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释继开

在上篇《判性情》里，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性及情。在上篇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可以不合乎其旧情。在本篇里，我们要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虽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须根据旧情。若其完全无根据于旧情，则此社会压根即不能有此新性。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

若专就时间方面说，所有历史上底事情，都是在一方面继往，在一方面开来。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其前必有事，其后必有事。专就时间方面说，对于其前底事，它都是“继”，对于其后底事，它都是“开”。此即是说，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对于其前其后底事，都有时间上底连续。我吃了早饭以后，来了一个客，客走了以后，我动笔写文章。专就时间上底连续说，这三件事情是连续底。专就此方面说，来客是继我吃饭之往，而开我写文章之来。不过我们于此篇所谓继往开来，不是就时间上底连续说，而是就事情间底实质上底连续说。连续既是连续，其间当然免不了时间的成分，不过我们可以不专就时间上底连续说。就实质上底连续说，则我的动笔写文章，如上所说者，不是继客来之往，而是继昨天写了半篇文章之往，亦不是开吃午饭之来，而是开下午再继续写此文章之来。

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有”字须特别注重。我们可以讲许多派别底社会哲学，我们可以讲许多套底社会制度，我们可以想许多底社会改革，但这些哲学等，如在某社会的旧情方面，不能得到相当底根据，则对于某社会都是空谈。如这些哲学等，在所有底社会的旧情方面，都不能得到相当底根据，则对于所有底社会，都是空谈。对于所有底社会都是空谈底社会哲学或社会制度，即是“乌托邦”底社会哲学或社会制度。这些哲学等可以使人讲之，而不能使实际上底社会或某社会“有”之。此即是说，这些哲学等只能是空底理，而不能成为实际上底社会或某社会的性。

社会决不是空言所能变革底。它的变革靠实力，改变一个社会底人须在相当底范围内，有一个社会原有底实力。从这些原有底实力，生出新实力。有如此底新旧实力，它方能推动一个社会，使之变革，使之有一新性。就此推动底人说，他必须有藉于此社会原有底实力；就此社会有新性说，有新性必有根据于旧情。有许多人，坐在房里，拿起笔来，写了许多关于政治或社会方面底文章，结尾总是：“愿国人共起图之。”这所谓国人，在逻辑上说，是指一国内底每一个人或所有底人，但在实际上，是一无所指。当然他这“愿”是一定要落空底。他的“愿”落空以后，他又骂大家不努力，不争气。这个“大家”与那个“国人”同是在实际上一无所指。他的这些讲论，这些骂，对实际当然都是无关痛痒的。

社会上底变革，其剧烈者我们称之为革命，照上面所说，革命亦须有根据于旧情。就革命的结果说，它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就革命的动力说，它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就其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说，它是继往。就其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说，它是开来。开来的充分底意义，革命最能将其表出。所以普通说到革命，大都注意到它的开来的意义。但若忽视了革命亦是继往，则对于社会上底变革，亦不能不有误解。我们于下文打算就这一方面多说一点。

建立中华民国底辛亥革命，就一方面说，是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就又一方面说，是自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就其是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说，这个革命是开来。就其是自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说，这个革命是继往。就这个革命对于以后底影响说，这个革命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步骤。就推动这个革命底实力说，这个革命大部分，至少一部分，是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

这个革命初起时所用底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口号以后发展为整个底

三民主义

。不过以后三民主义中底民族主义是泛说，而当时底民族主义则是确切对满清而发。在清末的时候，卢梭的《民约论》一类底书，固然是为一般人所传诵或所暗中传诵，但更引起人的情感底，是明末遗民的著作。在这一类底著作中，有些兼有所谓提倡民权的意思，如黄梨洲的《

明夷待访录

》等书。这些书自然更是风行一时，或暗中风行一时。我并不以为，专靠这些书，即能引起清末底革命。不过在这些思想的流行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底革命的方向。思想是行动的自觉。专就这一方面说，思想是行动的反映。但一个行动有自觉以后，它更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这就一方面说，思想是行动的指导。

在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方面说，辛亥革命有长久底、历史底背景。此即是说：在旧情方面，它有充分底根据。因此在这一方面，它有充分底实力。所以在很短底时间，它即把这方面底问题，完全解决。所谓完全解决者，即自辛亥以后，在中国即没有所谓满汉之争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以后亦永远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在“建立民国”这一方面，辛亥革命在旧情方面，没有充分底根据。辛亥革命后来完全成为政治革命。不过这个政治革命是跟着种族革命来底，是种族革命带进来底。它本身的背后，并没有实力，至少是没有充分底实力。所以在种族革命完全成功以后，单纯底政治革命，不久即站不住了。民国元二年，立了约法，开了国会，但约法国会后面，是没有实力底，至少是没有充分底实力底。没有实力或没有充分底实力者，在政治上不能有什么功用。

普通民主国的议会政治，如英美所行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在某一阶段内所能行底一种政治制度。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里说，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又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种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上所说议会政治，是行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经济制度底社会所能行底政治制度。这种经济制度，虽不是这种制度的实行的充足条件，而却是其必要条件。一个社会行了这一种经济制度，虽不必行这一种政治制度，但如不行这一种经济制度，必不能行这一种政治制度。在不行这种经济制度底社会里，若有人主张行这种政治制度，其主张即真正是不合国情，其言论是空言无补。

所谓民主政治，即是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化，必在经济社会化底社会中，才能行。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

中说

，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一个人的家是一个人的一切。他的一生底生活，都在他的家里。他若不做皇家的官，他对于政治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完全是皇家的事。即是一个为“臣”底人为皇家做事，亦是替人家做事，而不是替自己做事。这一点我们于第五篇《原忠孝》中，已说清楚。现在我们说，这一套办法，与民主政治是不相容底。在一个行民主政治底社会里，一般人必须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总统家里事。但这种看法，不是人凭空即能有底。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已与社会融为一体，然后他才可以真切地觉得，替社会做事，并不是替人家做事，而是替自己做事，不是“为人谋”，而是为己谋。必须如此，他才可以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总统家里事。

在民初，中国在经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生产家庭化底经济制度中。一般人民，都在他家里生活。他还只在他家里过他的自给自足底生活，他当然还只以他的家事为他自己的事，而以政治为大总统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大总统只是皇帝的别名。他对于他底义务，还不过是“完粮纳税”；他所希望于大总统者，还不过是“保境安民”。如大总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除了希望“老天爷有眼”，早叫“真龙天子出世”外，没有别的办法。民初的知识阶级最恨这些“愚民”。其实这些“民”何尝“愚”？照他们的原来那一套，本来是如此底。

那些不“愚”底知识阶级，仿照别底民主国家中底例，亦组织了些政党。但是他们的党，除了政纲不能推行外，只一个党费即成了问题。

在如上所说底普通民主国家里，议会的运用靠政党。所谓政党者，在原则上说，即对于政治上底问题作具体底主张底人所组织之集团也。在所谓民主国家里，若没有政党，则其政治，原则上是人人都管，而实际上对于政治上底问题却不是人人都有办法。我们常看见，在有些“无党无派”底集会里，一提出问题，大家都相顾茫然。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说了一大篇。主席问：“你所说底话是不是提案？”他说：“不是提案。我不过发表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而已。”他说的话在原则上大家都可参考，但实际上是没有人参考。如是发言人虽多，而决定实少。行议会政治而没有政党，则议会开会，必亦是这种样子。国家大事，都如筑室道谋，必至百兴俱废。政党是不能没有底，但政党的存在，如何维持呢？在原则上说，某一政党的维持，靠赞成某一政党的私人所捐助底经费。最能捐助这些经费底私人，自然是在经济上有实力底人，即所谓资本家了。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经济制度里，此支配者，即所谓资本家也。某方面资本家，帮助某政党的党费，而同时即为某党后面的实力。某政党不执政底时候，它可以宪法制裁政府，使其不能做非法底事。等到它执政底时候，它的反对党亦可以宪法制裁政府，使其不能做违法底事。如是宪法的背后，亦有了实力。

在民初，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在中国尚没有萌芽，至多是尚在萌芽。在那时候，虽亦有了政党，但那些政党如何维持呢？没有在经济上有实力底人帮助它们的党费，它们只好向军阀请求党费了。它们用了军阀的钱，它们的地位，即不能不依附于军阀。当时底知识阶级之未当政客者，只知骂当时底政客，何以如是不争气。实则他们亦是没有别底办法。

当时底知识阶级，常希望当时底军阀，拿出良心，遵守约法，服从国会。但政治上底运用，靠底是自己的实力，不是对方的良心。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自己没有实力，而只希望对方发良心，此与他们所谓“愚”民的希望出“真龙天子”，同是其“愚”不可及也。果然不久约

法成

了废纸，国会遭了解散，军阀成了藩镇，政客成了幕僚。“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中国历史上，于“改朝换帝”、“青黄不接”的时候，所常有底混乱，不能不重复一遍。直到国民政府二次北伐，中国才渐趋平定。

共产党的暴动，在过去所以能有相当底影响，亦是因他们的这种暴动在中国的旧情上，有相当底根据。中国的农民，能起很大底暴动，这在历史上是常见底。如汉高明太的起事，以及黄巢、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其结果虽殊，然都是这一类底暴动。中国的农民生长在生产家庭化底经济制度里。如有人与他们讲举代表、开国会等事，这些新底名词，新底办法，愈讲得清楚，愈使他们觉得糊涂。但如有人与他们讲“打富济贫”，“有福同享，有马同骑”等话，如有人与他们说，“如果我们成功以后，你们各人所种底地，即是你们各人的”，他们立刻即可了解其意义，而愿意跟着走。共产党所以能引起农民暴动者，即因他们在这一方面，是有旧情为根据底。

不过共产党所与农民讲说者，并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底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均是要高度地社会化底。共产主义所要者，是合而不是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并不是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行集体农场，农业工业化，才是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未曾见过，或未了解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底人，多以为所谓共产者是将一个社会所有底财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个社会的人每人均有一份。他们的这种想法，是注重在分。其实共产主义所谓共产者，是将一个社会所有底财富，都集中在一起，一个社会所有底人，合则有一切，分则一无所有，或很少所有；合则都是资本家，分则都是劳工。他们的这种办法，是注重在合。有人说，苏联所行底各种经济政策，其目的不过欲使人人都成穷光蛋而已。就“分”的一方面说，这话是不错底。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或上所说底民治主义，在一个社会内真正实行，都是一个社会已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以后底事。如一个社会尚未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则在这个社会里谈这些主义，都真正是不合国情，都是空谈无补。

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底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底变动而来底。有许多所谓教育文化方面底事，都是这样底。与其空谈应该统一

国语

，不如多设几个广播电台；与其空谈应该破除省界，不如多修几条铁路。有了这些东西，“应该底”才会跟着来。没有这些东西，“应该底”是空“应该”。

或可问：中国现在需要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固然是没有问题，但对于支配社会化或支配家庭化，是不是亦应该有所选择呢？有许多人就道德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的罪恶，以为为免除这些罪恶，我们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这是就道德方面说应该。我们可以说，专就道德方面说“应该”，则所谓应该是空应该。说空应该或空说应该，在实际上是没有效力底。若就经济方面，说中国的经济方面底设施应该若何若何，若不若何若何，则必不能成功，这是就情势方面说应该。这应该不是空应该。不过这些情势，我们于此不能讨论。我们于此只可以说，在近几年来，各方面的情势，已经逼迫我们选择了我们所“应该”选择底了。照着我们现在已经走底路走下去，重要底矿产、重工业，以及重要底交通工具，将来大概都是国营。其余底虽不是国营，而亦在国家统治之下。清末人本来已打算这样办。不过在清末，国营底事业，大概都是效率甚低，赔累不堪。而现在国营底事业，则至少有一部分是有很大底效率，且是很赚钱底。这是中国三十年来底进步，这是中国前途的希望。

或又可问：若一个社会原来行生产家庭化底经济制度，则其所新行，或所拟新行底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亦是于旧情无所根据也。于旧情无所根据，何以能行？于此我们说，一种新经济制度，在其完全实行以后，虽必引起人的思想以及社会制度的诸种变动，但于其初行时，则并不先需要此种变动。生产社会化的开端，始于工业。工业是一个相当进步底社会中所已有底。新式底工业与旧式底工业，所差在于规模的大小，及技术的优劣。所以所谓生产社会化的开始，不过是生产技术的改良，至于将来所要引起底各方面底变动，则是以后底事。就中国说，在初修铁路的时候，人以为不过是开运河、修长城一类底事而已，就其本身说，亦的确是一类底事。在开矿产的时候，人以为不过是以前开矿的继续而已，就其本身说，亦的确是以前开矿的继续。所以生产社会化的开始，并不是无根据于旧情，不过充其量可以使整个底社会完全有一新性。就其有根据于旧情说是继往，就其使整个底社会有一新性说是开来。

民初又有文学革命。这个革命亦有继往开来两方面。就其继往方面说，中国自唐宋以来，本有所谓语体文，这是有唐僧宋儒的语录，可以证明底。不但本有语体文，而且，至少自宋以来，其语体文与现在底语体文，大体上亦是相同底。明朝人的语体文，更是如此。例如杨椒山教子书，长数万言，几全是我们现在所通行底白话。

至少自唐宋以来，中国本已有语体文。讲学底人写语录用它，文学家写小说词曲用它，普通人写书信用它。这种语体文自唐宋以来，已经为思想家，文学家，以及普通人所普遍地使用。所谓国语底文学，及文学底国语，本来是已有底，而且本来是很普遍流行底。近人虽努力作语体文，而尚没有如《

水浒传

》、《

红楼梦

》等伟大纯文学作品出来，很少有如杨椒山教子书等可以感动人底文件出来。就这一方面说，民初的文学革命运动是继往。

或可说：上所说宋明人所用底语体文，恐不过是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用者，未必是当时人所皆能了解者。当时人的语体文，亦有为我们现在人所不易了解者，例如

明太祖

的诏谕，有些即是我们现在人所不易了解底。这是不错底。不过我们现在人所用底语体文亦是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用者，亦并不是全国个个人所都能了解者。不但现在中国的语体文是如此，在别国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如在现在流行世界底英文，实即英国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说底言语，所写底语体文。伦敦以外底“粗人”，所说底言语，即不尽同。英美新出小说中，往往直写“粗人”所说底言语之处，其不同是很大底。我们以上所说宋明人所用底语体文，是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用底。而我们现在所提倡底国语底文学，文学底国语，正是宋明人比较受过教育者，所用底语体文的继续。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中国文化的一脉薪传。

自宋明以来，语体文虽已普遍流行，但一般人总以它为非正式底文体。所谓正式与非正式是相对底。自六朝以来，骈文是正式底文体。到唐宋，韩欧的“古文”虽亦可用于碑板，但朝廷正式底制诰，还要用骈文。直到清末还是如此。凡皇帝用全衔，即“奉天承运皇帝”颁布底文件，例如诰命等，总是骈文。而群臣为正式底礼节所上底文件，例如贺表等，亦总是骈文。我们可以说，自六朝以来，骈文是最正式底文体，普通所谓文言文是次正式底文体，在民初文学革命以前，语体文是非正式底文体。语体文虽是非正式底文体，而却什么人在随便底时候都可以用，例如皇帝的朱谕朱批，是一种便条的性质，亦可用语体文，如“知道了，钦此”等。

民初文学革命的开来的方面，即是它说：语体文亦是正式文体，而且应该是以后惟一底正式文体。在以前语体文是非正式文体，所以可用以写语录，而不可用以写论文；可用以写家书，而不可用以与师友写信。在以前语体文是非正式文体，所以用语体文写底文学作品，都是“闲书”，不能入高文典册之列。文学革命以后，语体文成为正式文体，所以在这些方面，都翻案了。就这一方面说，民初的文学革命是开来。

我们这种说法，并不轻视或减低，民初文学革命的意义及影响。在现在看起来，把语体文升为正式文体，为容易而且极应该底事，但在当时确是有革命性底变动。我们往往于事后回看某事前，而觉其甚易，说：“哦，不过如此。”但如将某事与其当时底情形合而观之，则知这一句话是不能随便说底。

此外还有语体文“欧化”一端，似亦可列入民初文学革命的开来方面。不过这一端并不是文学革命开底。我们于第八篇《评艺文》中说，所谓欧化，大部分是现代化。现代人说现代事，其说底方法及形式自不能不有新花样。所以自清末以来，中国的语文，已经开始现代化了。

梁启超

的文章，固已充分现代化；即

严复

的文章，亦不是真诸子，真桐城。所以这一端，民初文学革命，虽扬其波，而不是开其源。

于此我们所要注重底，即民初的文学革命运动，若不是有继往这一方面，它不能有它所能有底成功。有许多在文字方面底改革，在旧情方面无所根据者，皆不能或不易实行；行之亦没有或很少有什么效力。例如在汉字旁边加注音字母，在原则上说，这对于初认字底人应该是方便多了。但实际上初认汉字底人还是直接记汉字的音，而不用旁边底注音字母。现在

小学

国语教科书里，汉字旁都有注音字母，而小学生能用注音字母底却很少，这即是因为这种办法，在旧情方面没有什么根据的缘故。

就以上所说，我们可见，社会上底事情，新底在一方面都是旧底的继续。有继往而不开来者，但没有开来者不在一方面是继往。