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清光绪二十九年
发端
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则国其遂有救乎？曰：嘻，仅矣！言而不能行，犹无价值之言也。虽然，理想者，实事之母。而言论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则取前哲学说之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一一介绍之，亦安得已。
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学说，则卢梭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疗，然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证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五年以来，卢氏学说，稍输入我祖国。彼达识之士，其孳孳尽瘁以期输入之者，非不知其说在欧洲之已成
陈言
也，以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国之废疾，而欲假之以作过渡也。顾其说之大受欢迎于我社会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谓达识之士，其希望之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达于万一。而因缘相生之病，则已渐萌芽，渐弥漫一国中。现在、未来不可思议之险象，已隐现出没，致识微者慨焉忧之。噫！岂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
伯伦知理之驳卢梭也，以为从卢氏民约之说，则为国民者必须具有三种性质，反是则国不可得立。三种者何？一曰：其国民皆可各自离析，随其所欲，以进退生息于此国中也。不尔，则是强之使入，非合意之契约，不得为民约也。虽然，人之思想与其恶欲，万有不同者也。若使人人各如其意，乃入此约，则断无全国人皆同一意之理。以此之故，亦断无全国人皆同一约之理。若是乎，则国终不可得立。故从卢氏之说，仅足以立一会社。即中国所谓公司也，与社会不同。其会社亦不过一时之结集，变更无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嗣续之国家，同心合德之国民，无有是处。二曰：其国民必悉立于平等之地位也。不尔，则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为民约也。然熟察诸国之所以建设，必赖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侪类，众皆服从，而国础始立。即至今日，文明极进，犹未有改。若使举国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以同等之地位，决议立国，无有是处。三曰：其国民必须全数画诺也。苟有一人不画诺，则终不能冒全国民意之名，不得谓之民约也。然一国之法制，势固不能有全数画诺之理，岂待问也？卢氏亦知之，乃支离其说，谓多数之意见，即不啻全体之意见。夫服从多数，虽为政治家神圣不可侵犯之科律，而其理论独不适于诸民约主义之国家。盖盟约云者，人各以其意而有愿与此约与否之自由权者也。彼不愿与此约之少数者，而强干涉之，谓其有服从多数之约之义务，无有是处。此三义者，伯氏于国家起原论，取卢氏之立脚点而摧陷之者也。（参观《卢梭学说》篇）
伯氏又言曰：民约论之徒，不知国民与社会之别，故直认国民为社会，其弊也，使法国国础不固，变动无常，祸乱亘百数十年而未有已。德国反是，故国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国民与社会，非一物也。国民者，一定不动之全体，社会则变动不居之集合体而已。国民为法律上之一人格，社会则无有也。故号之曰国民，则始终与国相待而不可须臾离。号之曰社会，则不过多数私人之结集，其必要国家与否，在论外也。此伯氏推论民约说之结果，而穷极其流弊也。
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爱国之士，睊睊然忧之，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也。法国革命，开百年来欧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种子实卢梭播之。卢氏之药，足以已病，无疑义矣。近则病既去而药已为筌蹄，其缺点率见是正于后人。谬想与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为讳也。独吾党今日欲求吾国，其必经谬想而后入真理，以卢氏学说为过渡时代必不可避之一阶级乎？抑无须尔尔，径向于国家之正鹄而进行乎？此一大问题也。卢氏之说，其有功于天下者固多，其误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国采之，将利余于弊乎？抑弊余于利乎？能以药已病，而为立国之过渡乎？抑且以药生病，而后失立国之目的乎？此又一大问题也。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则民约论者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苟弗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非能铸部民使成国民也。故以此论，药欧洲当时干涉过度之积病，固见其效，而移植之于散无友纪之中国，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积偿否也。夫醉生梦死之旧学辈，吾无望矣。他日建国之大业，其责任不可不属于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顾已往往滥用“自由”“平等”之语。思想过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组织一巩固之团体。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诚有如近人所谓“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者，以此资格，而欲创造一国家，以立于此物竞最剧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恶因，虽种之、薰之在数千年，不能以为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为一学说之罪。顾所最可惧者，既受彼遗传之恶因，而复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后而传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己意进退，而无复法权之统属，无复公众之制裁，乃至并所谓服从多数之义务，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卢氏学说之缺点，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备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国，固未有所谓统属，未有所谓制裁，未有所谓多数，则吾国民之踯躅焉，凌乱焉，而靡所于从，夫亦安可深责？顾所贵乎新思想者，欲借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无而之有云尔。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达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审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
大学
说，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也，作伯氏学说。
附注：此论与革命论、非革命论无涉。盖无论革命不革命，无论革命前革命后，皆必以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为立国之基础。伯氏之反对卢氏，非反对其鼓吹破坏，谓其于建设之道，有所未惬云尔。建设云者，则兼破坏之建设与平和之建设，而两言之者也。
（又）伯氏略传，详别篇，不再述。
第一章 国家有机体说
伯伦知理曰：十八世纪以来之学者，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积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质，似矣，而未得其真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谓之图画；徒堆瓦石，不得谓之宫室；徒集脉络与血轮，不得谓之人类。惟国亦然。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
然国家之为有机体，又非如动植物之出于天造也，盖借人力之创作，经累叶之沿革，而始乃得成。而其沿革之所自来，厥有二端：一曰由国中固有之性习与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二曰由君长号令所施行与夫臣民意志所翊赞而生者。此所以异于天产物也。虽然，造者不同，而为有机体则同。试即国家与寻常有机物相类之点而比较之。
一、精神与形体相联合。按：国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体，与人无异。
二、肢骸各官。原注：即其体中各部分。各自有其固有之性质及其生活职掌。原注：指政府各部分及议院。
三、宜联结此等肢骸以结构一全体。原注：谓宪法。按：肢骸不联属，则不能呈其用。国家之各部分亦然。
四、先自内部发育，然后长成以达于外部。原注：谓国家之沿革。
由此观之，国家之为物，与彼无机之器械实异。器械虽有许多零件纽结而成，然非如国家之有四肢五官也。故器械不能发育生长，而国家能之。器械之动，循一定轨，不能临时应变，现一新象。国家则自有行动，自以意识决之。故曰国家非成于技工，成于意匠也。此伯氏国家有机体说之崖略也。
按：此说不起于伯氏。希腊之柏拉图，亦常以人身喻国家。伯氏前之德国学者，亦稍发之，但至伯氏而始完备耳。国家既为有机体，则不成有机体者，不得谓之国家。中国则废疾痼病之机体也，其不国亦宜。
又按：自国家有机之说出，而知凡人造物与国家相类者，无一不属于有机。即法律上所谓法人者皆是也。故欲组一团体而不具其机，未有能成者也。
第二章 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
伯氏以为学者往往以国民与民族混为一谈，是瞀见也。彼乃下民族之界说曰：“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此言其朔耳。（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
伯氏乃更下国民之界说为二：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
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但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
伯伦知理曰：古代之国，渊源于市府。中世之国，成立于贵族。十八世纪专制时代，认政府为国家。法兰西大革命之时，同国家于社会。凡此皆与民族之关系甚浅薄者也。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后，而民族建国之义乃渐昌。虽或间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势力之不可侮，则固已为有识者所同认矣。虽然，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国，必适从于民族之数而分立，此又暗于实际之论也。伯氏乃据历史上之事实，述民族与国家之关系如下：
（甲）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国心，且有能实行之之势力，有欲实行之之志气，夫然后可以创立国家。虽然，苟持此主义以立国，则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于国家之发育者，不可妄事破坏。
（乙）民族之立国，非必举其同族之部民，悉纳入于国中而无所遗也。虽然，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
（丙）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盖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民族之补助而愈良，如铸币然，不徒用纯质之金银，而反混加一二贱金类之物，则肉好较完，纹彩愈美也。然此等多族混合之国，必须以一强有力之族为中心点，以统御诸族，然后国础乃得坚。
伯氏又言曰：民族与国民，固异物也。然其性质颇极密接，故于政治上常有相互之关系，以故民族大而国境小者，则其结果之现象，有两极端如下：
（一）国家化其人民而别造成一新民族，自本族而分离。如古代雅典、斯巴达之于希腊，中世威内萨、佛罗棱志、挪亚之于意大利，近世荷兰、瑞士之于德意志，是其例也。
（二）合并同族诸邦而成一大帝国。如法国当路易第十一以后之政略，意大利、德意志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之政略，是其例也。若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则其国势之所趋如下：
（一）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
（二）国内诸族，心志各殊，互思分离。如第九世纪法兰西人与德意志人分离，十六世纪奈渣兰人与西班牙人分离，十九世纪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分离，是其例也。
（三）诸民族之言语风俗等，悉放任之，使仍其旧。惟于政治上谋所以统合之道。此策也，瑞士善用之，而收其效者也。
（四）政府教唆各民族，使彼此相阋，乘间抵隙以谋合一。此极危险之道也，奥大利用之，几覆其国。
按：由此观之，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虽然，今吾有三问题于此，曰：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此吾不能无疑之第一问题也。伯氏论民族建国之所恃者三：（一）固有之立国心。（二）可实行之之能力。（三）欲实行之之志气。其第一事，则吾固具之矣。其第三事，则在今虽极少数，而不能谓之无也。独其第二事，则从何处说起耶？日言排而不能排，犹无价值之言也。即使果排去矣，而问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之目的耶？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苟遂不克达于目的地，则手段何取也！吾非谓我民族终不能有此能力，然吾信其今日犹未有此能力。此论也，虽持最急激主义者，当已无以为难。而难者则曰：惟其未有此能力，则当以排满炼造之。然徒排满而遂能炼造此能力与否？则吾别有所欲陈，今且勿于此枝蔓也。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此吾所不能无疑之第二问题也。如以其为满人也，且使汉人为政，将腐败而亦神圣之也？如以其为恶政府也，虽骨肉之亲，有所不得私。而满不满奚择焉？夫今政府与满洲有二位一体之关系，憎政府而及满人，亦固其所。然以是为鼓舞之手段则可，以是为确实之理论则不可。何也？今日之中国，实非贵族政体，而为独裁政体。其蠹国殃民者，非芸芸坐食之满人，而其大多数乃在阉婀无耻，媚兹一人之汉族也。而其所以为媚者，非媚满人，媚独裁耳。使易独裁者为汉人，其媚犹今也。媚独裁之汉人，其蠹国殃民，亦犹今也。故今日当以集全国之锋刃向于恶政府为第一义。而排满不过其战术之一枝线。认偏师为正文，大不可也。《大学》曰：“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此古今之通蔽矣。今之论者，或乃至盗贼胡、曾，而神圣洪、杨，问此果为适于论理否耶？且使今日得如胡、曾其人者为政府，与得如洪、杨其人者为政府，二者孰有益于救国？而论者必将倔强而曰：“毋宁洪、杨。”此吾所不敢苟同也。
章炳麟
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如曰能救民而亦当革，则是敌视此目的也。假曰信今政府之必不能救民而革之也，斯可谓健全之理论矣，而犹当视其所以代之者何如。如章氏言，能毋使国民迷惑耶？默察两年来世论之趋向，殆由建国主义一变而为复仇主义。问建国与复仇孰重？其在一人一家之仇，而曰身可杀，家可破，仇不可不复。是所宜言也。其在一国之仇，而曰：国可亡，仇不可不复。则非所宜言也。我不敢知曰：复仇可以亡国。我不敢知曰：复仇可以兴国。顾吾特不欲吾民族于建国、复仇两主义，倒置其轻重也。以谓此不健全之理论，为造成国民资格之道一魔障也。曰：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此吾不能无疑之第三问题也。伯伦知理所述异族同国之诸款，与中国今日情事，皆不相应。盖各国发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可以他国之历史，为我国之方针者也。而伯氏下民族之界说曰：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书，论之颇详。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中国同化力之强，为东西历史家所同认。今谓满洲已尽同化于中国，微特排满家所不欲道，即吾亦不欲道。然其大端，历历之迹，固不可诬矣。大抵北虏之同化于我也，稍难。而东胡较易。金元清之比较，盖昭然矣。元则九十年率其游牧之俗，金清则一入中原，而固有之特质顿丧焉。今关内之满人，其能通满文、操满语者，已如凤毛麟角，他无论矣。故如伯氏之说，虽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可也。即未能然，苟汉人有可以自成国民之资格，则满人势不得不融而入于一炉，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姑勿具论。今所欲研究者，则中国之能建国与否，系于逐满不逐满乎？抑不系于逐满不逐满乎？实问题之主点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果有此事，则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独今日者，欲向于此大目的而进行，其必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而再吸集之耶？抑无须尔尔，但能变置汉满同病之政府，而遂有可望耶？欲研究此问题之真相，不可不取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暂搁一边，平心静气以观察焉。当预备时代，将排满而能养汉人之实力乎？抑用满而能养汉人之实力乎？当实行时代，将排满而能御列强之侵入乎？抑合满而能御列强之侵入乎？当善后时代，将排满而得国础之奠安乎？抑利满而得国础之奠安乎？此三者不可不察也。夫自今以往，有汉满同奴耳，否则汉族必为国中之主人。今不务养成可以为主人之资格，而徒曰：吾不愿奴。不愿而奴，遂可免耶？一言蔽之，吾若有建国之能力，则以小民族成一国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国民亦可也。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吾因读伯氏书，有所感触，不觉其言之长，而与著述体例不相应也。吾又知吾之此论，必非新学界青年诸君所乐闻也。虽然，吾道吾今日之所信，所信之为进步为退步，不敢计也。以其所信与一世之舆论挑战，不敢辞也。若夫预备乎？实行乎？则各应于其地位之可得为者而孳孳焉，非笔舌之范围所宜及也。
第三章 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
伯氏博论政体，而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谓其能集合政治上种种之势力，种种之主义，而调和之。其说繁，今不备引。谨介绍其论共和政体者，而以鄙见发明之。
伯氏以为主治权与奉行权分离，是共和政体之特色也。主治之权，掌之于多数之选举者（即国民）；奉行之权，委之于少数之被选举者（即大统领及官吏）。以故奉行者虽为臣仆，而反常治人。主治者虽为主人，而反常治于人。以牵制之得宜，故无滥用国权之弊，而多数国民得所庇焉。此其所长也。虽然，坐是之故，而国权或渐即微弱，侪国家于一公司。加以众民之意向，变动靡常，而国之基础，因以不固。此其所短也，故行此政体而能食其利者，必其人民于共和诸德，具足圆满，不惜牺牲其力其财，以应国家之用。且已借普及之学制，常受完备之教育。苟如是，其庶几矣。若其人民浸染衰废之俗，务私欲而不顾公益，气力微弱，教育缺乏，而欲实有此政体，则未睹其利，而先已不胜其弊矣。其甚也，必至变为亚里士多德所谓暴民政治者，而国或以亡。
伯氏乃详考共和政体之沿革，述美国、法国、瑞士三者之成败，而指其得失之林。其言曰：美国之能变英国政体而为今政体者，何也？彼其未离母国羁轭之时，而共和之原质已早具也。当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国而移殖于他乡者，于祖国之议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习熟练，怀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陆，又不能复倚赖贵族及本国官吏之力，不得不以自助及相济两主义为安居乐业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实根于此。及其自助相济之既久，习而成风。一旦而欲再加以束缚，其势自不乐受。且所居新辟之地，广漠无垠，任其所之。稍有不适，褰裳去之耳。故当千六百六十九年，英国法理学大儒洛克氏者，曾为殖民地草一新宪法，欲以英国所固有之君主贵族政体，传其种于美洲。百计经营，竟成画饼，职此之由。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出现于独立之后，而出现于殖民之时。其植根如此其深，而发源如此其远也。
此政体之播植于欧洲也，自法兰西始。法人以千七百九十三年，立革命后之新政府，其规模略仿美国。惟一切政权，不以畀诸一人之大统领，而以司诸数名之行政委员。虑其权之在一人，而将滥用之以复于君主也。乃
曾几
何时，而拿破仑第一之帝国出现。及千八百四十八年，再为共和，置大统领，
一如
美国。然此第二次之试验，亦不见效。拿破仑第三旋起而盗之，再建帝国。今者第三回之试验，旋行于千八百七十年。而此新共和国之能否永年？识者犹疑之。按：伯氏国家论成于千八百七十四年，其时值法国新造之后也，今民政完备虽不及美，然久经陶冶，国民之资格渐备矣。
考法人之政治思想，当人权论出世之时，始大发达，其国民爱平等，尊自由，彻始彻终，心醉共和主义。虽然，其国民之性情，乃与共和主义最不相容。昔西士罗（按：罗马之伟人也）尝评高卢人（按：法国民族所自出也）云：“其性好新易迁，无论为压抑，为自由，久之皆不能忍受。”夫孰知当千数百年以后之今日，而法人此性，竟不克改也。不宁惟是，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条件也。而法人曾无所练习，百事皆仰赖政府。故读法国建国以来之历史，其治国之道，常以中央集权制度相贯彻。全国之运命，悉系于巴黎一城。此自古及今，未或有改者也。夫欲行中央集权，使圆满而适当，则必有强大之主权，精悍之官吏，有力之军队。若此者，惟君主政治为最宜。故法国虽当两拿破仑及麦马韩为大统领之时，其表面则装示共和政治之美名，其实质则与君主政治无毫厘之异也。
若夫瑞士则异是，其人民自数百年以来，既于村落而有自治体裁。其市府之旧宪法，皆略带贵族政治之性质。无论何市府，皆于行政小会议之外，别有立法之大会议。其在村落，人民皆有直接参政之权，每年集会，以多数之决议，制定法律，任命高等官吏。以故千八百九十五年创建共和以后，虽蒙外界之影响，未能实行，而历时未久，遂克改良，传今不替。盖其先天所受者，与法国殊异也。
伯氏又曰：共和国体之优于他国体者有五端：（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奖厉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以故苟为国民者，能于共和所不可缺之诸德，具足圆满，则行此政体，实足以培养爱国心，奖厉民智。驯至下等社会之众民，其政治思想，亦日发达，以进于高尚，美哉共和！
虽然，天下事之结果，每不能如其所期。虽以最适于共和之美国，而其政治社会之趋势，犹有与此诸德适相背驰者二事。一曰贱视下级之国民也。同为公民，同有自由平等之权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会水平线以下者，一律蔑视之，不独待烟剪人、黑人为然也。凡与彼辈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观其待华人，可知矣。此亦平等主义万难实行之征证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杰也。凡国民之门第、学识、聪明、才力、资产，挺出于社会水平线以上者，率为公众所嫉忌，而不得自效于政界。惧其含有君主贵族之余质，而将以倾覆国宪也。按：此论最确。凡美国第一等人物，皆不久于政界。此其原因甚多，伯氏所言不过其一端耳。吾所著《新大
陆游
记》，研究此问题颇详，今不先赘。但现在帝国主义之风潮渐急，虽美国亦渐革此恶习矣。故共和政体者，最适于养中等之人物，齐国民之程度而为一者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体，为国民谋普通之利益则有余，谋高尚之幸福则不足。如设学校、治道路、奖慈善等事，共和政所最优也，至如文学、哲学、美术等高尚事业，虽百计奖厉，而发达总不能如其所期。夫此等无形之文明，寻常政治家，或不措意焉。而不知此乃导进人格独一无二之法门。如美国者，崇拜实利之主义过甚，国民品格之堕落，亦滔滔可惧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体之最缺点者，使其政府如一机器然。循轨自动，变无复有活泼之意识行乎其间。彼以防弊故，不能不用牵制之法。故选举更迭，为此政体所不可缺之一要具。以屡更迭故，执政者之地位，常不巩固。以不巩固故，无余裕以练习政务，以通览大势，以养成完全大政治家之资格。何也？凡入政界者，必经一二年后，乃能增进其政治能力，渐有所擘画，为国家百年大计。而实行此计画，又往往非数年之力不能，而瓜代之期已至矣。后任者之能否继吾志而竟吾业，非所期也。故人人各存五日京兆之心，而于国家有机体之永续发达，所窒实多矣。
伯氏又曰：置多数之常备军，此共和政体之所大禁也。夫常备军者，外之以发扬国权，内之以保维秩序，实国家之要素也。而在共和政之国，以嫌忌专制故，惧此兵权所属，将为多数人民自主之蟊贼也，故其势不得不代以民兵。民兵者，其于警卫守御之力，虽不可侮，然以视素练之常备军，固有间矣。故他日者，世界进于大同，战争之迹绝于天壤，则共和政诚为立国之极轨，今则犹非其最适而最优胜者也。
按：伯氏所论，大半就美国现状而评骘之，其语固动中肯綮，但末两条，则今日情状大变矣。美国自麦坚尼以后，实行帝国主义。至重新解释宪法，增加中央政府之威力，于是社会中最高流人物，渐投身于政界。而西班牙战争以来，扩张军备之志日以锐。今年总统罗斯福巡行全国，所至演说，皆注重军实。于是此两缺点，皆渐去矣。此亦共和政体之一进化也。
又按：伯氏所论共和政体之价值，可谓博深切明，然犹有未尽者。顷读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波伦哈克所著《国家论》，有足以相表里者，附译如下。波氏者，比较法制派之巨子。原书以千八百九十六年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学校于三月前译出，实最新之学说也。
波氏曰：国也者何也？以平衡正义调和社会上各种利害冲突之一团体也。（按：其意谓社会各种小团体，其利害势不免冲突，必赖有一大团体，超然立于其外，以调和之，即国家是也）而在彼共和国，则其统治之主体（按：即国家）与其统治之客体（按：即国民）同为一物。舍人民以外，则国家之要素，他无复存。按：君主之国亦非不以人民为要素也，而人民之外，尚有他要素。若英国，则合君主、贵族、平民三要素而成国者也。原文词简意赅，翻译殊窘。读者谅之。夫无论何国，其社会上、宗教上、民族上及其他种种关系，莫不错综分歧。此之所利，或彼之所害。利害抵触，而必有冲突。此等冲突，即由人民本体而发生者也。以本体所发生之冲突，而还欲以本体调和之，是无异使两造之斗讼者，而自理曲直也。天下困难之事，孰过于此？君主者，则超然于此等种种利害关系之外，而代表大团体之国家，以调和之者也。所贵乎有国家者？其目的莫大于是。而君主国之达此目的与民主国之达此目的，其难易判然矣。按：古今政治学者论国家之目的，言人人殊。波氏谓国家之正义，平衡之源泉，以调和国内种种利害而融合之为目的，是其创见，亦笃论也。学者不可不深察。以是之故，凡共和之国家，大率革命相寻，使法制失其永续之性，而几于不国，殆非无故。按：此指南美洲各共和国言也，详见下文。共和政体，惟有一种结构特别之国家，可以行之而无弊。其结构云何？则奉同一之宗教，集同一之民族，其社会上各种利害之关系，不甚冲突。而其最要者，曰：国境甚狭。苟具此资格而结成一小共和团体者，夫然后可以持久。瑞士之各村落各市府，美国独立以前之各州，是其模范也。按：今之美国国境甚辽阔而仍能行者，其根柢全在各州也。吾所著《
新大陆游记
》，言其性质颇详。在此等结构之国，其国家自减缩其行动之范围，而一以放任之于私人。其人民之监督公共事业也，亦无鞭长不及之患。而自治制驯致巩固，则共和可以行之数百年，而大纷扰不起焉。而不然者，种种阶级，互相悬隔，贵族与平民阋，资本家与劳动家阋，而甲族与乙族阋，甲省与乙省阋，于此之国，而欲行共和政以图宁息，是无异蒸沙以求饭也。
夫共和国者，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者也。故调和各种利害之责任，不得不还求之于人民自己之中。必无使甲之利害，能强压乙之利害。而诸种之关系，常克相互平等，而自保其权衡。若此者，惟彼盎格鲁-撒逊人种，富于自治性质，常肯裁抑党见以伸公益，以故能行之而绰绰有余。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也最易。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自力调和平复之，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究极也，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而自帖耳复为其奴隶，以图性命财产之安全。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按：民主专制政体之原因结果，下文详之。又别有一种之国家，其于享受共和政之资格，虽一不具，以多数土著人种为基础，而少数之欧罗巴人立于其上，而此少数者，亦未尝有政治思想及其能力，纯然为一无秩序之社会，若此者，自当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最宜者也。虽然，以其为殖民地之故，欲置立君主，而无历史上之基础，乃不自量而妄效美国，侈共和之美名。按：此指南美中美洲诸国也。虽然，彼高尚完美之共和制，与此等之国程度不相应，以故累冲突以冲突，重革命以革命。而彼之所谓革命者，又非起于人民之万不得已也，徒为二三霸者之私斗而已。一胜之将，假共和之形式以笞其畜民，不旋踵而他将代之，起仆兴亡，迄无宁日。国民进步之障碍，莫大于是。
波氏又曰：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请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扫古来相传之国宪，取国家最高之目的，而置之于人民仔肩之上矣。而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于斯时也，其势力最猖獗者，即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坏之一团也。而此党派，大率属于无资产之下等社会，其所举措，往往不利于上流。作始犹简，将毕乃巨。其力既无所限制，自必日走于极端，而遂取灭亡。彼曷为而致灭亡？夫既已自紊历史上之权利，自伤政权之神圣，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获之权利，造成历史的之根柢，虽百般拥护，未有能济者也。于是乎社会阶级之争夺，遂相互迭起而靡有穷。按：自此以下数节，大率皆借法国立论，其性质与南美诸国略异。
争夺之极，其得最后之胜利者，则彼从梦中惊起之富豪阶级也。然彼等虽胜利而已厌政权。何也？当彼之时，其握政权者常危殆也。彼等欲得政治上之权利，不过以保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云尔。其既得之也，则必孳孳然复自营其生计，不惜出无量之代价，以购求和平。而社会棼乱疲敝之既极，非更有独立强大之主权，则终不能以奠定。故君权思想之复活，实剥复之道所必至也。然历史上之国家，既已覆灭，今欲使一姓再兴，重复其旧，则其结果更酿百弊。欲别拥新主，而无一人可认其固有之权利，即勉戴之以行君主议院制度，终觉其主权微弱，不足以救济沉痼疮痍之社会也。于是乎民主专制政体，应运生焉。若此者，于古代之罗马见之，于近世之法兰西见之。
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然此际之新主治者，必非以此单纯之实力而能为功也。而自顾己所有之权利，以比诸他国神圣不可侵犯之君主，而觉其浅薄无根柢也。于是不得不求法律上之名义，即国民普通投票之选举是也。彼篡夺者（按：即所谓一非常之豪杰）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血泪所易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又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何也？彼时之国民，固已厌自由如腐鼠，畏自由如蛇蝎也。
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彼时之民，亦或强自虚饰，谓我并非以本身之权利，尽让于此一人。而所定宪法，亦尝置所谓国民代议院，谓以此相限制也。而实则此等议院，其权能远在立宪君主国议院之下。何也？君主国之议院，代表民意者也。君主而拂议院，是拂民也。此等之议院，则与彼新主权者（即篡夺者）同受权于民，而一则受之于各小部分，一则受之于最大多数。故彼新主权者，常得行长官之强权。不宁惟是，议院之所恃以对抗于彼者，赖宪法明文之保障耳。而彼自以国民骄子之资格，可以随时提出宪法改正案。不经议会，而直求协赞于国民。权利之伸缩，悉听其自由，故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实伴食之议院也。其议院之自由，则猫口之鼠之自由也。
君主专制国，其诸臣对于国民无责任，惟对于君主有责任。按：君主对于国民本非无责任也，然其责任不分明，故驯至于无。君主立宪国，君主无责任，惟议院政府诸员，按：如英国之制，政府即议院之多数者也。故两者并举。对于国民而代负责任。独民主专制国不然。惟民主（按：波氏所谓民主者，兼大统领及帝王言之。拿破仑两帝亦此类之民主也。读者勿误）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他皆无之。虽然，所谓责任者，亦不过宪
法上
一空文耳。夫既已以永续世袭之最高权，委托之于彼。此后而欲纠问其责任，则亦惟视其力所能及，更破坏此宪法，而移置其主权耳。质而言之，则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要之此专制民主犹在，而欲与彼立宪君主政体之国民，与纯粹共和政体之国民，享同等自由之幸福，势固不能。
译者曰：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国中爱国踸踔之士之一部分，其与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体者，亦既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吾乃自解曰：牺牲现在以利方来，社会进化之大经也。吾尽吾对于吾子孙之义务，吾今之苦痛，能无忍焉。而彼历史与理论之两巨灵，又从而难余，曰：南美诸邦人之子孙。藏其自由铁券于数十层僵石之下，谁敢定其出世之当在何日也。曰：法兰西自一七九三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一八七〇年，始获飨焉。而所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后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于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吾布热诚，以俟君子。
第四章 论主权
主权者，一国精神所由寄也。故论国家者，必明主权。伯伦知理之论主权，其要有五：
一、主权者，独立不羁，而无或服从于他种权力者也。原注：独立不羁，与无限殊科勿混视。
二、主权者，国家之威力也。宜归于人格之国家及国家之首长。其余地方团体及法院议院等，皆隶于国家之一机关耳，于主权无关也。
三、主权者，至尊者也。主权者据之，以立于国内所有一切权力之上。
四、主权者，统一者也。一国中不能有二个主权。原注：主权之统一，在君主国最为易见。即在他种政体，亦莫不然。如共和政体，则国民全体为其主权者。贵族政治，则贵族会议为其主权者。英国之立宪政治，则国王与议院连合而为其主权者。是其例也。
五、主权者，有限者也。主权有受成于国法之权利，即有受限于国法之义务。
伯氏之论主权，所以驳正平丹、卢梭二氏之谬，而求其真相者也。其有功于国家学也最巨。平丹（法国人，生十六世纪）之言曰：“主权者，无穷无限之国权也。”又曰：“法律依于‘主权者’（即运用主权之人）而得其效力，‘主权者’非依于法律而得其权能。”此说也，以国家之首长，与国家之全体，混为一谈。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之谬论所从出也。其说久已吐弃，兹不待辨。卢梭之言曰：“主权不在于主治者，而在于公民。公民全体之意向，即主权也。主权不得让与他人，亦不得托诸他人而为其代表。虽以之交付于国会，亦非其正也。社会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权，持以变更现行之宪法，改正古来成法上之权利，皆惟所欲。”伯氏以为卢氏之说，欲易专制的君主主权，而代以专制的国民主权也。然而专制君主主权，流弊虽多，而犹可以成国；专制国民主权，直取已成之国而涣之耳。外此更有所得乎？无有也。夫谓主权不在主治者而在公民全体，公民全体之意见，既终不可齐，终不可睹，是主权终
无著
也。主权无著，而公民中之一部分，妄曰：“吾之意即全体之意也。”而因以盗窃主权，此大革命之祸所由起也。公民之意向，屡迁而无定。寖假而他之一部分，又妄曰：“吾之意即全体之意也。”而因以攻攫主权，此大革命之祸所由继续也。伯氏所以龈龈焉与卢氏为难者，其意在是。乃更为申言主权之原则如下：
一、主权既不独属君主，亦不独属社会，不在国家之上，亦不出国家之外。国家现存及其所制定之宪法，即主权所从出也。
二、或谓社会为私人之集合体，主权即为私人之集合权。其言谬甚。主权者，公权非私权也。虽合无量数之私权，不能变其性质使成公权。
三、或谓一民族相结合，虽未具国家之体裁，亦可谓之有主权。此说亦非也。彼民族者，未能成为一“法人”，谓法律上之人格。未有形不具而脑先存者也。故有主权则有国家；无国家亦无主权。
第五章 论国家之目的
伯伦知理曰：“自昔论国家目的者，凡有两大派。其在古代希腊、罗马之人，以为国家者，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也。国家为人民之主人，凡人民不可不自牺牲其利益以供国家。其在近世日耳曼民族，则以为国家者，不过一器具，以供各私人之用而已。私人之力有所不及者，始以国家补助之。故国家之目的，在其所属之国民。由前之说，则谓民也者，为国而生者也。由后之说，则谓国也者，为民而设者也。伯氏则曰：两者之说皆是也，而亦皆非也。夫天下之事物，固有自一面观之，确为纯粹之器具，自他面视之，又确有其天然固有之目的者存。即如男女婚媾，其显证也。就其夫妇相爱之情欲言之，则婚媾实一器具也；就其居室大伦传种义务言之，则婚媾实有其至大之一目的在。惟国亦然。
以常理言，则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常相丽而无须臾离。故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是此两目的不啻一目的也。虽然，若遇变故，而二者不可得兼，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不能相容。伯氏之意，则以为国家者，虽尽举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济其本身可也，而其安宁财产更何有焉？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
虽然，伯民之论，常无偏党者也。故亦以为苟非遇大变故，则国家不能滥用此权。苟滥用之，则各私人亦有对于国家而自保护其自由之权理云。
按：天道循环，岂不然哉！无论为生计，为政治，其胚胎时代，必极放任。其前进时代，必极干涉。其育成时代，又极放任。由放任而复为干涉，再由干涉而复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纹然。若此者，不知几何次矣。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翰·
弥勒
、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