个记号，认识正在逝去的每一个灵魂的战栗和惊恐：这个艺术家强烈地感到他自己的知识向他发出的呼唤。伊万·伊利奇[9]临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叫“我不愿死”“我不愿死”，列文[10]的哥哥惨不忍睹的死去，在他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描写的千姿百态的辞世场景，《三死》[11]——所有这些弯下身子在意识的最外边细心谛听，这是托尔斯泰在心理学上最伟大的成就，要是没有他亲身经历那场灾难性的震撼，要是没有他亲身经受的惊吓使他彻底魂飞魄散，上面的一切全都不可想象。为了描写这上百个死亡场景，托尔斯泰不得不上百次在他遭受损害的灵魂里把他自己的死亡直到思想的最精微的纤维都予以事先经历、事后经历、一同经历：只有这种事先预感到的恐惧，把他的艺术从平面的，从仅仅对现实进行观察和描摹，引入认知的深处；只有这种恐惧教会他像鲁本斯[12]那样在描绘了丰富的感性现实之余，还会在悲剧的阴影之中，从内部投射出仿佛是先验性的伦勃朗[13]光线。只因为托尔斯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强烈地在活着的时候就预先经历过死亡，他就比任何人都更加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大家描绘了死亡。

每一个危机都是命运给予进行创造者的一项馈赠：就这样，在托尔斯泰的世界精神态度里最后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平衡，就像在他的艺术里一样。各种对立互相渗透，生命的乐趣及其可悲的对手之间可怕的争斗让位于一种明智的和谐的相互谅解。完全本着斯宾诺莎[14]的本义这种终于平息下来的感情完全静止于最终时刻的恐惧和希望之间飘忽不定的状态当中：“害怕死亡，这样不好；期盼死亡，这也不好。应该把天平的横梁安置于准心正中，一边也不翘起：这就是人生最好的条件。”

可悲的不谐和音终于和谐起来。老年的托尔斯泰不再仇恨死亡，也并不急于和死亡相见；他不再逃避死亡，也不再和死亡拼死搏斗：他只是在温和的沉思默想之中梦见死亡，就像一个艺术家在想象中设想他那虽然视而不见，却已实在存在的作品。因此，恰好是他最后的时刻，他那害怕已久的时刻赠送给他完美无缺的恩典：一个像他的生一样宏伟壮丽的死，他所有作品中的作品。

* * *

[1] 西班牙的托勒多地方，以盛产优质刀剑闻名于世。

[2] 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

[3]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其代表作是《草叶集》。

[4] 潘神，希腊神话中司羊群和牧羊人的神。

[5] 莱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1832年出版了《诗集》，曾被称为“德意志的拜伦”。

[6] 特拉普苦修会，天主教的一个修会，十七世纪创建，以教规严酷闻名于世。

[7] 原文是拉丁文。

[8] 塔纳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9] 伊万·伊利奇，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

[10] 列文，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人物。

[11] 《三死》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叙述一个贵妇人、一个农民和一株白桦的死。

[12]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13] 伦勃朗·哈尔曼松·梵·莱因（1606—1669），荷兰伟大画家。

[14] 巴鲁赫·德·斯宾诺萨（1632—1677），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艺术家

除了产生于创造的乐趣，别无真正的乐趣。

人们可以制造铅笔、皮靴、面包和孩子，那就是制造人，不创造便没有真正的乐趣，便没有不和恐惧、苦难、良心谴责和羞耻相连接的乐趣。

——书信

每一部艺术作品只有在读者一旦忘记它是杜撰而成的作品，感觉它的存在便是现实时，才算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托尔斯泰的作品创造的这种崇高的错觉往往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这些小说给我们的印象在感情上是如此逼真，谁也不敢估计，它们是编造出来的，人物纯属虚构。读他的作品，大家只认为，是透过一扇洞开的窗户望到现实的世界之中。

因此，如果只有托尔斯泰这类的作家，那么大家很容易受到误导，认为艺术只不过是一些简单不过的东西，写作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仔细复述而已，完全是照样描摹，毫无更高的精神操劳，只需要，按照托尔斯泰自己说的话说：“只要一种否定的特性：不要撒谎就行。”因为这个作品以一种动人心魄的不言而喻的样子，一种自然风景的天真淳朴的神气，出现在我们眼前，令人陶醉，丰富多彩，俨然又是一个大自然，和真正的大自然同样真实。在托尔斯泰的叙事文学中，愤怒，创作的发情期，磷光闪闪的各种幻象，这一切神秘莫测的力量似乎全都多余，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大家认为，不是醉意醺然的妖魔，而是一个神态冷静、头脑清晰的人，通过实事求是的观察，坚定不移的描摹，毫不费劲地制作了现实的一幅复制品。

但是在这里正好是艺术家的完美无缺欺骗了人们感激不尽乐享其成的感官，因为有什么比现实更加难以复制，有什么比达到清晰更加费劲？原稿证明，列夫·托尔斯泰根本不是轻而易举获得一切馈赠的作家，而是最为崇高最有耐心的艰辛劳动者。他绘制的无比恢弘壮丽的世界画卷是艺术精湛精心制作的马赛克，由千百万次精微细致的个别观察汇成的不计其数的色彩缤纷的细小石块镶嵌而成。那部卷帙浩瀚长达两千页的史诗《战争与和平》[1]曾七易其稿，草稿和笔记装满了几大木箱。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局部、每一个感性印象的细节都遍查文献，求得考证：为了朴实客观地对波罗蒂诺战役[2]进行精准的描写，托尔斯泰花了两天时间手里拿着参谋总部的地图，骑马踏遍这个战场，乘坐火车到几公里外去探访一位尚还健在的参战战士。为了求得小小的一段添加风采的插曲，他翻阅各种有关书籍，查遍许多图书馆，甚至要求一些贵族家庭和档案馆向他提供业已湮灭无闻的文件和私人书简，只是为了拾起一丁点真实情况。就这样年复一年，由上万个、几十万个微小的观察形成的这些小小的水银珠子就积累起来，直到它们渐渐彼此融合，变成浑圆纯净的一个大的圆珠，没有缝隙，完美无缺。完成了追求真实的斗争之后，便开始为明晰而搏斗。就像波德莱尔[3]这位抒情诗方面追求形式完美的艺术家，他对自己的每一行诗都要推敲再三，不断加工，托尔斯泰也以追求完美的艺术家的狂热对他的散文锤炼再三，加油润滑，使之灵活。在这部两千页的巨著中，一个显得累赘的句子，一个不太合适的形容词都会使他大为不安。他会惊慌失措地在校样发出后又向莫斯科的排字工人发出电报，要求停止印刷，以便他还能把那个不妥的音节的声调改动一下。于是这第一次的印刷稿就再次扔进精神的蒸馏器里，再度融解，再一次塑造成型——不，任何艺术都不是一蹴而就，就是托尔斯泰的这个看上去似乎自然天成的艺术，也并非毫不辛苦。足足七年之久，托尔斯泰每天写作八小时、十小时——因此，即便是这位神经最为强健的男子，在写完他每部宏伟的长篇小说之后总会心力交瘁，突然胃部失和，精神不济，他不得不离家前往绝对孤独的去处，远离一切文化，进入草原，到巴什基尔人那里去，住在茅草屋里，通过一种马乳酒疗法，又获得心灵的平衡。恰好是这位荷马似的叙事作家，这位最为自然、水样清澈、几乎可说是民间风格的通俗易懂的叙诉者，骨子里实际上是一位要求很高、很难满足、苦心孤诣、孜孜不倦的艺术家。（还有其他人吗？）但是一切恩典中，最大的恩典是——创作的艰辛隐藏在作品完美的状态之中，不为人所看见。托尔斯泰的艺术仿佛来自永恒，没有源头，没有年龄，就像大自然自己，他的艺术根本就不再像是我们这个时代之中可以感觉到的散文，同时又超越一切时代。他的散文在任何地方，都不具有某个时代的清楚可辨的印记。倘若他的长篇小说不加作者的名字，初次落到什么人手里，谁也不敢确定，它们产生于哪个年代，哪个世纪，它们就是这样意味着纯粹是不拘时代的作品。关于《三位长老》[4]和《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5]的民间传说完全可能是与《路得记》和《约伯记》[6]同时诞生，也就是在发明印刷术之前一千年，在有文字之初的时候产生的，伊万·伊利奇[7]的垂死挣扎，《波利库什卡》或者《亚麻布丈量者》[8]既属于十九世纪也可属于二十世纪和三十世纪，因为同时代的心灵在这里找不到时代精神的印记，像在司汤达、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那样，而是原始的、随时可见的、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尘世的气息，找到了原始的感觉、原始的恐惧，人在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之前感到的原始的孤独。正像在人类绝对的空间之中，他那均匀稳定的高超技能在创作时间的相对空间里，也消除了时间的差异。托尔斯泰从来无需去学习他的叙事艺术，也从来没有荒疏他的叙事艺术，他那自然造就的天才既无进步，亦无退步。二十四岁的托尔斯泰在《哥萨克》[9]这部小说中作出的风景描述，和《复活》一书中那光彩夺目令人难忘的复活节清晨的描述，虽然写作时间相隔六十年，横亘着一代人辉煌的一生，却都呼吸着直接来自大自然的同一股从不枯萎的，所有的神经都能感觉到的新鲜气息，都可用手指触及这无机而又有机的世界的这同一个形象生动鲜明的一切。所以在托尔斯泰的艺术里，既没有学习也没有荒疏，既没有上升也没有过渡，半个世纪之久，这艺术保持着同样实实在在的完美无缺的状态。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柔软而又变化无常的时代里，也像上帝面前的岩石，严肃而又坚固，每根线条都强硬而又不可更改。

托尔斯泰（1891年） 列宾 绘

托尔斯泰在读书（1891年） 列宾 绘

但是恰好多亏这种平稳均匀，因而丝毫也不强调个人的完美无缺的特点。人们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感觉不到艺术家就近在咫尺一同呼吸：托尔斯泰并不是作为一个幻想世界的编造者出现，而仅仅是一个直接的现实世界的报道者。的确如此，我们有时有些畏缩，不敢称托尔斯泰为诗人[10]，因为诗人这个激起回响的字，不由自主地表示与众不同，表示人性的升华的形式，神秘莫测地与神话和魔法相连。托尔斯泰则相反，绝不是一个“更高级人物”的典型，而是一切人世间事物的典范。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超越可以理解、感觉清晰、清楚明显之物的狭小范围；但是在这个尺度之内，他却达到了多么超群出众的地步！他并没有运用寻常特性之外的任何特性，没有音乐的特性，也没有魔术的特性，但是这寻常的特性却加强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他只是在心灵方面起着更加强烈的作用，他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晰，嗅得更遥远，感觉更内行，他记得更长远的事情，更合逻辑，思维更加迅速，更富联想，更加精准，简而言之，每一个人性的特性在他体内无比完美的器官里比在一个普通人身体构造里要强劲上百倍。但是托尔斯泰从未越过正常的界限（因此很少有人敢把“天才”一字用在他的身上，而这个字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不言而喻的）。托尔斯泰从来也不像是有妖魔给以灵感，有不可理解的事物相助，这种与大地相联结的想象力怎么可能在“就事论事的记忆力”之外，杜撰出什么与普遍人性相悖的东西，因此他的艺术一直实实在在，专业性强，清清楚楚；纯属人性，是一种白天的艺术，一种提高了的现实；因此，人家都说，他要是叙述，就不是听见一个艺术家在讲话，而是事物自己在讲。人和动物从他的作品中出来就像从他们自己温暖的住处出来；人们感到，没有一个激情似火的诗人在它们背后赶着，催促它们，驱赶它们，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用一根寒热的鞭子鞭打着他笔下的人物，让他们狂呼乱叫地冲进他们激情迸发的竞技场。托尔斯泰叙述时，听不见他的呼吸。他叙述起来，就像矿工攀登一座高山：步履缓慢、均匀，拾级而上，一步接着一步，没有跳跃，不会急躁，没有疲劳，没有虚弱；因此我们也就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非常放心。大家不动摇，不怀疑，也不疲劳，牵着他坚强有力的手，一步步爬上他史诗硕大高耸的山岩，地平线逐渐展开，眼前的全景也随之扩展。小说中的事件只是缓缓铺开，远处的景色逐渐明朗。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不可避免的钟表一样地准确逐一发生，就像清晨日出，一寸一寸地把一道风景从下向上，慢慢照亮。托尔斯泰叙述起来，非常简单，完全平铺直叙，就像最早的那些叙事文学作者，那些古希腊的漫游诗人、诗篇作者和编年史家讲述他们的神话、传说。那时在人群当中还没有焦躁不耐的情绪，大自然和它的创造物还没有截然分开，还没有人文主义的等级制度，把人和动物、植物和石头倨傲地区分开来，诗人还对最渺小的和最强大的人物表示同样的敬畏和欣赏。对于托尔斯泰而言，一头行将毙命的狗哀号抽搐和一个挂着勋章的将军的死亡或者一株大树被风吹倒渐渐枯萎，三者之间毫无区别。不论美丑，动物还是植物，纯洁还是污秽，魔力还是人性，所有这一切，托尔斯泰都以同样观赏绘画的目光，可是又是洞察灵魂的目光来观看——人民把玩着这句话，似乎想要区别，究竟他是把人化为自然还是把自然化为人。因此尘世间没有一个领域对他而言是紧闭深锁的，他的感情从一个婴儿玫瑰色的肉体一直滑到马厩里一匹疲劳过度的马儿身上瑟瑟颤抖的皮肤，从一名村中农妇粗布的衣裳滑到显赫无比的统帅的制服，就凭着来自深度秘密的、触及皮肉的感觉而生的一种难以理解的把握，他对每一个身体、每一个灵魂都同样深知就里，了解透彻。女人们往往惊慌失措地问道，这个男人怎么能把她们隐藏极深、别人无法体验的身体上的感觉仿佛从皮肤底下发掘出来加以描绘，诸如母亲奶水太旺，乳房发出一阵阵胀痛，或者一个年轻的姑娘初次参加舞会，裸露的双臂感到一丝丝令人愉悦的凉意。倘若能给动物嗓子，让它们把惊讶化为语言，它们一定会问，托尔斯泰是凭着哪些阴森可怕的本能，猜出一头猎犬在嗅到近处有野山鹬的气味时感觉到的折磨它的乐趣，或者他怎么能猜出一匹纯种良马在起步时只有用动作表现出来的本能的思想——诸位请阅读一下《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那场狩猎的描写——细节的觉察表现出来的想象力极为精准，以描绘的方法预见了从布丰[11]到法布尔这些[12]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的一切实验。托尔斯泰在观察时的精确，不受尘世间等级划分的限制：他在爱情方面没有偏爱。在托尔斯泰公正不阿的眼睛里，拿破仑并不比他麾下最卑微的士兵地位更高，而这名士兵也并不比跟在后边狂吠的小狗和这条小狗的爪子踩过的石头更重要。在尘世圈子里的一切，个人和群众，植物和动物，统帅和农夫，作为感性的电磁波，带着同样的水晶般透明的均匀的光线，涌入他的感觉器官之中，然后又同样有条不紊地涌流出去。这就赋予他的艺术以任何时候全都真实的大自然的均匀，赋予他的叙事文学那种像大海一样单调却又壮丽辉煌的节奏，这种节奏一再唤起荷马的名字。

谁看到这么多东西，看得如此完美，根本用不着再杜撰什么东西，谁若这样富有诗意地进行观察，不用再臆造什么。他是一个头脑绝对清醒的艺术家，和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他不需要在任何地方跨过现实世界的门槛，进入异乎寻常的地界；他并不从一个超乎尘世的幻想空间去取得一些事件，只是挖掘普通的大地，在寻常人们身上挖出他大胆的放肆的坑道。在人性方面，托尔斯泰完全没有必要去观察不合情理的、病态的性格，或者甚至超越他们。像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在上帝的野兽之间，在爱丽儿们和阿廖沙们、凯列班[13]们和卡拉马佐夫们之间再神秘莫测地变魔术似的变出一些中间状态的东西来。最最平凡、最最平庸的农家小伙子将变成那个只有他才达到的深处的秘密：单单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一个士兵，一个酒鬼，一只狗，一匹马，任何什么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最最廉价的人员，不是什么珍贵的灵魂，对托尔斯泰而言，就足以成为进入他那心灵王国的最为深奥的坑道。托尔斯泰就在这些完全平庸无奇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一些心灵上闻所未闻的东西，并不是对他们加以美化，而是对他们深入发掘。他的艺术品只说这一种现实世界的语言——这是他的局限，可是他说这种语言比他之前任何一个诗人都说得更加精彩绝伦——这就是他的伟大。对于托尔斯泰而言，美和真是一回事。

可是他是——再说一遍，说得更加清楚明了——一切艺术家当中最会观察的一个，但并非预言家，是一切现实世界的报道者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并非想象力丰富的诗人。托尔斯泰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神经，也不像荷尔德林或者雪莱那样通过幻想来取得他精心设计的感觉，而仅仅是通过他像光线一样四下放射的各种感官协调工作。这些感官就像蜜蜂一样不断倾巢出动，给他不断带来崭新的五彩缤纷的观察而得的花粉，这些花粉接着在激情四射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中酝酿发酵，变成艺术作品金色流质的蜂蜜。只有他的感官，他的奇妙驯从、视力清晰、听力聪明、神经坚强，可是触觉锐敏、精确校准、极度敏感、几乎像动物一样嗅觉灵敏的各种感官，给他带来每种现象的感性物质的从无先例的材料。这位没有翅膀的艺术家的神秘莫测的化学就把这种材料同样缓缓地转化为灵魂，就像一位化学家耐心地从植物和花朵中蒸馏出醚类的物质一样。小说家托尔斯泰的非同寻常的简朴来自惊人的无法计算的千百万种个别观察的多种多样。就像一名医生，托尔斯泰先从个别人的总体概貌，清点其所有身体的特点开始，然后再把叙事的蒸馏过程运用到他长篇小说的整个世界中去。“您根本无法想象，”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朋友，“这种准备工作对我是多么困难，必须先把我打算播种的田地彻底耕耘一遍。设想一下——一再仔细设想，打算动笔撰写的，篇幅极为巨大的作品中的所有还有待于形成的人物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确困难得要命。先要设想这么多行动，再从当中选出百万分之一，这的确极端困难。”既然在每个人身上重复进行这个更多是机械过程而不是幻想过程，诸位请计算一下，在这个凭耐心碾磨的磨坊里得要磨碎多少粒灰尘，它们又将如何重新组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都来自上千个细节，每一个细节又由其他无限微小的局部组成，因为托尔斯泰凭着一把放大镜的冷静凝练、坚定不移的公正态度，仔细审核着每一个性格学上的特征。按照霍尔拜因[14]风格，譬如把一个嘴巴，一笔一笔地描绘出来，用个体的一切异常特点，把上嘴唇和下嘴唇分开，在某些心情波动的状况下，嘴角的每一次牵动全都仔细记了下来，画出微笑和愤怒的皱折的样子；然后才慢慢地把这嘴唇的颜色添加上去，用看不见的手指感觉一下它丰满和结实的程度，遮住嘴唇的口髭投下的淡淡的阴影，才十分内行地插了进去——可是这一切才只完成了初稿，只完成了嘴唇的肉体部分，然后将补充嘴唇的性格功能，通过说话的节奏，嗓音的典型表达，一种特别的功能便有机地赋予这特殊的嘴巴。就和一个嘴唇一样，他绘制的解剖学地图里，鼻子、面颊、下巴和头发都以一种令人心悸的极端缜密细心的态度确定下来，一个细节和另一个细节，环环相扣，一丝不差，所有这些观察，听力的、语言的、光学的、运动的观察全都放在艺术家的看不见的实验室里再一次加以对比，认真斟酌。然后，通盘安排的艺术家才从这数量惊人的细节观察中抽出根来，令人头晕目眩的大量细节经过筛选，取出精华——这样从数量惊人的观察取得极为少量的结果。

因为，只有当一切感性的东西从几何学上说都精准地确定下来，身体完成了，这个泥人，这个从视觉设计完成的人才开始说话，开始呼吸，开始生活。在托尔斯泰这里，永远是灵魂、精灵、上天的蝴蝶捕捉在细如蛛丝的观察组成的有万千网眼的网里。而在他天才的对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长着慧眼的人那里，个性形成的过程正好相反：都从灵魂开始。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灵魂是第一位的，而身体则是像昆虫的外衣松松垮垮，轻飘飘地附在灵魂的通体透亮、火红燃烧的核心上面。在极端幸福的时刻，灵魂可以烧透肉体得以升华，飞升到感性的天空之中，飞进纯粹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但是在托尔斯泰这里，这位看清一切的人，清醒的艺术家这里，灵魂则从来不会飞翔，甚至不能完全自由自在地呼吸，身体作为硬壳，沉重地挂在灵魂上面。因此即使是他创造的人物中最最轻快灵便者也从来不可能一举跳到上帝身边，完全跳出尘世的范围，彻底脱离世界；而是像个苦力似的，仿佛背上背着自己的身体，气喘吁吁地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向上爬，爬向神圣化和净化，因为自己沉重的负担和人间种种，一再感到疲惫不堪。在这个没有翅膀、没有幽默的艺术家那里，我们总是痛苦地受到提醒，我们是生活在狭小的地球之上，为死亡所围困，我们无法逃走也逃脱不了，我们身在人生中途却被逐渐逼近的虚无团团围住。“我愿您有更多精神上的自由”，有一次屠格涅夫颇有预见性地写信给托尔斯泰。恰好是这点，人们这样祝愿托尔斯泰的人物，祝愿他们多一点精神自由，多一点灵魂的飞翔能力，愿他们能挣脱客观现实和身体情况，或者至少能梦见更加纯净更加清澈的世界。

所以人家愿意把这称之为秋天的艺术：每一个轮廓都像刀锋切过似的在俄罗斯草原没有山丘的地平线上突显出来，万物凋零和人生短暂的气息从淡黄色的森林传来。在托尔斯泰的风景里永远只感到阵阵秋意：不久冬天将至，不久死亡将踏入大自然，不久所有的人，我们当中永恒的人同样都将死绝。一个没有梦幻、没有妄想、没有谎言的世界，一个空虚得可怕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托尔斯泰是到日后，才把上帝发明出来，并且出于人生的利益，犹如康德出于国家的利益，把上帝安排到他的宇宙中去；这个世界除了它那冷酷无情的真理，别无其他光明，除了它的清澈，同样是冷酷无情的清澈，别无其他。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心灵的空间起先比这均匀的冷凝光明更加阴郁，更加黑暗，更加悲惨，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以醉意醺然的欣喜若狂，切碎他的夜色，至少心灵一瞬间直向幻影中的天空升腾。托尔斯泰的艺术则相反，没有醉意，没有安慰，他永远只是神圣的冷静、透明，不会使人陶醉，就像清水一样——多亏它那奇妙的透明，人们可以一直看到水底，但是这种认识不会使人入迷，使人欣喜若狂。它使人严肃，使人沉思，犹如科学，以其冷漠的光明，追根究底的客观性，使人如此，但不使人幸福，托尔斯泰的艺术，不使人幸福。

可是他自己，这位众人之中最能洞察一切的人，对他严格的眼睛所具有的毫不宽容和使人清醒的特点有何感觉！这可是一个没有用梦幻作为金光灿灿的酬报，没有音乐的恩赐的艺术。他从心灵深处从来也不喜欢这个艺术，因为它既不知道赠送给他，也不知道赠送给其他人一种使生活幸福，并且肯定人生的意义。因为在这双无情的眼睛前面，整个人生过得毫无希望：灵魂只是在死亡环绕四周的空间的宁静中间的一个抽搐着的小小身体的机械装置，历史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诸多事件汇成的一团混乱，毫无意义，而肌肉丰富的人只不过是活动的骷髅，短时间内披上生活的温暖的外壳，这一切难以解释的混乱一气的胡乱奔忙，就像长流的水，或者凋落的树叶。经过三十年制造影子之后，托尔斯泰突然背离了他的艺术，这难道真是如此难以理解？他渴望着他的本性能产生一种效果，能解除他身上的沉重负担，也减轻别人生活的负担，渴望一种艺术“它能唤醒人身上更崇高更优秀的感情”，这难道真是如此不可理解？他也想触动一次希望的银制七弦琴，这七弦琴轻轻一碰就开始在人类的胸中激起虔诚的声响，他渴望获得一种艺术，把他从一切尘世间阴郁沉重的高压下解脱出来，拯救出来，这难道真是如此不可理解的吗？但是徒劳！托尔斯泰的一双清澈至极，清醒，极端清醒的眼睛看出来的人生只可能依照人生的原来模样，只可能是笼罩着死亡的阴影，阴暗而悲哀，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他这艺术不善撒谎，不愿撒谎，永远也不可能从这个艺术直接发出一种真正的对灵魂的安慰。既然他无法把真正的现实的人生看成别的样子，描绘成别的样子，只能把它看成、描绘成一个悲惨的人生，于是这位日益衰老的作家心里便涌现出一个愿望，改造人生自己，把人改造得更好，通过一个道德上的崇高理想给他们以安慰。果然，艺术家托尔斯泰在他创作的第二阶段，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描绘人生，而是有意识地赋予他的艺术一种意义，一种道德上的任务，他使他的艺术为灵魂合乎道德得以高升服务。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不仅要描述世界，更是要重新改造世界，对世界起到“教育”作用。在那一阶段，托尔斯泰开始创作一种特殊的艺术作品，要它们起到“传染”作用，这就是说，通过事例警告读者勿为不义之事，通过榜样加强他们从善的愿望：后来的托尔斯泰从仅仅是人生的诗人拔高变成人生的法官。

这种目的性强、具有教条意义的倾向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已很明显。在这本书里，符合道德的人和不符合道德的人，命运截然相反。沃伦斯基和安娜是情欲中人，不信神，是热衷于他们激情的利己主义者，受到“惩罚”，被抛入灵魂不安的炼狱中去；吉蒂和列文则相反，升入改过自新的境界。这位迄今为止一直刚正不阿的描绘者在这里第一次试图表示立场，拥护或反对他自己塑造的人物。像在教科书里强调主要的使徒信条，仿佛用惊叹号和引号在写作，这种倾向，这种教条意义的附带意图，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显露出来。在《克莱采奏鸣曲》里，在《复活》里，最后只有一件薄薄的诗意的外衣掩盖着赤裸裸的道德神学，传说（以绝妙的形式！）为布道者服务。艺术对于托尔斯泰而言渐渐地变得不再是最终的目的，自在的目的，而是，只要艺术为“真理”服务，诗人照样会喜欢“这美丽的谎言”。但是现在艺术不再像从前那样为现实服务，让现实变得真实可信，不再为感性的——心灵的现实服务，而是为——如他所说——一种更高级的、精神的真理，为宗教的真理服务，是他的危机为他揭示了这个真理。从此托尔斯泰不再把那些艺术上塑造得精致完美的书籍，而是单单把那些（它们的艺术价值完全无所谓）使人“行善”，帮助人们变得更有耐心、更加温柔、更信基督、更有人性、更加慈爱的书籍称做“好”书，以至于他觉得规规矩矩、平庸已极的贝尔托特·奥尔巴赫[15]竟比“害人虫”莎士比亚更加重要。测量的标准越来越从艺术家托尔斯泰的手里滑落到教条主义者的手里：那无与伦比的人类描绘者有意识地、毕恭毕敬地在人类的改造者——道学家面前退避三舍。

但是艺术和一切神圣的事物一样，缺乏耐心，嫉妒成性，它对那个否定它的人进行报复。硬要艺术备受拘束，屈从于一种所谓的更高权力，进行效力的地方，艺术便猛然自行挣脱它的主人，恰好在托尔斯泰用教条的方式进行描述的地方，他笔下人物自然的感性生活立即黯然失色，虚弱无力；一道灰暗的理智的冷光犹如雾霭传来，人们只能跌跌绊绊地走过逻辑的冗长繁琐的段落，只能千辛万苦地摸索着走向出口处。尽管他自己日后出于道德的狂热鄙夷不屑地把他的《童年》[16]《战争与和平》，他的杰出的中篇小说称作“糟糕的、不值一提、可有可无的书籍”，因为它们只满足了读者审美的要求，因而只满足了“一种低级的享受”——你听听，阿波罗！而实际上它们毕竟是他的杰作，而那些目的性强、道学气重的作品则是他的拙劣的作品。因为托尔斯泰越是屈从于他的“道德的专制主义”，越是远离他天才的原始元素，远离感官的真实，作为艺术家他就变得越不均匀：就像安泰[17]，他的全部力量来自大地。只要托尔斯泰以他奇妙无比钻石般犀利的眼睛观察感性之物，他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天才横溢。一旦在云里雾里摸索，在形而上学之中盘桓，他的尺度便以惊人的方式锐减。眼看着一位艺术家完全想要强行在精神之中飘浮飞翔，而命运只是确定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在我们坚硬的大地上行走，耕耘它，认识它并且描写它，胜过我们现代任何一位作家，这可真是叫人揪心。

这可真是一个悲哀的矛盾，这矛盾在一切作品一切时代一再重复，直到永远：理应提高艺术品的东西，那自己坚信不疑，又想使人信服的观念，在大多情况下，削弱了艺术家的才华。真正的艺术是自私自利的，它别无所求，只要它自己，只求臻于尽善尽美。纯粹的艺术家只许想他的作品，不许想人类，他是确定把这作品给予人类的。所以托尔斯泰在不受感动、坚定不移地如实描绘他眼前的感官世界时，他一直是最为伟大的艺术家。一旦变得悲天悯人，想要通过他的作品进行帮助，进行改造，进行领导和教育，他的艺术便大大丧失感染力，而他自己也通过他的命运变成了比他塑造的所有人物都更加令人震撼的人物。

* * *

[1]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从1805年到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2] 波罗蒂诺战役，1812年夏拿破仑侵入俄国时期的一次会战，双方均损失惨重，此后战争主动权逐渐转移至俄军方面。

[3]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现代派诗歌先驱，代表作为《恶之花》。

[4] 《三位长老》，托尔斯泰的一篇短篇小说。

[5] 《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托尔斯泰的一篇短篇小说。

[6] 路得和约伯为《圣经》中人物，他们的故事见《旧约全书》。

[7] 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

[8] 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

[9] 托尔斯泰的小说。

[10] 原文是法文。

[11] 乔治·路易·莱克莱尔·德·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代表作《自然史》。

[12]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1823—1915），法国博物学家、动物学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代表作《昆虫记》。

[13] 爱丽儿和凯列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

[14] 霍尔拜因是个家族姓氏，著名的父亲和儿子都是德国画家，这里指的是小霍尔拜因（1497—1543），以深入而又庄重的肖像画闻名。

[15] 贝尔托特·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犹太裔，早年上图宾根、慕尼黑大学求学，参加反政府的大学生组织“日耳曼尼亚”，1836年被捕入狱，1837年获释后，因有前科，不能充当拉比，便从事写作。1843年他的小说《黑森林的乡村故事》受到好评，影响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与托尔斯泰有个人接触。终其一生，反对排犹主义，政治态度鲜明，文学成就有限。

[16] 《童年》，托尔斯泰的回忆录，与后来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他的自传三部曲。

[17]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的力量来自母亲大地，因而所向无敌，一旦脱离大地他便失去力量。

自我的描述

认识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致卢萨诺夫信[1]，1903年

这道投向世界的目光严酷无情，投向自己也严酷无情。托尔斯泰的天性容不得不清不楚，模模糊糊，阴影笼罩，无论是在尘世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如此：所以他作为艺术家观看一棵树的线条或者一只受惊跃起的狗的激烈颤抖的动作，都习惯于极为精确地看到它们最仔细的轮廓，也容不得自己是不清不楚混杂一起的东西。因此从最早的时间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不断以原始的研究欲望对待他自己。十九岁的他在日记本里写道：“我要彻头彻尾地认识我自己。”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狂热分子只可能是一个激情强烈的自传作家。

但是描述自我不同于描述客观世界，绝不可能在艺术品中描述一次便大功告成。自我通过图解，从来也不可能完全分裂开来，因为自我经常在变，不可能观察一次就算了事。所以伟大的自画像的作者一辈子都在重复绘制他们自己的肖像。无论是丢勒[2]、伦勃朗，还是提香[3]，他们大家都照着镜子，开始绘制他们最早的青年时代的作品，一直到抬不起手来才放弃，因为他们自己肉体上恒久不变的和变动不已的东西都刺激他们。同样，伟大的客观现实的描绘者托尔斯泰也从来没有完成他的自我描述。他刚刻画完他自己最终的形象，像他自己所述，不论是作为聂赫留道夫[4]、萨里京[5]，还是皮埃尔[6]或是列文[7]，他在完稿的作品里已经认不出他自己的面貌；为了制作新的形象，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就像艺术家托尔斯泰这样不知疲倦地追逐他心灵的影子，他的自我也不知疲倦地继续奔逃于心灵的逃窜之中，永远重新处于无法完成的放弃状态，这位意志坚强的巨人便一再重新感到深受诱惑，去克服这种放弃状态。这样一来，在这六十年里没有一部作品，不在某个人物身上包含着托尔斯泰自己的轮廓，没有一部作品，单独包含着此人的广度；只有他的全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日记和书信的整体才完成了他的自我描述，从而完成了我们这个世纪一个人遗留下来的最为多姿多彩、最为密切关注、最为持续不断的个人肖像。

因为这位不会胡编乱造的作家，永远只会重述他亲身经历过的、亲自感觉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把他自己，把这活生生的人，正在感觉的人逐出他的视野。他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被迫地、往往违心地，远离他的清醒意志，进行探索，仔细观察，进行解释，对他自己的生活严加“守卫”，直到精疲力竭的程度。所以他的撰写自传的强烈激情一刻也未停歇，就像他胸中心脏的搏动，他额头思想的活动：写作对他而言，永远只是评判自己，报导自己。因此没有一种自我描述的形式托尔斯泰没有采用过，像回忆录这样纯粹机械的事实审核，教育学的、道德的检查，道德的控告，心灵的忏悔，这就是说，自我描述作为自我抑制、自我激励，自传变成一种审美的行动和宗教的行动——不说了，把他所有的自我描述的形式和主题逐一加以叙述，是说也说不完的。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对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的认识，并不少于他八十岁时对他的了解，我们对他青年时代的种种激情，他婚姻的悲剧，他最私密的思想连同他最平淡乏味的行动，都像档案管理员似的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就是在这里，托尔斯泰也完全和那个“紧闭双唇”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要求“门窗洞开”地生活。我们了解他的每个手势，每一步路，详细了解他八十年里每一个最粗浅潦草最无关紧要的插曲，就像我们熟悉不计其数的复制品里他身体的画像，托尔斯泰在制鞋，在与农民谈话，在骑马，在犁地，坐在书桌旁，在打草地网球，和妻子在一起，和朋友、和孙女在一起，甚至在睡觉和死亡之时。这种如此无与伦比形神俱佳的描述和自成文献，仿佛又得到他身边所有的人，他妻子和女儿、秘书们和记者们，以及偶尔来访的客人们所写的不计其数的回忆录和笔记、札记的旁证：我深信，把写成托尔斯泰回忆文章的纸张还原成树木，完全可以再造一片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森林。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有意识地这样坦率地生活过，也很少有诗人比他更向人们敞开心扉。自从歌德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以内在和外在的观察做出如此毫无保留的证明。

托尔斯泰的这种自我观察的渴望和他的意识一样追溯很远。这种渴望早在那到处乱爬乱走的粉红色的儿童肉体之时就已开始，远比会说话还早。直到八十三岁躺在灵床之上才算终止，这时，想说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从起先沉默到最后沉默的这一巨大的空间里面，没有一刻不在说话，不在写作。十九岁时，还没有离开学校，这位大学生便买了一本日记本，立刻就在开头几页写道：“我从来没有记过日记，因为我还没有看出记日记的用处。可是现在，我忙着增长我的能力，我就可以根据日记，追随我发展的过程；日记应该包含人生的规则，在日记里也必须把我未来的行动预做规定。”完全像商人似的，他先开了一个他职责的账户，确定了借方和贷方，记下多少打算，支付多少款项。关于他个人带来的资本，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心里完全有数。他在第一次自我盘点时就查明，他是一个“特别的人”，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但是这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同时已经无情地确定，为了迫使他那倾向于懒散怠惰、变化无常、好色淫荡的天性，他必须付出多么巨大的意志力，这辈子才真能做出符合道德的成就。为了不致浪费他的一点一滴的力气，他就创造了一种检查每天成绩的装置：于是日记本起先用做兴奋剂，为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透自己，并且——人们必须永远重复托尔斯泰的话——“守卫自己的生活”。这个男孩便以严酷无情毫不留情的态度，譬如说，扼要地记下一天的经过：“从12点到2点和比济谢夫在一起，谈话过于坦率，虚荣心作祟，自我欺骗。从2点到4点做体操：不够顽强，缺乏耐心。从4点到6点吃午饭，买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在家里没写什么：懒惰。我没能下定决心，是否应该驱车到沃尔孔斯耶去；在那里说话不多：胆怯所致。举止也很糟糕：胆怯、虚荣、太欠考虑、软弱、懒惰。”这只男孩的手这么早就这么毫无顾忌地使劲卡住他的脖子。这个对他脖子的钢铁般的一握，六十年始终没有松开；就像在十九岁时那样，八十二岁的托尔斯泰也还为自己准备了一条鞭子，在他老年的日记本里，当他那疲惫的肉体不能完全遵从他意志的斯巴达式的纪律时，他也给自己加上“胆怯、恶劣、怠惰”等骂人的字眼。

就像托尔斯泰身上的那个早熟的道学先生一样，他身上的艺术家也同样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肖像。才二十三岁，他就开始撰写一部三卷的自传——这在世界文学上是独一无二的事例！镜中的影像乃是托尔斯泰的第一道目光。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对于现实世界还毫无经历。他已经把他唯一的生平经历，他自己的童年，作为描述的对象。就像十二岁的丢勒，拿起银制的笔尖，把他像女孩的脸一样狭窄的，还没有经历世事，因而皱纹全无的孩子般的脸庞，画到一张偶然取来的纸上，当年还只长着绒毛、没长胡子的炮兵少尉托尔斯泰分配到高加索的一个要塞，出于游戏的好奇心理，试图叙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为谁而写，这点他在当时还没有想过，想得最少的是文学、报纸和舆论。他本能地服从于一种通过描述达到自我净化的强烈欲望，这种朦胧的冲动没有任何目的，任何企图，更没有“为道德的要求所照亮”——就像他日后所要求的那样。这个驻扎在高加索的小军官由于好奇心切和百无聊赖，把他故乡和童年的图画像水彩画卷似的描摹在纸上；他对日后在托尔斯泰身上爆发出来的救世军的姿态，对“忏悔”和“使人从善”的意志还一无所知，他还在努力把“他青年时代的恶劣罪行”张贴出来，借以自儆——不，不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只是出于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天真的游戏冲动，他所经历过的仅仅只是“他如何从一个小孩顺利地长大”，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描写他的这一点点生活，他得到的最初印象，父亲，母亲，亲戚们，教师们，各种人，动物和大自然。这种无忧无虑地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和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有意识地进行的深不可测的分析，真有天渊之别。作家托尔斯泰为了他地位的缘故，感到有责任在世人面前是个忏悔者，在艺术家面前是个艺术家，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在自己面前是他自己谦卑的范例；在自传里叙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向往着家庭的温暖环境，向往着业已消失的人们的亲切好意。等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部无意写成的自传使他一举成名，列夫·托尔斯泰便立即停止撰写这部自传的续集《成年时期》；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永远找不回那无名之辈的语气，这位成熟的大师再也没有成功地画出过一幅如此纯净的自画像。半个世纪之后——在托尔斯泰身上，所有的数目字就像俄罗斯的大地一样辽阔，直到这个少年游戏似的产生的进行一次完全系统的自我描述的念头又打动了这位艺术家。可是他的一切都已转向宗教，这项任务也随之转变；托尔斯泰所有的思想都已转向人类，他的人生的肖像也只向着整个人类，以便人类在他“心灵的内衣”上把自己擦洗干净。托尔斯泰对这新的自我描述发表这样纲领性的意见：“每个人尽可能真实地描写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具有重大的价值，也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很大的益处。”这位八十老翁为这决定性的自我辩护不厌其烦地做着一切准备；可是刚一动笔，他就停止写作，尽管他还一直认为“这样一种完全忠于现实的自传比所有的艺术性的胡言乱语更有益处……这些胡言乱语足足填满了十二卷我的作品，今天的世人赋予它们一种完全不配获得的意义”。因为他对于真实的标准随着他对自己生活的认识，逐年增长，他已经认识到一切真实的意义模糊，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形式。二十三岁的青年像穿着溜冰鞋在一平如镜的平面上无忧无虑地飞速滑过的地方，日后这个变得身负重责、深知世事的真理追寻者却丧失勇气，望而生畏。他担心“每个讲述自己的故事里，不可避免地会掺和进缺陷不足，欺诈不实”。他担心“这种自传，虽说并非直接撒谎，可是通过安装错误的灯光，通过有意识地把光亮投向善行，遮掩其中的恶行，这种自传也会变成谎言”。他公开承认：“可是等我决定，写下赤裸裸的真实情况，绝不掩饰我人生中干的坏事，我在这样一种自传必然产生的效果面前大吃一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抱怨这一损失，因为从他那时写的文章，譬如《忏悔》，我们就确切地知道，他那宗教危机发生以后，对于托尔斯泰的求真需求而言，每个自我描述的愿望永远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种狂热的鞭笞派[8]的自我鞭笞的乐趣，每一种自白，都会变成一种痉挛状的自我辱骂。最后几年的托尔斯泰早已不再愿意描述自己，只想在众人面前自我羞辱，只想说出一些“他羞于向自己承认的事情”。那么这样一来，这最终的自我描述尽是暴力谴责他自己所谓的“卑劣行为”和罪孽，也许会变成对真实情况的扭曲。再说，我们也完全可以不要这种自传，因为我们本来就拥有另外一部托尔斯泰的自传，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包含他的整个生平、包括整个时代的自传，存在于他作品、书信和日记的整体之中，除了歌德以外，也许这是一个诗人提供的关于他自己的最完整的自传。《哥萨克》中的小小贵族少尉奥利宁逃出莫斯科的忧伤抑郁和无所作为，遁入他的职业和大自然之中，想在那里找到自我，他制服上的每一根纤维，脸上的每一道皱折，都和那位年轻的炮兵上尉托尔斯泰一模一样；《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位耽于沉思、行动迟钝的皮埃尔·别苏却夫和他日后的兄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位探求上帝、热切地想要追寻生活意义的乡下贵族列文，一直到肉体都可以清晰看出是危机爆发之前托尔斯泰的本人。谁也不会在《谢尔盖神父》的神职人员的衣服下面，看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争取圣洁的生活而进行的搏斗，在《魔鬼》中看不出日趋年老的托尔斯泰对一种肉欲的冒险所进行的反抗，在涅赫留道夫公爵身上，看不出他性格隐藏很深的他渴望的人物，理想的托尔斯泰，这是他人物中最奇特的一个，这个人物贯穿了他全部的作品，他把自己所有的目的和道德崇高的行为全都加在这位公爵身上。至于《光在黑暗中发亮》中的那位萨里京披着那么单薄的一袭伪装，在他家庭悲剧的每个场景里都把托尔斯泰暴露无遗，直到今天演员还总一直采用他的面具。像托尔斯泰这样辽阔的天性正好需要把它分布在一大批人物身上；正如歌德的诗，托尔斯泰的散文也是一篇宏伟壮阔的自白，贯穿他整个一生，连续不断，一个图像接一个图像，互相补充。在这五彩缤纷的心灵世界里，没有一个空白的未经研究的地方，没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地区[9]；所有社会的、家庭的，所有道德上的、文学上的、世俗的、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得到阐述；自从歌德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尘世的诗人如此数目齐全、如此仔细详尽地起到精神—道德的功能。正因为托尔斯泰在这似乎超人的人性之中完全像歌德一样描述了正常的、健康的人，成为这个类型完美的标本，那永恒的我和包罗万象的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又一次像在歌德那里——他的自传是日趋完美的一生的圆满成功的形式。

* * *

[1] 符拉迪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萨诺夫（1875—1913），俄国极地探险家、地质学家。

[2] 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

[3] 提香·韦切利奥（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

[4]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道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的男主人公。

[5] 萨里京是托尔斯泰的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的主人公。

[6] 皮埃尔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之一。

[7] 列文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人物。

[8] 鞭笞派，中世纪宗教派别，为了惩戒或修行而进行公开的自我鞭笞。

[9] 原文是拉丁文。

危机与转变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他意识到他自我的瞬间；这个事件的结果可能极有好处，也可能极为可怕。

1898年11月

每次危害都可以变成恩典，每个障碍都可以成为促进独创性发展的动力和助力，因为它能强暴地发掘出灵魂中尚未认识的力量。对于一个诗人的生活最危险的莫过于心满意足，一路平坦。托尔斯泰的世道常情仅仅只有一次这样忘乎所以纵情恣肆，这对常人是幸福，对艺术家却是危险。在他自己通向自我的漫游朝圣的过程中他仅仅只有一次给予自己不知餍足的灵魂以休憩，在八十三年的人生中只有十六年；从他结婚到《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长篇小说完稿，托尔斯泰和他自己和他的作品生活在相安无事的状况之中。足足十三年之久（1865年至1878年），他的日记，他良心的暗探也沉默无语。托尔斯泰这个幸福的人沉湎于他的作品之中，不再观察自己，只观察世界。他不询问，因为他在制造，制造了七个孩子和两部卷帙浩瀚无比的叙事著作：当时，只有在当时，托尔斯泰和其他无忧无虑的人一样，生活在家庭的市民阶级正派的利己主义之中，幸福，满意，因为摆脱了那个“追究为什么的可怕问题”。“我不再对我的处境进行冥思苦索（一切冥思苦索都已过去），对我的感觉也不再刨根究底——在和我家庭的关系上，我只是感觉，并不思考。这个状况给予我异乎寻常之多的精神自由。”自我思索并不阻碍内心汹涌澎湃的塑造过程，守卫在道德自我前面的无情哨兵昏昏欲睡地退下，给予艺术家自由自在的行动，感情充沛的游戏。在那几年列夫·托尔斯泰变得遐迩闻名，他的财产增加了四倍，他教育子女，扩建房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道德上的巨人不允许自己满足于幸福生活，餍足于名满天下，不允许自己收入剧增发财致富。塑造每个人物他总要回归到完美的自我描述的原始作品，既然没有上帝在苦难中召唤他，他就自己迎着苦难走去。既然外界没有赠送给他一个命运，他就从自己内心创造一个悲剧。因为人生——更不用说是这样强劲有力的人生！——总愿意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之中。倘若命运停止大面积地涌入，精神就在内心之中开凿迸涌不止的新的源泉，以便生活的循环不致枯竭。托尔斯泰在将满五十岁时的经历，对于他同时代人是个没法解释的惊人事件，那就是他突然背离艺术，转向宗教，人们根本没有把这现象看成异乎寻常——人们徒劳无功地在这位健康已极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寻找一点反常现象——要说异乎寻常，那只有感觉表现得异常激烈，在托尔斯泰身上总是那样。因为托尔斯泰在他人生的五十岁时进行的大转弯，其实并没有表现别的，只表现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大多数男人身上因为不是那么形象鲜明生动，没有被人看见：那就是灵肉机体不可避免地要适应日益逼近的老年，是“艺术家的更年期”。

托尔斯泰自己在他心灵的危机开始时这样表示：“生活停滞不动，令人毛骨悚然。”这位五十岁的艺术家达到了那个危机时刻，血浆里的塑造形象的力量开始衰退，心灵即将转入僵化状态。感官对图像不再这样敏感，印象的色泽犹如自己头发的颜色渐渐褪色，那第二阶段就此开始，这个阶段我们也是从歌德那里获悉，温暖的感官游戏升华为概念的压榨机，物件变成了现象，画像变成了象征。就像精神的每次深刻的转变，这样的重生起先在这里也激起了身体的一种轻微的不适。一种精神的寒冷惊恐，一种可怕的唯恐衰退的恐惧，猛然之间击向惴惴不安的灵魂，身体的神经敏感的震动仪立刻标出正在逼近的震动（歌德每次转变都会发生神秘的疾病！）。但是——我们在这里踏进一个几乎没有照明的地区——灵魂还没法解释来自黑暗的这个袭击，在身体的器官里已经自动开始反抗时，一种心理和生理的调整，没有人的意识和意志，是出于天性的无法参透的预防措施。因为就像动物在冬日酷寒开始之前很久，突然就在身上披上了一层温暖的越冬的长毛，那么在人的灵魂上面，在最初的年龄过渡时刻，巅峰还没越过，已经长出一袭新的精神的防护外衣，一层厚厚的防御外壳。这种深刻的从感官的到精神的挪动，也许出自腺液的细胞，又微微颤动着直到创造性生产的最终的震荡，这个更年期时构成的心灵的震惊，同样也和青春期一样是由血液决定的，像是一个危机，尽管——过来吧，你们这些心理分析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身体的基本痕迹上无从偷听，更何况在精神的痕迹上进行观察。充其量在女人那里，性器官的萎缩以几乎明显的形式更粗野更临床病态地表现出来，个别的现象可能收集起来；相反，男性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转换和它在心灵上产生的结果，还完全未经研究，正等待着心理学的审视。因为男性的更年期几乎被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是伟大转变的最讨人喜欢的时候，是宗教、文艺和理智提炼的最讨人喜欢的时候，而这一切又是保护生命日益衰弱的外衣，是肉欲已经减弱的精神代用品，是对于渐渐消退的自信心、正在消失的生活的潜能的得到强化的世界感觉。完全是青春期的补充，对于受到危害的人，同样有生命危险，对于性情暴烈的人同样暴烈，对于有创造力的人同样有创造力，就这样男性更年期就开始了一个别具色彩的创造性的心灵时期，一种崭新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精神上的欲念。在每一个重要的艺术家身上我们都碰到这种不可回避的危机瞬间，当然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见到像在托尔斯泰身上这样搅乱内心、火山爆发似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强烈发作。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托尔斯泰在五十岁时身上遭到的其实只不过是和他年龄相当的事情：也就是他感到年纪渐老。这就是一切，他全部的生活经历。几枚牙齿脱落，记忆力开始衰退，有时候懒于思考：都是五十岁的人平常不过的现象。可是托尔斯泰这位精力极度旺盛的人，天性只习惯于精力过剩，一感到秋意逼来，立即觉得自己业已枯萎，死期不远。他误以为“只要不是生龙活虎，就活不下去了”；一种神经衰弱的忧郁症，一种一筹莫展的惊慌失措袭击了这位健康过剩的男子。他没法写作，没法思索——“我精神上在睡眠，醒不过来，我感到不适，勇气尽丧”；他像拖着一根铁链似的“把这无聊平淡的安娜·卡列尼娜”一直拖到结尾，他的头发顷刻之间变成灰白，额上布满皱纹，老是反胃，手脚关节无力。他麻木不仁地直视前方，说道：“他已没有任何乐趣，对生活已无所期待，不久就要死去。”他“竭尽全力想要离开人生”，接连不断地在日记本里写了几个令人揪心的字：“死亡的恐惧”；几天之后又写道：“人得孤独地死去”。可是死亡——我在描述他那勃勃生机时试图阐述——对于这位生命力旺盛的巨人意味着一切可怕念头中最可怕的念头，因此只要仅仅有几个夜晚他那非同寻常的巨大力量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就立刻吓得浑身发抖。

当然这位天才的自我诊断的医生如果鼻翼嗅到了厄运当头，并没有完全搞错。因为事实的确如此，原来的托尔斯泰身上有些东西在这场危机中的确终于死去。迄今为止，托尔斯泰从来没有问过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他只是像艺术家观看他的模特儿那样观看世界；在他描绘世界的图像时，世界便驯从地在他面前展开，听凭他那双具有独创性的手抚弄和握住。突然之间，他已不可能再有这种天然的乐趣，这样纯粹绘图似的进行观赏。他感觉到，事物已不再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奉献给他，他们向他掩饰什么，有什么背着他，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位洞察一切的人第一次感到人生是秘密，他预感到有一种感觉不能仅仅用外在的感觉来领会——托尔斯泰第一次懂得，要想理解这琢磨不透的东西，要有一个新的工具，一只更加熟知内情更有意识的眼睛，一只能思维的眼睛。一些例子可能有助于更显而易见地阐明这个内心的转变。托尔斯泰上百次地在战争中看见人死去，没有询问公正与否，一味作为画家，作为诗人，仅仅作为反映一切的瞳孔，作为感受形状的视网膜描写这些人流血致死。现在他看见在法兰西一个罪犯的脑袋从断头台上滚下，一股道德的力量立即在他心里愤慨起来，反对整个人类。他，这位老爷，这位地主，这位伯爵，千百次骑马从他村里的农民身旁驰过，他的坐骑一阵奔驰，使农民的衣衫蒙上灰尘，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他们谦卑的奴性十足的敬礼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他才第一次发现他们赤着脚，贫困不堪，生活在惊恐、无权的状况之中，他第一次扪心自问，面对他们的穷困和艰辛，他自己是否有权利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雪橇无数次在莫斯科成群结队的饥寒交迫的乞丐身旁疾驰过去，也不扭头看他们一眼或者对他们表示丝毫的关注。贫穷、苦难、压迫、军队、监狱、西伯利亚对他而言是如此自然的事实，犹如冬天的雪、桶里的水；可是现在，在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位被唤醒的人突然意识到无产阶级可怕的处境，成为对他富裕生活的控告。自从他感觉到人性的东西不再仅仅是人们得去“研究和观察”的材料，在他心灵里那人生的安宁静谧、景色如画的秩序便轰然坍塌：他不能再像雕塑家似的冷漠地观看人生，而必须接连不断地询问意义何在和荒谬与否，他不再从自己出发，自我中心地或者内向地来感觉一切人性，而是社会地、兄弟般地、外向地来感受。和每个人、和众人联合起来的意识犹如一种疾病向他“侵袭”。“你不得思考——这太痛苦了。”他喟然长叹。但是这只良心的眼睛一旦打开，人类的苦难、世界的根本痛苦从此便开始不断成为他自己最为特有的事情。恰好从对虚无的神秘的害怕产生出一种新的独创性的对于宇宙的敬畏，只有从他完完全全的自我放弃之中，这位艺术家才产生出再一次建造他的世界的任务，这次是按照道德的尺度。在他以为是死亡的地方，却出现了新生的奇迹：于是产生了那位托尔斯泰，他不仅作为艺术家，而是作为最有人性的人受到人类的尊敬。

但在当时，紧挨着彻底崩溃砸成碎片的时刻，在那“倏而醒来”（就像托尔斯泰日后平静下来，这样称呼他那令人不安的状态）前的隐隐约约的瞬间，这位遭到突然袭击的人尽管身在转变之中，还没有预感到过渡。在这另外一只新的良心的眼睛在他身上睁开之前，他感到自己完全盲目，只感觉到周遭一片混沌，没有出路的黑夜。“倘若人生如此可怕，那又何必活着？”他提出了《传道书》[1]中的这一永恒的问题。倘若耕耘只是为了死亡，那又何必费力？犹如一个绝望之人，他在昏暗无光的世界拱顶地窖里摸索着墙壁，只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出路，一线自我拯救，一道光线，一点星光灿烂的希望。只有当他看到，没有人从外面向他伸出援手，给予光明，他才动手给自己挖掘一条坑道，一级又一级，有计划有步骤地挖掘。1897年他把下面这些“陌生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

a）为何活着？

b）我的存在和其他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哪些原因？

c）我的生命和其他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目的？

d）我心里感觉到的善和恶的分别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e）我该如何活着？

f）死亡是什么——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

“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我该如何活着？”这是托尔斯泰可怕的惊叫，是危机的利爪热腾腾地从他的心里撕扯出来的。这声惊叫刺耳地响彻了三十个年头，直到他的嘴唇紧闭。来自感官的佳音，他不再相信，艺术给不了任何安慰，青年时代的醉意已经残忍地消退，寒气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这声惊叫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因为这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东西不可能没有意义。单单理性，只能理解活生生的东西，不足以理解死亡，因此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另外一种心灵的力量，来理解这不可理解的东西。既然他，这位无信仰者，这位感官之人，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心灵的力量，于是他就在人生的中途，谦卑地跪倒在上帝面前，把五十年来使他无限幸福的尘世间的知识，鄙夷不屑地从他身边抛开，无比狂热地祈求得到一种信念：“主啊，赐我一种信念，让我帮助他人，得到这个信念。”

* * *

[1] 《传道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篇。

伪基督徒

我的上帝啊，只是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多么艰难——像在被深埋的竖井里生活的人们深知永远走不出去，没人会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在那里。这样生活，多么艰难。但是，他们不得不，不得不这样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一种生活才是生活。帮帮我吧，主啊！

——日记，1900年11月

“请恩赐给我一个信仰，主啊”，托尔斯泰绝望地向他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承认的上帝大声呼号。但是这个上帝对于那些过于狂暴地向他提出要求的人们，并不理睬。因为托尔斯泰把他最大的恶习，他那激烈的焦躁不耐也带进了他的信仰。他不满足于要求有个信仰，而是必须马上就获得这个信仰，一夜之间就得到它，就像获得一把称心如意的利斧，可以把他怀疑的整片灌木丛都砍伐干净，因为这位贵族老爷习惯于一呼百应，让仆人们围着他转，也受到耳聪目明的感官的娇纵，一眨眼的工夫就让他获得世上的任何科学。这位不能自控、任性而又脾气乖张的人，不愿意耐着性子等待。他不愿意等待，不愿像僧侣似的沉湎于坚持不懈地静待上界的天光渐渐泄露出来——不，在这昏沉的灵魂里面，必须立刻就像白昼一样光明。他那火暴性子的精神想要一步登天，一举越过所有的障碍，冲向“人生的意义”——“了解上帝”，“想到上帝”，就像他胆敢说的那样，简直有些亵渎上帝。他希望灵敏而仓促地学会信念，变成基督徒，学会谦卑，就像他满头白发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六个月内，充其量在一年之中，突然迅速变成教育学家、神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可是倘若一个人身上一粒宗教信仰的种子也没有，又怎么可能这样突然地在哪儿找到一种信仰？倘若一个人五十年来只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原始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用不留情面的观察者的眼睛在评判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觉得自己重要，至关紧要，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富有同情心，善良而又谦卑，像个温柔的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怎么一举手就把这种铁石般坚硬的意志扭转成温驯的人性的爱，在什么地方学习，学会信仰，学会自我消失于一种更崇高的超乎宇宙的力量？托尔斯泰对自己说，不言而喻，自然是向那些已经拥有信仰，或者至少声称拥有信仰的人学习。向东正教教会这个母亲学习。于是这位焦躁不耐的人毫不迟疑，立即跪倒在东正教的圣像前面：禁食斋戒，到各个修道院去朝圣，和主教们和教区的神父们讨论，翻遍了福音书。足足三年之久，他努力严守教规，笃信教义：可是教堂的空气只把空洞的香烟和寒冷吹进他那业已冻僵的灵魂，不久他大失所望，在他自己和正统教会的教义之间永远关上房门。他认识到，不，教会并不拥有真心的信仰，或者，不仅如此：教会甚至让生命之水白白流失，大量浪费，予以篡改。于是托尔斯泰继续寻觅：也许哲学家们，这些思想的导师，对于这种阴森可怕的“人生的意义”知道得更多。于是托尔斯泰便开始狂暴地、发疯似的把各个时代所有哲学家的著作乱七八糟地瞎读一气（读得太快，根本无法消化，无法理解）。先读叔本华，每个灵魂忧郁者永恒的陪伴者，然后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穆罕默德、孔子和老子、神秘主义者、斯多噶派、怀疑派和尼采。不久他就把这些书合上不读了，便是这些哲学家在世界观上也没有其他的手段，只有和他相同的手段，那极度犀利、观察起来令人痛苦的理智，便是他们也只是焦躁不耐地扑向上帝，而不是安安静静地寓于上帝之中的人。他们为精神创造各种体系，但是并没有为一个骚动不宁的灵魂创造和平，他们给人以知识，但没有给人以安慰。

就像一个备受折磨的病人，科学对他已经无效，只好带着他的病痛去找草头医生和乡村郎中，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最有智慧的人在他五十岁时也走到农民当中去，走到“人民”中去，向这些无知无识的人去学习真正的信仰。是的，这些无知无识的人，没有被文章弄得糊里糊涂，这些可怜的备受折磨的人，成天没有怨言干着繁重的工作，当死神在他们当中出现时，他们像牲口似的默默地躺在一个角落，毫不怀疑，因为他们从不思想，神圣的天真纯朴[1]，他们想必拥有什么秘诀，否则不可能这样驯从温顺，毫不愤慨地俯首帖耳，听天由命。他们在迟钝中想必知道一些智慧和犀利的精神所不知的东西，多亏这些东西，这些在理智上远远落后的人们，在心灵上远远超前于我们。“我们如何生活，是错误的，他们如何生活，是正确的。”——因此上帝明显地从他们的富有耐心的生活中升起，而精神，出于他那“懒散的、充满肉欲的贪欲”，则从心灵的真正的光明源泉之中离去。倘若这些可怜的人没有拥有一种安慰，内心没有一种具有魔力的药草，他们绝不可能这样心情开朗地忍受如此可怜的生活——他们想必隐藏着某种信仰，于是这位难以自控的人，迫不及待地要从这些人那里学会这一秘诀。托尔斯泰自己说服自己，从这些人那里，只有从他们那里，从这些“上帝的民众”那里，可以认识“真正的生活”，认识伟大的忍耐，适应这艰苦的生活和更加艰苦的死亡。

那就赶快接近他们，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把上帝的秘诀从他们那里偷听得来！赶快脱掉贵族的外套，穿上农民的衣衫，把美味佳肴和多余的书籍从桌上搬走：从此之后只用纯洁的蔬菜和牲畜柔和的乳汁来养活自己的身体，只有谦卑和沉闷来滋养那浮士德式紧张工作的精神。于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主人，还不仅于此：千百万人精神上的主人，在他五十岁时亲自扶犁，在他宽阔的熊一样的背上，从水井旁背来水桶，排在他的农民当中，不知疲倦地，凭着一股韧劲，玩命地收割麦子。那只写出《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的手，把浸过柏油的麻绳用锥子穿过自己切割的鞋底，把垃圾扫出房间，亲手缝制自己的衣裳。赶快接近、赶快紧挨着这些“兄弟们”。列夫·托尔斯泰就这样希望凭着他的意志一念之间，变成“人民”，从而变成“上帝的基督徒”。他降尊纡贵，到村子里去，到那些一半还是农奴的人们中间（在他走近时，大家窘迫地举手脱帽），他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他们穿着笨重的鞋子，笨拙地走过光可鉴人的木头地板，就像走过玻璃，发现地主，这位仁慈的老爷，对他们并未怀有恶意，并不像他们所害怕的，要又一次提高田赋和佃租，而是——真叫奇怪：他们尴尬地摇头不止——恰好要和他们讨论上帝，一个劲地讨论上帝，他们这才松了口气。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这些善良的农民回忆起，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干过一回，伯爵老爷那时是要改革学校，有一年之久，他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后来他就感到这事无聊了）。那么他现在又要什么呢？农民们满怀疑虑地听他说话，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这位乔装打扮的虚无主义者挤到“人民”身边，活像一个密探，想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他远征上帝时所必需的战略。

但是这些狂暴的侦查只对艺术和艺术家有用——多亏这些乡间的农村叙述者们，托尔斯泰写出了他最为优美的传说，通过这些纯朴的形象、逼真的农民语言，他的语言变得感情丰富，生气盎然——可是质朴的秘诀他并没有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托尔斯泰这充满激情的危机爆发之前，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时，就极有远见地谈到托尔斯泰的镜中影像列文：“像列文这样的人，尽管和人民共同生活，爱多久都行，可是永远无法和人民融为一体：不论他们的自负和意志力多么任性乖张，都不足以抓住深入民间的愿望，并把它赋诸实行。”这位天才的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这发心理学的平射炮弹正好命中了托尔斯泰的意志转变的中心，揭露了这个暴力的行动，不是天生的血肉相连的爱情，而是托尔斯泰出于内心痛苦而和人民开始缔结的兄弟情谊。因为，尽管他的意志行为做起来如此迟钝，乡巴佬似的，这位过分强调理智的托尔斯泰，永远也不可能放弃他那广阔的、包容宇宙的人生阐释，把一个狭隘的农民的灵魂移植到自己身上，一个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强迫自己去迁就一种混乱不堪的盲目信念。突然之间像魏尔伦[2]似的在修道院的小室里扑倒在地进行祷告，那是不够的——“我的上帝，请赐给我单纯质朴”，谦卑的银色嫩枝已在胸中开花。你永远首先得“是”和“成为”你所信奉的东西：无论是通过同情的奥秘和民众建立联系，还是通过极端虔诚的笃信宗教使良心得到抚慰，在人的灵魂里都无法像电力接触似的一下子就接通。什么穿上农民的外衣，喝格瓦斯[3]，在地里割麦，所有这些与农民取得一致的外表上的形式，简直像游戏一样轻易地就能办到，甚至可以游戏般实现双重意义——但是人的精神永远无法变得迟钝，一个人清醒的头脑无法像煤气灯的火焰似的，随意旋转开关使之熄灭。每个人精神的亮度和警觉自有他天生的不可更改的尺度；这是控制他意志的力量，因此超然于我们意志之外，它越是感到它警惕亮光的独立自主责任受到威胁，它的火焰就越加凶猛、越加骚动不宁地直往上蹿。因为一个人通过笃信神鬼的游戏很难在他天生的认识能力之上提高一步到达更高的认识，同样一个突然的意志行动表现出来的理性也很难哪怕仅仅后退一步回到天真质朴的状况之中。

托尔斯泰这位洞悉一切、目光远大的人物，自己不久也会认识到，不可能把他复杂的精神弄到满不在乎的天真单纯的境地，即使凭着像他这样异常强劲的意志，也不可能办到。不是别人，恰好是他自己（当然是在日后）曾经说过这样精彩的一句话：“用暴力来对付精神就像捕捉阳光一样：不论你想怎样盖住它，它总会冒出来。”时间一长，他无法自我欺骗，他那粗暴生硬、喜欢争吵、刚愎自用的老爷思考力不可能一味地迟钝谦卑；农民也从来没有真的把他当做他们当中的一个，就因为他穿了他们的衣服，表面上也分得了他们的习惯，外面世界也只把他的这一行动理解为一种伪装。恰好是他最亲的亲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奶奶、他真正的朋友们（并非职业上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怀疑地闷闷不乐地看着“这位俄罗斯民族伟大的作家”这样痉挛似的粗暴地想要降到一种有违他天性的没有文化修养的范围里去（屠格涅夫在临终时还呼唤他回归艺术）。他自己的太太，他内心搏斗的可悲的牺牲品，当时对他说了一句最有说服力的话：“从前你说，你心里不得安宁，因为你没有信仰。现在你说，你有信仰了，为什么还不高兴？”——一个非常简单的无法反驳的论据，因为在托尔斯泰身上，在他皈依了民众的上帝之后，没有什么东西暗示，他在他的这个信仰里找到了灵魂的泰然自若；相反，我们总有这种感觉，他只要一谈起他的学说，总要大声吼叫表示确有把握，以拯救他的确并无把握。恰好在托尔斯泰的信仰发生转变的那个时候，他的一切文件和话语都有一种叫人厌恶的吼叫的语调，有些故意夸耀、使用暴力、喜欢争吵、宗教狂热的东西。他的基督教的信仰鼓吹起来，犹如号角，他的谦卑施展起来犹如孔雀开屏。谁若耳朵更尖一些，恰好在他这种过分夸张的自我贬抑之中，感觉到一点旧日托尔斯泰的倨傲，只不过现在反过来对于新型的谦卑表示倨傲。诸位不妨阅读一下他的忏悔录中那个著名的段落，在那里，为了想“证明”他的皈依，他向从前的生活大吐唾沫，百般诋毁：“我在战争中杀过一些人，我和人进行过决斗。我在玩牌时输掉我从农民那里压榨得来的财产，并且残暴地责打农民，我和一些轻浮的女子通奸，欺骗她们的丈夫，撒谎、掠夺、通奸、各式各样的酗酒、暴行，每种可耻行径我都干过，没有一种罪行我没犯过。”为了不让大家原谅他这位艺术家曾犯过这些罪行，他在他那教区大声嚷嚷公开作出的忏悔里继续说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出于虚荣、贪欲和傲慢开始写作。为了争夺名誉和财富，我被迫把我心里的善意强压下去，降低身份去迁就罪孽。”

这些坦承罪过的话语很是可怕，这是肯定的，就其道德的激情而言，也的确震撼人心。但是不妨把手放在心口上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人真的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中尽军人的本分发射了子弹或者在单身汉期间作为一个性机能旺盛的男子纵欲无度放荡不羁，就凭着这些自我控告，就把他当作一个“卑鄙无耻、罪孽深重的人”，对他表示鄙夷不屑，把他说成一个“虱子”，就像他在狂热的自我贬抑的劲头发作时给自己的称号那样？是不是更容易涌现这样一种怀疑，一个受到过度刺激的良心，出自一种谦卑的倨傲，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自己臆造出一些罪孽，在这里——就和拉斯柯尔尼科夫[4]那个家里的仆人硬给自己想出了那则谋杀事件——一个狂热的想要自白的灵魂是不是把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当作十字架背在自己身上”，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基督徒？托尔斯泰这种想要自我证明的愿望，这种痉挛的、过于慷慨激昂的、大声叫卖似的自我贬抑，是不是恰好显示在这个深受震撼的灵魂里，一种从容不迫、平稳呼吸的谦卑并不存在，或者还未存在，也许甚至于反过来显示了一种危险的业已改变的虚荣？反正，这种谦卑的表现并不“谦卑”，相反，想象不出比这种苦行僧似的反抗激情的斗争更加激情四射的了：刚刚才在灵魂里拿到一点点还不确定的信仰的火花，这个没有耐心的人便立刻想用这点火星点燃整个人类，活像那些日耳曼族野蛮人的王侯，刚刚脑袋被施行洗礼的圣水沾湿，就立刻拿起大斧，把他们迄今为止视为圣物的橡树砍倒。倘若信仰意味着寓于上帝之中，那么这个极为缺乏耐心的人，永远也不是耐心笃信的信徒，这个感情热烈、不知餍足的人永远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只有把无限贪婪地求得笃信宗教之举称作宗教，这个寻觅上帝的人，这个永远骚动不安的人才能称作信徒。

恰好是通过这取得一半的成功和并不确切地获得了一种信念，托尔斯泰的危机才象征性地超越了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范例。即便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也没有能力猛地一下就改变他天性的原始形状，把他原来的本质彻底翻转过来。我们的人生天赋的形式可以容忍改过迁善，矛盾激化，而道德高尚的激情可能会通过有意识的顽强的工作，提高我们身上有德行的、道德的因素，但是永远也不可能把我们性格图像的底线干脆彻底擦去，把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精神按照另外一个建筑学上的规则重新建造起来。托尔斯泰说，我们可以“把自私自利像戒烟似的戒掉”，或者人们可以“征服”爱情，“使劲求得”信仰，那么在他身上，一种极为巨大、简直可说是狂热的努力的极为微小的结果对此作出反驳。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托尔斯泰这个动辄发怒之人，“只要人家对他稍加反驳，眼睛就气得电光四射”，他会因为强行皈依宗教，立即变成一个亲切友好、性格温柔、慈爱合群的基督徒，变成一名“上帝的仆人”，众兄弟中的一个“兄弟”。他的“转变”，大概改变了他的观点、他的意见、他的语言，但是并没有改变他最深层的天性——“你是按照什么规则开始的，就得依照这种规则生活，你无法逃脱你自己。”（歌德语）——同样的郁郁寡欢，同样的渴求痛苦的欲望，在他“觉醒”之前和之后一直困扰着这个不安宁的灵魂：托尔斯泰生来并不是为了心满意足。恰好因为他焦躁不耐，上帝没有立刻就把信仰“赏赐”给他，他不得不还不断为之奋斗三十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小时。他的大马士革[5]不是在一天之间，也不是在一年之内建成的：一直到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托尔斯泰都没有在任何回答里找到满足，没在任何信仰里求得内心的安宁，直到最后一刻他都觉得人生是个辉煌的、可怕的秘密。

就这样，托尔斯泰提出的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对上帝发起的那贪婪的强暴的猛扑没有成功。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如果他驾驭不了一个矛盾，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救星——他可以把他的困难从自己身上拿来投向人类，把他心灵的问题转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这样托尔斯泰也把他危机时自私自利的惊叫——“我会变成什么？”——提升为强劲有力的呼喊：“我们会变成什么？”既然他没法说服他自己执拗的精神，他就要说服别人。既然他没法改变自己，他就没法改变人类。一切时代所有的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所有改善世界的努力都是（尼采，这个洞察一切达到极点的人，知道这点）从个别灵魂遭到威胁的人在“自我逃窜”之中组成的，此人为了把这灾难深重的问题从自己的胸口推开，把这问题反过来抛给大家，把个人的不安转变成世界的不安。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修士那样的基督徒，这位了不起的激情如炽的人，长着一双无法被人欺骗的眼睛，和一颗坚强的火热的充满怀疑的心，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修士那样的基督徒，但是他深知没有信仰的痛苦，进行了我们这个新时代最为狂热的尝试，把世界从虚无主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让世界比他自己以往更加虔诚。“从人生绝望的境地将自己拯救出来的唯一救星，就是把他的自我抬到世界中去”，这个备受苦难渴求真理的自我托尔斯泰因而便把那个向他击来的可怕的问题，作为警告和学说向整个人类抛去。

* * *

[1] 原文是拉丁文。

[2] 保尔·魏尔伦（1844—1896），法国诗人，被誉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诗人之王”，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 格瓦斯，俄罗斯的饮料，用面包和麦芽发酵而成。

[4]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5] 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号称人间的花园、地上的天堂。

教义及其荒谬

我接近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为了它的实现我可以牺牲我整个生命。这个思想便是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但是放弃了各种信条和创伤。

——青年时代的日记

1855年3月5日

托尔斯泰的这一教义，他向人类发出的“公告”的基石乃是福音书里的这句话“不要违抗恶”，并且给以独创性的解释：“不要用暴力来违抗恶。”

在这句话里潜藏着托尔斯泰整个的伦理学：这位伟大的战士用他充满痛苦的良心所具有的全部演说家和伦理学家的激烈劲头把这投石器掷出的巨型石头如此猛烈地击向这个世纪的墙垣，直到今天，那半已炸裂的房梁还震颤不已。这一击造成的心灵上的影响究竟射程有多远，很难测量：俄国人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1]和约》签订之后自愿放下武器，甘地[2]的不抵抗主义，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出的和平主义的号召，不计其数的个别无名氏对良心受到蹂躏所进行的英雄主义的抵抗，反对执行死刑的斗争——所有这些新世纪里发生的孤立的、似乎彼此毫无关联的行动都要归功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公告给予的强劲的推动力。今天不论在什么地方否定暴力，把它当作手段，作为权力还是作为所谓的上天的安排，无论是用一个什么借口来加以保护，是用民族、宗教、种族、财产，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人性的高尚品德奋起反抗流血——直到今天每一个道德上的革命者还都从托尔斯泰的权威和热情那里取得一种兄弟般的确认的力量。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独立的良心代替教会的冷淡的套话，国家贪权的要求，一个僵硬的、公式化地行使职责的司法机构，把最后的决定只是交给兄弟般的人类的感觉，把这作为唯一的道德机关，良心就可以引证托尔斯泰的堪称榜样的路德行为[3]，托尔斯泰只在人性上呼吁人们，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能“以心”来进行审判。

那么托尔斯泰指的究竟是什么“恶”，我们必须反对，但不得使用暴力？指的不是别的，只是暴力自己，那绝对的暴力，不论它如何把它的肌肉隐藏在国民经济、国家繁荣、人民的抱负和殖民地的扩张这样慷慨激昂的外衣下面，尽管它更加笨拙地把人的权力欲和嗜血欲，伪造成哲学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我们千万不可受骗上当：即使经过再诱人不过的精制提炼，暴力行径永远阻碍人类互相成为兄弟，只为一群人维护其大为提高的自身利益服务，从而使世界的不平等永远存在。每一个暴力都意味着占有、拥有和企图更多地拥有。对托尔斯泰而言，一切不平等就开始在财产上。这位年轻的贵族不是白白地在布鲁塞尔和普鲁东[4]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还在马克思之前，托尔斯泰作为当时一切社会主义者当中最激进的一员，认定：“财产是万恶之源，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冲突的危险就在于拥有财产过多者和没有财产者之间。”因为为了维护自己，财产必须采取守势，甚至采取攻势。为了掠夺财产，必须拥有暴力；为了增加财产，必须拥有暴力；为了捍卫财产也必须拥有暴力。于是财产便创造国家来捍卫自己，国家为了自我保护又组织了各种残忍的暴力形式：军队啦，司法机关啦，“整个的强制制度，只是用来保卫财产”，谁若顺从国家，承认国家，就和他的灵魂适应这个暴力原则。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即便是那些似乎独立的人士，才智之士，在现代国家里，想象不到的，竟完全在为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效劳。甚至连基督的教会，“从它真正的意义上讲，是废除国家的”，“也用谎话连篇的教义”，背离了自己的职责。艺术家本来是生而自由的良心的辩护人，人权的捍卫者，却在精雕细刻他们的象牙宝塔，“把良心催眠”。社会主义试图充当治疗不治之症的医生，革命者们，唯一凭着正确的认识，想从根本上炸掉这错误的世界制度的人们，错误地使用他们对手的杀气腾腾的手段，使不公平得到永存。他们碰也不碰“恶”的原则，甚至还使暴力神圣化。

所以按照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国家和我们当今有效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虚假的、朽坏的：因此托尔斯泰强烈地拒绝对政府形式进行的一切民主的、博爱的、和平主义的和革命的改良，认为这些改良全然徒劳无功，缺陷累累。因为没有一个杜马，没有一个议会，更不用说一场革命能把民族从暴力这个“恶”中解救出来：一幢建立在摇摆不定的地基之上的房子，不能支撑，只能离开它，另造一幢新的房子。而现代化国家建立在暴力思想而不是建立在博爱之上，因此对于托尔斯泰而言，这个国家注定了非坍塌不可，无可挽回，所有公益的、自由主义的拼拼凑凑的点缀，只不过延长它的垂死挣扎而已。必须改变的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国家市民关系，而是人本身必须改变：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粗暴地把人们挤压在一起，而是一种更加热忱的心灵联系必须通过博爱给予每一个民众集体以凝固力。但是只要这种宗教的、伦理学上的兄弟会还没有取代现在这种强迫市民的形式，托尔斯泰就宣布，一种真正的美德只有在个人良心的看不见的秘密中才有可能。迫切需要的是进行一场宗教革命，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要脱离每一个暴力集体。因此托尔斯泰就坚决地一下子把自己置身于国家形式之外，宣布自己除了他良心的责任之外，不承认任何责任。他不承认自己“专门属于某个民族和国家，或者充当任何政府的臣仆”；他自愿脱离了东正教会，原则上放弃向司法机关或者现代社会的任何确定的机关提出呼吁，只是为了不要去抓住“暴力国家这个魔鬼”的手指。因此诸位不要被他发表的关于兄弟情谊的布道所具有的福音书般的温存柔情所蒙蔽，不要被涂上一种基督教谦卑语调的色调所蒙蔽，不要因为他依据福音书而忽视他的社会批判完全与国家敌对的特点。他的国家学说是最顽强激烈的反国家的学说，是自路德以来一个个人和新式的教皇权位、和财产的无错误论[5]最完全彻底的决裂。即便是托洛茨基和列宁在理论上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一切都须改变”多迈出一步，恰好就像让-雅克·卢梭，那位“人民之友”以他的文章为法国大革命挖开了布置地雷的通道，法国大革命就以这些地雷把法兰西王国炸得灰飞烟灭，没有一个俄国人比托尔斯泰这位激进的革命家更猛烈地撼动了沙皇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基，认为这个制度是可以攻占的。这位激进的革命家在我们这里因为他那族长式的长髯和他教义的某种油滑柔和被仅仅视为温和善良的倡导者。当然，恰好和卢梭对无套裤党十分愤怒一样，托尔斯泰无疑也会对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极为愤怒，因为他憎恨党派——在他的文章里像预言似的写着这样的话：“不论哪个党派胜利，为了维护它的权力，它都不仅会使用一切现存的暴力手段，还会发明新的暴力手段。”——但是一种正直的历史描述将会证明，托尔斯泰是革命最优秀的开路先锋，所有革命家的全部炸弹都不如这唯一的一个人，最伟大的一个人，对他祖国的那些似乎不可战胜的势力——沙皇、教会和财富——表示的公开反抗在俄国所起的破坏作用和震撼权威的作用更为严重。自从一切诊治医生中这位最有天才的医生发现了我们文明建筑物的地基纰漏之后，也就是说，发现了我们的国家大厦不是建立在人性博爱和人类共同体之上，而是建立在凶残暴戾、人统治人的基础之上，他便历三十年之久，以强劲已极的道义上的冲击力一而再袭击俄罗斯的世界制度，成了革命的文克尔里德[6]，身不由己地成了社会的炸药，能够爆炸、能够破坏的原始伟力，从而无意识地变成了他那俄罗斯使命的代表性人物。一切俄罗斯思想都认为，要想建设新的，首先必须不顾一切地从根源上进行破坏——这些思想并非偶然地落在全部俄罗斯的艺术家身上，毫无例外，他们首先堕落到没有一线光明、毫无一点出路的虚无主义的最为黝黑的坑道之中，然后才出于无比灼热、心醉神迷的绝望心情，狂热地又争取到新的宗教信仰；俄罗斯的思想家、诗人和行动果断的人和我们欧洲人[7]不同，不是迟迟疑疑地搞些改革，不是小心翼翼满怀敬意地勉强凑合，而是像个伐木者似的进行危险的试验，把一切彻底拆掉砍倒，直奔问题所在。一个罗斯托普钦[8]为了取得胜利，毫不迟疑地就把世界奇迹[9]莫斯科烧成断垣残壁，同样托尔斯泰也毫不犹豫地——在这点上和萨沃那罗拉[10]相似——把人类的全部文化财富——艺术、科学，全都放逐到柴火堆上付之一炬，以便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能得到辩护。很可能，这位宗教的梦想家托尔斯泰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破坏圣像运动会有什么实际后果，他大概从来也不敢仔细算一笔账，这样一座直达天宇的辽阔广大世界大厦突然坍塌会使多少尘世间的生灵也随之死于非命——他只不过用他全部心灵的力量和他信念的全部顽强坚韧在撼动这座公共的国家大厦的柱子。可是倘若这样一个参孙伸出他的拳头，即便是最为宏大壮观的屋顶也会倾斜，弯倒。因此事后的一切辩论，托尔斯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者仇视布尔什维克的颠覆行动，纯粹是多余的。只要面对这一赤裸裸的事实，一切全都清楚：没有什么东西像托尔斯泰的狂热地反对富足有余和财产的赎罪布道词对俄罗斯的革命起过这样强大的促进作用。他的小册子便是炸药包，他的论战性的传单便是炸弹。没有一个人对时代的批评，包括尼采的批评，曾像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样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过这样搅乱人的心灵、颠覆人的信仰的作用。尼采作为德国人批评起来总是只瞄准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因为他那诗意盎然、酒神般狂放恣肆的措辞风格无法对群众发生作用；托尔斯泰的头部塑像，将完全违背他的愿望和意志，世世代代矗立在纪念伟大的革命者、颠覆政权者和改变世界者的看不见的先贤祠里。

这有违他的愿望和意志：因为托尔斯泰明确地把他的基督教——宗教的革命，他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每一个积极的、行施暴力的革命区分开来。他在《成熟的麦穗》一文中写道：“倘若我们遇到革命者，往往认为我们和他们意见相似，其实意见不同。他们和我们都高呼：不要国家，不要财产，不要不平等，和其他许多东西。尽管如此，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存在国家——而那些革命者是要消灭国家。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存在财产——而那些革命者是要取消财产。对于基督徒而言人人平等——而那些革命者是要破坏不平等。革命者们借助宗教在外部进行斗争，而基督教根本不进行斗争，它在内部摧毁国家的基础。”大家看见，托尔斯泰并不想看到国家被人用暴力消灭，而是通过无数个人的消极对抗，使国家的权威渐渐削弱，一个分子又一个分子、一个个人又一个个人摆脱国家的重重包围，直到最后国家机体由于脱力而自行解体。

可是最后的结果相同：破坏一切权威，托尔斯泰毕生就为作出这一努力而尽心尽力。当然他同时也想为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一个国教，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博爱的人生宗教，一个既老又新、原始的基督教的、托尔斯泰-基督教的福音书。但是在评价这一建设性的精神成就时必须——诚实高于一切——在天才的文化批评家、尘世目测天才托尔斯泰和模糊不清、极不充分、脾气乖张、前后矛盾的道学家、思想家托尔斯泰之间切上一刀，加以区分。思想家托尔斯泰在一次教书育人的冲动爆发之际，不像在他六十岁时仅仅把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家少年赶到学校里去上学，而是想把这唯一“正确”的人生的伟大基本知识，把“这个”真理以一种令人害怕的程度按照哲学的轻率，填鸭式地灌输给整个欧洲。只要托尔斯泰这个没长翅膀降生人世的人一直待在他的感性世界里，用他天才的感觉器官解析人性的结构，那么对他怎么弯腰表示尊敬都不为过；但是如果他想自由自在地飞进形而上学之中，他的感官不再能够牢牢抓住，不再能够看见和汲取，所有那些高雅的触手漫无目的地在空中乱抓乱摸，那么大家恰好对他精神上的笨拙大吃一惊。不，在这里要划清的界限实在再猛烈也还不够：托尔斯泰作为理论的、系统的哲学家实在和他极端相反的天才尼采作为作曲家同样是个令人遗憾的自我欺骗。尼采的音乐性，在语调的旋律以内具有绝妙的独创性，而在独立的声调领域，也就是在乐曲的结构上，简直可说惨遭失败，同样托尔斯泰卓越的理智，只要一越过感性的关键性的领域，大胆地进入理论的、抽象的领域，就马上停止运转。我们可以在个别的作品里摸索到这种分界线和铆合处：譬如在他公益性的传单《我们该做什么》里，第一部分根据经验，触目惊心地描写了莫斯科的贫民区，写得极端精彩，简直叫人看了透不过气来。从来没有，或者几乎从来没有社会批判在批判尘世间的对象时比在描写那些穷人的房屋和毫无希望的人们时表现得更加才气横溢；可是刚进入第二部分，这位乌托邦主义者托尔斯泰，从诊断转向治疗，想要侈谈具体的改良建议时，每个概念就立刻变得朦朦胧胧，轮廓变得模糊不清，思想忙不迭地纷至沓来。随着托尔斯泰越来越大胆地向前挺进，这种混乱状态便从问题到问题逐步升高。上帝知道，他都挺进到多远的地方！没有受过任何哲学的训练，令人惊讶的毫无敬畏之心，托尔斯泰在他的小册子里抓起一切永远不能参透的问题，它们和繁星一起高悬在无法企及的苍穹之中，他把这些问题像明胶似的轻而易举地一一化解。因为这位焦躁不耐的人在他的危机时期，打算把一个“信仰”像件皮大衣似的迅速披在身上，一夜之间变成基督徒和谦卑的人，他在这些教育世界的文章里，也“一翻手之间让一片森林长了出来”。这位在1878年自己还绝望地高呼“我们的整个世俗生活，纯属胡闹”的人，三年之后已经为我们写出了他参透一切世界之谜的宇宙神学。不言而喻，碰到这种操之过急的思想体系，任何异议都必然会使这位快速思想家感到麻烦，因此托尔斯泰顽强地塞上耳朵进行训诫，不顾任何前后不相连贯的论述，以一种令人怀疑的匆忙劲允许自己做出彻底的解决。一种信仰不断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证明”，是个多么没有把握的信仰，一种思想，只要缺少论据，总是及时地用一句《圣经》里的话作为最终的唯一无可辩驳的论据，这又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不严谨的思想！不，不——人们可以断然确定，托尔斯泰的极富教育意义的小册子（尽管含有一些必然会有的天才细节）——勇敢些，勇敢些！[11]——属于世界文学史里最最令人讨厌的狂热信仰者的宣传文章，是一种操之过急、混乱不堪、傲慢偏执甚至是极不诚实的思想提供的令人憎恶的例子——放在追求真理者托尔斯泰身上简直使人感到震惊。

因为，果不其然，最最真实的艺术家，高贵的、堪称楷模的伦理学家托尔斯泰，这位堪称圣人的伟人，作为通晓理论的思想家是在玩一场糟糕已极很不正派的游戏。为了把整个无限的精神世界装进他的哲学口袋，他就玩起了一种很恶劣的戏法：首先把一切问题全都简单化，让它们变得像纸牌一样单薄、轻便。于是他便极其方便地首先规定了“人”，接着规定“善”“恶”“罪过”“肉欲”“博爱”“信仰”。然后他就把这些纸牌洗了又洗，抽出“爱”作为王牌，你瞧，他赢了。在短短的世界一小时里，千百万人世世代代寻找解答的广袤无垠而又无法解答的整个世界之谜，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书桌上被参透。这位老人惊讶地抬头张望，他的眼睛孩子气地闪闪发光，他那老者的嘴唇高兴地发出微笑，他感到惊讶，惊讶不止：“一切是多么简单啊。”真是不可解释，一千年来，躺在上千个国家上千个棺材里的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思想家，为此拼命折腾他们的感官，而没有注意到“全部”真理，早已像阳光普照般清清楚楚地记在福音书里，当然其前提是，大家都得像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似的，在圣主耶稣诞生的1878年，“在一千八百年来第一次正确理解”这一点，终于把覆盖在这天国福音之上的“灰尘”拭尽。（的的确确，他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说出了这样亵渎神明的话语！）可是现在一切辛苦一切烦恼就此结束——现在人类必须认识到，要活着是多么简单，简单得不得了：什么东西打扰你，你干脆把它扔到桌子底下，你干脆把国家、宗教、艺术、文化、财产、婚姻通通取消，这样“恶”和“罪过”也就永远解决掉；倘若每个人都自己用手扶犁耕地，烘制面包，制作靴子，那就再也没有国家和宗教，只有世上纯洁的上帝的王国。那时“上帝就是爱，爱就是人生的目的”。所以把所有的书籍全都抛开，不再思想，不再脑力劳动，只要有“爱”那就够了。只要“人类愿意”，明天一切都能得到实现。

如果我们把托尔斯泰的世界神学赤裸裸的内容予以重现，会显得夸大其词。但是可惜是他自己在热心规劝别人改宗他的信仰时这样令人憎恶地言过其实。他的生活的基本思想，非暴力的福音书是多么美好，多么清晰，多么无可辩驳：托尔斯泰要求我们大家委曲求全，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谦卑状况。他警告我们，为躲开社会各阶层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防止从下层爆发的革命，我们就自愿地从上而下开始革命，通过及时采用古老基督徒的委曲求全从而排除暴力。富人应该放弃他的财产，知识分子应该放弃他的倨傲，艺术家应该离开他的象牙宝塔，通过相互谅解接近人民，我们应该控制住我们的激情，我们“动物的个性”，放弃攫取的欲望，发展我们身上更加神圣的给予的能力。这肯定都是些崇高的要求，自古以来，为世上一切福音书所强烈祈求的、永恒的要求，为了人类的升华永远一再重新提出祈求。但是托尔斯泰的漫无节制的焦躁不耐不像那些宗教的天性，不满足于把它们确定为个人在道德上的最高成就；这位霸气十足焦躁不耐的人愤怒地立即要求所有的人都变得性格温顺。他要求我们听从他的宗教的命令，立即放弃、献出、牺牲一切和我们在感情上有紧密联系的东西；他（一个六十岁的老者）要求年轻人清心寡欲、厉行节制（这是他自己作为男人从未做过的事情），要求脑力劳动者看淡一切，是啊，轻视艺术和智力（而他自己一生就献身于艺术和智力）；只是为了迅速地、飞快地说服我们——我们的文化其实一无是处，一无所获，他就愤怒地三拳两脚把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都打得稀烂；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完完全全的禁欲苦行更加诱人，他拼命唾弃我们全部现代文化，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科学技术，他采取粗暴已极的夸张手法，谎话连篇，甚至扯着弥天大谎，虽说他辱骂和贬低的首先总是他自己，接着就自由自在地攻击其他所有的人。他最高尚的道德目的也因为他一味强词夺理而丧失信誉，任何过分夸大他都不嫌过分，任何蒙蔽欺骗他都不嫌无耻。还是说，真的有人相信，这位每天都有保健医生对他诊听，并且随侍左右的列夫·托尔斯泰，他会真的认为医学和医生是“无用之物”，阅读是个“罪过”，整洁是“多余的奢侈”？托尔斯泰的著作装满了整整一个书架，他的确是作为“无用的寄生虫”，作为“蚜虫”度过了他的一生？的确是以一种滑稽的夸大的方式，过了一辈子，就像他在下面描述的那样？“我吃饭，闲聊，听人说话，我又吃饭，写作，阅读，这就是说，我说话，又听人说话，然后再次吃饭，游戏，吃饭又说话，然后我再吃饭，上床。”《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真的就是这样完成的吗？托尔斯泰一听别人演奏一首肖邦的奏鸣曲，就泪如泉涌，难道音乐对他就像对头脑狭隘的贵格派[12]教徒那样，不是别的，只是魔鬼的风笛？难道他真的把贝多芬当作一个“把人引向肉欲的诱惑者”，把莎士比亚的剧本当作“确定无疑的胡言乱语”，把尼采的作品看成“粗野不堪、毫无意义地胡乱强调的废话连篇”？还是说，普希金的作品，只好“用来充当老百姓的卷烟纸”？难道他比任何人都侍奉得更加出色的艺术真的只是“无所事事之辈的奢侈品”，而裁缝格里沙和鞋匠彼约特尔对他而言真是比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更加高级的审美机关？他自己“在年轻时是个纵欲无度的淫棍”，和他老婆还制造了十三个孩子，现在竟然当真认为，每个青年为他的号召所感动，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斯柯普什派成员[13]自行阉割？大家看见：托尔斯泰像个狂犬病患者似的夸张不已，实在是由于问心有愧才一个劲儿地夸张，为了不让人家看出，他列举的许多“证明”实在过于拙劣。当然有时候似乎也让人预感到，这些喧闹不已的无稽之谈，正因为漫无节制也就自己毁了自己，他自己在他意识的具有批判性的底层也明白了这点，他有一次这样写道，“我并不抱多大希望，人们会接受我的证明，或者哪怕只是认真地讨论一下”，他这话竟可怕地说对了，因为既然在这位所谓的很能委曲求全的人生前谁也没法和他讨论——他太太叹息着说“没法说服列夫·托尔斯泰”，他最好的女友写道“托尔斯泰的自负永远也不允许他承认一个错误”，那么拿贝多芬、莎士比亚来认真反对托尔斯泰也就极为愚蠢：谁若爱托尔斯泰，最好就应该在这位老人过分明显地暴露他逻辑上的弱点时转过脸去。任何一个可以认真对待的人都不会有一秒钟想到，按照托尔斯泰的这些突然爆发的神学论断果真把为了使人生充满思想而进行了两千年的斗争戛然切断，就像关掉一个煤气阀门，把我们最神圣的价值统统扔到垃圾堆里。因为我们欧洲，刚刚才诞生了一个尼采作为思想家，只有精神上的欢乐才使欧洲人感到我们沉重的尘世，真的宜于居住，上帝知道，这个欧洲没有兴趣突然听到一道道德上的命令，便不假思索地让自己变得粗俗不堪，头脑简单，非常听话地爬到帐篷里，把灿烂辉煌的精神上的往昔当作“罪孽深重”的谬误彻底抛弃。把堪称楷模的伦理学家托尔斯泰，富有英雄气概的良心的辩护人不和他绝望的尝试相混淆，硬把世界观上的神经危机，国民经济中一种更年期的恐惧加以移植，这是够有敬意的，也将永远是够有敬意的事：我们将永远把从这位艺术家的英勇的一生产生出来的极了不起的道德启示和那位遁入理论的老年人的农夫般的愤怒的文化驱邪咒语严加区分。托尔斯泰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不可比拟的方式深化了我们这代人的良心，他的消沉的理论却成为对人生欢乐的猛然一击，想僧侣般禁欲主义地把我们的文化推回到不再能够复制的古老基督教时代，这一切是由一位不再是基督徒，因而也是超基督徒的人冥思苦索出来的。不，我们不认为，“节制欲望决定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不认为，应该打开血管为我们纯粹是尘世的世界激情放血，脑子里只承载着职责、本分和《圣经》引文。一个对欢乐具有生儿育女、激活精力的力量一无所知的解释者，他有意识地要使我们自由的感官游戏，我们最最高雅、最为幸福的感官游戏——艺术——日益衰退，色泽全无：我们对他深表怀疑。我们丝毫也不愿意牺牲精神和技术的成就，丝毫也不愿意重新放弃我们西方世界的遗产，丝毫也不愿意放弃：不愿意为了任何一个哲学命题，最不愿意为了一种落后的、消沉的把我们逼回到草原中去、回到精神迟钝的状态中去的哲学命题，放弃我们的书籍，我们的图画，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科学。对于我们感性的看得见的现实世界，我们寸步不让，涓滴不让。我们不会为了天国的极乐，用我们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生活去换得某种狭隘的单纯质朴：我们宁可放肆地“有罪”，也不愿原始蒙昧，宁可激情如炽也不愿愚蠢，像《圣经》教导的那样正直乖巧。因此欧洲把整个托尔斯泰的社会学理论干脆放进文学的档案柜里，对他堪称楷模的道德高尚的意志充满敬意，但是为了今天和今后，永远把它搁在一边。因为落后和反动的东西，即使以最崇高的宗教形式出现，即使由一个如此出类拔萃的人物提出，也永远不可能有独创性，凡是出于个人灵魂迷惘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使世界灵魂摆脱混乱。因此再说一遍，最后一遍：托尔斯泰作为我们时代最强劲有力的批判性的深翻土地者，没有播下一粒谷子，成为我们欧洲未来的播种者，在这点上，他完全是一个俄罗斯人，他那种族、他那宗族的天才。

因为这肯定是俄罗斯上个世纪的意义和使命：以一种神圣的骚动不宁和肆无忌惮的受苦的渴望，把一切道德的深层全都挖开，把一切社会的问题直到根部全都刨了出来，我们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向俄罗斯艺术家们集体的精神成就弯腰致敬。倘若我们对有些事情感受得更加深刻，对许多事情认识得更加坚定，倘若我们观看时代的问题、人类永恒的问题的目光比以往更加严峻，更加悲哀，更加无情，这要归功于俄罗斯和俄国文学，我们大家能够通过创造性的骚动不宁超越旧日的真理，达到新的真理，也要归功于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所有的思维都是精神在酝酿，是延伸的、爆炸的力量，但不是像斯宾诺莎[14]、蒙田[15]和另外几位德国哲人的思维那样是精神的澄清、净化；俄罗斯的思维绝妙地帮助世界的心灵拓展，新时代没有一个艺术家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人的灵魂如此深刻地挖掘一遍，彻底加以翻乱。但是他们两位并没有帮助我们创建一个秩序，一个新的秩序，在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混乱，灵魂的深渊般的混乱，当作世界的意义加以宣泄之处，我们就脱离了他们的答案。因为他们两位，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自救，逃出那张开大口、难以逾越的虚无主义，逃出一种古老的恐惧，逃进一种宗教的反动，为了不致跌进他们内心的深渊，他们两个都奴性十足地紧紧抓住基督教的十字架，在一小时之内把俄罗斯世界弄得云雾缭绕，与此同时尼采的涤净一切的闪电，把所有古老的胆战心惊的天空都砸得粉碎，把坚信自己力量和自由的信念像把神圣的铁锤似的交到欧洲人的手中。

奇妙无比的场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祖国最强劲有力的人物为极端不祥的惊恐所击，突然从他们的作品中惊醒，举起了同一个俄罗斯的十字架，两个人都祈求基督，每个人都祈求另一个基督，作为一个正在沉沦的世界的拯救者。就像两个疯狂的中世纪僧侣，他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布道台上，互相敌对，互相仇视，在精神上和生活中都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的反动派，专制独裁的捍卫者，极力宣扬战争和恐怖，力量日益增长便在权力的陶醉之中疯狂，成为把他投进监狱的沙皇的奴仆，一个帝国主义的、征服世界的救世主的崇拜者。在他对面站着托尔斯泰，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赞美的，他就同样狂热地百般嘲讽，同样抱着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抱着神秘的奴性十足的样子，托尔斯泰则把沙皇严厉地斥为凶手，把教会和国家斥为窃贼，诅咒战争，但是同样口不离基督，手不离福音书——但是两人由于灵魂深受震撼，出于神秘莫测的恐怖，把世界向后倒退，推回到谦卑和迟钝的境地。在他们两人心里想必都有一种未卜先知的预感，使他们把他们不祥的恐惧如此大声呼叫着撒向他们的民众。这是一种对世界沉沦、末日审判的预感，一种具有先见的知晓，知道他们脚下的俄罗斯大地正孕育着惊天动地的震撼——因为倘若不是这个，还有什么创造了诗人的贫穷和使命，使他像先知似的预感到时代灼热的火光和云层里的隆隆雷声，因这新生的阵痛全身紧绷备受痛苦？他们两个都是大声疾呼的忏悔者，怒火冲天而又满怀爱情的预言家，他们站在一种世界沉沦的门前，身上照耀着悲惨的光芒，再一次尝试着击退那已在空气中震荡的庞然大物。他们两个都是《旧约》里的巨人，我们这个世纪再也不会看见这样的巨人。

但是他们只能预感正在变化的东西，无法转变世界的进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革命，恰好在他送殡的行列走过之后，炸弹爆炸，把沙皇炸得粉身碎骨。托尔斯泰谴责战争，要求尘世的爱：大地还没有四度用翠绿覆盖他的棺木，可怕的兄弟阋墙[16]便玷污了这个世界。他的人物形象，他艺术中被他自己贬抑的人物，一直活到现在。但是他的学说，第一阵清风吹来便被吹破。他自己的上帝的王国彻底崩溃，他虽然没有经历，但是还预感到了，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正平静地坐在他朋友的圈子里，仆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他拆开此信念道：

“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单凭爱就能改善，这点我不能苟同。这话只能由受到良好教育、总是吃饱喝足的人说出口来。面对那些从小忍饥挨饿、一辈子在暴君的枷锁下苦度光阴的人，您能说些什么？他们将战斗，努力挣脱奴役。我在您行将辞世的前夕对您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世界还将窒息于血泊之中，人们将不止一次地不仅把老爷们，不分性别，也连同他们的孩子悉数打死，撕成碎片，以便大地不再从这些人那里期盼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我很遗憾，您将不再能够经历这个时代，使您自己无法成为您的谬误的目击证人。我祝您平静地寿终正寝。”

谁也不知道，这封预示未来的闪电般的信出于谁的手笔。是托洛茨基、列宁，还是那些在施吕瑟尔堡[17]成为冢中枯骨的无名无姓的革命者中的某一个人：对此我们永远也无法获悉。可是也许在这一时刻托尔斯泰已经知道，他的教义碰到现实世界只是一片烟雾，纯属徒劳，那种杂乱无章的狂野激情在任何时候都比人类之间的博爱善意更加强大。他的脸色——据目击证人叙述——在这一时刻变得非常严峻。他拿着这张信纸，沉思地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丝预感冷飕飕地掠过他那日益苍老的头颅。

* *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和约》，苏俄蒙受极大损失，但得到双方停战，苏俄退出战争的结果。

[2]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

[3] 路德行为指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1483—1546）于16世纪在欧洲倡导的宗教改革。

[4] 彼耶尔-约瑟夫·普鲁东（1809—1865），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5] 天主教会宣扬“教皇无错误论”，信众不得妄议教皇的言行，托尔斯泰在此把“财产”的地位提高到教皇权威的水平。

[6] 阿诺德·封·文克尔里德是瑞士传说中的民族英雄。1386年7月9日瑞士反抗奥地利，他舍身打开奥地利长枪阵，使瑞士军队赢得胜利。

[7] 茨威格认为俄罗斯人并非欧洲人，而是亚洲人。

[8] 费德多尔·罗斯托普钦（1763—1826），俄罗斯政治家，在法国入侵俄国期间担任莫斯科市长，下令放火烧掉了莫斯科。

[9] 原文是拉丁文。

[10] 萨沃那罗拉（1452—1498），多明我会修士，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从1494年到1498年担任佛罗伦萨的精神和世俗领袖。1497年，他和一群跟随者在佛罗伦萨市政大楼旧宫广场点起一堆大火，焚烧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品。

[11] 原文是拉丁文。

[12] 贵格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13] 斯柯普什派，十九世纪俄罗斯出现的一个苦修派修会。

[14]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15]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

[1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7] 施吕瑟尔堡有沙皇时期关押战犯和政治犯的监狱，许多名人在那里遇害，被称作俄国的巴士底狱，十月革命后所有犯人获释。

为实现信念而斗争

撰写十卷哲学著作，远比在实践

中贯彻执行一条原则更为容易。

——1847年日记

列夫·托尔斯泰在那些年如此执着地彻底翻阅福音书，想必使他不无震撼地念到了这句预见性的话语：“谁若播种风，将收获风暴。”因为这种命运从此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实现。从来也不可能有个人，尤其是一个强劲有力的人，把他精神上的骚动不宁扔向世界而不付出代价：骚动引起的反击千百倍地增长，击向他的胸膛。今天，这一讨论早已冷却，我们根本无法再衡量，托尔斯泰发出的消息刚一发出第一声呼吁，在俄罗斯世界，以及紧接着在全世界点燃了何等狂热的期待：想必是一场心灵的骚乱，整整一个民族的良心被强有力地唤醒。政府被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效果所惊醒，手忙脚乱地对托尔斯泰的论战文章发出禁令，完全徒劳，这些文章用打字机复印，通过外文版，悄悄地手手相传，偷运进来；托尔斯泰对现存制度的因素，对国家、沙皇、教会攻击得越大胆，他为人类假设的更好的世界制度越炽烈，人类对每一种济世佳音敞开的心灵便越发像潮水般向他涌来。因为尽管有铁路、无线电和电报，尽管有显微镜和一切技术的魔力，我们这个道德世界，还依然对一种更高的道德上的状况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弥赛亚[1]般的期待。如在基督、穆罕默德或者释迦牟尼的时代，在永远祈求奇迹出现的群众心里，有一种一再更新的渴望活跃着，颤抖着，希冀有个领袖和导师。因此只要有一个人，一个个别的人，向人类发出预告，他总会触及这种充满信仰的渴望的神经，于是一种无限的贮存已久的准备牺牲的精神便扑向每一个有勇气挺身而出，敢于说出那句最负责任的话语——“我知道真理”——的人。

所以在上世纪末，托尔斯泰刚宣布他的使徒消息，整个俄罗斯几百万人便都把他们的心灵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忏悔录》对于我们而言，早已只是一份心理学上的文献，而在当时它却像是宣告福音，使虔诚的年轻人如痴如狂。他们欢呼，终于有个强劲有力的人，一个自由人，此外，还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提出了迄今为止只有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抱怨时，半是农奴的人悄声耳语时说出的要求：世界的现存秩序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能持久的，一种新的更好的形式必须找到。所有不满现实的人都得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鼓励，并不是出自一个职业的侈谈自由者之口，而是来自一个独立不羁、刚正不阿的作家，他的权威和诚实无人敢于怀疑。他们听说，此人用他自己的生活，他有目共睹的生存的每一个行动，要为大家树立榜样，作为伯爵，他要放弃他的特权，作为富翁，他要放弃他的财产，他要作为拥有财产的大人物当中的第一人，谦卑地跻身于劳动人民的毫无差异的工作集体之中。关于这位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们的救世主的消息，一直传到无知无识的人们中间，传到农民和文盲中间。最初的门徒已经集结起来，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教派已经开始笃信他们导师的字句，逐字逐句地把导师的话语付诸实现，在他们身后受压迫群众望不到边，都已苏醒，正在期待。于是几百万灼热的心，几百万灼热的目光都冲着托尔斯泰这位预示福音者，他们以贪婪的目光注视他那业已变得举世重视的人生中的每一个事件。“此人可是学习过的，他会教导我们。”

可是，奇哉怪也，托尔斯泰似乎起初根本没有觉察到他把分量多么沉重的责任加在自己身上。不言而喻，他明察秋毫，足以感觉到，作为宣扬这样一种人生学说的人，他不能只把这学说停留在纸面上冷冰冰的字母里，而需要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予以实现，作为示范。但是——这是他开始时犯的错误——他以为他只要在他的生活态度上象征性地暗示一下，他的新的社会的伦理学上的要求可以贯彻执行，时不时地举出一个原则上准备就绪的标志，他所做的也就足够了。所以他穿的衣服像个农民，以便在外表上看不出老爷和长工的区别；他手执镰刀犁杖在田里劳作，让列宾[2]为他作画，以便让每个人都图像分明地看到：为了赢得面包在田地里做些诚实的粗活，我并不觉得这是耻辱，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因为，诸位请看！我自己，列夫·托尔斯泰，就像你们大家所知道的，并不需要做这些事，他的精神上的成就完全可以原谅他不做这些事，可是我高高兴兴地承担了这些粗活。为了不至于让财产这桩“罪过”长久地玷污他的灵魂，他把他的财产，他的全部家当（当时已经超过50万卢布）转到他妻子和他家人的户头上，拒绝再从他的作品接受现钱或者一切值钱的东西。他发放施舍，不吝时间接见有求于他的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和卑微已极的人或回信给他们；他以兄弟般的互助友爱，关心世上蒙受不公平待遇和遭遇非正义行为的每一个人。但是时隔不久，他必须承认，人们向他提出的要求更多，因为广大粗野的信众，他用心灵的全部感官寻找的那个“人民”，不满足于那些谦卑精神想出的象征，而是向列夫·托尔斯泰要求更多：要求他完全放弃一切，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他们的贫困和苦难之中。永远只有殉道者的行动创造真正的信众和坚定不移的人们——因此在每一种宗教开始的时候，只出现一个完全自我献身的人——永远不是只有暗示和许诺的态度。迄今为止，为了强调他的学说可以实现，托尔斯泰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降低自己身份的一种姿态，一种宗教的谦卑的象征性的行动，可以和天主教会强加在教皇或者笃信宗教的皇帝们身上的那种行动相比，他们在复活节以前的那个礼拜四，也就是一年一次，给十二位老者洗脚。以此显示，向民众表示，即便是最低下的行动，也不会使世上最高贵的人物遭到屈辱。但是教皇或者奥地利西班牙的皇帝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赎罪行动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真正变成浴场奴仆，这位伟大的诗人和贵族老爷通过一小时使用鞋锥子和鞋楦子也并没有变成鞋匠，通过两小时田间的劳动也没有变成农民，通过把财产转移到家人的户头上，也没有变成真正的乞丐。托尔斯泰首先只是表明他的学说可以实现，但并没有把它实现。而人民（出于深刻的本能），不满足于象征，只有完完全全的牺牲才能说服他们。他们期待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恰好就是他的学说完全实现。因为最初的拥护者往往比导师自己更认死理，更加严格，更加逐字逐句地探究大师的学说。因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前往朝拜那位自甘贫贱的先知，却不得不注意到，就像在其他贵族庄园里那样，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也继续在苦难之中苟延残喘，而他，列夫·托尔斯泰，却完全像先前一样，作为伯爵在庄院里大摆排场，迎接宾客，因此依然还属于“那些通过各式各样巧妙的招数，夺走人民必需之物的那些人的阶级”。那个大声宣告的财产过户，人民弄不明白，也记不清楚，这的确是放弃财产。他说不想得到更多财物，也不像是贫穷，他们只是继续看到诗人在充分享受迄今为止一直在享受的一切舒适，即便是田间劳动和制作靴子的时间也无法使他们信服。有个老农愤怒地大发牢骚：“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是个什么人啊？”大学生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种学说和事实之间模棱两可的摇摆不定说出来的话就更加尖刻。渐渐地，对托尔斯泰这种半吊子的态度表示的大失所望的心情恰好攫住了对他的理论最最坚信不疑的拥护者：书信，往往是暴徒似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地发出警告，要求托尔斯泰要么提出更正，要么终于逐字逐句地实现他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即兴做出象征性的示范。

被这声呼喊所惊醒，托尔斯泰自己终于认识到，他激起了多么巨大的要求，不是一句名言，而只是一个事实，不是宣传鼓动的实例，而只能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才能赋予他发出的消息以活力。谁要是作为发言人，作为预言者站在公开的讲台上，站在十九世纪最高的讲台上，为荣誉的刺眼的探照灯所照亮，为几百万双眼睛所注视，就必须彻底放弃他一切私人的温馨的生活，他不能仅仅是偶尔通过象征来暗示他的思想，他需要作出真正的牺牲，来作为他有效的证人：“为了让人听见你的话，必须通过苦难来证实你的真理，最好通过死亡来证实。”于是托尔斯泰的个人生活便出现了一个职责，这是这位使徒般的教条主义者从未想到的。托尔斯泰不寒而栗，惊惶失措，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直到灵魂的最底层都惊恐万状，便背上他为自己的学说加在自己身上的十字架，那就是，从此他生活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完全说明他在道德上的要求，在一个喜欢讽刺、多嘴多舌的世界里，充当一个他宗教信念的神圣的仆人。

一个圣人——这句话终于不顾一切讪笑嘲讽说出口来。因为在我们这个冷静的时代，圣人肯定显得十分荒谬，匪夷所思，是业已湮灭无闻的中世纪早已过时的东西。但是只有每一个心灵典型的象征和被人顶礼膜拜的标志不得永世长存；每一个典型自己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被迫一再回到那个一望无际的相似类比的游戏里，我们称之为历史。人们永远会，在每个时代人们都必然会试图进行一种神圣的生活，因为人类的宗教感情，都会一再重新需要并且创造这种最高级的心灵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的实现必须在外面转变，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我们通过精神的热情造成的人生的神圣化的概念和黄金的圣人传说中的木雕圣像和荒漠中修行者的柱石雕像已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早已把圣人的形象从神学家宗教会议和教皇神秘会议的判词中解脱出来——“神圣”在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只是在完全把人生献给一种宗教的体验过的思想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西尔斯-玛利亚[3]的弑杀上帝者的否定世界的孤寂或者阿姆斯特丹的琢磨钻石的工匠[4]的令人震撼的无欲无求，我们觉得他们怀有的理智狂喜，丝毫也不比一个宗教狂热的荆棘自笞者的狂喜相差一丝一毫；即使在一切奇迹之外，在打字机和电灯的时代，在我们一般华灯普照人流涌动的城市里，精神上的圣人作为良心的殉道者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可能出现的；只不过我们已不再需要把这些奇异的、罕见的人物视为天神般不犯错误者、尘世间不可争辩者，相反：我们热爱这些超群出众的诱惑者，这些恰好在他们的危机和斗争中危险地受到诱惑者，我们最深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误，恰好在于他们有错；因为我们这代人不再希望把他们的圣人尊为超凡出世的彼岸世界的上帝的使者，恰好是作为人群中最为世俗的人。

因此在托尔斯泰为了把他的人生变成模范形式而进行的这一惊人的尝试中，最最感动我们的恰好是他的摇摆不定，他在最后从人性上来看遭到了失败，这在我们看来比他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更加使人感到震撼。悲剧就在这里开始！[5]走出世俗的传统的生活形式，只是实现他良心的永恒的生活形式，在托尔斯泰承担起这英勇任务的瞬间开始，他的生活必然变成一出悲剧，比我们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愤怒和陨落看到的任何一出悲剧更加宏大的悲剧。因为这样强暴地挣脱家庭、贵族世界、财产、时代的法律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关系，不可能不扯断千万种神经网络，不可能不使自己和他亲近的人受到极为痛楚的创伤。但是托尔斯泰绝不害怕痛苦，相反，他作为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是个激进主义者，甚至恰好渴望真正的痛苦，作为他真实性的显而易见的证明。他早已厌倦了他生活的舒适安逸，平平淡淡的家庭幸福，他作品带来的荣誉，他周围的人对他表示的敬畏使他恶心——无意之中这位独创性的人心里渴望着更加紧张激烈、更加多姿多彩的命运，更加深刻地和人类的原始伟力融合在一起，渴望着贫穷、苦难和痛苦，从他的危机开始以来，他第一次认识到痛苦的创造性的意义。为了像圣徒一样地证明他谦卑学说的纯洁性，他愿意过最卑贱的人的生活，没有房子，没有金钱，没有家庭，肮脏不堪，长满虱子，被人轻视，受到国家迫害，被教会逐出教门。他愿意用自己的皮肉、四肢和头脑经历，他在自己著作里描写的一个真正的人最重要的和唯一能够触动灵魂的形式：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身无分文的人，命运的劲风把他像一片秋日的落叶吹得四下飘零。托尔斯泰要求——在这里历史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又创造了一个它天才的讽刺的反命题之一——发自内心最深层的意志，恰好附和命运，而命运却完全违忤他的对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志，落在这位不幸的诗人身上。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切有目共睹的苦难，命运的残忍和仇恨，恰好是托尔斯泰出于教育学的原则，出于殉道者的渴求，强力想要经历的一切。真正的、折磨人的、灼人的、吸尽人欢乐的贫穷，犹如一袭内苏斯衬衣[6]牢牢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拖着自己的身体走过世上一切国家，疾病撕裂了他的身体，沙皇的士兵把他捆在行刑柱上，扔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所有这一切，托尔斯泰为了显示他的学说，作为这种学说的殉道者完全希望自己能够亲身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受尽了这些苦难，而这位渴望经历这些外在的明显的苦难的托尔斯泰却一点迫害和贫穷也没有得到。

因为托尔斯泰从未成功地提供证明让世人信服并且看见他确有受苦受难的愿望。一种嘲讽的、奚落的命运到处都阻止他通向殉道的道路。他想要贫穷，把他的财产分赠给人类，再也不从他的著作中赢得金钱，但是他的家庭不允许他变成穷人；他的巨额财产违背他的意志在他家人的手里不断增长。他愿意生活在孤独之中，但是他的声誉日隆，记者和好奇之徒像潮水般拥进他家。他想要受人轻视，但是他越是谩骂和贬抑自己，他越把自己的作品说得不堪，越是怀疑他的正直，人们就对他越发怀有敬畏之情。他想要过一个农民的生活，住在烟熏火燎低矮的茅屋里，不为人知，不受干扰，作为朝圣者或乞丐在大路上瞎跑，可是家人对他百般呵护，并且把他公开指责的一切现代科技的舒适设备悄悄地一直塞到他的房间里去，使他十分痛苦。他希望受到迫害，被投入牢房，受到鞭笞——“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感到难堪”，但是官府对他优礼有加，敬而远之，只是满足把他的追随者加以鞭笞，送到西伯利亚去。于是他就采取极端的办法，最后公开辱骂沙皇，希冀终于得到惩罚，遣走，判刑，终于能够得以公开地为他信念的造反而受到惩罚；可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于首席大臣提出的控诉这样回答：“我请您别去触碰列夫·托尔斯泰，我不打算让他变成一个殉道者。”而这个，恰好是这个，他信念的殉道者，恰好是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想要做的，而命运恰好不允许他做这个。是啊，对于这个一心只想受苦受难的人，命运让他受到一种简直可说是恶意的关怀，让他什么苦难也没遭受。就像一个疯子关在他橡皮的囚室里，他在自己的荣誉造成的看不见的监狱里，拼命地乱打一气；他唾弃自己的名字，向国家、教会和一切权力扮出狂怒的鬼脸——可是人们彬彬有礼地听他怒骂，手里拿着帽子，把他当作一个出身贵族、并不危险的疯子对待。他未能提供最终的证明，做出显而易见的行动和引人注目的殉道行为。在他一心想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意志和实现他的学说之间魔鬼把荣誉插了进去，荣誉接受了命运的一切打击，不让苦难走近他的身体。

他所有的追随者都满怀疑虑焦躁不耐地问道，他的敌人也冷嘲热讽地以讥笑的口气问道，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不以他坚定的意志扯碎这个难堪的矛盾？为什么他不把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统统从他家里清扫出去？为什么他容忍他的家人出售他的作品？为什么他不顾自己的意志，却屈从于他身边人的意志，他们全然无视他的要求，把财产、舒适视为世上最高的财富？为什么他的行动归终没有明确地清晰地根据他良心的信条？托尔斯泰自己从来没有回答人们的这一可怕的问题，也从未为此进行过任何辩解，相反，没有一个无所事事的喜欢瞎说八道的家伙，用肮脏的指头指着亮如白昼的介乎意志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批判托尔斯泰的半吊子的行动或者不如说是批判他的不行动比他自己批判得更加严厉。1908年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倘若我听人谈及我自己像谈及一个陌生人：谈他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从农民那里搜刮去一切可以搜刮的东西，派人把农奴拘捕起来，一面宣布信奉基督教并且劝人信教，给人五戈比的铜子当作施舍，干所有这些卑劣的行动，都躲在他亲爱的妻子背后——我会不假思索地称此人为无赖！恰好是这样的事情也应该说说我自己，这样我才能摆脱世上的一切虚荣，只为我的灵魂活着。”不，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用不着任何人去向他解释道德上的模棱两可，他每天都自己在这些模棱两可的事情上面扯得粉碎。如果他在日记本里把这问题像一块烧得赤红的钢铁轧进他的良心：“你说，列夫·托尔斯泰，你是根据你自己学说的准则生活的吗？”他就以愤怒的绝望心情回答：“没有，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有罪过，应该受到轻蔑。”他心里完全清楚，要是按照他甘于清贫的信条，合乎逻辑，符合道义，只有唯一的一种生活形式是可能的：那就是离开他的房子，放弃他的贵族头衔和艺术，作为一个朝圣者漫步在俄罗斯的大道上。这位信奉宗教者可从来也没能振作起来，去下定这最后的最为必要、唯一能使人信服的决心。而恰好是他最后这一软弱的秘密，不能作出这原则上激进主义的行动，对我而言，正好是托尔斯泰最后的美丽所在。因为完美无缺永远只在人性的彼岸才能办到；每一个圣人，即便是温和善良的使徒，也要能够硬下心来，他必须向门徒们提出超人的、非人道的要求，要他们为了成为圣人把父母妻儿全都漠不关心地抛到身后。一个始终不渝的、完美无缺的生活永远只可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人的密封空间才能实现，永远不能和人间有联系和关系：因此在任何时代圣人的道路总是通向沙漠，这是他唯一合适的寓所和家园。所以托尔斯泰若真想以行动把他学说贯彻到底，他必须在把自己和教会国家脱离之外，也需要脱离家庭的更加狭窄、更加温暖、更有附着力的圈子；但是这位过于富有人性的圣人，历三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力量采取这个残暴的、毫无顾忌的暴力行动。他两次离家出走，又两次回到家里，因为一想到，他的惊惶失措的妻子会愤而自杀，使他在最后时刻意志受到麻痹，他下不了决心——这是他精神上的罪过，但是人性上的美丽！——为了他抽象的思想，牺牲掉唯一的一个人。宁可唉声叹气忍受着一种只有肉体上的共同生活的令人压抑的屋顶，也不和儿女们分离，逼着妻子自杀；他绝望地在关键问题上，例如在遗嘱和售书问题上，屈从了他的家人，宁可自己受苦也不让别人受苦。他宁可痛苦地满足于充当一个脆弱的人，也不充当一个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圣人。

因为他在公众面前这样把不温不火、不清不楚的一切现象全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放在他自己身上。他知道，每一个孩子现在都可以嘲笑他，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可以怀疑他，每一个他的追随者都可以批判他，但是这点，恰好是这点变成托尔斯泰在所有这些阴暗的岁月里极为了不起的受苦者的方式，他紧闭双唇，默默地接受着人们对他模棱两可的指责，从来没有为自己进行过任何申辩。1898年他深受震撼地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众人面前我的处境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这恰好是必需的。”渐渐地他开始认识到他经受的考验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那就是说，这种不会获胜的殉道行为，这种无法自卫无法申辩所忍受的不公正，对他而言早已是一种比在市场上遭受的公开的殉道行为，比他多年来一直渴望从命运得到的另外那种装腔作势的殉道行为更厉害更沉重的殉道行为。“我往往希望受苦受难，受到迫害，但是这意味着我很懒惰，我只希望让别人为我干活，让他们折磨我，而我自己只消受苦就行了。”这个所有人当中最最缺乏耐心的人喜欢纵身一跃就跳进痛苦之中，怀着感情极度奔放的赎罪者的快乐让人家为他的信念把他放在行刑柱上活活烧死，终于认识到，对他而言，更加严酷的考验乃是把他放在余烬未灭的文火之上慢慢烧烤：不知就里者的鄙视，和他自己深知一切的良心永恒的不安。因为对于一个这样清醒的无法欺瞒的自我观察者，每天都不得不重新向自己承认，他，这个世俗之人列夫·托尔斯泰，在他自己家里和生活中无法实现使徒列夫·托尔斯泰向数以百万计的人类提出的道德上的要求，而他尽管意识到自己失败，仍然不停地一而再地宣扬这种学说！他自己早就不再相信，却还一直要求别人笃信并赞同他的学说！这里就是创口发炎出脓的地方，这里就是托尔斯泰的良心化脓的地方。他知道，他自己承担的使命，早已只是一个角色而已，一场谦卑的戏剧，不断地在世人面前重新上演；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正因为他比他最凶恶的敌人都更加详尽地知道他自己不清不楚的态度，装腔作势的样子，这使他的人生变成一种隐秘的悲剧。谁若想知道，或者只是预感到这个备受折磨和醉心真理的灵魂，由于自我恶心和自我苛责痛苦到何种地步，请阅读那篇只在他的遗稿中才找到的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就和那位圣女德累撒[7]一样，她被自己的幻想吓了一跳，惊惶失措地询问她的忏悔师，这些圣神显灵究竟的确是上帝派来的还是说不定是上帝的敌手魔鬼派来的，挑衅她的倨傲，托尔斯泰在那篇中篇小说里也反躬自问，他的学说和他的行动在世人面前的确是源于上帝，那就是合乎道德的，对人有益的，还是源于虚荣的魔鬼，源于对荣誉的渴望和对圣坛上焚起的香烟的陶醉。托尔斯泰在那位圣人身上，通过非常透明的伪装描写了他自己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处境：就像信徒们，好奇之辈，前来瞻仰的朝圣者，前来看望他自己，好几百个忏悔者和崇拜者也蜂拥而至来看望那位会创造奇迹的僧侣。但是就和托尔斯泰自己一样，他的良心的双身人在追随者蜂拥而来的混乱之中也反躬自问，大家都把他尊为圣人，他是否的的确确怀着神圣的心灵在生活；他反躬自问：“我做的事情，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世人？”托尔斯泰通过谢尔盖神父给自己做出了毁灭性的回答：

“他打灵魂深处感到，魔鬼已经把他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事情，用另外一种，只是为了在人们那里取得荣誉的事情所替换。他感觉到这点；因为就像从前人们不打扰他的孤寂，他觉得很舒适，现在这种孤寂对他而言已是一种痛苦。他觉得来访者使他感到厌烦，他们使他疲劳，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很高兴有客来访，很高兴来访者对他的种种赞赏。他越来越缺乏时间颐养灵魂，进行祷告，他有时心想，他过去活像一个泉水迸涌的地方，一股活水缓缓迸涌，从他身上，通过他的身体流出；可是现在这水再也贮存不起来，口渴思饮的人挤了过来，你推我搡，把一切都踩得稀烂，这里只剩下一片污秽……现在在他身上已经不再有爱情，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还能想出比这尖刻锋利的自我贬抑更加可怕的批判吗？这种自我贬抑会把一切可能有的顶礼膜拜全都一劳永逸地彻底毁掉。用这句自白，托尔斯泰一举永远摧毁了人们时下在教科书里对雅斯纳亚·波良纳的那位圣人流行的陈词滥调；一个脆弱的、缺乏自信的人在他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下面彻底崩溃，而不是毁在圣人的光环底下，他那四分五裂的良心显得多么令人震撼。整个世界的赞美，他的门徒们谄媚奉承的崇拜吹捧，每天前来朝圣的人流，所有这些嘈杂喧闹令人陶醉的赞许，并不能使这个怀疑成性的才智人士，这个无法收买的良心受到蒙蔽，看不出在这用文学的手段吹嘘的基督教有多少装腔作势的东西，在他自己表现出来的谦卑之中又夹杂着多少对荣誉的渴求。可是尽管他对自己极为残忍，不知餍足，在这象征性的尸体解剖之中，托尔斯泰甚至怀疑自己最初的意志是否诚实。他又战战兢兢地继续通过他的双身人的嘴巴问道：“可是难道不是至少还有一个诚实的意图，为上帝效劳存在吗？”可是回答再一次把通向圣人的所有门户全都关上。“是的，这种意图是存在的，但是一切都给玷污了，全都盖满了荣誉的杂草。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为了在众人面前取得荣誉而生的人是没有上帝的。”他通过侈谈信念，悲哀地扮演信仰的角色，把信念给彻底毁了。在欧洲聚集一堂的文学界面前摆出装腔作势的姿态，在公众面前不是保持沉默的谦卑，而是发表慷慨激昂的忏悔，这使洞察一切的托尔斯泰感到并且承认，他完全不可能变成圣人。只有放弃了世界、荣誉和虚荣，谢尔盖神父，托尔斯泰心灵相通的兄弟才能走近他的上帝，托尔斯泰让他在漫漫迷途的终点说出了他的一句话乃是：“我要去寻找上帝。”

“我要去寻找上帝”——只有这句话包含着托尔斯泰的最为真诚的意志，他真正的命运，不是成为找到上帝者，只是一个寻找上帝者。他不是一个圣人，不是拯救世界的先知，甚至也不是一个他人生的完全清楚的诚实的塑造者：他一直是个人，在有的瞬间极了不起，在另外一些瞬间又极不真实，还很虚荣。是个弱点很多、缺陷累累、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人，但是总是可悲地意识到这些错误，并怀着一种无可比拟的激情力求臻于完美。他不是圣人，但有一种神圣的意志，并非信徒，但拥有泰坦巨人般信仰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天神的肖像，总是镇静安详地在大功告成之后栖息着，而是一种人类的象征，这种人类永远也不许在前进的路上心满意足地休憩，而是不得不为了一个更纯洁的形象不断地奋斗，每时每刻，每天都为之奋斗。

* * *

[1] 弥赛亚，即《圣经》中的救世主。

[2]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俄罗斯画家。

[3] 西尔斯-玛利亚，瑞士地名。这里指的是尼采，他曾宣称“上帝已死”。尼采在该地住过很久，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4] 这里可能指的是斯宾诺萨，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做过“磨镜工”。

[5] 原文是拉丁文。

[6] 内苏斯衬衣，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内苏斯杀死赫拉克勒斯的毒衬衣，上面涂有内苏斯的血。

[7] 德累撒·德·李西安（1873—1897），法国天主教修女，1923年被封为圣女。

托尔斯泰人生中的一天

在家里我心情阴郁，十分悲哀，因为我不能分享我家人的感觉。一切使他们快活的事情，学校的考试，世上的成功，采购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我都视为灾难，对他们是祸事，但是我不能说出口来。我当然可以说，也都说了，但是我说的话没人理解。

——日记

我便根据他的朋友说出的证词和他自己说的话，从千百个列夫·托尔斯泰度过的日子制造出了一天。

清晨，睡意缓缓地从老人的眼睑上消退，他醒了，四下张望——晨曦已经染红了窗户，白天来临。思维从阴暗的朦胧之中浮现，第一个感觉，那使人惊讶，令人幸福的感觉：我还活着。昨天晚上，就和每天夜里一样，他平躺在床上，怀着谦卑屈从的心情，以为不会再从床上起来。凭着闪烁的灯光，他在即将来临的这天的日期上写了三个字母——W.i.l.，“如果我活着”，奇妙已极，上天又一次恩赐给他活着的恩典，他活着，还在呼吸，身体健康。他张开肺部深吸一口空气，就像吸进上帝的一次问候，他用贪婪的灰色眼睛望着阳光：妙极了，我还活着，身体健康。怀着感恩的心情老人起床，脱光衣服，冰冷的水浇在他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他以体操运动员的欢快心情弯下上身，又挺起身子，直到肺部呻吟，关节作响。然后穿上衬衫和家居外套，裹着他擦得通红的皮肤，打开窗户，亲手打扫房间，把木柴扔进火焰直往上蹿的壁炉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充当他自己的仆人，他自己的奴仆。

然后他就下楼到早餐室去。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女儿们和秘书、几位朋友已经入席，俄式铜茶炊里茶已经煮得滚烫。秘书在一张高盘子里给他带来五花八门的一大堆信件、杂志、书籍，贴满了四大洲的邮票。托尔斯泰一脸厌烦地望着这座纸头的高塔。“香烟和麻烦”，他心里暗想：“反正一团混乱！应该更多地单身独处，更多地和上帝待在一起。不要老是充当宇宙的中心，应该避开一切打扰你、使你迷惘的事情，避开一切使人虚荣心重、盛气凌人、渴求荣誉、不复真实的东西。最好把这一切全都扔到火炉里去，为了不使自己精力分散，不让自己的灵魂为倨傲弄得心烦意乱。”但是好奇心更强，他用指头飞快地把这堆积如山的多种多样的请求、控告、苦苦哀求、商务上的申请、访客预告和无拘无束的闲话，翻了一遍，弄得沙沙直响。一个婆罗门从印度来信说，他把释迦牟尼理解错了，一个罪犯从监狱里讲述他的毕生的故事，想要听听他的忠告，年轻人在迷惘之际，乞丐在绝望之中都来向他求教，大家都十分谦卑地挤过来找他，就像他们说的，把他看作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他是世界的良心。他额上的皱纹蹙得更紧，“我能帮助谁？”他心想，“我都不知道如何帮助我自己，我能帮谁；我一天天到处瞎走，寻找新的意义，来承担这个神秘莫测的人生，目中无人地侈谈真理，为了自我欺骗。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大家都跑来大声喊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请你教导我们的人生！我所做的是谎言，是自吹自擂，是大耍花招，实际上我早已山穷水尽，因为我挥霍无度，把精力全都耗费在这一千又一千个人身上，而不是静下来养精蓄锐，因为我说啊说啊说个不停，不知道沉默不语，在寂静中倾听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真话。但是我不能使这些充满信任的人感到失望，我必须回答他们。”有封信他拿在手里的时间较长，他念了两三遍：这是一封大学生写的信，这个大学生怒斥托尔斯泰劝诫人们喝水，自己却饮酒。现在该是他终于离开他的房子，把他的财产分送给农民，做个朝圣者在上帝的大道前进。“他说得有理，”托尔斯泰心想，“他在和我的良心说话。但是我都没法向自己解释的事，又怎么向他解释，既然他用我自己的名义控告我，我又怎么能自我辩护？”他拿着这一封信，准备立即回信，然后他站起身子，回到他的书房里去。走到门口，秘书跟着过来，提醒他，《泰晤士报》的记者将在中午时分前来采访，问他是否愿意接见这位记者。托尔斯泰的脸阴沉起来。“总是这样纠缠不休！他们到底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只是好奇地看看我的生活。我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作品里；每一个能看书的人，都能明白。”但是一种虚荣心的弱点很快就让步了。“那就随便吧，”他说道，“但是只谈半小时。”可是他刚跨过书房的门槛，他的良心就发出怨言：“我干吗又让步了；永远是这样，都长了一头白发，离死就半步路，我的行动还这样虚荣，让我成为人们的话柄，只要他们蜂拥而来，我又会心软。我到底什么时候学会掩饰自己，隐瞒自己啊！帮助我吧，上帝，你倒是帮助我啊！”

他终于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在赤裸裸的墙上挂着镰刀、耙和斧子，在打蜡的地板上放着一张结实的眠床，更像是一块大木板，一张笨重的桌子前面放着一把沉重的软椅；一间斗室，一半像是僧舍，一半像是农舍。昨天写的一篇文章，只写了一半，放在桌上，《关于人生的想法》。他通读了一遍他写的文字，删删改改又继续往下写。那迅速写就的超大的孩童体的字迹一再停顿。“我过于轻率，太没耐心。我连概念都没有弄清楚，我自己的立脚点都还没有站稳，我的思想摇摆不定，今天和昨天都不一样，我怎么能写文章谈论上帝？要我谈论上帝，谈论那无法形容的上帝，谈论人生，谈论那永远无法理解的人生，我又怎么说得清楚，怎么让每个人都明白？我在从事的事情，远远超过我的能力。我的上帝，我以前活得多么自信稳健，那时我创作文学作品，把上帝展现在我们面前显示给人们。不像现在，我，一个年迈的老人，十分迷惘，四下寻觅，希望能找到真理。我不是圣人，不，我不是圣人，我不该去教导人们；我只是一个被上帝赋予比千万人更明亮的眼睛、更灵敏的感官的人，以便我能赞美上帝的世界。也许我当时更加真实，更加优秀，那时我只为艺术效劳，而现在我却如此荒唐地诅咒艺术。”他停下来，身不由己地环顾四周，似乎有人会在一旁偷窥他如何从一只隐蔽的抽屉里取出他现在正偷偷撰写的几篇中篇小说（因为他已公开把艺术当作“多余之物”，当做“罪孽”加以嘲讽，予以贬抑），这就是他偷偷撰写的不让别人窥见的作品，《哈吉·穆拉特》《篡改过的票证》[1]；他粗略地翻阅了一下，念了几页。眼光又变得充满温情。“不错，写得不错”，他感叹到，“写得很好！上帝召唤我，只要我描述他的世界，并不是要我泄露他的思想。艺术是多么美好，创作是多么纯净，思考是多么痛苦！在我撰写那些稿子时，我是多么幸福，我在《婚姻的幸福》中描写春日的清晨，夜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走进房来，带着热辣辣的眼睛，和我拥抱，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下我的面颊：在她抄写稿子时，她不得不停下笔来，向我表示感谢，我们整整一夜整整一辈子都十分幸福。但是我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我不能再让人们失望，我必须在已经开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因为他们在内心痛苦时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不能停步不前，我已经来日无多。”他叹了口气，把他心爱的稿纸又放回到他抽屉里藏匿的地方；像个领取工资的抄写员，他默不作声，满腔恼怒地继续写他的理论文章，眉头紧蹙，下巴深埋，他颌下的长髯，有时掠过纸张，沙沙作响。

终于到了中午时分！今天干得够多的了！扔开羽毛笔，托尔斯泰跳起身来，迈着他灵巧的小步子，一阵旋风似的冲下楼梯。楼下，他的马夫德里尔已经把他心爱的公马鞴好。他一跃就跳上马鞍，方才写作时弯下的身子立即伸展开来。他挺直身子坐在马上，像个哥萨克似的，轻松潇洒地骑着这匹细腰的骏马迎风奔驰。身材显得更加高大、强壮、年轻、活跃。他的白色长髯在迎面呼啸而来的疾风中吹拂飘舞，他大大地张开嘴唇，充满了快感，把弥漫在田野上四下蒸腾的烟雾更加强烈地吸进肺里。在正在衰老的身体里，感觉到活跃的生命。鲜血奔腾的快感通过血管奔流不息，温暖而又甜蜜，一直传到指尖和不断轰鸣的耳朵。他现在驱马进入这年轻的森林，突然勒住坐骑，想要看看，再一次看看，黏糊糊的蓓蕾如何在春天太阳照耀下，绽开闪亮，一片薄薄的微微颤动的绿绸，像刺绣一样娇柔，高悬在天际。他两条大腿使劲一夹，驱使座下的骏马到白桦树边，他那鹰隼般的眼睛激动地观察着一个微观世界连续不断的工程，蚂蚁沿着树皮爬行，一个跟着一个，络绎不绝，一些蚂蚁已经满载而归，肚子鼓鼓的，另外一些用它们细小的金银丝做的钳子正在抓住树屑。这位年迈的族长，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连几分钟，兴高采烈，观看着广阔无垠的世界里的这一微乎其微的情景，滚滚热泪流进他的长髯。这是多么奇妙，七十多年来一再重新令人感到奇妙，大自然这上帝的镜子里，宁静安谧，同时又表述丰富，永远充满了种种图像，时刻生意盎然，在宁静之中比一切思想和疑问更有智慧。在他胯下，他的坐骑焦躁不耐地喷着鼻子。托尔斯泰从他那沉思默想得出神的状态中醒来，用两条大腿使劲挤压那匹公马的两侧，以便在疾风的吹拂之中，不仅感觉到细小的温柔的东西，也要感受一下感官的狂野和激情。他纵马飞奔，奔啊，奔啊，奔啊，心情欢畅，无思无虑，狂奔了二十公里，直到闪闪发光的汗水在骏马的两侧溢出白色的泡沫。然后他就调转马头，用安详的小跑步策马回家。他的眼睛明亮，他的灵魂轻松，他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就像当年还是个孩童，待在这同一个森林里，走着七十年来异常熟悉的道路，这个老人，年迈衰老的老人。

可是在村子附近，这张春日晒红的脸突然阴云密布。他那专家的目光审视了一番田野：在他领地的范围内，有一块地保管不佳，无人照料，一半篱笆已经朽坏，其中一半大概拿去烧火，田地没有耕种。他愤怒地策马走近，想问个究竟。从门里走出一个衣衫肮脏的女人，赤着脚，蓬头垢面，目光低垂；三个半裸着身子的孩子，胆战心惊地挤在她的身后，拉着她破破烂烂的裙子，在她身后，从那低矮的、烟熏火燎的茅屋里还传出第四个孩子呱呱直叫的声音。托尔斯泰皱起眉头，询问着无人经管的原因。女人嚎啕大哭，说出一些互不关联的句子，六周前她的丈夫被关进监狱，因为偷盗柴禾。没有他，没有这个身强力壮干活勤快的男人，她一个女人怎么管好家里家外的事，男人也是饿得不行才去偷点儿柴禾，老爷您自己也知道：收成那么坏，赋税又高，还要交佃租。孩子们看见母亲嚎啕大哭，也开始跟着大声号叫起来，托尔斯泰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交给那个女人，省得她再说下去。然后他就像个逃亡者似的，飞快驱马离去。他脸色阴沉，快乐已烟消云散。“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庄园里——不，发生在我已赠送给我妻子和孩子们的田庄里。但是我干吗老是胆怯地躲在我妻子身后，假装我并不知情，并无过错？那次财产转让并不是别的，实际上是在世人面前搞的一次骗人的把戏；因为我自己看够了农民的徭役，现在我的家人就从这些穷人身上吸取他们的金钱。我分明知道：为了新建我现在坐着的这幢房子，每块砖头都是用这些农奴的血汗做成的，这是他们的血肉，他们的工作，变成了砖石。我怎么能把不属于我的东西，农民耕耘经营的土地，赠送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应该在上帝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我，列夫·托尔斯泰，总是向人们说教，要讲正直公正，我每天通过窗户看见别人的苦难。”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现在穿过石头的廊柱，骑马走进他的“地主庄园”，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身穿号衣的仆人和马僮从屋里冲到门外来扶他下马，他自责的羞愧从内心发出愤怒的嘲弄：“我的奴隶。”

老夫聊发少年狂——骑手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

在宽敞的餐厅里一条长长的餐桌铺着白得耀眼的桌布，放着银制的餐具，大家都在等他：伯爵夫人，女儿们，儿子们，秘书，家庭医生，一个法国女人，一个美国女人，几位邻居，一位革命大学生担任的家庭教师，然后就是那位英国记者。这么多人煮肉粥似的挤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现在他一进来，桌旁喧闹之声当然及时打住，大家充满了敬畏之情。托尔斯泰神情严肃彬彬有礼地问候客人，一副贵族派头，在桌旁就座，一言不发。穿号服的仆人现在把精挑细选的素食菜肴送上——芦笋，外国货，制作得极为精致，他不得不想起那个衣衫褴褛的女人，他给了十个戈比的农妇。他脸色阴郁地坐着，自顾自地想着心事。“倘若他们愿意理解，我其实不这样生活，不愿这样生活，身边围满了仆人，午餐吃四道菜，放在银盘子里，还有各式各样多余的东西，而其他人连最最必需的饭菜也吃不到；他们大家其实都知道，我只渴望他们做出一个牺牲，放弃奢侈生活，放弃这个对上帝希望人人平等的人类做出的这个可耻的罪行。但是她，我的妻子，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共同生活的人应该和我志同道合才对，可是她反对我的思想。她变成了吊在我脖子上的一个磨盘，一个良心的沉重负担，拽着我坠入一种虚假的骗人的生活之中；我早就应该剪断他们捆在我身上的绳索。我和他们还有什么相关呢？他们在我的生活中阻碍我，我在他们的生活中阻碍他们。我在这里是十分多余的，对我自己是个负担，对他们大家也是负担。”

在盛怒之中，他不由自主地抬起他敌意森森的目光，凝望着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他的妻子。我的上帝，她已老得不像样子，脸色灰白，额上横着深深的皱纹，忧伤也撕裂了她衰朽的嘴。一股暖流突然淹没了这位老翁的心脏，“我的上帝，”他心想，“她看上去多么阴郁，多么悲哀啊。我和她结婚时，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天真烂漫，笑声朗朗。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四十年，四十五年。我娶她时，她还是个少女，我已经是个过了半辈子的男子。她给我生了十三个孩子，帮我创作了我的作品，抚养了我的儿女，而我把她折腾成什么样子？一个绝望的女人，几乎疯疯癫癫的，动辄发火，我们不得不把安眠药封锁起来，免得她过度服用，自我了断，通过我她竟变得这样不幸。再看我的几个儿子，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我的几个女儿呢，我耗尽了她们的青春年华。我的秘书们记下我说的每句话，就像麻雀啄食马粪；他们的匣子里已经准备好了香膏和乳香涂抹我的木乃伊，供人类的博物馆保存。那边的那个英国纨绔子弟正手里拿着笔记本，等我向他解释‘人生’。这张餐桌，这幢房子是反对上帝反对真理的一桩罪行，毫无秘密，也不纯洁，真是可怕，而我这个说谎的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这个地狱里，感到温暖而惬意，没有跳起身来走我自己的路。其实对我自己、对他们最好我已经死掉——我活的时间已经太长，也活得够虚伪：我早就该寿终正寝了。”

仆人又给他上了一道冰镇水果，四周涂上奶油泡沫，他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把银碗推到一边。“是不是菜肴做得不好？”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不好消化？”

但是托尔斯泰只是尖刻地答道：“我觉得不好消化，因为饭菜太好了。”

孩子们的目光含有愠怒，妻子一脸诧异，记者使劲儿想听明白：看得出来，他要记住这句名言。

午餐终于结束，大家站起身子，走到接待室。托尔斯泰和那个年轻的革命家辩论不休，年轻人对托尔斯泰表示极大的敬畏之情，尽管如此，他大胆而生动地进行反驳。托尔斯泰的眼睛射出光芒，说话说得口气激烈，咄咄逼人，几乎是大吼大叫；每场讨论依然吸引他，犹如从前狩猎和打网球，他始终怀着难以抑制的激情。他一下子发现自己失态，过于狂野，强迫自己态度谦卑，使劲压低了嗓子：“也许我搞错了，上帝把他的思想撒在人们之中，没人知道，他说出来的话，究竟是上帝的，还是他自己的。”为了乘机转圜，他鼓动大家：“咱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托尔斯泰和家人

托尔斯泰夫妇和来访者

可是走进花园之前，大伙又停顿了一下，在那棵极其古老的橡树下面，正对着府邸的台阶，靠近那株“穷人之树”，来自民间的来访者，乞丐和宗派主义者，“可疑分子”，正等待着托尔斯泰。他们走了二十公里的朝圣之路，前来求取忠告或者要点钱。他们站在那里，脸都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的，浑身疲惫，鞋上沾满尘土。一看见“老爷”“贵族”现在走近，有几个人就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弯腰鞠躬，头差不多都碰到地上。托尔斯泰脚步轻盈，一阵风似的向他们走去。“你们有问题吗？”“我只想请问一下，尊贵的……”托尔斯泰训斥道：“我并不尊贵，谁也不尊贵，除了上帝。”这个小个子农民惊慌失措地转动着手里的帽子，终于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几个琐琐碎碎的问题，是不是土地现在真的应该属于农民？什么时候他会得到一块他自己的田地？托尔斯泰很不耐烦地做了回答，一切不清不楚的事情都使他恼怒。接着轮到一个护林人来提出各式各样有关上帝的问题。托尔斯泰问他能不能读书，他说能读，托尔斯泰就叫人把他的文章《我们该做什么？》拿来，把文章交给护林人，把他送走。然后几个乞丐挤了上来，一个接着一个。托尔斯泰迅速地分给每人一枚五戈比的铜板，已经有点儿不耐烦地把他们打发走。他一转身，发现那个记者在他分钱给乞丐时在给他拍照。他的脸又阴沉起来：“他们就这样塑造我的形象，善人托尔斯泰和农民在一起，这个慷慨布施的好人，这个乐于助人的贵人，但是能直窥我内心深处的人，自会知道，我其实从来也不是善人，我只是试图学着做善人而已。除了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真正使我动心。我也从来没有当真帮助过别人，我这一辈子并没有把从前在莫斯科玩纸牌时一夜之间输掉的钱的一半分送给穷人。我从来也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送两百卢布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知道他在忍饥挨饿，这两百卢布可能会解除他一个月的困境，也许甚至使他永久免遭穷困。尽管如此，我听任人家颂扬我、赞美我是最高贵的人，可是我心知肚明，我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而已。”

他已经急于到花园里去散步，这个动作敏捷的小个子老人长髯飘飘，走得这样迫不及待，其余的人几乎跟不上他的脚步。不，现在不要再多言多语：只要活动肌肉，松动一下柔韧的筋骨，望望女儿们在打网球，这灵活的肉体进行的纯洁的游戏。他饶有兴趣地追随着她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成功的一击，他都会骄傲地笑出声来，他那阴郁的情绪又松动起来，他聊天闲谈，纵声大笑，怀着更加开朗、更加平静的感官，在散发出柔媚芳香的苔藓地上径自漫步。可是接着他又回到书房里去看看书，休息一会儿：有时他又感到相当疲倦，两条腿很沉。他这样独自一人躺在打蜡的皮沙发上，双目紧闭，感到自己浑身无力，老态毕露，他暗自思忖：“其实这样很好：那时候，那可怕的时候，我还害怕死亡，就像害怕一个妖怪一样，我躲着怕看见它，拒不承认它。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它了，是的，我觉得和死亡这样接近，这样很好。”他往后一靠，在寂静中，各种思想全都涌来。有时候，他用铅笔迅速写个字，然后他久久地严肃地径自望着眼前。这张老人的脸，被感官和梦想云遮雾绕，静静地单人独处，和他的思想独处，非常之美。

晚上他再次下楼到谈天说地的这圈子人当中去：是的，工作已经完毕。他朋友钢琴家高尔登威色尔问道，他是不是可以奏上一曲。“当然欢迎之至！”托尔斯泰靠着钢琴，双手遮着眼睛，这样谁也看不见，这组合起来的音响的魔力如何使他感动。他仔细倾听，眼皮低垂，胸部起伏，呼吸深沉。真是奇妙，这个遭到他激烈否定的音乐，竟奇妙无比地向他涌来，唤醒他心中所有的柔情，在经历了那么多沉重的思想之后，使得灵魂又变得柔和而温存。“我怎么可以这样谩骂艺术？”他沉默无言地思索着。“如果没有艺术，哪里是安慰？一切思考使人心情忧郁，一些知识使人心烦意乱。除了在艺术家的形象和语言之外，我们还能在任何别的地方更清楚地感到上帝的存在？贝多芬和肖邦，你们是我的兄弟，我现在完全感觉到你们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人类的心脏开始在我身上跳动：请原谅我，你们这两位兄弟，我辱骂过你们。”乐曲以一组激起回响的和弦告终，大家热烈鼓掌，托尔斯泰迟疑片刻，也同样鼓掌。他心里所有的焦躁不安都已克服。带着柔和的笑容，他走向聚在一起的一圈人，欢快地参加到友好的谈话中去；终于有一点开朗和宁静的气氛吹拂到他身边，这个内容五花八门的一天，似乎已完全结束。

但在上床前他又一次走进他的书房。在这天结束之前，托尔斯泰还得最后审视一下自己，和平常一样，他要求自己说明他每个小时以及整个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日记本翻开来，放在桌上，灵魂的良心从空白的纸上凝视着他。托尔斯泰静静地思考一下他每天的每个小时，进行审理。他想起了他骑马经过的农民们和他造成的苦难，除了小小的可怜见的一枚硬币之外，没有给他们什么帮助。他回忆起和乞丐在一起时，很不耐烦，想起对妻子产生的邪恶的念头。所有这些罪过，他都仔仔细细地一一记在他的日记本里，这是一本控诉书，他愤怒地用笔记下了他的判决：“又怠惰地过了一天，灵魂麻木了。没有干足够的好事！我还一直没有学会做难做的事，不是去爱人类，而是爱我身边的人：帮帮我，上帝啊，帮帮我！”

然后又写上下一天的日期，和那个神秘的符号“W.i.l.”（德文Wenn ich lebe，“如果我还活着”的缩写）。现在，工作完毕，又活完了一天。老人缩着肩膀走到旁边的房间里去，脱下外套、沉重的皮靴，把沉重的身子躺倒在床上，浮想联翩，和平时一样，首先想到死。思想犹如色彩缤纷的飞蛾躁动不宁地在他头上飞来飞去，但是渐渐地，它们像蝴蝶似的消失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的森林之中，朦胧的睡意，已在近处直压下来……

可是突然之间，他倏而惊醒——不是有脚步声吗？不错，他听见旁边有人走动的声音，轻轻的、偷偷的脚步声在他的书房里，他霍地一下子跳了起来，悄无声地，半裸着身子，把发烫的眼睛贴着钥匙孔。可不是，隔壁房里有灯光，有人拎着一盏灯走了进去，乱翻他的书桌，十分诡秘地翻阅他的日记，想读他写的字，他灵魂进行的对话：这是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即使在他最后的秘密之中，他太太也在偷窥他，他们都不让他和上帝单独相处；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灵魂里，到处，他到处都被人们的贪婪和好奇团团围住。他气得双手发抖，他都已经握住门把，想把房门猛然之间一下打开，扑向他自己的妻子，那个背叛他的女人。可是在最后一刻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也许这也是落在我身上的一个考验吧。”就这样，他又拖着脚步回到他的床上，一声不响，屏住呼吸，他谛听着自己的内心，就像倾听一口水已流光的深井。就这样，他躺在床上，还久久不能入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他那时代最伟大最有势力的人物，在他自己家里遭人出卖，为重重疑虑所折磨，因为孤独而感到寒冷。

* * *

[1] 《哈吉·穆拉特》及《篡改过的票证》，托尔斯泰的小说。

作出决定，造成神化

为了相信死后能永生不死，必须在世上度过永生不死的人生。

——日记，1896年3月6日

1900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迈过了世纪的门槛。这位富有英雄色彩的老人，精神上昂然挺立，可是已经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走向他人生的完美无缺的终结。这位年迈的世界漫游者长髯雪白，脸颊比先前发出更加柔和的光芒，渐渐发黄的皮肤，犹如一张透明的羊皮纸，上面写满了无数皱纹，活像古老的鲁内[1]文字。一股认命耐心的微笑现在乐于憩息在他业已平静下来的嘴唇边上，两道浓眉很少因为发火而直竖起来，这位年迈易怒的亚当让人觉得已变得更加宽厚，更加澄清。“他变得多么仁慈啊！”他的亲弟弟惊讶地说道，他一辈子只知道哥哥总是暴跳如雷，难以自控。的确，那强烈的激情已经开始消退，托尔斯泰奋斗一生，已经疲倦，他自我折磨，疲惫不堪；在黄昏夕照之中，一道新的仁慈的光芒照亮了他的面孔。从前看上去如此阴沉的脸，如今极为动人：就仿佛大自然八十年来只是因此才这样强劲有力地在这张脸上发生作用，为的是他真正的美，这位老人伟大的洞察一切、宽恕一切的尊严，终于在这最后的形式里展现出来。人类就在这神采焕发的形象里，把托尔斯泰外表的形象收进记忆。就这样，世世代代的人，还怀着敬畏之情，把托尔斯泰严肃沉静的面容牢记在心灵之中。

年老平素总是使英雄人物的形象减少威严，削弱威力，然而年迈才给托尔斯泰阴郁的面孔以完整不缺的高贵。的确，这位年老的战士只求和平，“和上帝及世人讲和”，也和他最凶恶的敌人，和死亡讲和。这个可怕的、残暴的、令人惊惶失措的对死亡的恐惧，总算过去了，总算已经仁慈地消逝，这个衰迈不堪的老人目光平静，做好准备，眼望着正在临近的岁月的终结。“我想到，很可能我明天就已活不下去，我每天都设法使自己熟悉这个念头，并且越来越熟悉它。”奇妙极了：自从这种惊惶的痉挛离开了这位长久以来给扰得心烦意乱的老人，他那塑造者的感官又振作起来。就像歌德老人恰好在最后一抹夕阳照耀之时，他又从科研的消遣之中回家，返回他“主要的工作”中来，托尔斯泰这位布道者，这位伦理学家，在七十岁到八十岁这难以想象的十年中间又再一次专心致志地从事于他长期以来拼命拒绝的艺术：于是在新的世纪里，上个世纪最强劲有力的诗人又一次重新复活，和从前一样精彩绝伦。老人大胆地画完他人生的巨大无比的弧形，又想起了他哥萨克年代的一段经历，创作了伊利亚特式的诗篇《哈吉·穆拉特》，刀剑铿锵，战声震耳——一部英雄传说，讲述得简单而又宏伟，就像在他最完美无缺的日子里一样。悲剧《活尸》，杰出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科尔内依·瓦西里耶夫》以及其他许多小型传说证明这位艺术家已涤尽道学家的不满情绪，荣归故里；在这位老人晚年的作品里丝毫也看不出他已倦于写作，精力不济：这位年迈衰朽的老人灰色的眼睛，目光如炬，视力精准，毫无舛错地审视人们永远令人震惊的命运。人生的法官又变成了诗人，这位从前狂妄自大的人生的导师，在他美丽的老年自白中，又满怀敬畏之情，在神性的玄妙莫测面前躬身礼拜：对人生的最后问题所抱的好奇心已经和缓，变成谦卑地倾听宇宙的永无止尽的日益临近的汹涌澎湃的波浪。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的确变得充满睿智，可是并没有疲惫；一位来自洪荒时代的农民，他继续不断地在他的日记本里耕耘他那思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田地，直到铅笔从他渐渐冷却的手里脱落。

因为现在这位不知疲劳的老人还不能憩息，命运赋予他的人生的意义乃是，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为真理而斗争。最后一件工作，最神圣的工作还等待着他去完成，这项工作已经不再关乎生命，而是关乎他自己日益临近的死亡；如何有尊严地、堪称楷模地塑造他的死，将是这位强劲有力的塑造者人生最后的努力，他将绝妙地在这件事上投入他集中的精力。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品无数，没有一篇作品像他自己的死亡那样，让他准备了那么长的时间，那样的激情如炽：作为一个真正的、不知餍足的艺术家，他恰好要把他这最后的、最富人性的事情干干净净、毫无瑕疵地告诉人类。

这场为了赢得一个干干净净的、毫无谎言、完美无缺的死而进行的搏斗，在这位不得安宁的人为真理而进行的七十年战争中是关键性的一场战役，同时也是牺牲最为重大的一次战役——因为这是反对他自己亲人、自己血脉的一战。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完成，他一辈子一直怀着我们现在才能理解清楚的畏怯，避免涉及这件事：那就是干净彻底、毫不反悔地脱离他的财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却，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库图佐夫[2]相似，总想避免决战一场，希冀在持续不断的战略退却之中战胜可怕的敌人。托尔斯泰总是对签订一份关于他财产的遗嘱望而却步，他的良心催促不已，他则遁入“无为而治的智慧”之中。任何在他身后也放弃他对自己作品权利的企图，都遭到他家人的激烈无比的抵抗，他过于软弱，事实上也太富于人性，没有用一个无情的行动来粗暴地克服这一抵抗；所以多年来，他只限于个人不去碰钱，不去使用他的收入。但是——他这样自我责备——“我之所以忽视此事，原因是我原则上否定一切财产，出于虚假的羞耻之心，在人前不关心我的财产，以便人们不致指责我做事不彻底。”经过种种毫无效果的尝试，每次尝试在他至亲的亲人当中都导致一场悲剧，他便把对他的遗嘱作出一个明晰的具有束缚力的决定推开，推到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上去。但是1908年，他八十岁那年，他的家人决定利用这个纪念日出一套收益巨大的全集，这位公开反对一切财产的敌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在八十岁时，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挺身而出，正大光明地参加这场决战，于是俄罗斯的朝圣地雅斯纳亚·波良纳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成为托尔斯泰和他的亲人之间进行一场战斗的战场。这场战斗是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金钱，因而更加厉害，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即便是他日记本发出的刺耳的喊叫声也只能让人们对这场战斗的极度恐怖有几分猜想而已。托尔斯泰在这些日子里喟然叹息：“摆脱这些肮脏的、罪孽深重的财产，是多么艰难啊！”（1908年7月25日日记）因为半个家庭的人伸出指甲尖利的手紧紧抓住这笔财产不放。最蹩脚的廉价小说里的场景一一再现，撬开抽屉，乱翻柜子，偷听谈话，试图对他宣告禁治产，这些场景夹杂着他妻子试图自杀，托尔斯泰以出走相威胁，这样最为悲剧的时刻，就像他自己说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狱，打开了它的大门。”但是恰好从这极端的痛苦，托尔斯泰最终找到了极端的决心。终于在他逝世之前几个月，他下定决心为了死得纯洁正派，不再容忍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给后世留下一份遗嘱，把他的精神财富不可分辩地交给全人类。为了实现这最后一桩诚实的行动，还有必要最后撒次谎。既然在自己家里感到有人偷听，有人监视，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便假装漫不经心地骑马到邻近的格鲁蒙特森林去散心。在林中，一个树墩子上——我们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当着三个证人的面，还有不耐烦地连连喷鼻的几匹马，托尔斯泰终于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证明他的意志具有有效的能力，而且在他身后依然有效。

现在，捆在他身上的脚镣已抛在他身后，他认为他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事情。但是最艰难、最重要、最必须的事情还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正直的良心已被众人看透的房子里，已经保守不住任何秘密。不久，他的妻子已经猜到，不久全家都知道，托尔斯泰已经签署秘密遗嘱。他们翻箱倒柜搜寻他的遗嘱，查遍他的日记，为了找到蛛丝马迹，那个令人憎恨的助手契尔特科夫再来造访，伯爵夫人就以自杀相威胁。这时托尔斯泰意识到：在这个充满激情、贪求盈利、满是仇恨、骚动不宁的环境里他是无法完成他最后的艺术品，那完美无缺的死亡的。老人感到极度惊恐，家庭可能“在精神方面夺走那宝贵的时刻，也许是最精彩的时刻”。于是一下子从他感情的最底层又迸发出那个念头，为了完美无缺的缘故，他就该像福音书所要求的，抛弃妻子和儿女，抛弃财产和盈利，为了成为圣人。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两次，1884年是第一次，但是半途上他就丧失了力气。那时候他迫使自己回到家里，回到正在分娩的妻子身边，就在当天夜里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这个女儿亚历山德拉，现在站在他的一边，守护他的遗嘱，并且准备帮助他走完这最后的路程。十三年后，1897年他第二次离家出走，给妻子留下了那封不朽的书信，阐述他受到良心的压力：“我决定离家出走，首先因为这个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向往孤独。其次，孩子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我老待在家里……主要一点是，就像印度人一满六十岁就逃进森林——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到老年就有愿望把他最后的岁月献给上帝，而不是在玩笑嬉闹、闲聊胡扯、打打网球中度过余生。我现在已经七十岁，所以我的灵魂也以全部力量，渴望着安宁和孤独，以便和我的良心和谐地生活或者——如果这一点不能完全办到——毕竟可以摆脱我的人生和我的信仰之间显著的互不协调。”但是即便是这一次他又回来了，出于压倒一切的人性。他那回归自我的力量还不够坚强，对他的呼喊还不够强大。但是现在离那第二次出走已是十三年，离那第一次出走是两个十三年，吸引他走向远方的无比强大的牵引力开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钢铁般的良心觉得被一股不知究竟的力量吸引，就像被磁铁所吸引。1910年7月，托尔斯泰在日记本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别无他法，只能出逃，我现在是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现在你就显示你的基督教信仰吧。现在正是时候，不然永远也没机会。这里不是没有人需要我待在这里吗。帮助我吧，我的上帝，请教导我，我只求一点，不是贯彻我的意志，只是贯彻您的意志。我写下这些，问我自己：这的的确确是真话吗？还是说我只是在您面前假装这个样子？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但是他一直还犹豫不决，担心别人的命运一直使他下不了决心：他一直害怕自己怀有罪恶的念头，不断战栗地俯身朝向自己的灵魂，倾听是不是另有一声呼唤来自他的内心，一个信息来自上天，发出不可违抗的命令，而他自己的意志，却还在迟疑不决，畏缩不前。就仿佛他双膝下跪，在那玄妙莫测的意志面前祈祷，他把自己奉献给这个意志，他对这意志智慧深信不疑，他在日记里忏悔了他的恐惧和不安。这种在发烧的良心里的等待，犹如一场热病，这种对深受震撼的心灵进行的窥听，真如一阵强烈的唯一的颤抖。他已经觉得没有被命运听到他的呼喊，完全献身于毫无意义的事情。

恰好在恰当的、最合适的时候，在他心里发出一个声音，传说中最为古老的一句话：“起来，站起身来，拿上大衣和朝圣的手杖！”他振作起来，向着他一生的完美终结径直走去。

* * *

[1] 日耳曼人的古老文字。

[2]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罗斯军事家，帝国元帅。1812年击败拿破仑，取得俄法战争的胜利。

遁向上帝

你只能独自走近上帝。

——日记

1910年10月28日，可能是在清晨六点，树梢间还弥漫着浓重的夜色，有几个人影奇奇怪怪地绕着雅斯纳亚·波良纳府邸，蹑手蹑脚地行走。钥匙咔嚓咔嚓直响，房门贼溜溜地打开，马车夫在马厩里小心翼翼地把马匹套上马车，千万不要弄出响声，在两个房间里人影幢幢，很不安宁，在挡住光线的手提灯的照耀下，摸索各式各样的卷宗，打开各个抽屉和柜子。然后轻轻地走过悄无声息地推开的房门，轻声耳语着，跌跌绊绊地走过花园里带着泥泞的树木的根部。接着一辆马车避开府邸前面的道路，往后从花园后面的大门驰了出去。

出什么事了？是小偷潜入了府邸？还是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个最为严重的嫌疑分子的住宅，进行搜查？不，谁也没有破门而入，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像个小偷似的，就只在他医生的陪同下，逃出了他生活的囚牢。上天的召唤已经下达给他，一个不容反驳、关系重大的信号。他又一次在夜里突然撞见他妻子悄悄地歇斯底里地乱翻他的文件，于是他突然心肠变硬，顿时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背离了他灵魂”的女人，逃离家园，遁逃到任何地方去，遁向上帝，遁向他自己内心，遁向他自己的死，遁向他命中注明的死亡。他突然之间在他工作时穿的衬衫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戴上一顶粗呢帽子，穿上一双橡皮鞋子，丝毫没有带走他的财产，只带走他的精神向人类传达他的消息时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日记本、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给妻子草草写了封信，让马车夫送回家去：“我做了我这年龄的老人惯常做的事情，我离开了这个世俗的生活，为了在与世隔绝和安静宁谧之中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登上列车，在一个三等车厢不干不净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列夫·托尔斯泰这个遁向上帝的逃亡者穿着大衣，只有他的医生陪伴着他。

但是他已不再称自己为列夫·托尔斯泰。就像当年新旧两大陆的主宰，卡尔五世[1]自愿放弃了权力的象征物，为了埋葬在埃斯柯里亚尔[2]的灵柩里，托尔斯泰也把他的金钱、房屋和荣誉，还有他的姓名统统抛在身后；他现在称自己为T.尼古拉耶夫，一个为自己设想新生活，寻找纯洁正确死亡的人杜撰出来的姓名。现在他终于摆脱了一切羁绊，可以成为一个行走在陌生道路上的朝圣者，教义和圣言的仆人。在夏玛尔迪诺修道院他还和他妹妹，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告别：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坐在一些温柔宽厚的修士中间，散发出宁静和辉煌的孤寂的光芒；几天之后，女儿也随后赶到，她出生的那个夜晚托尔斯泰正好第一次出走失败又返回家里。但是即使在这里的一片宁静之中，托尔斯泰也心神不定，深怕被人认出，遭到追踪，被人赶上，又一次被拽回他自己家里，扔进不清不楚、并不真诚的生活之中。于是他再一次被看不见的手指所触动，在10月31日拂晓4时突然叫醒他的女儿，催她继续上路，不论上哪儿去，到保加利亚去也行，到高加索去也行，到国外去，到荣誉和人们都再也够不着他的地方去，只求最终到达孤寂之中，到他自己的心灵中去，到上帝跟前去。

但是荣誉，他这人生的可怕的对手，他教义的对手，对他纠缠不休的魔鬼和诱惑者，还紧紧抓住他的受害者不肯放手。世界还不允许“他们的”托尔斯泰属于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知晓一切的意志。这个被追逐的人刚刚坐进车厢，帽子拉下盖住前额，就有一个旅行者一眼认出了这位伟大的大师，列车上所有的人立即知道这条消息，这个秘密立即泄露，车厢门外挤满了男男女女，都想看看托尔斯泰。他们随身带的报纸，刊登了通栏的报导，关于这头挣脱樊笼的珍奇动物。他已遭到失败，被人围困，荣誉又一次，最后一次阻挡托尔斯泰完成他的杰作。在风驰电掣的列车旁边，电话线嗡嗡作响，传递消息，所有的火车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官员都被动员起来，在家里，他们已订好了特别列车，新闻记者从莫斯科，从圣彼得堡，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从四面八方迅速赶来，紧紧追随在这头出逃的野兽身后。神圣的东正教教会派出一名神父，去抓住这个悔过的罪人。突然之间有位陌生的先生走进列车，一而再地戴着新面具在车厢旁边走过，这是一名密探——不，荣誉不让它的囚犯逃走。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单人独处，人们不能容忍他属于自己，并且被尊为圣人。

他已经被包围，已被团团围住，没有一个灌木丛他可以钻进去躲起来。列车开到边境，将会有个官员彬彬有礼地走来向他脱帽致敬，但拒绝让他越过边境。不论他想在哪里休息，荣誉都会过来坐在他的对面，宽宽的肩膀，七嘴八舌，大声喧哗：不，他跑不了，他们的爪子把他抓得很牢。可是突然之间，女儿发现，父亲年迈的身躯为一阵寒热所袭。托尔斯泰筋疲力尽地靠在硬邦邦的木头凳子上，浑身颤抖，所有的毛孔都迸发出汗水，这是一种从他的血液中发出来的寒热，疾病已经降临他的身体，前来救他。死亡已经掀起它的大衣，那黑色的大氅，盖在他身上，不让追捕者挨近他。

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他们不得不停下，这位垂死的病人已无法再往前赶路。这里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富丽堂皇的房间来安顿托尔斯泰。站长一脸羞愧地让出他的办公室，就在火车站两层楼的木头房子里（从此之后这里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圣地）。人们搀扶着寒热病患者走进站长的办公室，突然之间他梦想的一切全都成真：一间小房子，低矮且有霉味，空气污浊，四壁萧然，一张铁床，煤油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一下子和他逃离的奢侈、舒适的生活相隔遥远。在弥留之际，在最后时刻，一切都变得和他内心意志所要求的完全一致：干干净净，残渣全无，死亡把一个崇高的象征，完全配合他那艺术家之手。几天之内，这个死亡的巍峨大厦将要拔地而起，崇高地确认他的教义，不再被人们的妒忌所暗中破坏，在他原始的纯朴之中不再遭到骚扰和毁坏。在紧紧关闭的门外，荣誉正上气不接下气馋涎欲滴地埋伏着，但是徒劳。记者们、好奇心切的人们、密探和警察宪兵、东正教教会派来的神父、沙皇指定的官员挤在门外，等候着，也都白费力气：他们令人憎恶的一番无耻的忙碌已经无法再加害于这位老人无法摧毁的最后孤寂。只有他女儿守卫着，一个朋友就是那位医生，宁静谦卑的爱以沉默包围着他。床头柜上放着他小小的日记本，他和上帝交谈时的传声筒，但是发着高烧的双手已经再也握不住笔。肺衰竭的他憋足力气，呼吸急促地以逐渐消失的嗓音还向他女儿口授他最后一些思想，称上帝为“那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世人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有限度的一部分，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之中感觉到上帝的启示”。并且预示，这些尘世的物质，只有通过爱才能和其他物质的生命融为一体。临死前两天他又绷紧了他全部感官，来领悟高级的真理，那不可企及的真理。然后黑暗才渐渐笼罩这个光芒四射的头脑。

房间外面，人们好奇而又放肆地挤来挤去。他对他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感觉。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一脸悔恨，泪如雨下，睁着泪眼从窗口向室内张望。她和托尔斯泰结为夫妻四十八年，如今只是从远处再看一次他的容颜：他已经不再认识他的妻子。世间万物对于这个众人之中最最目光犀利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血液在他行将破裂的血管里流动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缓慢。在十一月四日夜里，他又一次振作起来，呻吟着问道：“可是农民——农民怎么个死法？”这非同寻常的人生还在抗拒那非同寻常的死亡——直到十一月七日，死亡才降临到这不朽之人的身上，围着一圈白色火焰般的头颅，沉进一堆枕头之中，眼睛里光芒熄灭。这双眼睛比所有人的眼睛观察世界都更加熟知实情。这位焦躁不耐的寻觅者到现在才终于知道了一切人生的真理和意义。

临终的托尔斯泰（1910年）

托尔斯泰的葬礼（1910年）

* * *

[1]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1500—1558），同时也统治西班牙帝国。

[2] 马德里的宫殿，西班牙王家陵墓也在那里。

终曲

人是死了，但是他和世界的关系继续对人们起着作用，不仅像他活着时那样，而且作用更加强烈。他的作用随着他的理性和爱逐步提高，并且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继续增长，没有间歇，没有终结。

——书信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一个有人性的人：真是难以逾越的一句话。因为托尔斯泰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由同样脆弱易碎的黏土制成，具有同样的尘世间的缺陷，但是他更深刻地了解人的缺陷，他为之痛苦，感受得更加痛切。托尔斯泰并不是和他其他同龄人迥乎不同，高人一等，他只是比大多数人更具有人性，更讲道德，更加敏感，头脑更加清醒，更加富有激情——就仿佛他是宇宙艺术家作坊里那看不见的原始形式的最为清晰的复印。

但是这永恒之人的肖像，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往往已难以识别的草稿，是我们大家的基础，托尔斯泰在我们这个人多混杂的世界里，尽可能完完全全地赠送这一肖像，他把这个选作他真正的毕生事业——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因而也是倍加英勇的事业。凭借自己良心的一种无与伦比的真诚，他在最为极端的形象中寻找人，深入到心灵底层，你只有遍体鳞伤才能达到这些底层。这位堪称楷模的道德天才以一种强烈的严肃心情和一种无情的强硬态度毫无保留地揭开自己的灵魂，为了把我们那种完整的原始图像从它那尘世的硬壳里解放出来，向整个人类展现他那更加高贵、更似天神的容颜。这位无所畏惧的雕塑家历经八十年一直通过自我描述，致力于完成这个超群出众的自我完善的作品，从不稍事休息，从不自满自足，从来不对他的艺术只赋予形式变化的毫无恶意的快乐。自从歌德以来，没有一个诗人这样明显地表现自己，同时也表现了永恒的人。

但这种通过考验和铸造自己的灵魂来改造世界的英雄意志，只是似乎因这个千载难逢的人停止呼吸而停步——他那本质的强劲有力的推动力，不断塑造着，继续塑造着，生动活泼地继续发生作用。曾经见过他尘世皮囊的证人，还都在场，他们曾经浑身战栗地直视过这双铁灰色的犀利眼睛，可是托尔斯泰此人早已变成神话，他的一生已经成为人类一段崇高的传奇，他反抗自己所做的斗争已成为我们这代人和今后每一代人的榜样。因为牺牲自我而设想的一切，以英雄气概完成的一切，在我们狭小的地球上都是为所有人而做，在一个人建立的丰功伟绩上，整个人类赢得了新的更宏伟的尺度。只有从这热切追求真理的人的自我忏悔中，那寻觅的精神预感到其局限和法则。只有仰仗这种精神的艺术家们的自我描述，人类的灵魂在这尘世上才被人理解，那是天才的形象。

托尔斯泰的葬礼（1910年）

托尔斯泰和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