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
我曾经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
若要我说，我实在难以启齿。[1]
——司汤达《亨利·布吕拉》
* * *
[1] 原文是法文。
乐于撒谎和爱说真话
我恨不得戴上一副面具，
改变我的姓名。
——书信
很少有人比司汤达更会撒谎，比他更加热情洋溢地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他把说真话说得更精彩，更深邃。
他戴着面具演戏，蒙蔽世人之举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你刚打开他的一本著作，第一件令人困惑之事立刻就从封面或者前言向你迎面扑来，因为作者亨利·贝尔从来也不朴素干净地承认他自己真正的姓名。他有时自作主张地给自己加上一个贵族的封号，有时又乔装打扮成“凯撒·邦贝”，或者给他的缩写H.B.再加上一个神秘莫测的A.A.，鬼也猜不出这A.A.两字是极为简单的“ancien auditeur”（法文：前审计员），译成德文就是“昔日的国家审计员”；只有使用笔名，在假报告中，他才感到安全。有一次他化装成一个奥地利的退休者，另一次化装成一位前骑兵军官[1]，他最喜欢用上他的同胞深感莫名其妙的名字司汤达（根据一座普鲁士小城的名字命名，这座小城多亏他的嘉年华的逗乐情绪得以不朽）。他要是提出一个年份，那么我们可以发誓，这年份绝对不准，他在小说《帕尔玛女修道院长》[2]的前言中说，此书是在1830年，而且是在离巴黎一千二百里之遥的地方写成，这个恶作剧并不影响他实际上是在1839年，而且就是在巴黎城里撰写此书的。就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上面，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种种说法。在一篇自传里，他堂而皇之地报导，他在瓦格拉姆[3]、阿斯帕恩[4]和埃劳[5]战役期间，都曾亲临战场。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因为他的日记无可批驳地证明：在这三场战役进行时，他都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有好几次他都谈到和拿破仑曾经有过一次重要的长谈。可是，糟糕的是！在下一卷里我们读到他更加可信的自白：“拿破仑没有和我这类傻瓜交谈过。”所以在司汤达身上，他每说一句什么，我们都得小心翼翼地紧紧抓住，尤其值得怀疑的是他的书信。据说他是害怕警察，原则上总是用假的日期，而且每次都用另外一个假名签字。他分明优哉游哉地在罗马散步，他写的寄信地点明确地用俄尔维埃托。据说他是在贝桑松写的信，而实际上那一天他身在格雷诺布勒。有时候信上的年份，大多数情况下是月份使人迷惑，几乎经常使人困惑的是他的签名。但是这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因为他害怕奥地利警察的黑屋，才促使他这样胡闹，而是由于一种天生的原始的喜欢使人上当让人惊讶、喜欢装假骗人、自我掩饰的脾气。司汤达这样故弄玄虚地使用笔名假名，就像挥动一柄晶光四射的花剑，出神入化地围绕在自己身体四周，只是为了使好奇之徒无法近身。他对自己愚弄别人、搞阴谋诡计的强烈倾向从来也不隐讳。有一次，一个朋友十分恼火地在一封信里责怪他无耻地撒谎，他就心平气和地在这份控告书的边上写下“Vrai”（法文：真的）——“没错，果真如此！”他一脸嘲笑，十分欢快地在他的官方文件上捏造任职的年限，时而对波旁王室，时而对拿破仑假装忠诚，在他所有的文件里，公开刊印的文件和私人文件里，矛盾百出，错误连天，犹如沼泽地里不胜枚举的鱼卵。他那最后迷惑人的一招乃是——一切谎话的最高纪录！——按照他遗嘱中表达的愿望甚至镌刻在大理石上，镌刻在蒙马特尔公墓他的墓碑上。在那里至今还能读到这一骗人的把戏：阿里哥[6]·贝尔，米兰人，这里是他最终的安息之地，按照标准法文，亨利·贝尔为受洗的教名，使他生气的是，他出生在穷困的格雷诺布勒。甚至面对死亡，他也要戴着面具前去，为了死神，他还要把自己罗曼蒂克地打扮一番。
但是尽管如此，只有少数几个人像这位出类拔萃的装假大师一样，向世人说出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自白性质的真话。司汤达善于在必要的情况下以同样完美的状态实话实说，就像他喜欢以同样状况说谎骗人一样。他以一种起先令人惊诧，往往令人吃惊，最后才使人折服的无所顾忌，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态度，把他某些极度私密的经历和自我观察，放大嗓门，坦率直接地说了出来，别人碰到意识的门槛就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东西遮盖起来，或者变个戏法把它们弄得不见踪迹。因为司汤达有同样多的勇气，甚至有同样多的狂妄来叙说真话和撒谎，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谎话，他都以一种出色的无所顾忌的神气越过一切社会道德的障碍，偷偷地越过他内心检查的一切边界和路障；他在生活中畏缩不前，在女人面前胆怯羞涩，可是一旦握笔在手，他就勇气十足、那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他，相反，不论在他身上什么地方找到这种阻力，他就一把抓住它们，从他内心取出，以最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剖析。在生活中对他阻碍最大的东西，恰好是他在心理学中驾驭得最为得心应手之物。早在1820年，他已凭着直觉，真正是天才的灵光一闪，便已撬开了心灵机簧最为精彩巧妙的搭扣和锁，一直要到一百年后，心理分析才使用它那复杂、高明的器械把这些扣和锁一一拆开，并加以复制——他那与生俱来的心理学家的勇气，经过体操似的训练，一步就跳过了缓缓挺进的科学足足一百年。在这过程中，司汤达除了自己的观察，并未拥有其他的实验室：他唯一的工具永远只是一种犀利、坚硬、打磨得锋利异常的好奇心。他仔细观察他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他感觉到的东西，他又真率坦诚、放肆大胆地说出口来，感觉越大胆，说得越精彩绝伦；感觉越私密，说得越激情四射。他最喜欢仔细考察的乃是他最为糟糕、最为隐蔽的感情：我只记得他曾多么经常、多么狂热地自诩他对父亲心怀仇恨，就像他以嘲讽的口气所报导的，在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有一个月之久，白白地努力寻找心里悲痛的感觉。他对自己在性欲方面的障碍所作的最最难堪的自白，他在女人那里接连不断地遭到的失利，他那毫无节制的虚荣心遭到的危机，他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确仔细、字斟句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犹如摊开一张参谋本部的地图：所以在司汤达的作品里可以找到某些报导以极具特色、最为细腻精致的坦率笔触，像临床诊治一样冷静地描摹出来，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曾经吐露过这样的报导，或者甚至进而把它们付梓。这就是他的行动：在他那聪明才智清澈透明、自私冰冷的水晶体里，有一些无比珍贵的心灵的认识永远冻结在那里，留给后世。没有这位善于装假的奇妙已极的大师，我们将会对感情世界及其阴曹地府的真实情况知道得更少。因为谁要是哪怕只有一次对自己采取真实的态度，情况便永远如此。谁要是猜出了他自己的秘密，也就认识了大家的秘密。
* * *
[1] 《司汤达》中凡未单独注明的楷体字，原文中皆为法文。
[2] 又译《帕尔玛宫闱秘史》。
[3] 瓦格拉姆是奥地利的一个小镇，1809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卡尔大公。
[4] 阿斯帕恩战役于1809年5月21日和5月22日在附近的罗博进行。拿破仑在此被奥军打败。
[5] 1807年拿破仑在埃劳与普俄联军激战。
[6] 阿里哥为意大利文的“亨利”。
肖像
你很丑，但这仅限于外貌。
——戛尼翁舅舅对年轻的亨利·贝尔如是说
黎歇留大街的这个小阁楼里，夜色浓重。书桌上燃着两支蜡烛，从中午起，司汤达就在写他的长篇小说。现在他一下子扔掉手里的羽毛笔：够了，今天就写到这里！此刻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好好吃上一顿，在社交圈子里，开开心心地和人交谈，和妇女厮混，使自己生气勃勃。
他做好准备，穿上外套，戴好假发：现在再赶快往镜子里瞅上一眼！他打量自己，立刻就有一道讽刺的皱纹把他的嘴角扯弯：不行。他不喜欢他这张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斗牛犬似的脸，圆滚滚的红脸膛，毫不俊俏，粗里粗气，肥头大耳，市民气十足，唉，那个鼻孔很大的鼻子，厚厚的一大团，叫人恶心，搁在这张乡里乡气的脸庞中央！虽说那双眼睛长得还不赖，小小的黑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闪烁不定的好奇心，可是在那沉重的轮廓分明的正方形额头下面，眼睛在浓重的眉毛底下陷得太深，显得太小：当年别人在团队里就因为他眼睛太小，嘲笑他是个中国人[1]。那么，在这张脸上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司汤达望着镜中的他，暗自发火。没有什么可以称道，没有清秀文雅的线条，没有灵气十足、朝气蓬勃的神气，整个脸都显得粗笨、庸俗，最最糟糕的市民阶级的模样。只有那个长着一副褐色络腮胡子的圆滚滚的脑袋，也许可以算是这个令人厌烦的身体上面最好的东西了；因为从下巴往下，脖子太短，就拧巴在一起。再往下，他简直都不敢再往下看，因为他痛恨他那傻气十足、实在过分夸张的肥胖肚子和实在难看的两条短腿，如此艰难地承载着亨利·贝尔这个沉重的大块头，所以他中学同学都管他叫“活宝塔”。司汤达还一直在镜子里寻觅一点什么安慰。一双手还行，是的，手还过得去，像女人的手一样娇嫩、灵活、柔软，手指尖尖，指甲修剪得非常光滑，透着些许灵气、贵族气派。再就是皮肤，像少女的娇嫩肌肤，敏感而又柔和，泄露出柔情脉脉的思绪，多少含有些许贵族的风采和纤细的感情。可是谁会看到、谁会注意到一个男人身上的这些女性的细节？女人总是只问脸长得怎么样，身段如何？而这些东西，他已经清楚知道了五十年之久，这些东西都粗俗不堪，无可救药。奥古斯丁·费龙[2]说他的脸只配裱糊匠的脑袋。蒙色莱[3]说他是个“长着小铺老板脸的外交官”；可是即便是这样的鉴定，他觉得都还过于友好，因为司汤达现在心情懊恼地直盯着铁面无私的镜子，在作出自我判断：“意大利的屠夫”[4]，整个一张意大利屠夫的脸。
但是倘若他，这个身体肥胖结结实实的大块头，至少举止粗暴，男性十足那也不错啊！有些女人就服那些虎背熊腰的壮汉，一个哥萨克在有些时候比一个花花公子更容易讨她们的欢心。可是卑鄙的是，他知道，这个粗壮的农夫一样的身材，他身上血脉偾张，脸庞通红，仅仅只是装装样子的假货，是血液发出的虚假情报。这个庞然大物般的男子身体里面却是一束纤细灵敏、几乎可说是病态般敏感汇成的神经。所有的医生都不胜惊愕地称他为感觉灵敏的怪物[5]。这种像蝴蝶一样轻佻的心灵却偏偏缝在这样一堆肥肉之中——这可真是灾难！不知道哪一个夜魔在摇篮里把他的肉体和灵魂给偷偷地换掉了，因为这一病态的过度敏感的心灵在它那粗蠢的皮囊里面，稍一激动就如何地冷得发颤、不断发抖。隔壁房间里有扇窗户没有关上，这布满纤细血管的皮肤上面就立刻激起一阵寒噤。有扇房门砰地一下关上，他的神经就猛地一震，激起锥心的痛苦。要是飘来一股臭味，他就马上头晕。一个女人走到跟前，他就六神无主，心惊胆战；或者因为恐惧，反过来变得粗鲁不堪或者做出有伤风化的动作。这种肉体与神经的混合真叫人难以理解！干吗长这么多肉，长这么多肥肉，挺这么大个肚子；干吗这粗壮的马车夫一样的骨头架子缠绕着蛛丝般细密、脆弱的感情；干吗要给这样粗蠢、不讨人喜欢、笨重的身体配上一个这样繁复过敏的灵魂？
司汤达
司汤达
司汤达扭头离开镜子。这个外表已无法挽回，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知道这点。即使让魔术大师充当裁缝，在他的背心下面添加一件紧身马甲，把他沉重下垂的肚子巧妙地往上一挤，给他用里昂的丝绸制作一条出色的齐膝裤子，遮住他可笑的短腿，也无济于事。染发液在他早已花白的鬓角上，把一道富有男子气概的浓眉染黑，这也无济于事。一顶时髦的假发遮住他业已光秃的头顶，再加上绣着金线的公使礼服和精致修饰过的微微发光的指甲，这一切全都无济于事。这些巧妙的手段和修饰，只能对他稍加拾掇，掩饰了他身上的肥肉和一身的衰败。可是，在马路上没有一个女人会转过头来向他张望，没有一个女人会怀着狂喜的心情注视着他的眼睛，就像德·瑞纳夫人[6]凝视她的于连，或者德·夏斯德莱夫人[7]凝视她的吕西安·娄凡一样。没有，她们从来也没有注意到他，即使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少尉时，她们都没注意他，更何况现在，他的灵魂已陷在厚重的油脂里，年龄已使他额上布满皱纹。完了，一切全都玩完了！凭着这样一张脸不可能在女人那里鸿运高照，此外别无其他幸运！
于是只剩一途：放聪明点儿，变得机智灵活，在精神上吸引人，显得有趣，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脸上引到内心，通过出人意表的言谈举止来使人目眩神迷，蒙蔽人们。天才可以弥补美貌的缺失。必要时，机灵巧妙可以取代相貌美丽。既然相貌这样不讨人喜欢，无法从审美的角度来打动女人的感官，那就只好凭聪明才智来吸引女人。于是在多愁善感的女人那里就装出一副抑郁忧伤的模样，在轻浮佻达的女人那里就摆出玩世不恭的神气，有时候就要反过来，永远提高警惕，永远俏皮风趣。博得一个女人的欢心，你就能得到她。聪明地抓住女人的每一个弱点，即使自己冷静异常，也要装出感情炽烈。倘若自己欲火中烧，也要装得冷若冰霜。用情绪变幻来使女人目瞪口呆，使出各种花招使女人晕头转向。永远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尤其不要错过任何机会，要百折不挠，不怕失败。因为有时候女人会忘记一个男人的脸，在稀奇古怪的仲夏夜里，不是连蒂泰妮娅[8]也会亲吻一个驴头吗？
司汤达戴上了时髦的帽子，拿起黄色的手套，在镜子里试着摆出一副冷漠的、嘲讽的微笑。是啊，今天晚上他就带着这副神气去出席德·T.夫人的晚会，冷嘲热讽，玩世不恭，轻浮佻达，冷如山岩：得使人惊讶，引起人们的兴趣，使人神魂颠倒，让话语像一张闪闪发光的面具，套在令人憎恶的这张脸上。只有一上来就使人目瞪口呆，一下子就引人注意，这是最妙的绝招，在大声喧哗后面隐藏着内心的胆小怯懦。在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想出了一个声音响亮的进入沙龙的场景：他要仆人今天在沙龙里通报，他是商人凯撒·邦贝先生，然后他才走进沙龙，佯装一个健谈已极、大声讲诉的羊毛商人，不容任何人插嘴说话，把他那虚构的生意说得花里胡哨、放肆大胆、冗长不堪，直到那些哈哈大笑、好奇心切的人全都一股脑儿地为他征服，妇女们都习惯于他这张面孔。然后再像放烟火似的，说上一通趣事逸闻，内容刺激，趣味盎然，说得妇女们的感官全都轻松活跃起来，然后找个阴暗的角落，有助于把他肥胖的身躯遮掩一二，再喝上几杯潘趣酒：说不定，说不定，到午夜时分女人们还会觉得他颇为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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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是法文。
[2] 奥古斯丁·费龙（1841—1916），法国作家。
[3] 查理·蒙色莱（1825—1888），法国作家、抒情诗人。
[4] 原文是意大利文。
[5] 原文是法文。
[6] 德·瑞纳夫人，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女主角。
[7] 德·夏斯德莱夫人，小说《吕西安·娄凡》的女主人公。
[8] 蒂泰妮娅，莎士比亚剧本《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可怜的织工波顿被小精灵帕克恶作剧变成驴头人身，仙后醒来钟情于他，对他狂吻不止。
影片中他的一生
1799年，从格雷诺布勒驰往巴黎的邮车停在奈姆尔换马。人们三五成群，激动万分，到处张贴着海报、报纸：年轻的波拿巴将军昨天在巴黎给共和国致命一击，把国民议会一脚踢开，任命自己为第一执政。所有的旅行者都七嘴八舌地进行热烈的讨论，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肩膀宽宽的，面颊红红的，对此很少表示关注。共和国或者督政府关他什么事，他前往巴黎，表面上是上综合工科学校去学习，实际上是为了逃离外省，去巴黎闯荡一番，巴黎，巴黎！这个名字的宏大外壳将渐渐充满五彩缤纷的梦幻洪流。巴黎，就意味着奢侈、时髦、兴高采烈、摆脱乡气、自由自在，尤其意味着女人，许许多多的女人。不知哪一个年轻美貌、娇嫩时髦的女人（就像他在格雷诺布勒胆怯地躲在远处暗恋的那个女演员维克多里娜·加布里），他会突然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与之邂逅，他会扑向那些撒欢狂奔的马匹，从摔得粉碎的马车里把那女人拯救出来。他梦想着为这女人做出什么英雄业绩，这个女人将成为他的情妇。
邮车颠簸着继续向前，无情地碾碎了这个少年过早的梦幻。少年刚向四外风景瞥上一眼，还没来得及和他的同行者说句话，邮车已经在关口的栏木前停下。车轮从凹凸不平的大街上隆隆滚过，一直驰进狭窄、肮脏、高耸的房子堆里，到处蒸腾着变味了的食物和汗水淋漓的贫穷寒酸的怪味。这个大失所望的少年看到他的梦中王国，一脸惊愕。这么说，这就是巴黎，这不是别的，就是巴黎？以后他得一而再地重复这句话：在第一次战斗之后，在法兰西大军越过圣·伯纳德山口之际，在第一次销魂荡魄的热恋之夜以后，他都会重复这句话。经历了这样感情奔放的幻梦之后，现实和这种漫无节制的浪漫渴求相比，就显得淡而无味。
人家在圣-多米尼克大街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饭店前面让他下车。于是这个小亨利·贝尔就在这家饭店六层楼的一间阁楼上住了几个星期。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这可真是酝酿愤怒忧伤最好的场所。他看也不看他的数学课本，一连几个小时在马路上溜溜达达，盯着女人瞎看：看她们穿着新罗马式袒胸露背的时装显得分外迷人，看她们如何殷勤热情地和她们的追求者取笑逗乐，寻寻开心，如何善于发笑，既诱人又轻佻；但是小亨利·贝尔不敢接近任何一个女人，这个举止笨拙的傻小子穿着乡下人的绿色外套，实在谈不上时髦，更不敢放肆大胆。他甚至都不敢走近那些徜徉在路灯底下卖笑卖春的姑娘，对那些更加大胆的同伴，他嫉妒得咬牙切齿。他没有朋友，没有社交，也没有工作；他闷闷不乐地白日做梦，期待着碰到浪漫的艳遇，走在肮脏的马路上，神不守舍，心不在焉，有时候差点被马车撞倒。
最后终于沮丧已极，渴望着和人交谈，渴求温暖和信任，他于是去拜访他富有的亲戚达吕一家[1]。他们对他都很亲切，邀请他来做客，把他带进他们的豪宅，但是——他们都出身于外省；这对亨利·贝尔而言可是原罪！他无法原谅他们！他们过着市民阶级的生活，家资万贯，肥肥胖胖，而他自己则囊中羞涩，这使他非常生气。他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用餐，摆出一副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笨手笨脚的样子，俨然是个秘密的仇敌。他渴求柔情蜜意的强烈愿望隐藏在紧绷着的脸庞后面，神情冷嘲热讽，犟头倔脑。达吕家的长辈大概暗自断言，他是个令人不悦忘恩负义的浑小子。直到深夜，这家的英雄彼耶尔·达吕（日后的伯爵），权力无限的波拿巴的左膀右臂，精疲力尽地从国防部回到家里，疲惫不堪，沉默寡言。要是按照他内心的倾向，这位赳赳武夫宁可做这个小诗人的同行（因为这个少年不爱说话，把自己包得很紧，达吕把他当作一个笨头笨脑的傻瓜，尤其把他看作蠢驴一样地不学无术）；因为达吕在闲暇时翻译霍拉兹的诗，写哲学论文，要是日后脱下军装，他将要撰写一部威尼斯的历史。现在他待在波拿巴身边，有更加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他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夜以继日地在参谋总部的密室里制定计划，进行计算，起草信件，谁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恰好因为这个缘故，小亨利恨他恨得要命，因为达吕要帮他前进，而他不愿意前进，只愿意自己待着。
可是有一天，彼耶尔·达吕把这个懒骨头叫来，要他立即和他一起赶到国防部去，他给这个小伙子谋个职位。在达吕的教鞭威胁之下，这个肥胖的小亨利得从早上十点到夜里一点起草信函，没完没了的信函、短评和报告，直写得手指都几乎写断。他还不明白这样疯写个没完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不久全世界将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浑然不觉地参与了意大利远征，这场征战始于马伦哥[2]，终于一个帝国的建立；最后《箴言报》[3]说明了这个秘密：已经宣战。小亨利这下舒了一大口气，感谢上帝！现在这个折磨人的家伙达吕得开赴前线，到总司令部去，这漫无止境的写信苦役也就此过去了，他松了一大口气；宁可上前线打仗，也不愿继续干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那就是他深恶痛绝的两件事：干活和无聊。
1800年，5月。波拿巴的意大利大军的后勤部队。
几位骑兵军官把他们的坐骑赶到一起，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他们军帽上的羽毛都颤抖不已。眼前是个滑稽透顶的景象：在一匹倔强的烈马上骑着一个短腿少年，半像平民，半像军人，他像一只猴子似的紧紧抓住那匹马，和这匹犟头倔脑的烈马拼命格斗，而那匹烈马却一心要把这个外行骑手掀翻在地。少年身上的一把沉重的佩剑斜挂在肚子上，不停地摇晃着，一个劲地拍打马儿的屁股，刺激得那可怜的骏马痒得不行，最后终于奋起蹄子，并非故意地狂奔起来，把那可悲的骑士硬生生地摔在阡陌和沟壑之间。
军官们乐得好不开心。最后布莱尔维耶上尉终于出于同情，命令他的勤务兵：“骑过去，帮帮这个愣头青！”勤务兵驱马冲了过去，给那匹陌生的烈马抽上几鞭，直到它站住为止，然后抓住马的缰绳，把那个新手带来。少年一脸通红，又怒又羞。他情绪激动地询问上尉：“您打算把我怎么样？”这位老在幻想的少年已经梦想着要蹲禁闭或者要进行决斗，可是上尉心里只想开开玩笑。他听说这个少年是有权有势的达吕将军的表弟，态度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建议当他的伙伴，询问这位十分可疑的新兵，迄今为止都在干些什么。亨利脸涨得通红：总不能向这些不通文艺的俗人坦承，他在日内瓦眼泪汪汪地站在让-雅克·卢梭出生的那幢房子前面。所以他就摆出态度果断、放肆大胆的神气，十分拙劣地扮演无畏的勇士，让大家看了都乐不可支。军官们首先很友好地教他崇高的艺术，骑马时得把缰绳正确无误地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佩刀得直直地挂在身体的左侧，另外还告诉他一些军旅生涯中的秘密。亨利·贝尔立刻觉得自己已是一名军人，一位英雄。
他感到自己是位英雄，或者至少他不允许别人怀疑他的勇气。他宁可咬掉舌头，也不提出一个不得体的问题，或者吐出一声惊恐的叹息。在那次举世闻名的攀越圣·伯纳德山口的壮举之后，他就懒洋洋地骑在马鞍上，几乎十分轻蔑地向上尉提出他那永恒的问题：“这难道就是一切？”在巴尔德要塞听到几门大炮轰鸣，他又一次不胜惊讶地问道：“这难道就是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是嗅到了火药的气味，于是失去了人生的某种处女贞操，他更加焦躁不耐地用刺马针刺激他的坐骑，迅速下山，到意大利去。这下他将失去另一种处女贞操，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奇遇之后，他将扑向无限的爱情的奇遇。
1801年，米兰。东方大门前的林荫大道。
战争把彼埃蒙特的妇女从她们的禁锢之中唤醒。自从法国人进入境内，她们每天乘坐低矮的豪华马车，在湛蓝色的天空下沿着闪闪发光的大街疾驰，中途停顿，和她们的情人们或者她们的清客，游伴聊天，相当乐意地冲着那些放肆的年轻军官的眼睛微笑，摆弄着扇子和鲜花意味深长地示意。
一个十七岁的下级军官挤在狭窄的阴影里，带着渴求的目光看着这些时髦的女人。不错，亨利·贝尔一次仗也没有打过，就突然之间变成第六龙骑兵中的军曹。作为有权有势的达吕将军的表弟，他得到各种提携。在他的额上，法兰西龙骑兵的黑色马鬃顶饰在锃亮的头盔上飘拂摆动。在他白色的骑兵大氅后面，硕大的佩刀铿锵作响。在他马靴翻转的靴筒上刺马针发出声响——果然前天的那个肥肥胖胖的小个子少年，如今看上去一副军人气概，令人望而生畏。
其实他本不该在这林荫道上闲逛，每天戴着沉重的佩剑，步履铿锵地踏遍铺着石子的道路，万般渴慕地盯着女人直瞧，而是该回到他的连队，帮着把奥地利人赶到明契阿[4]河对岸。但是年方十七，他就不喜欢粗俗的事情，他业已发现，“挥舞佩刀四下砍杀，只需要极少的聪明才智”。既然身为伟大的达吕将军的表弟，他就宁可待在光鲜亮丽的后方米兰，也不去从事那些粗野的丘八干的勾当。因为在野外露营没法召来这么美丽的女人，尤其没有斯卡拉[5]大剧院，那天国般的斯卡拉上演着奇玛罗萨[6]的歌剧，有高雅的歌唱家们吟唱。就在那里，而不是在上意大利沼泽地的某个帐篷里，亨利·贝尔设下了他自己的大本营。晚上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斯卡拉，剧院的五层包厢渐渐地亮起灯光，女士们走了进去，穿得比半裸还少，在薄薄的绸衫下面，身穿各色闪光军服的军官们向着女士们白皙耀眼的肩膀俯下身去。唉，这些意大利女人真是美艳绝伦，她们欣喜万状，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地充分享受着波拿巴把五万名年轻小伙子带到意大利来，使得米兰的丈夫们痛苦不堪，也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但是万分可惜，这些意大利女人竟没有一个在这五万小伙子当中选中格雷诺布勒的亨利·贝尔。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微微有点发胖的绸布商的女儿，乐意在客人面前袒露她白皙的丰乳，在军官们的八字胡上让她的樱唇取暖，她又怎么会知道这个脑袋圆滚滚，长着一双晶光闪闪、眯得细细的黑眼睛的小伙子——她开玩笑似的有点漠不关心地给他起的绰号是Cinese（中国人）——竟然会钟情于她，白天黑夜都把她，这个并非铁石心肠的女人，当作一个难以企及的梦中偶像一样崇拜，而她，这个胖乎乎的市民新娘，通过他那浪漫的爱情将得以永垂不朽？当然，他每晚都跑来和其他军官一起玩法老牌，默默无言怯生生地坐在一个犄角里，比埃特拉格鲁阿和他搭讪，他就脸色苍白。那么他是不是握过这意大利女人的手，轻轻地用自己的膝盖去碰那女人的膝盖，或者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或者在她身边悄声说过一句我很高兴[7]？胸脯丰满的安琪拉早已习惯于法国龙骑兵军官其他露骨的示爱动作，压根儿就没有注意这个小个子下级军官，于是这个举止笨拙的小伙子就没能得到她的恩宠，丝毫没有预感到安琪拉是多么心甘情愿、多么乐意把她的爱情分给每一个贪得无厌的男子。因为尽管亨利·贝尔身佩粗大的佩刀，脚踏靴筒翻转的马靴，他依然和在巴黎时一样腼腆羞怯。这位畏畏缩缩的唐璜还依然是个处男。每天晚上他都下定决心，冒险发起一次大型的冲锋，他在笔记本里仔仔细细地记下了年长的同伴们取得的教训，如何使用武力攻克了一个女人的贞操，可是，等他走到心爱的天仙般的安琪拉身边，这位理论上的卡萨诺瓦立刻惊慌失措，目眩神迷，面红耳赤，活像一个少女。为了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决定牺牲掉他的处男贞操。不知是哪一个米兰的职业卖春女子（他后来在笔记里写道“我全然忘记她是谁，相貌如何”）献身给他，作为这次献礼的祭坛。可惜这个女人对他处男的祭品献上的却是一种更加低下的礼物。据说波旁王朝陆军统帅麾下的将士将一种疾病带到意大利，这种病从此就叫做“法兰西病”[8]。这位卖春女就把这种“法兰西病”还给了这个法兰西人。于是这位寻求爱神维纳斯柔和服务的战神的仆人，还为严厉的商神墨丘利作出几年牺牲。
1803年，巴黎。又住在六层楼的那间阁楼里，又身着便衣。佩刀不见了，刺马针和线状饰带、中尉的委任状都给扔到犄角里去。士兵游戏他已经受够，简直够到快吐的地步，——这些事情，我厌烦死了。那些傻瓜们正想苛求他在肮脏的村子里严肃执行军务，好好洗刷马匹，服从上级命令，亨利·贝尔已经拔腿就跑。不，服从命令可不是这个固执己见的小伙子爱干的事。他的最高的幸福，乃是“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也不做任何人的部下”。于是他就给部长写了一封短短的辞职信，同时又给他无比吝啬的父亲写了封信，要父亲从口袋里掏点钱出来。亨利在他写的好几本书里对父亲百般诬蔑（而这位父亲也许爱他的儿子，就像那位儿子爱女人一样地笨拙，一样地不善表露）。亨利在他的笔记中总是带着嘲笑的口吻称之为“father”，杂种，这个“父亲”“杂种”却果真每个月给他汇款。当然数目不大，但是够他做一身蛮不错的西装，买几条很有气派的领带和一些白纸，可以在上面撰写喜剧。因为亨利·贝尔又重新下定决心：不再想上大学去学数学，而是当个戏剧诗人。
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常到法兰西喜剧院去，向高乃伊[9]和莫里哀[10]学习。其次便是取得经验，这对一位未来的戏剧家至关重要：必须赢得有关女人的知识，必须去爱、被爱；必须找到一个美丽的灵魂，一个多情的灵魂。于是他就向娇小玲珑的阿黛勒·蕾布斐大献殷勤，享受不幸情郎的浪漫喜悦达到极致；幸亏她那身材丰满的母亲（就像他在日记本里记载的），每周以世俗的方式安慰他几次。这很有趣，也极有教益。但是不论怎么说吧，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爱情，不是让人神魂颠倒的伟大的爱情。于是他一个劲地寻找崇高的偶像。最后法兰西喜剧院的一名娇小的女演员卢阿松控制住了他的始终灼热沸腾的激情，容忍他表达的敬意，起先并没有允许他得到更多东西。但是亨利一向最爱的乃是一个女人拒绝委身于他，因为他爱的只是无法企及的东西，不久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完全置身于爱情的烈焰之中。
1803年，马赛。出人意表的转变，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这的的确确是亨利·贝尔吗？拿破仑大军的前少尉，巴黎的花花公子，昨天还算是个诗人？这的的确确是他吗？在缪尼埃食品杂货公司经营批发零售的狭窄的底层，那个系着黑色围裙的伙计，真的是他吗？那个在马赛码头左边那条龌里龌龊的胡同里，在这个到处散发出浓重的油料和无花果气味的有穹顶的地窖里，坐在高脚写字架后的那个人真的是他吗？那个昨天还用韵文表达庄严崇高感情的精微细致的灵魂，今天真的就在零售葡萄干和咖啡、白糖和面粉，向顾客们写催款信，在税务局里和官员们讨价还价？一点不错，就是那个脑袋圆滚滚的小伙子，那个倔强的家伙。特里斯坦不是化装成乞丐，为了接近他心爱的伊索尔德[11]？公主们不是穿上侍童的服装，只是为了参加十字军东征，追随她们心爱的骑士？而他，亨利·贝尔却完成了更具英雄气概的壮举，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伙计、面包师的助手、商店的学徒，就是为了陪伴他的卢阿松来到马赛，卢阿松受聘在当地的剧院演出。亨利·贝尔晚上能到剧院里去接一位女演员，把她当作情人带到床上，那么白天手上沾满了白糖和面粉，又算得了什么？
美妙无比的时光，美妙无比的理想实现！但可惜对于一位浪漫主义者最危险的，莫过于过分接近他的理想。人们发现，马赛这座梦寐以求的南国城市，在南方人嘈杂喧闹的手势话语声中，和格雷诺布勒一样土里土气，这里的街道也和巴黎一样，臭气冲天，肮脏不堪。即使和他心爱的仙女共同生活，也会大失所望地发现，这个仙女虽说还依然貌若天仙，可是蠢得要命，亨利·贝尔开始厌倦起来。最后有一天，仙女被剧院解雇，像朵云彩似的飘向巴黎，不见踪影，他甚至感到心花怒放：他终于治愈了一个幻想，明天可以不辞辛苦地去寻觅下一个幻想。
1806年，布劳恩什魏格。再次改换戏装。
重新穿上军装，但是不再是作为下级军官去服粗鲁的兵役，这只能获得随军女贩和缝衣女郎的尊重。现在却是法兰西大军的副督察。督察先生亨利·贝尔先生和封·施特罗姆贝克先生或者和另外哪一位布劳恩什魏格社交界的著名代表走过大街，德国士绅名流全都刷的一下子毕恭毕敬地脱帽致敬。可是等一等，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亨利·贝尔。请允许我们小小地更正一下：自从他在德国身居这样显要的位置，他的签名就是：亨利·封[12]·贝尔先生，“Henri de Beyle”。虽然拿破仑并没有授予他贵族称号，连一个小小的荣誉团十字勋章或者其他什么别在纽扣里的装饰品也没有给他，但是亨利·贝尔善于观察，目光灵敏。他发现，好样的德国人对于头衔趋之若鹜，就像飞蛾扑火；在贵族社会里，各式各样相貌妍丽、模样诱人的金发佳丽引诱着你婆娑起舞，你总不愿意作为一个平庸的市民在那里出现吧：在华丽阔气的军装上面变戏法似的再加上这两个字母就能给你头上加上一道特别的光轮。
分给亨利·贝尔先生去处理的其实是些难办的使命。他得在狂征暴敛过的地区再搜刮七百万战争税款，维持秩序，加以组织；这一切他显然单凭一只左手就干得十分灵巧，十分迅速，他空出右手打打弹子，试试猎枪，去做一些更加富有柔情的娱乐。因为在德国也美女如云讨人喜欢。他可以向一位金发碧眼的贵族小姐，倾吐他那柏拉图式的爱情需求，而他的一个朋友的乐于助人的女友则减轻他那更加粗俗的爱情需求，在夜里给他安慰。她的芳名是克纳伯尔胡伯尔。就这样亨利又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他毫无妒意地眼看着元帅和将军们在奥斯特里茨[13]和耶拿[14]的烈日暴晒下烹煮汤水，而他自己则安安静静地坐在战争的阴影之中，读读书，让人给他翻译德文诗歌，自己又撰写优美的书信给他妹妹宝琳娜，越来越有意识地、越来越出色地使自己发展成一位生活艺术家，在各个战场上都是一个迟到的旅行者，在各种艺术门类都是一个才智卓绝的半吊子。他越认识这个世界，越学会清晰地观察这个世界，他就觉得越发自由，越发靠近自己。
1809年，维也纳。5月31日，苏格兰人教堂一片阴暗，空了一半，沉浸在晓雾之中。
在第一排，跪着几个身材瘦小年迈的老爷爷老婆婆，身穿可怜巴巴的黑色丧服：是善良的海顿老爹[15]来自罗劳的亲戚。法兰西的燃烧弹突然飞落他心爱的维也纳，把这位风烛残年、颤颤巍巍的老人活活吓死：为国歌谱曲的人民作曲家死得富有爱国情怀，他结结巴巴地说出这样几个字：“上帝保佑弗朗茨皇帝[16]！”人们不得不把他孩子一样轻的遗体在挺进京城的法兰西大军人马杂沓的混乱之中，从郊区贡本多尔夫极为匆忙仓促地搬到墓地里。现在维也纳的音乐家们事后为他们的大师，在苏格兰人教堂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思弥撒。有一大帮人壮着胆子，从被占领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为了对海顿老爹表示敬意；也许在他们当中也站着那个短腿的怪人，长着一头蓬乱狮子头发的梵·贝多芬先生；有个来自里希滕塔尔的十二岁男孩，名叫弗朗茨·舒伯特的也在那上面男童合唱队里唱歌。但是现在谁也不注意别人，因为突然之间，显然有个法国高级军官，身着全副军装走进教堂，陪伴他的是另外一个身穿科学院绣花礼服的先生。大家不由自主地都大吃一惊：难道法兰西侵略者到末了还想禁止人们在这里，向善良温和的海顿老爹表示最后的敬意吗？不是如此，完全不是如此：封·贝尔先生，法兰西大军的军事法庭庭长，完全是私人探访。他在宿营地的什么地方听说，在这次隆重的典礼上将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为了谛听莫扎特或者奇玛罗萨的曲子，这位可疑的赳赳武夫不惜骑马奔驰一百里路程，因为对他而言，他心爱的这些大师们的四十拍乐曲胜过一场陈尸四万、壮观惨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鏖战。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教堂里排列的座位，倾听此刻缓缓奏响的音乐。奇怪的是，《安魂曲》并不使他感到悦耳。他觉得这曲子“过于喧闹”，这不是“他心目中的”莫扎特，那像羽翼一样轻盈、无忧无虑的莫扎特；每当艺术超越了那清亮歌咏的界限，大胆地升腾，超过人的嗓音，进入永恒的元素，更加狂野、更加无拘无束的境地，他就觉得这艺术殊为陌生。就是晚上在凯恩特纳门[17]剧院上演的《唐璜》[18]，他也要缓缓地过一阵子才理解，倘若和他待在同一屋里的邻人，路特维希·梵·贝多芬先生（司汤达对他还一无所知）让自己秉性中的北风之神向他狂呼怒号，司汤达碰到这神圣的混乱音响，一定会和他身在魏玛的伟大诗人兄长，封·歌德先生一样大吃一惊。
弥撒结束。亨利·贝尔脸色开朗地走出教堂，军装锃亮，情绪高涨，目空一切，沿着格拉本大街信步徜徉。他觉得这座美丽清洁的城市维也纳和它的居民真叫人着迷，他们制作优美悦耳的音乐，并不因此变得如此生硬、如此喜欢冥思苦想，就像远在北国的另外一些德国人那样。照理他现在应该回去办公，去操办法兰西大军的粮秣事项，但是他觉得这事并非头等重要。达吕表哥像个工作狂似的废寝忘食地工作，拿破仑眼看就要赢得胜利——感谢上帝，创造了这样一批喜欢干活的怪物：靠着他们，日子可以过得很好。贝尔表弟从青年时代起就精通忘恩负义的魔鬼艺术，于是他便宁可选择更加舒适的职务，在维也纳安慰达吕夫人，排解她因为丈夫的工作狂而引起的烦恼。报答一个恩人，还有什么比用感情和柔情仁慈地对待他的妻子更好的法子呢？贝尔和达吕的妻子一起骑马出游，前往普拉特尔公园，在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的贵族别墅的亭榭里，发生了多少亲密的事件。他们一起观赏画廊、珍宝库和贵族家美丽的乡间府邸，乘坐弹簧极佳的四轮轻便马车一阵疾驰，直到匈牙利，与此同时，士兵们在瓦格拉姆互相厮杀，打得脑袋开花，正直的丈夫达吕写得汗流浃背。下午属于爱情，晚上属于凯恩特纳门剧院，最好能欣赏莫扎特的作品，永远有音乐可听——渐渐地这位身穿督察制服的奇人理解到，对他而言，人生的一切意义和甜蜜都存在于艺术之中。
1810年至1812年，巴黎。帝国的繁荣昌盛年代。
日子越过越美妙。他有钱，没有职位，——上帝也知道，他没有功勋！——多亏柔软的女人的小手，他变成了国务咨询会议的成员和皇家家具总管。幸亏拿破仑从不认真需要国务咨询会议的任何忠告，他们有大量时间可以散步——不，是驱车出游！因为突然之间得到大笔薪俸，钱包塞得鼓鼓的，亨利·贝尔现在亲自驾驭他自己的漆得耀眼生辉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在德·福伊咖啡馆用餐，让首席裁缝给他制衣，和他的表嫂私通，另外又包养一个名叫伯赖特尔的舞女（这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多么奇怪，到三十岁反倒比二十岁时得到更多女人的青睐，多么难以解释。你越装得冷漠，女人反而越发激情似火；现在，巴黎也慢慢地让他喜欢起来，而他还是个穷大学生时，觉得巴黎如此丑陋不堪；真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最美妙的是，他现在有钱，有时间，甚至有那么多时间，为了消遣，其实只是为了回忆他心爱的意大利，他撰写一本《绘画史》。唉，撰写艺术史的著作，实在是个愉快已极的消遣，不承担任何义务，尤其是像亨利·贝尔那样舒服的做法，全书的四分之三干脆抄自其他书籍，只有剩下的那部分松松散散地用趣事逸闻、笑话噱头来填满：可是仅仅作为享受者来接近精神的产品，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亨利·贝尔心想，也许说不定，等他老了，他可以写些书，用回忆录来捕捉失去的岁月和往昔的女人。但是何必现在就动手：现在生活还过于丰富，过于充实，过于美好，不必在书桌前蹉跎光阴！
1812年至1813年，小小的干扰：拿破仑又发动战争，这一次远在千里之外。但是俄罗斯，这个具有冒险色彩的国度，引诱这位永远好奇心切的旅行者出游：能够亲眼看见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人，这是绝无仅有的良好机会，而且是国家出钱，让他溜到东方去逛一趟，不言而喻，是和后勤部队待在一起，既舒服惬意，又没有危险，就和当年远征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那样。果不其然，他拿到玛丽·路易丝[19]的一个大皮夹，满载着给她伟大夫君的信札。贝尔庄严隆重地受到委托，乘坐加快马车和铺了皮毯的雪橇，把这秘密邮件一直送到莫斯科。贝尔凭经验得知，在近处观看战争，他总觉得无聊已极，所以他自己私下带了一些东西，供他个人消遣，用绿色摩洛哥羊皮装订的十二卷《绘画史》草稿的抄件，和他动笔写了几年的一出喜剧；在什么地方给自己干点私活比在大本营更好呢？说到底，塔尔玛[20]也会到莫斯科来，还有大歌剧院，他在这儿不会感到过于无聊的。再说了，还可以换换新鲜口味，有波兰女人、俄罗斯女人……
贝尔一路上只有在上演戏剧的地方，才停止前进：即使在战争中，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能缺少音乐。在任何地方，艺术都必须是他的女伴。可是在俄罗斯，有一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好戏在等待着他。莫斯科变成一座熊熊燃烧的世界都城，那副火光烛天的景象，自尼禄王[21]以来，没有一位诗人看见过比这更加壮丽辉煌的景色。只不过亨利·贝尔碰到这样慷慨激昂的契机，并没有撰写颂歌，他的书信也很少传播这一令人不快的事件。对于这位感觉细腻的享乐者来说，世界上军事的混战一场已经不再像十个节拍的音乐，或者一本聪明的书籍那样重要：心灵的颤动比波罗金诺[22]的火炮更使他感到震撼。他觉得他自己一生的历史比其他的历史更有意义，因此他在这场冲天烈火中只捞出一本装帧得很好的伏尔泰的文集，打算把此书带走：作为莫斯科的纪念品。但是这一次，战争也以它冰冻的双腿给这位躲在后勤部队里耽于空想的亨利·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在别列津纳河[23]河畔，军事法庭庭长还有时间干干净净地刮了次脸（在整个军队里只有他这位独一无二的军官，还想着干这档子事），接着可就手忙脚乱地越过咯吱咯吱直响的行将断裂的大桥，不然可就有送命之虞。他的日记本、《绘画史》、美丽的《伏尔泰文集》，他的马匹、皮大氅和旅行袋全都落到哥萨克的手中。只是穿着一身褴褛的衣裳，浑身稀脏，受到追赶，皮肤冻裂，他才逃到普鲁士。他第一时间又是奔到歌剧院：就像别人首先洗澡，他却冲到音乐之中，使自己心旷神怡。所以对于亨利·贝尔而言，远征俄罗斯，大军遭到歼灭，仅仅只意味着两个夜场演出之间的一场插曲而已。回程时在科尼斯堡听《克莱门齐娅·蒂·提托》[24]，而在出发上前线时，在德累斯顿听《秘密婚姻》[25]。
1814年至1821年，米兰。又身着便服，亨利·贝尔受够了战争，终于受够了战争。从近处看，一场战役和另一场战役一模一样，每场战役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一无所有”。所有的任务和职务，爱国志士和屠杀，文件和军官，他都受够了。让拿破仑“皇冠梦”发作，战争狂发作，再一次征服法兰西：好，就让他干吧，但是从此别指望得到军事法庭庭长贝尔的援助。贝尔现在别无所求，只求不对别人发号施令，也不服从别人，他不贪求别的，只求得到最自然不过的东西，可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终于，终于能过他自己的生活。
早在三年前，在习以为常的两次拿破仑战争之间，贝尔口袋里揣着两千法郎，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就像个孩子，驱车疾驰到意大利去度假：这时他对自己青年时代所怀有的思乡症已经开始，这种思乡症随着贝尔年龄增长，直到他的临终时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他的青春便叫做意大利：意大利和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他作为小小的下级军官曾经怯生生地暗恋过她，等到马车越过古老的山间隘口向下疾驰，他一下子控制不住，不得不又想起这个女郎。晚上抵达米兰，迅速洗去征尘，另换衣裳，赶到他心灵的故乡，斯卡拉剧院去听音乐。的确像他自己说的：“音乐唤醒爱情。”
第二天一早他就匆匆前去探望安琪拉，让人通报；安琪拉出现在他面前，依然还靓丽美艳，她客客气气地向贝尔表示欢迎，但是神情十分陌生。他自我介绍：亨利·贝尔。这个名字不起任何作用。于是贝尔开始回忆，提到约安维勒和其他伙伴，终于，他千百次梦见的这张心爱的脸庞，绽放出灿烂的微笑。啊，啊，您就是那个中国人。[26]——这个嘲讽性的绰号是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对她的这位浪漫的情郎还知道的一切。当然，现在亨利·贝尔已经不是十七岁，不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他放肆而贪婪地承认他当年和今天对安琪拉的激情。安琪拉不胜惊讶地叫道：“唉呀，为什么您当时不告诉我这事？”那她当时一定乐于满足贝尔小小的要求，这对一个慷慨成性的女人所费无几，幸亏现在还有时间，不久，这位浪漫主义者让人在他裤子的背带上绣上了他赢得那一次征服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的爱情胜利的日期，当然，晚了十一年，在9月21日，中午十一点半。
紧接着，他们又十万火急地再一次把他召回巴黎。1814年，再一次，最后一次，为了这位科西嘉的战争狂人管理外省，保卫祖国。但是所幸的是——是啊，幸亏打仗终于结束，虽说是以一次失败告终，这个糟糕的法国人亨利·贝尔高兴得要死——三位皇帝[27]进入巴黎。现在他终于可以最终前往意大利，永远摆脱任何职务和祖国。美妙无比的岁月，可以完全献身于音乐、女人、谈话、写作和艺术。和情人们共度的岁月，当然是和那些把他欺骗得很惨的情人，就像过于慷慨的安琪拉，或者出于贞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情人，譬如那美丽的玛蒂尔德。但是在这些年里，他越来越感觉到、认识到他的自我，每天晚上在斯卡拉大剧院，灵魂在音乐中重新沐浴，得到净化，有时候享受到和当代最高贵的诗人拜伦[28]爵士的一次谈话，可以把从那不勒斯到拉万纳，全国所有的美景，把精通艺术的学者们所有的财富都汇集到自己心里。不屈从于任何人，不妨碍任何人的路，是自己的主人，不久是他自己的首领：无与伦比的自由岁月！自由万岁！[29]
1821年，巴黎。自由万岁？在意大利谈论自由已经不再有什么好处。奥地利的老爷们和官府们听见“自由”二字就火冒三丈。也别写什么书，因为即使全是剽窃，就像《论海顿的信札》，或者全书的四分之三是从别的作家那里抄来的，例如《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佛罗伦斯、那不勒斯》，他也会不自觉地在书页之间撒上一些盐巴和胡椒面，刺激得奥地利的官方的鼻子奇痒难熬。不久，严酷的书报检察官瓦布鲁谢克（实在想不出更妙的姓名，可是上帝有知！他的确就叫这个名字），就会向维也纳的警察大臣赛德尔尼茨基报告，在书中发现“无数可以指责的地方”。这样一来，他这个持有自由思想、居无定所的人，便很容易有风险，被奥地利人当作一个烧炭党[30]人，被意大利人视为一个间谍——所以最好立即开溜，这样又失去一个幻想。再说，要想自由，还有一点十分必要，那就是要有钱。这个杂种老爸（贝尔很少给他父亲更客气的称号），现在最终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傻瓜，他居然连微不足道的一点年金也不留给他这个不孝的儿子。现在到哪儿去呢？在格雷诺布勒非窒息而死不可，自从波旁王室那些肥头胖耳的脑袋贴在银币上面以后，待在后勤部队里舒舒服服地驱车漫游的日子可惜一去不返。所以，还是回到巴黎，回到阁楼上。过去仅仅是消遣消遣，业余地信笔涂鸦，现在可要变成工作：写书，写书，撰写书籍。
1828年，巴黎。哲学家的夫人，德·特拉希夫人的沙龙。
午夜时分。蜡烛几乎已经燃尽。先生们在玩惠斯特牌。德·特拉希夫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沙发上和一位侯爵夫人及其女友聊天。但是她并没有全神贯注地进行谈话，她一再心情不安地竖起耳朵。从后面，另一个房间里，在壁炉旁边，传来各式各样可疑的声响，女人的尖声大笑，一位先生怪声怪气的洪亮的笑声，然后又夹杂着生气的叫喊——别说了，太过分了，接着又爆发出那阵奇怪的笑声，可是很快又停住。德·特拉希夫人烦躁起来，肯定又是那个极端讨厌的贝尔给女士们撒了胡椒面。平时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感觉细腻，另外又古里古怪，有些放肆，还讨人喜欢，可是净和女演员们厮混，尤其和那个意大利的帕斯塔夫人过从甚密，把他的举止风度全都毁了。她向两位夫人说声失陪，急急忙忙地踏着小碎步跑了出去，让大家维护体面。可不是，贝尔就站在那里，完全置身于壁炉的阴影里，大概为了遮住他发福的肚子，手里拿着一杯潘趣酒，光彩夺目地说出一些趣事逸闻，就是火枪手听了也会脸上发烧。女士们似乎都准备逃走，她们一边笑，一边抗议，可是被这出色的叙述者所吸引，一再好奇而又激动地站住身子。他看上去就像森林之神西伦一样，红红的脸，胖胖的，眼睛闪闪发光，性格温和，极度聪明；现在既然德·特拉希夫人走来，向他投来严峻的目光，他就慌忙住口。女士们利用这一良好的机会，哈哈大笑着全都拔腿就跑。
不久，烛火熄灭。仆人们擎着直流烛泪的枝形灯盏陪送客人走下楼梯；三四辆马车等待着，女士们和她们的丈夫登上了马车，贝尔独自一人留了下来，情绪恶劣。没有一位女士让他上车，也没有一个女士向他发出邀请。作为一个讲述趣事逸闻的人，他还是蛮不错的。除此之外，他在女士们那里已经什么也不是。居里阿尔伯爵夫人和他断绝往来，他又没钱像从前那样包养一个舞女，慢慢地就上了年纪，他心情恶劣地在十一月的冷雨中踯躅着，走向他在黎歇留大街的寓所；要是衣服弄脏了怎么办，裁缝那儿还没付账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反正，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是一去不复返了，其实真该做个自我了断。他没好气地爬上楼梯（他脖子短，现在有时候呼吸也很急促），一直爬到顶层，点燃了油灯，翻翻纸张和账单。结算真是可悲！财产全花光了，撰写的书籍毫无进账，这么些年《论爱情》一书只卖了二十七本。（昨天，出版商以玩世不恭的口气对他说：“大家真想称之为一本神圣的书，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去动它。”）这样，每天只剩下五法郎的年金，这点钱也许对于一个朝气蓬勃的帅小伙子并不算少，可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上了年纪的先生，他既爱女人，又爱自由，实在少得可怜。最好就此了断，亨利·贝尔抽出一张对开的白纸，在这忧郁哀伤的一个月里，他第四次立下遗嘱：“我作为遗嘱的签字人，把我在黎歇留大街71号寓所里所有的一切，全都遗赠给我的表弟罗曼·哥隆。我希望把我直接送进公墓，葬礼的费用不得超过三十法郎。”附言中还写道：“我请求罗曼·哥隆原谅我给他添的这一麻烦。我尤其要恳求他切勿因为这一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悲哀。”
“因为这一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如果人家第二天把朋友们请来，发现子弹不是留在军用手枪里，而是卡在脑壳的骨头里，他们就会明白，这谦虚慎重的措辞是怎么回事。可是所幸的是，亨利·贝尔今天感到疲乏，他想等一天再自杀。第二天朋友们来看他，使他情绪又欢快起来。有个朋友在房里转来转去，看见桌上有张对开的白纸，写着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唉，司汤达回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听了都兴奋不已，纷纷给情绪忧郁的司汤达打气。果然，他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于连》这个标题给划去了，代之以一个日后变得永垂不朽的标题：红与黑[31]。的确如此，从那天起，亨利·贝尔就此告终，另一个名字开始永久持续存在，叫作：司汤达。
1831年，契维塔维契亚。重新摇身一变。
一列炮舰庄严隆重地发出一声炮响，旌旗飘扬，表示敬意，这时一位身体肥胖的先生身穿富丽豪华的法国外交官的礼服，走下轮船。敬礼！——这位先生，身穿绣花的背心，金丝滚边的裤子，就是法国领事亨利·贝尔先生。又一次政权更迭把他扶上马鞍，就像从前是战争，现在是七月革命使他重新上台。一直充当自由主义者，不断地反对愚蠢的波旁王朝，这是值得的：多亏女人们一个劲地为他说情，他立即被任命为领事，派往他心爱的南国。原来是派到的里雅斯特去，可惜梅特涅[32]先生宣布，不希望这个写过令人讨厌的书籍的作者到那里去就职，拒绝给予签证。这样他就只好到契维塔维契亚去当领事，代表法国。这当然不如原来那样令人愉悦，但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在意大利，而且薪金是一万五千法郎。
因为不是马上就知道契维塔维契亚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我们就得为此感到羞愧吗？完全不必：在意大利所有的城市当中，这大概是最最寒碜不过的小巢了。一个烧烤得白热化的恶毒的锅炉，非洲的炎热在锅里烹煮着寒热，是古罗马帆船航行时代的一座狭窄的、因为泥沙淤塞逐渐停止航运的港口，一座贫瘠衰弱的城市，荒芜、无聊、空洞无物，“你在这里会因百无聊赖而死于非命”。这座流放地的中途停留站里，亨利·贝尔最喜欢的只有那条通往罗马的大道，因为它只有十七里长，亨利·贝尔立即下定决心要频繁地使用这条大道，超过他尊严的身份允许的程度。照理他应该工作，撰写报告，进行外交活动，待在他的岗位上，但是外交部的那批蠢驴根本不会阅读他的报告，那又何必在这批擅长久坐的艺术家们身上浪费脑子——不如把所有的公文都推到他的下属，那个无赖吕西马楚斯·卡夫唐里乌·塔维尔尼埃身上。这头凶恶的野兽恨他，可他还得给这无赖谋到一枚荣誉团勋章，以便这个无赖对他经常缺席绝口不提。因为即使在这里，亨利·贝尔也宁可对待他的职务别太认真。他觉得，对于一个诚实的利己主义者而言，欺骗这个国家实在是他荣誉的责任；这个国家竟然把一个诗人送到这样恶心的烂泥坑里来。的确，和聪明人一起在罗马观赏画廊，找出各种借口驱车前往巴黎，不是比待在这里肯定无疑地慢慢变成白痴更好吗？他总不能老是去光顾同一家古玩店去见布琪先生，老是和同样的一些单调乏味的半吊子贵族们闲聊胡扯吧？不行，那还不如自言自语呢。他从几座老图书馆买了一批编年史，挑出最精彩的几份，把它们写成中篇小说。他说自己已经五十岁，已经老了，可是内心依然年轻。是啊，这样做就对了：为了忘记时间，就回顾自己的往事。他正在描写的这个腼腆羞怯的男孩，在这个身躯肥胖的领事看来，显得如此遥远，竟使他觉得，是在“发现另一个人”。于是亨利·贝尔，也就是司汤达，描写他的青年时代，用密码书写，为了不让人家猜到这个H.B.，这个亨利·布吕拉究竟是谁，把一切都写进厚厚的本子里。在这自我返老还童的既令人欣慰，又自欺欺人的艺术游戏中，他忘记了他自己，所有人也都忘记了他。
1836年至1839年，巴黎。
又一次复活——真是妙不可言！——又一次回到光明之中。上帝赐福给妇女们，所有的好事都是来自她们——大名鼎鼎的德·莫莱[33]伯爵，如今当上了部长，女人们就对他百般奉承，说尽好话，直到这位部长心甘情愿地对于这桩有违国家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亨利·贝尔先生可是驻契维塔维契亚的领事，居然肆无忌惮地、一声不响地把他的三个礼拜的假期延长到三年之久，而且现在还不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是啊，这位领事三年之久没有待在他的烂泥坑里，而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而让他的下属，那个希腊骗子在那里为他卖命，而他自己却在巴黎领取薪水。他有时间，心情欢快，又可以出入社交界，再一次、已经非常怯生生地搞一段恋情。他现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尤其可以干他觉得生活中最美好不过的事情：在他的寓所里踱来踱去，口授他的长篇小说《帕尔玛女修道院长》。领着国家丰厚的薪金而不必干活，他完全可以奢侈一把，反对时尚地进行写作，写一部不加甜点、不添香料的长篇小说，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自由。对于亨利·贝尔而言，除了自由，世上已无其他天空。
但是这个天空不久就坍塌下来。他的保护人，那位为人能干待人宽厚的部长德·莫莱伯爵——真该给他建立一座纪念碑！——被迫下台，一位新的法老入主外交部，一位士兵元帅苏尔[34]。他对一个叫司汤达的人一无所知，只在花名册上找到一位亨利·贝尔领事先生，此人领取薪金，在教皇国家代表法国，可是没在那里任职，却在巴黎的各大剧院里观赏玩乐。这位元帅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对这懒惰的官员怒不可遏：他不去处理公文，却在这里优哉游哉地鬼混。立刻颁布一道严峻的命令，要他立即启程，不得延误。亨利·贝尔心情恶劣地穿上领事的制服，脱下诗人司汤达的外衣：这位五十四岁的男子不得不在烈日烧烤的盛夏酷热之中再一次疲惫不堪、极不乐意地向南奔驰，投入他的流亡地。他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
1841年，巴黎，3月22日。
一个身躯肥胖、体格沉重的男子费劲地拖着脚步走过他心爱的大街。但是那美好的时光如今何在，那时他在这里还左顾右盼地观赏美女，像个花花公子似的用手里的那根秀气的手杖快速地画着圆圈，卖弄风情；现在他那索索直抖的手臂每走一步就使劲地拄着那结实的木头手杖。在最近一年，他，司汤达，老得多么厉害，从前熠熠生辉的眼睛，现在疲弱地陷在沉重的布满蓝色阴影的眼皮底下，神经的颤动不时在他的唇边掠过。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得了中风。他愤怒地回忆起在米兰得到的那第一份爱情的馈赠；人们给他放血，用药膏和混合药剂把他折腾得十分厉害，最后，外交部终于批准这位病人从契维塔维契亚回到巴黎。可是现在巴黎有什么用处，巴尔扎克《论〈帕尔玛女修道院长〉》的那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又有什么用处，荣誉刚刚迟迟疑疑地露出最初的蓓蕾，对于“万事皆空”的状况已经触及的人，对于死神已经用它全是骨头的手指发出召唤的人，又有什么用处。这万分疲惫的影子艰难地拖着脚步，走向他的寓所，他都没有抬眼张望灵巧地驰过的闪闪发光的华丽马车，悠闲慵懒地聊天漫谈的散步的人们，衣衫窸窣作响的娼妓们——他只不过是傍晚人头攒动的大街上一个缓缓向前挪动的悲哀的斑点而已。
突然，人们围了过来，好奇心盛的行人挤在一起——这位肥胖的先生就在交易所门前栽倒在地，躺在那里，眼睛突出，一动不动地直望着前方，脸色发青：他第二次中风，这是致命的一击。人们把这微微痰喘的男子身上勒着脖子的衣衫扯开，把他抬进药房，然后抬到楼上他狭小的寓所。房里到处都是纸张、笔记、刚动笔的作品和日记本。在一本日记本里写着一句未卜先知的话：“我觉得再也没有比死在大街上更可笑的事了，倘若不是故意为之。”
1842年。一口箱子。
一个硕大无朋的木箱，一件廉价的货物一路颠簸，从契维塔维契亚穿过意大利运到法国。这个木箱拖到司汤达的表弟和遗嘱执行人罗曼·哥隆家里。表弟出于对死者的敬意（因为谁还关心这位死者，各报刚给了他一份六行篇幅的讣告！），想要发表这个怪人作品的全集，他叫人把木箱撬开——啊，上帝，多少纸啊，全都密密麻麻、杂乱无章地写满了密码和秘密符号，一个百无聊赖的写作者留下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他把其中最便于理解、写得完完整整的几部作品捞了出来，让人抄写一遍，接着，这位最为忠心耿耿的朋友也感到疲倦。在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上面，他无可奈何地写了一句没法下手[35]。“没法下手”，便是自传《亨利·布吕拉》，也被视为不合适，给搁了回去，一搁就是几十年。怎么处理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废物，这乱成一团的废纸？哥隆把它们又全都统统塞进木箱，把木箱寄到司汤达青年时代的朋友克罗采那里，克罗采又把这口木箱送到格雷诺布勒的图书馆，以此作为最后安顿的地方。在那里，根据古老的图书馆的习惯，在每个卷宗上面都贴上写有数目字的纸条，使劲盖上印章，注册登记：登记完毕[36]，六十个卷宗。司汤达生平的著作和他自我描述的一生，如今官方入殓，封存在这埋葬图书的庞大的陈尸堂里，可以不受骚扰地任凭灰尘积累。因为整整四十年，没有一个人想过翻动一下这些沉睡的卷宗，弄脏自己的手指。
1888年，巴黎，11月。
人口日益增长，城市延伸开去，巴黎已经拥有四百万居民。这些居民并不只想用脚走路：于是公共汽车公司计划开辟一条新的路线，直达蒙马特尔。可惜沿途碰到一个讨厌的障碍，碰到一座公墓，蒙马特尔公墓：好，技术人员有办法克服这样的弊端，他们将在死人上面为活人修筑一座高架桥。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迁移几座坟墓。这时，他们在公墓的第四行第十一号墓地上，发现了一座完全被人遗弃、受到严重损毁的坟墓，上面刻着稀奇古怪的碑文：亨利·贝尔，米兰人，他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37]在这座公墓里，居然埋葬着一个意大利人？稀奇古怪的碑文，稀奇古怪的人！恰好有个人从旁走过，想起曾经有过一个名叫亨利·贝尔的法国作家，他希望安葬时使用这个虚假的报导。于是立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募集了一点钱，用来为这老旧的坟墓购置一块大理石碑。于是在这早已腐朽的肉体上面，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名字，在足足被遗忘了四十六年后，1888年又突然之间闪闪发光。
稀奇古怪的机缘巧合。在人们想到司汤达的坟墓，把他的肉体再一次从墓穴中取出来的同一年，命运把一位年轻的波兰语言教师，斯达尼斯拉斯·斯特里恩斯基，打发到格雷诺布勒，他在那里感到无聊得要命。有一次在图书馆里到处乱翻，发现有许许多多陈旧的、尘封的、手写的卷宗堆在角落里，便开始阅读起来，同时破译那些密码。他越读下去越感到兴味盎然；他到处寻找，找到一个出版商；司汤达的日记，他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小说《吕西安·娄凡》得以面世，这样，真正的司汤达也终于显现出来。他真正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地认识到这个兄弟般的灵魂，因为他并不想把他的作品，献给他那同时代的人、和他时代相近的人们，而是想到那些未来的一代人，下一代人。他在书里不止一次写着这句话：我将在1880年左右享有盛名。当年这只是抛向虚无的一句无助的空话，如今却变成了出人意表的现实。就在他的尸体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同时，他的作品从并非永恒的阴影中昂然升起：这位平素很难让人信服的人预告了他的复活，时间准确到他哪一年复活。他一直是诗人，他说的每句话里他都是诗人，但在这句话里，他证明自己也是先知。
* * *
[1] 彼耶尔·安多阿纳·诺哀尔·布鲁诺·达吕（1767—1829），拿破仑的重要助手，负责军队的后勤，任拿破仑的大臣，被封为伯爵，是诗人和历史学家。
[2] 马伦哥会战，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
[3] 《箴言报》，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和宣传工具。
[4] 明契阿，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
[5] 斯卡拉，米兰的大影剧院。
[6] 多美尼柯·奇玛罗萨（1749—1801），意大利歌剧那不勒斯学派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八十多部歌剧，代表作为《秘密婚姻》。
[7] 原文是意大利语。
[8] 即梅毒。
[9]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人。
[10] 莫里哀（1622—1673），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法国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代表作为《无病呻吟》《伪君子》《悭吝人》等。
[11] 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男女主人公。
[12] 德语的“封”相当于法语的“德”，表示贵族称呼。
[13] 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年12月2日发生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因参战方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俄罗斯帝国皇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所以又称“三皇之战”。
[14] 耶拿战役，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普联军。
[15]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16] 弗朗茨二世（1768—1835），奥地利皇帝。
[17] 凯恩特纳门剧院，维也纳的著名剧院。
[18] 《唐璜》，莫扎特的歌剧。
[19] 玛丽·路易丝（1791—1847），拿破仑的皇后，原来是奥地利公主。
[20] 法朗梭阿-约瑟夫·塔尔玛（1763—1826），当时巴黎的著名演员。
[21] 尼禄王，古罗马暴君，曾纵火焚烧罗马城。
[22] 1812年法兰西大军在此与俄军血战，史称波罗金诺战役，双方伤亡惨重。
[23] 别列津纳河，第聂伯河上游的支流，1812年11月俄法军队在横跨此河的桥梁上发生激战，溃退的法军伤亡惨重。
[24] 《克莱门齐娅·蒂·提托》，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卡尔达拉（1678—1736）根据意大利作家彼哀特罗·梅塔斯塔西奥的同名剧作创作的歌剧。
[25] 《秘密婚姻》，两幕喜歌剧，奇玛罗萨作于1792年，是18世纪意大利喜歌剧的代表作。
[26] 原文是意大利文。
[27] 指奥地利皇帝、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
[28]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
[29] 原文是意大利文。
[30] 烧炭党是19世纪后期活跃在意大利等国的秘密民族主义政党，谋求成立统一、自由的意大利，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1] 原文是法文。
[32] 克莱门斯·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外交家。从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首相。任内成为“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的核心人物，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
[33] 路易-马修·德·莫莱（1781—1855），法国政治家，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密友。
[34] 让-德-狄安·苏尔公爵（1769—1851），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曾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35] 原文是法文。
[36] 原文是拉丁文。
[37] 原文是意大利文。
孤身一人与芸芸众生
他难以使人愉悦，他过于与众不同[1]。
亨利·贝尔身上的这种具有独创性的内心矛盾冲突与生俱来，早就得之于他的父母；在父母亲身上便是迥乎不同的两个半边勉强凑合在一起。契鲁宾·贝尔，——看到这个名字，请别想到莫扎特[2]，千万别这样想！——是他父亲或者是那个愤怒已极的儿子和敌人亨利永远恶毒地称之为“杂种”的人，充分代表着坚韧、吝啬、顽固聪明，完全转化为金钱的外省布尔乔亚，就像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用愤怒的拳头扔到文学的墙壁上去的那个样子：亨利·贝尔从他那里不仅继承了他的身材，那硕大肥胖的身材，也在脑子里和血液里继承了他的自私自利的自我迷恋。母亲亨利哀特·戛尼翁则相反，来自浪漫的南国，从心理学来看，来自长篇小说。她完全可以是拉马丁吟诵的对象，或者使让-雅克·卢梭多愁善感：她纤丽清秀富有音乐天赋，天性感情细腻缠绵，具有南国人奔放的热情。亨利·贝尔在爱情上激情如炽、神经敏感、多愁善感、近乎女性，归功于他过早去世的母亲。这两个内心互相矛盾的性格制造出来的奇特的产儿，始终在血液中被这两种互相冲突的洪流所裹挟，在父亲的遗产和母亲的遗产之间，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因而他，这个未来的诗人亨利·贝尔就一直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
小亨利很早在情感上就受到感应，表现出他的倾向：他爱母亲（甚至像他自己承认的，是怀着一种危险的激情奔放的早熟的倾向），他憎恨他的“father”，怀着妒嫉和轻蔑的情绪，怀着一种西班牙式的冷漠，玩世不恭的深藏不露的仇恨，像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那样严峻无情、深究不舍。心理分析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不如在司汤达的自传《亨利·布吕拉》的开头几页里，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俄狄浦斯情结，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这种早年的紧张关系猝然断裂：因为母亲在儿子七岁时突然逝世，儿子到十六岁，乘坐邮政驿车离开格雷诺布勒时，心里认为父亲已经死去，从这天起，他认为自己已经用沉默和轻蔑在心里把父亲解决掉、埋葬掉了。但是即使浇上碱液，撒上轻蔑的熟石灰，这位顽强的精于计算、心思冷凝、极端务实的市民老爸贝尔还要在亨利·贝尔的身上，在他的血液里继续发挥作用五十年之久。他的两个心灵种族的祖上，贝尔家族的和戛尼翁家族的祖上，那务实的精神和浪漫的精神还将不断地在他心里格斗五十年，谁也无法完全制服对方。这一分钟，司汤达是他母亲真正的儿子，可是下一分钟，往往在同一分钟，他又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时而羞怯、腼腆，时而硬如顽石、冷嘲热讽；一会儿热情奔放、罗曼蒂克，一会儿又满腔狐疑、精于算计——甚至在一秒至一秒间闪电般一掠而过的间隔时间里，这炽热与冰冷还嘶嘶作响地交汇在一起。感情淹没了理性，理智又陡然挡住感觉。这种矛盾对立的产品从来就不完全属于一个天体，也从不完全属于另一个天体；在精神和感情之间所存在的永恒的战争之中，从来没有进行过比这场宏伟的心理学上的战斗更加优美的战役，这场战斗我们称之为司汤达。
不过，必须预先提及：这并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并非毁灭性的战役。司汤达并没有被彻底打败，也没有被他的矛盾冲突扯得四分五裂。某种伦理学上的懒惰，一种冷静观察的十分警惕的好奇心，防止这种伊壁鸠鲁派的天性不致遭到每一种真正的悲剧的命运。这个本质上清醒的精神，一辈子都小心翼翼地躲开一切破坏性的、妖魔般的力量，因为他的聪明才智的第一信条乃是自我保护，就像他在实际上，在拿破仑战争中时刻都知道，要待在后勤部队里，远离枪炮的射程，司汤达在他的心灵鏖战中，也宁可选择充当旁观者的安全位置，而不是选择冒死拼命的战斗者的坚毅果决的立场。他完全缺乏一个帕斯卡尔[3]，一个尼采，一个克莱斯特所拥有的那种最后的道德上的自我放弃。他们把碰到的矛盾中的任何一种都提高到决定人生的程度；而他，司汤达，当他在感情上承受他的矛盾的折磨时，却从精神安全的角度，满足于享受这一审美的戏剧。因此他的本质从来也没有受到他的各种矛盾对立的强烈震撼，他甚至都没有认真地憎恨他的这种内心分裂，可不，他甚至喜欢它。他热爱他的像金刚钻一样锋利、精准的理智，把它当做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因为他的理智使他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司汤达也热爱他的感情充溢，他的极度敏感，因为这使他脱离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沉闷和麻木。同样，他也认识这本质两端相互联系的危险，一方面是理智的危险，恰好让最为崇高的瞬间冷却下来，清醒过来；另一方面是感情的危险，受到诱惑，过于沉湎于模糊不清并非真诚的状态之中，从而破坏了清晰的目光和事物的清澈，而这清楚明了，恰好是他人生必须的条件。因此他恨不得让他心灵的两种类型，每种都能学习另一种的特点：司汤达不断地把他的感情表现得具有智力那样的清澈，又使理性具有激情——在这同一张紧张而又敏感的皮肤下面，他一辈子既是浪漫的理智主义者，又是一个有理智的浪漫主义者。
因此司汤达的每一个表达方式总是一个两位数的数字，从来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只有在这种双重性之中，他才得以完全自我实现。他那最强烈的瞬间总归功于他那原始的矛盾对立互相交融或者相互并列。他有一次这样说他自己：如果没有激情，也就没有精神[4]。这就是说：如果感情上没有激动，他也就不能很好地思维。但是如果不能立刻测量他自己激动的心脏跳动，他又不能准确地感觉。一方面崇拜梦幻是他生命感觉的最珍贵的条件，我最热爱的乃是梦幻[5]。可是没有梦幻的对立面，没有清醒状态，他又没法生活，要是我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整个世界便全都破灭[6]。就像歌德有一次谈论自己，人们通常称之为享乐的东西，“对他而言，永远漂浮于感情世界和理智之间”，司汤达也只能多亏精神和血液的炽烈燃烧的熔合，才能感到世界的内容丰富的美。他知道，只是他的对立矛盾不断地互相摩擦才能产生心灵的电，产生那种神经通道上的哔啵作响和闪烁发光，才能产生我们今天一接触司汤达的一本书、一张纸，还会感到的那种劈啪作响的使人紧张的、令人激动的生气和活力，只有多亏这种生命力从一个极点跳跃到另一个极点，他才享受到这种电热耦合，他本质的这种独创性的和创造光明的结果，他那始终清醒的自我提高的本能把所有的激情都用在维护这紧张关系。他在心理学上做了无数超乎寻常的观察，他有一次说出这样一个出色的观点：“就像我们身上的肌肉必须经常做操，才不至于松弛无力，心理上的力量也必须不断练习、提高和精心培养。”司汤达比任何人都更加坚持不懈地彻底进行这种趋向完美的工作，他不断地以同样的爱，怀着并且维护着他的本质的两端，为了这认识的斗争，就像一位艺术家维护他的乐器，一个士兵维护他的武器；他不断地忙着锻炼他心灵的自我。为了把这种感情的高压，“道德的勃起”，潜伏地维持着，他每天晚上都到歌剧院去用音乐来刺激他的扩张的能力，作为年长的先生还使劲地陷入新的钟情迷恋的状态之中。他发现记忆力出现虚弱的迹象，为了帮助他的记忆力能够达到精确的程度，他就每天进行特别的操练，就像每天早上在刮刀布上摩擦修脸刀一样，他在自我观察的粗绳上摩擦他的觉察能力。他用大量书籍和谈话，每天都输送给自己“几桶新的观点”。他充实自己，激动自己，绷紧自己，控制自己，达到越来越敏锐细腻的强度；他不断地把他的理智磨得更加锋利，不断地把他的感情练得更加柔韧。
多亏这种有意识的精心设计的自我完善的技术，司汤达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感觉上都达到了一个完全异乎寻常的心灵上极端敏感的程度。我们必须花几十年时间在世界文学中往回游荡，才能找到一个类似的感觉敏锐同时精神犀利的感受能力，一个皮肤如此单薄、神经不断颤抖的感性生活，而其理智则像清水一样清澈，像清水一样清醒。当然，他的皮肤下面神经末梢如此纤细，动辄颤动不已，这样尽知一切，充满肉欲，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纤细精致，总是容易受到伤害，对于艺术是恩赐的东西，对于艺术家自己几乎永远变成人生的苦难。这个精工制造的生物司汤达处在他周边的环境之中多么受苦，置身于这个唉声叹气、感情过于做作的时代，他感到多么陌生，多么懊恼！这样一种智力很强的分寸感必然会觉得每种没有文化修养的状态就是侮辱，这样一种浪漫的灵魂必然会觉得中庸之人的感觉迟钝，道德上的怠惰是一种梦魇；就像童话里的公主在百十来张鸭绒被子下面依然能够感觉到豌豆[7]，司汤达也总能感觉到让他痛苦的每一个错误的字，每一个虚假的手势。一切假冒的浪漫的东西，一切拙劣夸张的东西，一切胆怯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对他内行的本能所起的作用，犹如冷水触及病牙。因为他对真诚、自然的感觉，他在精神上行家的本领，碰到每种陌生的感觉，过分和不及，都使他难受——我深恶痛绝的是粗俗不堪和矫揉造作[8]——无论在平庸乏味上还是在扭捏作态上。一句话，把感情弄得甜腻腻的，或者在感情激越的酵母中发胀起来，可以毁掉他的一本书，一个拙劣的动作可以毁掉他最美好的爱情奇遇。有一次他感情激动地观察拿破仑的一次战役：战场上人马拼死厮杀，乱作一团，大炮的轰隆雷鸣震天动地，映照着落日晚霞的余晖令人意想不到的缤纷色彩，混杂在血雨腥风的云彩之中，无可抗拒地使他那艺术家的灵魂心醉神迷。司汤达站在那里，激动地颤抖着，心有同感，浑身战栗。这时不幸的是，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将军忽然灵机一动，用一句豪言壮语来描述眼前的这幅动人心魄的壮丽戏剧。“一场巨人的鏖战”，这位将军十分惬意地对他身边的人说。这句笨拙的慷慨激昂的话，对于司汤达而言，立即彻底粉碎了产生同感的可能性。他急急忙忙地快步走开，一边诅咒着这个笨蛋，火冒三丈，大失所望，再也不可能再继续欣赏下去；每当他那超级敏感的味觉在某人表达感情时感觉到空话、废话或者连篇谎话的一丝一毫的怪味，他的分寸感立刻抗议。模糊不清的思想，过分热情的话语，每一次把感情大肆渲染、着力铺排都会使这个敏感的天才立即在审美上产生想要呕吐的效果：因此他也就很少赞扬同时代人的艺术，因为这些人的艺术当时特别装饰着甜蜜蜜的浪漫主义的（譬如夏多布里昂）[9]和虚假的英雄主义的风采（譬如维克多·雨果），因此他忍受得了、经受得起的人如此之少。但是这种漫无节制的过度敏感也同样用在他自己身上。在任何地方，只要他发现自己的感觉有极微小的偏离，感情的表达有不必要的越来越上扬的趋势，或者发现自己滑到多愁善感的境地，或者陷入一种胆怯的模糊不清不甚真实的状况，他就像一位严厉的小学教师敲打自己的手指。他那始终警觉清醒冷酷无情的理智，一直潜入到他古里古怪的梦幻之中，毫无顾忌地把他身上所有的遮羞布全都撕扯下来。很少有一个艺术家这样彻彻底底地培养自己要诚实对待一切，很少有一位心灵观察家这样残酷地监视他的最隐蔽的歧途和迷宫。
正因为司汤达这样清晰地认识自己，所以他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神经和精神上的过分敏感，正好是他的天才、他的美德和他的危险，“轻轻触及别人的东西，会深深地伤害我，直到流血为止”。[10]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别人的东西，会伤害他这个超级敏感的人，直到流血为止。所以司汤达从青年时代起就本能地觉得“别人”[11]，是他自我的正好相反的对立面，是一种陌生的心灵族类的成员。这个笨手笨脚的小男孩在格雷诺布勒，看到他的同学没有头脑地到处乱蹦乱跳，瞎吵瞎闹，很早就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后来这个新提升的下级军官亨利·贝尔在意大利看见其他军官顺利地驯服米兰的女人，善于十分自信地神气活现地把佩刀弄得叮当作响，他就更加痛切地获悉这点，他羡慕这些军官，嫉妒他们却无法效法他们。但在当时，他还把自己的柔弱、自己的窘迫尴尬、自己的感情细腻，当作一种男人的缺点，一种可怜巴巴的劣等质量，而感到羞耻。多年来，他试图对他的天性施加暴力，跟着那些大声吵吵嚷嚷的下等人大声吹牛，只是为了显得和这些粗鲁笨拙的家伙相似，并且引起他们的赞赏——可笑之极，徒劳无功！渐渐地，非常艰难地，非常痛苦地，这位感情上容易冲动的人，才发现他那无可救药的与众不同含有一种忧伤的魅力：心理学家终于醒来，司汤达渐渐地对自己好奇起来，开始发现自己。首先他只觉察到，他和大多数人迥乎不同，比他们构造得更加精致、更加敏感，听觉更加灵敏。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激情如炽地感觉，没有一个人思维如此清晰，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奇妙的混合物，他能够到处都感觉到最精致细微的东西，尽管如此，却在实际生活中一无所获。毫无疑问，世上想必还有其他人属于这个奇怪的种类优越的人[12]，因为，否则，他怎么可能理解蒙田[13]这位不易亲近，绝顶聪明，藐视一切广大的、粗俗的群氓的才智之士，如果他不是与之同类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与莫扎特有同样感受，如果不是有同样心灵的轻盈飘逸寓于他的心里。所以大概是在三十岁上，司汤达开始第一次预感到，他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人，而是一个特别的人，属于那种罕见的、非常高贵的种族，赋有特权的人。这种人或此或彼，散见于极不相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度之中，犹如宝石深藏在平平常常的岩石里面。他觉得他是在这些人当中安家落户（而不是在法国人当中，他把法国人的属性像一件过于狭小的衣服一样扔掉），他是定居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祖国里，在一些心灵的器官更加精致、神经更加聪明的人们中间。他们从来也不互相扎堆成为一群粗鲁的蠢人，也不成为一些忙忙碌碌的帮派，只是时不时地向时代派出一名使者。就是为了他们，为了这些快活的少数人[14]，这些听觉灵敏、目光犀利、快捷地领悟一切的人，这些可以阅读时无须划出重点就能领悟一切，单凭心灵的本能就能明白每个暗示和每个瞬间的人——他只是为了他们，越过他自己的世纪撰写他的著作，只是向他们，他才以反写体[15]的文字，泄露他感情的秘密。自从他学会了轻蔑、藐视之后，他周围的这些大声喧闹的下等人又关他什么事，只有涂得粗粗的刺眼的广告牌上的字才射进他们的眼睛，只有辣味浓重、油腻已极的菜肴才塞进他们的嘴巴。他让他笔下的于连高傲地说：其余的人关我什么事？别人关我什么事。在这么一个充满流氓无赖，这样庸俗鄙陋的世界里，没有取得成功不会羞耻，不会；平等是个伟大的讨人喜欢的法令。你得和其余的人同等对待，才能适应这批流氓，但是谢天谢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个优越的人，一个个别的、特殊的人，一个个体人物，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不是牛羊似的成群结队的牲口。自从司汤达发现了自己的特别之处后，他在外面受到的一切屈辱，在宦海中不得提升，在女人那里丢人现眼，在文坛上全然失败，这一切全都作为他优越性的证明，他都予以充分享受。他的自卑感便信心百倍地转变成强烈的傲慢，转变成那种司汤达的奇妙无比、欢快开朗而又无忧无虑的倨傲。他现在故意越来越远离任何集体，只还有一个忧虑，即塑造他自己的性格，把他的性格，把他心灵的外貌更加引人注目地显突出来。只有特点在一个如此美国化的、一个如此推行“泰勒制度[16]的世界”里才有价值，只有稍稍与众不同的人才有趣：那么我们就特殊吧，我们就在我们身上坚持并且加强那粒“奇特”的种子吧！没有一个荷兰的种植郁金香的傻瓜，曾经对于一种极度珍贵的杂交品种的培植，会比司汤达培植他的矛盾心理和特殊性更加精心谨慎；司汤达把它们放在一种他自己称之为“贝尔主义”的精神香精里储存着，只是一种哲学，别无其他意义，只是一种把亨利·贝尔一成不变地存放在亨利·贝尔身上的艺术。只是为了把自己更强烈地和其他所有人分隔开来，他故意有意识地走向他那时代的反对派，像他笔下的于连一样生活：“与全社会作战”。作为诗人，他藐视美丽的形式，宣布市民阶级的法典为真正的诗艺[17]；作为士兵，他嘲笑战争；作为政治家，他讽刺历史；作为法国人，他讥笑法国人：他处处都在自己与众人之间挖上深沟，拉上铁丝网，只是为了不让他们靠近他。不言而喻，这样一来，他就断送了自己的一切前程，无论是当兵，当外交官，当文学家，他都与成功擦肩而过，但是这只增长了他的傲气：“我不属于成群结队的牲口，所以我一无所是”；不，只是对于这些下等人，他才一无所是，在这些一无所是的人们面前，他才一无所是。他很高兴到处都不合群，既不适合他们的任何阶级、任何种族、任何阶层，也不适合他们的任何祖国。他欢欣鼓舞，作为一个长着两条腿的荒谬的东西，踩着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和那些奴性十足、充当仆役的傻瓜为伍，沿着康庄大道，径直走向成功。宁可滞留在后，宁可摒弃在外，宁可孤身一生。但是自由自在。司汤达天才地知晓这种自由独处，摆脱一切束缚和影响。倘若他有时由于生活所需，接受一个职业，穿上一套制服，那他也是只做不可避免、非做不可的那些事，以免丢掉饭碗，绝对不会多做一丝一毫。他的表兄给他披上了一身轻骑兵的制服，他并未因此觉得自己是个士兵；他写小说，但并未因此而完全献身于专业写作；他不得不佩戴外交官绣花的绶带，他在办公时间让某一个亨利·贝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边，此人和真正的司汤达只有皮肤、滚圆的肚子和骨头是一致的。他从来没有把他真正的本质的一部分献给艺术、科学，尤其没有献给他的职务。事实上真是这样，他的公务上的伙伴一辈子也没有一个想到，是在和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在同一个连队操练，或者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处理文件。即使他在文坛上声名卓越的同行们（除了巴尔扎克），也只把他看成一个挺逗乐的健谈之人，一位前军官，此人时不时地在星期天到他们耕耘的田地里去骑上一会儿马。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也许只有叔本华[18]在一个相似的密不通风的精神孤立状态中，像他在心理学上的伟大兄弟司汤达那样生活过和工作过。
司汤达那种独特本质的最后一部分始终偏在一旁，用化学方式研究这个特殊的元素，意味着司汤达唯一真正全力以赴的活动。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种内向的人生态度的自私自利和自我施淫，相反，他自诩他的利己并且特意为之取了一个新的挑衅性的名字：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us——这并非印刷错误，千万不要和它的粗俗的粗鲁的杂种兄弟利己主义（Egoismus）相混淆。因为利己主义只想粗暴地把属于别人的东西都抢到自己身边，它有一双贪得无厌的手和一张满是嫉妒的扭曲的丑脸。它猜忌成性，绝不慷慨，不知餍足，即便是精神欲望混杂进来也不能使它从毫无想象力的感情粗暴中摆脱出来。司汤达的自我中心主义则相反，从不想攫取别人任何东西。他怀着一种贵族气派的高傲，让那些捞钱的人守着他们的钱，让那些野心勃勃的人留着他们的职位，让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抓着他们的勋章和奖章，让文学家们守住自己荣誉的肥皂泡——让他们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活着吧！他则居高临下地向他们报以轻蔑的微笑，眼瞅着他们伸长脖子去争夺黄金白银，卑躬屈膝地弯腰曲背给自己加上各种称号，给自己挂上荣誉头衔，如何拉帮结伙地组成各种组织和小组，自以为在统治世界——让他们拥有吧[19]！他带着嘲讽的微笑对他们说，既无妒意，也不贪婪：但愿他们塞满了口袋，填饱了肚子！司汤达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是激情四射的防御，他并不跨入别人的地区，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人越过他的门槛。他唯一的野心只在于：在亨利·贝尔这个人身上创造一个完全遗世独立的空间，一座温室。在这里，个性这一热带的罕见植物可以不受阻碍地生长。因为司汤达只想从自己心里培植他的观点、他的倾向、他的喜爱，而且只为他自己；一本书、一个事件对于其他所有人有多大价值，他完全无所谓，也觉得毫无分量；一个事实对于当代、对于世界历史，甚至对于永恒无限，如何发生影响，对此，他傲慢地完全不予理睬：他只认为他喜欢的是美的，他此刻认为合适的是对的，他鄙夷不屑的，便是可鄙的。他拥有他的这一看法，完全离群孤立，这丝毫也不使他感到不安，相反，孤立只使他的自尊心感到欣喜，得到加强：“别人关我什么事！”于连的这一座右铭在美学上也完全适用于真正的、训练有素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但是，”在这里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打断我们，提出异议，“干吗用这样一个虚张声势的字眼，自我中心主义，来表示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当中的这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人总是把自己认为美的东西，称为美的，总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吗！”不错，大家都愿意这样认为，但是仔细一审视，谁又能成功地做到完完全全的感觉独立、思想独立呢？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出自自己的评价，形成自己对一本书、一幅画、一个事件的意见的人，他们当中有谁还有勇气，胆敢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整个时代，反对整个世界？我们大家都在更高程度上无意识地受到影响，超过我们向自己承认的程度：时代的空气滞留在我们的肺里，甚至我们的心脏里，我们的判断和观点无数次地相互摩擦，不知不觉地磨掉了它们的尖刺，磨平了它们的锋芒，群众意见的强烈影响像无线电波，肉眼看不见地在大气中震颤。所以人的自然的反射绝不是坚持己见，而是让自己的意见适应时代的意见，向大多数人的感觉投降。倘若人类的大多数，压倒性的大多数不是像桃子、李子那样柔软，善于适应，他们千百万人不是出于本能或者惰性放弃他们私人的、个人的观点，那巨大宏伟的机器，早已停止运转。因此，每一次都需要有完全特别的毅力，需要一种叛逆的奋发向上的勇气——多么稀少的人才认识这种勇气啊！——才能顶住这千万个大气高压的精神压力，坚持他孤立的意志。必须有完全罕见的经受考验的力量汇集在一个个人的身上发挥作用，这个个人才能保住他的品质：有一种稳健的世界认识，有一种反应迅速的精神洞察力，有一种对一切人群畜类全都成竹在胸的轻蔑，有一种大胆的无视道德的满不在乎，尤其是对自己的信念要有勇气，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坐马鞍的勇敢精神。
司汤达这位一切自我中心主义者当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就拥有这种勇气，看他大胆地挺身而出反抗他的时代，独自一人对抗所有的人，看他如何采用闪烁的招数，毫无顾忌地冲锋，没有披挂任何其他铠甲，只凭他那光彩夺目的高傲，拼命厮杀达半个世纪，杀得遍体鳞伤，从许多隐秘的伤口流出鲜血，但是昂然挺立，直到最后一刻，没有失去一丝一毫他的特点、他的执拗，看到这些，使人心旷神怡。充当反对派，他最为拿手，保持独立自主，他极度欢乐。诸位不妨查对一下上百个例子，看看这位坚持不懈的投石党[20]人如何肆无忌惮地抵制大众舆论，如何放肆大胆地向舆论挑战。在大家都热情洋溢地奢谈战役厮杀的时代，在法国，就像他说的“英雄气概这个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军乐队的鼓手长联系在一起”，他却把滑铁卢描写成一片遮天蔽日的混乱不堪，乱七八糟的各股力量在互相厮杀的场景；他毫无顾忌地承认，在远征俄罗斯时（历史编纂学家把这次远征赞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史诗），他个人觉得实在百无聊赖。他毫不害怕地确认，到意大利去旅行一次，为了和他的情人重逢，对他而言，比他祖国的命运更加重要，莫扎特的一阕咏叹调比一次政治危机更加有趣。“被人征服，我无所谓”，他根本不在乎法国被外国军队占领，因为他就是一个自选的欧洲人，一个世界公民，一分钟也不关心战争胜负的千变万化，也不关心时髦的舆论，不关心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可笑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而只关心他自己的精神天性得以保持纯真，得以实现。在这世界历史像可怕的雪山崩塌之际，他却如此自负专横，如此充满柔情地强调他的这一个人的天性，以致在读他的日记时有时会产生怀疑，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标明的重要日子里，他个人是否的的确确作为目击证人真的在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司汤达也根本并不在场，即使他骑马横穿战场经历战争，或者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他的心思也一直只在自己身上；他从来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插上一手，跟着动动脑子，也算是心灵上参加了那些他一点儿也不动心的事件，就像歌德在他的历史记载中，在历史性的日子里，他只是读点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司汤达在他那时代最震撼世界的时刻也只记下了他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已：他那时代的历史和他的历史似乎是用不同的字母、不同的词汇写成的。因此司汤达对他周围的人而言，是个不可靠的证人，而对他自己的世界而言，却是一个无可超越的证人；对于他这个彻彻底底的、最最值得赞美的、超群出众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而言，所有发生的事件仅仅归结于那绝无仅有的无可挽回的个人司汤达-贝尔对于世事所经历的和所遭到的感情冲动；也许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比这位英雄主义的独行客和坚信不疑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司汤达，对他的自我更坚定、更激进、更狂热地生活过，并且把他的自我更有艺术性地发展成特有的自我。
但是正因为通过这种充满妒意的与世隔绝，这仔仔细细的封闭和对外彻底密封的状态，司汤达这个香精才这样毫不减少、毫不掺假地给我们保存着它的纯粹自然的芳香。在他这个没有染上时代颜料的人身上，我们才能观察到典型的人，观察到那永恒的个人如何在一个稀有的精致的标本身上、从心理学上完全脱离出来。的确在他那个法兰西世纪里，没有一部作品、一个人物保持着这样公式化的新鲜、新颖，未受外来影响；因为他把时代远远推开，他的作品便显得不受时代影响，因为他只过着他最最内心的生活，他才显得如此生机勃勃。一个人越是为他的时代而生，也会越快地随他的时代而死。如果他越是在自己心里保持他真正的本质，那么他身上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
* * *
[1] 原文是法文。
[2] 指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契鲁比诺，为伯爵夫人的侍童。与司汤达的父亲契鲁宾·贝尔毫不相干。
[3] 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宗教哲学家，创立了概率论，是微分学的先驱之一，著有《致外省人》和《思想录》。
[4] 原文是法文。
[5] 原文是法文。
[6] 原文是法文。
[7] 见安徒生的童话《豌豆上的公主》。
[8] 原文是法文。
[9] 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
[10] 原文是法文。
[11] 其他的人。
[12] 原文是法文。
[13]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主要作品有《蒙田随笔集》。
[14] 原文是英文。
[15] 左右方向和原字形完全相反。
[16] 泰勒制度：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创造的一套工业管理方法，实行差别工资制，按劳动进行奖惩，按科学管理原则指挥生产。
[17] 原文是拉丁文。
[18] 阿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
[19] 原文是拉丁文。
[20] 投石党运动指1648—1653年发生在法国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
艺术家
老实说，我不大有把握自以为有什么才能让别人来读我的作品。我有时候发现我很有兴趣写作。这就是一切。
——司汤达致巴尔扎克信
司汤达这个文坛上最最妒嫉心切的自我维护者，对什么都不会完全献出自己，对任何人、任何职业、任何职位都不会完全献身。他若写作书籍——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心理学著作，他只是把自己写进这些书里：便是这种激情也仅仅为他自己的快乐效劳。司汤达在他的讣告里作为他一生最大成就大加自诩的乃是：“毕生从未做过一件不是使他欢愉的事情”。只有在艺术这个行当给他启发的时候，他才是艺术家，他为艺术服务，就像艺术为他的最终目的服务：为他的欢愉[1]，为他的惬意，为他自己的快乐服务。有些人因为司汤达在这期间，作为重要诗人享誉世上，以为他自己也同样重视他的艺术，这些人全都大错特错了：我的上帝，这位独立不羁的狂热分子，把他算作诗人部族的一员，算作职业作家，不知会如何火冒三丈。他的遗嘱执行者完完全全是自作主张，故意歪曲司汤达的最终遗愿，才把这种过分强调文学镌刻到石头上面。他刻在大理石上的是“他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而遗嘱中强调的这几个字分明是另外的顺序：“他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因为司汤达忠于自己的座右铭，希望这几个字是按照这一顺序永远流传下去，他把生活置于写作之前，他觉得乐享生活比创作更加重要。整个写作工作无非只起到他自我发展的一种有趣的补充作用，是许多反抗无聊的滋补强身的手段而已。如果不认识到文学对于这位热情的乐享人生的人而言，只是他个性的偶然表达形式，而不是决定性的表达形式，那就是把他看错了。
当然，作为年轻人，他在巴黎初来乍到，头脑简单耽于理想主义，也曾一度想当诗人，自然是当一名大名鼎鼎的诗人，哪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不想当个著名诗人？他当时琢磨再三，弄出几篇哲学文章，撰写一出永远也没完成的诗体喜剧；然后过了足足十四年，他把文学忘得一干二净，骑在马上或者坐在办公桌旁，在林荫大道上漫步，一脸愁容，向心仪的女人白费力气地大献殷勤，绝对更关心美术和音乐，而不是舞文弄墨。1814年，他一时手头拮据，恼火的是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他的马匹，于是急急忙忙地用假名编写了一本书——《海顿传》，或者不如说，他放肆地偷窃了此书的意大利作者，那个可怜的卡尔帕尼的原书。此人后来大声呼救，痛骂这个素不相识的邦贝先生如此出人意料地把他抢劫一空。然后司汤达又同样是从其他一些书里七拼八凑地弄出一部意大利美术史来，书中撒进去几则趣事逸闻，因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金钱，另外也因为他觉得信笔驰骋，用各式各样的笔名、假名愚弄大家，着实有趣，他便今天作为艺术史家，明天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写出《一场反对企业家的阴谋》），后天作为文学评论家（写出《拉辛和莎士比亚》），或者作为心理学家（写出《论爱情》），写出一批书籍。他这样偶然地小试一把，发现写作并非那么艰难。只要聪明并且思想能灵敏地从唇间射出，在写作和交谈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而在谈话和口授之间差别就更小（因为形式如何，司汤达完全满不在乎，所以他的书不是用铅笔信手涂鸦写在纸上的，就是一举手之间随便口授的）——所以他把文学充其量当作一种讨人喜欢的怪人的消遣。他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让他真正的名字亨利·贝尔出现在他的作品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对追名逐利全然无动于衷。
一直到四十岁，他才更加经常地坐下来写作。为什么？莫非因为他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激情洋溢，更加钟情于艺术？非也，完全不是如此。只是因为他变得更加肥胖，因为他——不幸！——在女人那里更少取得成功，囊中更加羞涩，多余的没有打发掉的时间大大增多；简而言之，因为他需要代用品：“为了打消无聊”，为了使自己不致无聊。就像用假发来取代以往浓密杂乱的头发，现在对于司汤达而言，则是长篇小说代替了人生，他用各式各样制造出来的梦幻来补偿日益减少的真正奇遇；最后他甚至发现写作使人愉悦，对他而言，简直是一个比各种沙龙里的平庸陈腐的演说家更加讨人喜欢、更加巧妙风趣的谈话对手。可不是，撰写小说的确是一件非常欢快的娱乐，干干净净，极为高尚。其前提是，不要过于认真，别像那些巴黎文人似的，弄得手指沾满汗水和野心，写作完全配得上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是一种潇潇洒洒的不受任何拘束的精神游戏，这位日益年老的人越来越觉得这种游戏具有魅力。这件事情并不是非常艰苦：他花三个月时间，向某一个便宜的抄写员口授一部没有提纲的长篇小说，浪费不了过多的时间，也并不过于费劲。另外他还可以开开玩笑，对他的敌人悄悄地进行一番讽刺，对芸芸众生的庸俗卑下加以冷嘲热讽；他可以躲在一张面具后面，不会自我暴露；可以坦承自己心灵最富柔情蜜意的心曲，而把它们推在陌生的小伙子身上。他可以热情奔放激情似火，而不至于有损自己的名誉，身为老年人，却可以像个少年一样春梦连连，而不必为之感到羞愧。就这样，司汤达的创作就变成了享受，渐渐地变成了这位业已满师的享受者最私密最隐蔽的个人喜爱。但是司汤达从来也没有感觉，要制作伟大的艺术或者甚至做一部文学史，“我谈论一些我喜欢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他坦白地向巴尔扎克承认，他不想形式，不想评论，不想公众，不想报纸，也不想永垂不朽。作为一个无懈可击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在写作时只想到自己和他的快乐。最后，到很晚很晚的时候，在他将近五十岁时，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写书甚至可以赚钱。这个发现使他大为惬意：因为亨利·贝尔的最大的理想一直都是孤独和独立。
当然啰，他的书籍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公众的胃口不习惯烹调得干巴巴、没有用油脂和多愁善感来加以调制的菜肴。他必须在塑造自己的人物之外再设想出一批公众，让时间回溯过去，进到另外一个世纪，设想一批精英，少数快活的人[2]，1890年代或者1900年代的一代人。但是同时代人的漠不关心并没有非常严重地伤害司汤达：归根到底这些书只是写给他自己的书信，“其余的人关我什么事？”司汤达只是为自己写作。这位日渐衰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给自己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最后的、最精致的快乐：在阁楼上，在他的木桌上点上两支蜡烛写作或者口授。和他的灵魂和他的思想进行的这种亲密的、完全内心的私人谈话在他生活的终结，比一切女人和欢乐，比福伊咖啡馆，比沙龙里的讨论，甚至比音乐都更加重要。这个五十岁的男人终于在艺术里发现他第一位的，也是最古老的原始理想：孤寂中的享受和享受中的孤寂。
当然啰，这是迟到的快乐，犹如夕阳西下，已经染上了心灰意冷的沉沉暮霭。因为司汤达的作品面世较晚，无法再独创性地决定他的人生，它们只是结束，只是用音乐陪伴他缓缓地死去。司汤达四十三岁才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先前有一部小说《阿尔芒斯》没法正经地计算在内），五十岁开始写《吕西安·娄凡》，五十三岁开始写第三部小说《帕尔玛女修道院长》。三部长篇小说穷尽了司汤达文学上的成就，三部小说从推动力的中心来看，其实只是一部，是同一个和同样的原始经历的变种，即亨利·贝尔青年时代心灵的历史。这日益衰老的老者不愿让他的青春在他的心里渐渐死去，要一再使之更新复活。所有这三部小说都可以冠以他的后继者和蔑视者福楼拜[3]用的书名，——《情感教育》[4]。
因为所有这三个年轻人，于连，这个备受虐待的农民之子，法布里齐奥，这位娇生惯养的侯爵，吕西安，这位银行家之子，全都怀着同样炽热滚烫、漫无节制的理想踏进一个日益冷却的世纪，他们全都迷恋拿破仑，迷恋英雄业绩，迷恋丰功伟绩，迷恋自由；他们大家首先从洋溢的感情中找出一种更崇高、更有才智、更轻松愉快的形式，越过真实的生活允许的程度。他们三个人全都充满了压抑的激情，把一颗杂乱无章，却一片童贞的心献给女人。他们三个人全都残忍地被一种锋利的认识唤醒，在一个充满霜冻和令人厌恶的世界里，必须把自己火热的心掩饰起来，绝对不许耽于幻想；他们纯洁的起跑碰到“其他人”——司汤达的那些永恒仇人的胸襟狭窄和市民担忧，全都砸得粉碎。渐渐地他们学会了自己敌人的诡计多端，那些使用卑劣的阴谋怪招的灵活机敏，精明无比的精打细算，变得狡猾无比，满口谎言，善于应对，心如铁石。或者变得更糟：他们变得聪明，如此精于算计和自私自利，就像那个上了年纪的司汤达一样，他们变成光彩夺目的外交官，商业天才和超凡脱俗的主教；简而言之，自从他们感到完全被痛苦地逐出他们真正的心灵王国，青年的王国，纯粹理想的王国，他们就和现实完全和解，他们就去适应现实。
为了这三个年轻人的缘故，或者不如说，为了曾经在他胸中悄悄呼吸的那个业已销声匿迹的年轻人的缘故，为了“他二十岁时的生活”，为了激情满怀地再过一次这二十岁的人的生活，五十岁的亨利·贝尔撰写了这三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深知一切、头脑清晰的唯理智论者，他描述开始时永恒的浪漫主义。就这样这三部小说就奇妙地结合了他本质的原始的矛盾对立；在这里以老年的目光清晰描述了青年时代高贵的迷惘困惑，描述了司汤达在精神和感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在三场令人难忘的战役中，胜利地进行的毕生的战斗。每次战役都牢记在人类的记忆之中，犹如马伦哥、滑铁卢和奥斯特里茨。
这三个年轻人尽管命运不同、出身不同、性格迥异，在感情上却是兄弟；他们的创造者把他天性中的浪漫主义遗传给了他们，在他们身上发展。同样，他们三人的对手也是一个人；莫斯卡伯爵，银行家娄凡和德·拉·莫勒伯爵，他们又都是贝尔。但是这个完全凝结成理智主义者，后来又变成聪明的老者的人，在他身上理性的X光射线，渐渐地把一切理想全都烧灼殆尽。这三个对手象征性地表示，生活最终会把这些年轻人变成什么，“彻头彻尾的狂热者感到厌烦，渐渐看清楚了”（亨利·贝尔这样谈论他的一生）。对英雄事迹的迷恋已经死绝，现在，策略和手法的可悲的优越性取代了令人陶醉的醉意，一种冷静的赌博的快乐取代了原始的激情。他们统治了世界，莫斯卡伯爵统治了一个侯爵领地，银行家娄凡统治了交易所，德·拉·莫勒伯爵统治了外交界，但是他们并不喜欢那些被他们的绳索牵着跳舞的玩偶，他们看不起这些人，正因为他们太近，太清楚地认识这些人的卑微可耻。他们还能够分享美丽和英雄主义，但也仅仅只是分享而已，他们恨不得把他们已经实现的一切愿望来交换年轻人朦胧、杂乱、笨拙的渴望，年轻人什么也没有达到，却永远梦想着一切。就像安东尼奥[5]这位冷冷地知晓一切，极端聪明的贵族，待在年轻的热情洋溢的诗人塔索身边，这些生活中拘束无味的散文作家，也这样面对他们年轻的竞争者，半是表示帮助，半是怀有敌意，半是充满轻蔑，暗中却满怀妒意，就像精神面对感情，清醒面对梦幻。
司汤达的世界就在男性命运的这两个永恒的极点之间，在孩子混乱的渴望和渴求现实权力的稳定，嘲讽、优越的意志之间盘旋。女人就向这些羞怯的、热切渴求的年轻人迎面走去，把她们沸腾的渴望盛在叮咚作响的盘子里，用善意好心的音乐来平息自己愤怒的未曾消除的渴求。司汤达的这些温柔的、即使激情如炽依然保持高贵的女人，德·瑞纳夫人，德·夏斯德莱夫人，第·桑斯维里纳公爵夫人，让她们的感情纯净地熊熊燃烧；但是即便是神圣地献身，也无法让她们的情人保持灵魂的初生儿般的纯洁，因为这些年轻人每向人生踏进一步，就会越向人类卑鄙下流的泥潭更加深陷一步。和这些女人对抗的，和这些英勇女人使人振奋、使灵魂可爱地舒展开来的元素相对抗的，在这里和平素一样，永远是卑劣的现实、贱民的损招，那些渺小的阴谋家们，追名逐利者们，像毒蛇一样奸诈、像毒蛇一样冷酷的坏蛋们，——简而言之，那芸芸众生，就像司汤达在他轻蔑愤怒之余所看见的那些平凡中庸的人们。他用他青年时代浪漫主义的镜头美化女人，作为老年人，他还一直钟情于爱情，与此同时，他用满腔集聚起来的愤怒把这帮低下的罪犯驱逐到行动中去，犹如驱逐到屠宰场的案子上去。他用粪土和烈火组成这些法官、检察官、卑微的部长们、仪仗队的军官们、沙龙里的空谈家，这些渺小的搬弄是非之辈，黏黏糊糊的，随波逐流的，每一个都像一团粪便，但是：永恒的灾难！所有这些零排列起来就变成数目字和大数目字，在世界上总是这样，这些数字就成功地把崇高卓越的东西压碎。所以在他叙事的风格中，不可救药的狂热者的悲剧性的忧伤和大失所望者像匕首一样猛扎猛刺的嘲讽交替出现。司汤达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以炽烈的仇恨描写现实世界，同样也以他郁积深层的激情火焰描写他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在这两个领域中，他都是大师，在精神和感情这两个世界里，他都十分熟悉。
恰好是这点赋予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以特别的魅力和特别的级别，它们虽说是晚期的作品，但在感情上充满青春活力，而在思想上又洞悉一切，颇为优越。因为只有距离才能独创性地解释每种激情的意义和美丽。“一个受激情感动的人，无法区别感情的细微差别”——深受感动的人，在受感动的瞬间并不知道他感情的细微差别；他也许可以让他的心醉神迷的状态抒情地或者狂热地一直滚滚向前，进入无边无际的状态，但他永远无法对它们进行解释，并且予以叙事的说明。真正的叙事的分析总要求目光清晰、血液平和、理智清醒，早已超越激情的状态。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恰好绝妙地把这内心和外部同时包含在内；这里，恰好在男性的上升和消逝的界线上，一个艺术家“通晓一切”地描述感情；他又一次激动地分享他的激情，但是他已经“懂得”这种激情，能够发自内心地创造它，从外部来限制它。单单这一点，在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就意味着动力和最深沉的乐趣，观察他这新激起的激情的内部和里面——而外面发生的事件则相反，长篇小说的技巧部分，艺术家很不在意，他差不多是相当马虎地即兴信笔写了下来（他自己承认，写到每一章的结尾，他从不知道下一章该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作品的艺术力量和动荡，完全来自内在的波浪起伏。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人们发现小说中人物的心灵也有所感觉，小说最最无与伦比的地方是，司汤达自己羞怯隐蔽的灵魂在他笔下的宠儿们的话语和行为中涌流，他让他的人物在自己的双重性上受苦受难。《帕尔玛女修道院长》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便是他整个在意大利度过的青年时代的这样一个天才的缩写：就像他自己向往意大利，他的于连也想去投奔拿破仑，为了在战场上建立英雄业绩，但是现实生活一步一步地把他理想主义的设想逐一夺去。他没有看见铿锵作响的骑兵冲锋，看到的尽是现代战役的毫无意义的混战；没有看见拿破仑的大军，看见的只是一群连声咒骂、玩世不恭的兵痞子；没有看见英雄，只看见身着普通服装和五颜六色制服的平庸而大量的芸芸众生。这样一种冷静的描写只有在他的笔下才得以这样超群出众地曝光：就像在我们世俗的世界空间之中灵魂的狂喜，一再在精确的现实生活中遭到破坏，没有一个艺术家以如此圆满的强度把它表现出来。只有当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赋予他的人物的时候，他才变成一个超越他艺术理智的艺术家：“他没有激情，就没有灵性”。
可是奇怪的是：恰好是他的这种感同身受的私密，司汤达这位长篇小说作家却想尽办法要加以掩饰。他羞于让一位偶然的、到末了嘲笑的读者猜出，司汤达在这儿想象出来的人物于连、吕西安和法布里齐奥身上裸露出了多少他的灵魂。因此司汤达在他的叙事作品里故意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冷峻，他让他的文风故意变得冷若冰霜，“做出一切努力，使自己变得冷漠生硬。”宁可显得冷酷无情，也不要伤感哀叹；宁可显得没有华丽色彩，也不要过于慷慨激昂；宁可要逻辑，也不要抒情！因此他把那句在这期间反复咀嚼直到令人作呕的句子抛向世界：他在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之前都要阅读《民法全书》，强迫自己习惯于这种干巴巴的就事论事的风格。但是司汤达绝不是认为枯燥无味便是他的理想；事实上，他用他的“对逻辑的夸大的爱”，用他的追求清晰的激情，只想寻找仿佛在描述背后蒸发掉的那个难以觉察的风格：“风格只该像是一层透明的油漆：它不得改变放在油漆下面的颜色，或者事实和思想”。语言不得以艺术性极强的花腔，意大利歌剧的“花腔”[6]突出自己，相反，它应该消失在具体的思想后面，它应该像一位绅士穿的剪裁合身的西装，丝毫也不引人注目，只不过精确清晰地把心灵的动作表现出来。因为清晰明了，正是司汤达最最在乎的：他的高卢人清晰明了的本能憎恨任何模糊不清、云遮雾绕、膨胀放大，尤其憎恨那种自我享受的多愁善感，这是让-雅克·卢梭传到法国文学来的。即使在最混乱的感情里司汤达也要求清晰和真实，要求明亮直达内心的阴影浓重已极的迷宫之中。“写作”，写作对他而言就叫作“解剖”，那就是把搅拌过的感觉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测量炎热达到几度，把激情当作一种疾病似的进行临床观察。只有清晰地丈量了他心灵的深度的人，才能富有男子气概地真正享受他自己的深度，只有观察过他心灵迷乱的人，才认识他自己感情的美。所以司汤达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操练古老的波斯人的美德，以清醒的精神来思考，狂喜的心脏在热情奔放的陶醉之中暴露一些什么：凭他的灵魂，他是灵魂最幸福的仆人，凭他的逻辑，他同时又是他激情的主人。
认识他自己的心，通过理智探究他的激情，从而提高这激情的秘密：这便是司汤达的公式。他的心灵的儿子，他的几个主人公，感受正好和他一模一样。他们也都不愿被盲目的感情所愚弄；他们要对感情进行监督、窥察、探究、分析，他们不仅要“感觉”他们的感觉，同时也要“理解”他们的感觉。他们不断心怀疑虑地审查自己，看看他们的感情冲动是真是假。在这感情冲动背后是否还躲藏着另外一种感情冲动，是否还有更深沉的感觉隐藏着。他们恋爱时，总时不时地停下飞轮，检查他们所处的气压的压力表。他们不断地反躬自问：“我已爱上她了吗？我还爱她吗？我在这种感觉中感到了什么，为什么我现在不再有这种感觉？我的爱慕是真实的还是勉强的，还是说，我只是说服自己去对她表示爱慕，还是说我只是在我自己面前演戏？”他们不断地伸手去测他们激动情绪的脉搏，要是激动的体温曲线停了一拍，他们立刻感觉到。即使在发生的事件达到汹涌奔腾的洪流最最湍急的关头，永远有“他想到”，“他对自己说”，这“他想到”、这“他对自己说”打断叙述的焦躁不耐的进程。他们像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似的对每一个肌肉的动作、每一个神经的震颤，寻找着颇有才智的评注。我在这里选择《红与黑》里面那个著名的爱情场景的描绘作为例子，来说明司汤达即使在处女委身的炽烈瞬间也会让他笔下人物如何头脑清醒、目光清晰地行动：于连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一点钟搬来一架梯子，搁在德·拉·莫尔小姐的母亲敞开的窗子旁边，爬进小姐的房里——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精心设计的行动，是浪漫主义的心想出来的。但是在他们两人都激情如火的时候，他们立刻理智起来。“于连非常窘迫，一时手足无措，心里完全没有一点儿爱的意思。窘迫之中他心想自己应该敢作敢当，试图拥抱玛蒂尔德。”“去。”她说道，一把把他推开。遭到拒绝，他倒反而非常满意，急忙向周围扫了一眼。司汤达的主人公们，即使在他们放肆大胆的冒险经历之中还这样善于思考，意识清明，这样冷静清醒地进行思考。现在请诸位接着看这个场景的进展，这个高傲的姑娘最后如何在激动中经过各种思考，委身于她父亲的秘书。“玛蒂尔德费了大劲才称他为‘你’，而不是‘您’。这个‘你’说得毫无柔情，使于连一点儿也不感到惬意；他十分惊讶地确认，他还毫无幸福的感觉。为了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他最后就求助于思考：他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年轻姑娘的恩宠之中，这个姑娘平素从不无保留地赞美别人。多亏这种思考，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从而获得了一种幸福。”这就是说，多亏——“一种思考”，多亏一种“确认”，完全没有柔情蜜意，没有任何火辣的干劲，这位大脑迷惑于情欲的恋人，勾引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情妇，而这位情妇在事后立刻这样对自己说：“我得跟他说说话，这是情理中的事，现在是对情人说情话。”我们不禁和莎士比亚一起提出这样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女人在这种情绪下结婚的吗？在司汤达之前曾经有过一位作家敢于在一个诱奸的时刻，让人们这样思维冷静地自我监察，甚至仔细盘算，而这些人就像司汤达的人物，完全不是天性冷漠之人？这里我们就接近了司汤达心理描述艺术的最为内在的技术，这种技术即便是炎热也要分解出它的度数，感情也要剖析出它的冲动。司汤达从不观察一个激情的整体，而只是看它的局部。他用放大镜，甚至用慢镜头观察激情结晶凝练的过程；作为唯一的一个突击性的痉挛的动作，在现实的空间展开的运作，他那天才的分析性的精神把它剖析为无数的时间分子，他在我们的眼前人为地放慢这心理运动，为了让我们精神上更加容易理解。所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的情节（这是它的新颖之处！）只发生在心理的时间里，而不是在尘世的时间里。随着司汤达叙事艺术第一次转向（这预示了一种发展）揭示一切无意识的功能性的情节，《红与黑》开启了实验性的长篇小说，这和日后的文学心灵科学最终结为兄弟。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有的段落的确让人想起一座实验室的冷静和一间教室的冷淡；但是尽管如此，在司汤达身上的热情四射的艺术狂热，仍然像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那样富有独创性，只不过流于逻辑性，流于一种偏激的清晰癖，一种渴求灵魂洞察一切的愿望。他的世界的构造对他而言，只是通向理解灵魂的绕道，在整个壮丽辉煌的宇宙里，吸引他那炽热的好奇心的没有别的，只有人类，而在整个人类里，吸引他那炽热的好奇心的，又只有那唯一的、他感到深不可测的人，那叫作司汤达的微观世界。就是探究着一个人，他变成了诗人，他变成创造者，只是为了描述此人。尽管多亏天才，司汤达变成了最完美无缺的艺术家之一，但是司汤达本人并没有为艺术效力。他只是把艺术当作最为精致、最有灵气的工具，来测量灵魂的震颤，并把它变成音乐。艺术从来都不是他的目的，而是通向他唯一永恒目的的道路：为了发现自我，为了认识他自我的乐趣。
* * *
[1] 原文是意大利文。
[2] 原文是英文。
[3]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著名作家。
[4] 原文是法文。
[5] 安东尼奥，歌德诗剧《托夸多·塔索》中的公国大臣，为人精明，对塔索满怀怨恨，塔索（1544—1595）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叙事诗人，以诗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成名。
[6] 原文是意大利文。
论心理学家的欢乐[1]
我真正的激情乃是认识和检验。
这种激情从未得到满足。
一位老实巴交的市民有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走近司汤达，客客气气地很友善地询问这位陌生的先生操什么职业。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便立刻掠过这个玩世不恭者的嘴角，一双小眼睛射出自负放肆的光芒，他故作谦虚地答道：“我是人心的观察者。”人心的观察者。这肯定是个讽刺，故意骗骗那个惊愕不已的布尔乔亚，寻寻开心；但是在这句捉迷藏似的笑话里，还是掺和了几分真诚，因为实际上司汤达一辈子干什么事情，也不像观察心灵事实这样有目的有计划。
司汤达像少数人那样，认识这种有魔力的心理学家的快乐，并且几乎放荡地沉湎于精神人物的这种享受的激情之中；但是他关于心灵秘密的精致陶醉多么富有说服力，他的心理学的艺术是多么轻盈，多么使人心灵飞升！在这里好奇心只是出于聪明的神经，出于耳聪目明的感官，才把触角伸将出去，怀着一种灵敏的贪婪，从各种生机勃勃的东西当中吮吸其甜蜜的精神的骨髓。这个灵活的悟性用不着伸出手去抓住什么东西，用不着使用暴力把各种不寻常的现象聚拢来，敲碎它们的骨头，硬让它们适应一种制度的普罗克鲁斯特斯[2]之床；司汤达的分析具有骤然发现的出人意表之处和令人高兴之处，有偶然邂逅的新鲜之处和令人愉悦之处。他的男性的贵族气派的猎获欲过于高傲，不会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地去追逐认识，用皮带和一群论据的猎犬把它们穷追到死；他憎恨这种令人恶心的行当，死乞白赖地掏出事件的内脏，作为哈鲁斯彼克斯[3]，在这些内脏里乱掏一气；他的精细入微的敏感，他对审美价值的敏锐的鉴别力，根本不需要粗暴的贪婪的手法。事物的气息，它们的香精飘浮在空中的芳香，它们超越尘世的精神四下放射的光芒，向这位品尝美味的天才充分暴露了它们内部物质的意义和秘密，从极为微小的波动他认出了一种感情，从一则逸闻认识这个故事，从一个箴言认识一个人。他只需要一星半点即将消失的几乎抓不住的细节，需要一个“缩影”，需要梅花草大小的一点觉察，就足够了；他知道，就是这些微乎其微的观察，这些“小小的真实的事实”，在心理学里是决定一切的。他的银行家娄凡也这样说，“只有在细节里才有新颖和真实”。司汤达自己非常骄傲地赞美一个“喜欢细节的时代，而且喜欢得很有道理”，已经预感到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这个世纪不再用空洞的、沉重的、粗线条的假设来从事心理学，而是从细胞和细菌的分子的真实情况来测算身体，是从精细入微的测听，从震荡神经的颤动来测算心灵的强度。在同一个时间，康德[4]的后裔谢林[5]、黑格尔[6]和所有这些人在讲台上还像变戏法似的在他们的教授礼帽下变出整个宇宙来，而这位孤独的人已经知道，高塔耸立的哲学无畏战舰[7]的时代，这种巨人体系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只有像潜水艇一样悄悄进行细小观察的鱼雷统治着精神的汪洋大海。但是他置身于这些片面性的专家们和怪癖的诗人们中间，从事这种聪明的猜谜艺术是多么孤独！他如何孤单地站立在那里，如何走在所有人的前面，走在当时的那些正直可靠、学究气浓的心灵研究者的前面，因为他没有背负装满了假设的教养。——“我既不指责也不赞成，我只是观察。”——追逐知识作为游戏，作为运动，只是成为自己知晓一切的快乐！就像他精神上的兄弟诺瓦利斯[8]一样，通过诗意的感觉赶在一切哲学的前面，他只爱认识的“花粉”，这些偶然吹来，但是被一切有机物内在的感觉渗透的花粉，在这些花粉中，假定包含着萌芽状态的能够扎根的广泛的制度。司汤达的观察总是局限于微小的、只有微观方能觉察到的变化，局限于感情最初结晶的短暂的一秒钟时间。只有在那里他才贴近生活，感觉到肉体和灵魂那个新婚的时光，那些经院哲学家蛮横地把它称之为世界之谜：恰好在最微量的觉察之中，他才预感到最大量的真理。所以他的心理学首先看上去像是思想的金银丝编织品，一种小巧的艺术，一种和敏感进行的游戏，但是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而且是正确的）信念，最微小的精确的觉察是比任何理论更加重要的对感情的驱动世界的理解。“心的理解甚于感觉”；心灵科学除了这些偶尔崩落的知觉之外，别无其他更稳妥的进入黑暗的通道。“除了这些感觉，别无真正真实的东西。”所以只需要“一辈子仔仔细细地观察五六种思想”，也就足矣，有些规律已经暗示——并非专横地，而是独特地——一种精神的制度，理解它或者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便是每一种真正心理学的快乐和激情。
司汤达做了无数次这样一些很有帮助的小观察，简洁的独一无二的发现，其中有些发现从此对于每一种艺术性的心灵解释都成为公理，成为基础。但是司汤达自己对于他发掘出来的这个宝藏从来也没有充分加以利用，他把这些向他闪现的电光般的思想懒洋洋地信笔写在纸上，未加整理或者有条有理地堆积起来：在他的书信里、回忆录里、长篇小说里可以发现，这些生命力旺盛的谷粒撒在各处，漫不经心地全凭偶然的机会被人发现。他整个的心理学著作合在一起只有一两百个警句、箴言和小说局部；司汤达很少费劲把其中一部分装帧成册，从未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一个真正的体系完整的理论。即使他在两本书的封面之间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一部关于一种激情的专著，那本论爱情的专著，也是一本用断片、警句和逸闻汇成的加料大杂烩[9]。他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篇研究文章称作《爱情》，而是称作《论爱情》，或者最好把它译成：《关于爱情的若干意见》。充其量他只是随手轻快地标明了几个基本区别，“出于激情之爱”，肉体之爱，爱情的滋味，或者迅速地勾勒出一部理论，关于爱情的形成和消失。但是他的确只用铅笔勾勒（他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撰写这本书的）。他仅仅限于写点暗示，做些估计，毫无约束性的假设。他用逗乐的逸闻边聊边织，把这些东西编织在一起。因为司汤达丝毫不想当个深邃的思想家，彻底思考的思想家，为别人思考的思想家。他从来也不费心劳神，继续关心偶然相遇的事情。那种想透一切、深究内容、扩充铺排的扎扎实实的勤奋工作，这位在心灵的欧罗巴洲里慵懒的“旅游者”，极为慷慨地漫不经心地把它们让给那些卖苦力的车夫们和粘粘贴贴的杂役们去干，整整一代法国人也的的确确把他信笔写下的大部分主题，都加以着意地修饰发挥。从他著名的爱情中的结晶理论（这个理论把感情变得有意识的过程和那根“萨尔茨堡的树枝”[10]——那根早就在盐水中浸透，又浸在矿山的碱水里的树枝相比较，花不了一秒钟的时间，突然就长上肉眼可见的结晶），就产生出十几部心理长篇小说。从他草草不恭地写下的一句关于种族和环境对艺术家发生影响的评语，丹纳[11]就写出了厚厚的艰深晦涩的一段假设。而心理学对于司汤达自己，对于这位不爱辛勤劳动的人，对这位天才的即兴诗人的影响从不超过写些断片、写些箴言的程度。在这方面他是他的法国祖先帕斯卡尔、尚福尔[12]、拉罗什福科[13]、复伏纳尔格[14]的学生，他们也同样出于对一切真理的飞速前进的本质的尊敬感，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的观点挤在一起，变成一个肥厚的安坐在宽大臀部之上的真理。司汤达只不过随手把他的认识抛了出去，完全无所谓于究竟它们是否适合于人，究竟它们今天就被人认为是真理还是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被人承认。他并不关心，是不是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把这种认识写了下来，还是其他人在他之后才会把这种认识写出来。他思考和观察就像他呼吸、说话和写作一样毫不费劲，自然而然。寻找追随者从来就不是这位自由思想者的事情，也不是他的忧虑；观察，越来越深入地观察，思想，越来越清晰地思想，这对他已经够幸福的了。
和尼采一样，他不仅有良好的思想的勇气，有时也有一种非常迷人的纵情思考的欢乐；他坚强而又足够地放肆，和真理也进行游戏，并且用一种几乎是肉欲的快感去爱认识。这个优秀人物充溢着生活的感情，达到泡沫飞溅按捺不住的程度。但是这些个别的警句箴言只不过是他丰满充溢的心灵偶然溅过它的边缘散落出来的几滴而已。司汤达最最本质的丰盈一直保存在内心深处，既清凉又炽热；储存在磨光的水晶杯里，只有死亡才把这杯子砸碎。但是就是这几滴溅出去的酒浆，已经拥有思想的明亮而又使人振奋的醉人力量；它们像优质的香槟酒一样，激活心脏懒洋洋的跳动，使迟钝的生活的感觉为之一振。司汤达的心理学并非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的几何学，而是他的一生浓缩的香精：这使他的真理如此真实，他的观点如此具有预见性，他的认识如此适用于全世界，尤其是如此罕见，同时又如此持久——因为任何思想勤奋都未能像一个确有把握的天性所具备的无所顾忌的思考勇气那样，把握住生动活泼之物的全部含义。思想和理论就像荷马笔下的阴间的阴影，永远只是松散的模式，没有形体的镜中形象：只有啜足了人的鲜血，它们才赢得声音和形状，才能向人类说话。
* * *
[1] 原文是拉丁文。
[2] 普罗克鲁斯特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暴君，把人们捆在他的床上，过长，就斩断其脚；过短则使用暴力把他抻长。
[3] 哈鲁斯彼克斯指古罗马肠卜僧，用祭祀动物的内脏来占卜吉凶的宗教执事。
[4]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哲学。
[5]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封·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6]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7] 无畏战舰是20世纪早期主要的战舰类型。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战舰在1906年第一次下水时，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建造的类似战舰被普遍地称为“无畏战舰”。
[8] 诺瓦利斯（1772—1801），为乔治·菲利普·弗里德里希·莱阿波尔特·封·哈尔登贝尔格男爵的笔名，德国诗人、作家，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
[9] 原文是西班牙文。
[10] 1818年，司汤达和友人去萨尔茨堡一家盐矿参观，从盐的结晶受到启发，从此用“结晶”比喻爱情。
[11] 依波利特·阿多尔夫·丹纳（1828—1893），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12] 尼古拉斯·尚福尔（1741—1794），法国作家，以诙谐的警句著称。
[13] 拉罗什福科（1613—1680），法国著名的格言和回忆录作者。1662年，有人未经他的准许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书中的敏感内容惹怒了不少人。
[14] 吕克·德·复伏纳尔格侯爵（1715—1747），法国作家。
自我描述
我曾经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要叫我说，我实在难以启齿。
司汤达令人惊讶的自我描述的高超技巧并非得自其他名师，完全得自他自己。司汤达有一次这样说：“为了认识一个人，只消研究你自己就够了；为了认识人们，需要和他们来往。”接着他立刻补充道，他只是从书本来认识人们的，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他自己身上进行的。司汤达的心理学总是从他自己出发。永远只是回过头来瞄准他自己。但是在这条围绕一个个人的路上，人性的整个心灵的广度都包括在内。
自我描述的第一个学习过程，司汤达是在他的童年经历的。他充满激情地深爱他的母亲，可是母亲早逝，他感到遭到遗弃，看到周围尽是敌视的和陌生的人们。他必须掩饰和隐藏自己的灵魂，不让人看见，很早就用不断假装，学会了撒谎这个“奴隶的艺术”。他利用闹别扭发脾气的时间躲在角落里，窥察他的父亲、姑妈、老师，一切折磨他管他的人，仇恨使他的目光变得愠怒而犀利；在他进行世俗的实际的学习之前，他通过迫不得已的自卫，通过被人误解的压力，精通了心理学。
这位经过这样危险的初学阶段的人，他的第二教程持续的时间更长，其实贯穿他的终生：那就是爱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级学府。我们早已知道——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忧伤的事实——司汤达作为一个情郎并非英雄，并非征服者，尤其不是唐璜。他自己却经常乐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唐璜。梅里美[1]告诉我们，司汤达只喜欢让人看见自己处于钟情状态，可惜几乎总是处于不幸的钟情状态。“通常我的态度总是一个不幸的情人的态度”——他不得不承认，他在恋爱之中总是不幸，甚至承认，“在拿破仑大军之中，只有少数军官像他一样，拥有这么少女人”。他那宽肩肥硕的父亲和他那热血奔流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却是一个极为旺盛的性欲——“火样的气质”，可是尽管他的气质迫不及待地检验每一个女人，看这女人对他是否“适合”，司汤达一生在爱情上都始终是个愁容骑士。在家里，在办公桌旁，远离炮火的射程，这位典型的事先享受一切的人，出色地实施他那爱情的战略。“离她很远，他胆大包天，发誓什么都敢干。”他在日记本里都计划周密地一直写到最后时刻，他将在什么时候拿下他此刻的女神，“两天之内我会把她弄到手”[2]，可是一到他女神的身边，这位一心想当卡萨诺瓦的人顿时变成羞怯腼腆的文科中学生；第一次冲锋，照例（他自己也承认）以男子在已经顺从的女人面前暗自丢脸告终。在他需要大献殷勤的时候，他变得“胆怯而愚蠢”，应该柔情绵绵的时候，他却变得玩世不恭；在需要发起进攻的时候，他变得多愁善感，简而言之，他计算再三，拘束得很，耽误了错过了最佳机会，又出于尴尬，出于害怕，表现得多愁善感，傻气十足，这位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者“在轻骑兵的大氅之下”掩饰了他的柔情蜜意，轻骑兵的大氅粗暴生硬，哥萨克的话语露骨直率。因此他在女人身上连连“失利”，这是他秘密的、最后被朋友们泄露出来的他一生的绝望。司汤达一生最最渴望的莫过于明显地取得爱情胜利，“爱情对我而言永远是所有事件中最伟大的事件，或者不如说是唯一的事件”。他对任何人，无论是对哲学家，还是对诗人，甚至对拿破仑，他都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真正的敬意，像对他的戛尼翁舅舅或者对他的表哥玛尔基阿·达吕那样，他们两人都拥有无数的女人，而没有使用任何精神的或者心理学的绝招——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这么成功，因为司汤达渐渐地取得这样的认识，阻止人们在女人那里取得积极成功的，就是人们过于受到感情的约束；“只要人们在女人身上花的劲不比打赢一盘台球使的劲更大，就能在女人那里得到成功”，最后他这样说服自己。“我实在过于敏感，无法拥有色鬼的天才”；他对任何问题也没有更持久更专注地思考过。恰好多亏他对情爱这样神经质的、疑虑重重的自我解剖，他才能够（我们和他一起）洞悉他感觉的最精致的纤维组织。他自己这样谈论：没有任何东西像恋爱的失败、征服女人数量之少（他征服的次数总共只有六七次），这样教育他去懂得心理学。倘若他和别人一样，在恋爱上鸿运高照，他永远也不会被迫这样执着地去探究女人的心理，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最精致、最娇嫩的气息：司汤达在女人身上学会审查他自己的灵魂，也是在这里他遭到排挤，使这个观察员变成行家。
这种系统的自我观察之所以可以使司汤达极不寻常地早早进行自我描述，还有一个特别的非常奇怪的原因：司汤达记性不好，——或者不如说，他有一个任性的执拗的记忆力，反正是个不可靠的记忆力，所以他始终把铅笔握在手里，不断地记录、记录：写在读物边缘的空白处，写在散放的纸上，写在信里，尤其是写在日记里。他害怕忘记了重要的生活经历，从而打断了他人生的持续性（人生是他唯一的艺术品，他按照计划，持续不断地写着这部艺术品）。这个恐惧令他总是立即用文字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动、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固定下来。他写了一封信给库里阿尔伯爵夫人，一封震撼人心、被啜泣撕得粉碎的情书，用一名记录员生硬的实事求是的风格记下他们的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日期；他记下什么时候，几点钟，他终于战胜了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印象，他是握笔在手才开始思考。多亏这种病态的记录狂[3]，我们才最终得到了六七十卷表现在一切想得到的诗文、书信和逸闻文字中的自我描述（直到今日，发表的文字还不及一半）。不是一种虚荣的或者裸露癖的自白欲，而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恐惧，唯恐让那永远难以重获的司汤达这一物体在他那并不密封的记忆力当中渗漏出去一滴，才使司汤达的传记给我们保存得这样完美。
司汤达对他记忆力的这一特点也像属于他的一切东西一样，都用一种洞察一切者的清晰明了进行了分析。首先他确定，他的记忆能力是非常自我中心主义的。“我对我不感兴趣的东西绝对缺乏记性”。因此他对一切与心灵无关的东西都记得很少，没有数字，没有日期，没有事实，没有地点；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他都全然忘记其一切细节；谈到女人们或者朋友们，甚至拜伦[4]和罗西尼[5]，他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遇见他们的；但是他并不否认这个缺点，而是毫不迟疑地承认：“我只要求有关我的感情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有有关他感情的一切，司汤达保证客观真实；他在他的一部作品里坚决“抗议”，“他从来也不敢声称，描绘了事物的现状，他仅仅只是描绘了事物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象。”“我不敢说描绘了事物的本身，我只是描绘事物对于我产生的印象”。所以任何东西也没法更清楚地证明，对司汤达而言，事件本身根本就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事件在他心灵的波动中发生作用，这才存在：那么当然这种绝对片面的感情记忆力只有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晰犀利才能使用，他毫无把握到底有没有和拿破仑谈过话，他不知道他是否的的确确曾经跨越过宏大的圣·伯纳德山隘，还是说他只记得一幅铜版画，同一个司汤达却像钻石一样清澈剔透地记得一个女人一掠而过的手势，一个轻轻的声调和一个动作，只要他从内心被这个女人激动。只要感情没有参与的地方，便有一动不动的昏黑的迷雾般的层层记忆堆在那里，往往达几十年之久——更奇怪的是，要是感情发生得过于狂烈，那么在司汤达身上，记忆力也遭到破坏。好几百次，恰好在他人生最紧张的瞬间（在描写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旅行到巴黎去时，和第一次缠绵的爱情之夜），他一再重复确认：“我对此已记不起来了，感情过于猛烈。”在限制得这样狭窄的这些感情范围之外，司汤达的记忆（他的艺术家气质也是如此），从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只记得这是人的画像。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记得”；在司汤达身上，只有强调心灵的东西才不至于被遗忘。因此，这位绝对坚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他的自传里，绝不是一位世界大事的见证人；因为他根本不会往回“思考”，他只能往回“感觉”。通过他灵魂的反射这条弯路——所以说并非直接的，他复制了事实发展的过程——“他发明了自己的人生”：他从感觉的回忆中不是找到了事实，而是发明出、杜撰出事实。就像他的自传有一些长篇小说似的东西，他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自我描述的东西；千万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他自己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的描述，就像歌德在《诗与真》中所做的那样。就是作为一个自传作家，司汤达也必然是一个断片作者、印象主义者。事实果然如此，他只是用松散的、偶然的笔触和记录开始在那本“流水账”里，在他那本写了几十年的日记本里，描绘他自己的肖像，这本流水账不言而喻只是用来供他自己使用的。只是首先记录，只是趁热抓住那些小小的激动，趁它们还在手里不安地搏动，就像一只逮住的小鸟的心脏！千万别让它们扑腾着跑掉，把一切都逮到，都抓住，不能托付给记忆力这一不停流淌的河流，它在流动中把一切全都改变了位置，不知冲向何方！不必羞于把无关紧要的东西，仅仅是感觉的儿童玩具乱七八糟地堆在一口大箱子里：谁知道，说不定成年之后恰好最喜欢俯身去看看自己业已消逝的心灵的这些稀奇古怪、平庸乏味的东西。因此是一种天才的本能让这个少年把这些感情的微小的闪电似的图像，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予以保存；等他日后成熟起来，成为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就会充满感激之情，十分内行地把它们安排在他青年时代历史的宏伟画幅之中，那部他自己称之为《亨利·布吕拉》的自传之中，向他的童年投上这一奇妙的浪漫主义的晚年一瞥。
因为很久之后，司汤达才像构建他的长篇小说那样，在有意识的自传性的作品中建造他青年时代的精神建筑。在罗马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事渐高的男子在回顾他的一生。再过几个月，他就年满半百：青春已逝，一切终于全都消逝，青春、女人、爱情。现在该是提出“我是谁？我曾经是谁？”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探究自己的心，使之变得更有准备，搏动得更加强劲、神采焕发，进行冒险的时间已经一去不返：此时此刻已在要求得出结论，进行回顾。晚上，司汤达刚从公使的社交集会上百无聊赖地回来（百无聊赖，因为他已征服不到任何女人，倦于进行一切轻浮的交谈），他突然决定：“我必须把我的一生写下来！要是我在两三年内能把这事完成，我也许终归会知道我曾经如何：欢快的还是忧郁的，聪明人还是大傻瓜，勇士还是懦夫，尤其是，幸福还是不幸。”
一个轻松的意图，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司汤达打算在这本《亨利·布吕拉》中（此书他用密码写成，为了让可能会有的好奇之徒认不出此书的来由），“尽写真话”；但是他知道尽写真话，只对自己保持真实是多么艰难！在往事影影绰绰的迷宫里如何辨明方向，熟悉道路，在鬼火和灯火之间加以区分，如何摆脱在道路的每个拐弯之处，经过化妆等待着你纠缠不休的种种谎话，这是多么艰难！司汤达这个心理学家在这里——第一次，也许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方法，不被过于使人愉悦的伪造回忆所欺骗，那就是飞快地信笔疾书，绝不再读一遍，也不再回想一次，“我定下了这一原则，绝不使自己受到约束，也绝不加以拭抹”。就这样干脆把羞耻和顾虑一扫而光；趁自我的法官、风习检察官在内心觉醒之前，就出乎意料带着自己的忏悔突然出现。不是精心描摹，而是像瞬间抓拍的摄影师！总是抓住感情典型活动的原始波动，不让它摆出一个人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司汤达写作他自己的回忆录运笔如飞，一气呵成，的确如此，从来也不再读一遍写完的篇页，完全不对风格加以修饰，不顾上下文语气是否连贯一致，也不看是否条理清楚，外观如何，就仿佛这些篇页只是一封致朋友的私人信件：“我写这些东西毫不撒谎，我有所期待，绝不抱幻想，怀有欣喜，就像致朋友的一封信。”这句话里每个字都很重要：司汤达在作自我描述，“像他所希望的”，真实可信，“不抱任何幻想”“怀有欣喜”“仿佛一封私人信件”，而这“就是为了不像让-雅克·卢梭那样精巧优美地撒谎”。他有意识地为了真实之故，牺牲掉他回忆录的优美，为了心理学而牺牲掉艺术。
事实上，单从艺术性而言，无论是《亨利·布吕拉》还是其续篇《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录》，都是不甚可靠的艺术成果：两者成文都过于匆忙，过于草率，了无计划。司汤达认为值得回忆的事情刚一到手，他就闪电般飞快地扔到书里，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放在那个位置是否合适。就像在他的笔记本里，无比高雅的东西和极端肤浅的东西，不合情理的一般事情和最为私密的个人履历全都并排挨在一起。但是恰好是这种无拘无束的态度，这种撸起袖子来自我叙述，泄露了各式各样的真诚坦率，其中每一种坦诚都比整整一大卷书含有更多的内心世界的文献资料。那种十分重大的自白，像那臭名昭著的关于他对母亲所怀有的危险的爱慕，对父亲所怀的凶残致命的仇恨，这样一些自白搁在别人身上，只要有一位检察官有时间进行监视，立刻就会胆怯地爬进下意识的角落里去，不敢冒头：这些极端私密的东西——我们没法对此有别的说法——在故意勉强装出来的道德上的粗心大意的瞬间给滑了过去。只有通过这种天才的心理学家的制度，司汤达从来不让他的感觉有时间把自己修饰得“美丽”或者“符合道德”，他才把它们真正抓个正着，抓到它们最痒的地方，而其他人，那些更加迟钝、更加缓慢的人看见了大呼小叫，猝然跳开：这些被人当场抓获的罪过和怪异，突然赤裸裸地、完全一丝不挂、寡廉鲜耻地站在平展的纸上，正第一次直眉竖眼地直瞪着人的眼睛。什么样奇妙的悲惨而又狂野的惊恐，什么样妖魔般无比强劲的愤怒的感情从一个幼小的儿童心灵里喷发出来！当小亨利深恶痛绝的塞拉斐姑妈死去时（姑妈是“两个放出来折磨我的魔鬼之一”——另一个魔鬼便是他父亲），这满腔怨愤、孤苦伶仃的孩子跪倒在地，感谢上帝。这样的场面谁能忘怀。紧挨着这个场景（在司汤达笔下，感情描写交叉重叠，五花八门，犹如迷宫）便是那个小小的评注：即使这个魔鬼有一次刺激这个孩子情欲的早熟片刻之久（这个场景得到仔细描写）。人们在司汤达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感觉到，人有着多少层次，互相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东西如何在神经最最细小的末梢互相接触，少不更事的儿童心灵便已经包含了卑鄙的和崇高的念头，残暴和柔弱，薄薄的一层层，一页摞一页，折好了放在那里；恰好是这些纯粹是偶然的、漫不经心的发现才真正开始了自传中的分析学。
因为恰好是这种尝试对形式和结构、对后世和文学、对道德和批评的草率和冷漠，恰好是这种尝试绝妙的私人性和自我享受的特性，使《亨利·布吕拉》成为一部难以忘怀的心灵文献。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司汤达毕竟还想做艺术家；在这里他可只是一个人，一个个人，对自己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他的自画像拥有难以描写的未完成作品的魅力和即兴写作的自发的真实性；人们从他的作品和他的自传里，永远认识不完司汤达。人们不断地重新受到吸引，来参透他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谜语，在认识他时来理解他，在理解他时来认识他。所以他那色彩朦胧、既冷又热、为神经和精神弄得颤抖不已的心灵，至今还激情洋溢地发挥作用，继续栩栩如生。在他描述自我之际，他把好奇之欲和窥视心灵的艺术也描述进新的一代人中，并且教会我们大家自我盘问和自我窥视的光彩夺目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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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罗斯泼·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
[2] 原文是英文。
[3] 记录狂也被称为涂写癖，指的是受一种强迫性的冲动来写。在特定的精神病学环境中，它会将一种病态的精神状态标记为书写杂乱和混乱的语句，甚至会退化成毫无意义的一系列词语。
[4]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并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
[5] 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形象的现状
我将在1900年左右为人理解。
——司汤达
司汤达跳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十九世纪。他起步于十八世纪，受教于狄德罗和伏尔泰粗犷的唯物主义，终结于我们这个心理物理学演化成科学的心理学的时代之中。就像尼采说的，“需要两代人才能一定程度地赶上他，才能事后参透使他心醉神迷的谜语。”他的作品过时和冷却的部分少得令人惊讶，他作出的一大部分发现早已变成共同财富，而他的有些预言还正在非常活跃地逐一实现。他远远落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后面，可是最后却超越了他们大家，只有巴尔扎克除外，因为尽管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千差万别各持一端，只有这两位，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塑造他们自己的时代超出了他们自己。巴尔扎克，他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组合和改组，社会学上金钱的优势，对于当时各种关系起作用的政治机制，都扩大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司汤达则“用他那预见一切的心理学家的眼睛，和他把握事实的手法”，把个人变小，显现细微的差别。社会的发展证明巴尔扎克有理，崭新的心理学证明司汤达有理。巴尔扎克对世界的审视预见了现代的时代，司汤达的本能预见了现代的人。
因为司汤达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自我观察方面更有锻炼，在心理学上更有训练，更乐于动用意识，道德上更加大方，神经更加紧张，对自己更加好奇，倦于一切冷冰冰的认识论，只渴望认识自己的本质。对于我们而言，有差异的人不再是怪物，不再是例外情况——孤独地置身于浪漫主义者之中的司汤达还认为自己是例外情况，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新颖学术，此后把各式各样精密的仪器交到我们手里，来照亮那些秘密，解开那些纠结。可是这位“奇怪地预见一切的人”（尼采又一次这样称呼司汤达），从他乘坐邮政驿车前往巴黎的时代起，从他身着拿破仑的制服时起，他就已经对我们了解了许多，他的非教条主义，他那很早就决定当欧洲人的抉择，他对于世界机械地变得平淡无味，感到厌恶，他对一切浮华夸张的群众英雄气概深恶痛绝，早已说出了我们心里想说的话！他对于他那时代的多愁善感的感情夸张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倨傲，显得多有道理。他多么正确地认定我们的时代将是他闻名世界的时代！他用他的怪癖的实践为文学留下了无数足迹，开辟了无数道路：倘若没有司汤达的于连，就难以想象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1]”；没有司汤达的那幅堪称第一幅对滑铁卢现实逼真的描述作为榜样，就难以想象会有托尔斯泰对波罗蒂诺战役的描述；尼采的巨大无朋的思维快乐很少在别人那里，像在司汤达的话语和作品中这样得到完全的振奋。所以他们都来到他的身边，这些“兄弟般的灵魂”，这些“优越的人士”。他一辈子都在寻找他们，却遍寻不得。一个迟来的祖国，也就是那些“和他相似的人们”，唯一承认他那自由无羁的世界主义灵魂的人们，他们永远赋予他市民权利和市民王冠。因为他那一代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除了巴尔扎克，这是唯一向他致以兄弟般问候的人——今天在精神和感情方面，和我们这样亲近，就像是同时代人；通过印刷这一心理学的传媒工具，通过冷冰冰的纸，我们感到他的形体和我们近在呼吸之间，无比亲切，深不可测，尽管他像少数几个人那样进行自我探索，在矛盾之中摇摆不定，散发出谜样色彩的萤光，制造最深的秘密，也保持最深的秘密，力求自我完善，可并没有完成，但是永远生机勃勃，生机勃勃，生机勃勃。因为正好是那些对于他们的时代古怪反常的人，最喜欢把下一个时代呼唤到他们中间。恰好是心灵最柔弱的振动却在时间上具有最遥远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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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