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科学与幸福

道德家意在改进人类行为。不得不称其雄心可嘉，因为他们的行为大都十分不堪。然而，不管是道德家所欲求的具体改进，还是他用以实现改进的方法，我都无法为之称颂。他台面上的方法是道德说教，真正的方法（如果他属于天主教派）则是经济赏罚制。前者带来的影响并不长久，也不重要；自萨沃纳罗拉(1)以降，宗教复兴派带来的影响总是转瞬即逝。后者——赏罚——则确有成效。例如，赏罚制令男人情愿和娼妓春风一度而不肯养情妇，因为需要采取最隐蔽的方法。他们由此而令这一风险极高的行业得以运转，性病为之流行。这并非道德家所欲求者，但他过于缺乏科学头脑，竟未察觉这正是他实际造成的后果。

要取代这种不科学的布道加贿赂大法，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可走？我想是有的。

人类行动之所以造成危害，若非源自无知，就是出于恶欲。从社会角度来看，“恶”欲可定义为意在阻挠他人欲求的欲求，确切而言，即其所阻挠的欲求多于其所助力的欲求。源自无知的危害无须细述；此间所需，莫过于更多的知识，故此，改进之法在于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教育。出于恶欲的危害则更为棘手。

凡人男女身上活跃着某种程度的恶意，包括对特定敌人的特定敌意，以及对他人的幸灾乐祸。人们常以言辞精心将其掩饰，传统道德约有半数是在为其涂脂傅粉。然而，道德家若要实现改进我们人类行动的目标，就不得不面对这一点。这一点处处可见，不遗巨细：见于人们一再重复并相信丑闻的欢欣之态，见于明知善待罪犯对其改造更有成效却仍加以虐待之举，见于全体白人对黑人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见于一战期间老太太与教士们指点年轻人参军义务的热忱。就连儿童也可能成为恣意暴行的对象：大卫·考坡菲和奥立弗·退斯特绝非凭空想象。这种活跃的恶意乃是人性之至恶，假如这个世界想变得更幸福，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这一点。这一原因与战争之间的牵连，或许比所有经济、政治原因加在一起还要多。

有了防范恶意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让我们理解其来由。我以为，其中一部分是社会原因，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这个世界从过去到现在都立足于生死攸关的竞争；一战期间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德国儿童还是协约国儿童应当死于饥渴。（抛开双方的恶意，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双方不能同生。）大多数人打心底里怀有一种对毁灭的深深恐惧；尤其是那些拖儿带女的人。富人生恐布尔什维克会没收他们的资产；穷人生恐失去工作或健康身体。所有人都陷入了对“安全感”的狂热追求，想象着唯有征服潜在敌人才能获得这种安全感。恰恰是在惊恐之中，暴行蔓延，愈演愈烈。各地反动派都诉诸恐惧：在英格兰，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在法国，是对德国的恐惧；在德国，是对法国的恐惧。这些诉求的唯一结果就是，他们所欲保护的对象反而面临更大的危险。

因此，具备科学头脑的道德家应将战胜恐惧列为首要关注之一。为此，可从以下两点着手：一方面增强安全，一方面培育勇气。我在这里提及的恐惧是一种非理性情感，而不是对于潜在灾祸的理性预见。当剧院着火时，理性的人和惊恐的人一样明明白白地预见了灾难后果，但理性的人采取了有可能减灾的方法，惊恐的人反而加剧了灾难后果。一九一四年以来的欧洲，就像着火的剧院中一名惊恐的观众；此时需要镇定、权威的指挥，引导大家有序逃生，以免将彼此踩踏成泥。维多利亚时代虽然空话连篇，却是迅猛发展的时期，因为此间主宰乃是希望，而非恐惧。如欲重新获得发展，我们必须让希望做回主宰。

凡可增强普遍安全的一切，往往也能削弱暴行。这不仅适用于防止战争，无论是通过国际联盟(2)或其他；也适用于通过医药、保健与公共卫生方面的改进来改善健康；更适用于一切减缓恐怖的方法，这恐怖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每当他们入眠时便成了梦魇。但若我们努力让一部分人类获得安全，却要以另一部分人类为代价——法国人以德国人为代价，资本家以工薪阶层为代价，白种人以黄种人为代价，诸如此类——那就是徒劳无益了。这种方法只会在优势群体中平添恐怖，生怕单单愤恨会令受压迫者揭竿而起。唯有正义能赋予安全；而我所谓“正义”，指的是承认全体人类的平等要求。

不过，除了旨在带来安全的社会变革之外，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削弱恐惧之法，那就是旨在增添勇气的政权。鉴于勇气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人们早就发现了增添勇气的办法，即通过教育和饮食——例如，吃人肉一度被视为有效之法。然而，军事上的勇气总是统治集团的特权：斯巴达人比奴隶拥有更多，大英军官比印度士兵拥有更多，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依此类推。几百年来，勇气一向被视为贵族的特权。统治集团每添一分勇气，受压迫者肩上就要承担多一道重负，压迫者据以产生恐惧的根基便再添一分，引起暴行的理由也就无从削弱了。勇气必须民主化，方可使人之为人。

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近期发生的事件，勇气已经开始民主化了。女性参政论者表明她们拥有的勇气不输最英勇的男人；这一表现对她们赢得投票至关重要。一战中的普通士兵所需的勇气并不亚于一名上校或中尉，更是远远超过一名将军；这与他在退伍后不须应召有很大关系。自诩为无产阶级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也不缺乏勇气，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声名如何；这已为其革命前的表现所证明。在武士阶层一度独享尚武精神的日本，正是征兵制向全体男性提出了对勇气的需求。由此可见，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有大国都付出了诸多努力，以使勇气不再为贵族独享：如若不然，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就会远超当下。

但战斗中的勇气绝非其唯一形式，甚至称不上最重要的形式。也有面对贫困的勇气、面对嘲笑的勇气和面对己方敌意的勇气。可叹便是最勇敢的士兵，也往往付之阙如。更不要说在面对危险时保持平静与理性的思考、在惊慌引发的恐惧或愤怒之下控制冲动的勇气。以上这些，自可通过教育的助力取得。而有了良好的健康、强壮的体格和充足的营养，加上生命基本冲动的自由宣泄，各种形式的勇气也会更易授予。通过比较猫与兔的血液，或可找到勇气在生理上的来源。对于增进我们的勇气，科学可为之事几无止境，例如冒险经历、锻炼健身与合理饮食。然而，我们上流社会之子大都享有的这一切，至今仍多为与财富挂钩的特权。目前，在社会较贫困阶层之中激发的勇气只是听令而行的勇气，尚不具备主动性与领导力。当那些造就领导力的品质遍及各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分不再存在，民主也就终将实现。

不过，恐惧并非恶意的唯一来源；嫉恨与幻灭同样有所贡献。众所周知，瘸子与罗锅的嫉恨之心乃是怨艾之源，但除此之外，其他不幸也能造成类似后果。性受挫的男女很容易满怀嫉恨；这往往表现为对幸运者的道德诋毁。革命运动有很大一部分驱动力源自对富人的嫉恨。妒忌当然也是嫉恨的一种特殊形式——对爱的嫉恨。(3)老年人常常嫉恨青年人，这时他们往往会虐待对方。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嫉恨，除了让嫉恨者的人生美满丰富起来，并在青年人之中倡导集体事业而非竞争的观念。形式最为恶劣的嫉恨来自那些在婚姻、亲子或职业方面未能称心如意的人。就大多数案例而言，更好的社会制度可以避免此类不幸。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嫉恨很可能会有所残留。史上多有此例，将军们互相妒忌，宁可战败也不愿让对方收获声名。同属一党的两名政客，或同属一派的两名艺术家，几乎势必互相妒忌。在此类案例中似乎无路可走，只能尽量保证各位竞争者无法伤害彼此，唯有凭借巨大优势取胜。艺术家的妒忌往往为害甚微，因为既然他没有打算毁掉对手的作品，唯一有效的满足之法就是画出更好的作品。当嫉恨无法避免时，应通过这一刺激来促进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去挫败对手的努力。

在增进人类幸福这一方面，科学的可能性并不局限在削弱人性中趋于两败俱伤的部分，即我们据以称为“恶”的部分。在增进积极美德这一方面，科学可为之事几无止境。健康状况已经获得巨大改善；虽有些恋旧者为之唱哀歌，不管和十八世纪哪个阶层、哪个国族相比，我们总是寿命更长、病痛更少。只要对我们已掌握的知识稍稍多加应用，我们或许会比现在健康得多。而未来的发现很可能使这一进程大幅加速。

目前，还是自然科学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广，但在未来，生理学与心理学带来的影响很可能远在其上。等我们发现生理条件是如何决定了性格，要是我们愿意，就能打造出更多我们所钦慕的那一类人。智力、艺能、仁慈——所有这一切，无疑均可通过科学增进。只要人类肯善用科学，那么，在打造更美好的世界这一方面，可为之事或无止境。我曾在别处阐明我的恐惧，担心人类无法对他们取自科学的力量善加利用。(4)眼下，我所考虑的是人类选择向善时所能为之善，而非人类是否情愿选择为害这一问题。

对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存在那么一种态度，令我有所共鸣，但作为结论又不敢苟同。那就是人们对一切“不自然的”事物心怀忧惧的态度。卢梭自是这一观点在欧洲最大的倡导者。在亚洲，老子对这一观点的阐述甚至更令人信服，而且还早了两千四百年。我认为，在对“自然”的钦慕中，真理与谬误难解难分，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厘清。首先，何为“自然的”？略而言之，即论者幼年时所惯见的一切。老子反对的道路舟车(5)，大概都是在他出生的村子里见不到的东西。卢梭习惯了这些东西，便不觉其有违自然。但若他活到铁路问世的年代，无疑也会大加抨击。衣服和烹饪的历史过于悠久，大部分自然的信徒都不至于横加指责，即便他们都反对新式样。有人视节制生育为邪恶之举，却能容忍禁欲之行，因为前者是一种新出现的悖逆自然，后者则由来已久。如此种种，足见自然鼓吹者之前后矛盾，令人不由视其为保守分子。

即便如此，他们并非一无可取之处。以维生素为例，其发现引得“自然的”食物突然回潮。然而，鱼肝油和电光似乎也能提供维生素，这可不属于人类“自然的”饮食。此例可证，无知之下，对自然做出新的背离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危害；而当人们渐渐了解这一危害之后，往往很快就会以新的人造物来弥补。至于我们的物质环境与我们满足欲求的物质手段，“自然”主义除了证明在采用新对策时应当谨慎试验之外，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别的意义。譬如说，衣服有违自然，且要保证它们不致病，还须佐以另一种不自然措施：洗涤。然而，两相叠加，就能让我们比一无所有的野人更健康。

在人类欲求这一方面，“自然”还有更多可取之处。将某种生活强加给男女儿童而令其最强烈的冲动受挫，不仅残酷，而且危险；在此意义上，给定某些附带条件，依照“自然”去生活就是值得嘉许的。论人为者莫过于地铁，但儿童去搭乘地铁对其天性并无折损；相反，几乎所有儿童都会觉得这一体验再愉快不过了。在同等条件下，能满足普通人欲求的人为之物就是好的。不过，受权威与经济需求所迫而选择的人为生活方式就不可取了。毋庸置疑，眼下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轮船少了司炉，远洋航行就会寸步难行。但此类需求未免令人遗憾，我们也应设法将其免除。一定的工作量并不会引发抱怨；实际上，这多半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更令人幸福。然而，眼下人们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工种，都可谓惨淡之至：那些终其一生无法摆脱的日常事务，尤为不堪。人生不可管制太严，或过于井井有条；我们的冲动只要不是确确实实对他人造成毁灭或伤害，就该在可能的情况下任其自由宣泄；要给冒险留些空间。我们应当遵从人类天性，因为我们的幸福须从我们的冲动和欲求中去酝酿。给人某些抽象意义上的“好”东西并没有用；假如我们要带来更多幸福，就必须给予某些他们所欲求或所需要的东西。假以时日，科学或可学会塑造我们的欲求，令其自此不再与他人的欲求产生冲突；与现在相比，到那时我们将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求中的更大多数。在此并仅仅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欲求就会变得“更好”。孤立状态下的单一欲求无谓更好或更坏；但如果有一系列欲求能够同时获得满足，而另一系列欲求彼此之间互不调和，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好。这就是爱之所以比恨更好的缘故。

遵从物质自然是愚蠢之举；应以使之尽最大可能服务于人类目的为考量，对物质自然进行研究，但在伦理意义上，它始终无谓好坏善恶。在物质自然与人类相会之处，譬如考虑人口问题时，不必束手臣服，兀自相信唯有通过战争、疫病和饥荒才能解决过度生育。神学家们宣称：就此而言，将科学应用于问题的物质一面乃是恶行；我们必须（他们如是说）将道德应用于人性一面，实施节欲。且不说就连神学家本人都知道这一建议无人采纳，运用物质手段避孕以解决人口问题又何以成为恶行呢？对此能给出的答案莫不来自陈旧教条。显而易见，神学家所宣扬的悖逆自然，至少并不亚于节制生育。神学家选择的悖逆自然，一旦成功实施，便将招致不幸、嫉恨与迫害倾向，并往往伴随疯狂。而我宁肯选择与蒸汽机甚或打雨伞同类的“悖逆”自然。由此可见，我们应遵循“自然”这一原则的应用是何等含混不清、捉摸不定。

自然，甚或人类本性，渐渐不再是一种绝对基准，而将日益成为科学操作所塑造的模样。只要人们愿意，科学就能通过给予知识、自控以及促进和谐而非冲突的品性，使我们的孙辈享有美好人生。当前科学教给我们子辈的是如何自相残杀，因为许多科学工作者情愿牺牲人类的未来，换自己一时的成功。然而，当人类得以像他们掌控外在世界那样掌控自我情感之时，这一阶段便告终结。那时，我们也终将收获属于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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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1494—1498年任佛罗伦萨的精神和世俗领袖。他反对宗教腐败、世俗享乐和商业经营，焚烧了文艺复兴期间的大量艺术品与书籍，以严厉的布道著称。——译注

(2)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巴黎和会召开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在本书写作的1920年代有显著功绩，但终未阻止二战爆发。1946年为联合国所取代。——译注

(3)　妒忌（jealousy）与嫉恨（envy）之辨：两词在英文中区别明显，jealousy是因对方可能夺去自己所欲求或已有之优势而产生的猜忌心理，在三角关系中表现为占有欲，俗称“吃醋”；envy则是看到对方拥有高于自己的优势时产生的屈辱与渴望。——译注

(4)　参见拙作《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

(5)　应指《道德经》谈及“小国寡民”理想时所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